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暨經營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花了很多力氣去解構過去國民黨對於諸如美麗島等歷史事件的詮釋觀點，特別是對抗黨化教育的意識型態控制，但不要忘了，從比較寬鬆的角度來看，台灣的民主化，也可以定位為中國近代民主化的一個進程。過去的黨化教育便用了很長的篇幅去建構國民黨黨治下台灣民主憲政制度的意義，而將其描述為近代中國追求民主化的一個成就。其實以前國民黨的戒嚴統治哪算什麼民主憲政，當然更因為後來統獨對立的關係，這樣的a論述，便消失在當代。不過我覺得今天我們在二十一世紀台灣的民主化已經達到一定成就的時候，真正能夠屏障台灣民主化現有成就的方式，並不是在台灣海峽上建一座萬里長城，抵禦野蠻外敵。因為這種有形的建築，它的防禦功效是有限的，最重要且最有效的，乃是怎麼樣去喚起兩岸人民他們共同的情感，或是面對同樣的歷史經驗時，怎麼樣去尋求一個互相的同情、支持和幫助，我們該從這個角度去為台灣民主化之後，那些需要尋找出口的革命情懷尋找一個出口，我認為這個出口，應該是在中國民主化上面。
怎麼樣能夠讓中國大陸人民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我們支援中國民主運動或宣揚民主價值的時候，不要感覺到我們是在跟它搞對抗或是在延續過去冷戰的思維，既然我們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或是中國共產黨他們意識型態的基調，統一台灣是他們無從選擇的一個義務，就應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嘗試提出一個看法，就是把台灣民主化的意義重新整合在我們過去的國家意識型態論述當中，也就是把台灣民主化認為是近代中國民主化、現代化歷程的一個延續。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政，也是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或是亞洲民主化與現代化的價值選擇下長期演變的結果。在1945年台灣光復的初期，也有非常多台灣的知識青年，去迎接與擁抱中國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革命，他們認為這是兩岸人民攜手共創中國新世紀的重要時刻，後因某些歷史因素，這樣的關係在『馬關條約』以後被割斷。所以我覺得應該要設身處地的從他們的角度、從他們希望中華民族再站起來的心態上，尋求一個可以對話的空間，因此就這點而言，我認為三民主義裡面提到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主主義）、民生主義（社會主義），這三個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觀念，可以解釋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現代化慘痛的經驗，讓中國大陸人民知道，共產黨所犯的錯誤就是過去國民黨所犯的錯誤，我們台灣人民有對抗國民黨的經驗，我們可以把這樣的經驗跟他們做交換。
第一點是怎麼在兩岸人民共同的意識與經驗上面，去尋求一個連結，我認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論述，或許可以扮演一定的功能。
第二點，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國力開始強盛，造成其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過度擴張。他們有很多人把美國人看做是潛在的敵人，是影響中國未來站起來的一個潛在敵人，台灣就常常被他們認為是美國的附庸，或是帝國主義的馬前卒。台灣夾處在中美兩強的環境下，想要尋求自主的話，並不是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方感受到我們對美國的一面倒，然後一昧地希望尋求藉由美國的保護傘，來維持台灣的民主。我覺得這樣的作法是不對的，而且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對美國的民族主義反彈情緒更加擴張，因此我認為，既然我們正在提倡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就應該把『國際人權公約』裡面所提到的普世價值，不斷地拿來檢視我們自己，同時也檢視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有我們站在一個對普世價值、對人道主義的普遍關懷的相同高度上，才能使台灣置身於中美對抗的格局下，成為對中國輸入世界普遍價值的重要基地。所以我們政府在人權和民主的論述上，若是帶有過多對抗性的、或者是聯美制中的戰略性權謀思考，這會使得我們的這種善意，被大打折扣，而且我們常常會在很多問題上讓他人感到雙重標準與是非不分，因此當我們在設計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時候，我們必須堅定主張人權、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的信念，而且能虛心地去檢視自己，和不迴避對於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人權狀況的關懷，這樣我們才有資格對中國民主化做發言。
第三點，我們要談到什麼是「民主」的概念。很多人質疑台灣實施的「選舉的民主」，事實上並不是很成功，因為有許多基本民主價值，比如說，對人性尊嚴、對人格的尊重和對等、平等對待等等，未能切確落實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民主的概念不應該只狹義地放在選舉的民主中，我們應該強化民主概念中「自由化」的觀念，在推動中國大陸從共產主義政權轉向民主時，應該將「民主化」和「自由化」這兩個概念進行深入的論述。台灣的民主並非一蹴可及，我們之前經歷了自由化的階段，當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得到一定的解放，才有辦法去凝聚足夠的社會力，形成政治反對的能量，來逼迫當時的執政國民黨開放其政權，進行國會全面改選或憲政改革，因此在推動中國民主化的時候，「自由化」的概念很重要，也就是說，不要讓中國一下子就把民主認為是狹義的選舉式民主，因為舉行選舉式民主有很多要件，如：獨立的媒體和反對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尚缺乏這些充要條件，所以要一步到位，目前仍有困難，可是我們必須要堅持，人格的自主、人性尊嚴、對於言論自由、思想自由這些基本人權的尊重，不管在怎麼樣的社會之下，都是作為一個人的前提和條件。我們支援中國民主化，並不是推翻，當然能夠推翻共產黨最好，但是我們的目標不是在對抗中國的政權，而是希望它的政權成員和人民都能夠享有作為一個人的基本權利，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把支援中國民主化的概念層次做進一步地提升，這就要從社會主義者喜歡說的人道主義、人本主義、對弱勢者或是對被壓迫團體的關懷著手。
這邊衍生出兩個小問題，第一個是雖然西方式的民主、選舉式的民主或是程序性的民主，就是依人民的自由選舉來決定政權的歸屬，這樣的概念也許在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共產黨領導等四大堅持的帽子下還無法完成，可是我們可以幫助他們思考，在多黨合作下，這些花瓶政黨怎麼樣去強化監督共產黨政權的功能；或者是思考中國現有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人代會）及其常務委員會，還有在各級國家組織中相應的議政機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怎麼樣去強化監督共產黨政權的功能。我們應該設法將台灣的立法院、過去的國民大會、台灣省議會、各縣市議會的種種問政經驗，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級人民代表甚至政協委員建立交流管道，這是目前可以去嘗試的。我們常看到台灣的立法委員到北京，一定去拜訪國台辦或是其他涉台事務官員，但是對於對等機構人代會都毫不關心。我這個暑假去愛沙尼亞，愛沙尼亞的革命，也是從他們的人代會廢除了共產黨專政的憲法條文之後，才轉型成為三權分立的民主國家，愛沙尼亞民主憲法革命的發動機，就是在共產體制下的人代會，所以，怎麼樣在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政體制下尋找一個切入點，是可以思考的策略。這方面我看到一些大陸學者的文章和論述，事實上並沒有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的鎮壓，比如說曹思源就講三權分立，甚至要求共產黨改名。我們至少找到一點，是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民主理念的宣傳和運動時，可以去思考的方向，也就是怎麼樣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行憲法條文當中，找出讓他們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或漏洞來，幫助中國的人民要求其政府遵守自訂的憲法。讓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一個黨治的國家變成法治的國家，這也是他們憲法最近修正，主張「依法治國」之後，他們國家所追求的目標，而這點是我們可以去幫助他們人民完成的。
另外一點，是為什麼台灣有那麼多台商在中國經營企業、工廠？其中有一個不正當的原因是，這些資本家不願意屢行台灣『勞動基準法』規定對勞工的保障，所以他們就找一個可以不理會台灣『勞基法』的地方去投資，雖然是在所謂的無產階級或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裡，台商還是敢把資本家控制、剝削勞工的種種惡劣手段，用於經營中國的台資企業。我們經濟部在審查對中國的投資申請時，是不是該要求台商在對待勞工的條件上，要有一個文明國家的作為，而不應該用不同的標準去對待中國的勞工。只要我們提供比較好的條件，對於中國勞工權益的保障比他們本國企業更好，就能讓他們感受到台灣民主法治和自由化的好處，這比我們喊很多口號更有實際的效用。工廠民主，台灣人就做不太好，我們不必太唱高調，但至少讓『勞基法』的精神或理想在台資企業中展現出來。
接下來我要談的，是我們台灣政府跟人民如何來看待中國民主運動。我們政府過去支援中國民運的經費常常是從情治單位的預算中調撥出來，情治單位為追求績效，可能會對中國民主運動做出不當的利用或干預。因此我們應該改變支援的方式，比如說，透過政府現在打算成立的台灣民主基金會，來對民運組織進行有效的支援，或是對於在中國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壓迫的人民，用民間力量的形式，提供不同程度的經濟、精神或理論上的支持。我們對待中國大陸民運的做法，應該要改變過去國民黨以情治單位為對口單位的作法，這是在政府作法方面，應該要改變的。
第二點，政府應該要積極地關心中國的人權問題。過去政府常常對中國人權問題不聞不問，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六四的時候，有海外華商買了一條船，叫民主女神號，打算在中國外海，對中國進行廣播以宣揚民主。那時船要開到台灣來，台灣政府竟然不准它入境，這讓我非常錯愕，也感到非常荒謬。我們不是一向強調反共意識嗎？連這樣可能會促成中國人民良性溝通的舉手之勞，我們政府都不敢做，實在是太有愧於我們置身於民主國家的立場。所以我們政府要積極地去關懷中國的人權狀況，必要時對民運提供聲援和政治庇護。事實上我們可以和美國進行合作，像我們看到很多中國民運的組織，可以在美國進行種種發展，可是我們政府對中國民主運動還是抱持著敬而遠之的戒慎恐懼態度，使中國民運組織沒有辦法以台灣為基地對中國進行運動。我們台灣政府實在是有虧欠之前台灣人這麼努力去推動民主化，實在是我們需要去檢討，且應該感到慚愧的地方。
兩岸交流機會非常多，我們可以不用具體說要去設計怎麼樣的民主化策略，其實透過多元管道的交流，就可以把我們自由的氣息感染給中國的人民，所以政府應該更加積極鼓勵兩岸之間文化、學術、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交流。現在兩岸因為一個中國的問題，使得兩個白手套機構之間的官方交流中輟，可是其他的交流則不應該受到影響，而應該想辦法去尋找一個方向，把關於一個中國的爭議，在民間交流當中予以擱置，而設法擴大民間交流當中我們和平演變的力量，我覺得唯有如此，台灣人民才可以真正建立跟中國大陸人民之間深厚的情誼，也才能夠通過我們日常生活的行為，讓他們體會到自由民主價值的可貴，也才能使之轉化成為一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要求做為一個真正的人的精神力量。
＊本文原為2002年9月28日由民主亞洲基金會與東吳大學時事研究社假國立台灣大學新聞學研究所舉辦之「台灣年輕世代看台灣與中國民主化的關係」演講座談會上之發言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