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日本東京拓殖大學創辦百週年發行的「台灣論」第五卷序文
周烒明 日文原著 張坤文中文翻譯
很慶幸，為紀念拓殖大學創立一百週年而編輯的論集新近完成。此論集稱呼《台灣論》，共分五卷，收合約2000頁的文件，綜合當時全日本國內關心台灣的先知先覺，所發表事關台灣的論說、調查報告、統計資料及隨筆等等。這包括從日本領治台灣初期在日本所發行之《台灣協會會報》月刊（從第一期1898年到第100期1907年）。這歷史性的記錄和拓殖大學創立的對照，提供了趣味盎然的寶貴資料。然而此論集以日本文記載，很可惜，與日本文漸行漸遠的台灣年輕世代無法直接閱讀，因此本人真希望選出多篇文章翻譯為大家熟悉的語文和有志人士研習。本論集對於有興趣關心台灣成長過程的日本青年，也是極為重要的資料。本論集克服重重困難才完成。其立論公平，觀察正確，記述不滲偏見，是一項重大貢獻。對於用盡心力達成其「小小願望」的拓殖大學編輯室，池田憲彥、黃文雄和江旭本等諸先生，本人在此最後一卷的首頁表達最高的敬意和衷心祝賀。
拓殖大學是日本當局為栽培其在歷史上第一次獲得的殖民地的人才而建立。其建校精神，和有志「手造台灣國」的台灣青年該持有的建國精神，有一脈相通的共同點。這是本論集給本人的啟示。它包羅有關台灣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題目。是由當時日本關心人士在思索哲學、策略理想、分析統計等隱藏多時的情報寶庫。
現今台灣文化的形成是以日本領台初期即執行的基本殖民政策和地域拓殖政策為基礎，再經國民黨外來政權的表面粉飾，逐漸醞釀而成。這種的台灣文化就是確立認同台灣做條件的「造國」基盤。前台灣總統李登輝博士在第二卷序文指出：特別在國家認同的形成中，台灣人民被迫付出慘重龐大的代價，成千上萬的平民被外來政權屠殺。台灣住民經由日本統治帶來近代化得到很大福利，同時，現代教育也提昇台灣人法治和道德觀念。在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社會，被養成的「善良老實的素質」為台灣人種下了禍根。遭受到二二八事件殘酷屠殺的洗禮，濫用黑名單的恐嚇，白色恐佈的迫害，和世界上史無前例連續三十八年最長久軍事戒嚴令的屈辱。
李登輝前總統所說的「台灣人認同的確立」即是「台灣獨立」，也是黃昭堂博士（寫第三卷序文）、羅福全博士（寫第四卷序文）、陳唐山博士（寫第五卷序文）和本人（也寫第五卷序文）等四人長年奮鬥的共同目標。我們四人在過去四十年來做為同志相勉，在海外共同參加「建立認同台灣運動」，也都早被國民黨政權列入黑名單，四人同被烙印為「不受歡迎人士」。凡四十年被禁止入境台灣。公元2000年，破天荒地台灣政局劇變，在國民黨全面崩潰聲中，民主進步黨的陳水扁先生當選為台灣總統。雖然政權轉換成功，但國民黨五十年來大中國教育的遺毒甚深，「台灣認同的建立」還是路程遙遠，尚須一段時間，繼續努力。共同奮鬥的四人中，黃昭堂博士曾任新政府的國策顧問，羅福全博士是名符其實的駐日大使。只因中國單方面的蠻橫反對，被迫用怪形怪名，牛頭不對馬嘴的「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赴日就任。陳唐山博士榮任外交部長。四人當中最年長的本人卻在奧勒岡州的小村荘退隱。
本論集的題名和著名的小林善紀Kobayashi Yoshinori的漫畫本《台灣論》同名，發表的時間也很巧合，這使我有點不安。漫畫《台灣論》在2000年11月，而拓殖大學百週年紀念出版的單行本〈後蕂新平―― 一位有骨氣的國際觀人物〉是在2001年4月先後出版。雖然猜想可能是編輯室有意的安排，經事實查明是書不同，書名相同是偶然。野村政明（Nomura）先生在第一卷第十四頁寫一篇題名為〈台灣論〉論說，內以十二篇論述，按重要性依序列立台灣施政直接面對的要務，這是一篇傑出的論文。其所列第一條項目為〈土匪的鎮滅〉，採用該節文章的題名做為本系列〈台灣論〉的主題名是非常適合的。小林先生所畫的漫畫書，因很逼真地將台灣的「不能見人的顧忌」辛辣地暴露於世，而被統派指名批判，大罵攻擊為「干涉內政」。小林先生因此一度成為所謂「不受歡迎人士」，覺得很可憐，他也被加入「黑名單」，遭受「禁止入境」的冷遇，成為我們「後起之秀」 。
本人長久生活在美國被認為「日本通」，是因為本人在東京出生，在日本渡過少年期和青年初期，奮鬥求生當過十七年的日本人。私下本人對此封號覺得不敢當。二次大戰結束後一年，第一次定居台灣，當做「中華民國人」，在台灣居住了十三年。以後的經歷是畢業於台灣大學醫學院，到美國的威斯康辛大學（Wisconsin U. Madison, USA）接受研究院教育和醫科訓練。學業完成後不久即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護照延期被拒絕。為求生存，將美國定為歸身之地，申請歸化。四十年來成為美國公民，立身杏林栽培桃李。這段期間不但「本身認同的確立」是心上一大要事，雪上加霜地本人經歷過美國移民局連續數次「強制離境」的通知，心神徘徊在台灣、日本、中華民國和美國之間，而變成國籍觀念漸為稀薄、奇妙的「國際人」。前述李登輝先生等四人對日本情事可說比一般人更來得瞭解，應有充份資格以客觀公平的立場來評價日本的歷史。自問本人是一普通醫生，也是門外漢，是否有資格班門弄斧呢？更何況本人尚不知拓殖大學是什麼，只好自告奮勇去探究該校是何物？
1905年朴資摩斯條約（Portsmouth Treaty）結束日俄戰爭，從此日本勢力擴大及滿州（清朝發祥地）和朝鮮（今南北韓），為因應新局勢，台灣協會（NGO）所創立的「台灣協會學校」，在創校七年後（1907年）改稱為東洋協會及東洋協會學校，以備滿州和朝鮮等地的協會加入。事後本人發現對從「台灣」改為「東洋」而心懷抵抗感的不單是我一人而大感震驚。後藤新平在同一年舉辦的東洋協會大會上定論「東洋」兩字比「殖民」合適。聲稱東洋兩字意指台灣、滿州、朝鮮以外的地域。
後來東洋協會學校申請修改校名，經東京府知事（市長）及文部大臣（教育部長）的許可後，在1915年9月由當時的台灣總督安東真美男爵認可批下的申請文件確實記載「東洋協會附屬私立東洋協會植民專門學校」為正式校名。此「植」非彼「殖」，乃因後藤新平主張日本佔領台灣後的政策應該是「植民」培養而教育，不應該是「殖民」由強勢侵略弱勢而同化。該校在三年後的1918年雖然改名為拓殖大學，但實際上被承認為正規大學則在1922年。欲知拓殖大學百年來成長和變遷的歷史性基本概要，請參閱《後蕂新平―― 一位有骨氣的國際觀人物》一書內，由拓殖大學第十六任校長小田村四郎先生所寫精實的序文〈第二章：植民論〉。
回想住在東京，小時候看到頭戴角帽，身穿束領制服的大學生，內心湧起「有朝一日當如是也」的羨摹。東京各大學的校帽各有特色，互相標異，如早稻田的角帽，慶應的圓帽，東大、拓大的角帽等。其中比較活潑將帽子獨創式地變造換形，如在帽頂開孔塗黑色鞋油，戴上尖上加尖的改造角帽，留長長鬍鬚，穿男式長裙，腳登日本木屐踏地刮發聲，闊步遊街的大多數是拓大的學生。不知為何在少年的眼中，這些大學生裝扮和行為被看成是在尊重日本的傳統，祟尚武士道，並以日本精神為榮耀。對此現象，台灣協會學校（即拓殖大學的前身）第一代幹事河合弘民先生在第一卷卷尾提出戒言說：台灣協會的使命不是在養育一群「破帽弊褲，態度高傲」的學生。由此依推，這樣的服裝在當時的協會學生應是大為流行，但是拓大的學生為何會有這種行徑，極可能是受到當時新渡戶稻造（Nitobe）所發行《武士道》英文刊物的啟示影嚮。認為這是拓大畢業生當以國際觀人士活躍於社會時，所持的「武士道精神」之表現。拓大的校歌雄壯地唱詠其主題：「使命崇高遠及海外，服務人類不分膚色，地域不分遠近，我不差別歧視，在我之前人人平等」。
台灣協會學校創立當日，幹事河合弘民先生將建校的目的定為：1）培養有能力在台灣活躍的外交人才，2）植民思想的普及化。河合結論是：建校成功與否關鍵在於創校後幾年以內。很奇妙的是後藤新平當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的任期（1898-1907年）和《台灣協會會報》發刊期重疊，兩者分別在台灣和日本同時為建設台灣而努力。然而這麼重要的歷史事實為何沉埋不見人間長達半世紀以上，因而錯失提昇台日關係的機會，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當本人收到寄來有五卷份量貴重的書本時，依慣例先瀏覽每卷的目錄，當時非常驚訝的是：全部五卷竟然沒有後藤新平或新渡戶稻造的論述。這兩人是本人最為尊敬也是近代罕有的的日本偉人和台灣的大恩人。後來才在第三卷發現收錄後藤新平逐字記錄的演說稿「台灣的實況」，雖然早知道後藤新平為人誠實、剛毅訥言，但做夢也沒想到他的演講能力是如此地差，他的說話順序，前移後跳上下脫節，無頭無尾，過份誇張的表現，充滿不登大堂的笑話，一言以蔽之，這場不精彩的演說將其獨特的、閃耀新鮮的心靈想法、卓越超人的探索構想，再混合他日本東北地方的腔音，將其本人性格和習癖全部展示大眾。即便如此，這還是一項珍貴的歷史資料。
後藤新平在1899年經濟學會發表這篇演說，主要是針對「台灣經濟獨立」這個難題之解決做樂觀的說明。僅從此記載為例就可預測此五卷論集所收錄論說存有的實質和價值。之後，也明瞭為何後藤新平和新渡戶稻造兩位的論說未包括在內的疑雲。很顯然地，後藤新平和新渡戶稻造的論說，早經《台灣協會會報》的有關雜誌選拔，由拓殖大學在2001年4月個別以單行本出版。即《後藤新平—一位有骨氣的國際觀人物》，（其中收有許文龍先生寫的文章〈台灣近代史中的後藤新平〉一文）和《新渡戶稻造—國際開發與國際教育的先驅》。我也曾到Portland的紀伊國屋書店（Kinokuniya）接洽，但該書店不代理大學出版的書本。
若要從《台灣論》中選出本人最有興趣的題材，無論如何就是和醫學有關連的了，如在第一卷內社會篇佔有八十五頁篇幅的台灣衛生醫療問題。後藤新平本人就是醫生，積其當任衛生局長六年的經驗再出任民政局長，其對台灣現代化的發展所做的貢獻，最顯耀的項目不滕枚舉，如公共衛生的制度和台灣醫生的培養。恩師杜聰明博士經常談到山口秀高、高木友枝、堀內次雄等三位日本教授，就是對台灣醫學向上發展有極大貢獻的一批教育家。後藤新平成功的背後，有此等不可忽略的偉大醫生，而協助他發展台灣公共衛生最大貢獻應該算是高木友枝（1858-1943年）。高木曾任第二代台北病院院長及第三任醫科學校校長，他是位富有才華的醫生，在行政管理（防疫課長）、企業界（台灣電力會社董事長）和學術界（教師及醫科學校校長）均有卓越的成就，而被奉稱為「台灣衛生醫學之父」。另一位被敬稱為「台灣醫學之父」是堀內次雄醫生，堀內將全部心血灌入台灣的醫學教育長達四十年，其中擔任醫科學校校長二十二年，是被學子們敬慕如慈父的一位人格高尚的學者。後藤新平是個天才的上司，他的妙術是慧眼識英雄，發掘這三位傑出醫生加以重用，再加雕琢栽培。更邀請農化專家新渡戶稻造來台灣，他在兩年以內將台灣糖業提高到世界級水準，砂糖產量增加三倍，促成「台灣經濟獨立」在1904年實現，比預期的提早五年。 《台灣論》全部五卷內收錄的論文，只有極少數關連到衛生醫學。所觸及的僅有在第一卷社會篇（第一二七至二一一頁，計八十五頁）。由三位醫生提供的台灣傳染病學的論文。其中一位就是高木友枝。本人收藏的書籍就有高木友枝所寫的小冊子，名為《Formosa島的公共衛生》（Die Hygienischen Verhaltnisse der insel Formosa）。這本小冊子是以德文書寫台灣公共衛生的論文，1911年德國Dresden市出版。全書大約有兩百三十頁，插入八十四張當時的台灣風景照片、多幅地圖和多數的統計圖表，是一本很優秀的博士論文。為此論文，高木暫停其在台北的醫學院院長職務，遠赴德國留學三年。其間和德國婦女結婚。回國後復職，依序提出論文，獲取醫學博士學位。從此仕途平順如青雲，歷醫科學校校長十二年。
題名為〈台灣衛生談〉的演說稿，即《Formosa島的公共衛生》一書的內容，是高木友枝就任醫科學校校長的1902年所作記錄，演說很簡單明瞭地檢討過去七年日本在台灣拓殖的業績。其施政成果令人驚訝。短短的七年就在台灣建立十所綜合醫院，一所分院，為此配置公醫八十名。另外地方醫生一千八百人和來自日本的開業醫生三十名，設立二十所地方衛生機關。這樣的建設和努力將台灣建成為難以置信的「一片健康的土地」，達到八項最嚴重的傳染病，如斑疹傷寒、赤痢、瘧疾和猩紅熱四項病例減少到比日本更少，而白喉一項在台灣絕跡，肺結核和麻瘋兩項也比日本本土為少，僅存鼠疫一項比日本本土為多。台灣的鼠疫在1896年以來大肆橫虐全島，經過二十年的時間在1917年根絕成功。經過多項很有趣的統計學分析來比較東京和台灣的病例，雖然發現台灣在小兒腦膜炎和腳氣病兩項顯然多出日本本土，但總體來說，當時的台灣在公共衛生方面不比日本差，即使和日本本土內公共衛生良好的大城市相比，也毫無遜色。
當時在台灣吸食阿片的佔人口的3.85﹪，而阿片使用量的管制是公共衛生中最為困難的課題。根據後藤新平有名的「生物學原則」所做長期的管制，觀察了吸用人數由1900年的十七萬人到1902年減為十五萬人，過九年1911年為十一萬人。這就是高木友枝在上述以德文之論文內所預測的傾向，逐步減少而達成的成果。在醫學教育方面，高木向後蕂提出留學優待的制度，此建議為「以公費保送由日本來台灣完成規定醫療服務期間的醫生到外國留學兩年」。這制度對當時的年輕醫生具很大的吸引力，使很多優秀的醫生願意來台服務後再到歐美留學。高木本身就是這種途徑留德。他又在辭去校長職位前向後藤新平進言：在總督府內設置中央研究所，其本人也被任命為該所第一任所長，將其外國留學制度更加強化發展。其後此中央研究所變身為屬於台灣大學之熱帶醫學研究所。
不僅台灣受惠於此外國留學制度，其恩惠亦遍及日本本土。因為本制度，許多優秀且有革新思想的日本醫生，留學後可任選返回台灣或日本服務。總之，許多留學醫生回國後都成為著名的學者或是臨床教授。成為世界級學者就有研究瘧疾的木下嘉七郎，細菌學的堀內次雄及病理方面的今裕教授等。台灣醫學對世界衛生最受矚目的貢獻就是熱帶醫學。這應歸功於中央研究所之設立。該所在1919年改組，將其衛生部附屬於台北帝國大學之熱帶醫學研究所。其新陣營由堂堂傑出，國際出名的學者精英組成。除了長野泰一教授（細菌血清，留法）和曾田長宋教授（厚生學，留美）以外，大部分的教授都是留學德國。由宮原初男放教授（熱帶醫病），下條久馬教授（所長），中島壽教授（細菌血清），岸田秋彥授（細菌血清）等所組成的陣營，就可以知道此研究所能擠身世界級的道理了。 後《台灣論》第一卷社會篇記述的高木友枝的演講一直到上述的台灣醫學史，本人到現在才得以抽絲剝繭地瞭解其中奧妙。高木分析在台灣驚人的公共衛生之成就，並將其成功理由歸述如下：1.排水系統及飲用水設備完善，2.由公共衛生補足法促成之預算增加，3.設置醫學教育機構如醫科學校及醫學講習所，4.上項醫學教育之成功，5.醫生薪水之提高，6.藥品管制的完整，7.行政長官本人是醫生，8.邀請日本內地優秀醫生到台灣服務的制度。高木說得條條有理，本人大加肯定其作為，也感謝這些人對台灣盡力。1899年在台灣開辦的醫科學校，經過三年已擁有130名成績非常好的學生，其膳食、服裝大部份都由官費支出。學校對學生培養不遺餘力，大大寄望其優秀學生，不管到日本任何一地表現都不輸人。
現代日本對台灣的理解比起百年前領台初期不但落差甚大，也可能完全不存在。日本人過份用心於中國的存亡，而完全忽視了昔日用盡熱情經營的殖民島—台灣的興亡。探究拓殖大學的起源，是在一百年前建立，其目的是為開拓台灣。而後藤新平以其獨特的「生物學原則」擔起台灣的統治。此統治方式被稱為“新殖民主義“是和過去以武力或宗教來征服的殖民主義，完全相異的「文化人道主義」。因此百年後，後藤的方式還被台灣人欽慕和懷念。
正當「殺死」（SARS）延襲東南亞和台灣爭取加入WHO時，中國對台灣蠻橫封殺、百般欺凌，令人再度激起無限的憤怒。當年日本留在台灣，世界第一流的熱帶醫學研究所，到現在還是健全存在。屈服於中國非人道而且傲蠻的政治壓力的聯合國會員國（可能包括日本在內），假如能夠察覺到台灣現在在熱帶醫學所擁有的研究成果和經驗，足以對人類有貢獻，依情依理早應該前來懇求台灣早日加入WHO才是。
總之，為了後人再度研究此論集貴重的歷史事實，而從百年來雜亂分散的眾多文獻，加以收集、考証、分類、撰文、編集、解讀，從頭到尾，貫徹綜合工作的這此人士，尤其是池田憲彥和黃文雄教授的勇氣和耐力實在令人感佩。這種努力是為增進台灣和日本互相的認識與信賴，以為和平友好的鄰國必須的付出。對兩國間的外交關係，文化的成長和認同的建立，自不待言有很大的貢獻。很幸運地，此龐大的論集《台灣論》中的一小節，搜摘了有關台灣的醫學，特別是關係到傳染病醫學近代化的歷史和論說。雖是滄海一粟。但此生有緣發現了大量的「情報」，也頗感欣慰。在此謹記讀後的感想做為序文。
拓殖大學創校百週年，該校在公元2004年12月出版“台灣論“一書。該書第五卷序文由周烒明醫師執筆。為這篇序文周醫師用盡心力，蒐集百年來分散的資料，凝積完成此一傑作，本人深受感動。序文中，特別是對李總統及後藤新平（註二）的記述，再次加強本人原有的認識，倍感親切，心弦共鳴。全篇記述令人非常感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