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並錫　師大美術系教授 一、前言 在一對SOS藝人姐妹公開表示台灣布袋戲沒水準之前與之後，屬於台灣的種種，被輕視的現象並無多大改變。六○年代某新聞局長也認為台灣布袋戲沒水準，所以強迫電視裡布袋戲必須以北京話發音（事實上那時候當局顧慮的是唯恐正宗布袋戲提昇台語品質，進而凝結台灣意識）。民國56年，筆者大一新生訓練時，一同級女性在晚會時大嚷著︰「怎麼唱台語歌、講台語話『說』﹗」質疑、抗議迎新的學長們表演欠格調。筆者在美術系教油畫課時，課堂女性指著某些俗艷的油畫顏料說道「好像台灣的感覺」。 最近有一個稱為「燃燒馬德里」的佛拉明哥舞蹈表演。原以為是西班牙舞團來台演出，那知道該舞團成員全都是本地人﹗真不知道有尊嚴的西班牙人，會不會也來個「燃燒台北」在馬德里表演屬於台灣的舞作？肯定是不可能發生的﹗在台灣的這種現象姑稱之為「無根蘭花飄浮文化現象」。「迷火」在此現象的人，以文化自主的尺度準則而言，盡是屬於「有體沒魂」的他族文化撿拾遊牧民族。這種「撿拾族」、「無根族」最熱愛日本的「哈囉ketty」、「銀座文化」等等外來人、事、物；而對台灣本地之種種，往往視之如蔽履。 這些冰山一小角的抽樣敘述，反映著台灣住民的土地認同與信心危機，也是社會危機。看來台灣文化必須要高喊「S.O.S」的求救信號了。 二、為何要振興台灣文化 許多人常使用「台灣文化復興」一詞，認真說，台灣歷史上並未有過輝煌的主體文化，於今如何「復興」？筆者認為宜用「振興」兩字。而振興，又涵蓋了「創造」。 （一）增加族群的相互瞭解與尊重 文化其實是「腦內革命」，心靈改革、心理建設的基礎。沒有主體性文化就沒辦法建立有自主性的國家。 今日台灣，正是小說《雙城記》開場白所說的–這是一個黑暗，同時也是光明在望的時代。台灣人民正陷於上升與沈淪兩股力量相互拉扯之間。政治危機不斷；社會亂象處處。十二月五日有份民調顯示迄今約有1/4的國人希望能夠移民。因為他們對台灣、對自己都不具信心。台灣人民正面臨著精神價值的斷喪及人性尊嚴的瓦解。許多國人，不知如何自處於這大時代的時空座標裡。 不可否認，台灣確有族群矛盾，統獨之爭的問題存在。早年威權統治等政治因素致使族群的社會地位、政治權力、資源分配、發言權均有頗大的懸殊。迄今，就文化影響力及社會權、利的掌控而言，依然是百分之十五左右的新住民係少數的強者，百分之八十左右的舊台灣人（含客、閩、原）是多數的弱者。於是某些族群產生了優越感；某些則有了自卑感。這是非常不利於現代社會的融合及新國家的起造。 當昂揚高吭、一如大地脈動之天籟佳音的原住民樂歌在奧運大會見真章後，我們才驚覺這種天之美音被有意無意埋棄太久了；當深入研究原住民的圖騰、圖象、圖案造形，才幡然明白他們的造形語言與其自族文化結合之緊密、自然曼妙、遠勝於平地漢人族群，敢問台灣漢人，你的Logo、圖案、圖騰在那裡？「代表台灣的圖象在那裡？」這句話是前不久文建會主委提出的問題，讓許多美術專家抓破了頭﹗敢問漢人族群，憑什麼你能優越感？ 當我們了解了台灣文學先驅–賴和先生作品之優秀，我們才知道不應稱「賴和是台灣的魯迅」，而應稱「魯迅是中國的賴和」；我們終於明白以前不知有賴和、楊逵、鍾理和等本土文學大師，是因為當權者故意在學校教科書裡剝奪了我知認知本土文學的權利。 當我們了解音樂界的江文也……美術界的黃土水、劉鐵民……等等之後，我們才恍然了悟原來我們被選擇性地認知文化、歷史等等，也難怪某族群才會在歷史的錯誤上建立了優越感。 聖經說︰「驕傲是與上帝爭奪榮耀」，優越感決非美德。我們無權低估別人，也勿高估自己。當四大族群皆得公平機會展現自己文化及尊嚴，重建各族群精神價值後，必能增進相互了解與尊重。 （二）追求住民對斯土榮辱與共的情感 台灣是移民社會，台灣史是移民歷史。土地認同歧異及移動不安正是台灣古來即存的事實。 台灣人老祖宗渡海來台，篳路襤褸，以啟山林，大部份為的是餬口、「賺食」，而非為了高尚理想。從早先台灣人的黃金甕，而知當年來台者依舊抱持終須回歸原鄉的想法。戰後新住民也只是暫渡難關，不得已而來台。「我的家在大陸上」的歌聲曾經響徹寶島天空。「反攻的號角」如同大安區每天早上八點卅分的試放警報。響得人們心驚膽跳。反攻大陸的世紀騙局被擢破之後，為數不少的民眾從此改哼「我的家在新大陸上」了，移民美國去也。 移民的社會、移植的文化、移嬗的政權、移徙的環境，以及讓地震不止的移動板塊構成了「台灣險地」。險地上的住民如何產生生命共同體的共識呢？就是要創造讓人民認同斯土的條件。 在殖民式的政治狀況的長時間束縛及壓制下，台灣民眾早就變得個性萎縮、精神貧瘠。只有自利的個體意識，毫無自主的整體意識。多數無自省自覺的台灣普羅大眾所依持的觀念和認知，幾乎由國家、主義與近來被公認為「誤國欺民」的媒體所決定。這種情形好像史懷哲在《文明的哲學》一書中所說︰ 「現代人在精神上喪失了獨立，變得懦弱而依賴；他們在非人道的氣氛中失落了自己，讓自己的精神獨立與道德批判力屈服於組織化的社會。」 在此「現代人」改用「台灣人」三字，無疑是非常適當的。台灣人早已屈服在那有目的性而故意創造的不健康之主流價值潮當中，變成人云亦云的「撿拾族、飄萍族、無根族」。沒有了思考能力，也就沒有正確的新人生觀、新價值觀。這是今後台灣發展、茁壯路上的障石。 振興台灣文化乃希望在此逆流中，作些挽狂瀾之奮鬥，藉新文化運動，協助去除社會雜質、培養心靈改革的環境，再創新台灣的新人生觀、價值觀–土地認同的新觀念。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肆、全民政府的實驗 陳水扁的全民內閣，經過一個多月的協調努力才出爐。細看這些部會首長的屬性，雖然人事主導者為陳水扁，卻明顯地有李登輝的痕跡，尤其是國家安全、涉外事務首長的安排，此外，主要的社會力量也多能獲得入閣的起碼徵詢，譬如說企業界、學術界、甚至於宗教界；與其說這是一個雜排軍般的聯合內閣，倒不如視之為由李登輝到陳水扁政權的「混合體」。在這由民主轉型為民主鞏固的關鍵時期裡，一切仍以政局穩定為最高考量，由於執政黨是國會的少數黨，無法強力採取「責任政黨政府」的模式；既然各個政黨的定位尚待選民認同，標榜跨黨派的全民政府自是可以被百姓所接受。 唐飛之所以雀屏，當然與穩定軍心有絕對的關係；唐飛與在野立委互動關係良好，一再表達心悅誠服接受以合乎憲法方式產生的政府，無疑早就給企盼執政的民進黨一顆強力的定心丸。近年來，國軍已大致朝向國家化大步前進，也多能矜守文武間的分野，參謀總長湯耀明選後立即表達效忠新任總統，即為明證。然而，在政權轉移之際，雖然軍人干政的可能已近乎於零，任何風吹草動將不免斲傷新總統的威望。當然，台灣近年來已調整過去大中國陸軍的建軍思想，海、空軍大有凌越陸軍之勢，尤其是在美國主導的「戰區防衛體系」下，空軍出身的唐飛應該有最佳的優勢，甚至於是嚇阻中國犯台的堅定磐石。此外，面對三黨鼎立的立法院，唐飛的立法整合能力也優於李遠哲。最重要的是，唐飛外省族群的身分，具有強烈的族群協和的象徵意義。 唐飛臨危受命組閣，大家心知肚明是過渡內閣，但截長補短，猜測他至少也會待到明年立委選舉結束，見習中的陳水扁嫡系人馬才會扶正。即使歷經幾個月來的茶壺內風暴，一般預期還要借重唐飛協助預算案通過，也就是最快在年底才會有人事變動。全民政府雖有憲政結構的擬行政雙元性限制，卻沒有註定要失敗的道理，問題在賓客之間的信任感不夠、以及黨政間的協調問題未決。如前所述，經過幾次修憲，行政院長已大致被實質降為總統府的幕僚長，內閣人事的主導權也非操於閣揆，即使府院間的分工尚未培養出默契、部會間的政策協調稍嫌不足，也未見唐飛明顯挑戰陳水扁意志。儘管當初彼此結合雖無預先作政策上的諒解，卻也沒有你死我活的零和情況。核四立場的南轅北轍，當然是唐飛請辭的引爆點；問題在總統府天威難測、甚至於有搖擺的跡象。在專業技術評估出爐後，剩下來的就是政策立場，毋須再耗費三、四個月來作政治決定。唐飛面對新上任的民進黨秘書長吳乃仁再三抨擊，部會首長多又以總統府為馬首是瞻，若非對權位戀棧，就只剩「道不同、不相為謀」的走人一途。 究竟全民政府是敗於政策歧見、族群偏見、還是政黨內部的權力分配？陳水扁犯了George Washington一樣的戰術錯誤，原本全民政府的戰略是用來整合立院、同時排拒派系的需索，卻未能先取得同志諒解，以至於掠鱉走龜。總統身邊的人實不宜以「違背府院共識」的陰謀論來加以譴責，而諸多木馬屠城的絃外之音，只會使好不容易才要嘗試縫合的族群傷口更加撕裂。換上競選班底張俊雄為閣揆，即使節外生枝的府院間隔閡已排除，還有執政黨行政部門、立院黨團、以及中央黨部三角關係的定位問題。終極來看，除非總統府能擺平黨團、以及黨中央，內部政策立場的分歧就無法處理。 伍、政策的主導權 面對多黨林立的國會，陳水扁宛如回到三黨不過半的台北市議會，即使有意協商法案，也不知向誰尋求奧援，政府的效能大打折扣。政治學者面對這種拉丁美洲國家常見的結構性病痾，多視為水火不容的憲政惡夢。其實，分裂政府下的法案有其特色，也就是背後有選民對法案內容圓融的企盼，立法過程傾向事緩則圓。我們拋開憲政體制的選擇題思考方式，不妨從「新制度論」著眼，將分裂政府的現實視為學習政治整合的機會、而非執政的障礙，看總統是否能充分運用手頭上的資源、權力、以及策略來「吸納」國會。 既然國會、以及總統各自有民意基礎，行政部門在心理上不能期待國會對政策草案束手就範，因為後者多少也會稍事修改、擱置、甚至於杯葛，否則會突顯總統英明、或是國會放水，不利在野黨奪回政權，尤其是在野黨掌控國會之際。由照單全收、到原封撤回，就看行政部門聯絡溝通、營造合作氣氛的努力；如果總統一意孤行，即便是執政黨能掌有立法院的過半席次，也難逃民進黨黨籍國會議員的消極抵制。相對的，如果在野黨執意作非理性的杯葛，連沒有爭議性的法案也要擱置，受傷較大的還是立委自己。總之，最後的裁判是選民雪亮的眼睛。 總統若真想要把競選諾言以政策立法來實現，先要面對的是政策對話、以及權力分配。不管是何種憲政體制，政策的主導權在行政部門，因為不論是專業、資訊、或是資源的優勢來看來看，立法部門都望塵莫及，連總統制下的美國國會亦瞠乎其後。總統當然可以主動影響立法，除了有龐大的行政資源，更有民心望治作後盾，就看是否願意親自出馬來領導。只要用人不疑、政策立場清楚，陳水扁肯大可以視議題尋求合作，甚至於理直氣壯地直接訴諸民意。 如果陳水扁自我定位為「國家元首、政府首長」，在整合府院之間的基調之後，就應該親自向國會議員說明其政策推動的優先次序，不應躲在行政院長後面；江丙坤認為陳水扁站在第一線主導政策為「不輪不類」，我們以為這才是負責任的做法。陳水扁既然缺乏李登輝的大家長威權，不可能再享有同樣的的聚光式立法優勢，當然要花更大的心血來向在野遊說其政策立場，所以不妨考慮將朝野溝通的機制加以制度化。因此，除了定期前往國會作國情咨文外，也有必要不定期邀請國會領袖前往總統府交換意見，包括立法院長、以及在野黨團領袖，而非只是象徵性的交流。即使在目前的憲法條文下，總統府與立法院並無直接的關係，陳水扁不妨成立非正式的國會聯絡室，根據國會生態機動調整，甚至於可以依各黨派系、次級團體的實力安排管道。 對陳水扁來說，最大的挑戰還是來自於蕭牆之內。民進黨一向有「派系共治」的不成文規矩，可以適用於人才甄補、候選人提名、以及重大決策。到底各派系是否輔選有功，陳水扁應該可以看出，各派系雖不甘心他出頭，但至少在選舉過程中表現中規中矩；各派系認為天下是大家一起打出來的，至少可以在人事、或資源上獲得分配。由內閣人事安排來看，可以了解他已在為四年後的連任作固樁的打算；由「國政顧問團」到全民政府，就有排拒黨內其他派系覬覦的作用，也就是如何加以收編、安撫、馴化、甚至於壓制，連包括施明德、張俊宏在內的美麗島世代的大老都要邊陲化。 短期而言，陳水扁思考的重點是如何駕馭派閥林立的立法院。面對立法院黨團，基本上是以他的嫡系正義連線為班底，收編福利國連線、新動力系、以及無派系黨籍立委組成所謂的「主流聯盟」。不過，這個鬆散的結合卻是以新潮流、以及新世紀為最大的對手，除了應付明年的黨內提名外，看不出有整合政策的能力，更不用說跨政黨的合縱連橫。如果說黨籍立委要面對行政部門的多頭馬車（府、院、部），往往有不知如何護航的苦惱，又有被各個擊破的苦惱，未來在立法的動員上，又如何動之以情？ 由於民進黨外造政黨的性質，先天在組織上一直有雙元抗衡的張力，尤其是隨著公職人員越來越多，內造化的呼聲就難免越強。因此，外人過去往往也以「兩個半黨中央」來描述這種窘狀，也就是黨主席掌握的中央黨部、立院黨團、再加上修憲時的國大黨團。在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期間，我們又可以看到彭明敏競選總部與黨中央的齟齬，也因此，陳水扁在選前一度想親自出馬競選黨主席，以免重演自己人扯後退的惡夢。立委不斷的內造化喊話，無異是要把黨中央虛無化，而所謂的「弱勢黨中央」，彷彿是可有可無的政策研究中心，原本不用陳水扁過於擔心；選前一番「退出政黨活動」的說法，加上「全民總統」的自我定位，彷彿視黨為個人的包袱。 表面上，陳水扁雖然是民進黨籍的總統，對於黨綱上的政策立場一向不可置否。為了配合突如其來的總統寶座，組織上看似由總統、立院、黨中央三足鼎立的新態勢，陳水扁原本期待黨主席扮演協調整合的角色，也就是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嫌疑；然而，如果行政部門的政策走向對於黨綱不置可否，這種有違政黨政治的做法，黨又何必來背書？在襄助陳水扁贏得大選之後，民進黨主席林義雄選擇功成身退。 其實，憲政體制有相當程度左右政黨的組織架構，尤其是在朝總統制調整的路上，選上總統的人一言九鼎，政黨將只不過是競選機器罷了。因此，內閣制下的內造、外造走向爭議都是多餘的，抵不過擁有人事任命權、以及豐富行政資源的總統，長期來看，「以政領黨」是免不了的走向；不管是立院黨團（九人因應小組）、還是黨中央，任何人想與總統爭長競短，都會被支持者視為企圖掣肘。不管是「黨政協調會報」、或是「九人決策小組」，頂多是決策的參與，絕非民進黨中常會的集體領導。不過，陳水扁如果要成為黨的實際領導者，終究還是要想辦法以合理的決策過程來折服黨籍公職。 在自由式民主制度下，所有的內閣都是「選舉內閣」，陳水扁當然要為三年後連任的選票護盤，而民進黨更要為八年後的總統候選人產生未雨綢繆，因此，最基本的問題在政治權力的分配。而派系的競爭不只在立法院，更在縣市長的提名，因為這些百里侯正是未來有機會更上一層樓選台北市長、高雄市長、或總統的人；陳水扁不應只顧護送自己人、或結盟的派系上壘。繼任林義雄的謝長廷之所以出選黨主席，多少有倚黨綱以節制總統的意味；當他一再以黨紀伺候，暗示陳水扁不一定能獲得黨提名連任，也就是對陳水扁連任的最大挑戰。即使陳水扁不接受「黨魁兼閣揆」，最遲等打完民年的選戰，接班人的問題還是會再浮現。 在施明德企圖取代王金平立法院長失敗後，原本最有可能動之以情的國民黨本土派立委頓生疏離感。不過，既然各黨中央已多無力節制個別立委，陳水扁還是可以充分運用其內閣成員的多元關係，與立委建立多軌的溝通管道，甚至於設法去了解立委在各選區的改選壓力，如何作無傷大雅的地方建設支援。 陸、走出憲政運作的困境 在陳水扁學習如何擔任總統之際，整個社會對他表現最高的支持與期許，卻因核四風暴造成朝野僵局。在停建、以及續建核四之間，在野聯盟的杯葛可以用光譜的方式歸納為五種政治操作：立院提出能源法案來壓制行政部門、提不信任案、彈劾閣揆、彈劾總統、以及罷免總統。坦誠而言，政策成敗應由選民決定，除非將罷免改為行使複決權的公投；如果罷免案被詮釋為「欺負台灣人的總統」，徒增族群緊張的困擾。親民黨傾向於倒閣，希冀能將大選所得的票全數轉為國會席次；對於國民黨來說，罷免案的內耗衝擊較小。在野黨由法案著手的成本較小，共識也較易達成；從縮短工時案、公務員週休二日案、農漁業法修正案、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行政院被進行所謂的「冷水雞毛」，儼然成為立法院的「立法局」。 面對在野黨的杯葛，陳水扁可以選擇不理會，因為政府癱瘓未必不利執政黨，反而可以藉機說服選民支持民進黨取得過半國會席次，甚至於動員百姓壓制選區立委，譬如抗議、或罷免。相對的，陳水扁也可以尋求妥協，只不過，政治人物還停留在內閣制的「比例政治」思考模式，要求權力分配，宛如用慣個人電腦的Dos系統，一時還不太習慣Windows的滑鼠，也就是贏者人事上全拿，只能在政策上讓步。這兩種分別稱為杜魯門、及尼各森模式；陳唐山採取後者，彭百顯、以及市長時代的陳水扁偏好前者。最後一條路是向大法官會議尋求奧援，也就是釋憲。 就程序上而言，在一切政治制度都亟待建構的情況下，台灣未來的憲政共識必須建立決定於John Rawls所謂的「不知的面紗」原則，不能因為角色易位而對制度的立場丕變；譬如當選的人希望是總統制，在野的人就主張雙首長制。民主體制若要真正獲得鞏固，即使菁英們無法就政治權力取得實質上的分配，擔至少要透過制度設計的共識，讓大家覺得都有公平的機會來取得政治權力。具體而言，不管將來由誰來參選總統，先要確定他將要如何來面對國會，不能老是採取漸進式的且戰且走態度，又要怪罪大法官會議的釋憲過於積極。 就實質面的爭議而言，不只涉及我們對當前憲政體制的認知，也取決於國人對未來體制的期待。如果說民主化象徵的是本省族群要求政治權力重分配的過程，而憲政制度的設計又有權力分配的效果的話，那麼，什麼是合理的分配原則與公式？在有嚴重社會分歧、或是在多黨制的情況下，到底是哪一種憲政體制比較有利在民主鞏固，政治學上並無學理上的必然道理，學者的實證研究亦無定論。拋開追求通則的學術使命感，我們毋寧相信一套好的憲政制度，必須能配合各國在不同階段的特殊需要。既然我們是正在建立慣例，就不能動不動以法國的雙首長制當無限上綱般膜拜，也不能將法國人的憲政慣例逕自移植。 從「國是會議」(1990) 到「國家發展會議」(1996)，朝野對中央政府體制並無真正的共識。國民黨的主張大致是雙首長制。在野黨時的民進黨，除了含混地以「三權分立」來衝撞「五權憲法」的正當性外，其他憲政議題的立場並不一致。過去，民進黨有不少人主張反正選不上總統，但是在雙首長制下，至少可以趁國民黨在立院席次實質不過半的情況下，藉行政院長的同意權來爭取入閣見習，甚至於認為攫取內閣的主導，是通向執政之路的終南捷徑。陳水扁既要參選總統，競選憲政政策白皮書主張總統制、或「健全的雙首長制」（即「偏向總統的雙首長制」），這可由新政府的內閣人事安排過程看出。海外及民間的制憲運動一向主張總統制，希望以強有力的領導者來帶領獨立建國。如果未來的國會能夠充分呈現社會上的重要多元代表 (族群、階層、地域、及性別)，而全民的總統又能超越各種藩籬來面對內外難題，我們以為總統制應該是最好的選擇。 雖然總統制最大的特色是機構分立，卻要透過權力重疊來達成「制衡」。然而，如果總統與國會之間沒有任何實質的接軌，立法院光是憑著人事同意權、或彈劾權，在政策上根本彼此老死不相往來，國會又如何能牽制總統？有人建議讓總統前往國會接受詢答，我們持保留的態度，因為總統並不對國會負責，而是直接向選民負責，自不應再引入任何內閣制的機制來束縛自己。關鍵在立法過程的互動中，總統與國會的關係如何定位；如果我們不同意總統與國會是拳擊場上你死我活的對手、或是騎「前後雙座腳踏車」上的情人，至少也會同意兩者是並駕齊驅的馬匹。 既然要總統有權有責，就要考量如何提高其立法權，也就是立法過程的參與、甚至於主導。過去的設計是行政院長可以要求立法院覆議，若經出席立委三分之二維持原議，前者必須接受或下台；然而，在第四次修憲時，為了彌補立法院喪失行政院長同意權，因此把覆議的門檻降低為二之一。站在總統制的角度，政策的成敗當然要由總統負責，而且是在下回選舉中由選民定奪，國會不應可以輕易阻撓總統的施政，除非是作內閣制的思考。目前主動的覆議權操在行政院手中，沒有民意基礎的閣揆往往投鼠忌器，看不出有何實質意義。 為了讓總統放手一搏來履行競選諾言，起碼要有「總統否決權」的限制性立法機制，具體的做法是將覆議權轉換為總統的否決權。不過，國會反否決權的門檻必須提高為三分之二，也就是說，國會的立法權僅止於形式上的賦予正當性，政策的主導權還是在總統，因此，只要總統擁有國會堅實的三分之一立委支持，就可以否決過半立委強行通過的法案。這當然不是獨裁，因為總統若想要主動推動法案，還是要說服多數或半數立委的支持；相對的，如果總統沒有否決權，要他去執行國會硬要通過的法案，卻又要他來負責，當然是不公平，即使是在野黨掌控國會之際。 然而，如果要使中央政府的運作更走向總統制，除了上述總統立法權的具體化，國會的權限應作通盤考慮，因此，假設我們同意擴大總統的立法參與，就要同時想辦法提高立法院的立法權，光是國大移轉而來的修憲、及人事權還不夠，遑論演為憲政怪獸；也就是說，我們希望總統能與國會相互制衡，卻又不希望立法院文為凌人詬病的「立法局」。具體而言，立法院應該有不折不扣的聽証、調查、及審計權；另一方面，國會要積極進行改革，強化立法程序、提高委員會的專業化、以及建立資深制度；最後，更要擴充國會的相關幕僚、及資源，譬如類似預算局的設立、以及助理制度的落實。 如果大家有意透過修憲來化解紛爭，未來只要增加總統的立法權（提案權），配套提高國會的立法權，再取消倒閣權、質詢權、甚至於行政院長等內閣制的遺跡，就可以堂堂進入總統制。政治學上最基本的道理是，授權的來源決定負責的對象。如果社會都普遍同意，民選總統有任命行政院長的特權，豈有要後者向立法院負責的道理？除非總統的人事權是虛的，然而，選民能接受這種詮釋嗎？在下一回的修憲裡，即使未能作通盤的憲政體制調整，至少也可以考慮廢掉夾在總統以及立法院中間、有責而又無權的行政院長，同時擴大總統府辦公室的功能。 在短期內，如果政治生態上的三黨不過半是常態，無法透過政黨重組來化解，而且「阿葉德」式的弱勢總統又與過去威權式領袖的期待有所差距，我們可以考慮在總統選制上採取比相對多數更高的門檻、或是絕對多數，鼓勵政治勢力在選前作結盟，以有效降低候選人、或政黨的數目，使總統當選人不再為選後的結盟協商所苦。 然而，總統選制可以人為製造絕對多數，卻也可以視為扭曲三分天下的政治版圖，個別政治勢力的支持者願意接受嗎？此外，我們也必須重新界定總統當選人的條件，譬如說，我們希望選出最有人氣的政治人物（但有可能非常喜歡他的選民沒有過半）、嫌惡他的選民最少者（但有可能喜歡他的選民也最少）、或者是最中庸、溫和的人（但有可能支持者最少）？這些結果不一定聚合，我們必須在選前先求得共識，不能式反悔。 長期來看，總統制的運作若要避免憲政僵局，最基本的課題還是在如何強化各黨的組織與黨紀，不管是兩黨制、還是多黨制，也不管是內造、還是外造的政黨。立委的選舉制度也要改弦更張：一方面要提高政黨比例代表的百分比，以他們來牽制區域立委，讓總統可以確保至少三分之一立委的支持；然而，卻又不能完全採比例代表制，以免國會多黨林立，讓總統不知如何來整合，眼睜睜重蹈拉丁美洲國家動亂的覆轍，則單一選區的引入也不可避免，以收斂政黨的數目。 如果總統遲遲不能倚賴政黨來當行政部門與黨團間的傳動軸，以組織、以及紀律來約束黨籍立委，起碼也要讓總統及國會的選舉時機、任期應一致，使總統與黨籍立委能充分體會到休戚與共，在母雞帶小雞的效應下，促成總統的選舉結盟能順利轉化為執政的結盟。各黨立委雖有調整任期為四年的共識，但是在未來總統有解散國會權的情況下，一時的任期延長，意義不大。如果我們真要朝總統制走，還是要廢掉解散國會、以及不信任案兩種典型的內閣制配備。 不過，如果執政黨連國會的三分之一的席次都沒有，而且又有三分之二的立委竟能結合起來要與總統唱反調，這時，唯一能訴諸民意來逼迫立委的，就是總統本身的魅力、或是民意基礎了，也就是總統要求公投。當然，可能併發的族群關係激化仍令人擔憂。 柒、結語 當國內族群有不同的民族認同之際，公民對於國家定位的訴求勢必衝突。因此，如何凝聚國家定位、以及民族認同的共識，也就是讓公民與民族結合為一，這是當前迫切的課題。David Miller (2000) 的建議是將「討論式民主」結合「共和國公民權」，也就是要求決策、或是權力分配能作公開而充分討論，彼此忍讓、修正自己的立場有關 (Uhr, 1998)。從核四案的決策過程來看，菁英之間的對話不足，選民只能憑感覺押注，族群動員雖不道德、卻是最為廉價。 我們原本以為「五權憲法」有其感情上至高無上的圖騰意義，是不可能觸碰的禁地，但在眾曰可殺的情勢下，國民大會竟然迅速被虛無化，也給我們通盤憲政設計的想像空間。平心而論，經過六次修憲，雖然未能達到制憲的程度，但是原本「五權憲法」及內閣制的架構已被大幅解體。未來的修憲如果能不再沿著「改革對抗保守」、或「本省對抗外省」的軸線，應該是著手進行通盤考慮，重新制定一套周延的憲政體制的時候。 我國近年來的民主化多採菁英協商模式，人民對憲改運動缺乏關注（也有可能菁英不願他們參與）。如果我們對於公民投票國家前途仍有疑慮，可考慮引入公民複決制度，尤其是在大法官會議的釋憲傳統尚未確立之前，將憲政問題訴諸民意、把憲改當作是一種全民尋求共識的過程，未嘗不人民之福。 回到基本面來看，選民最關心的還是政府的政策立場；務實與投機、堅持與頑固，差別往往在一線之間。

我感覺驕傲和光榮 元旦咱的聯盟旗確實飄搖佇咱的天空 林益勝◎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台中盟員 佇兩個月前，有一遍千惠姐真客氣地問我講：「益勝，你有法度用獨盟的盟旗做風吹，通好佇元旦辦活動咱來放風吹否？」 彼當時，我完全無經過大腦思考，真有自信馬上就回應伊：「有，我有法度。」也自按呢起，自彼時陣起，我頭殼底就不時浮現著’盟旗風吹’佇天頂，彼種逍遙美麗ga壯觀的景象。 雖然過去有幾na遍辦過盟旗的升旗活動，我都只是用傳統基本方式，將盟旗結佇竹篙柱仔將伊升起立空中。但是這攏會受材料ga地形的限制，無法度將盟旗升乎較高le，乎更加多人看著數十年來堅持不與邪惡、暴力的外來勢力妥協，不與處處打壓本土文化的殖民政權共謀，真正代表台灣人骨氣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盟旗，做出展現勇氣的機會ga行為。所以如果，那用風吹來做HA意義ga效果就不仝了！另外，關於升旗的問題，盟員兄姐中也有誤論過，我接受馬榮慶老師的提議用氣球助浮的方式。 往往，一件代誌，若用講A總是卡簡單，莫名其妙擔任製作的我卻是大費心思ga精神。但是為著這個理想，ga寄望說會為自己有機會與獨立建國的前奏基礎工作，感覺光榮和驕傲。 親像很多年來年來，不曾缺席、職業性地參加台北街頭遊行ga抗爭活動相像的使命感一樣，所以我也盡了最大的心力將尹完成。 我想這應該也是每一個有覺醒的台灣人一致的共識與擔當，敢不是呢？ 那無，那無生做這個時代的台灣人活著要幹什麼？敢講只是每天食飯、放屎、睏、生子、做一隻快樂的豬？管伊什麼國家的前途怎樣，管我享樂自身生命就好嗎？ 今日雖然不是將獨盟的旗升向高高天空，乎真多人看著就感覺滿足，就等待明年獨立建國成功欲慶祝。實質上咱猶原繼續要做意識的宣揚ga文化的教育在民間、在社會人民之上。尤其佇這個曾經咱用全部的疼心甲晟養用殷切的寄望甲栽培，用選票支持成就伊的阿扁總統ga伊的新政府ve當乎咱寄望的時辰，咱台灣人需要更加自力奮發。親像大會相送的氣球所印：台灣人 徛起來。 2001年元旦升旗式後

盧千惠◎任教於台灣文化學院 仰望著夜晚的天空，我如’小王子’故事裡的飛行員，想再次聽你帶著幾分羞澀「哈、哈、哈」的笑聲。因為我不喜歡充塞在現今台灣社會，「嘿、嘿、嘿」這樣陰險卑鄙的笑。 回頭一想，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時間過得這麼快。你幾次來訪東京到我們的家時，李勝雄律師總陪伴著疲憊不堪的你，說：”他需要離開台灣，休息一下”。我知道在台灣惡劣的政治環境下，帶領在野黨的你的苦悶、辛酸、和沉重。你曾經說過”最感挫折的是受同志從背後打擊的時候，最怕的是跑在前頭回頭一看沒有人跟著的時候”。我能做的只是換新床巾，在茶机上擺放些許新鮮的花，希望讓你舒適的過安祥的兩、三天。不過，你一來，世楷和其他在日本的朋友，抓住機會促膝長談，談到三更半夜，未見你上床好好睡覺。世楷準備的日本酒喝完了，再來自己帶來的洋酒。你不只健談，酒量也驚人。我則暗嘆，新床巾，新鮮的花沒人欣賞。 我提起過鄭南榕來訪時說的話──他的父親十五歲時從福州來台灣，和江鵬堅的父親一樣。隨著，你就談起你小時候的事。”我現在還跑得很快。小時，家裡只有一支雨傘，家裡人多，下了雨，我就用最快的速度跑進涼亭仔腳，沿著涼亭仔腳跑到學校。你知道台北常常下雨，我的健腳是那時鍛鍊出來的”。”我從小很乖，看到家裡沒有錢，放學後把報紙摺成小三角袋仔，糊起來，拿去賣給賣土豆的老板。這是我自己交涉出來的”。你也說過：我很害羞，到現在還是不喜歡上台講話。有一次，在街上遇到父親，面對面也不知該怎麼樣，脫帽敬禮就跑掉了。說完，你「哈、哈、哈」地笑，笑出酒窩。 黑名單解除我們回來台灣時，你邀請我們到晶華大飯店，邀請函上寫著： 「為了感謝御夫婦的好酒及鮮花。」 噢，膨柑，我到那時候才知道你致意於我放在茶机上的花。 你，自有限的人生走入永遠的世界，我願靜靜的送你，因為我相信有一日我們能再相見歡於從地上望不見的國土。再見！

許世楷◎台灣文化學院院長 第一次和江鵬堅兄見面，是一九八七年夏天，在美國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當時鵬堅兄就任第一屆民主進步黨主席不久，我也剛接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海外台灣人看到我們海內外反抗國民黨政權的，兩個台灣人組織主席同時出現，很喜歡安排我們兩個人並坐在一起，聖地牙哥的台灣同鄉會餐會將我們兩個人排成相鄰並坐；不多久在加拿大托倫都台灣同鄉的聚會，又是一樣的安排。 當時台灣仍在蔣經國強人統治下，白色恐怖氣氛未除，來到海外和「叛亂份子」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公然並坐在一起，是對國民黨政權一大禁忌的挑戰。我感覺得到鵬堅兄在公開場所和我並坐，心理上不是很安然的，但是他顯出那獨特具有親和力的笑容，和我握手坐下來。後來他常常來我東京的家，和我很熟悉，跟我講他的動機是，居然那麼多台灣同鄉希望看到我們並肩坐下來，雖然明知是挑戰禁忌，也要回應同鄉的願望。 他就任民進黨主席，在當時不是登上權力之座，而是等於從事「殺頭生意」，但是為了回應台灣人民的祈望，他願意犧牲自我接下來，其動機相似。他就是這樣的人，為了回應台灣人民，鼓勵台灣人民，會犧牲自我。 另有一件至今難忘的是，他為我們黑名單不能回國的海外政治亡命者，歌唱「黃昏的故鄉」一事。第一次在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聽到時，我們感動！我看到席上很多同鄉拭淚，包括我在內；以後再三聽到他歌唱它，感動有進無退。鵬堅兄性格豪爽的另一面，也具有如藝術家般的細膩感覺，他遇到我們，很快就能領悟我們迫切懷念故鄉的心情，所以所唱出的「黃昏的故鄉」獨具一格，震撼我們的心。 大家常說，一個人的一生，不在於其長短，而在於其內容。科學發達的今天，六十一歲辭世，未免是太匆促了一點，我們惋惜，我們「無彩」，「毋甘」！但是同時，我們還是覺得他為台灣人留下來的「腳步」巨大！

李勝雄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秘書長 將近三十年前，經共同朋友謝雲漢兄的介紹，初次見面聚餐即一見如故，成了比換帖兄弟更親密的知己。兩人無數次在國內外開會旅遊攏逗陣、天南地北無所不談，作伙辦案件做代誌，一起吃喝玩樂，也為美麗島高雄事件等不少政治案件並肩作戰。兩人間幾無秘密可言。 民進黨創立後，他踏入政界，由擔任創黨主席、立委到現今的監委，彼此從不中斷聚首。如此親密的至交，竟在學經驗正處顛峰尚未傳承之際，蒙主恩召，離世而去。正如陪伴他一生的愛妻，在前一晚送我及牽手到電梯時，向我們說：「他再不能跟恁吃喝玩樂了。」令我們強忍滿腹的悲痛。 鵬堅兄一生堅持理念，有時達於頑石不化至六親不認、只認義理的程度。尤其在他擔任監委開始，退出政黨、扶輪社以及一切交際應酬。只有在我們多年私交聚餐的場合才樂意出現。其實，他是非常受歡迎、熱情廣交、幽默風趣無架子的性情中人，只要有他在場，整個氣氛就熱絡起來，尤其在酒酣後，他意氣飛揚，引吭高歌之神態，更是豪氣萬千，魅力十足，其一代領袖才氣的吸引力更表露無遺。 他交友無數，瀟灑豪放、不拘小節，常和我在小吃店、路邊攤就無所顧忌地隨時隨地大吃大喝起來。但他頗愛惜羽毛，一生不貪不取，卻慷慨好施不落人後。如呂秀蓮留美回國，開始成立「保護妳」專線及拓荒者出版社時，我向他提及，他立即自動出錢出力幫忙到底。 我的朋友也算不少，但難得像鵬堅兄這種至交，同行同業又有相同志趣及愛台灣的堅定信念、公私大小事作伙一起。1984年他發起籌組台灣人權促進會，他當創會會長，我是執行委員之一，也當過第四、五屆會長。1998年民進黨創黨，他被選為主席，在金華女中大會受民眾歡呼慶祝時，我當大會司儀。許信良要闖關回台時，我與黃爾璇、顏錦福陪同他去機場，他不畏危險，在指揮車上帶領黨員與鎮暴部隊對峙；無數次的街頭運動，兩人可說是形影不離。而閒暇時，常常相聚一起，或討論時事、或開懷痛飲直至凌晨，與他同赴東京、大阪及漢城開會旅遊的歡樂趣味情景，歷歷在目，令我懷念不已，兩家庭亦互相往來，如同親人。正如他的名言：「做事時專心做事，玩樂時盡情玩樂」。 因為我在大四那年與牽手一同受洗成為基督徒，他生前常笑我說：「你還不能叫我信耶穌。」在信仰上尚未與他分享，使我常耿耿於懷。因此，他第一次入院開刀後，我每次去看他，為他祈禱，總帶些信仰小冊子，要他信耶穌。這次再入院，我就迫不及待，希望他受洗，所幸在他離世前晚，得到他家屬同意，由義光教會許承道牧師施洗、高俊明牧師夫婦及我陪同，在其家人旁觀之下，完成了與我同一信仰的任務。因此，我能在悲痛之餘，勉強匆忙寫下此文，記念他這台灣一代領袖，且要向這位一生之至友說：「鵬堅吾兄，天堂再見了！」，也盼望他的家族及所有親友也能得到上帝的安慰。因為他只是從世上消失而已，從今以後在天上享受永遠的平安與喜樂，我們定會在天國相見。 鵬堅兄的一生有如提摩太後書四章七節：「我已經爭戰好的爭戰，已經盡跑走的路站，已經守所信的道理。」而有公義的冠冕為他存留在天上。

典型在夙昔，風骨留人間 悼念江前主席鵬堅兄 黃爾璇◎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副主席 最近我們才知道，江主席再度入院，豈料突聞噩耗，不勝哀悼。他方值壯盛之年，於台灣國家發展正需他這樣的領導精英之際，上蒼竟然讓他遽然而逝，真是眾神不仁，令人愴然唏噓。 我與江主席共事，記憶最深刻的是共同推動台灣人權促進會的成立，秘密組黨突破黨禁、護衛建黨初期民進黨艱困的黨務，以及卸下黨務後推動獨派溝通整合的工作。翻開昔日札記和照片，江主席堅毅、宏達而豪邁的談笑身影，猶歷歷如生。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立委增補選，高雄事件後辯護律師和家屬四位脫穎而出，江律師以戒嚴未解除僅擔任一屆立委為訴求，深獲社會稱讚。翌年他以立委身份即積極尋求建立台灣人權組織。一九八三年六月底，我被國民黨青工會會同教育部與警總迫害失去東吳大學教職，深感島內台灣人有仿效在美台灣人組成北美台灣人權會、台灣人教授會之必要。江律師於八四年九月初邀我深談其事，九月底舉行台灣人權促進會籌備會，十一月二十一日發表章程，而於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權日正式成立台灣人權促進會。江律師一再表示不希望台權會被視為他的「山頭」，所以堅持由非政治人物和學者主導其事，但當時尚處於敏感時刻，大家仍然公推他擔任首屆會長，而副會長、秘書長則分別由劉福增教授和林永豐醫師擔任。台權會成立後，發行專刊，辦理各種人權救援工作和研討會，對爭取台灣人權貢獻很大，創會和肇建初基的江律師功不可沒。 一九八六年六月，台灣島內祕密組黨活動經數次無影而終之後，終於結成超然於公政會之外的十人組黨祕密小組，其成員立委有江鵬堅、張俊雄、費希平，監委有尤清，省市議員有謝長廷、游錫?，國代有周清玉、政治犯有陳菊、學者有傅正和黃爾璇，沒有明定召集人。九月中擴大參與成員，完成黨名及黨章、黨綱初稿，而於九二八在圓山以黨外後援會推薦大會為掩護，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其後成立十八人建黨工作小組，分組進行建黨工作，以費希平為召集人，江律師擔任組織組召集人，我則擔任執行長兼政策組召集人。因此得以與江律師同心協力從籌建台權會進而為建黨的高難度工作。同年十一月十日，民進黨在環亞飯店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完成中央黨部建制，江律師被推選為首任主席。民進黨於九二八突破組黨禁令，繼而於十一月十日再攻略一城，克服國民黨「可以籌備，但不准成立」的威脅。自此以後，江主席擔任任期僅能一年的首任黨魁，在危疑震撼中發揮對內調和鼎鼐、對外堅毅不拔的長才。原先擔心被派系掣肘的顧慮，也因為他不偏不倚的領導風格而獲讚許。 建黨未足彌月的十一月三十日，因許信良欲闖關歸鄉而發生桃園機場事件。於前一天下午江主席為此先趕赴中壢視察，三十日江主席因顧慮建黨未久，如迎機群眾失控，不但會遭受鎮暴部隊之害，民進黨且有被藉口鎮壓摧毀之虞，乃果斷親自率領全體幹部分頭進入機場和群眾之中，我們少數人即陪同他先到中壢許國泰服務處，然後驅車並步行到現場。當時交流道和機場道路已擠滿群眾，部份被軍警鐵絲網阻隔，官方不斷以消防水龍強壓和催淚瓦斯驅散群眾，直昇機低空盤旋撒下威脅傳單，江主席和我們一些人都與群眾共患難，民進黨的幹部從主席以下，都承受瓦斯和灑水的侵襲，他持著麥克風，揮去混合水珠的散髮，指揮若定。這個鏡頭不但使我們懷念首任主席，也應可讓後起的同志，體會建黨之艱辛，知所珍惜。最後，我們幾位被容許進入機場大廈，我們以電話與在日本陪伴許信良的友人連絡，獲悉成田機場未准許許先生登機，江主席乃決定宣佈和解散群眾的時機，終於結束一幕相當緊張但又有些荒謬的政治劇。也因為有此危機的體會，才使我淡然卸除不接任秘書長的堅持。嗣後一年，在江主席領導下，逐步完成中央建制，節節建立地方黨部，並推動一波一波面對國民黨政府的群眾抗爭運動，漸漸壯大民進黨聲勢，使之屹立於不敗之地，從此奠定黨的始基。 民進黨進入第二屆，我續任秘書長職位，江主席則退為顧問襄助姚主席，我們仍然合作無間，過從密切。迄至第三屆，我們都退出民進黨決策核心，江主席因感獨派理念有日漸淡化之勢，乃一方面出面組成台灣國際關係基金會，一方面主辦獨派溝通會(後改稱為建國研討會)，分別在各地舉行會議，甚至遠赴馬尼拉和東京與尚無法返台的海外獨派人士舉行懇談會。該會辦公廳設在江主席律師事務所，第一屆由江主席主持，其後則分由姚主席等人分擔，到最後一次則再歸由江主席擔任。他因感民進黨獨派派系分殊化已日漸明顯，乃宣告停止辦理。在此期間，我因時間關係未能同意就任類似執行長的專職，但以義工身份全力協助其獨派溝通整合的工作。 江主席是一位極具開創性的領袖，不但具有豐富的法政經驗，而且有開闊的包容力和親和力，沒有不願屈居人下的的習性，於膺任領導者時，則博徵輿情，衡平斷事，其為一般成員，也能推心置腹，與他人合作共事，從其爽然答應許信良主席為秘書長、毫不矯情地與黨內後進競爭區域立委雖敗選而悠然自得，可以見到。他嗣後被延攬為監察委員，毫不遲疑地揭發舊體制時代諸多迫害人民的冤曲案件，表現超然公正之御史之風，甚至為他黨高層人士所折服。方今民進黨初次執政，正期盼其展佈長才，有所貢獻之際，竟然遽然長逝。撫今思昔，追懷他過去的勞績，給我們留下無限的感念與哀思。

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美麗島高雄事件的公開大審，在消息封鎖的時代使台灣人大開眼界，看到一群的「政治犯」心裡在想甚麼，想把台灣帶到甚麼地方去。美麗島高雄事件的英雄榜排在台灣人的眼前，大審的公開是一個突破。又在那黑暗時代竟然有一群律師敢站出來，仗義為這群「政治犯」辯護，這是另一群的英雄榜。我認識江鵬堅律師的存在是透過這次的大審。 1987年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為了與在台灣內部推行民主運動的人士建立半公開的連絡，成立了「台灣建國委員會」，江鵬堅、姚嘉文、鄭南榕、顏錦福……等重量級人物是主要被邀請的對象。我與江鵬堅律師的第一次見面就是在這種場合。江律師為人率直、豪爽，我們非常投契。又我們都是嗜好杯中物的同好，當然借此更能互相交陪暢談。記得有一次在美國東部的馬里蘭大學開會時，晚上他要我跟他溜出去，到陳安和的公司。他看到排在商品架的玩偶，雙手抱起好幾個，哈哈大笑說「沒收，帶回去給孩子」，好像一個頑皮的小孩。 我因為是被KMT禁止回台灣的老台獨，要見台灣的朋友們，只得靠他們來找我。他跟洪貴參、李勝雄律師……等人，常常到日本來，我們透過來往交談之間增加友情。1992年在日的台獨聯盟盟員大舉回台，這也是靠他們這群律師的安排。在此之後，他很少到日本了。我問他，甚麼時候到日本，他回答說：「到日本幹甚麼。你們都不在日本了」，輕輕的一句話，使我深感他的友情真摯。 在台灣我們也常聚在一起。但是自他就任監察委員以後，要約他喝一杯，就變成非常困難的事了。據側面的了解，他是為要創立監察委員的風格，故極端地減少與外界「風塵」人物的來往。後來他得了大病，更少在外露面了。2000年2月29日台獨聯盟在國賓大飯店開了「台灣青年四十周年、台獨聯盟三十周年慶祝會」，那時他由於病況愈差，已經瘦得很，竟然拋頭露面來慶祝，使我們感激不已。 他就任監察委員，按照我的了解是要協助林義雄家族慘殺案的調查。但是到了他的逝世，還未能水落石出，這可能是他的一大憾事。 江鵬堅先生在台灣民主化的路程建立了偉大的成果，台灣史已經記上他的英名了。但是，做為他的朋友，失去他的寂寞感，是難以拂拭的。安息罷，江律師！

金美齡在其新著作中告訴日本人說： 日本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國家，但是過於自我虐待 金美齡◎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 侯榮邦◎翻譯 日本人可以更有自信 世紀末期正漂著鬱卒的氣氛。在二十一世紀正要打開門扉之前連曙光也看不到。在這種情形下有異樣的評論家，金美齡氏的著作「生為日本人，幸福嗎」（海龍出版社）中說「日本是個得天獨厚的國家，其最大的缺點是過於自我虐待，不能正確評價自己的國家，需要更有自信」。年輕時投身台灣獨立運動，三十一年之間，身為無國籍而嚐盡了心酸的她，對這個國家的現象似乎感到不可思議。現在讓我重新來聽一下滯日四十餘年的外國人的日本觀。 妳寫這本書的動機……. 我是台灣人。就我看來，無疑的，日本是一個和平、富裕而得天獨厚的國家。既然如此，竟然有許多人並不認為幸福，真的令我不可思議。不得不說的話累積了九年，期盼藉此機會加以具體化。 請具體的說明 具有經濟力是很好的事。貧窮是辛苦的事。有很多人因為貧窮而不能發揮其才能。例如開發途中的國家到處乞食而無家可歸的孩子們，如果生於日本，可能在良好的教育環境下成長而發揮其才能，可惜為了維持一日的生活不得不用盡其智慧。 對日本這個國家絕望，而計劃創造獨立國家的中學生們的故事「脫出到達希望的國土」這本書據說叫好又叫座。就是說此論點引起不少日本人的共鳴。就我來說，所謂富裕，由客觀上看來可以說處於容易持有希望的環境裡。 由妳自己的經驗來說，是否日本人完全浸漬於自己本位的構造之中？ 我一直沒有保護自己的國家。所以切親了解所謂國家是何等的重要。但是日本人有名為日本的這個完整的國家一直保護著所有的國民，早已成為習慣，因而未免過於蔑視國家的存在。 現在的日本人與統治台灣的時代，即戰前的日本人比較之下，我認為後者的日本人比較以身為日本人而感到驕傲，甚至有很多人抱有不違背這個國家的強力意識而營生。司馬遼太郎先生在「台灣紀行」也已經寫過了，現在可以印證的事例在台灣仍然留下很多。 我的母校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位於總督府的建築物的斜對面。李登輝總統（當時）的民主化政策的成果，終於獲得返鄉權。初次歸台訪問母校時，昔日原貌的職員辦公室前面立有石碑，其中以日本語刻著「正直 堅強 賢淑」。因為我是戰後進學的，當時並沒有這個石碑。尋問之下，職員說：「那是日本時代雕刻的校規，戰後國民黨把它丟在後面的竹林中。新赴任的鄭美?校長重新把它立在原來的場所。雖然有人批評其過於親日，校長卻認為這所學校是日本人建立的，這是歷史的事實，歷史教育不可以滲入意識型態，壓小年輕人的意識與思考的空間務必戒慎，而堅持復建。」 我聽了說明後，對這樣具有見識與勇氣的女性已經在新生的台灣出現而感到膽壯與欣慰。而且對其端正的文言之訴求力量，使我重新認識日本留下給台灣的東西是何等的廣大呢。 一九九六年的總統選舉時，你為什麼不顧中國開始飛彈實驗而回歸台灣呢？ 在日本留學的期間我就參加台灣獨立運動。我的人生始終一貫反對國民黨政權，到這個時候若要支援國民黨的李登輝先生，可說是某種的背叛行為。思考再思考，得到的結論就是：台灣正需要他，雖然他屬於執政黨，惟他正想要改革執政黨，僅有國民黨支持他是不夠的，期盼他能夠獲得超過半數的選票。事到如今證明我的判斷是正確的。又，當我獲得中國要向台灣發射飛彈的情報時，我切實希望待在被飛彈射擊的台灣。祖國正面臨危機的時候，在安全的日本悠哉閒哉是我做不到的。 對於去年春天總統選舉的結果… 對我們台灣人來說，這次的選舉是有關國家將來的重大的選擇。被視為有力的候選人之中，有偏向中國的宋楚瑜氏、李登輝氏的繼承者連戰氏、純粹的台灣人陳水扁氏。對我來說可謂賭注人生的選舉。如果宋楚瑜氏當選總統，我已經下決心不要做台灣人了。中國不斷地狂喊若是台灣宣告獨立不排除使用武力恐嚇台灣人，但是台灣人不屈不服，推翻了選舉前一般的預料，讓陳水扁氏獲得了勝利。這次的選舉對台灣人而論可以說是有關尊嚴與生存的重大關鍵之選擇。所以後來看到日本的選舉以及自民黨的亂象，讓我覺得日本人是那麼的傻裏傻氣呢。 那麼今後…… 我將思考自己能夠做什麼，現在經濟上已經稍有餘力。這個房間恰好以新宿御苑為借景，不錯吧！我想把它開放為台日交流的社交場所。設立日本語學校是對次於台灣的第二喜歡的日本儘了些禮儀與奉仕。 日本人對於所得到的東西，要如何重視、要如何使用，應該要認真嚴肅去思考才對。在台灣，將日本傳統上的優美、勤勉、正直、規律、稱為「日本精神」，現在還有相當高的評價。 在日本留學期間，參加台灣獨立運動 「為了台灣，希望繼續發言」 以「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屈辱為彈簧，一貫勇敢地活過來，現今令我的人生開始出現曙光。出生為殖民地的日本人，身為台灣人而成長，日本留學期間投身台灣獨立運動。撕破並丟棄護照，了斷退路。 「人們不能選擇在何地，如何出生，所以只有接受與生俱來的條件。到了自己能夠選擇的時候，要選擇什麼，要自主去選擇，或站在被選擇的立場，我認為要靠自己的努力而定」。 父親是普通的公司職員，母親是富裕的茶商的女兒。父親在年青時患了結核病，母親在娘家雖然很風光，但是在封建的大家族之中卻只是一位邊緣者。幸運的是我具有堅強的意志、語言的才能與洞察力。「我可以明確的說在某種意味上，幾乎僅具負面的要素，因此我一直努力將其轉變為正面的效果」。 留學生時代靠打功過生活。學生打工的日薪五○○圓時，我做通譯的工作則可得二○○○圓。工作獲得好評，努力爭取後續的工作。終於博得電通公司與博報堂的信任，「讀者文摘」的中國語的香港版之翻譯也由我一手包辦。語言學的磨練，同時也得到頗高的收入。與透過獨立運動認識而結婚的丈夫兩人不休不眠拼命地工作。 「我有任性的性格，奢侈而喜歡美麗的東西，又喜歡美食」她這樣地分析自己。另一方面她平常自覺為社會中的邊緣人物。現在她能夠肯定自己的人生與營生方式，並斷言有關自己的事她能夠負起一○○﹪的責任。而「有關國家的事，我一個人的力量不能有所作為。到底還能夠活幾年，發言還能夠繼續幾年呢。為了社會，為了台灣能夠做些什麼，盼望今後能夠在生活中不斷地思考」，她這樣地結束了採訪。 人物介紹──這一個人 金美齡 一九三四年生於台灣台北市。一九五九年以留學生身分來日。進入早稻田大學文學院英文系，七一年完成該大學研究所博士班課程。歷經劍橋大學客座研究員，早稻田大學英文系講師，JET日本語學校校長，現在為活躍的評論家。今年就任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從大學時代就參加台灣獨立運動，撕破而丟棄失效的護照，到了九二年一直被封閉了歸國之路。 著作有「自己的人生 需自己去抉擇」、「世界第一富裕而幸福的國家，卻不知其可貴的不幸的人們」、「金美齡的直言」、共著有「關鍵在『台灣』！」、「不能自立的國家 － 日本」、「敵人是中國」、譯書有「七個中國」等。與丈夫周英明‧東京理科大學教授之間育有一男一女。 ＊本文摘自日本《每日新聞》2000年12月15日

唐詩◎台灣日報記者 回國參加亞太區域會報的駐日代表羅福全昨天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日本輿論正敦促政府改變對中國態度與政策以及日本正考慮與美國強化伙伴關係的新發展；他也強調，台灣與日本的關係應建立在﹁安全利益的共同基礎上﹂。就李前總統訪日而言，羅福全則認為﹁中共對李前總統有意訪日過度介意的表現，是一件很不幸的事，而陳總統要訪日可能性並不大，但與日本首相森喜朗兩人彼此的溝通，他認為是﹁條條大路通羅馬以下是專訪摘要： 問：當前對日工作方針與未來登展為何？ 答：去年我到任後日本即舉行大選，政局發生很大的變化，選舉中新的一代出現，戰後日本的意識形態政黨，如日本共產黨、社會黨慢慢消失，逐步走向兩大政黨之路，並進入新舊交替時代，未來我將儘量安排一些新的議員來台訪問，以了解台灣。其次，日本對中共在態度上、作法上正慢慢改變。比方說，日本給中國每年三仟億日元的援助，中國不但不領情，而且還把其中五分之二拿去給其他回家用。另一個例子是，去年七月中國調查船在日本海域附近巡迴，逕自進入領海卻未通知也引發日本國民不滿，因此近來輿論也在敦促政府，認應改變對中國的政策。 再者，日本政府過去認為，亞洲的安全問題交給美國去操心，日本應專注發展經濟，並協助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但日本慢慢感覺到中國發展起來以後，在軍事勢力增加，對區域安全構成潛在威脅，因此在小布希兢選時一方面把日本當作伙伴，一方面把中日定位在戰略上競爭對象的關係，日方也正在重新深思這樣的變化。 我認為新的環境下，台灣和日本的關係應建立在安全利益的共同基礎上，並以此提昇交往的層次。當然這並不是我方一面倒的想法日方也在如此思考，就議員與兩岸來往而言，交往上並不會過份單純化。 問：日本有無可能扮演兩岸的「第三者」，新政府在日進行「二軌」與北京對話的可能性？這方面會不會有所進展？ 答：日本人智庫人士與兩岸雙邊都有來往，但也許還未能擔任「第二軌道」角色，沒有成熟到這個程度，除了日本學者怕被貼上「親中」、「親台」標籤外，最大的關鍵還市在北京，除非北京方面能找到具有代表官方性質的適當人選，並且有這樣的意願，否則現在談這些還太壟統，但這是一個可以思考、努力的方向。 問：李李登輝前總統今年訪日與陳總統任內訪日，可能性的評估？ 答：有關李前總統這件事，現在我要「百分之百」我才敢說，百分之九十九的話都不敢講，因為我是代表官方。不過我要一再強調的是，李總統訪日並不會造成任何政治上實質意義，只是一種象徵的意義，因此中國對此事過度介意，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我不願在此促成此事的過程中發言，以免徒增新的困擾，像去年十一月中嶺雄校長有關的發言，結果是製造一個目標讓中共「打靶」，因此定位在私人訪問的性質的話，它不應該在日本造成軒然大波，也不致影響日本與北京的關係，只是中共看待此事太過情緒性。另一方面，日本也認為李前總統並不需要事先取得北京的諒解，日本人認為：私人的訪問為何須經國家間交涉？ 但陳總統訪日意義不一樣，要順利成行也比較困難，因為陳總統是現任國家元首；1月5日我在公開場合和森喜朗首相碰面時，除了與森首相寒喧外，也替總統向首相問好。我相信阿扁總統和森首相之間可能從「心」交往，「心可以通心」就好，雙方聯繫管道，依我看是「條條大路通羅馬」。

蔡明殿　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委員 「這一個團體運用其力量來保護人類生命的價值，國際特赦組織給予因為種族、宗教或政治觀點而被監禁的人，實際的、人道的和公平的支持。」- 1977年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頒予諾貝爾和平獎時候的聲明。 「國際特赦組織」(AI)的中文譯名時有受到誤解，事實上其聲援的工作對象是經嚴謹的篩選和求証，僅限於良心犯或一般稱為政治犯為對象。「國際特赦組織」的創始者本奈生(Peter Benenson)是一位英國律師，向來關切人權問題，並曾為不少政治案辯護。他看到當時的國際新聞，每日所見無不有關因為政治觀點不同，而被當地政府逮捕入獄受難的令人痛心的信息。時常思考，如何來營救這些人權受到侵害的陌生人。1960年的11月，葡萄牙在當時的獨栽者Salazar的統治下，有兩名學生在葡京里斯本，公然舉杯為自由而乾杯，為此他們被捕並判刑七年。這一則新聞觸發本奈生採取行動的動機，他想，葡萄牙政府有沒有可能在世界各方同時寫信的民間壓力下，釋放這兩名學生？他認為這是可行的，而且，可以對各國同時進行。 1961年似乎對人權工作是一個很適當的年代，這是美國釋放奴隸和蘇聯釋放農奴的一百周年。本奈生找來兩位可能同意他的行動的人 – 貝克(Eric Baker)和布倫庫伯(Louis Blom-Cooper)，三個人一起發起「1961為特赦而請願」(Appeal for Amnesty 1961)，行動的目標有限但也很清楚，是要為因為政治觀點有異於政府而入獄者：尋求公平審判的機會；擴張受庇護的權利；幫助流亡的政治人士尋找工作；推動保護言論自由的國際組織。 在倫敦的本奈生辦公室中，搜集並發佈他們認定為「良心犯」(Prisoners of Conscience)的消息，他們也向朋友推介這項活動，主要是律師、新聞界、政界和學術界人士，由此組成一個核心組織。1961年5月28日他們在當地報紙「觀察者」(THE OBSERVER) 全版登載新聞，呼籲大家為世界各國政治犯的釋放而行動，每一組的人都認領三位良心犯，分別來自共產集團、西方國家和第三世界各一人。 這一則新聞在當日的法國報紙(Le Monde)登出類似版本，隔日美國的The New York Herald、德國的Die Welt、瑞士的The Joural De Geneve、丹麥的 Berlingske Tidende、瑞典的Politiken、以及荷蘭、意大利、南非、比利時、愛爾蘭、印度，甚至於在佛朗哥獨栽統治下的一家西班牙報社也冒著風險而登載。 「觀察者」第一次登載出來八名被本奈生認定為「被遺忘的犯人」(The Forgotten Prisoners)，其中安哥拉的奈托醫師(Dr. Agostino Neto)是一位詩人，也是該國僅有的五名非裔醫生之一，但是他對改善醫療的努力卻因為政治活動而不容於當局。他在家人的面前被鞭打，未經審判即入獄；另一位「被遺忘的犯人」是羅馬尼亞的哲學家諾怡卡(Constantin Noica)，被判25年徒刑下獄的罪名是「陰謀違害國家安全」和「散佈對當局敵意的宣傳」；一位西班牙的律師亞曼(Antonio amat)，因為試圖組織反對派聯盟，未經審判而入獄三年；65歲的美國牧師瓊斯(Ashton Jones)，他因為幫非裔民眾爭取人權而在德州和路易西安奈州，有三次挨打和入獄；南非白人鄧肯(Patrick Duncan)因為反對種族隔離而入獄；希臘共產主義和工會運動者亞必迪克羅(Tony Abiaticlos)因反對政府而入獄；還有匈牙利的樞機主教Mindszenty和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總主教Josef Beran。 這些新聞發出後各地的反應很熱烈，信件和捐款湧入，隨之而到的還有數以千計的有關各國良心犯的訊息請求申援。這些個案被分配到各地的關心人士所組成的小組，讓他們「認領」特定的某一位良心犯，替他(她)的釋放寫請願信函之外，並設法與其家人聯繫、在年節時寄一點禮物或為家人生活費募款。每一小組還要設法寫信給獄中的良心犯，即使沒有回信也要繼續寫，期待有一封信可以達到良心犯的手中，讓他(她)知道這個世界並沒有遺忘他(她)，以之來鼓勵其堅決活下去的勇氣。 「國際特赦組織」創會時的基本工作 – 寫信和其宗旨，後來在戒嚴時期的台灣的許多良心犯的遭遇上得到印証。這些眾多政治受難者之中的一位，後來擔任「國際特赦組織」中華民國總會會長的柏楊先生，在綠島服刑的期間，「國際特赦組織」全世界的會員寫了很多信件給他，但獄政當局扣留所有信件，只是有人傳話說有些來國外的信件。柏楊先生後來到出獄之前都未能看到這些信件，而他的刑期也未因為「國際特赦組織」會員的聲援而減少一日，但是柏楊先生出獄後曾對「國際特赦組織」的會員說，在獄中知道各國人士寫百千封的信給他，讓他更堅強和安慰。副總統呂秀蓮、國策顧問楊金海等多人也曾被AI的全球會員所救援。 「國際特赦組織」創會時的基本工作 – 寫信和認領政治犯延續到今日，仍是各國會員最熱衷參與的志願工作。其工作流程由各國的侵犯人權事件發生後，通報至倫敦國際秘書處(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的緊急救援組(Urgent Action Team)經調查並認定為「良心犯」之後，即編號以電子郵件、傳真或空郵發至各國分會的緊急救援聯絡人，由此再分發給志願寫信的會員或小組，依照緊急救援組的指示向各國領袖、法務部長、外交部長、警政首長或相關人士，寄出請願信函。一封請願信可以英文、本國或對方文字書寫，再以個人或多人簽名寄出。 由倫敦的緊急救援組傳出的個案，必然都包括有當年的編號、國家、姓名和案情，然後有詳細的背景消息，通常是很新的該國政治現況的報導，對於研究國際事務的人很有幫助。然後，有一段建議事項，是提示會員寫信的重點和請願的方式。接著是受信者和副本寄送的地址，以及寫信的時限，通常是五、六個星期。之後，緊急救援組有可能再發出同案的接續聲援通告，有時情況危急或牽涉面很廣時，會有第三、第四次的通告。1999年中東帝汶的政情不穩，極多人命損折和動亂，維持治安的印尼軍方坐視民兵施暴，緊急救援組發出極多次通告摧促會員向印尼總統及軍方請願，要求確保居民的人權。台灣的蘇建和等三人案，在1995和1996兩年之中，共發出六次通告要求各國會員向總統和法務部長請願。這種多次聲援的策略，就等於一個人講話，講一次沒有回應，那麼就再講，一而再的講。人少聲小，那麼就再多找人，匯集更多的人更大聲的講，直到這些話有人聽到。在1975年多明尼加共和國的一位工會幹部皮納瓦地滋(Julio De Pena Valdez)被當局在地下牢房裸體監禁。「國際特赦組織」得知他的情況後立刻發動全球會員為他的釋放寫信請願。事後他自己敘述：「當最先的兩百封信寄達時，獄警還給我衣服穿，再來兩百封信之後，典獄長跑來看我。當成堆的信件再來時，典獄長去找他的上級。信件繼續的寄到，一共有三千封之多時，連總統也被告知。然後信件繼續的寄來，終於總統告訴獄方將我釋放。在我被釋放後，總統找我到他的辦公室面對面談話，他說：『一個工會的幹部怎麼在全世界會有那麼多的朋友？』他展示給我看，他所收到的一個堆滿信件的箱子。當我離開的時候，他將所有的信都送給我，到今天我還保藏著。」 因為良心犯的情況會變動，有些短期內被釋放的當然可以消案，有些被判刑後正在服刑的，則由緊急救援的檔案轉入「行動檔案」(Action […]

副總統現場演講實錄 大家早安！午安，因為快要十二點了。陳教授、李教授，總統府楊國策顧問、周國策顧問，各位學者專家，各位人權的鬥士，人權的愛好者，各位媒體的朋友！再過兩天，就是世界人權日，再過兩天，也是「高雄事件」二十一週年紀念的日子，再過兩天，也是陳水扁總統正式提名呂秀蓮，做他的政治搭擋一週年的紀念日，在這裡抱著很複雜的心情來跟大家在一起。 南台灣的天氣很炎熱，南台灣的人情很熱情。但是今天一大早在台北，仍然跟大家關心政治事件，是台大法學院有舉辦一個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動叛亂級匪諜案件審判補償基金會辦的，戒嚴時期政治事件的檢討會。所以一南一北，我在那裡有替今天這個會宣傳，在這裡也是要替台北那個會宣傳。 證明說在本世紀最後一次的世界人權日，全台灣不分南北總動員，不論海內外，大家都大團結。因為我知道，今天主辦的單位這麼的多，有國內，有國外，有文的，有武的，有老的，有年輕的，有男的，有女的，大家都為了人權的事情要做一個深沉的思考。我以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總召集人的立場，也要來預祝今天這個會辦得非常的成功，並且會影響著今後我們的人權政策。 本世紀的人權發生很重大的問題，兩次世界的大戰，已經證明是最大的殘忍及最大的失敗。人跟人應該要講道理解決問題，國家跟國家，也是應該用道理、正義來解決問題，竟然沒辦法以理性解決問題，需要以拳頭，需要以戰爭，證明掌管國家的人實在是無能啦！我時常說，若是政治人物一定要發動戰爭，才有辦法解決問題，最好先下台，不要發動戰爭。 兩次的世界大戰，以及當中大大小的戰爭都證明，發動戰爭的人，他的目的都不能達成，甚至於都自取滅亡，希特勒是如此，許多的獨裁者發動戰爭，下場就是這樣。所以二十世紀的錯誤，不應該在二十一世紀重現。二十世紀除了戰爭以外，還有一個重大的錯誤，就是統治者為了要鞏固政權，傲慢的政權，爛用行政權利來迫害被統治者，就是人權的迫害。這對於在座各位，對於我們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裡面，有最深的體驗。 到底在三十八年的戒嚴統治之下，有多少人受到槍斃，有多少人冤枉被人家抓去關的，多少人受迫害的，可說是成千上萬。我一本書《重審美麗島》，十幾年前，就已經在研究說，回首滄桑黨外路，在反對運動裡面，成千上萬的人這樣犧牲下去。總是我們台灣人非常勇健，番薯下土不怕爛，遭受總總的迫害，大家無怨無歎，無走無行，照樣又繼續向前走。今天所有 的自由，所有的民主，所有的人權，不是天上送來的，是很多很多人用眼淚、用血換來的。我相信在座很多人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有的人雖然沒有坐過牢，但是他們在島內、海外，為了人權拚生拚死，所做的犧牲跟奉獻，同樣有貢獻。過去叫做「黑名單」，我說不對，「金名單」，因為你們是台灣的良心，社會的正義，對抗不公不義，獨裁的國民黨時代，確實是一個良心，一個光明，一個正義，所以應該是入金名單，不是黑名單。為了這樣，十二月初十，就是後天晚上，在台北市國際會議中心，要舉辦一個有始以來很難得的，叫做「人權的感恩禮敬之夜」。由總統跟我代表全國的人民，邀請過去因為政治思想，信仰不相同而受迫害之所有的政治受難者，一同來參加這個會，並且接受總統跟我的頒獎，要代表全國向你們感謝，向你們致敬。 這個消息，外國人聽到都說：「我怎麼沒有想到這樣？」昨天跟薩爾瓦多的副總統在一起，跟他說這個構想，他說：「啊，這實在有夠好的，是最有教育意義的！」讓大家來瞭解，過去我們怎麼樣受苦受難，盼望本世紀人權的迫害，在本世紀最後一次人權日，也就是後天做一個總結。盼望所有的領導者，所有下個世紀有權有勢的人，都要有一個覺悟，你的權勢是要來造福別人，不是來壓迫別人。我想這個世紀有人權迫害，下個世紀就有人權的光彩。 所以在座各位，雖然沒有接到帖子，若是過去受到國民黨迫害的人權鬥士，也歡迎你們那一天，就是後天晚上六點半在國際會議中心，在台北，能夠來參加這個盛會。假設不能去的時候，不要緊，看當天晚上十點的台視，它會轉播整個過程，保證非常的感動。因為將過去重大的政治受難，這個迫害有錄影要播放，也要對於下個世紀人權的盼望，做一種說明，其中也有很多本土文化藝術的演出，非常的感動人。 說到人權，今天有很多專家學者，都有很深的理念。我想簡單的跟大家說，人權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可能我今天要跟大家以這個角度，來談述人權的演變。 我們知道，人權就是每一個人出生為人類，家庭的一份子，應該要受尊重、維護的基本權利。站在人的生存來說，可以說有生命權，因為若是沒有生命，一切都沒有，以人的身體；但是人如果只為了活著，沒有思想、尊嚴，也沒有意思。所以除了人的人身權以外，再來就要有他的自由權，包括行動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等等再加下去。接下來，也盼望人活在這個世間，有快樂、滿足，所以也變成有一個福利的權利。所以人權有很多的意含可以來解釋。 如果站在人權的主體來說，也可以說有個人的人權，每一個人出生一定要保護他的人權。但是也有集體的人權，一群人，男人的人權，女人的人權，孩子的人權，少數民族的人權，勞工的人權，這可以說是一個族群，一個group。 再來更大的，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甚至於全人類的人權。譬如說地球只有一個，上帝在創造人類的時候，一開始先創造一個亞當，後來又送他一個夏娃。 本來以為兩個人永遠如此過著快樂的日子就好，結果夏娃吃了智慧的果實，哇！一轉眼，兩千年以來，現在人類有六十億的人。這六十億，每一個人有他的基本人權，但是六十億的人與人之間，民族跟民族之間，也有基本的權利。所以人權演變，由個人漸漸變成一群，再擴大到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甚至於全人類。我們現在知道，有的國家，因為比較沒有環保的知識，煤炭用得太多，結果二氧化碳太多，哇！整個溫室效應，影響到全球，所以還有一個整個的人權。 在這個演變當中，我要跟大家介紹，人權分為第一代、第二代跟第三代。十八世紀以前，因為政治的自由思想，有盧梭的「民曰論」，叫「天賦人權」，這種的政治思想家，提倡說有政權的人，雖然讓你當皇帝，但是你的統治權，要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才可以。所以開始加強每一個老百姓，就是被統治者個人的參政權、自由權、平等權，那是第一代的人權。這個人權的意義比較站在政治的層次，並且要來約束有政治權，有統治權的人，不能去侵略、干預每一個個人。 十九世紀末期，演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漸漸社會主義就產生了，人不只是為了活下去，活下去以後還要發展，生存以外要發展，發展以外還要發揮，所以人的人權應該不是只為了某一種。再來是社會人權、文化人權，還有經濟人權就漸漸產生了，所以人權的內含會更加多。此時這個層次的人權，就變成不但要求統治者不能去干預被統治者，並且要求統治者有責任、義務來照顧被統治者。這是要求政府要用積極的行動，來保護、服務被統治者，這是第二代的人權。 我要說第三代的人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又漸漸發現現在交通方便多了，逐漸的資訊、科技要聯絡起來更加的進步，人與人的關係不但越來越密切，國家跟國家的關係，國家的界線也比較薄了。漸漸會覺得說很多事情，因為地球只有一個，而我們是共生在地球上面，所以國家跟國家之間的邊界，不能說他一條線靠過來，就一定這是你的，那是我的，兩邊就可以吵架。同樣的，海洋的地方也是這樣。 所以全世界，地球上所有的資源，應該是大家共有的，因此更進一步發現環境權也好，能源權也好，等等這些，不是說這個國家的，那個國家可以吵架，大家要互相來維護，互相來重視，所以更加超越。第三代的人權，範圍應該更廣，這個人權完全超越過去的小規模，包括民族自決的權利。一群人，他的命運一樣，歷史背景一樣，他覺得不應該接受現有的統治者來統治的時候，有民族自決權，決定他們共同的命運。 也是同樣一個種族，不能因為他的皮膚較黑，頭髮比較捲，所以另外一群就要欺負他，將他隔離，種族隔離。或是覺得這個民族太愚蠢，乾脆將他全部殺死，這都不行。這就是第三代的人權，已經更加超越了。 接下來更廣的，就是我所說的環境權、生態權，因為我們共生在一個地球，所以地球這邊發生事情，另外那一邊也會受到影響。這幾年聖嬰現象，整個臭氧層的破壞，等等這些問題，便證明出地球只有一個，我們以後都是地球村，所以還有一個整體人類的人權。 簡單而言，由第一代的人權，天賦人權的爭取，到第二代的人權，要求政府更進一步來維護每一個受統治者的生存、福利、經濟權、… 權等等，更加大的範圍。我想就看出一個未來，我們台灣生存、發展，永續發展的一個夢想。剛才李勝雄律師已經跟大家說到主權的問題。不要緊，台灣的主權，說到台灣的人權，我想從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人權的演變，來探討我們兩千三百萬人，人權比較薄弱的基礎在哪裡？ 現在有憲法在保護我們，憲法以外還有其它的法律，總是也欠缺一個總體的機構，專門真正來保護。過去的人權靠民間的人權團體──國際特赦組織，受難者，在座很多人都受過國家特赦組織的幫助，方能在槍口活下來。但是仍有一些其它婦女的團體，兒童的團體，勞工的團體，認為政府做得不好，站起來幫我們爭取，但是那比較消極。 現在新的國際趨向，就是要求每一個國家，都要設一個中央級，有法律憑據的「國家人權委員會」，由政府本身編預算，立法院要通過，真正一個國家級的人權組織，永遠保護每一個人的人權。催生「國家人權委員會」，這也是陳總統五月二十日就職的時候說過，要人權立國，要將台灣的人權，跟所有國家的人權標準接軌，我們完全要國際。不但如此，我甚至於更加誇口，以台灣的人權，我們所爭取、演變、努力的成就，那個經驗本身，便是我們很優秀的 soft power 之一，就是我所說的「柔性外交」。 我們過去受苦受難，今日可以享受這些，這個本身的經驗，就是台灣人很了不起的精神產物。 所以我將人權、 民主、 和平、 愛心跟高科技做為soft power，柔性國力的代表，其中將人權放在第一位，以台灣人的人權奮鬥史，爭取的過程，能夠分享給全世界。現在全世界知道我們三十八年的戒嚴令，成年上萬人受苦受難，竟然沒有發動革命，沒有使用武力，能夠換得今日的安定跟和平，他們覺得我們是模範生，所以這是我們的柔性國力。 如果我們的「國家人權委員會」能夠快點誕生的話，全面性的確保每一個人的人權，那麼相信，我們真正就將它做一個階段。但是可以保護我們個別的人權，如果集體兩千三百萬人生存發展的權利，受到外來壓迫的時候，我們的人權並不完全確保。 我想大家都知道， 五十五年前，1945 年日本投降，結果中國國民黨的軍隊跑來台灣，「二二八事件」，然後戒嚴，然後實施三十八年的戒嚴令，直到 1987 年，戒嚴令才解除，逐漸的才實行民主政治。這段五十幾年的歷史，讓我們看出來，不只是國內的問題，亦受到北京那邊對我們長期的威脅。今天我們可以關起門來解決島內的人權問題，但是如果沒有用共同的智慧，共同的力量來抵擋北京對我們的威脅，我們的人權仍然隨時面對挑戰。我相信這是大家更關心的地方。不過我要跟大家說，你們可以安心，因為二十一世紀是一個比較理性，比較合作的新的世紀。便是我所說的，二十世紀以戰爭，以非理性所造成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還更多。所以大家有這個智慧，除非擦槍走火，不然預防性的外交，預防性的國防會做很多，我們有理由期待下個世紀，可以避免更多的戰爭。 但是對於台灣海峽來說，我們本身要站對立場，方向抓準，讓全世界知道，台灣人是世界上最和平、最吞忍、最有疼心的民族，我們不會無緣無故去招惹別人，但是仍然堅持我們的基本信念，我們的集體人權，除了我的關係來說也是這樣。 五月二十日新政府就任以來，陳總統所說的話都是非常的善意，非常的誠意，北京是不是對我們那麼的好，大家要看清楚。不能說他完全沒有受我們的影響，最大的影響，就是過去說話較傲慢，比較鴨霸。五月二十日以後，聽其言、觀其行，他會發現新政府跟舊政府確實不一樣，我們都以柔性來做立國的基礎。所以「北戴河會議」以後，中共也決定不使用武力來對付我們，會恐嚇我們，但是現在制定「以柔制柔」，用柔性來對付我們的柔性。 因為我一再高喊「柔性立國」，陳總統也說「以柔克剛」，所以他才不好意思對我們太兇。但是也麻煩，「以柔制柔」不一定比較好應付耶！因為我們忽然間沒有敵我意識，忽然間迷失我們的方向了，腳步卻稍微亂了。 520就職以後，第一個月，大家對前途充滿信心，所謂「honeymoon」蜜月期，都誇獎。接下來奇怪了，開始都在嫌了，越嫌棄，嫌到好像台灣是住不得人的地方，好像不值得一毛錢似的。奇怪咧！怎麼那麼好，一轉眼卻變成那麼糟，這之間是不是中毒？為什麼忽然間對政府沒有信心？同樣是這塊台灣啊，為什麼一些人開始將財產移走，將戶籍遷走，把孩子送到國外？ 還記得二十幾年前，聯合國撤退的時候，也有一些人擔心得要命，說：「死了，阿共仔要來了，台灣不能住了，財產快點搬出去喔，妻小快點送出去喔！」包袱只帶一隻牙刷，因為美國的飯店，hotel 是沒有準備牙刷的。所以這些人準備隨時要走，口袋裡面放一個牙刷，叫做「牙刷主義者」。我想比較前輩的人還記得「牙刷主義者」。 但是二、三十年過去了，當時將財產變賣出去的人，差不多把台灣的財產花光以後，說不定他的孩子在那裡受教育，有成就一些博士、碩士啦，但是可能很壞的也有一些。重要的是當他們回來台灣的時候，發現說當時不怕死，無處跑的，在台灣人越勇。噢！每一個人都發達，以前住的房子可能黑黑臭臭的，到後來都買大樓，反而他在海外，回來想要買個房子卻買不起。 所以就得到一個結論，因為我們的祖先翻山越嶺，那麼遠的越過黑水溝，選擇台灣，就像《聖經》所說的，這是一個充滿蜜跟牛奶的好寶島，要讓她後代的子孫世世代代安居樂業的地方。我們祖先的選擇並沒有錯，全世界那麼多國家裡面，雖然我們的人口這麼少，面積這麼小，但是今天能夠創造民主的奇蹟，經濟的奇蹟，高科技的奇蹟。 我們有十五樣產品是世界第一名，我們才兩千三百萬人，十五樣的產品世界第一名。我們的硬體資訊科技全世界第三名，第一名是美國，第二名是日本，那人口都比我們多得多，但是我們有這種能力，對自己要有信心。 話說回來，我們要怎麼樣來接受歷史的考驗？二十年前「高雄事件」發生，相信在座有一部分人在現場，看「美麗島」這些前輩怎麼樣來對抗大軍壓境，怎麼樣來對抗很多不合理的威脅，跟事後的大逮捕、大迫害，眼淚也流乾了，但是新的盼望也已經實現了。我們沒有理由對台灣前途沒有信心，我們只要有良心，說良心話，做良心事；只要有疼心，對自己的人，對別人都有疼心，我們對台灣前途就有信心。 我們共同站在自己工作的崗位， 認真努力，Say YEs to […]

一、主權對人權的重要性： 主權是一個國家在其國內有絕對而無限制之權力，為其他國家不能干預者。在民主國家，其主權在於全民。因此，主權與人權息息相關，憲法第二條即明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足證主權乃國民的基本人權。主權如落在獨裁政權或外來政權手中，則人權即失去民主的保障，人權就無立足之地。一個國家主權不確立或受威脅，人民的命運就易為他國或外來政權所主宰，一旦失去主權，人權嚴重受害結果莫此為甚。 主權乃國家的基本權利 (fundamental rights )，其他國家有尊重此基本權利之義務。所以，國家主權至少要包括生存權、獨立權、平等權、領土管轄權。這四種權利在一九一六年美洲國際法學會( Ame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 決議之「國家權利與義務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Nations )即將上述四種權利明白列出，並規定這些權利應受他國之尊重及保障(第五條)。可見，主權對人權有相當重要的互動關係。尤其是生存權被視為最重要的基本人權，民主國家的主權與人民生存權更密不可分，國家有主權，人民的生存權才有確實保障。 二、失去主權對人權之侵害： 國家失落主權，不是成為殖民地，就是成為附庸國狀態，人民無自主權利，人權之保障就蕩然無存。 台灣曾經是荷蘭的殖民地，也為日本佔據統治過。這些時期台灣無任何國家主權，自無人權可言，台灣人早就飽受無國家而人權受害之經驗，失去主權對人權之侵害，已不喻自明。 由於台灣的主權未能確立，不受到他國之認定及尊重，在國外台灣人的尊嚴常受辱損，此由護照常要附加另紙之簽證，並常受刁難，才能入境他國的事實可知。更嚴重的是，台灣漁船常為鄰近東南亞國家所扣留，遭受不公平的處罰，而政府卻無力救援，更說明了國家主權不被承認或尊重，以致人民的人權受蹂躝的因果關係。 國民黨政府來台統治五十五年之久，以「一個中國」政策，使台灣沒有獨立的主權，導致台灣的民主受利於「收復大陸、統一中國」的口號下，由此產生許多違反民主、損害人權的臨時條款及動員勘亂時期特別法律，並維持戒嚴至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在此種戡亂體制下，總統可一直連任，大陸選出的國會議員永不改選，省長及院轄市長官派而非民選產生….。凡此等等均是違反民主及人權的事實，而此等事實即肇因於不落實於台灣主權的結果。雖然現在已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國會全面改選及總統直選，但是尚未能建立名實相符的獨立主權，在國際上台灣仍然處處受制，不能以代表國家的名稱參加國際組織，以致中國武力犯台之威脅日益加深，拑制宗教信仰、迫害民運人士、禁止組織，若不使台灣有獨立的主權，就不可能免台灣人權受侵害之恐懼，更是台灣前途之最大危機。 三、破壞台灣主權對台灣人權的災害： 台灣主權未能受到國際的承認及尊重，其主權包含的生存權、獨立權、平等權、領土管轄權及自衛權就已面臨危機，對台灣全體住民的人權自生不利之後果。而中國處心積慮要破壞台灣的國家主權，以達併吞台灣的目的，更會成為對台灣人權最大的災害。 台灣主權若被中國破壞而佔有，則現在尚有受些微保障的民主及人權，在中國獨裁專制的共產主義統治之下，必被剝奪殆盡。從中國迫害異己及人權工作者之事實，以及天安門事件、法輪功事件以觀，中共根本視人民為芻狗，毫不尊重人權。至今，西藏人民受欺壓殘害的事仍時有所聞，其對佔領地區之侵害人權已視為家常便飯。則台灣一旦落入中國手中，自不容許台灣人民比中國人民有較好的權利。中國人民連要求民主的權利都沒有，台灣人民的也不能例外。 即使是台灣引以為傲的經濟成長，在被中國併吞合為一國以後，縱使不被直接破壞，在大陸十三億人口普遍落後的經濟影響之下，也必不能再享受目前的富裕生活，香港被歸併以後，漸漸失去 自主權及經濟大不如前，即為顯例。尤於中國以武力侵犯台灣時，台灣人權即受生命權及生存權被剝奪的立即危險。因此，確立台灣的獨立主權，亦是保障台灣人權的最重要任務。 預防性的危機處理為優先 建立台灣主權確保台灣人權 一、更正「一個中國」政策的錯誤，落實台灣主權之獨立： 中國大陸與台灣分裂成為二個不同政體，各有其國號、國旗及中央政府，在國際上各自代表自己的政權，已是不爭的事實。「中國」就是中共政權統治所及的大陸，「台灣」就是國民黨政權所管轄的「台灣」，「中國」是「中國」，「台灣」就是「台灣」，這種正確清楚的事實及觀念，不能予以混淆錯亂。否則對中共的「中國」反而有利，可以大吃小，將「台灣」歸入他們的「中國」，而「台灣」則會盡受其害，不但不能統一或奪回「中國」，連保住「台灣」都成問題。 台灣政府既然只承認台灣有統治權，就應以台灣住民的意願為依歸，實施台灣全面民主政府，修改憲法( 甚或制定新憲 )，使其適用於台灣，不應再繼續用無立場、無資格及無能力主張的「統一中國」神話，愚弄人民、作賤自己。 台灣全體住民更應覺醒，認清「一個中國」是對岸的中國，不是現住的台灣。在台灣就要做有國家主權的「台灣」人。血統種族是天生的，而且是個人的DNA 之事，不必互相爭論亦不容他人干預；國籍係依各國國籍法之規定而有，也可任人選擇或變更。新加坡是一主要由華人建立的獨立國家，他們就有正確的「一個中國」政策與觀念，他們可以「華人」血統為榮，但是他們自稱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國人」。他們與中國來往，稱他們是「中國人」，歡迎李登輝訪問新加坡，稱他是「台灣來的總統」，非常簡單明瞭、清楚正確，沒人敢說新加坡人數典忘祖，更沒人反新加坡獨立於「中國」之外。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亞洲週刊六月廿五日期第五頁報導：「東南亞各地華人在作出反應時，基本上顧及自己已在海外落葉歸根，而非中國人的身份」，有新加坡人還沾沾自喜地說：「幸好我不是中國人」，這也是正確的「一個中國」思想的顯例。新加坡有少數的馬來亞及印度種族的國民，台灣亦有非中華民的原住民，為何彈丸之地的新加坡能成為獨立自立的新國家，而大於新加坡五十多倍的台灣不能？此正係肇始於「一個中國」錯誤政策與觀念之遺害。 二、以正確的「台灣」史實名稱進入國際社會： 自一九七九年美國承認中國後，對「中華民國」都用「台灣」為正式名稱。而維繫彼此關係的「台灣關係法」，係以「台灣」代表一個國家或政治實體的名稱。而美國國務院編印的世界各國背景簡介中，對各國均用其正式國名，唯有「台灣背景簡介」即印出：「Official Name Taiwan」(正式名稱台灣)。為台灣最依賴的世界第一強國都用「台灣」看待，世界各國在國際場合，除了「台灣」不稱呼自己為「台灣」外，恐怕已鮮有人將「台灣」稱為「中國」或「中華民國」的。 即使一般人民到了國外，也被外國人稱呼為「台灣人」，就如出口的商品一律都用「Made in Tawain」( 台灣製造 )一樣正確又自然。反而如果自稱為「中國人」，則必需說明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人，或係種族上的「華人」，外國人才能明白。否則，稱為「中國」( China )或「中華」( Chinese )的英文，咸都被認為是指對岸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唯有以「台灣」名稱才不會造成混淆，蓋其可讓人明白所指稱者，乃係又名「福爾摩莎」(Formosa)的「台灣」。 「台灣」是正確且符合歷史事實的名稱，要建立台灣的國家獨立主權，必先從正名開始。如繼續使用別人不承認，自己也心虛的「中國」或「中華」名稱，只有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代表「一個中國」的強勢下，視「台灣」為「中國」的地方政府的陰謀目的而已。中共已取得「中國」的「商標專利權」，台灣用相同或相似的名稱，就像使用「仿冒品」一般，其弊害可知。國際社會既然僅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台灣使用名正言順的「台灣」名稱進入國際社會，始會被人接受，在國際上才有立足點，台灣的主權也才有獨立的基礎。 […]

施正鋒◎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發言 陳水扁總統過年前提及「統合論」，努力整合內部中國政策的基調，嘗試建構台、中關係的新架構。我們以為，陳總統凝聚共識的苦心應該加以肯定，然而，由於陳總統對於統合的內涵並未加以闡述，民進黨本身又眾說紛紜，在政治人物各自表述的情況下，令人擔心統合的結果是否就是走向統一。 如果陳總統所謂的統合是指國際關係理論上的integration的話，一般的了解是國與國之間結合的過程，逐漸將國家主權讓渡出去。具體而言，統合至少有經濟整合、政治結合、以及安全共同體三個面向；終極而言，如果成員國有相同的民族認同 (national identity)，那就是要合併為一國。 雖然陳總統在其他場合表示心儀的統合是指「歐盟模式」，卻未明確表示要將台灣帶到何種境界。眾所週知，即使在歐盟的成員國之中，對於歐盟的發展有各種不同的期待，有些國家希望能停留在功能上的協調，譬如說經濟共同市場、或是在國防、外交的協商，也就是邦聯 (confederation) 的形式，當然，也有國家希望至少能朝聯邦國家 (federation) 發展。 或許有人以為，統合論只是為了迎合所謂的「一個中國」咒語所作的包裝，不用當真，而邦聯的安排或可逼中國承認台灣主權獨立，然而，中國豈是三歲小孩，可以任人欺哄？如果與中國的經濟整合只是為了拋棄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為了合理化三通的開放，統合論就是「機會主義」般的短線操作；如果與中國的政治整合是為了台海和平，統合論就是「綏靖主義」般的討饒。 我們反對與中國作任何形式的統合，即使是歐盟式的邦聯，因為邦聯宛如國與國之間的試婚行為，不免會讓國際社會務以為台灣人內心渴望統一，又如何寄望他國支持台灣獨立？盼望陳總統記取慕尼黑事件的教訓，軟土只會任人深耕，不要當張伯倫第二。

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台灣在日本統治下五十年，台灣脫離了日本也已有五十五年之久，但是台日貿易額一直成長，現在台灣是日本第三的貿易夥伴，又透過旅遊、商談，每年相互間的往來有一百七十萬人次之多，根據一項予測，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年，計畫訪台的日本人比往年將有兩三倍之多，說起來台日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但是讓人納悶的是看不出台日之間有熱絡的情感。就個人的層次而言，雖然有些人彼此之間，親密得有如兄弟，但是就整體方面，卻疏遠得很。為甚麼？為甚麼？ 最大的癥結可能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介在台日之間。 中日的潛在對立 日本站的是「一個中國」的立場，為了避免惱怒中國，而故意對台灣保持冷淡的態度，而台灣方面，就是因為蔣氏父子政權時代的反日教育奏效，再加上日本政府的態度，使台灣人有一種被藐視的失落感，因此台日間能夠發生熱絡的情感才是奇怪的。 現在以及將來，台灣面臨的是來自中國的武力威脅，這個威脅不見得將演變成實際上對台灣的進攻，卻有可能使台灣萎縮變成軟腳蝦，甚至供出台灣的主權。 中國對日本來說，當然也是一種威脅性的存在，不過與台灣不同的是，中國方面也認為日本是對中國一種威脅性的存在。中日兩國都認為對方是「潛在性的敵國」。日本是靠國際貿易以求繁榮的國家，為維持中日和平，不惜投入6兆日幣的貸款，換來的是時時刻刻要順從中國，為日本侵略中國的罪過道歉，這已經在日本國內引起廣汎的不滿情緒。 比起中國的地闊人稠，台灣簡直是小國寡民，但台灣光是萎縮求安，終於會被迫供出主權。台灣繼續維持「中華民國體制」不是不可以。小國本來就沒有奢求所欲的條件，如果「中華民國體制」能夠讓台灣生存，那麼退而求其次，大家來接受「中華民國體制」也是可以的。但是二○○○年二月中國發表的「台灣白皮書」已經明白道出，台灣維持現狀並不是毫無時間限制，太久了，中國也不排除發動武力「收回台灣」。顯然，「中華民國體制」對台灣而言是一個空虛的佛腳，是不能抱的。 讓時間解決認同問題 看台灣國內的政治狀況，充滿著政治惡鬥。其實，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政黨間的鬥爭是一種常態，不足為奇。又，現今的台灣，對國家認同有所不同，政黨間的競爭難免牽涉到國家認同。這是出於台灣史的演變，而需要長久時間的磨練，這是不能強求的。台灣的這個現象，由台灣獨立建國的立場來看，可以說是一種「生產的陣痛」。要一群長期掌握政權，專掌統治權力的人士平心靜氣地接受失去權力之苦，這也是難以強求的。時間是療傷的良藥，再過一段時間，相信會塵埃落定。台灣能夠免於中國的併吞，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以台灣為生活的空間，以台灣為墳墓之地，應該是不分族群，大家的願望。 促使日本與美合作 小國寡民的台灣，在中國之軍事威脅下，能夠交陪更多國家，能夠得到更多國家的支持與支援，有助於台灣的安全保障。這一點是各族群以及各政黨都能夠接受的。問題就是在於對日的觀點。充滿失落感的中國國民黨人可能認為：如果沒有日帝侵華，國民黨的剿共作戰必然成功，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國民黨就必然繼續統治中國。如此一來，中國國民黨人士與厭共來台的人士恨日入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除非要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必需思考如何來繼續在台灣生存了。 日本這個國家與她的國民，透過第二次大戰的敗戰與以後的經濟發展，已經領會到：國家的生存與發展不必靠膨脹國土，維持世界和平也足以使國家繁榮。現在台灣需要日本做一個遠東區域安定的力量，如果日本能夠表現維持遠東和平的決心，美國也會增加信心，這些都有助於要求中國收歛。由戰爭的歷史來看，並不是所有的戰爭都是經過嚴密的計算才發動的。但是強有力的阻礙力量存在的話，往往能夠嚇阻發動戰爭的動機。鑒於此，能夠使日本對台海的安全發言，對台灣的生存必然有助。台灣應該努力使日本知道台灣所希求的是甚麼，同時台灣應該自創生存的條件。又，我們必須知道，台灣的絆腳石「一個中國」，這個咒符是蔣介石時代的中華民國政府創造的。所以，我們現在該做的是把「一個中國」的殘渣「中華民國體制」改掉，用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的形式，重新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