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主張

各位貴賓、各位學者專家、各位關心台灣的朋友，大家好： 首先代表李登輝民主協會感謝各位先進，共同參與今天「探討中國學術研討會」。 李登輝民主協會成立三年以來，一直以維護台灣主權、提昇民主素養、深化台灣民主發展、推動民間國際交流等四大宗旨，來作為協會成立的主要目的。一年來李登輝民主協會先後舉辦「政治與經濟」及「土地與政治」二次學術研討會，希望結合眾人智慧，為台灣這塊土地，找出未來的活路。 特別是今天，由協會國家發展部召集人施正鋒教授，邀請許多年輕的專家學者，透過每週一次讀書會的方式，分別從就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等面向，進一步探討中國、分析中國、更深入了解中國，作為台灣朝野各界未來與中國交流的參考。今天「探討中國學術研討會」的召開，就是初步的成果發表，也期盼在大家的互動交流下，能激發出更多的寶貴意見。 中國的崛起 2010年中國社科院發布《國際形勢黃皮書》，對世界11個大國的綜合國力進行評估，中國社科院認為，美國、日本和德國等三國的綜合國力，排名世界前三名，中國則位列第七；在軍事上，美國、中國和俄羅斯則分列前三名。事隔二年，重新審視這份評估與各國的實際國力，也許，不僅沒有過度誇耀，恐怕還有點保守。 無庸置疑，21世紀的中國，已經是世界大國，世界的工廠, 世界的市場,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 作為一個世界大國，中國並非沒有威脅，只是中國的威脅，並不在於外部，而在於國內社會。中國在經濟上是資本主義、在政治上是威權主義、在文化上是保守主義。快速發展的資本主義，導致貧富差距與區域差異，日趨擴大；威權體制下的政府，嚴重限縮社會力的發展，導致第三部門與多元文化，無從發揮監督制衡的功能，這些都是中國內部的威脅。有人說，「中國是大政府、小社會」、「中國沿海是歐洲、內陸是非洲」、「在中國，開會時只能拍手，不能舉手」、「貪污嚴重，不治貪污會亡國，治了貪污會亡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既沒有人民也沒有共和」，這些戲言，某種程度也具體而微地說明了中國社會的現狀。 正因為如此，中國社會在長期的高度經濟發展下，更加深了貧富差距、區域差異與貪污腐敗所帶來的相對剝奪感，而這正是中國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原因。根據Wall Street Journal的統計，中國一年有18萬件的民眾抗爭事件，也迫使中國自2009年起，公安部門的維穩預算超過國防預算，這不僅是世界各國預算制度史上的一大「奇觀」，也顯示來自中國國內社會的威脅。 台灣的優勢 一個強大的國家，並不等於一個偉大的國家。誠如司馬文武所說，中國儘管已經崛起，卻是「孤獨的崛起」，在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的實踐上，還是非常的蒼白。偉大的國家，讓人尊敬；強大的國家，則令人生懼。特別是台灣，該如何面對一個地理位置緊鄰、具有共同血緣、卻又令人生懼的世界大國？ 去年6月，廣東新周刊雜誌派了70人的龐大訪問團參訪台灣，7月製作了一本專刊報導台灣，封面就以「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為標題，詳述訪問團在台灣的所見所聞。 2012年12月12日，李登輝前總統到雲林科技大學以「李登輝的一堂哲學課」為題發表演講，一名大陸交換生提問：「幾千年來大陸與台灣血濃於水，且一國兩制對台灣民主沒有影響，請教您有什麼看法？」，問題尖銳地挑動全場聽眾的敏感神經。李前總統嚴肅地回答，「中國有五千年歷史，但你來台灣學到什麼？台灣人的親切、自由、可愛，反觀大陸有沒有？中國要向台灣學習」 這就是台灣的優勢。 台灣的自然風景也許比不上中國、台灣的經濟規模也許比不上中國、台灣的軍事力量也許比不上中國、台灣的硬體建設也許比不上中國、台灣民選的政府效能也許比不上一黨專政的中國，但是在這一塊土地下生活的台灣人民，卻比中國人民更自由、更文明、更友善。 自由、文明、友善是台灣人的關鍵字，既非口號標語，也無法裝出來，就寫在台灣人的臉上，落實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在兩岸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台灣人的自由、文明與友善，以及培養這樣價值觀的生活方式，是對中國人民最有吸引力的軟實力。 兩岸的差異 中國當局長久以來一直強調兩岸同文同種，具有共同的歷史、國共情結、血緣、地緣、語言、文化與感情，並以此為基礎，來作為統一台灣的軟性論述。然而，同文同種的血緣論點，已經是一個落伍過時的觀點，更非現代國家組成的要素。事實上，世界上有許多國家，是由同一民族分別組成的不同國家，如德國、奧地利兩國；也有如美國，是由不同民族組成，形成民族的大熔爐。 台海兩岸，經過四百多年來的地理隔離，以及歷經日本、國民黨政府，近120年的分隔分治，已經讓兩岸的關係脫離歷史、地緣、血緣、語言、文化、感情的問題。兩岸的真正距離，是在於生活價值、生活方式、自由民主、人權文明等普世價值的差異。 馬英九總統上任五年多以來，兩岸交流更為頻繁深化，台商投資自由、陸客來台倍增，雙方政府又互簽ECFA。按理說，「兩岸共為一家人」的觀念，應該更為台灣人所接受。然而，在最近的民調上，「我是台灣人，台灣是我的國家」的主體意識，卻不降反升。 何以如此，部份中國人士解讀為李前總統、陳前總統執政期間，實施去中國化政策的結果。其實不然，真正的原因乃在於交流過程中，台灣人民更容易發現兩岸的差異。台灣人不是「去中國化」，台灣人是「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化」。中國一再主張的「情感認同」，但對早已習慣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台灣人而言，這是最根本的「價值認同」問題。連主張終極統一的郝柏村，前年新書發表會時都曾表示：「台灣與大陸，基本上是制度的問題」。 民主的價值 2012年台灣的總統大選，引起大陸媒體與人民的高度關注。一些大陸人民對於中國領導人不經選舉而產生，提出高度的嘲諷，並且羨慕台灣社會的自由與民主。香港教育學院吳迅榮副教授在香港經濟日報撰文，第一句就道出「台灣能，為什麼香港不能。」。 北京著名經濟學家韓志國也發表了〈幸虧中國有個台灣〉的微博，內容談到：「幸虧中國有個台灣，讓世界知道中國也有大選；幸虧中國有個台灣，讓『素質論』面臨羞愧破產；幸虧中國有個台灣，讓社會懂得什麼是人的尊嚴；幸虧中國有個台灣，讓制度劃分出主人僕人的嚴格界限；幸虧中國有個台灣，讓歷史記載這個瞬間；幸虧中國有個台灣，讓未來知曉統一條件。」韓志國還在微博中闡述了「台灣大選提升大陸民主意識」。他說：「台灣大選是真正的民主選舉，不僅證明中國人可以搞民主，而且還可以搞得很好。……今日的兩岸在民眾素質上已有顯著差距，這種差距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制度差距。」 一般估計大陸約有2億人看這一次台灣大選開票情形，在網路寫出不少他們的心聲；諸如：「北京人放鞭炮，台灣贏了，人家選舉，我們高興，不知濤哥高興不高興？」，「看台灣大選開票，有說不出的開心驕傲，為台灣人驕傲，無論誰勝負，都是台灣的勝利」，「看台灣大選，統獨有可能不重要，那是表象，重點在是否有這種的選舉」，「台灣人積極投票，是展示權利、享受民主，大陸人關注對岸，嚮往民主」，「十四億中國人只能在一旁觀看，民主使台灣偉大，除了自由、民主，大陸沒有什麼可以拉住台灣」。 這正是台灣帶給中國的示範作用，這正是台灣可以潛移默化改變中國的實力。 我一再強調民主不僅是選舉投票，更要內化為生活的方式、待人處世的態度。民主的價值，就是台灣人民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這正是台灣社會面對中國威脅的最大軟實力與最大優勢。面對中國的競爭與挑戰，台灣應該把中國拉回台灣優勢的戰場來競爭，而非陷入中國設定的戰場，台灣的優勢就是友善的人民、民主的社會。 台灣的活路 前美國在台協會（AIT）理事主席、亞洲問題專家Richard Bush近日在「未知的海峽—中台關係的未來」一書 ，指出以小事大的智慧，他認為台灣應避免讓中國有統一無望的印象，進而挑起不必要的戰禍；同時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等層面，自我強化，並以「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堅持，持續與中國交流。 民主、自由、人權、文明是超越意識形態的台灣價值，也是高於意識形態的台灣共識。我深信，只要兩岸持續交流，台灣民主的政治體制、自由的生活方式、文明的人民素養，必將影響中國，進而促使中國改變。 從1978年中國開放經濟改革以來，從1987年台灣開放老兵返鄉探親以來，台海兩岸歷經二、三十年的交流，越交流，「我是台灣人，台灣是我的國家」的主體意識，就越加強烈。台灣社會並不怕中國統戰，只是面對威權的中國政府及其強大的國際壓力，也許我們可以重新思考中國政策的內涵，一個具有「價值、文明、制度的中國政策」，讓台灣社會用自由民主、價值制度，持續改變中國。 面對全球化的新世紀，我們非常清楚地知道，台灣不會有一個「沒有中國的全球化」，也不會有一個「沒有風險的中國政策」。我衷心期盼，今天的研討會，在大家的努力下，可以知己知彼，以冷靜客觀理性的態度，去觀察一個變遷中的中國，並試圖從經濟、文化、社會、制度、價值觀、文明等各層面，尋找台灣可以使力的地方，為下一個世代的台灣人民，找出全球化的出路，我深信這也是李登輝民主協會成立的重要目的。 感謝各位學者專家，百忙當中為本會撰稿；也要謝謝諸位主持人、評論人，更要感謝今天到場參與的朋友，大家的參與，是李登輝民主協會最大的鼓舞。在未來，針對重大的國家議題，李登輝民主協會將持續關心，並敦聘專家學者深入探討、提出建言。 再次感謝大家，最後敬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本文為「探討中國」學術研討會開幕致詞，2013年3月2日，台北，台大社科院國際會議中心。

  Pursuing Quality Democracy in Taiwan    2012/12/29 George T. Chang 「如果我們始終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爭吵，我們必將失去『未來』。」 邱吉爾 If we open a quarrel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we shall find that we have lost the future. –Winston S. Churchill   作為一個台灣建國運動的推動者，我時常捫心自問：「我對台灣的終極關懷是什麼？」，或者是說：「我希望百年後的台灣，會是什麼樣的社會？」，面對台灣社會的現狀，午夜夢迴，雖然輾轉反側，然而思緒卻愈來愈清晰。 As an ardent promoter of Taiwan Independence, I have repeatedly asked myself “What is my ultimate concern forTaiwan?” ”What is […]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編撰 陳國雄 整理 節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2》之說明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於2011年4月首度發表分析中國軍事動向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本協會曾編入2011年5月出刊的《台灣安保通訊》第19期。2012年2月，防衛研究所第二度發表《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1》，本協會也編入2012年6月出刊的《台灣安保通訊》第23期。 2012年12月19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第三度公佈《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2》，內容基於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18屆全國代表大會之前的情況，針對人民解放軍在外交與安全決策過程中和政策協調上的作用進行分析，並重點關注人民解放軍的多樣化軍事任務、軍隊與政府部門的政策協調、以及在外交與安全政策中軍隊與政府部門的合作等議題。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資料詳實且論述中肯。本協會重新校訂後繼續提供給關心國家安全議題者參考，冀望有助於對中國政策之討論。然而本期《台灣安保通訊》的內容豐富，囿於篇幅所限，無法全文刊載《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2》，除了簡單介紹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角色之外，僅節錄其中三篇專欄及結束語。 淺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角色 話說2011年1月，前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訪問中國時，人民解放軍突然首度試飛新一代隱形戰機殲-20，示威意味濃厚。根據蓋茲的說法，在會談當中，包括胡錦濤在內的「文官領導人似乎都對戰機的試飛表示驚訝」，因而蓋茲對中國的「文官治軍」表示擔憂。隨後蓋茲到訪日本，不僅提到殲-20的試飛，也談及2007年1月人民解放軍利用反衛星武器（ASAT）摧毀氣象衛星的試驗，還有2009年3月發生的中國軍艦及公務船對美國海軍調查船「無暇號」（Impeccable）的妨礙事件，他表示，這些跡象暴露出中國的文官領導層與軍隊之間缺乏溝通。很多觀察家也議論紛紛，懷疑軍力急速竄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否不接受「文官治軍」了？ 此外，近年來中國軍方及軍方相關人員發表意見時，不少內容都展現強硬的姿態，而且與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也出現不協調的狀況，似乎人民解放軍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發揮的影響力有所增強。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於2010年發表的《中國外交政策中的新角色》報告也指出，中國在外交決策過程中以及對外行動上「正在發生質變」，原因之一就是人民解放軍已經成為外交政策「新的參與者」。 其實，上述種種現象並非中國的「文官治軍」有所動搖，中國人民解放軍屬於中國共產黨的「黨軍」角色依然牢不可破，只是中國政府的國務院與解放軍之間的關係需要加強協調。也就是說，問題在於國務院與解放軍之間要如何進行協調並加強協作。由於人民解放軍是黨的軍事組織，並不隸屬於國務院（中央政府），儘管國務院下設國防部，國防部也接受國務院的領導，但國防部主要肩負的只是軍隊的涉外職能而已，幾乎不參與國防決策與軍事活動，因此兩者之間談不上有密切的合作與協調。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身是紅軍，創建於1927年，解放軍根本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軍」。至於「黨」和「軍」之間的關係，鐵律就是毛澤東所提的「黨指揮槍」，決不允許「槍指揮黨」，也就是「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因此《中國共產黨章程》（2007年10月修改）在總綱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堅持對人民解放軍和其他人民武裝力量的領導」。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第19條也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可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聖諭完全無可違逆。 由此可知，篤信「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國共產黨擁有軍隊，這支軍隊叫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隊的開銷全部來自人民的稅金，卻由中國共產黨在指揮、領導。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規定：「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阻斷了中國共產黨之外任何其他黨派的執政可能性，這就是中國特色的「一黨專政」。自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向來都是「以黨領政」，也「以黨領軍」。為了防止人民對「軍隊國家化」的常態要求，《解放軍報》和軍隊領導人都一再強調，所謂「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以及「軍隊國家化」的主張，都是錯誤的政治觀點，對此堅決反對。因此我們可以預見，一旦台灣與中國統一之後，包括國民黨和民進黨在內的台灣所有政黨，都將成為共產黨政權之下永遠的在野黨，而「中華民國」的「國軍」，也將成為被共產黨所屬的「人民解放軍」了。 在「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體制下，有關中國的國家戰略和外交戰略等重大政策，當然都是由黨中央下決策。而且從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來看，人民解放軍始終保有2名中央軍委副主席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在中央委員會所占比例一直保持在20％左右，雖然在黨中央的政策決策過程中還是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在黨內高層當中，人民解放軍發表意見的機會卻有一定的局限。反觀中國在有關所有外交及安全政策的部門協調方面，乃是以國務院為中心的政府部門擁有巨大的影響力，而人民解放軍的影響力實際上有其局限性。因此筆者認為，有關中國軍方及軍方相關人員的發言內容，包括對外關係的態度及立場，都有黨中央的默許，代表的都是國務院的政策指標或意向，軍方不敢擅自逾越尺度。以下為節錄的三篇專欄與結束語。  專欄一 退役軍人發表意見 國防大學和軍事科學院等單位都是人民解放軍的研究機構，這些研究機構的高級軍官和退役將校等，目前在中國國內媒體上踴躍地發表言論。由於人民解放軍正式發表的政策說明並不充分，因此不少媒體把這些軍事專家的發言視為軍方的政策方針。 其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羅援少將。羅援少將於1968年參加人民解放軍，自1978年起在軍事科學院從事戰略問題研究，曾經擔任世界軍事研究部副部長。最近他就美國與一些亞洲國家舉行聯合軍事演習、黃岩島事件以及尖閣諸島形勢等問題發表言論時，談及中國的應對方法應該包括採取軍事行動。 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決定尖閣諸島國有化之後，中國國內多次召開座談會談論相關問題。在羅援少將、楊毅海軍少將、徐光裕少將、王海運少將、彭光謙少將等人參加的座談會上，「軍少將」們關於「為了捍衛主權不惜採取軍事行動」的發言，引起了國內外媒體的關注。 但是這些「軍少將」大多並非現役軍官，而是退役少將。中國的軍銜原本屬於「名譽稱號」。儘管在現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第48條）中規定，退役後在原軍銜稱號之上加「退役」字樣，但他們往往在退役之後仍然使用「少將」軍銜，因此退役少將的發言常常被媒體等作為「軍少將」的發言加以報導，而退役少將的發言未必代表人民解放軍的正式立場。 一些軍事專家在每年3月召開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全國政協）上的發言，尤其受到矚目。全國政協會議被視為國政諮詢會議，退役海軍少將尹卓、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副主任金一南少將、羅援少將等軍事評論家都是政協委員，他們的發言並無現役和退役之分，常常被作為「軍少將」的發言。但是，全國政協原本就沒有「軍方代表」，他們在全國政協中屬於各個專家委員會，其中尹卓是代表科技界的政協委員，金一南和羅援則是代表社會科學界的政協委員。政協委員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解放軍代表」不同，他們在全國政協的發言通常被視為站在專家的立場。 我們認為，無論上述軍事專家是退役少將還是現役軍官，他們的言論活動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人民解放軍或黨中央的意向。自2011年1月起擔任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委員（前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的劉源上將，曾經在《求是》等刊物上發表意見，他在談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論點的同時，還指出以「文攻武備為核心，在進行威嚇的同時做好實戰準備，開展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相結合的軍事鬥爭」，已成為共產黨領導軍隊的理論之一，敦促積極地開展言論活動。 另外，羅援少將在接受《環球人物》雜誌（2012年第21期）的採訪時，把自己稱為「理性的鷹派」，他指出：劉源上將認為現在應該「文攻武備」，而不應該是「文守武廢」，他還強調了自行開展言論活動的必要性。這篇採訪報導的摘要也被刊載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 總之，無論是現役還是退役軍事專家的言論活動，都是在所屬機關黨組織的領導下進行的，他們有義務對調查活動的結果進行彙報。要是如此，他們的言論應該都是在黨的政策方針範圍內進行的。另外「軍少將」中，有人在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講課，也有的在退役後擔任政府或軍隊相關研究交流機構的顧問等，與政策當局的關係比較密切。 在2012年3月的全國政協會議期間，羅援少將還談及南海領土權的問題。他提出，為了展示中國的主權，應該以「軍事手段作為堅強後盾」，用「五個存在」突顯主權歸屬中國。第一個是地方政府和地方人大等的「行政存在」；第二個是「法律存在」；第三個是「軍事存在」，要駐軍或進行巡邏；第四個是「經濟存在」，鼓勵漁業活動和資源開發；第五個是「輿論存在」，讓國際社會承認中國的主權。此後在同年6月，中國政府決定設置三沙市，並於7月決定設置三沙警備區。此外，同年9月，中國政府公佈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領海基點基線」，這正符合羅援提議的「法律存在」。 目前，外界並不清楚人民解放軍對「軍少將」發言的參與情況究竟如何，但「軍少將」在退役之後依然與軍隊和政策當局保持著密切關係，因此他們的發言有可能涉及到中國今後的政策抉擇，因此應該對「軍少將」的言論活動予以關注。 專欄二 中國共產黨對「軍隊國家化」提高警惕 中國共產黨一貫對「軍隊的非黨化、非政治化」以及「軍隊國家化」加以批判，近幾年來，批判的勢頭有增無減。尤其是2012年春天，幾乎每天在《解放軍報》上都能看到批判「軍隊國家化」的評論。我們認為，雖然中國共產黨與人民解放軍的黨軍關係的基本結構穩定，但由於軍隊的現代化建設進一步發展，以及在其他非民主主義體制國家的民主化運動中，軍隊採取了中立性態度，因此中國共產黨對可能導致「軍隊國家化」的動向反應出過度敏感，提高了警惕性。 在進行相關討論之前，首先要認清人民解放軍是共產黨的軍隊，而不是國家軍隊，這一前提不容置疑。人民解放軍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捍衛共產黨政權。但如果軍隊不是黨的軍隊而是國家的軍隊，那麼，其主要任務就是要保衛國家，而無須承擔捍衛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義務。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事情。中國共產黨指出：「境內外敵對勢力」主張「軍隊國家化」，企圖「動搖我們黨執政的重要基石」，並對此提高了警惕。 在其他非民主主義體制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中，由於民主化運動而導致政權崩潰的先例不少，因此中國共產黨從中汲取了教訓，進一步提高了對「軍隊國家化」的警惕。例如，有些分析指出：前蘇聯共產黨取消了對軍隊的領導之後，導致當共產黨出現危機時，軍隊沒有伸出援手，從而使共產黨喪失威信，進而國家崩潰。此外，也有意見認為，在2011年發生的中東和北非國家的政變中，「軍隊保持中立」是導致政權崩潰的重要原因。 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專業化發展，解放軍所處的社會環境也隨著經濟發展而迅速變化，軍隊內部有可能出現容易接受「軍隊國家化」觀點的可能性。如果軍隊持續被捲入政治，又可能與軍隊的專業化（即：更新先進武器、使軍隊具有更強的作戰能力）產生矛盾。關於這一點，《解放軍報》刊載的評論指出：在軍人價值觀呈現多樣化、軍隊組織實現現代化發展的狀況下，軍隊政治性「意識形態鬥爭日趨尖銳複雜激烈」，擔心軍人的政治意識變得淡薄。《解放軍報》還在另一篇報導中指出，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於部分軍官和士兵缺乏政治警戒心，導致「軍隊國家化」觀點「有一定的市場」。雖然很難想像在軍隊內部公開討論「軍隊國家化」問題，但黨和軍方領導人已經發現有可能導致「軍隊國家化」的苗頭，因而提高了警惕。 我們認為，2012年之所以轟轟烈烈地批判「軍隊國家化」觀點，其背景在於上述長期性傾向，再加上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十八大）之前黨內權力鬥爭的影響。2012年3月，前重慶市黨委書記薄熙來事件發生後，黨內的權力鬥爭進一步激化，其影響波及到秋季召開的十八大。 我們認為，在發生黨內鬥爭的情況下，為了維護政治穩定和黨內團結，就需要軍隊保證服從黨中央、尤其是胡錦濤主席的命令，因而借助於批判「軍隊國家化」的觀點。人民解放軍也自2012年2月起，在軍隊內部開展宣傳「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學習教育活動。該活動被視為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並批判「軍隊國家化」觀點破壞團結。這樣，就需要與黨中央、中央軍委、以及胡錦濤主席的政治立場保持一致，需要禁止一切反對言行。 此外，2012年中國共產黨對「軍隊國家化」觀點展開批判，意味著黨中央的政治不穩定已經成為黨軍關係的最大危險要素之一。黨中央領導幹部團結一致是黨領導軍隊的前提條件，而黨內發生權力鬥爭，黨中央難以形成統一意見的時候，軍隊亦難以決定自己的立場。 因此，如果黨中央的領導層出現分裂，中國的黨軍關係將會最不穩定。中國的政軍關係是以黨中央的領導為前提進行協調的，如果協調的前提（即：黨中央的職能）不健全，必然會導致軍隊與政府機關難以進行協調。目前，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正處於交接時期，因此可以說，黨中央是否能夠實現平穩過渡，是決定中國黨軍關係的重要關鍵。  專欄三 新黨中央軍事委員會 2012年11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八大），胡錦濤總書記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此後，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當選總書記，並公佈了黨中央的新領導班子成員名單。與此同時，新的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也正式成立（參閱表8），習近平兼任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胡錦濤與江澤民不同，並沒有繼續留任黨軍委主席。如果政權交接順利的話，習近平將在2013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國家主席。而胡錦濤在2002年11月就任總書記時，只兼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直到2004年9月才升任軍委主席。因此，兩者相比較，習近平的體制建設相對比較順利。為此，我們可以認為，本次新老交接並沒有給現有的黨軍關係帶來重大影響，今後以習近平為中心的黨中央將繼續領導和指揮軍隊。 另外，十八大之前召開的十七屆七中全會決定增補范長龍和許其亮為黨中央軍委副主席，兩位在十八屆一中全會上也入選中央政治局委員。范長龍自2004年起連續八年擔任濟南軍區司令員，沒有擔任中央軍委委員或四總部領導人就直接升任黨中央軍委副主席，因此媒體報導稱這是一次較為特殊的人事安排。而許其亮則是第一位來自空軍的軍委副主席。由於許其亮擔任黨軍委副主席，因此空軍不僅獲得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席位，而且在黨中央軍委獲得了兩個席位（其他一位是空軍司令員）。由此可以認為，空軍在黨中央及軍內的發言權有所增大。 另一方面，近年來中國海軍的動向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而海軍司令員吳勝利也繼續留任。海軍在中央軍委依然占一個席位。被視為有望升任軍委副主席的常萬全繼續留任中央軍委委員，但有望在2013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接替梁光烈擔任國防部長。 解放軍四總部分別由房峰輝任總參謀長、張陽任總政治部主任、趙克石任總後勤部部長、張又俠任總裝備部部長。房峰輝原為北京軍區司令員，2009年10月舉行建國60周年國慶大閱兵時曾擔任總指揮。張陽原任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從大軍區政治委員直接晉升總政治部主任，這是自1987年北京軍區政治委員楊白冰升任總政治部委員以來的人事調動。趙克石原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張又俠原任瀋陽軍區司令員，本次擔任四總部領導人的四位全部來自各大軍區。包括當選為黨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范長龍在內，五位高級將領全部都是從各大軍區領導晉升為軍隊高層領導層，這一點也受到各界關注。 此外，原副總參謀長馬曉天和魏鳳和分別出任空軍司令員和第二炮兵部隊司令員。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今後人民解放軍將以總參謀部為核心，進一步加強聯合作戰能力。但由於中央軍委委員大多來自陸軍部隊，而且總參謀長也出自陸軍部隊，因此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聯合作戰今後依舊將以陸軍為中心。 本次當選的中央軍委委員截至2012年11月，大多數為65歲以下的將軍。這也順應了近年來人民解放軍注重的新老交接的潮流。即使中央軍委把退職年齡設定在68歲，本次當選的大多數中央軍委委員也可能在今後10年繼續留任。   結束語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制度下，人民解放軍幾乎不可能背離黨中央的意志而執行獨自的政策。迄今為止，軍方接納共產黨一貫主張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基本原則，黨指揮軍這一基本結構也沒有發生變化。為了維護這些原則和結構，目前仍在繼續開展政治工作，黨委制、政治委員制、政治工作制等組織制度依舊沒有改變。人民解放軍依然維持著「黨軍」的基本特性。此外，在黨中央決策過程中，軍隊所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對於外交決策也不例外。總之，黨中央能夠領導人民解放軍參與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決策過程和實施過程。 儘管如此，由於中國的黨軍關係是在一黨執政制度下的極其特殊系統所致，而且軍方與政府部門間的政策協調也是目前所面臨的一大課題。人民解放軍是黨的武裝組織，與以國務院為中心的政府部門之間沒有明確的上下級關係之劃分。為此，黨軍關係的穩定，並不意味著軍方與政府部門的關係的穩定。 迄今為止，人民解放軍與政府部門之間幾乎不存在制度化直接關係。而且，軍方專業化提高了軍隊在軍事上的自主性。另一方面，由於黨中央認識到安全領域的範圍正在不斷擴大，因此要求軍隊執行多樣化任務。其結果導致軍方與政府部門之間出現了政策協調這一新課題。其中尤其包括在日常的政策執行過程中，軍方與政府部門之間有可能發生意見不統一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黨中央能夠領導人民解放軍和政府部門的政策協調。只有黨中央認識到事態的嚴峻性和緊迫性，將其視為具有戰略性的「重大政策問題」，並正確地領導軍方和政府部門的時候，兩者間的政策協調才會發揮作用。中國也認識到這一問題。因此，中國目前正在構建部門間的協調機制，推行制度化，而且在一些領域已經初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軍方與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取得一定進展的領域包括：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應對，尤其是自然災害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以及海洋安全領域。關於國內的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應對，通過立法，調整人民解放軍與以國務院為首的各政府部門的許可權和作用，推動政策協調的制度化進程。在海洋安全領域，實施海軍與海上執法力量的聯合演練，加強實際合作。 換言之，上述問題都是黨中央認為應該解決的「重大政策問題」。海洋問題涉及到眾多政府部門，因此部門間合作與協調的制度化絕非輕而易舉之事。但在「十二五」期間（2011～2015年），中國將制定海洋戰略，而且《海洋基本法》的立法活動已經開始起步。 […]

台灣安保協會研究員  （壹）話說釣魚台事件中的嘴炮 自從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於今年4月16日公開表示購買釣魚台計畫之後，引發中國政府及民間的嘴炮四射，台灣內部也出現零星炮火。台灣保釣團體於7月5日搭乘「全家福號」漁船，在海巡署艦艇戒護下前往釣魚台海域宣示主權，手上拿的卻是中國五星旗，引發「聯中制日」的爭議。7月7日，總統馬英九針對釣魚台主權議題表示，「一寸都不能讓步」。8月15日，香港保釣船「啟豐二號」突破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的封鎖，有7人成功登上釣魚台，最後全船14人都被日警依「非法入境」罪名逮捕後遣返。日本政府於9月11日正式購買釣魚台列嶼收歸國有，自此釣魚台爭議急速升溫，中日關係陷入谷底。中日兩國政府互嗆與抗議聲不斷；中國軍方的強硬言論連連；中國各大城市的遊行隊伍高呼「中日開戰」；中國總理溫家寶聲言「毫不退讓」；解放軍放話「鄭重警告日本政府不要玩火」；中國民間的反日示威演變成攻擊使館、砸店毀車與趁火打劫；中國海監船頻頻接近釣魚島，並與日艦對峙；台灣一架F-16戰機掛載的一枚炸彈寫上「釣魚台是我們的」標語；在台灣的「九二三保釣大遊行」，統派團體手持中國五星旗高呼「兩岸聯手保釣」；台灣海巡署動員「和星艦」等12艘艦艇護衛上百艘漁船繞釣魚台一周，並與日方艦艇互噴水柱，連軍方也出動機艦策應。 在此期間，美國明確表態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嶼）納入美日安保範圍，美國「華盛頓號」航空母艦戰鬥群赴關島海域進行軍演，美、日也舉行奪島演習；為了反制美日軍演，中國在四個軍區展開軍演，並進行東海實彈演習；美國派出兩個航空母艦（「華盛頓號」和「史坦尼斯號」）戰鬥群及一個陸戰特遣隊在東海和南海活動；中國也派出7艘軍艦穿越與那國島與西表島之間的日本鄰接海域。美、日、中的軍演磨刀霍霍，台、日、中三方也嘴炮連連，在台北市長任內曾經高喊「不惜一戰」的馬英九竟然不敢造次，反而拋出「東海和平倡議」，並一再重申不會和中國大陸合作處理釣魚台問題，他究竟在顧忌什麼？ 美國對釣魚台主權問題雖然聲稱維持中立，卻始終堅持1960年的「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涵蓋範圍包括釣魚台。美國擺明的態度意在警告相關國家，如果要以武力奪取釣魚台，等於是向美、日同時宣戰。須知領土主權從來不是打打嘴炮就可求得，必須憑藉實力奪取。如果馬英九想要「不惜一戰」奪取釣魚台，就必須認清「台、美、日、中」的軍事情勢到底如何，以免誤判形勢而自取其辱。 （貳）美、中海軍軍力對比 美國智庫「戰略暨預算評估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曾經預測，中國到2020年就能阻止美國進入「第一島鏈」，但是英國《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在今年4月7日出版的期刊以「中國的軍事崛起」為封面，內文標題「龍的新牙」文章則指出，至少在30年內，中國的軍力仍然還是一條「紙龍」。中國軍力到底被「高估」或「低估」，各界說法莫衷一是，然而有一點是不容否認，中國從1990年代展開的軍事現代化，尤其在最近5年來，的確看到顯著的成果，至少解放軍已經從小米加步槍的落後窘況，逐步邁向某種程度的現代化水準，情況如（表一）[1]所示。 （表一）：資料來源為美國國防部公布的《2011年中國軍力報告》 迄今為止，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成果的確頗為豐碩，也大大提振中國人的驕傲感，因而時常會表現出不可一世的姿態，但是在真正現代化軍隊的面前，中國仍有不小差距。 就以中國雄心勃勃發展海洋戰略所需的海軍來講，中國海軍現代化水面戰艦只有14艘驅逐艦（1艘051B型、2艘051C型、2艘052型、2艘052B型、2艘052C型、1艘052D型、2艘956E型、2艘956EM型）和20艘巡防艦（10艘053H3型、2艘054型、8艘054A型）。若和美國海軍來比較，美國海軍艦隻的噸位比排在其後的17國海軍艦隻噸位之總和還大，有11艘核子動力航母，包括企業級（現役1艘）、尼米茲級（現役10艘）。美國海軍的主要水面戰艦有22艘「提康德羅加級」（Ticonderoga class）飛彈巡洋艦和62艘「阿利‧伯克級」（Arleigh Burke class）飛彈驅逐艦，這些戰艦都配備「神盾作戰系統」（Aegis combat system）。反觀中國最先進、最近（今年8月）才服役的052D型，是號稱「中華神盾」052C型飛彈驅逐艦加強版的第一艘，所攜帶的飛彈數量僅為美國最先進驅逐艦的三分之二，其作戰系統也難以和最新型的神盾系統相提並論，由此可知中國海軍水面戰艦的實力與美國海軍之懸殊差距。 另以水下的潛艦戰力來談，美國全部都是核子動力潛艦，現役有14艘俄亥俄級彈道飛彈潛艦、4艘俄亥俄級改裝型巡弋飛彈潛艦、49艘洛杉磯級攻擊潛艦、3艘海狼級攻擊潛艦、3艘維吉尼亞級攻擊潛艦。中國海軍的潛艦部隊，核子動力潛艦有2艘094型「晉」級飛彈核潛艦、1艘極為老舊的092型「夏」級核潛艦、2艘093型「商」級多用途核潛艦、3到4艘不太完善的091型「漢」級核潛艦，目前估計現役的核潛艦為5～6艘，由於技術上的瓶頸，中國核子動力潛艦的列裝和掌握極為緩慢，而且不時出現各種問題；在常規潛艦方面，中國海軍有31艘現代化柴電潛艦，包括14艘039/039G型「宋」級、5艘041型「元」級、12艘從俄羅斯引進的877EKM/636/636M型「基洛級」（Kilo class）。持平而論，中國潛艦發出的噪音頗大，容易被偵測到，作戰系統也遠不如美國潛艦，戰場的存活率極為可慮，遠非美軍的對手。 此外，美國海軍航空兵的裝備飛機約有2,700架，其中作戰飛機約1,600架，都是現代化裝備，但是中國海軍岸基航空兵的狀況並不理想，在上百架飛機中只有24架蘇-30MK2型戰機符合現代要求。 根據俄羅斯海軍問題專家亞歷山大‧莫茲戈沃伊刊登在俄羅斯《國防》雜誌2011年5月號的專文指出，與美國海軍相比，中國艦隊顯得非常弱小。如果剔除海上核力量的話，中國海軍甚至遠遜於配置平衡、裝備精良的日本海上自衛隊，在整體實力上僅接近於韓國海軍的水準[2]。也就是說，無論是現在，還是不遠的將來，無論是在近海，還是在遠洋，中國海軍根本不會對美國海軍構成任何嚴重挑戰。 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的戰略力量 美國太平洋司令部（United States Pacific Command，簡稱USPACOM）是美軍的第一個聯合作戰司令部（Unified Combatant Command），也是目前6個聯合司令部中最大的一個。司令部位於美國夏威夷瓦胡島H·M·史密斯軍營，現任司令為塞繆爾‧洛克利爾海軍上將（Admiral Samuel J. Locklear III）。 太平洋司令部司的責任區域（Area of Responsibility）涵蓋一半以上的地球面積，延伸的海域北至北極、南達南極、東起美國西岸、西至非洲東岸，幅員廣達1億6,900萬平方公里，包括以亞太地區為主的36個國家，區域人口數占全球50%以上，貿易額則占美國外貿總額的三分之一。美國與各國訂有七個聯防條約，其中五個在此區域，分別是澳大利亞、日本、南韓、菲律賓以及泰國。 太平洋美軍司令部有32.5萬美軍及文職人員，180艘軍艦，1,500架飛機。美國有11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其中6個部署在轄下的太平洋艦隊；轄下的太平洋空軍部隊擁有300架以上的戰機，包括美國最先進的F-22戰機，已經成軍6個中隊的半數在此轄區；另外約有100架戰機駐在關島，轄下也有85,000名海軍陸戰隊，這是所有海軍陸戰隊的三分之二[3]。 美國從21世紀初就開始增強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儲備，將距離台灣2,500公里的關島逐步打造成天王級的基地，部署有「洛杉磯」級攻擊潛艦、B-2隱形轟炸機和B-52戰略轟炸機、以及64枚AGM-86C空射型巡弋飛彈等等。一旦情勢需要，B-2或B-52從關島出發，可在4小時內飛抵台海上空，轟炸機從關島起飛後2小時發射AGM-86C型巡弋飛彈，能在1小時內打到中國領土。 2001年7月17日，美國國防部首度證實美國擬有台海防禦應變計畫，這套作戰方案就是存放在美軍太平洋司令部，作戰計畫的內容是由美軍獨自和解放軍作戰，排除台灣軍隊參與，以免因為缺乏聯合演訓而自亂陣腳[4]。 台灣可支撐戰力與戰略儲備 一旦中國武力犯台，有人擔心台灣撐不到美國援軍趕到之前就被征服了。國防部長高華柱於2011年3月初在立法院備詢時表示，面對中國大陸第一波攻擊，國軍可以撐超過兩星期以上[5]，時間上綽綽有餘，因為美國航空母艦馳援台灣所需的時間，從日本橫須賀港或美國關島出發，2天之內即可抵達台海；從新加坡要2.5天；從夏威夷要5.9天；從美國西岸的聖地牙哥要8.2天。至於如果台灣海峽遭到封鎖時，台灣的戰備儲量有：在發電能量方面，燃氣、燃油及燃煤之發電機組將在2個月內陸續停止，但水力發電與核能可維持3年；戰備儲糧方面，食米7個月以上、雜糧3個月；戰備儲油有90天；後備軍人約有400萬。只要台灣有堅強的抗敵意志，中國就很難在短期內征服台灣。 「反介入／區域阻絕」（A2/AD）與「海空一體戰」（Air-Sea Battle） 考慮到美國介入未來台海戰爭的可能性，中國研發一種新型的DF-21D反艦彈道飛彈（ASBM），宣稱可以攻擊趕來馳援台灣的美國航空母艦，這就是所謂「反介入／區域阻絕」（anti-access/area denial）的能力。其實解放軍並未具備精確定位及跟蹤航空母艦的能力，而且以非精準的彈道飛彈想要擊中移動目標的航空母艦，可能性也極低。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司令范布斯科克（Vice Adm. Scott van Buskirk）在去年初就曾經指出，號稱「航母殺手」的DF-21D型飛彈的打擊能力尚未獲得證實；DF-21D型飛彈並不是無法克服的罩門，也不會迫使美國海軍改變在太平洋的任務[6]。 為了反制中國可能的「反介入／區域阻絕」戰略，五角大廈「淨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Net […]

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 諸位貴賓、先進，大家早安，大家好！ 謹代表台灣安保協會歡迎大家來參加2012年度國際研討會，大家來共同討論「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這個議題。在2011年的國際研討會，我們曾經提出，如何維持台海和平並非台灣與中國「一對一的關係」，台海和平是亞太區域安全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台灣絕非是一個被孤立的國家，一年來中國與美國在亞太區域逐步提升戰略上的影響力，兩岸如何維持台海和平，台灣如何積極與中國對話，使台灣在亞太區域的戰略地位更為重要。 二十年來中國的崛起在經濟上成功的牽引東亞經濟起飛，如今是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位經濟體；在金磚（BRIC）四國中居首領先，近年來其外匯存底資助美國與歐盟債務危機功不可沒。但是中國崛起的另一個層面是在軍事上逐步提升對亞太周邊國家的擴權與進出，2010年以來中國由一個大陸國家邁向海權國家，逐年提升與亞太周邊國家的爭執。導致美國在九○年代冷戰結束後，又一次重返亞洲。 2010年7月，在越南河內的東協區域論壇上，中國宣稱南海140萬平方哩為中國「核心利益」如同西藏與台灣。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對此公開宣稱「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的爭議是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支持各方在不受威脅下採取合作的外交途經解決各種領土爭議；反對任何一方使用武力或威嚇的方式」。 2012年6月中國宣佈在南海東沙群島，西沙群島、南沙群島領域成立「三沙市」並派遣巡邏艇衛護這一區域，這一年來，中越與中菲之間在這個海域紛爭不斷，這一個月中國就釣魚台問題全面提升中日二國緊張。2012年6月2日，美國國防部長潘尼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飯店舉行的第十一屆亞洲安全會議上宣示美國重返亞洲，準備在2020年，美國海軍船艦由目前50%增加至60%部署在亞洲，包括六個航母戰鬥群、多數的巡防艦和驅逐艦、濱岸戰鬥艦以及潛艦，並增加包括印度洋的亞洲軍演次數。潘尼塔並於6月5日到印度拜訪印度首相辛格（Manmohan Singh），表達美國在亞洲提升海軍佈署是基於「Rebalance」（軍事力量的再平衡）；針對中國擴建海軍，美國希望與包括印度洋的亞太區域同盟及友好國家關係緊密化，並宣示美軍在這一區域的存在（presence）。6月4日，美國國防政策刊物「Defence News」（國防新聞）亦刊載潘尼塔稱日本為區域安全的「基石」，強調日本是支持美國非常重要的同盟國。潘尼塔國防部長在這短短數天內強調，從日本到東南亞以及印度洋，美國決心提升同盟國的參與，並保證美國提升海軍力量，以維護包括印度洋在內的亞太區域安全。 美國宣稱重返亞洲，美國與台灣的互動關係也有很清楚的交待。2011年9月21日美國國務院宣佈對台灣58.5億美元的軍售時，美國重申「對台六項保證」。所謂「對台六項保證」是1982年雷根總統向台灣提出的承諾。其中最重要的第四項是「美國不會修改台灣關係法」，也就是美國繼續對台灣提供必要的軍售。第六項更明白表示「美國不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主權的主張」，換言之，美國重申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 綜合2010年以來由於中國崛起，包括印度洋的亞太區域安全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第一、中國在2010年宣示南海為中國「核心利益」以來持續提升在亞太區域周邊海域的軍事力量。第二、美國重返亞洲宣示後，已具體地加強在亞太區域的軍事力量，期能維持對中國軍事力量的再平衡。第三、美國重返亞洲後，開始加強與印度、東南亞諸國、紐、澳、台灣、韓國、日本等同盟關係或新的信賴關係，逐步形成如同連線對中國的制衡力量。 在這裡應該強調的是美國的戰略佈署，並非冷戰時代的圍堵戰略（containment strategy），對中國更不是敵對關係，而是基於2005年美日同盟戰略目標所標榜的勸阻戰略（dissuasion strategy），也就是希望中國在亞太區域扮演大國建設性角色。美日與中國並非敵對關係，而是在正式邦交關係的基礎上展開經貿、外交等互惠的關係。重要的是，勸阻戰略能否發揮效用，必須對中國具備強大的軍事抑止力量為後盾。這兩年美國宣示在亞太區域擴大軍事力量，正如美國國防部長潘尼塔所稱，是基於「軍事力量的再平衡」（Rebalance）。不希望因為中國提升在亞太區域的軍事佈署，而失去對中國制衡力量。 就台中日三角關係而言，台灣的戰略地位是日本生命線上的重鎮。日本的貿易尤其是海外資源的補給的四分之三是由琉球群島通過台灣海峽或台灣東海岸，經過麻六甲海峽通往印度洋，連接到中東的石油與非洲礦產的一條航線。對中國而言，中國石油礦產的輸入也通過同一路線。胡錦濤曾擔憂「麻六甲困境」（Malacca Dilemma），表示中國進口的石油90%必需通過這一條航線，也是中國的生命線。 進入21世紀，中國各項能源及資源需求升高，以石油為例，2003年石油進口為1億噸，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進口國，依此推算，至2020年時，中國進口石油將超過3億噸，成為世界第一大石油進口國。目前中國的能源及資源產地，絕大多數為中東及非洲地區，故在維護由南海通過麻六甲海峽至印度洋的運輸線時，成為中國海軍必須解決的問題。所謂「珍珠項鍊」便是一項中國的戰略佈局。自2005年起，中國利用軍事外交手段，於巴基斯坦瓜達爾港、斯里蘭卡漢班拖特港、緬甸科克島及柬埔寨西哈努維爾港等建立海外基地，以突破「麻六甲困境」。 無疑的是由台灣海域連接南海一百四十萬平方哩的海域通過麻六甲海峽到印度洋的航線對日本與中國都是一條生命線。因此台灣是日本所不能輕易放棄的戰略性據點。從冷戰時代以來五十年，美日同盟是亞太區域和平穩定的公共財（public goods）。在這一次中日釣魚台紛爭，美國對中國明確宣稱釣魚台是美日同盟所適用的範圍，其用意非常的清楚，不容中國對釣魚台使用武力。1996年以來由於中國的崛起，日本與美國不斷提升同盟關係，台灣的戰略地位也深受其惠。 綜合亞太區域的戰略局勢，台灣與中國的關係迎接新的時代。台灣如何展開新的「中國政策」不止關係到台海和平，也是整個亞太區域如何維持現狀及和平穩定的指針，深受美、日與亞太國家所關注。 只要中國與包括美國的亞太國家之間在軍事上維持均勢（balance of power），便足以勸阻中國對台灣使用武力，始能維持台海和平。馬英九總統上任後提出「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立場，在今年又提出「一國兩區」的主張，在國際上引起台灣是否開始「傾中」的疑慮。民進黨以在野立場亦開始摸索，以維持台灣主權為出發點，希望展開與中國和平對話。另一方面，中國與台灣的經濟關係歷經20年的互動發展，但是近年來台灣經濟是否因為過分依賴中國而使台灣經濟陷入下滑不振的困境。台灣過分傾中的經濟政策面臨重新調整的時候。 我在去年台灣安保協會的國際論壇曾經提出一個見解：中國經濟成長過程中逐步現代化，將來能否如同台、韓一樣，從一個黨、政、軍結合的專制國家逐步走上民主化國家；或是會以狹隘的中國民族主義為後盾，逐步傾向軍事冒險主義國家，中國要走那一條路？後者將使亞太區域逐步邁向一個不確定的時代（age of uncertainty）。為此，美日同盟與亞洲民主國家的連線也在提升足以制衡的軍事力量，構築一道具有阻嚇力量的防波堤，期能抑止任何國家之間有關領土或領海的衝突。這並非與中國敵對，而是希望能促使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在亞洲扮演建設性的角色。美國一再宣示重返亞洲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在這個大環境中，台海的和平是維持亞太區域均勢（balance of power）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同時，台灣也是亞太區域中擁有民主主義共同價值觀的國家的重要夥伴。

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名譽教授  一、被聯合國遺忘的台灣 台灣可以說是二次大戰後被聯合國遺忘的國家。 二次大戰後聯合國由五十一個國家開始，目前有一百九十三個會員國。這六十年來新增加一百 四十國以上的會員，其絕大多數都是二次大戰後脫離殖民地或脫離舊宗主國而獨立的國家。在二次大戰後獨立的國家，絕大多數是現代化的國民國家（Nation State）。日本戰後在1952年舊金山和約中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主權後，台灣在國際上地位未定，是二次大戰後的最大懸案。 聯合國擁有崇高的理想，聯合國憲章反應人類社會對基本人權的保障與國際秩序公正平等的基本精神。但是聯合國六十年的歷史也反應聯合國重大決議受制於大國干涉，尤其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而未能執行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與規約。 台灣問題是其中最嚴重的一個懸案，由於大國的干涉，始終無法尊重台灣人民大多數的意願或其表達意見的機會，顯然是忽視台灣人民的基本人權，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與相關規約。 二、台灣不屬於中國 二○○七年七月十九日台灣的陳水扁總統代表台灣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正式以「台灣」名義向聯合國祕書處提出加入聯合國的申請，然而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於七月二十三日卻援用「聯大二七五八號決議」，以「一個中國政策」認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針對此事，美國迅即在七月二十五日向聯合國表達無法接受秘書長擴張解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而認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說法。美國在其台灣地位的非公開說帖（U.S. Non-paper on the status of Taiwan）中指出，「聯合國大會於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通過第二七五八號決議，事實上並未確立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該決議僅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在聯合國及所有相關組織的席次。聯大第二七五八號決議並未提及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There is no mention in Resolution 2758 of China’s claim of sovereignty over Taiwan）」。除美國之外，日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國在聯合國的常駐代表團，也相繼對聯合國處理台灣的歸屬提出異議。因此，2007年8月13日潘基文秘書長對美國提出承諾，聯合國在未來提及台灣時，不再使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說法（The UN no longer uses the phrase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針對潘基文改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立場，中國駐聯合國代表並無提出異議，日本、美國與西方國家此次在聯合國確立「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的立場，頗具歷史意義。 三、聯合國國際人權法規和台灣人民的基本權利 按照聯合國所採納的國際人權法規（the 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有權決定他們自己的前途。自決權利被視為強化國際和平的量度標準並編入聯合國憲章中，為人權法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九六六年聯合國民權及政權國際規約（the 1966 U.N.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

 2012.10.15 「如果我們始終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爭吵，我們必將失去『未來』。」 If we open a quarrel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we shall find that we have lost the future.————————邱吉爾(Winston S. Churchill) 作為一個台灣建國運動的推動者，我時常捫心自問：「我對台灣的終極關懷是什麼？」，或者是說：「我希望百年後的台灣，會是什麼樣的社會？」，面對台灣社會的現狀，午夜夢迴，雖然輾轉反側，然而思緒卻愈來愈清晰。 我所看到的台灣社會 台灣從2000年以來的藍綠對抗，可以說是「撕裂的十年」、「民主倒退的十年」。台灣社會裡，充斥著感性熱情的選民，卻鮮少有理性參與的公民；政治人物整日吵翻天，媒體名嘴以特定的立場推波助瀾，導致人民理盲又濫情。討論問題前，要先分清楚顏色，台灣社會早已陷入「有立場沒是非、有黨派沒對錯」的極端對立。政黨的使命，窮得只剩下選舉；政客的目標，窮得只剩下選票；政治人物的歷史視野，窮得只看到2016年，國際視野，更是窮得只剩下對岸的中國。 台灣當前的政治亂象：藍綠嚴重對立、社會不斷撕裂、政府持續空轉。歷次的民調也都顯示，有50％以上受訪民眾認為：「政黨惡鬥是台灣當前最大的危機」。幾年前，「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曾評論：「政治文化是目前台灣最大的問題」。2011年8月美國時事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則指出：台灣、日本、比利時的國會，是全球三大最無能的國會。 其實在多元化、民主化的開放社會，意見不同本是很正常，不足為奇的，重要的是要用什麼態度面對問題？有沒有能力處理問題？不幸的是，台灣社會卻不懂得如何處理，處理模式更常常陷於：只有立場，不問是非；只有黨派，不問黑白。甚至拼命找對手的缺點、拼命找與對手不同的地方，追求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形成「互相否定、互相消滅」的局勢。完全缺少西方先進國家理性溝通、尊重包容，和而不同(Diversity in Unity)，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文化。我們必需認真思考，如何擺脫目前理盲又濫情、只問顏色不問是非的困境，建立台灣新的政治文化，回歸民主政治的常規，創造安定的政局。 面對問題，卻不想探討原因，不想辦法解決，只是一味的迴避，一味的避談政治，我覺得這並不是正確的態度。正如法鼓山聖嚴法師所說：面對問題時，你要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就來面對問題吧！ 我所思考的台灣社會 回顧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台灣社會由威權到民主的轉型過程，也許是世界歷史上的最佳典範。 1987年，蔣經國前總統體認到國際情勢的變遷與台灣人民的要求，正式宣步解嚴，將禁錮近40年的台灣社會，踏出自由民主之途的第一步。 1991年5月1日李登輝前總統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承認中共統治大陸、兩岸不對立、國內開放，這是台灣民主化最關鍵的一步。接著解除黨禁、開放媒體、凍省、廢國代、修改刑法100條、廢除海外黑名單、國會全面改選、1996年總統直選、2000年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短短10年間，台灣社會由威權體制轉化為民主開放的社會，這種世界史上前所未見的民主大轉型（great transformation），台灣卻付出相當低的代價，也因此被稱為「寧靜革命」，國際社會更常常稱讚台灣是民主轉型非常成功的典範。 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乃至於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都在人民的高度期待厚望下登台，但令人遺憾的是，期待與事實落差太大。藍綠對立，社會撕裂、政府空轉、經濟發展停頓、價值扭曲、是非不分、道德沉淪，因此也有很多人認為：台灣是世界上民主深化與鞏固，相當不成功的案例之一。 自由民主是一件容易吞下去，卻不容易消化的東西，選舉不等於民主，政黨輪替也不等於民主，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更要內化為生活的方式、待人處事的態度。民主之所以可貴，乃在於民主可以包容獨立、統一、或維持現狀等各種不同的意識型態與主張，但任何意識型態，絕對不能取代民主、凌駕民主之上。任何人更不應該違背「台灣前途應由二千三百萬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來決定」的立場。民主已是超越統獨的台灣共識，也是高於統獨的台灣價值，更是化解統獨爭論的最佳方法。只要經由人民自由意志、透過民主程序得來的結論，不論統獨，任何人都應該予以尊重同意。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更是我們面對中國威脅的最大軟實力與最大優勢。 前幾年，藍綠政黨惡鬥、社會動蕩不已時，曾有媒體記者問我，身為台獨大老、民主的前輩，對於現今藍綠嚴重對立，有何看法？我答說：「我是色盲，看不清楚藍綠，只看是非黑白」。然而藍綠對立真的無解嗎？我深感不以為然。 台灣社會面對的許多問題，尤其是道德標準，社會規範，公共倫理，政治人物的誠信與清廉、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根本無關意識形態，不分藍綠。至於其他公共政策，大部分更是屬於政治性低，非意識形態的議題：包括提昇政府效能、經濟發展、國家競爭力、永續發展、拼治安、司法改革、金融改革、教育改革、國土規劃、政府再造、重整健保制度、社會福利、在國際上與美、日等國家簽訂FTA，不都是超越藍綠，超越意識形態！只是大家過於強調不同的地方，而忽略了更多相同的地方。 台灣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我們應該知道不會有一個「沒有中國的全球化」，也不會有一個「沒有風險的大陸政策」。事實上全球化經貿的交流合作，既是機會，又是風險，我們不應該只談正面，也要談負面，要有客觀冷靜專業的評估。就以簽訂ECFA而言，國會表決前，執政黨，說盡好話；在野黨，盡說壞話。2010年6月簽訂至今，對台灣產業與社會的利弊得失，反倒無人聞問。殊不知，公共政策本來就有它的一體兩面，作為負責任的政黨與政治人物，就應該權衡利弊得失，然後告訴人民，要如何擴大利基爭取獲益，也會提出配套措施以降低損失。然而，藍綠兩黨，卻是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始終沒有交集。 不過我想，台灣社會的現狀，固然是對立，然而當我們看到1987年韓國的反對運動，以自焚、跳樓自殺、丟汽油彈等手段來反抗獨裁貪污的政權；看到PLO（巴基斯坦解放組織）為了建國、消滅以色列，從事劫機、汽車炸彈、自殺攻擊等慘不忍睹的恐怖行為；看到南非ANC(非洲民族議會)，在1990年代，為了反抗白人的少數統治及種族隔離政策，黑人放火、暴動、搶劫；白人警察開槍、丟催淚彈、放狗咬人等情況，相較之下，這些國家的國內分歧，國際孤立，都比台灣目前的問題嚴重許多。這些國家都能夠從對立撕裂中，尋求和解之道，所以我們要虛心學習這些國際級政治人物的格局、高度與器度，以及他們解決問題的智慧，為台灣社會找出一條和諧共生的康莊大道。 就以愛爾蘭為例：愛爾蘭過去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連馬鈴薯都不夠吃，只好大量向外移民。1920年代為了抵抗英國殘酷的殖民統治，以生命、鮮血與大膽激進的行動爭取獨立，當地曾有一句古老諺語說：「愛爾蘭的河水是鹹的，因為那是愛爾蘭人的眼淚」，整個愛爾蘭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政治動亂不安，在1987年還被「經濟學人」雜誌稱為「歐洲的乞丐」呢！然而，不到20年的時間，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愛爾蘭國民所得接近五萬美元，高居歐盟第二，教育至大學全部免費，並號稱是世界的投資天堂。 我仔細探討其原因，發現愛爾蘭的改變最主要來自於愛爾蘭人思考邏輯的轉變，跳脫過去凡事對抗的慣性思維，遇到問題時不是爭論問題、解釋問題、解釋立場（make a point），而是想辦法找出實際具體的解決方案（make a difference）。有句話說：「If you are not part […]

後續工作補充報告 2012.10.5 1.2012年4月19日的初步報告及8月7日提出的後續工作報告，已陸續傳送給相關的企業界老闆、企業團體、立委、行政院相關政務委員、各政黨及拜訪的人士。 2.(a)  9月26日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因基本工資月薪緩漲、外勞配額鬆綁，強烈反對本、外勞基本工資脫鈎請辭獲准，其主委職位由原副主委潘世偉接任。 (b) 潘世偉接任主委後的發言，還算理性，令人感覺凡事可以溝通、討論與協商，以便共同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法。其態度與王如玄「凡事都沒有商量餘地」、鐵板一塊、一路「NO到底」的本位主義及強勢作風，完全迴異。 (c) 潘主委認為本、外勞基本工資脫鈎是否違反國際人權公約？是否真的影響國際經貿談判及洽簽FTA，建議法務部、經濟部分別從人權法制、經貿角度釐清，研究脫鈎問題，並找出解決的方法，他會扮演「解決方案的提供者」的角色。他同時也認知勞委會，不僅要照顧勞工權益，還要照顧勞動市場的供需。雖然這些談話與他擔任副主委時的發言不太一樣，但是我們是可以理解的。 3. 本、外勞基本工資脫鈎是否違反國際勞動規範？ (a) 脫鈎是否違反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台聯許忠信立委說：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允許本外勞脫鈎 (Ⅰ)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使兩公約具有國內法效力。凡於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皆應受其約束。而就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同）第7條之解釋問題，則應由文義、論理、目的、歷史及體系解釋探究之。 (Ⅱ) 第7條之「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由於我國並非締約國，認知上應解釋為「中華民國確認人人有權…」，依文義解釋，此處之「人人有權」究屬本國人或外國人，抑或須就本國外國人做合理區別，實難認定之。然由體系解釋觀之，第7條1項2款規定，維持本人及家屬符合本公約規定之合理生活水平。其乃指我國人及其家屬既生活於台灣，須具有合理生活於台灣之水平方能符合本公約之規定；若外國人之家屬皆在家鄉而未生活於台灣，則合理生活水平應係指能使外勞本人及其位在家鄉之家屬具有合理生活水準。此由第7條1項2款並無如同第1款有「不得有任何區別」可知，本條應將「人」區分為本國人及外國人，方能維持本公約之整體一慣性。 (Ⅲ) 就目的解釋而言，外國工作者之工作權及生存權亦應受保障，而區分為本國人及外國人，使外國工作者領取之報酬僅需維持本人及其非生活於台灣之家屬之合理生活水平即可，將能廣開工作機會，並擁有較公平之工作環境，方能符合本條目的。 (Ⅳ) 綜上，第7條應區分本國及外國工作者為是，而允許本、外勞基本工資上作不同之規定。 (b) 國民黨立委吳育仁稱：世界貿易組織（WTO）並無關於勞動條件低，會受到制裁的規定；其他自由貿易協議（FTA）也絕大多數無納入關於勞動人權相關規範。 (c) 台灣綜合研究院研究員戴肇洋稱：「脫鈎沒有國際談判上的問題」。 (d) 沙烏地阿拉伯和菲律賓之前因兩國政府對最低工資談不攏，沙國暫停菲傭申請達一年。最近（9月30日）雙方已解決菲傭最低工資爭議，沙國同意菲傭每月最低工資400美金【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1年沙國的 GDP per capita（平均每人國民所得）是美金20,504；而台灣是20,101美金，兩國差不多）】。 (e) 但最令我困惑的是：勞委會過去反對本、外勞基本工資脫鈎，卻從來未提出任何制約工資必需掛鈎的條文字句。 4.南韓的「活絡企業回國投資方案」 (a)南韓政府今年四月推出「活絡企業回國投資方案」，又稱掉頭企業（U-Turn）方案，針對珠寶、飾品、成衣、鞋類、電子及機械等5項行業，分別建立行業別的「企業回國投資專案小組（Task Force）」，並在青島、上海設立返國投資服務台，發掘具體的返鄉需求。 (b)優惠措施： (Ⅰ)海外撤廠、撤資可免3~4年生產設備進口關稅。 (Ⅱ)金援40％的購地費。 (Ⅲ)提供建築、研究中心購買費15％補助。 (Ⅳ)新雇用員工每人可有每月60萬韓幣（約新台幣1萬5800元）之補助，最長6個月。台灣雇用外勞則想設法要多收就業安定費。 (Ⅴ)減免營所稅及個人所得稅。 (c)成果： 至8月底，短短四個月，在中國青島的十四家南韓珠寶飾品業者，全數返回全羅北道釜山市產業園區設廠，將投資約24億新台幣，聘用3,000多個員工。 全羅北道政府計劃以這十四家掉頭企業為起點，至二O一五年前分階段吸引五十多家企業，預估創造1.3萬個工作機會，打造年出口額超過約300億新台幣的珠寶園區。這些政策有助於南韓提昇短期經濟活力，同時亦會強化中長期成長的動力。 5.建議： 台商回流，這2年是關鍵時期，原因是兩岸ECFA早收清單免稅優惠效益這2年才正要發酵；另外，中、日、韓可能在2年內完成FTA簽署。因此如何把握台商回流紅利期，這是關鍵的2年。美、韓政府吸引本國企業回國投資優惠明確，搶救經濟的積極作法及行政效率，台灣執政當局應借鏡學習。目前行政院提供的獎勵措施相當保守，執政當局招商引資力道應加大，要拿出更多的鼓勵政策，尤其我認為外勞額度鬆綁，及本、外勞基本工資脫鈎應一步到位，才能提供足夠的誘因。政府要加把勁、加速進行、並限時執行，才能拼出台灣的有感經濟。

後續工作報告  2012.8.7 1.     2012年4月19日在協會理監事聯席會議，就本案做報告後，繼續與各界相關人士會面，前後聯絡共27次，並參加多次的經濟研討會 2. 上次的說帖，陸陸續續，傳送給相關的企業團體，及見面的人士。 3. 臺灣的經濟困境： (a) 近期，國際經濟日漸嚴峻，主要出口市場美國、歐洲及大陸景氣相繼出現警訊，國內產業面臨空前壓力，出口連續6個月衰退，景氣信號連亮8個藍燈，政府民間投資負成長(甚至FDI還輸給北韓，是全世界倒數第二名，只贏非洲的安哥拉)，國內的研究機構大幅調降今年景氣成長率，進入保2大作戰。 (b) 在國內外經濟極度困境之際，馬政府贏得年初大選後，竟然無知無感、不食人間煙火，強推油電雙漲，造成物價波動；課徵證所稅，打擊股票市場；美牛進口零檢出，引發政黨激烈爭執，以致政府陷入虛耗空轉，政治成為台灣經濟的最大障礙。幸好，經過5個月的吵吵鬧鬧紛擾，這些爭議終於在一片罵聲中，塵埃落定，臺灣總算可以回到經濟主戰場，搶救台灣經濟已成為全臺最大共識。 4.     最近有好幾場有關經濟發展的研討會： (a) 群策會3場，臺灣國家經濟發展研討會(5/27、6/3、6/10)。 李前總統在6/10閉幕致詞，提到正確因應經濟變局，為台灣經濟提出具體務實可行的政策方針；其中有提到，在大陸的台商，政府也應該替他們想辦法，看如何輔導回台灣投資，還是幫他們找尋中國以外的生產基地，不能讓他們自生自滅。 (b) 民主協會，在6/2/2012舉辦「政治經濟學術研討會」。 (c) 聯合報系「願景工作室」，在6/20召開「關鍵兩年—為台灣經濟開路高峰會」。 (d) 國策研究院，在6/29召開「產業經濟安全政策」座談會。 (e) 行政院長陳冲，從8月本週末開始將安排5個場次，與工商業界，展開財經會談(國際經貿、能源政策、勞資關係及人力資源、金融、觀光與會展)，就當前經濟課題，共同研商解決方法。 5.     臺灣國家經濟需要制定長期的、有計劃的產業政策。 (a)馬英九政府在大選時提出黃金十年，為臺灣擘劃願景，而後提出六大新興產業、四大智慧型產業、十大重點產業政策及高雄自由經濟示範區，令人感覺是漫天響亮、華而不實的口號，有如天際的彩虹，看的到吃不到。何況要推動一項新的成長產業，即使最快也要花6至8年，遠水救不了近火。 (b) 馬英九要求相關單位在九月前提出改善投資環境的具體方案，吸引台商回台及外商來台投資。所以最近專注比較可行短期衝刺有感的措施，將先採取出口及投資兩路並進。經建會主委尹啟銘即表示：現在最直接快速有效的作法，就是協助有競爭力、做國際品牌的台商返台投資，將可創造出口、就業、投資一舉三得。台商回流面臨的問題，一為土地、一為人力、同時考慮機器設備回台關稅減免、出口退稅、融資等等。所以政府要在全國尋找既有的工業用地，或新創產業園區，優先提供台商返國投資，並放寬外勞人口比例，鬆綁外勞行政管理規定。 6. 先有產業，才有就業 (a) 目前台灣的產業面臨缺工、失業率高並存的問題(現狀是：求職者13萬，職缺19萬)，但要先有產業，才有就業。不管哪種產業都需上、中、下勞動力；但3K(特定製程、辛苦、危險、骯髒的產業)，3班(特殊時程)的工作，面臨勞動力缺乏的問題，本勞不願意作，「請也請不起」。 (b) 引進外勞，勞委會的立場 (Ⅰ) 勞委會主委王如玄的立場一貫反對外勞進口，認為外勞的引進，對本 勞工產生就業機會威脅或替代性衝擊，而有「本勞保護主義」的思維，甚至把台灣勞工工資墊底的原因，怪罪於外勞。她曾說：「過去有不少企業外移大陸，是考慮大陸人力成本較低，不過現在勞工薪資提高，如果台商企業因此回來，又要求台灣勞工的薪水比大陸勞工更低(不認為有人會這麼說)，那就不用談了」。勞委會不是「國立總工會」，而應該扮演在雇主與受雇者之間調和鼎鼐，和諧勞資的角色。 (Ⅱ) 她曾強調「國際要求遵守勞動核心基本價值」，因此沒有外勞脫鈎或廢除       基本工資的問題，外勞脫鈎不能接受，國際社會無法接受。又說與新加坡、紐西蘭談FTA，要遵守勞動核心基本價值，不能歧視童工，剝削，脫鈎就是歧視。(新加坡外勞的工資由自由市場決定，沒有本外勞基本工資掛勾的問題，台灣的外勞薪資被特權拿去一半才是真正的剝削) (Ⅲ)勞委會現在的作法是先定調限制外勞，再來調整產業政策，本末倒置。 (Ⅳ)王如玄強勢、固執、偏見、本位主義，不事先與相關部會溝通，即規劃調漲工資，據聞甚至跳過行政院長，越級報告，直達天聽，已成為台灣中小企業發展的大石頭、絆腳石。 (Ⅴ)年底勞委會升格為勞動部，是否會順勢換人是一個未知數。 (c) 經建會、經濟部、國家發展委員會的功能 (Ⅰ) 國家要先制定經濟產業發展的大戰略，然後針對人力資源作長期、整體       的規劃，並調整外勞政策，以利產業發展。 (Ⅱ) 因擋不住業界的壓力，勞委會擬提高外勞比率，但超額部分需繳交高金額的就業安定費(6,000、10,000甚至14,000)。(人頭稅，用以改善勞動條件，及鼓勵本國人就業；目前非高科技每月2,000，高科技2,400)，以價制量「用錢換人」。 (Ⅲ) 經建會尹啟銘主委對提高就業安定費以錢換人，相當保留，認為非常時期、過渡期間，吸引投資有必要更彈性放寬進用外勞的比例及就業安定費。俟過渡期後即可回歸與五級制接軌。然經濟部長就比較保守軟弱，認為外勞比例依超過5％、10％、15％，可考慮分別提高就業安定費NT 4,000、NT 6,000及NT 8,000。 7. (a) 在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前，六大工商團體包括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許勝雄》、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理事長駱錦明》、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張平沼》、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秘書長王振保》、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臺灣區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發表聯合聲明指出： 臺灣遭受全球經濟衰退衝擊，提出五大理由，呼籲政府暫緩調高基本工資，其聲明指出：企業支付勞保費、健保費、勞退金的提繳、身心障礙者僱用差額代金和原住民僱用差額代金等各項社會救助給付，都與基本工資有所連結，基本工資牽涉範圍極廣且複雜，不只是單純調高勞工薪資。 台灣中小企業家數佔總企業家數98%，服務業佔多數，而時薪以服務業為主，此時調高時薪工資，中小企業將無法承擔。六大商團體重提本外勞基本工資脫鈎主張，並提出新論述指出：國際勞工143號公約第11條指出，有關「移民勞工」權益保障，不適用於在限定期內必須離開的契約勞工。所以外勞工資與基本工資脫鈎，並未違反國際勞工公約。(這一點論述是我們提供給他們的意見) (b) 勞委會回應說，國際勞工97號公約已明確指出，任何國家對謀職移民者(以受雇為目的而移入的他國人)，包括報酬等事項待遇，不得低於本國國民，而且也禁止在就業方面機會均等和待遇平等有所歧視(台灣沒有移民政策，我們的外勞是契約外勞，並不是移民外勞)。 勞委會更近一步說明，國際勞工143號公約第11條的規定，是指國外僱傭的履約關係在其母國，境外出差或短期派駐工作者，與國內製造業僱用外勞情形並不相同(看不懂，不知所云，答非所問)。 […]

楊英育（Bob I. Yang） 前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總會會長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與美國國會中的朋友一起致力於維護並提升台灣的主權。面對中國的崛起，FAPA告訴美國政府有關台灣的重要性。FAPA強調，支持台灣關乎美國的國家利益，同時也提醒美國，台灣關係法結合了兩國在社會、經濟及軍事等領域的緊密關係。  最近有兩件事反映出FAPA和美國國會之間密切的合作關係。首先是在2011年6月16日和10月4日舉行「台灣為何重要」的國會聽證會；其次是在9月14日提出「台灣政策法案」（H.R. 2918），隨後於2011年11月17日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通過，該法案目前正在等候全體眾議院的審議通過。   Summary of Remarks 楊英育（Bob I. Yang） Former President of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Working with our friends in the U.S. Congress,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 has been safeguarding and promoting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Coping with the rise of China, FAPA informs the […]

──台、日、美的區域安全合作之建議 蔡明憲 前國防部長 一、中國軍力的崛起對亞太區域安全的衝擊 （1）自公元2000年以來，中國軍力急聚擴展崛起，尤其是它的海軍、空軍及飛彈的投射能量。中國的國防年度預算從14.6億美元（2000年），急昇到106.0億美元（2012年），這期間每年皆以超過10%以上的比例增加。相對的，台灣的年度預算卻從12.9億美元（2000年），降低到10.6億美元（2012年）。 中國解放軍對台海及亞太地區最大的威脅來自它的飛彈與潛艦的投射能量。根據美國國防部針對中國軍力所發表的年度報告（2010年）：「中國擁有全球最積極的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的研發計劃」。中國此項龐大的飛彈研發及部署計畫，明顯企圖是針對台海及亞太海域的制空權及制海權，並因此完成其從近海防禦戰略擴展至遠洋防衛戰略，使中國的軍事影響力穿越第一島鏈，直逼第二島鏈，甚至挑戰美國在亞太海域的主導權。 （2）根據台灣情治資料顯示，目前中國二砲部隊部署了約1,500枚的短程飛彈（SRBM）面對台灣，其中以東風（DF）11型及15型為主。又依「美中經濟暨安全審議委員會」於2010年11月發表的年度報告，中國光在福建省就部署了射程300公里的東風11型飛彈750枚，另600公里的東風15型400枚。美國歷任政府雖然一直不斷要求中國停止部署或刪減數量，但毫無結果。中國對台戰略實質也挑戰了美日安保協議與亞太區域安全。 美國國會的研究報告（CRS）提到：中國強化其海軍包括潛艇的投射作戰能量，其最主要短程目標是奪取台灣，控制台海；長程目標是「因應海洋主權紛爭」、「保護海洋運輸航線」「主張大國的地位」等原因。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瓦良格號（Varyag），經過大改造後，不久將可配署中國海軍。另在10年內，中國計劃建造並部署1-6艘航母。至於搭載戰略彈道飛彈的潛艦，現在已部署了3艘，其中攻艦彈道飛彈「東風21D」是中國海軍「反介入」（Anti-Access；Area-Denial）戰略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另中國海軍，目前約有60艘攻擊性潛艇，包括12艘向前蘇聯購買的基洛級柴油潛艇，自行研發的傳統動力之宋級、元級攻擊潛艇。另，中國對美日本土具有核武攻擊能力的有晉級、夏級、漢級等戰略導彈核子動力潛艇。中國攻擊性潛艇的總數量已超過台、日總和，也嚴峻的挑戰美國在亞太區域的控海權。 （3）根據日本SAPIO半月刊2011年6月報導，中國潛艇過去數年確實屢次入侵台灣及日本領海，並曾發生靠近美軍艦艇並浮出水面，而震驚美國的例子。對各國海軍來說，反潛作戰能量（ASWC）是一個棘手的課題，尤其中國常規動力潛艇潛航中的音量已經變小，更增加美軍偵測的困難。又中國潛艇以提昇攻艦巡弋飛彈和魚雷的攻擊能力，這對未來美、日與中國海軍衝突的想定裏，威脅性及不可預測性日趨嚴峻。 中國海軍的戰略目標是確保能對台的動武作戰能力，以「速戰速決」、「首戰決勝」奪取台灣。當台海發生衝突時，中國海軍將企圖阻止或遲滯美國、日本等外國軍力介入，迫使台灣儘早屈服，進而控制台海及鄰近亞太海域。因此中國海軍的「反介入」（2A/AD）戰略，其最大目標當然是美、日的海空軍戰力，這對美日安保的亞太區域戰略利益已構成了嚴重挑戰了。所以，中國的對台戰略，就是對美、日的戰略。  二、台、日、美的區域安全合作之建議 （1）繼續強化台、日、美的雙邊或三邊針對中國軍力情資之交換與軍事合作的協商。 雖然台灣與美、日沒有正式外交關係，但基於共同的區域安全戰略利益，如何透過美國「台灣關係法」與美日安保協議，繼續強化既有的雙方或多邊的協商，相互交換對中國解放軍的情資及軍事動員合作，回應中國軍力的擴張而產生可能的誤判或衝突，以確保台海及亞太區域的穩定與和平。例如：1996年中國對台灣試射飛彈的危機，及2005年中國潛艇潛越日本琉球及台灣海域等事件，皆是台、日、美三邊情資交換，回應危機而合作的很好案例。 相對的，台灣馬政府不應因「親中」「一中」政策與中國合作，來對抗日本或美國。例如在釣魚台及南海主權的爭議上，台灣可以明確表達自己的立場，但應避免與中國一起合作對抗美、日，因為中國對台灣的攻奪戰略，是台灣當前最主要的敵對者。 （2）建置亞太區域共同飛彈防禦系統（Theater Missile Defense，TMD） 根據「詹氏防衛月刊」於2012年8月初的報導，中國二砲部隊於今年7月24日，試射東風41型飛彈，載控核彈頭可摧毀任何超過五萬人口以上的美國城市，而且一次可配署10枚核彈頭，可分別瞄準所設定的目標。中國此舉，促使美國政府（國務院發言人）於今年8月底公開表示，美國將透過與盟邦協商，在日本領土南方與菲律賓，分別設置大頻道的預警雷達站，以攔截北韓及其他國家（中國？）的攻擊飛彈。此預警雷達及飛彈攔截防禦系統（TMD），預估必然涵蓋整個亞太地區，包括台灣海域。據報導在台灣北部山區建置中的大幅度遠距預警雷達站，將於近期內完成部署啟用，其功能必能配合上述亞太區域飛彈共同防禦系統之整合，確保台海及亞太的安全。 （3）共同強化確保亞太區域的自由航行（Sea-Lane of Communication，SLOC） 由於中國近幾年來片面宣稱其在部分東海海域（釣魚台列島），及南海為其國家「核心利益」，引起日本、台灣、越南、菲律賓、印尼等國家對該海域的緊張與衝突，因而影響了此亞太海域的自由航行的機制。 台灣自1956年起迄今，實際控管南海中最大島嶼─太平島，並於數年前，建置簡易的飛機跑道及駐守人員。因此台灣可積極要求參與南海主權爭議等事的共同協商，和平解決南海爭議，並承諾參與遵行「南海共同行為準則」，確保南海及亞太區域的自由無害通行。台灣與菲律賓、印尼等國家在南海的自由無害通行議題的互動上，有相當的程度的雙方共識與合作。台灣可積極擴大與美、日及東協國家，發展雙邊或多邊的協商，共同促使南海海域的自由航行之權利。 （4）繼續共同強化亞太區域「反恐」、「反海盜」、「海難的人道救援」的國際合作 自2001年9月11日在美國發生「恐怖事件」後，美國一直積極的與世界主要國家，包括台、日、中、韓及東南亞各國簽署「反恐」的共同合作計畫，其中包括機場、港口查驗，並對公海航行中的可疑船隻及海盜船，強制攔截檢查或接管。 台灣從過去迄今，對反恐、反海盜及海難的人道救援工作上皆有積極的表現與參與，這也是台海兩國可共同參與亞太區域多邊安全合作項目之一。 三、結論 台灣政府及人民必超越黨派利益，而應以台灣國家安全及台灣人民生命福祉為優先，強化自我防衛的決心與作為：落實「全民國防」、「國防自主」、「軍隊國家化」、「文人領軍」等法定政策；同時強化「三軍聯合作戰」機制（C4ISR），及國軍衛國保民的士氣與決心，及提昇國防預算運用績效，並繼續強化與美、日為主的區域安全聯防與合作，以確保台灣主權及台海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