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江澤民訪日到小澤一郎訪中──日中外交的分水嶺
林建良◎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 挾著讓柯林頓在上海說出「對台新三不」的餘威，江澤民一行大剌剌地於去年十一月踏上日本。原本這是中國第一次以國家元首之身份訪問日本，其歷史意義不言可諭，然而以洪水災害為藉口而實則為事前折衝無法達成共識而延期為這次訪日中，無可置疑地中日雙方都已有某種程度的心理準備，知道這次訪問不可能太多的外交成果。即或如此，江澤民傲慢近乎粗暴無禮的用辭及完全無視於外交禮儀的態度仍然讓日本人看傻了眼。不管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迎賓館」的正式晚宴中，或隔日日本天皇招待的皇宮中的正式國宴中，江澤民都以教訓的口吻滔滔不絕地告訴日本要有所謂「正確的歷史認識」及執拗地要求日本為過去的侵略道歉，並要求日本在「對台新三不」上文書化。 的確，過去日本的對中外交充滿著「西瓜偎大邊」的事大主義。這種氣氛除了充斥在日本的外務省內，日本的傳播媒體也多有此傾向。這種對中國有「贖罪意識」而產生的所謂「上下座外交」支配了日本的對中外交將近三十年。然而此次江澤民的態度使日本不論政界、官界、學界或媒體都不禁懷疑，日本到底要道歉到什麼時候？中國一方面口口聲聲要中日友誼，一方面厲聲教訓，另外卻又厚顏地向日本伸手要錢的一邊倒外交到底要持續到何時才能有真正的友誼產生？日本的各大報包括立場較親中國的《朝日新聞》都在社論上表明此次江澤民訪日是個失敗的訪問，《產經新聞》更表示此次的江澤民訪日正是日本對中國的所謂「謝罪外交」寫下終止符的時機。 事隔三個月，於今年二月底，日本聯合內閣執政黨的由黨黨首小澤一郎訪問了北京。如所周知，小澤一郎是主張此次「日美安保條約」中的「防衛指針」修正案中所提到的「日本週邊事態」的週邊應有地理概念，亦即要將台灣包括在內的政治人物。於去年江澤民訪日後，小澤一郎也於十二月八日於江澤民曾發表過演講的早稻田大學內做了一場演講，演講中提及中國與日本的外交關係到目前為止是一種近乎「金錢外交」的外交關係，中國大聲恐嚇，日本急忙給錢。而這樣的外交關係也許在日本停止給錢時，中國也就情斷義絕了。如此敢言的政治人物當然中國不可能太歡迎，果然他到了中國見不到要見的江澤民，中國只派出排名第六位的政治局常務委員尉健行與小澤一郎會談。會談中彼此不僅沒有交集，而且還以近乎對罵的方式相互指責對方干內政。小澤在北京只停留十八個小時即返回日本。 如在以往，這樣的方問成果只有被日本的媒體拿當肉砧而已。然而在三月八日日本《經濟新聞》的一篇專欄中卻指出，能對中國明確表明自己的立場不再像過去日本政客對中國唯唯諾諾的態度，正是日本所需要的對中國交往的態度。從這個觀點來看，小澤一郎訪中的意義不可說不大。 其實，日本對中國外交的風向轉變在江澤民訪日之前即可略見端倪。這除了因中國在事前交涉中所表現出來的傲慢態度之外（讀者也許看看汪道涵訪台之前的中方交涉態度即可略為想像），包括李登輝總統本人在內的台灣對日外交戰，不管是官方或民間的努力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江澤民訪日當天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小淵總理在七點迎賓館的晚宴之前，於東京芝公園參加一位在日本政界極具影響力的長老級人物的慶生宴。筆者也在應邀之列，正好有機會與小淵總理及當日壽星做簡單交談，他們那時即提起此次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絕不會讓步，請我放心。而這位日本政界長老級的壽星於去年七月即曾訪台，與台灣高層交換了不少意見，包括江澤民訪日一事。 由此可見，目前的時機正是日本對中外交方向的轉捩點，日本不管民間或政府，正在逐漸地以正常的眼光來看中國與台灣。二月二十四日出版的日本國際情報誌ＳＡＰＩＯ中，日本著名的作家落合信彥更提出以日本、台灣為主軸的經濟及安全保障同盟的提案，這種聲音至少在去年以前的日本幾乎是難以想像的。對台灣而言，日本是僅次於美國的重要國家，而對日外交無法只由政府或只由民間來推動，此刻正是我們整合所有力量讓日本正視台灣及台灣人民的聲音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