時事觀點

林朝億 媒體工作者 12月9日，北高選舉落幕，各種選後分析紛紛出爐。其中，大多數的專家大都以過去藍綠在這兩個直轄市長的選舉結果為基礎，分析這次藍綠實力消長（見表一、表二）。一般來說，這些分析大概也不出下列這幾項結論： 1. 比起2002年的馬英九，郝龍斌少了18萬票（10%得票率）；謝長廷則多拿了4萬多票，得票率增長了5%；而國民黨又在高雄市輸了市長選舉，國民黨是敗選，民進黨則是止跌回升。 2. 這次台北市長選舉的投票率只有64.52%，比起4年前的70.61%少了6%多；而高雄市長的選舉雖然兩黨候選人實力接近，但是投票率也是只有67.93%，比起4年前的71.38%，也是少了3.4%左右。這意味這幾年政黨惡鬥結果下，選民對於政治熱情有消退的情形。 3. 國民黨應贏未贏，馬英九是這次選舉最大的輸家，替原本看好的2008年總統大位，投下了一個隱憂；而謝長廷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而高雄施政滿意度又是陳菊當選的最大基礎。讓原本被視為砲灰的他，選後站上綠營總統候選人的領先地位。至於行政院長蘇貞昌誤判情勢，在處理國務機要費、首長特別費表現出來的曖昧態度，暗傷甚重。 表一：1998/2002/2006台北市長選舉主要候選人得票情形 資料來源：中選會網站 表二：1998/2002/2006 高雄市長選舉主要候選人得票情形 資料來源：中選會網站 當然，也有人從市議員的席次增長來補強上述的觀點。舉例來說，雖然相對4年前，國民黨在台北市議員的席次增加了4席，但是若是以泛藍為整個區塊來看，泛藍的席次則是從2002年的33席，掉到30席，少了3席。泛綠則是從2002年的17席增加到20席（見表三）。 表三：1998/2002/2006 台北市議員選舉各政黨得票情形 高雄市議員的選舉，則是泛藍的席次從4年前的19席，增加2席，成為21席；泛綠則是維持平盤，跟2002年的16席一樣。原本在高雄市具有一定實力的無黨籍人士，相對於4年前當選9席，今年只有7個人當選（見表四）。選舉結果一方面預告了高雄市議會政黨政治的來臨，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為什麼民進黨在高雄市長選舉會這麼辛苦的原因。 表四：1998/2002/2006 高雄市議員選舉各政黨得票情形 不過，這樣的分析還是太嫌粗糙。在這裡，我們引進藍綠板塊得票率消減的概念，來提供我們進一步的分析。這個分析法主要是分析近20年來藍綠陣營在同類型選舉的得票率消減後，得出幾個有趣的現象： 1. 除了2004年的總統大選外，不管是在總統選舉、立委選舉、縣市長選舉、縣市議員選舉、鄉鎮長選舉，泛藍的基本盤都大過於泛綠的基本盤； 2. 每次的選舉，比起上一屆的同類型選舉，藍綠的基本盤差距都在縮小，「以立委為例，從1986年立委選舉起，每次選舉，不管民進黨的得票是否明顯成長，但是，（泛藍—泛綠）的得票率差距，一向都以每屆4～6%的幅度縮小」。唯一一次的例外，是2005年的縣市長選舉，藍綠的差距從2001年的3%左右，一舉被拉大到8~9%左右。 幸好，這次北高市議員選舉結果，並沒有出現「逆轉」的情形（見表五、表六）。甚至說，台北市的情形還相當亮眼。比起1998年陳水扁、馬英九大戰情形還多進步了7%左右。可見這次選舉，即使綠營在市長選戰上，表面上不如1998年來得理想，但是在市議員選舉上，卻是有大幅的斬獲。 表五：1998/2002/2006 台北市議員選舉藍綠板塊得票情形 同時，當我們把焦點轉移到高雄市議員的選舉時，會發現相對於4年前雖然藍綠差距已經拉到6.6%了，但是今年這個幅度卻沒有明顯的縮小。這也說明了為什麼陳菊僅能以1114票的些微票數稍微贏過黃俊英的原因了。 表六：1998/2002/2006 高雄市議員選舉藍綠板塊得票情形 為什麼要引進所謂「藍綠板塊得票率消減」的概念作為分析工具呢？因為，這套工具也間接提供我們一個動態的選舉分析工具。並在樣本數放大後，避免因為首長選舉時（總統或市長）單一候選人的個人特質，誤導了我們分析藍綠板塊的客觀現象。也就是說，雖然我們很難確定台北市、高雄市市長選舉時，藍綠板塊到底真正差距多少時，我們可以透過其同時進行的市議員選舉進行分析。當然，這樣分析不是說，市議員選舉完全受到市長選舉影響，而忽略了個別市議員候選人選區經營的能力。但是，至少它可以提供給我們下列幾個簡單的推論： 1. 我們雖然不能完全確定市長選舉與市議員選舉的正負關係。但是透過高雄市市議員選舉板塊縮小及民進黨得以在一對一選舉中拿下高雄市長寶座的情形來看。除非特殊情形，否則綠營想要拿下市長寶座時，與泛藍在市議員板塊的差距還是不能太大。 2. 雖然一般認為，台北市藍大於綠的情形相當嚴重。但是隨著外在政治局勢的變化，這個板塊差距的確迅速縮小中。而且，如果綠營能採取適當的選區經營策略，並在大選期間推出適當的候選人（市長及市議員），這個板塊縮小的速度也許在未來的幾屆選舉中，還會進一步加速。 3. 雖然外界認為，台北市「中國城」，除非泛藍分裂，泛綠在這裡很難贏得市長選舉。但是，我們從高雄市的市議員基本盤來看，如果泛綠好好經營基層，經過一或二屆選舉，把跟泛藍在市議員的板塊差距縮小到6或5%範圍下，只要推出條件優秀的市長候選人，泛綠還是有當選的機會。

李欣芳◎自由時報記者 陳水扁總統強調只有台灣優先路線，沒有所謂的蘇修路線，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昨天 (2007年1月1日) 表示，除非蘇揆改變其開放的兩岸政策，否則他不會支持蘇揆選總統，他認為蘇貞昌還是有所謂的蘇修路線，因為蘇揆跟前新潮流系走在一起。 王世堅：扁對蘇善意警告 民進黨立委解讀不一，立委王世堅說，這是陳總統對蘇揆「善意的警告」，蘇揆開放八吋晶圓登陸是錯誤的。立委黃偉哲說，總統一方面替蘇揆背書，另方面則劃出紅線，要蘇揆不要衝太快。立委李俊毅表示，行政院的兩岸政策，可能與總統一貫宣示的基調有些落差，陳總統這麼說可能在拉回台灣優先基調，但沒有外界揣測有撤換閣揆的強烈訊息。 黨團總召柯建銘則直言，蘇修路線根本是媒體炒作出來的。 黃昭堂說，據他理解，扁蘇二人在兩岸政策的看法上有些不同，陳總統指沒有蘇修路線，不是贊同西進，相信陳總統沒有擴張兩岸經貿的意思。 黃昭堂強調，他要替反對兩岸政策開放的人講話，他的基層朋友即抱怨，台灣對中國的過度開放，已造成對台灣產業的打擊，政府不應再開放，台灣對外投資有百分之九十在中國，比例這麼高，兩岸經貿還要擴張到何處？台灣社秘書長楊文嘉則說，台灣社不反對開放零點一八微米晶圓製程登陸，但對放寬企業百分之四十登陸投資上限，並對放寬金馬小三通適用對象及人民幣在台兌換持保留態度。 台教會長何清人也說，以反對八吋晶圓登陸為例，台教會是站在監督政府政策的立場，不會介入民進黨總統初選之爭。民進黨及獨派內部近來均傳出，在立院休會後，閣揆將換人。柯建銘則說，他沒有接獲來自高層的任何訊息，無法評論。 李俊毅認為，總統經歷風雨後回到制高點，給行政院一點壓力，應堅定政策基調，閣揆有堅持執行總統政策基調的義務，假如蘇揆為了二○○八走自己的路，與總統意志有些區隔，就會出現緊張關係。與蘇友好的前立委李文忠認為，有關扁蘇緊張的說法，是空穴來風的揣測。 (原載於自由時報，2007年1月1日)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這次台北、高雄市長選舉，被泛藍陣營當作是對於陳水扁總統的不信任投票，相對之下，泛綠陣營認為高雄的本土意識堡壘象徵不能被馬英九突破，因此，把原本地方行政首長的選舉拉高到全國政治菁英動員的層次。 陳菊在高雄得以險勝，除了說是對於民進黨政績的肯定，也是在考驗本身對於內部派系的整合能力。由於陳菊在民進黨屬於美麗島世代、長期為人作嫁，這回首度親自披掛上陣，眾人即使對於其背後的派系操盤者不滿，也不忍讓她落選，因此，在最後關頭所舉辦的造勢晚會，主軸用的是「公道」。 由於背負新潮流在黨內掣肘的包袱，深綠選民一度意態闌珊，不過，在獨派人士相繼南下站台、掃街以後，其他派系的樁腳也不好消極抵制。加上明年立委選舉因為國會席次減半、選制改採單一選區，大家藉市議員選舉操練競選機器，也多少受益於市長選舉的裙尾效果。 當然，棄保效應奏效，將台聯黨候選人羅志明的選票壓到最低，也是陳菊挺住民進黨地盤的關鍵。不過，台聯黨的市議員候選人在高雄因而遭到連累，不只是沒有母雞帶小雞的效應，反而讓泛綠支持者順勢放棄民進黨的小老弟。其實，如果民進黨先前能盡心整合台聯黨，或許能接收一些淺藍的本土票，那麼，陳菊的選戰就不會如此驚濤駭浪。話說回來，不管是陳菊、還是黨主游錫堃，即使有心，恐怕也無力協調泛綠的提名機制。 在台北市，對於民進黨來說，在選民結構的制約下，本來贏面就不高，除非拉法葉艦案有突破性的發展、或是親民黨的候選人宋楚瑜能挖走一大塊泛藍支持者。不過，經過三次總統大選，泛藍選民已經充分體會團結力量大的道理，「四捨五入」的口訣奏效，因此，儘管經歷馬宋會的危機、以及謝長廷陣營全力打宋，終於還是成功\達成棄保，也讓親民黨在台北市議員選舉泡沫化。 由於成功\守住民進黨在台北市的孤島，謝長廷戍守有功\，加上趁機擴張市議會的勢力，同時也對明年的立委選選注下一針強心劑，難怪，競選總部的「選總統」呼聲不斷，宛如陳水扁當年連任失敗的場景，只不過，場面不再悲情，或許，這是謝長廷與陳水扁不同的地方。 相較於游錫堃暫時得以保住黨主席位子，行政院長蘇貞昌就顯得比較尷尬，特別是近日來刻意與陳水扁總統切割，雖非有意干預司法，臨陣談三道四，讓民進黨支持者強烈不滿，恐怕有傷其更上一層樓的雄心大志。一直到明年立委初選之前，即使阿扁留任閣揆一職，他必須韜光養晦並且拜託新潮流不要再砲口對內，否則，將喪失參加總統候選人出選的資格。 受傷最大的應該是國民黨主席，本來是大有可為的局勢，不僅未能攻下高雄，連台北市的基本盤也不能守住，可見，對內的整合能力還是展現不出來。面對虎視眈眈的黨內非主流派，能否參選未來的總統大選，令人懷疑。 (本文原載，《聯合報》2006/12/10)

尤榮輝◎台獨聯盟文宣部主任 James Crawford 警告台灣，台灣不能稱為主權獨立的國家，最大的責任在台灣本身，理由是：「台灣從未自我主張自己是一個國家」。 事實上，陳水扁總統一再公開宣稱：「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只是這樣的宣示並沒有得到國際的認可，也就是其「政治強度」還不足夠。 到底台灣或台灣政府應該怎麼做才能表明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而其力道足以讓其他國家認知到一個台灣國的存在實事，且另一方面又不能讓中國藉口武力犯台呢？ 運用國民總體意志，以民主方式進行「制憲」與「正名」，好像是比較保險的作法，但要由民間由下而上，以和平方式改造國家體制，工程龐大耗時，世界上找不到成功先例。況且在「鳥籠公投」層層限制下，單由民間力量進行這項工程，成功幾無可能。 若反過來思考，除了由下而上外，另一方面由總統、執政黨來推動，將觀念及作法由上向下，經由媒體、社團、學校、家庭推廣至每一個人，才有成功的可能。台灣過去推廣家庭節育計劃讓「一個不嫌少，兩個恰恰好」的觀念深植人心，就是由政府帶頭，由上而下成功改造社會的典範。 國家改造工程何其艱鉅，政府或執政黨若不勇於任事、扮演火車頭，而放由民間團體單打獨鬥，可說極不負責任。獨派團體過去努力追求國家獨立地位，就像開挖艱鉅的雪山隧道工程，若只由獨派團體在一邊努力挖掘，則完工日恐怕遙遙無期；若能由政府及執政黨在另一頭同時進行，則工期將大幅縮短。 如將2000至2008年定位為台灣民主及自由的確立期，則2008年開始的台灣總統繼任者，應該進行確立國家主權地位及打造新台灣國的憲政工程。此時，獨派團體在苦思突破「正名制憲」瓶頸的同時，是否也該逆向思考，想想隧道的另一頭也該有個全新的團隊？推舉一個可以擔負大任的國家憲政總工程師在2008年贏得總統大選，也許是此刻獨派團體應該慎重思考的問題。而民進黨的「四大天王」是否堪負重任？是否能走出扁政府的格局？亦不無疑問。

國家的國防、外交應該是超黨派，一個正常的國家在國防或外交上，無論在國內怎麼爭吵，對外則要一致性，此乃一個民主國的理想。事實上，這種理想不太受到重視，往往把國內的抗爭帶到國外去，希望得到國外友黨的支持，如果又和其國內反對的人來往，都會不太愉快。因此，超黨派很難實現，卻也是民主國家所面臨的問題。 至於台灣國家認同的問題，其實是認同的對象不一樣，國親兩黨也是有國家認同，只是認同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但台灣人所認同的是台灣國(新興國家)。國親兩黨認同的中華民國，希望最後能終極統一，而台灣人認同的台灣國，則是台灣獨立。因此，對國家的形體認識不同，當然對立就會增加，要等到解決之後為止。 向美國購買P-3C反潛巡邏機，或是愛國者飛彈，如果要買愛國者飛彈最好是買三號，因為攻打對方時二枚至少可中一枚；而愛國者飛彈二號的改良，可能打五枚才會中一枚，性能差很多。這些國防設備是很浪費且沒有生產性，打出去的炸彈一下子就沒有了，但是要製造那顆炸彈則需要很多資源。雖然國防費用很浪費，可是要做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如果沒有國防是非常危險；只有國防卻不一定能防衛，但可確定的是沒有國防，就一定會被欺負。因此，雖然浪費，但主權國家為了保護自己的國家，就應該要有國防。 以瑞士為例，雖然是中立國，但仍有國防，且花費很多錢製作武器賣給國外。反觀台灣，如果能自己製作武器，有了自主性就不受到外國的牽制；另外，自己製作武器，在補給方面就更為容易，因為戰爭時武器是最大的消耗。其缺點是，自己製作武器數量就會少且成本會增加，比較不划算。比較重要的武器還是得向國外購買，因為台灣和中國在對抗，可是世界上的政治面太過現實，都很怕得罪中國，台灣如要購買武器，都不太願意賣給台灣，也因此無論多貴都會去購買。 其實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向國外買武器也很悽慘，像日本從2006到2009年所使用的戰鬥機要換新，雖然自己有開發戰鬥機，其費用卻相當高，還是得向美國購買。美國目前正在開發終極的F-35戰鬥機，而且是在研究當中尚未完成，如要購買則需再等很久的時間。因此，日本想買美國開始配給空軍使用的是F-22戰鬥機。一架戰鬥機的價格約一億六千六百萬美元(未含開發費用)，如果加上開發費用則需要三億五千萬美元，何況日本是正常的國家，又是美國的同盟國，日本要購買F-22戰鬥機也須花三億二千多萬美元；除購買新的飛機費用以外，還要加上日本空軍駕駛員的訓練費用，是美國空軍向自己購買的二倍費用。新武器，美國是絕對不賣給外國，賣給最親密的友好國家像英國，也許\會賣同樣的價錢；賣給同盟國如日本就會降級，賣給韓國、台灣等更再降一級。所以，台灣向美國所購買的F-16和他們使用的就大不相同。此次台灣向美國購買潛水艇、P-3C、PAC-3飛彈三樣軍購，結果美國開價六千多億，其實國親兩黨很憤慨是有道理，因為費用太貴被人當凱子。 總之，我認為大家是否能再重新思考，軍購案在程序委員會已被拒絕第六十三次，假使費用太貴可在立法院相互討論，但連討論都沒有，充份證明國親兩黨利用政治鬥爭來鬥垮國防。在此呼籲各位要多忍耐，國防實在太重要了，也稍微尊重國親兩黨所說的話，但只要瞭解一下就好。也由於國親兩黨的阻礙，所以軍事採購價格有下降；此外，國親反對軍購當特別預算，主張將軍購納入國家正常的預算中。坦白講，每樣用特別預算並不太好，日本的國家預算，其特別預算太多了，幾乎到達一般預算，其實這樣對國家的運作並非不好。所以，當國親二黨提議儘量不要用特別預算，將其變成普通預算在國防預算裡。國親的主張對的部分，不妨誇獎他們，能通過國防預算，才是重要。

周叔夜◎外交官 全球最重要的國家競爭力評比機構之一的世界經濟論壇(WEF)於26日公布最新全球競爭力的排行榜。台灣在125個受評的國家中，從去年的第8名滑落5位，位居第13名。 巴西首都，也是全巴西最具政治份量的巴西利亞郵報當天用了整頁的篇幅來報導此項消息。在報導中，也列表舉出幾個與巴西關係比較密切國家去年與今年的變化情形。由於巴西正在掀起一陣中國熱，因此當然不會漏掉中國。不過中國的排行是第13名，比去年下落五名，同時又印出中國的五星國旗，正好把台灣報導成中國，連五星旗也成為台灣的國旗。有趣的是在社論時，又特別提到四磚國的動態，在那裡提起印度今年是第43名，中國是第54名等等。 本代表處看到此篇報導之後，馬上去電報社，要求更正。因為錯誤的報導，將使讀者有錯誤的認識。總編輯接到電話時，還理正氣壯地說明那報告是寫中國（China），但經過考證之後，馬上又來電道歉。但在道歉之中，還問起為什麼我們的國名還有China字樣，難怪他們會搞錯，並於次日登出一則更改啟事，說前天的那個報導第13名的國號是台灣。 為了正名、制憲等諸敏感問題在台灣熱烈地討論時，我願把親身經驗遇到的事實擺出來，供關心此議題的人作參考。

郝雪卿◎中央社記者 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晉三就任後不久就出訪中國，是否牽動台日關係？駐日代表許世楷及亞東關係協會會長羅福全今天在一場演講會中，對台日未來關係都抱持樂觀態度，兩人認為，台日都是民主化國家，且有共同的社會價值，台日關係不僅不變，未來只會更好。 台灣安保協會下午在富王飯店舉辦演講會，邀請前駐日代表、現代亞東關係協會會長羅福全以「透視日本安倍新內閣，展望台日新關係」為題發表演說，並由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黃昭堂擔任引言人，返台出席「台日貿易經濟會議」的駐日代表許世楷也到場聆聽。 安倍晉三上任不久就出訪中國，會晤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是否牽動台日既有關係？許世楷認為，雖然日本與中國有技術性及意願性的接觸，但中日之間關係要很密切有困難，且安倍是位保守的政治人物，台日兩國關係不會有大變動。 許世楷進一步表示，台灣是民主化國家，與日本有共同的社會價值觀，中國是獨裁國家，還有人權問題，大家可從日本提供台灣國民免簽證待遇，就可以了解日本對台灣的態度，台日關係不僅不變，未來只會更好。 羅福全也認為，去年在中國大陸曾發生多起反日運動，日本國內的反中情緒也達到百分之六十五，多數認為中國對日本不友善。安倍是戰後政治人物，沒有以前的意識型態，對外關係是以國家利益為導向，同時安倍內閣中親台大臣有九人，親中的只有一人，台日未來關係是樂觀的。 他說，二０００年台灣政黨輪替，讓歐美國家見識到台灣民主化成就，在中國壓力下，美、日等國對台獨都說不支持，但並不代表反對台獨，這是一種模糊外交，而台灣目前最大的危機，就是有無決心，維持自由民主體制是台日關係的基礎，台灣要有能力向國際展現決心。

張葆源◎曾任台灣憲政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務機要費案偵結起訴後，由於第一夫人之犯罪態樣屬於刑法上的身分犯，須以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共同實施為前提，從而引發檢察官能否偵查總統及法院應否受理等爭議。 近日法界屢從憲法第五十二條闡釋起訴書的合憲性，迭有高見，惟本案若有不易究明之政治行為，則又觸及權力分立。經查，該案確有兩件對外秘密事項，從而檢方能否以「甲君」案之偽證驟然否定其他機密之存在，顯有疑惑；況該行為若涉及高度政治性，是否適合司法機關進行判斷，殊值深究。 憲政學說及判例均承認若干例外是為司法權之所不及，例如「統治行為」。其概念源自德語的Regierungsakt，理論認為某些行使統治權之國家行為具有高度政治性，司法機關不宜審理。美國則稱為「政治問題」（political question），其理論由聯邦法院判例匯聚而成，法院劃定若干國家行為，排除司法權之行使。該理論發展迄今，雖無確切範圍，惟美日等國大抵涵蓋\國內事項和對外關係，諸如國會自律、發動緊急權、領土割讓或合併、外交活動、國家承認、政府承認、交戰團體之承認、國境或公海之確定等。 日本學界對於統治行為理論見解紛陳，早期以肯定說為主流，晚近趨向折衷說（限定範圍）。肯定說指出，某些國家行為具有高度政治性，不宜由法院進行法的價值判斷，因此，與其委由法院作出高度爭議性之判決，毋寧委由國民針對行為主體進行政治批判。該說又分： 一、自制說：宮澤俊義、外間寬等人基於「司法消極主義」，主張法院應行自制，從「法院並未擔負政治責任」進行論述，認為法院應考量「比例原則」，慎重處理高度政治性之國家行為；亦即，法院衡酌涉入判斷可能引致之後果，倘介入將發生重大政治混亂，則應捨大害而就小害，避免捲入政治紛爭。 二、內在制約說：從司法權之結構、性質及司法權與其他國家權力的關聯性進行理解，認為司法權在憲政架構中有其權力限度。入江俊郎強調三權係處於「互不侵犯的對立關係」，統治行為應「保留給國民作最後判斷」；雄川一郎認為「司法權並非萬能，應存在一定界限」，進而推出「縱為法律問題，甚或與國民之權利義務有所關聯，惟因其觸及國政之重大問題，故不宜由法院透過訴訟程序加以解決」。 綜上所述，假設國務機要費之使用涉及高度敏感的國際或兩岸關係，法院即便介入，或恐治絲益棼，難斷真偽，況若強行介入，亦將引發司法政治化之危機，焉能不慎！美國大法官Mr. Justice Frankfurter說過：「憲法曾將大量政府重任，交由行政及立法部門執行，並由人民行使最後之監督加以控制」，今天司法機關若無力釐清葛藤纏繞的政治議題，何不回歸國民主權原理？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自從兩千年總統大選以來，由於朝小野大的困境，讓陳水扁政府一直無法伸展大志。在國會與行政的角力過程中，除了立法的全力杯葛，也有罷免的嘗試，不過，由於憲法對於民選總統的任期保障，終歸無疾而終。接棒的所謂反貪腐運動雖然一時風起雲湧，然而，街頭運動終究要回歸體制內的化解之道，因此，歹戲拖棚的紅杉軍反而幫助士氣低迷的民進黨稍挽疲憊之勢。 在陳瑞仁檢察官依『貪污治罪條例』起訴第一夫人吳淑珍等人以後，陳水扁總統經過兩天的思考，以記者會的方式全力反擊，儼然化身為辯護律師，也上演一場令人錯愕的不對稱論述競賽。儘管陳瑞仁在大學時代與當今民進黨新潮流人士熟識，或可免於泛藍挾司法之名以行鬥爭之實的指控，不過，在排山倒海般的政治連環套紛圍之下，還是讓選民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對於陳瑞仁來說，不管國務機要費的最後用途為何，只要是拿發票來湊數，就是偽造文書、甚至於是貪污。然而，對於陳水扁來說，由於國務機要費的科目一再變動，在迫切的祕密外交考量下，只好便宜行事，造成行政程序上的瑕疵；阿扁甚至於對檢察官揭露受款機密人士的身分，強烈表達不滿。 撇開政治鬥爭的框架不說，從三權分立的憲政原理來看，總統為了國家安全、特別是涉及外交運作，多少擁有一些行政的特權。我們考察美國的經驗，從開國元勳傑佛遜、林肯、到兩位羅斯福總統，大致是維持強勢總統的姿態，而且也受到百姓的支持；不過，自從尼克森總統陷入水門案件以後，國家機密被用來掩飾罪行，人民對於國家元首的信任度下降，領導者比較不願意堅持行政權百分之百不容侵犯。 相較於美國憲法對於總統彈劾的詳細規定，中華民國憲法的相關條文簡單扼要，也就是第五十二條「總統除犯內亂或外患罪外，非經罷免或解職，不受刑事上之追究」的規定。雖然憲法沒有說明究竟總統在甚麼樣的情況下可以被罷免、或是彈劾，譬如濫用職權、或是干擾司法，然而，為了保護總統一職的崇高地位，總統到底還是可以拒絕一般的司法偵訊。 然而，不管是出於尊重司法的善意、或是突顯司法的濫權，陳水扁總統為了頭目津貼案前往花蓮應訊，已經製造破壞憲政制度的先例，作繭自縛。此回，他再度自動放棄特權以展現親民的態度，恐怕不是見樹不見林，而是犧牲憲法的優越性，打算展開近身搏鬥，也就是說，面對敵人的踏伐、以及同志的逼宮，阿扁唯一的靠山就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阿扁在記者會上所提的說明，大致上可以歸納出兩種戰術，也就是審計單位在找麻煩、以及「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以」的原則。就前者而言，除了說總統的機密外交款項被在野黨操控的國會大幅削減以外，只好動用總統本身的國務機要費，然而，審計部卻一再變更科目、以及單據的相關規定，而且又未善盡事先告知的責任，擺\明的就是與泛藍一鼻出氣、故意入罪於人。就後者而言，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要錢不是落入自己的口袋，瑕不掩瑜；更何況，其他行政首長都有特支費，就是總統的手腳被綁死了，未免太委屈了。 誠然，「刑不上大夫」是封建時代的看法，而「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也符合民主社會的期待。陳瑞仁或許\想要當包青天，問題是，不只是政治問題不能用法律解決，憲法問題也不能用司法解決。不過，在憲政灰色地帶有待釐清之際，正義的韁繩恐怕還是在百姓的手上。究竟總統的作為有無不當、有無必要、有無罪刑、以及如何處置，民意未必有相同的強度。 在這回戰役，陳水扁似乎是越戰越勇，特別是喊出「扁嫂一審判決有罪就下台」的豪語，彷彿是相當胸有成竹。相對下，最大的受傷者是一向政治盤算精準的新潮流，不要說賠上高雄市長候選人陳菊，差一點連行政院長蘇貞昌都燥進地跟上切割的路子。同樣地，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謝長廷的揶揄，反映的還是化不開的扁瑜亮情節。 這回如果能度過難關，受盡制度吃人苦投的陳水扁總統，如果無力履行國家定位的政見，應該保握剩下來的任期，至少可以進行制度建立的努力，還是可以在台灣歷史正面留名的。

陳國雄◎台灣安保協會研究員 在輿論壓力之下，三大軍購案當中的P-3C反潛機與愛國者二型飛彈性能提升案預算終獲通過，雖然值得欣慰，但潛艦預算原編45億元被刪到僅剩2億元，愛國者三型飛彈編列的114億元則被全數刪除，令人深感遺憾。 國家安全戰略的最佳境界，就是有效嚇阻敵人發動戰爭，確保和平；其次則是一旦戰爭爆發，讓敵人無法得逞。若要確保安全與和平，不能憑空期待敵人的善意，關鍵是要倚靠自己的防禦力量，使敵人沒有勝算而「不敢」發動戰爭，或是敵人將因戰損極大而「不願」開戰。很淺顯的道理，堅強的國防可使敵人不敢造次，薄弱的國防很容易引誘敵人侵犯。 綜觀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建軍方向，大都發展攻擊性武器，而台灣則以發展戰略守勢的防禦性武器為主。近年來，中國的飛彈攻擊戰力急速提升，在海空戰力方面，中國的新一代戰機（殲十、蘇愷二十七／三十、殲轟七機及轟六導彈機）總數已達五百架，超出國軍主戰飛機約二百架；另完成接收俄製十二艘基洛級潛艦，並加速「093、094」型核動力潛艦的測試進程，目前性能優異的潛艦有三十餘艘，向俄羅斯購買四艘「現代」級艦及自製的「中華神盾」艦052C型均已成軍，台海均勢逐漸向中國傾斜。為因應此一險惡態勢，國防部規劃的三大軍購案深具戰略意涵。 由於中國海軍的反潛能力薄弱，一旦台灣取得8艘潛艦，部署在台海週遭伺機伏擊，中國海軍將難以動彈。如果台灣潛艦部署於南海，也可以攻擊中國的石油運輸能源路線，制肘中國的動武企圖。從國防投資的角度來看，以台灣採購8艘潛艦及12架P-3C反潛機的投資計算，勢將逼使中國增加7.7倍的金額來提升反潛戰力，因而排擠解放軍發展其他攻擊性武器的投資，相對舒減對台灣的軍事壓力。 至於愛國者飛彈的採購案，以現有的反飛彈裝備來估算，僅能防護25%的人口和8%的工業生產力。採購案順利執行之後，至少可以防護70%人口和60%的工業生產力，軍事資產的防衛可從原先的17%提升至75%，大幅降低中國導彈攻擊的效能，嚇阻中國冒然開戰。就戰略意涵而言，愛國者飛彈採購案與分享美軍DSP預警衛星的「即時資訊」有關，透過美軍海外基地的「聯合戰術地面站」（JTAGS），使台灣建構中的C4ISR指管通情系統與美軍連線，在美日同盟的第一島鏈防衛線，台灣不致成為脆弱的戰略缺口，彼此構成實質同盟關係，足以遏制任何軍事盲動。 P-3C反潛機與愛國者二型飛彈性能提升案的原編預算全數通過，足以證明泛藍立委口口聲聲「凱子軍購」的說法毫無根據。如果軍購案的預算編列真是凱子軍購，何不將軍購預算付委討論，刪除不當預算，不但可以防杜弊端，同時也能夠讓軍購案合理進行，確保國家安全。軍購案在程序委員會慘遭泛藍立委封殺62次之後，此次潛艦及愛國者三型飛彈的採購預算同樣沒有討論的餘地，如此毫不講理的作風，根本就是反對台灣具備足夠的防禦力量，替北京日後武力犯台創造有利條件。難怪外國媒體宣稱反軍購的立委，簡直可以獲得中國的授勳。

就在十月二十七日，南非的約翰尼斯堡國際機場正式改名為OR Tambo International Airport，以已逝之前非洲民族議會（ＡＮＣ）主席奧立佛．譚波（Oliver Tambo）為名，以紀念其對於南非解放運動的貢獻。如果，我們一一列舉反對約堡機場改名的主張，跟反對桃園中正機場改名的說法，其實相差不遠。甚至如前新潮流大老洪奇昌本週日發表的「華航正名應理性考量 」鴻文，主張「貿然行事的結果，可能嚴重損及華航以及廣大乘客的權益」，也並未超越南非反對改名人士的論述。 跟台灣一樣，同為移民國家的南非，也充斥著許多外來者的名字。以約翰尼斯堡為例，就是當年兩個殖民官員Johannes Meyer和Johannes Rissik兩人為了表彰自己的功\勳而命名。同樣地，約堡機場在一九五二年剛成立時，也是以曾兩度擔任南非總理、支持種族隔離政策的詹斯姆滋為名的。一九九四年，曼德拉當選首任黑人總統後，下令改為約翰尼斯堡國際機場這個中性名字。當時政府還宣布，往後的機場命名，不會再以政治人物為名。可以想像地，這次當政府打破了自己先前承諾後，白人族群會怎麼看。 一般白人大都不贊成機場改名，他們的說法也跟反對中正機場改名的講法類似：浪費公帑及操弄政治。白人的學校也不贊成將已享有盛譽的校名改掉，讓他們失去歸屬和榮譽感。南非商業航空協會總裁Oliver Stratford更指出：依國際行業規則，國際機場的名字應該與該城市名字相同，約堡機場改名後，將給各航空公司和旅客帶來不利的影響。 但支持改名者如依庫蘭尼市長所說的，「大家不要被這個改革的代價所困擾；因為這是國家走向進步所必須要付出的代價。」中央政府更是主張，南非實施種族隔離制度時期，曾使用政治人物的名字為街道、學校和建築物的名稱，現在若繼續，將對當年受害黑人有所冒犯。 可以想像地，當台灣各地充斥著中山與中正街名、建築物或是「中國」某某公司之際，如果推動比中正機場更深層的正名運動，民進黨勢必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當台灣「七一五學者」喜歡以南非的「真相調查及和解委員會」來檢驗民進黨政府實踐轉型正義時，我們卻發現，弔詭的是，他們一方面批評民進黨政府不處理轉型正義，卻又一方面指控陳水扁挑起族群衝突。也許透過檢驗南非政府的作為，可以讓民進黨再度找回執政的價值。如果因為害怕面對衝突，就不敢展開公民辯論或是改革時，恐怕不僅無法找回真誠的自我，也將沒有勇氣面對未來。

張學謙◎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 民進黨政府自稱是本土政權，又號稱是人權立國，不過，對於族群語言權利的維護卻漫不經心，令人失望。據報載，九月七日行政院長蘇貞昌在行政院會表示反對以公權力推動語言，也不贊成語言獎賞制度的建立，看來『國家語言發展法』的制定大概遙遙無期，陳總統的競選支票又要跳票了。 蘇院長顯然不了解現代語言人權的發展，忽略了政府在語言復興的過程當中，可以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人口、政經勢力和制度性的支持是影響族群語言的延續力的三大因素。弱勢族群人口單薄，缺乏政經勢力，只能依靠政府提供的制度性支持，進行語言復興的工作。 政府能提供的制度性支持最重要的是語言權利的保障和獎賞制度的建立。這些都是『國家語言發展法』應當處理的事項。蘇院長認為推動語言不須公權力，就表明了民進黨政府不打算積極的促進語言權利、維護本土語言生存。 語言權利和語言保存息息相關。這也是為什麼面對母語流失，先進國家常透過賦予弱勢族群語言權利以確保族群語言活力。弱勢語言缺乏強勢族群語言所享有的語言權利，無法在公共場合使用，造成族群語言活力不足，弱勢族群常被迫放棄母語，轉向強勢語言。語言的流失或死亡實在是語言不公平的結果。要是無法保障弱勢族群的語言人權，使之得到公平的對待，弱勢語言終將滅亡。 加分優待等語言獎賞制度也有其必要性。缺乏實用價值常常是弱勢語言流失的主因。一個語言要是欠缺尊嚴、財富和法律權力，常會讓人瞧不起，其語言使用者一有機會就會放棄母語，轉用能帶來實質利益的強勢語言。換句話說，要促進母語保存就得提供能提升語言工具性價值的語言獎賞系統。母語需要成為個人的資源，才能促進母語保存。原委會前主委尤哈尼曾主張要「以功利的箭復興母語」就是這個道理。建立語言獎賞制度，讓母語學習成為學生的資源，可以促進語言保存，也可以糾正母語沒有用的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