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台灣位於東北亞、中國、以及東協國家等三個亞洲主要經濟區的交匯處；它除了和中國在語言文化上相通、與日本在歷史上也有深厚的淵源、加上美國的緊密合作、以及近年在東南亞投資所立下的基礎，使得它不僅僅只是居於地利之便。台灣出口導向的經濟，使得它有豐富的國際合作經驗。我們相信：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位處關鍵位置的台灣，應該是歐洲的重要伙伴。 根據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最近的「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導」指出，台灣的投資環境和挪威同列全球第五，僅僅落後於瑞士、新加坡、日本、以及荷蘭。台灣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先進的基礎架構、和民主政治的社會，都是一個企業永續成功\的環境所不可或缺的。 台北是台灣的首都，也是進入台灣以及亞太的關鍵入口。我們誠心地歡迎歐洲朋友們來台北，以及台灣。 歡迎馬市長暨台北市府代表團 身為旅居歐洲的台灣人，我們歡迎台北市馬英九市長以及台北市府代表團來到歐洲。我們期待台灣和歐洲能有更多的交流和合作，也相信台灣和歐洲能在更多的方向和領域一同努力。在馬市長會見台灣在布魯塞爾的朋友之前，我們籲請馬市長代我們向歐洲朋友表達以下兩點： – 我們對歐盟維持對中國武器禁運的感謝和敬意，並且期盼歐盟不屈從中國壓力，繼續維持武器禁運。基於中國持續的軍事擴張及恫嚇，歐盟對中國的武器禁運，對於維持亞太地區的繁榮，有決定性的重要。 – 呼籲歐洲支持台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WHO〉，台灣參與世衛，不只是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健康權益，台灣也可以對世界衛生提出貢獻。 歐洲對人權價值的堅持，一直是我們所敬佩的。我們相信：本於對這些普世價值的原則，台灣和歐洲合作的貢獻，可以遠遠地超出商業的範疇。 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 歐洲台灣醫事聯盟 歐洲台灣婦女會

岡崎久彥◎日本前駐泰國大使 時間過得很快，距離2008年台灣總統大選只剩下兩年半而已。 2004年大選之前，我曾經在論文中寫道，這不是一場普通的選舉而已，而是一場攸關台灣的民主主義能否存續下去的選舉。 我在此重申我當時的看法。那就是，我認為台灣人民對於追求台灣人固有的國家認同傾向，未來只會逐年增強而不會減弱。如此一來，至少有一部份認同中國的國民黨支持者，理當會逐年減少。 這樣的看法究竟是否正確，因為時間還沒到，所以還不得而知。但是，國民黨本身懷有這一層憂慮卻是不爭的事實。 不儘是台灣，歷史上不論是哪一個國家，最初實施的民主主義通常都是短命而終的。亞理斯多德就曾經說過，民主主義是最短命的政治制度。 英國的民主主義是歷經幾個世紀，試錯誤之後逐漸修正的結果。美國的民主主義則是拜英國之賜，充分活用英國的經驗而有了好的開始。儘管如此，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也發出警訊表示，民主主義本身具有自我毀壞的性質。當今，中南美洲各國等也毫無例外的，在實施初步階段的民主主義之後，繼之而起的是軍事政權或獨裁政權。 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麼台灣的民主主義很可能會在國民黨的統治下，以某種形式畫下句點，實在令人擔憂。 但是，結果陳水扁總統贏得選戰，台灣的民主主義得以存續到現在。只不過，非常遺憾的，2004年的選舉似乎還沒有完全告一段落。基本的狀況還和當初一樣並沒有改觀，所以我現在不得不再說同樣的話。 我認為情況反而更加的岌岌可危。在此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呢，我想，最大的變化就是中國的威脅日漸增大。 中國的威脅並不是現在才開始的。這個問題也經常被討論。但是，問題在於，每經過幾年屢次提出來討論時，都會發現中國的威脅均較前增大了。 一國的國防預算在十幾年內，每年增加10﹪以上的，歷史上並不多見。188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以後處於臥薪嘗膽期的日本，雖然擴張軍備的情況也相當激烈，但是當時是因為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的一步步向東發展，所以日本不得不與時間競賽。1897年以後的德國也曾經在短時間內急速擴大軍鑑的打造。但是，這兩個例子最後都是把國家帶進戰爭。 所以我認為，值得參考的是，冷戰時期尤其是古巴危機之際，蘇聯鑑於美國武力之大而被退縮後的蘇聯軍備擴張。但結果是，原本就有缺陷的蘇聯經濟，雖因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獲救，卻無法支撐80年代的軍事擴張，最終走向自我瓦解的道路。不過，中國的經濟現在還有能力支持軍事擴張的行動。 我想起1996年台海危機的時候，我所尊敬的一位蘇聯專家曾說：「這簡直就是古巴危機」。 實際上，中國積極加速軍事擴張是在台海危機之後的事。雖然中國政府發表的數字是每年國防預算成長10﹪，可是經過通貨膨脹的調整，每年實質成長率在10﹪以上是在1997年以後的事。台海危機以來，中國念茲在茲的是終有一天將與美國在台灣海峽對決。因此，不難想像中國卯足了全力要讓軍隊加速現代化。從1997年到現在已經過了8個年頭，已快到呈現結果的時候了。 誠如美國的國會報告指出，中國的國防預算，如果按照其他國家的算法再加上一些項目的話，可能是公開數字的2、3倍。這幾乎已成了國際間的常識。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中國的國防預算應該比日本還多吧。 日本現在所擁有現代化海空軍通常兵力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位。這是1980年代每年增加5﹪以上國防預算的結果。如果那個時期每年增加10﹪以上的國防預算的話，我想日本就有能力擁有航空母艦機動部隊了。 中國究竟把那麼多的國防經費用在什麼地方呢？軍事專家們做了許多揣測。但是，那充其量只是揣測而已，真正的實情就不得而知了。不過，龐大的軍事擴張費將用於預期會發生的下一場台海危機，這是無庸置疑的。 冷戰時期，我曾研究過蘇聯，同樣是研究這方面的先進告訴我，蘇聯所公布的數字根本是不符合事實的，是一種宣傳。國防經費的明細是國家的最高機密，在共產黨獨裁政權之下，根本不需要公開審核國防預算。所以蘇聯根本不需將國防經費的內容對外界、尤其是對資本主義國家公開。在此，又讓我們想起了中國至今也是共產主義國家這是冷戰結束以來已被遺忘的事實。 順便一提，國際間常有人在討論，要將中國拉攏到國際社會的政策之一，就是與中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裁軍的基礎就是建立軍事互信的機制，當然它的前提是要確保軍事的透明度。不過，我一向認為要在東亞地區，裁軍是不可能實現的。 如果真的要裁軍的話，必須具備一個絕對的前提。那就是，即便是謊言或宣傳也無妨，每一個國家都要強調自己的國家是愛好和平的國家才行。如果彼此都主張做為愛好和平的國家，軍備並非具有攻擊性的，而只是防衛性的，那麼下一個階段，就要展現軍事的透明度。也就是互相亮出雙掌取得互信，開始交涉將防衛目的以外的不必要的軍備一一裁減，或者是將已部署的兵力撤離。 可是，中國始終揚言不放棄以武力來解放台灣，北韓也揚言要將首爾變成火海。在這種狀況下，如果真的將軍事透明化的話，那無異是將武力犯台的軍備與作戰計畫公諸於世。對此，台灣方面就會加以因應，必須嚴陣以待，做好防衛的必要態勢。換句話說，在這種情況，軍事透明化反而導致擴軍行動，而無法成為裁軍的契機。 中國因應日本等國的要求，公布了國防白皮書。儘管這份白皮書的內容與世界各國的白皮書還相差甚遠，但是，日本認為這是中國軍事邁向透明化的第一步，因此也表示肯定之意。不過，只要台灣問題還存在一天，大概中國永遠無法滿足外界對她邁向第二步的期待吧。 也就是說，中國只要一天不放棄以武力犯台，中國就不可能做到軍事透明化，也不可能與外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或是裁軍。 有關中國的動向，其次讓我關心的就是，中國制定了『反分裂國家法』。 其中表明，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時，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也就是說，動武成了國家的義務。至於什麼時候才算是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喪失，則完全由中國單方面在判斷。 假如，判斷和平統一喪失的可能性的尺度是台灣的民意的話，那麼現在在台灣，支持獨立與支持維持現狀的人佔絕大多數。相對的，支持統一的人數佔多數的可能性，未來也幾乎是等於零。考慮到這一點，那麼，情況不就變成了已具備中國對台動武的條件了嗎？ 『反分裂國家法』的問題點在於讓台灣難以做好戰爭的早期警戒工作。一般而言，戰爭這種東西原本是緊張氣氛逐漸升高，最後才到下達最後通牒的地步。但是，『反分裂國家法』實施以後，單憑中國片面的判斷就可以決定，則簡直等於已經發出最後通牒的地步了。 更有一件事也讓我關心的就是，最近中國政府頻頻對國民黨等在野黨主席展開招待外交發表共同聲明，但卻無視於由民主程序所選出的台灣代表，也就是陳水扁總統。 綜觀以上的內容，今後台灣勢必要存活在兩種可能性當中。一是，中國可能排除美國的介入或在美國介入之前就懷著以武力壓制台灣的念頭，毫無預警地動用近十年來不斷建軍的武力。另一種可能性就是，中國會憑恃國民黨等在野黨的支持，對台灣進行脅迫。 如果台灣遭武力壓制或者屈服於脅迫，那麼台灣的民主主義將不復存在。或許會變成香港一樣，在一國兩制的制度下，民主主義受到保護。但是，那只有被保障50年的期限。在民族發展的歷史上，50年是瞬間即過的。那麼短暫的民主主義，只不過是變成一黨獨裁的過渡期。 此外，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還有一個更基本的問題，那就是現在台灣所存在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民主主義。對於瞭解真正的民主主義的日本人、美國人而言，應該沒有人希望活在目前的香港那種民主主義之下。因為，不敢違逆他國意向的政府，再怎麼說那是無法代表民意的。我們不喜歡香港那種民主制度，但沒有立場，也不該叫台灣人民要忍耐、遷就一點。 想到這些，為了守護台灣的民主主義，希望能由一股目標正確而堅強的勢力維持政權。那就是，在危機存亡之秋，不逢迎中國的意向的勢力，而且也不屈服於中國脅迫的勢力。 中國的壓力不會事先發出警告，手段也不透明。在這個條件下，一定要事先設想各種可能發生情況。最壞的情況是如同美國國會報告書所指出的，中國很可能會發動高度電磁脈衝攻擊、癱瘓電腦網路以潛入台灣的特殊部隊發動攻擊造成混亂之際，再採取政治的、軍事的施壓動作。為了與之對抗，最基本的就是要確保領導階層與國民之間的溝通與通訊聯絡。不過，在這之前，必須有一個不受脅迫、不輕易聽信流言、擁有堅強意志的政府。只要對中國存有絲毫逢迎意思的政府，則一定無法對抗來自中國的壓力，如果對中國逢迎的話，那等於是意味著台灣的民主主義的滅亡。 那麼，到底要到什麼時候，台灣的民主主義才能穩定呢？這就要等到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都確立了身為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意識，認為只有台灣人民才有權決定台灣未來的時候。 到了那個時候，或許台灣的政治就會變成維持現狀派與獨立派這兩大勢力，或兩大政黨的形式。 乍看之下，這非常類似目前的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對立形式，但是本質還是不同的。 因為，那兩者之間，存在著基本的共識，那就是台灣人的將來由台灣人決定。而且，一般來說，其中有一個民主主義的基本前提，也就是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將來。 在那種情況下，雖是維持現狀派，但是只要條件都齊全的話，照理說不會反對獨立，他們只是在考量周邊國際關係的現實，認為維持現狀才是最明智的選擇，只有這一點與獨立派有所不同而已。 這麼一來，則有可能形成兩大政黨政權輪替。不過，不無爭議，即對於維持現狀派的人而言，一旦被獨立派奪得政權宣佈獨立的話，那結果不就一切都完了嗎？可是，如果到了那種情況的話，其實有沒有宣佈獨立，早已不是重大爭議了。 其實獨立派也深知，如果無法明確地獲得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和日本的支持的話，即使宣佈獨立也是毫無意義的。因此，有人常引用台灣的現狀就是獨立的狀態這樣的理論。不過，最重要的是，台灣的將來由台灣人決定這個觀點已經形成了個共識。所以是不是要正式宣佈獨立，其實，只不過是技術性的問題而已。 屆時，獨立也罷，不獨立也罷，台灣的民意都會獲得國際社會的尊重。 美國是民主主義國家，也是重視輿論的國家。像台灣這樣擁有完整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優良國家，等到絕大多數的國民希望從中國大陸分離出來的情況更明朗的時候，美國的輿論和國會是不可能不加以支持的。像現在，各項選舉得票都呈現五五波的結果，難怪美國會採取目前的態度。 一旦，美國國會決定應該尊重台灣的民意的話，那麼美國政府與中國之間在聯合公報上所達成的合意，都將會變成白紙寫黑字的一張紙而已。 總而言之，等到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對於自己身為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有堅定的信心與信念時，內政和外交的問題也自然能迎刃而解了。

何詩敏 「…像詩敏這樣才20出頭歲的年輕台灣人，該說幸運還是不幸運呢？他所成長經歷的台灣社會是解嚴後的，看似甚麼都可說可做，但卻似乎少了環境所逼之下所產生的認同及建構台灣精神…」 每逢228的時候，這一句話就會出現在我的腦海裡。看看身邊的人，228對大部分的人來說，只不過是一年之中的國定假日。背後的意義，228發生的前因後果，對這些人來說，也只不過是，這天死了很多人。 今年的228，可預見的，還是各個政黨舉辦自己的活動，每個政黨有自己不同的描述，加上各家媒體「貓站在鋼琴上摔倒了」式的報導，之後就是一連串的口水戰。 我說：何必勒。 228的活動，站在台上的，應該是受難家屬，再來是台灣的主人。為什麼主持的竟是那些政客。等他們講完話，這些真正的主人，才在台下感動的直說，終於有人重視這件事情。 228將到的時候，還蠻想要放逐自己一段時間，就像當時要從美國回台灣之前，背著被包，帶著相機跟電腦，定了機票就走，回到家也不用整理行李，因為過沒幾天又要出去了。 這樣放逐自己，只是想去找尋一些東西。一些我不知道是何物的東西，或是應該說，存留的精神。 在美國有很多228相關的活動，奉獻的人有各式各樣，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事，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政府相關人員所主持的。這些人不是台灣學生，或是台美人第二代年輕人，就是當時被列入黑名單的台灣人。因為同是台灣學生，所以比較能清楚台灣學生對228的相關感覺。但是台美人第二代，與當時被國名黨拒絕入境故鄉台灣的台灣人，他們的心境路程，很想去感受。 台灣的活動似乎缺少這樣的人文與感情。請不要讓台灣的歷史，那份沉重的歷史，只存留在台灣島外。 了解228的人，知道228的恐怖。不了解228的人，至少知道228經歷的痛苦。 自三年前的手牽手護台灣之後，個人覺得，台灣人民才開始重視228這件事情，才開始重視228相關的活動。只是，個人覺得，大部分的活動都是本末倒置。大部分都是客人當主人，主人當客人般的舉辦活動。 「台灣各個與228相關的活動，不應是受害者坐在台下，感謝政客的施捨!」 了解了受害者的傷，有多少人去注意到受害者的家庭，有多少人去注意到受害者的後代，因為228的事件，影響了他們的生命。有多少人願意去感受他們的心境!?更有多少年輕人去注意到，228事件後的清鄉、白色恐怖、與黑名單如何影響台灣人。 中華民國執政黨決定在228降半旗。馬英九今天代表了國民黨向228受難者致歉，但228之後的清鄉、白色恐怖、與黑名單呢？ 這些對已逝去的英靈都是種侮辱。 中華民國不是台灣，台灣也不是中華民國。 台灣是台灣！台灣人是台灣的主人！ 請中華民國之下的政黨重視台灣人在228之後，所要求自己當自己的主人，獨立於不受任何一個殖民政府的統治。 台灣的年輕人，我們不需要環境所逼之下來產生認同及建構台灣精神，因為這代價太高了，已經有我們的兄姐前輩們為我們走過這一遭。是時候了，台灣應該由我們自己來愛惜，來保護！ * 後記：這篇文章，算是這幾天來的心情總結，因為處在的地方敏感，所以無法長時間在電腦前寫作，只能一段一段的把自己的記憶與感覺紀錄。在無法為228這天做出任何事情，無法為台灣獨立運動作出實質的行動，希望能以文章來做出一點貢獻。

涂醒哲◎國策顧問 228是國殤日，每年到了228，總令人心生哀愁而又充滿希望。50年來228成為禁錮臺灣人心的圖騰，甚至在1980年國民黨還以謀害林義雄的母女來加強228的恐嚇效果。但50年來228事件也成為鼓舞臺灣人的阿拉丁神燈，228使臺灣人認清中國官的醜惡，228使臺灣人對所謂的「祖國」死心，228使臺灣人心生不能不獨立建國的壯志。 每年228，人民一再重複要求歷史平反，希望能找出首惡份子，找出應該負責的加害者；希望能找出國民黨迫害臺灣人的真相，並找出當年的受害者。但這些卑微的願望年年落空，在國民黨執政時，年年閃避、年年說謊，一直到今年，在民進黨已執政近6年，才由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提出《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確定蔣介石是228悲劇的元兇。此報告無疑引起蔣家後代的不滿，也無疑會在泛藍媒體上引來一大堆的討論，以圖沖淡228事件對蔣介石及國民黨的衝擊。 但歷史總要釐清，真相總應大白。如果不知加害者為誰，那受害者要如何去原諒？要原諒誰？如果不知受害者為誰，如果連有多少受害者都不清楚，要去追思懷念，對象何在？因此，在蔣介石是元兇的結論出來後，蔣家後代及國民黨應謙卑接受，誠心懺悔，以求寬恕。而全國民眾也應更進一步要求政府及各政黨再接再厲，追查元兇以及此次事件的幫兇，好好還原歷史真相。化膿傷口若不打開，就無洗清、恢復健康機會。 最簡單的方法莫如學習南非，南非黑人多年來受到白人殖民政權的迫害，死傷無數。在南非黑人曼德拉總統取得政權後，他們展開加害者自首運動，只要自首，說清楚當年他如何迫害黑人，則完全除罪，藉此可以洗滌加害者的罪孽，也撫慰受其加害之受害人之心。但如果在自首免罪期間不自首，而經有人舉證屬實，則處以重刑。這種方式可以讓整個國家揮別過去悲情，族群融合昂首邁向未來。 至於受害者部分，由於有的家屬餘悸猶存，由於有的家屬不願再去碰觸傷痛，由於有的家屬也已亡故，由於有的家屬從小不知其父兄死於228，還以為是到南洋經商，加上後來大人一再告誡小孩子有耳無嘴，很多當年的受害者至今仍然含冤未明，甚至連有多少受害者都不清楚。因此，政府應以鼓勵的方式，寧濫勿缺，請國人就其所知的親朋受害經歷說出來，再藉由學者的抽絲剝繭，釐清事實，按證據的多寡及可信度依確定、可能、疑似分類。在全民提供愈來愈多的資料後，確定個案自然增加，這才是追思受害者最具體、最有意義的工作。

張炎憲◎國史館館長 228事件是戰後台灣史上最悲慘的事件，至今傷痕仍未完全癒合。長期以來，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二二八史料無法公開，真相無法追究，二二八成為社會上最大的陰霾和揮之不去的夢魘。國民黨更以制式說法，掌控歷史解釋權，視二二八為「叛亂」、「叛國」的暴動，參與者為「暴民」、「亂民」。至1987年二二八平反運動展開之後，政府受到批判，才被迫開放史料，學界也開始研究228事件，迄今研究成果雖然豐富，但仍未有完整探討228事件責任歸屬的著作。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承受受難者家屬的殷切期待，深感責任重大，因此推動此次研究計畫，邀請學者參與討論，歷經兩年，撰稿完成。我們透過史料印證與歷史脈絡的分析，試圖釐清事件責任歸屬的輕重及其應負責任。 一、228事件發生的原因 國民黨政府認為228事件的發生，是因為台灣人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奴化」教育，逐漸日本化，抗拒國府的接收；且因受日本影響，不瞭解中國文化，排斥中國；共產黨份子從中煽動，加深台灣人與接收人員之間的裂痕；野心份子藉機推波助瀾，使得事件不斷擴大，而致不可收拾；流氓附和鼓動，造成社會不安。國民黨將228事件定位為台灣人要當家作主，脫離中國的叛國暴動，參與者是暴民、亂民。 國民黨政府的說法已成為官方牢不可破的觀點，但此觀點經不起實証研究的考驗。近數年來228史料公開與研究成果，已否定上述觀點，指出228事件的發生有其歷史背景：來台接收官員以戰勝者姿態，視台灣人為戰敗者，存著歧視與敵視之心，高高在上統治台灣；接收人員占據要職，台灣人只能位居下層，其地位與日本統治時代無異，仍是第二等國民；台灣經日本統治50年，已邁入近代社會，台灣人又接受近代教育的薰陶，具有近代國民觀念和奉公守法的精神，遠較中國社會進步，接收官員卻忽視這些進步事實，反而以中國惡習治理台灣，貪贓枉法、公然收賄，並且牽親引戚、特權壟斷，致使社會亂象頻生；接收官員不只壟斷資源，更將台灣物資運往中國，賺取利潤，致使台灣米糧短缺，物價飛揚，通貨膨脹，生活比日治時代還苦；在文化方面，接收人員歧視台灣文化，處處排斥打壓台灣人的價值觀，造成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文化認知的矛盾與衝突。這些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因素才是爆發228事件的原因。1947年2月27日的緝煙事件只是引燃火山爆發的導火線而已。國民黨不思其因，反而壓制台灣人民的改革要求，並擴大渲染，說成是台灣人叛亂與共黨從中煽動的事件。其實，228事件不是叛亂，參與的民眾不是暴民，反而是國府治台政策不當，引起民眾抗爭，要求改革的運動。國民政府不思改革之道，反扣以「叛亂」之名，從中國派兵鎮壓，實施清鄉，逮捕槍決知識菁英和民眾。事件之後，國府掩蓋事實真相，嚴密監控異議分子，造成無形的恐怖氣氛，致使228成為台灣社會最大的禁忌。 二、蔣介石是事件元凶，應負最大責任 228事件發生之前，閩台監察使楊亮功曾於1946年1月、4月、10月等三次來台視察，並回報監察院，說明台灣社會不安，及陳儀施政應革之處，但不為陳儀接受，也不被蔣介石重視。國防最高委員會於1946年7月指派劉文島組成「清查團」來台調查，劉指出貿易局長于百溪和專賣局長任維鈞的貪污情事，陳儀反而替他們脫罪，于、任兩人終獲保釋而不被追究。這些調查報告都因陳儀獲得蔣介石支持，而無法撼動他的地位。 在事件發生之前，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經由黨、政、軍、特等單位的報告，已掌握台灣訊息。事件發生之後，在中國上海、天津、南京等地的台灣社團，以及台灣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和民間人士都向中央呼籲不要派兵來台，並要求懲治陳儀，赦免參與民眾，但蔣介石聽信陳儀等報告，3月5日指派整編第21師師長劉雨卿率兵赴台鎮壓。3月8日，軍隊到台灣之後，立即展開屠殺和清鄉的鎮壓工作。 3月15日中國國民黨召開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進行到3月22日第八次會議時，通過劉文島等55人的連署提案，將陳儀撤職查辦，但蔣介石不為所動，反而撤銷此議。陳儀在蔣介石袒護下，5月6日改任國民政府顧問，翌年6月又被擢升為浙江省主席。屠殺高雄市民的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也在事件後受到重用，高升為台灣省警備司令。 蔣介石對台灣民情認識不清，無法接納台灣人士的呼籲和楊亮功、劉文島等的建言，反而認為台灣人民要求改革、抗議不公是意圖脫離中國、背叛中國的舉動，因此派兵鎮壓，造成台灣浩劫。蔣介石擔任國民政府主席，是國家最高領導人，掌握黨政軍特大權，唯有他才能決定派兵來台，也唯有他的支持，陳儀等才敢漠視台灣民意，任意非為，也唯有他的默許，軍隊才敢任意逮捕，不經審判，槍殺無辜；且事件之後，軍政首長無一受到懲處，反而擢升。因此，蔣介石是事件元凶，應負最大責任。 三、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應負次要責任 戰前，陳儀受到蔣介石的重用，1933年出任福建省主席，1935年台灣總督府舉辦博覽會時，曾代表中華民國政府來台參觀。1944年4月17日，被任命為「台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台灣相關事務。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同月29日被任命為台灣省行政長官，並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以其出身經歷，陳儀是國府官員中瞭解台灣的數一數二人物。但觀其來台之後的施政表現，卻與此相去甚遠。 國府接收台灣之後，軍統、中統、國民黨黨部，孔宋集團等紛紛派員來台接收，爭權奪利。陳儀非但沒有制止，反而任其互鬥，在在顯示領導無方，並且用人不明，導致吏治敗壞、軍紀混亂。在接收不當之下，日產變成特權者的私產，甚至連台灣人的私人產業也無理被沒收。在經濟政策上，採取統制手段，實行專賣和公營貿易制度，與民爭利，影響民生經濟發展。這些政策引起民怨，陳儀不僅不加整頓，還有意呵護下屬迴避責任，以致造成社會不安、人心不滿。 228事件發生後，陳儀採取兩面手法，一方面答應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改革要求，上電台廣播呼籲台灣人民不要再走上街頭；一方面則採取分化手段，利用蔣渭川製造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內部矛盾，同時向南京政府提出不實報告。2月28日向蔣介石報告「奸匪勾結流氓」製造混亂。3月2日要求中央派兵來台平亂。3月6日呈給蔣介石的信函指出台灣人民想離開中國而獨立，是叛國行為，3月7日更要求加派軍隊鎮壓。陳儀得知軍隊將於3月8日登陸基隆的訊息之後，立即豹變，不顧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42條要求，更以此做為台灣人背叛中國，追求獨立的罪名。軍隊登陸之後，陳儀任其槍殺百姓，不予阻止，更進一步實施清鄉，傷害無辜。 鎮壓之後，陳儀自認鎮壓有功，還想繼續留任，策動台籍人士聯名電呈中央，擁護其繼續接任改組後的台灣省主席。後在各方指責下，才被調職，但不久又升任浙江省主席。1949年，共軍南下，欲渡長江，陳儀見大勢已去，遊說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投共，湯恩伯將此消息告知蔣介石，陳乃被補，後押至台灣。1950年6月，以「煽惑軍人逃叛」罪名，處以死刑。 陳儀不因228事件而被懲處，反而升任浙江省主席，顯見蔣介石對他的信任與愛護。後被處以死刑槍決係因對蔣氏不忠，欲投共而受懲處，並非針對228事件的處置。陳儀在台期間，不體恤台灣人的感情，也不認同台灣人的主張。在228事件中，陳儀在軍隊實力不足時，採取妥協策略，欺騙台灣人，其實自始至終，都在等待時機，採取鎮壓行動。 柯遠芬是僅次於陳儀的第二號人物，擔任警備總部參謀長。事件發生之後，2月28日即認為事件幕後必定有人在煽動；3月2日認為有人提出台灣高度自治、獨立、託管等主張，意欲顛覆政府。3月3日，召集情治單位負責人警總調查室主任陳達元、憲兵團長張慕陶、軍統局台灣站長林頂立等，要求偵查事變幕後策動份子，並掌握動態，以備將來平亂之用。3月8日，閩台監察使楊亮功隨增援部隊登陸基隆，晚間乘運兵卡車往台北，途中遭受伏擊。柯遠芬認為這是台灣叛軍所為，但社會大眾卻認為是警備總部欲擴大事件，嫁禍台灣人的舉動，讓楊亮功誤以為台人叛亂，做為鎮壓的合理藉口。同日晚間，警總又有「暴徒進攻」圓山軍械庫之說，民間卻認為這是警總捏造出來的事件。 國府援軍抵達之後，警總即出面主導捕殺台灣菁英與民眾的行動，並利用機會敲詐勒索鉅款，如板橋林家的林宗賢即受到敲詐，賄賂金錢才得以換回生命。柯遠芬為所欲為的行徑，還被楊亮功指為「違法殺人作惡」。 228事件發生時，彭孟緝擔任高雄要塞司令，認為是有陰謀份子在幕後進行有組織、有計畫、有政治企圖背景的陰謀活動，並認定是共黨從中策動，已決定鎮壓。3月5日，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等人持「和平條件」到壽山要塞司令部，要求與彭孟緝談判。彭因軍事行動準備不足，採取妥協拖延策略，表示隔日再協商。3月6日上午九時，高雄市長黃仲圖、參議會議長彭清靠、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李佛續等人上山，提出「和平九條件」。彭卻以涂光明拔槍企圖刺殺彭做為藉口，逮捕涂等人。6日下午二時，彭下令軍隊向高雄火車站、高雄中學、高雄市政府及憲兵部進擊，造成民眾死傷慘重。 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三人自始至終主張鎮壓，只是陳、柯兩人在援軍未到之前，故意採取妥協態度。其實在事件剛開始，陳儀即向南京政府呈報，要求派兵鎮壓。此三人都應負起鎮壓台灣人民的責任，陳儀更因施政不當、用人不明，造成社會亂象，要負起更大責任。 四、其他軍政人員的責任 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協助柯遠芬，勸誘蔣渭川出面，安撫民眾，並藉此分化228事件處理委員會，造成內部意見的對立與紛擾。軍隊抵台之後，3月10日還帶著憲兵追捕蔣渭川，顯示其事後不認帳，並進而追捕的陰狠心態。警總副參謀長范誦堯指出憲兵成立的特高組，與林頂立成立的特別行動隊，是負責逮捕首要份子的單位，同時也與警總互爭捕殺的功勞。 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自3月10日起展開逮捕行動，以鐵絲貫穿被捕人士的手腳，三人或五人綑成一串，槍殺之後，丟入海中，以致基隆港灣佈滿浮屍，慘不忍睹。3月11日，下令軍隊包圍八堵車站，槍決車站的鐵路員工。 整編第21師師長劉雨卿任由所屬部隊在台灣各地槍殺民眾。3月21日陳儀命令各地實行「綏靖」任務，劃分台灣為七個綏靖區，展開「清鄉」工作。各地軍政人員乘機勒索，掠奪錢財，甚至假公濟私、殺人構陷的事件層出不窮。張慕陶、史宏熹、劉雨卿三人雖是執行任務，但不分青紅皂白屠殺民眾，縱容部下從中掠取錢財的行徑，是鎮壓行動的共犯。因此改組後的台灣省政府不得不電飭各地方政府嚴加查禁此不法情事。 五、情治人員的責任 戰後初期，警備總部調查室、國防部保密局、憲兵團（以上軍統系統）、國民黨台灣省黨部調查室（中統）等機構在台灣各地部署調查員與線民，監視台灣民眾動向。根據〈許德輝呈毛人鳳—台灣二二八事件反間工作報告〉與相關史料發現，保密局指揮許德輝組成「忠義服務隊」，並吸納「鱸鰻」250人加入，表面係維持治安，實則擴大事端，毆打「外省人」，燒燬「外省人」商店，另方面則號召純潔青年學生出動維持社會秩序，事後反而歸罪學生做為代罪羔羊。各系統情治人員在事件中別有所圖，分別密電中央政府，誇大台灣事變的嚴重情形，凸顯「外省人」的受害程度，強調共黨黨員已達萬人，從中操縱；更咬定事件並非單純的政治改革要求，而是奪權叛國的行為。這些密電的目的是為了推卸無法維持台灣局勢穩定的責任，並藉此凸顯陳儀的無能，打擊其威信，從中取利，更以此做為請求派兵和武力鎮壓的理由。南京政府接到如此危言聳聽的情報，只會加強派兵鎮壓的決心，而無助於台灣政情的改善。 國府軍隊開抵台灣之後，據監察委員何漢文和整編第21師副官處長何聘儒指稱：黨、政、軍、憲、警成立聯席會報，調查進步人士，製造黑名單、到處捉人，秘密殺害，這樣被殺害的人民不下千數。平時，情治人員扮演暗中監視台灣民眾言行的角色，事件爆發後，獵取情報，從中推波助瀾，做為日後羅織罪名、逮捕、槍決的證據。情治人員見獵心喜，捏造負面報告，應負起共犯的責任。 六、半山的責任 所謂「半山」人士是指出身台灣，在日治時代前往中國，加入國民黨，在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工作。由於半山具有特殊的中國經驗，非台灣在地人所能相比，因此國府接收台灣之後，借用這批人士治理台灣。半山人士理應扮演國府與台灣之間的橋樑角色，但實際上半山在戰後紛紛出任要職，成為接收的受益者，與台灣本土菁英之間存有權力、利益的競逐關係，反而很難扮演好中介角色，甚至還會做出排斥的情事。同時，國府官員也未必全然信賴半山，給予重要的決策地位。半山只能扮演中國接收官員的附庸角色，兩者存在著上下的附屬關係。 228事件發生後，陳儀曾運用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副議長李萬居、秘書長連震東、國民參政員林忠等半山居間斡旋。這些半山多站在陳儀立場，幫助平息抗爭，而不是站在台灣民眾的立場，向陳儀爭取權益。 有些半山受到統治當局的倚重，實際參與鎮壓行動，成為鎮壓的共犯，如軍統局台灣站長林頂立、曾任新竹縣長的劉啟光、事件後接任警務處長的王民寧等。台灣民間對事件後的「清鄉」工作，多流傳是因半山的協助，軍警才能羅列名單，逮捕台灣菁英。 228事件中，有的半山也因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批判時政而罹難，如曾任《人民導報》社長的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等。在國府心目中，只有順從者才能得到重用，抗議者則被視為眼中釘，縱使具有中國經驗的半山也同樣遭受槍決的命運。 七、社會團體與媒體工作者的責任 國府接收台灣之後，黨政軍特各種勢力進入台灣，相互搶奪地盤。台灣人尚未認清國民黨派系和權力結構時，就被捲入黨國不分的派系鬥爭。 除了接收時派系之間展開爭奪台灣資源之外，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操控社會團體，打壓異己。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是獲得省黨部的協助而成立，但成立後政建協會積極提出儘早實施地方自治選舉的要求，招致李翼中和陳儀的不滿。228事件發生後陳儀等要求其領導人蔣渭川出面安撫民眾，以爭取派兵的時間。援兵抵台之後，陳儀卻以政建協會在事件中，公開徵調台灣人日本兵出面維持社會治安為理由，下令解散。幹部多人被捕遇害，有的四處躲藏或逃亡海外，才能倖免於難。反觀以半山人士為主的「台灣省憲政協進會」，在事件後發起「台灣新文化運動委員會」，支持國府政策，其多數成員日後成為政治新貴，由此例可知，忠誠的半山才會受到國府的重用。 3月8日，國府軍隊開抵台灣之後，媒體報紙受到清算，《民報》社長林茂生、《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經理阮朝日、主編吳金鍊、《人民導報》前後任社長宋斐如、王添燈、《大明報》總編輯艾璐生、《台灣新生報》台中分社記者陳安南、嘉義分社主任蘇憲章、高雄分社主任邱金山等等均遇害。《民報》總編輯許乃昌和總主筆陳旺成則遭通緝而逃亡。《民報》、《人民導報》、《大明報》和《和平日報》同時受到查封的命運。這是國府殘害言論思想自由，打壓異議者的明證。 追究媒體責任則需探討「中央通訊社」的責任。中央通訊社是國民黨的黨營機構，負有蒐集情報的職責。戰後中央通訊社設立台北分社，負責人是葉明勳，其主要工作是將台灣採訪的新聞傳回南京總社。近年因有「中央社密電原稿」的出土，才得以瞭解其電文報導全是站在陳儀政府和軍方的立場，忽視台灣民眾的意見和社會動亂的真相，甚至還建議南京政府派兵鎮壓。由於中央通訊社是南京政府瞭解台灣政情的重要管道，其所傳達的訊息對於蔣介石派兵的決定，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應負起報導不公、曲解真相、傳達錯誤訊息的責任。 八、線民、告密者、構陷者的責任 統治者總是透過各種管道瞭解、監控社會大眾，線民即是其中的一種。在228事件中，如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開會時，有臥底線民在旁監視、鼓動之說；3月8日圓山附近有所謂「暴民」攻擊海軍辦事處等機關之說；3月9日凌晨楊亮功遭「暴民」狙擊之說，這三種說法都與軍警從中策劃、線民從中製造紛爭有關。其中如許德輝領導的「忠義服務隊」，在軍隊未來台之前，假扮維持治安的角色，國府軍隊抵台之後，角色旋即改變，成為逮捕台灣人民的工具。 軍隊抵台後，進行鎮壓與清鄉的行動，並以「連坐法」威脅民眾交出武器和「惡人」。其中有許多被屠殺個案是因告密者與構陷者的報告而引起。這可能是出之於恐懼，怕受到牽連而告密，但亦有藉機公報私仇、或進行政治鬥爭的情事。告密者等身份行為多屬隱密不公開，因此日後很難得知其真實姓名，更遑論其具體身份。縱使知道其真實姓名與具體身份，也極難掌握當時進行告密或構陷的具體證據。 線民、告密者、構陷者提供情報資訊，擴大加深228事件的傷害程度，有其應負的責任。但情治單位及主政者未加查證，即採信片面之詞，以致釀成禍害，其責任應該重於線民、告密者、構陷者。 九、228事件所造成的傷害 228事件造成台灣極大傷害，有無形的傷害和有形的傷害。許多台灣社會菁英，如民意代表、律師、醫師、法官、檢察官、大學教授、教師、工商領袖、媒體工作者、學生、社會大眾等受到逮捕，有的一去不返，至今下落不明；有的當眾槍決、屍首示眾；有的不知槍決何處，至今屍骨無存；有的財產被奪，至今仍未歸還，其慘狀怵目驚心，令人心寒。台灣菁英受此摧殘，幾乎傷亡殆盡，倖存者則銷聲匿跡，不敢再過問政治。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數據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小組估計死亡人數約18000人至28000人，但迄今仍然無法掌握確實數目。 無形的傷害則無法估計。228事件發生後，國府採取鎮壓清鄉的手段，整肅異己，使得社會籠罩不安的氣氛，人人驚惶失措，從此台灣人不敢再談二二八。經歷過228世代的人，總會告誡兒女「有耳無嘴」，多聽少說，不要參與政治。228不僅是禁忌，更是歷史集體記憶的喪失，台灣人失去自信豪情，懾服於國民黨威權統治。國民黨也藉此機會去除絆腳石，積極推展中國化政策，建立起文化霸權，壓制台灣本土文化，更助長一九五○年代之後的白色恐怖。 十、人權與社會正義 228是戰後台灣史上最大的禁忌，在國民黨黨國體制下，無人敢公開挑戰此一禁忌。遲至1980年代，台灣民主運動蓬勃發展之後，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才公開挑戰國民黨的威權。二二八平反運動的過程充滿衝突對立與緊張，卻獲致三大突破的成果。一為政治禁忌的突破，二二八不再被視為叛亂；二為歷史禁忌的突破，從此二二八得以公開研究，台灣史研究從此已無禁忌，可以挑戰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的歷史觀點；三為文化禁忌的突破，文學藝術家不再逃避，敢以二二八做為素材，創作出代表台灣文化特色的作品。這三項突破使得二二八成為台灣的重要文化資產。 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二二八得以解禁，原是台灣歷史文化的一件大事，卻因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深入台灣社會，使得有些人常以傳統中國政治的人治思想，品評人物得失，替統治者裝扮門面，替其脫罪，將蔣介石的派兵決定說成是受陳儀等的誤導、蒙蔽；或以二次大戰之後，緊接著國共對峙，國府採取強硬鎮壓，實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或認為是台灣人先打「外省人」，「外省人」才有日後的報復；或認為二次大戰後，中國各地多發生過抗爭與鎮壓，並不是只有台灣發生二二八，在中國改朝換代時總有屠殺鎮壓的事情發生，台灣228並不算一件大事。其實這些說法只是在替統治者脫罪，而不是站在民主、人權理念上的思考。台灣人民在當時是被統治者，是弱勢者。居於主導地位的國民黨政府，理應照顧人民的生活，聽取人民的聲音。面對改革要求時，應該謙虛接納，但國民黨卻反其道而行，濫用公權力，派兵鎮壓，事後並合理化國家暴力行為，並歸罪於被統治的台灣人民。如此說法已違反人權、民主、自由的普世原則，充滿權力的暴戾與自大。 台灣在民主轉型中，有許多成果是讓人自傲的。但社會正義卻在標榜政治現實、族群和諧、寬容的前提下被忽視，而不願追究統治者所造成的歷史傷害，深恐再次挑起衝突與不安。其實不正視過去歷史的真實，則無法走出陰影，相互體諒。政治上可以談和解，但歷史不能以和解來解決問題。因此，我們逐一檢討228事件鎮壓屠殺人民的元凶及相關者，是希望社會正義與歷史公道能經由這個事件的反省，真正落實於台灣，台灣人民也能記取慘痛的歷史教訓，不分族群，共同珍惜民主的成果，使悲劇不在發生。同時，我們更期待228事件的研究不只是歷史研究者的專利，而是各學科共同的研究對象。民法學者黃茂榮和刑法學者陳志雄指出228事件的鎮壓者不只有歷史責任，也有民事與刑事的責任。二次大戰後，猶太人追究納粹屠殺的責任是世人面對歷史事件極好的教材，台灣歷史也需要這樣的反省，人權與社會正義才能真正在台灣生根。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放了整整一個月的試風球，陳水扁總統終於透過國家安全會議的方式，正式將國家統一委員會的運作終止，同時，也終止相關『國家統一綱領』的適用，算是暫時化解美國的疑慮。 其實，國統會原本是李登輝總統任內所設置的空殼機構，而國統綱領也是用來虛應大中國主義者的空中大餅，因此，民進黨上台以後，即使對於當年揭櫫的台獨黨綱沒有認真履行的意願，也沒有義務去奉行競爭對手的國家定位最高領導原則。 回顧歷史，蔣經國當年在體認反攻無望以後，儘管堅持保持距離、以策安全的三部政策，不過，一旦打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方針，就已經表明放棄蔣介石所採取的漢賊不兩立零合對峙。儘管李登輝一開頭主動表現西和的傾向，也就是在片面放棄使用武力解決兩邊歧見之際，還試圖以「一國兩府」來交換對岸承認台灣為對等的「政治實體」，不果，才有日後的「兩國論」，國統綱領也就被束之高閣了。誰知道，陳水扁在就職典禮之際作繭自縛，喊出「四不一沒有」，又把國統綱領請了回來。 純粹從選舉的考量來著眼，如果廢統只不過是阿扁用來突顯馬英九「終極統一論」的工具而已，逼得馬英九必須接受台獨也可以是百姓的選項，然而，他並未積極超越自己的「一邊一國」底線，依然在「兩個華人國家」的框架裡頭打轉，壓根而沒有進一步推動獨立建國的姿態，更談不上要鞏固深綠支持者。如果說國統會、以及國統綱領只不過是望梅止渴的奶嘴，為何陳水扁在這個節骨眼要敲鑼打鼓、昭告天下呢？ 如果媒體的報無誤，陳水扁當年之所以會畫地自限，主要是因為誤信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的傳話，才會上了中國領導者的當。果真如此，或許阿扁耿耿於懷的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中國，因此，此番的廢統動作，並非為了國內消費，實際上的聽眾應該是中國。換句話說，導致廢統論的是來自外部的因素，特別是一再選擇對他視而不見的中國。 問題是，指著禿驢罵和尚的外交政策，往往免不了會有流彈打到一旁的道士。照說，共和黨的小布希即使對於外交決策再如何不再行，總也比起民主黨的柯林頓來得好。然而，在連任以來，國務卿萊斯對於亞洲事務生疏，連帶地不只對於台灣陌生，連日本都有強烈的疏離感，因此，對於台灣海峽的爭端，為了反恐而焦頭爛額美國，總是不願意有其他不確定的熱點出現。在表面上，美國當然不敢公然介入台灣內部的統獨爭議，不過，當民進黨主政者的中國政策表現出彷彿是搖擺不定的時候，國務院對於「保持現狀」的焦慮是可以預見的。 其實，從立委到總統，陳水扁對於中國一直呈現著相當務實的態度，也就是希望能簽訂和平條約。因此，儘管蘇起舊酒新瓶所建構的「九二共識」近日被李登輝說穿了，不過，民進黨人士所關注的並非「一中各表」、或是「各表一中」的文字遊戲，而是能否繼續庇蔭於中華民國體制之下，也就是「兩個中國」。真正的問題是，到底台灣的老百姓願意為國家定位付出多少代價。 政治人物對於敵視國家可以故意含混其詞，當然沒有必要當宋襄公。然而，對於自己的友人，如果不能明確表明變動的範圍，即使總統親自上陣說明，也沒有辦法令人掌握其意向，這才是美國最難以釋懷的。對於支持者來說，大家關心的是究竟阿扁是玩真的嗎？這恐怕是陳水扁最大的致命傷，難道，這是律師的職業性格使然？

鄭欽仁◎國立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陳水扁總統在春節之日表示，台灣應該勇敢地走自己的路，認真思考廢除國統會及國統綱領的適當時機，以彰顯台灣主體意識。筆者認為廢除該會與綱領是適合時、空背景：要長痛不如短痛，沒有勇氣不會有將來，何況美國對中國的姑息政策保不住台灣人民的生命安全。 「繫鈴容易，解鈴難」 60年來，台灣主體意識一直受到內、外勢力的打壓；國統會與國統綱領一直被譏為雞肋、盲腸，早應廢除。在國是會議召開不久，國民黨突然蔑視在野聲音要成立國統會及制定國統綱領，筆者當時曾對「與會人士」勸說，表示「繫鈴容易，解鈴難」，必會給將來帶來困擾。今日果不出所料，統案不但被敵人咬住，還被國賊利用，「打著藍旗反藍旗」，隔海唱和。由此看來，廢除該案對國內的平靖是有必要的。 對內的情形如此；對外來說，中國利用美國商人對美國政府「以商逼政」愈來愈嚴重，美國政府已向中國傾斜，在犧牲小國的心態之下，其對台灣之危害未到頂點之際，台灣總統斷然決策是有必要的。 陳總統的發言應是對WHA中國野蠻行為的回應。陳總統在春節發表談話之日，正是台灣媒體刊載兩天前的1月27日世界衛生大會在中國的操弄下排斥台灣而招羞辱的情形，陳總統的廢止國統會與國統綱領恰好是一個適時、適地的回應。 在WHA的大會上，友邦貝里斯在該執委會提案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出席WHA，促進台灣參與WHO相關會議及疾病管制機制，竟然遭到拒絕而提案不能列入議程。 值得國人留意的，在禽流感流行可能升高之際，WHO應對台灣有適當禮遇才對。台灣在對抗傳染病的能力與對抗禽流感所做的疫苗培植與防範之能力，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在國際互助合作下，台灣可以貢獻世界，甚至在中國共產黨政權無能應付疫病侵襲時，說不定台灣還能拯救中國人的傳染死亡。 WHA的非人道行為，背後當然是中國共產黨獨裁政權所領導的中國；此次作為，由其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沙祖康在場督陣，甚至揚言提案成立，在執委會表決時，要使台灣零票而下不了台。以上事件發生在過年前，更表示中國政府不顧台灣人的死活之惡毒行為；但可笑的是在另一方面，台、中雙邊卻又以春節在際，包機直航掩飾了這種惡毒行為。但在這時間上，陳總統廢除國統會與國統綱領是對應行為，沒有挑釁可言。 美國帶來的困境 美國在WHA會議上並沒有支援台灣，而是貝里斯駐聯合國代表團代表杭特女士發表強烈聲明，指該會秘書處的決定不將提案列入議程是違反WHA的會議規則。 美國的優越感，不時趾高氣昂的「指導」台灣，美國與中國聯合壓殺台灣在外交上做為一個國家的生存空間，即使台灣有充分的武備也無法生存。如此，使台灣成為中國的「國內問題」，不時有被認為「國內問題」而被侵略的危險。中國對台灣發表「反分裂國家法」也就是在這樣背景之下產生的。雖然美國一度表示關心，但也無法阻擋該法的公佈，這表示美國的力量有限，不能阻止中國獲得侵略合法性的企圖。 中國共產黨要「和平演變」？ 今天我們對「國家統一綱領」有回顧的必要。該文件劈頭就說：「中國的統一，…也是海內外中國人共同的願望」；但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對我們是無意義的。外國人不能擅自決定我們的歸屬。 其中又主張：「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大陸地區…實行民主法治；台灣地區則應加速憲政改革」，「在國際間相互尊重，互不排斥」，是中國共產黨所主張、所需要的嗎？ 1992年8月1日國統會第八次會議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文，即是對「一個中國」各自主張，這是北京所要的嗎？ 又「國統綱領」主張以自由、民主、法治等去統一中國，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和平演變」，中共能容忍嗎？「和平演變」是美國的主張，以台灣的國家立場想不會去玩這把戲，但以一個台灣國民來說，會同情中國人在極權統治下的遭遇，這是台灣國民不久前才經驗過的。話說回來，北京政權要批判台灣廢棄對中國統戰的國統會與國統綱領，真是匪夷所思。 最後我要說的，美國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台灣有自己的國家利益，美國應該保持大國風度，對小國要尊重是一個國家，不要頤指氣使。美國應該與亞洲民主國家共同制定安全保障策略，不是單方面的獨斷。 陳總統以總統的身分贏得人民的信賴非常重要，這一次事件，在這寒冬裡陳總統已經生火，大家也準備取暖，不應突然滅火，讓大家失望。 目前馬英九、蘇起、蔣孝嚴與王金平之流的國家目標背叛了台灣人，不能共同「外禦其侮」反而擾亂國人視聽。國人自蔣家統治以來便無寧日，不時被推入波濤洶湧的險境，但也步步克服，創造民主政治。過去遺留下來的障礙，國人憑著經驗必能克服，不再為不同國家認同的政客所操弄。目前廢國統會與國統綱領雖然會受中、美的打壓，但長痛不如短痛；今天沒有勇氣，來日沒有將來。也乘機告訴世界，台灣是有國格的國家。統派今天與敵人唱和，噪音不斷，雖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附記） 一、陳水扁總統對國統會、國統綱領的談話是在春節之日（農曆元月1日，國曆1月29日）於台南縣麻豆國中設宴款待地方人士的致詞。 二、世界衛生大會召開的情形有較詳細的報導，見2006年1月29日台灣日報。該報指出美國沒有發言支持。該報又在2月2日報導：美國國務院主管國會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柏格納（JeffreyBergner）在1月27日函覆53位聯邦眾議員的信，重申美國政府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及參加國際禽流感會議的立場云云。 *原載台灣日報2006/02/08-9

欣聞陳水扁總統正式宣佈終止[國統會]運作, 終止[國統綱領]適用, 謹代表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向陳總統致敬。 陳總統 基於主權在民之民主原則，基於中國持續以軍事威脅及「反分裂國家法」等非和平手段意圖片面改變台海現狀，做成上述決議。我們認為是正確的決策。 值此台海飛彈危機十週年 , 中國頒布所謂[反分裂法]一週年前夕 ; 在中國仍然以八百枚飛彈瞄準台灣, 蠻橫阻撓台灣參與WHO 及其他國際組織之際 , 我們竭誠擁護政府終止[國統會]運作, 終止[國統綱領]適用之政策 , 實質廢除強逼台灣人民接受中國統治之無理限制 ,尊重台灣人民自主選擇未來的權利 , 在深化民主及走向正常化國家的路途上繼續向前邁進。 世台會 會長 盧榮杰 2006.2.28. 于 德國 Ahrensburg

一九四七年在台灣島內發生悲慘的二二八大屠殺，外來政權對台灣人施加殘酷的威權統治和白色恐怖，使很多台灣人徹底覺醒，台灣必須獨立建國。移居國外的菁英以及留學生，紛紛展開台灣獨立運動，而在整個獨立運動的過程中，台獨聯盟是幾乎囊括全部的主流團體。 雖然結合世界各地獨立團體的「台灣獨立聯盟」（WUFI）成立於一九七○年，但是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間，在美國和日本的獨立團體就已經展開獨立運動了。經過半世紀的犧牲奮鬥，聯盟的同志有講不完的故事，章章感人肺腑，片片都是詩篇。 有人青春年少就投身獨立運動，如今垂垂老矣，有人雖然老當益壯，但也有人已然消逝，令人唏噓！他們的精采故事不僅是聯盟的歷史，也是台灣人的資產，如果不卡緊整理，將有失傳之虞。 人不是鐵打的，人是有血有淚有七情有六慾的血肉之軀。能夠安逸享樂，誰會選擇顛沛流離？二次大戰之後的台灣社會，一般人的學歷普遍不高，可以出國留學的學子，大多擁有家業豐碩的背景，如果他們學成之後，頂著碩博士頭銜回來向當權者靠攏輸誠，誰不能吃香喝辣呢？但是很多台灣人菁英的抉擇卻偏偏相反，結果成為無法返鄉的黑名單，即便父母亡故都不能返家祭拜，甚至有人還必須犧牲家庭和性命。 四十年前的留美學生，一個月的伙食費三十美元，卻長期每個月寄五十美元給台獨聯盟，到底是什麼樣的信念在支撐他們的奉獻？為了在New York Times刊登彭明敏教授發表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廣告，需要四千美元廣告費，大約是當時一棟房子的價款，一位在醫學院教書的台灣人教授，卻不惜向學校借貸募款不足的一千多美元，再從薪俸中分期攤還，到底是什麼樣的動力在鼓舞他的付出？在日本從事獨立運動被列入黑名單的留學生，每個月到東京出入國管理局辦理延期居留簽證時，為何必須隨身攜帶自殺用的小刀和氫酸鉀粉？他當時的心境是什麼？這些屬於活生生的人的故事，不見得個個驚天動地，但都是悸動人心的旋律。他們無怨無悔，大家都是「歡喜做、甘願受」。 我們想撿拾這些詩篇故事，我們想留下他們令人動容的映象，我們打算製作他們的歷史影片。這是屬於台獨聯盟的故事，也是台灣人的歷史。 為了永久流傳這些無價的寶藏，我們衷心期盼前輩盟員，趕快翻出可能已經褪色的照片或歷史文件，把你們感人肺腑的故事，忠實的用筆寫下來，或是用錄音記錄下來，寄來給《共和國》雜誌，讓我們以專欄方式陸續發表，讓大家重溫片片詩篇的記憶。

陳明裕◎在日臺灣同鄉會前會長 在日本政、學界人脈甚廣，才學及人柄均深受尊崇的劉明修（伊藤潔）教授於1月16 日逝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黃文雄委員長立即為文悼思，惋惜之情猶在耳際，誰知又接到次男尚高君2月3日不幸因車禍身亡，34歲英年早逝之惡耗傳來，真是太意外也太令人難過。教授是我們致力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先輩，早期的情形黃文雄先生較為熟悉，其追思文中多有陳述。個人近年來也因種種機緣有幸與他們有些接觸，謹在此略述一二追懷故人。 劉教授不僅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同志，早在1960年代就加入的大前輩，更是革命導師。在林建良醫師及我擔任「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期間，他在杏林大學擔任教授之時，也是洗腎度日飽受病痛折磨的時期，但憑其對台灣的熱愛，常常不顧病痛積極參與活動。最令我們憂心，也令我印象深刻的是2003年9月6日，台灣舉辦手牽手心連心的正名大遊行，日本也於東京大阪同步進行，東京方面是日本時間下午2時28分先在大久保公園大家手牽手、高呼口號之後，至鬧區新宿遊行再至西口公園於台灣時間2時28分（日本3時28分）再度手牽手，齊呼台灣正名、反對中國侵略併吞等口號。伊藤教授堅持要參加，當時他的健康情況不佳，我們再三勸阻無效，最後決定以推輪椅行進。為慎重起見當天由次男尚高君推輪椅率先報到。隨即披掛上陣。這是我與尚高君初會面，隔年2月28日大遊行，教授的健康更是每況愈下，在他的堅持與不屈不撓意志下，毅然再度走上街頭。 隨著健康狀況更加的惡化，舉凡「在日台灣同鄉會」或「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的活動，如果不能自已搭電車赴會，就由尚高君推輪椅過來，也因此我們較有機會接觸到這位文質彬彬、謙遜有禮的青年，可惜因自身負有職責，無法抽空與他進一步交談。父子相繼辭世，再也無法看到推著父親輪椅連袂參加活動的身影，世事無常，令人唏噓，也令人懷念。 常常聚會難免會拖到很晚，黃文雄先生總是不放心讓他一個人抱病摸黑回去，教授一向不願麻煩別人，我們經常不顧他的婉拒，找人開車送他回去，有一回由我與張伯寅醫師開車送他，沿途談天說地，也提到他出生於宜蘭太平山麓，自小就接觸台灣美麗的大自然以及善良純樸的民心，森林系畢業後，如願在故鄉太平山林場就職，更加深對鄉土關切及愛護之情，但也親耳日睹國民黨外來政權的種種惡形劣跡，美好山河被無情摧殘，純樸人心被污染扭曲，也許這就是促成他這位有為青年決心告別父母親友，離鄉背井，赴日苦學並加入台灣建國之列的原因之一吧。 台灣子弟在日本苦學並非易事，1964年抵日後，先後在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明治大學法學部碩士、最後拿到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其求學過程中，刻苦耐勞，每天深夜駕著大卡車為柏青哥店送「 景品」，沒有休假日的艱苦工作，持續到在二松學舍擔任教授為止。 去年年底健康更加惡化，黃昭堂、宋重陽、廖建龍等先輩們相繼去探病，皆擔憂可能拖不了多久，後來，黃文雄先生偕我去探病時，意外的，當天他精神特別好，非常健談，我們抵達病房時他正在向室友上課，內容當然是「台灣獨立建國」、「打倒中華民國體制」，一見到面立即帶我們去會客室開講，從過去的軼事談到臺灣現狀，最憂心也是最痛心的仍是國內的亂況。聊到天快黑還堅持要親自案內參觀這所杏林大學附設醫院，劉夫人說這一天真是難得愉快的一天，也沒想到才沒多久就接到辭世的訃報，哀哉。 劉夫人靜女士勤儉持家，長期照料公公接著又照顧夫君，任勞任怨，典型的具有台灣美德的賢淑女性，是教授的宜蘭同鄉，二位都有很重的「宜蘭腔」，非常好聽也令人印象很深。兒女各自成家後都住在附近，內外孫都很喜歡找阿嬤玩，享受手煮的台灣料理尤其是宜蘭菜。 劉教授留下許多著作和論文，對國內政界多所建言、他一直默默地對台日外交作出許多貢獻。長期為台灣獨立建國運動耕耘在付出，辛苦了！您未完成的工作將由許許多多認同台灣國的人繼續奮鬥。

《台灣二二八的真實──消失的父親》日文版新書發表會 「阮朝日228紀念館」館長阮美姝女士應「台灣研究論壇社」之邀，於2月22日在東京文京區Civic Hall作228事件的專題演講並舉行《孤寂煎熬四十五年》（日文題名：《台灣二二八的真實──消失的父親》），及《漫話二二八》（日文題名：《漫畫　二二八事件》）的日文版新書發表會。 阮女士在新書發表演講中，將自己的一生及寫書的經緯過程作了簡短的介紹。她的父親是在228消失的台灣菁英阮朝日（1900-1947）。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阮朝日正因為氣喘病發作，在家養病。三月九日他的好友醫學博士施江南突然莫名其妙被捕失蹤；三月十二日，阮女士回家探望父親，由於當時時局十分混亂，每天都有人失蹤不見，所以也勸父親避避風頭，但父親回答「我又沒有犯罪為什麼要逃呀？」。然而話才剛說完，阮朝日就被五名便衣人員帶走，就此一去不回。 音訊全無的父親到底在哪裡呢？每天都抱著一絲絲的希望四處尋找打聽，一直到二十年後阮美姝在東京神田的舊書店翻到一本王育德先生所寫《台灣》，阮美姝才覺悟到父親可能真的已經在二二八事件中喪生了。 阮女士的尋父之旅是從母親過世後才開始。原因是顧慮到父親的失蹤後視政治為禁忌母親的心情。受難者家屬在事件過後的種種傷害，除了親友的疏離之外，阮女士本身自己到目前為止仍常受莫名的恐懼及害怕之苦。演講中數度因而嗚咽。 「為什麼無辜的人會突然不見？」，即使在戒嚴令解除之後，還是有很多受難者家屬無法從國家暴力的恐懼中站起來。這種痛苦與無奈不是局外人所能体會的。 阮美姝也介紹了《漫畫　二二八事件》的畫作者張瑞廷自告奮勇作畫，途中因為二二八事件的慘狀超越想像而無法作畫的過程。從中也可以看出目前台灣青年對二二八事件的認識還不夠的一面，這也是長期以來國民黨政府將此事件當成禁忌，禁止談論更嚴禁探索真相，爾後更以制式說法掌控解釋權，怪不得至今社會上一般民眾對事伴的了解有限。 經過阮女士多年的資料蒐集，總算在將近半個世紀的1992年才終於知道父親阮朝日被羅織以「陰謀叛亂首要」，「利用新聞社散播不實消息」之罪名，在沒有任何審判及辯護，更沒有告知家屬的情形下，在被便衣帶走的數日後便喪生在「國家暴力」之下。 阮美姝也指出有很人搞不清楚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不同： ‧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政權對台灣文明及台灣菁英的徹底謀殺 ‧白色恐怖：1950年到戒嚴令解除期間，以不公正不公義的審判對 言論思想的抹殺。 阮美姝也指出推算二二八事件受難人數是不可能的。因為就她的研究，許多受難者都很年輕尚未結婚，當然也就沒有像阮女士一樣的後代可以出來指証。而父母又已經往生。所以到底有多少二二八冤魂是未知之數。 最後，阮女士也說很多人被誤導，以為日本時代的台灣人過得很痛苦，其實並非如此，就有如電影「跳舞時代」的歷史鏡頭，印證當時的台灣在各方面都有相當的發展與進步。 主辦單位的永山英樹會長表示：二二八是當時台灣先進的文化水平和落後的中國造成的摩擦衝突，也是中國人企圖消滅台灣文明的手段，日本人不太理解中國人的狠毒與野蠻。歷經台灣的日本時代，國民黨時代的阮美姝指出一個事實：中國人的話不能信。國民黨外來政權為了掩蔽自已的滔天罪行，製造出許多理由，其中一項就是把責任推給日本，阮女士說「千錯萬錯就錯在日本人教台灣人守法。」 阮女士最後說，二二八事件是二十世紀的三大屠殺事件之一；歐美對過去的屠殺都已經作了清算，然而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到目前為止卻還停留在「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情況。這種不公義的情形還要持續多久？ 對許多日本人來說，台灣目前的政治現狀十分令人難以了解。親日‧仇日，親中‧仇中的混在，都令想要了解台灣的日本人十分困惑。要了解目前台灣的政治現狀，就不能不知道二二八，二二八是台灣六十年來的縮影及象徵。阮美姝女士的新書將能夠讓更多日本人了解台灣目前社會的矛盾與衝突，及增進日本社會對台灣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