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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李淳中華經濟研究院經濟法治中心 主任 我們看到經濟決策裡考量越來越多的是，意識形態是不是相同？市場機制是不是存在？價值觀是不是志同道合？更重要的是經濟安全的概念。這樣的觀念，在跨國企業或背後的各國政府做經濟決策時，現在已經變成主導。我們沒有要放棄效率，但我們也不能只看效率，所以這是一個兼顧效率與安全的經濟思維，我稱之為「經濟與安全的再平衡。 本場次第一位與談人李淳是經濟學專家，現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經濟法治中心主任。李淳主任提出，過去十年正好是世界經濟秩序遭遇根本性顛覆的十年。自1945年二戰結束以來，由美國重建、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與世界貿易組織（WTO）為核心的全球化格局，在過去十年間徹底轉向。 本土政權執政的這十年，恰恰歷經了全球化退潮與「經濟與安全再平衡」的劇烈變革。台灣在這場世紀巨變中非但沒有被打敗，反而憑藉敏銳的商業嗅覺與技術彈性，成為地緣經濟轉型下的實質受益者。 歷史的終結與回流：台商「離開中國」 回溯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西方對中實施金融投資制裁，未受管制的台商成為西方供應鏈的重要白手套。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制裁解除，造就了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黃金20年。 然而，數據與實務證明，台灣企業對地緣風險的敏感度堪稱全球第一。台灣對中國投資占對外投資的比重，在2010年曾高達84%，但早在馬英九執政末期（2012-2013年）便已出現雪崩式下滑。 這並非單純因為後來的川普關稅戰，而是因為習近平上台後於2014年取消了外資所得稅優惠，政治肅殺與非市場經濟體制早已顯露。至2024年，台灣對中投資比重已降至7.5%，去年（2025年）更僅剩4%。「去中國化」是一個高度的商業藝術。 與此同時，2025年迎來了歷史性的結構翻轉：美國佔台灣全球出口比重正式突破30%，取代了降至26%的中國與香港，重回2000年全球化起飛前的經貿格局。 川普2.0與MAGA主義：以「實力」取代「規則」的經貿新秩序 在川普1.0、拜登到當前川普2.0的連續推進下，過去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貿易已實質解體，取而代之的是以「經濟、科技與軍事一體化」的實力導向秩序。 在川普的MAGA主義下，孤立主義、重商主義與右派思維高度統合，其核心戰略旨在確保美國霸權，並在與中國的戰略對抗中獲勝。其展現出兩大經貿特徵： 第二次中國衝擊：自給自足的經濟脅迫威脅 歐美智庫與《金融時報》的最新研究揭示了當前中國最可怕的經濟威脅： 全球供應鏈的「多軌分岔」與經濟去風險 在美中戰略競爭下，全球經濟已進到分岔點，去風險正依據安全與脆弱度分為三個層次：在核心AI與生物科技實施「硬脫鉤」；在關鍵半導體與礦物實施「降低依賴（多元化供應）」；在不涉及國安的民生大宗物資維持現狀。 然而，台灣必須清醒認識到，「美中對抗不代表全世界」。全球經貿正分化為複雜的多軌板塊： 結論：投資台灣未來二十年——經濟安全的三大核心之柱 如果全球化秩序維持20年前的軌道不變，20年後台灣極可能在中國強大的經濟量體與科技主導下，被實質抹去國家主體性。正是因為當前全球化的分岔與脫鉤，反而為台灣創造了最關鍵的戰略防衛機會。台灣在從「規則走向實力」的時代中，必須以三位一體的架構建構國家經濟安全：

與談人｜鍾佳濱立法委員 Line在台灣的滲透率是99.7%，而且它被稱為超級平台，可以支付等等做很多事情，但除了在台灣及泰國以外，它不是一個很流行的平台。當哪一天我們沒有Line可以依靠的時候，我們的通訊韌性在哪裡？別忘了Line它是由日本及韓國合資的一個國際公司，那它有沒有可能透過控股被中資買走的？哪天要是境外敵對勢力把Line買下來了，那台灣還有所謂的資訊安全韌性嗎？你會發現我們生活當中要維持這樣無時無刻的經濟活動，其實有很多事情要做。 本場次第三位與談人鍾佳濱是資深政治工作者，現任民進黨籍立法委員。鍾佳濱委員認為，如果我們要談論「經濟韌性」，絕不能流於宏觀的學術高塔，而應從庶民最切身的日常出發。在台灣，人民高度習慣了出門不帶現鈔、在家不怕斷訊、颱風不常停水的便利，這反映出本土政權在過去十年對「關鍵基礎設施」的維護卓有成效。然而，這項看似理所當然的幸福日常，在境外敵對勢力的灰色領域威脅與能源地緣封鎖面前，正顯露出極其脆弱的結構性死角。 經濟韌性的終極匯聚點：高度仰賴進口的「電力安全」 當極端災難（如強震、颱風、甚至地緣軍演封鎖）發生時，維持社會運作的兩大核心工具是「通訊」與「金融」。然而，這兩者背後有一個共同的絕對前提—電力。 沒有電力供應，數位金融、ATM提款機與行動網路基地台將在瞬間全數癱瘓。雖然台灣仍保有實體貨幣交易的習慣（如早餐店、廟宇香油錢與回收商的現鈔流通），在無電状态下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庶民以物易物，但總體產業的生產與消費動能將實質停擺。 台灣的能源依賴度高達90%以上，皆須仰賴國外海運進口。當前台灣發電結構中，高達四成高度依賴液化天然氣（LNG），而台灣的天然氣法定安全存量僅11至12天。一旦地緣政治變局導致更嚴峻的封鎖或近海禁運，過短的戰略儲備將直接扼殺台灣的經濟命脈。 跨越「非核家園」的敏感叩問：核電作為緊急備援電力的民意辯證 近期地緣地緣政治引發的霍爾木茲海峽航運中斷，為海島台灣敲響了能源警鐘。面對天然氣隨時可能因國際封鎖而「斷氣」的現實，台灣社會必須誠實面對自主能源的戰略選擇。 鍾佳濱委員以第一線民意代表的調研指出，當前台灣社會的民意已產生質變：高達九成以上的民眾，在面對「天然氣遭遇境外實質阻斷」的極端情境下，可以理智接受將核電（包括新興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 SMR）列為「緊急備援電力」的選項。 雖然台灣自 1985 年核電占比超越半數的高峰後，過去幾年核電占總體供應已實質降至個位數，且全社會對核廢料等安全隱憂仍有強烈戒備；但在面臨國家存亡的封鎖戰時，將核電作為非正常時期的防衛備援，已是社會多數的務實共識。 除此之外，國家必須大舉分散風險，加速發展如低碳燃料電池（可靈活運用 LNG 或氫能）等具備去中心化、能化學反應發電、自主維持整棟大樓運作的次世代微型能源技術。 台電寶寶的警示：從集中式大電網走向區域「分散式電網」 鍾佳濱委員以其父親身為台電資深員工、從小在台電宿舍長大的「台電寶寶」視角，點出台灣現行電力系統的致命弱點。 過去80年來，台電的電網結構是「極少數（兩位數以下）的集中式超大型發電廠與高壓電塔」，去供應全台八位數（高達上千萬戶）的民生與工業用電。這條高度集中的虧線設計極其脆弱。台灣近年發生的幾次全台大停電，本質上「從來都不是因為發電量不夠」，而是因為高壓樞紐遭到單點破壞或故障所引發的系統性「連鎖跳脫」。 要建立經濟韌性，必須加速推動「電網韌性建置與結構地下化」。然而，政策在地方治理上卻面臨嚴重的民粹與「鄰避效應（NIMBY）」。例如近期媒體高度關注的，NVIDIA（輝達）計畫在台北市科學園區（北市科）興建高科技大樓，卻因為周邊社區居民強烈抗議、台北市政府不同意增設關鍵的「新型地下化變電所」，導致全球頂尖 AI 產線的進駐被打上問號。 這反映出國民一方面追求高科技經濟、另一方面卻拒絕承擔基礎設施建設責任的內在矛盾。 隱形的通訊國安危機：超級平台 Line 的中資反向控股風險 除了電力，通訊韌性是維持經濟活動的另一條隱形生命線。現代人對虛擬平台的依賴度已超越肉身社交，而這正是假訊息與資訊戰最完美的寄生溫床。 鍾佳濱委員揭露了一項驚人的數據：即時通訊軟體Line在台灣的實質滲透率已高達 99.7%。Line在台灣已異化為包攬支付、社交與新聞傳播的「超級平台」，但這項高度壟斷的通訊基建背後潛藏著巨大的地緣戰略危機。 不同於歐美，Line是由日本與韓國合資的跨國國際企業。正如美國政府與國會基於國家安全，強力立法逼迫TikTok脫離中國母公司、實施實質「美國資本化」；台灣政府與公民社會也必須嚴肅叩問—哪一天若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國際資本市場，對日韓母公司進行惡意併購與反向控股，實質掌控了Line的控制權，台灣高達 99.7%的全民通訊隱私與資訊海關將在一夜之間實質失守。 結論：打破國會少數黨僵局，以公民鞭策落實制度韌性 在朝小野大、在野黨在立法院內盲目凍結無人機與數位防衛預算的政治現實下，民進黨團作為實質「少數黨」，在推動通訊自主平台（如效法昔日蔡同榮先生為打破黨國媒體壟斷、全民募資創立民視的精神，建置屬於台灣本土主權的超級通訊軟體）與能源結構立法上，正面臨極大的制度阻礙。 經濟韌性的核心，不能僅停留在福利補貼，而必須回歸到電網去中心化、自主能源多軌化與資通訊平台主權的實質防衛。全體國民必須看穿在野黨杯葛關鍵基建的政治圖謀，持續以強大的公民社會力量鞭策、監督立法院，才能在即將到來的地緣變局中，徹底守住台灣不被斷氣、不被斷網的繁榮命脈。

主持人｜黃春生牧師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 主任牧師 民主政治不只需要反對黨，更需要的是忠誠的政黨，而所謂忠誠的政黨不是忠誠於某一黨，而是忠誠於這塊土地的人民、忠誠於民主制度、忠誠於國家的自由與安全。所以反對執政黨是可以的，監督政府也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在反對中反過來要傷害國家的主權，削弱民主的根基，甚至是配合外部的威權勢力，來瓦解自己的社會，這就是今天台灣面臨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本場次主持人黃春生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主任牧師，長年支持並聲援社會運動。黃牧師提出，民主政治在憲政體制上的核心特色，即是「政黨政治」。健全的民主容許批判、監督與多元聲音的辯論，因此「反對黨」的存在是防止國家走向威權的必要制衡。然而，站在本土政權執政十年的節點上，台灣民主面臨最嚴峻的考量在於：我們是否培養出了近代民主不可或缺的「忠誠反對黨」？ 所謂忠誠反對黨，其核心法理並非效忠於特定執政黨或政權，而是必須跨越黨派、絕對效忠於這塊土地的人民、民主憲政體制，以及國家的自由與主權安全。 反對執政黨政策、監督政府失能是反對黨的法制天職，但絕不能在反對的過程中，反過來傷害國家主權、削弱民主制度的根基，甚至在朝小野大的僵局下，實質配合外部威權勢力（中共）的統戰與滲透，從內部瓦解自己的公民社會。這正是當前台灣政黨政治最核心的結構性困局。 自 1992 年國會全面改選以來，台灣的民主實踐至今僅30多年。當前全體國民所享有的言論自由、定期選舉與政黨輪替，皆是無數民主前輩付出自由甚至生命代價所換來的歷史成果。 因此，本次回顧2016至2026年的本土執政經驗，不僅是要對執政黨的治理功過進行系統性檢視，更是要全面調研整個台灣的政治文化：我們是否在體制內建立了健全的政黨竞争？是否型塑出真正能守護國家利益的理性監督文化？ 黃春生牧師期許本場次的對話能跨越單純的歷史反思，進而對台灣未來的民主防衛與政黨運作開創全新的戰略局面。

與談人｜陳俐甫台灣青年世代交流協會 理事長 今年不但是民進黨連續執政10年，其實大家可能都忘記了，也是民進黨建黨40週年，因為30週年沒什麼慶祝，所以大家早就忘記建黨這件事。民進黨每兩年就要應付選舉，早就忘記歷史了，每兩年就有一個課題，就是我會有幾席？我會不會繼續執政？我拿下幾個縣市算贏？這個就是民進黨的日常，這個就是民進黨從2000年21世紀以來，慢慢轉型成一個選舉為主的政黨造成的結果。 本場次第一位與談人陳俐甫教授是政治學專家，目前在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任教，同時是台灣青年世代交流協會理事長。陳俐甫教授提出，今年適逢民進黨建黨 40 週年，我們必須將這十年的執政功過，置入更宏觀的歷史架構與政治學理中進行解構。 當前台灣政黨政治最核心的危機，在於政黨逐步喪失了作為「精英團體」的價值領導力，全面向「選舉至上、討好現狀」的民粹主義與保守化傾斜，導致台灣民主防衛體制暴露出致命的結構性破綻。 選舉政黨的精靈退化：討好現狀引發的「國家未來盲區」 在政治學法理中，政黨的本質是具備前瞻願景、提出核心價值的「精英團體」。其天職在於引領並教育尚未具備全面專業的公眾，並扛起引導社會進步的歷史責任。 然而，快轉至建黨40週年的今天，民進黨已實質轉型為每兩年就必須精準應付選舉的「選舉政黨」。當政黨的運作邏輯落入「只要選票、其餘免談」的民粹洪流時，政黨便不敢再與選民進行深刻的價值辯論，任何具進步性的倡議皆會因懼怕「敗票」而被閹割。 這種討好現狀的保守主義，對台灣是極其高昂的歷史代價： 對過去不正義、對未來不負責：因為算票、怕拆穿，所以轉型正義流於表面。為了不激怒當下的資源享受者，寧可不對未來與歷史進行負責任的法制清算。 無法抵禦境外威權的突擊：當對手（中共）的武器與數位動員能力正大步邁進、全面翻新時，台灣的政黨與社會若耽溺於「維持現狀就好」的保守思維，國家將在無形中喪失實質的生存防線。 核心價值的集體失血：政策調整與「政治信用」的本質差別 回顧2012年，民進黨曾正式提出全套的《十年政綱》，為國家發展勾勒出系統性的藍圖。然而，自2016年全面執政至2026年的朝小野大，政黨內部的核心價值論述正變得越來越模糊。部分技術官僚甚至主張「論述越模糊、越不會被問，就越不容易選輸」，這對憲政秩序是極大的傷害。 發言人以能源轉型為例：作為堅定的反核學者，他不排斥隨著科學技術（如SMR等次世代核能）質變後、對新型核能方式進行理性的法制討論。但政府在面對AI科技爆發引發的電力缺口時，若僅採取口頭式的「政策調整」，而缺乏整套、清晰的民主大論述，人民將分不清這究竟是理想的務實修正、還是一場背叛。 「政策的失誤只需解職官員即可止血；但核心價值的反覆與空頭支票，摧毀的是全體國民對民主政治與政黨制度的深層信任。」這正是台灣這十年來最大的政治內傷。 歷史的十字路口：100年歷史週期律下的階層與價值撕裂 2026年是台灣近代社會運動史的重要節點—台灣農民組合成立100週年、以及台灣文化協會左派與右派分裂100週年。 回顧1930年代，台灣總督府召開台灣經濟會議，決意推動日月潭水力發電等重工業建設，將台灣從農業島嶼強力推向工業化。當時的台灣社會同樣面臨巨大的十字路口：究竟是要繼續傾斜照顧農民，還是要壓榨、稀釋農業剩餘去扶植新興高科技工業？ 轉眼百年，台灣在全面邁向「AI半導體科技島」的進程中，歷史的幽靈再次重現。高科技業的資金壟斷與傳統基層產業（如傳統農業、傳產勞工）之間的所得重分配分配惡化，正實質引發新一輪的社會階層與價值撕裂。本土政權在過去十年間，對這項百年循環下的「階級與進步路線矛盾」，顯然缺乏結構性的制度回應。 民主可能出賣民主：無人權、法治底蘊的「民粹暴政」危機 近期美中對抗與川習會的發展中，美國新任國務卿盧比歐（Marco Rubio）精準警示：「中共目前最核心的策略，是企圖引導台灣透過『和平投票（民主手段）』的方式，將自身併入中國。」 這揭示了當代科技法律與政治學最驚悚的現實：民主，完全有可能被用來合法地摧毀人權與自主性。回溯歷史，希特勒與威瑪共和的解體、第三帝國對猶太人的實質迫害，無一不是經過德國國會投票合法通過的；中共在文革與紅衛兵時期的「人民審判」，本質上也是最直接的「民粹直接民主」。缺乏近代法治基本原則與實質人權、正當程序保障的投票，不過是民粹的暴政。 過去十年間，台灣社會在空戰網路的催化下，正急遽走向這種「唯我喜歡就可以」的極端民粹化。 國會自主性的消逝與法制崩壞的現狀 當前朝小野大的僵局，暴露出了台灣政黨政治最大的體制破綻—「國會自主性的全面消逝」。 在古典憲政設計中，立法委員由選區選民直接選出，其天職在於反映民意、照顧選區利益，在立法過程中應保有獨立於黨紀之外的進步思維。然而，這十年間，台灣的國會已徹底異化為「政黨決定制（黨意高於民意）」的投票部隊。立法委員不再研讀、清理現有的法律體系與《六法全書》，往往在政黨一聲令下後，隨便聯署、隨便逕付二讀。這導致大量新修法律與既有法規在體制內產生嚴重的法理衝突與互不對接，實質瓦解了台灣作為法治國家的尊嚴。 結論：和平香港化的歷史大限與公民社會的防衛 軍隊國家化與文人領軍的確立，雖然讓台灣免於傳統軍事政變的威脅（因為國軍已是由台灣本土家庭子弟組成的軍隊，不再是外來政權的黨軍）。但新型態的政治政變，正披著「民主、立法」的外衣在國會內部實質上演。 新一代的年輕世代，由於長年缺乏歷史深度的灌溉與國際普世價值的洗禮，在中國網海力量與AI認知作戰的攻勢下，正對這種制度性閹割失去警惕。在野黨在國會內推動的各類涉中法案，其本質正是利用台灣的民主體制去加速兩岸「實質融合」，企圖在2027至2032年的中國戰略窗口期內，將台灣實施「和平香港化」。 本土執政的這十年，是政黨政治結構破綻暴露得最徹底的十年。台灣社會已沒有繼續在選舉遊戲中安逸蹉跎的資本。公民社會與進步知識分子必須徹底揚棄看政黨內鬥笑話的冷漠心態，重新在各縣市基層深耕法治、歷史記憶與民主防衛機制，用強固的普世價值主體性去修補政黨政治的破綻，才能守住台灣不被體制性吞噬的最後微光。

與談人｜王興煥博士台灣基進 主席 那些明確拒絕藍綠兩大黨，想要第三勢力的選民，這個空間大概有30%，我們要如何提供不是統派的第三勢力新選擇？大家可以看到，由綠黨、時代力量、台灣基進、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及無黨籍夥伴成立的「台灣前進陣線」，就是為了集結挑戰民眾黨，讓台灣的公民能夠有忠誠本土的第三勢力及反對黨新選擇。」 本場次第二位與談人王興煥博士是法國巴黎第八大學哲學博士，目前為台灣基進主席。王興煥博士認為本次總檢視核心精神在於「運動者」的實踐，不僅要回顧與分析過去十年的本土執政功過，更要切入政黨政治的How，探尋未來十年的具體執行路徑。 台灣政治最嚴峻的結構性災難，在於缺乏忠誠於台灣、忠誠於民主憲政體制、絕對效忠國家，堅持自由與安全的反對黨。這並非為執政黨（民進黨）的治理責任開脫，而是要誠實面對當前國會多數落入親北京精英手中、民主制衡竟與國家安全發生劇烈衝突的憲政調軌。台灣既不能讓民主成為國安破口，又不能為了防堵代理人而沒收民主，唯一能兩全的活路，在於「提供本土在野的新選擇」。 數據的真空與焦慮：統派不到10%與政黨選票的實質背離 根據台獨聯盟連續五年進行的權威民調顯示，在身分認同上自認為中國人的比例僅占6.5%，主張台灣英語中國統一（併吞）的民意不足10%。 然而，本土政權明明已連續執政十年，社會大眾卻瀰漫著巨大的亡國焦慮。關鍵在於2024年大選的政黨票結果：親北京的國民黨（34%）與民眾黨（22%）合共斬獲了56%的絕對多數授權。 如果台灣的統派僅有 10%，我們便絕不能以「欠教化、被騙、腦殘」等民粹標籤去責怪那60%對執政黨say no的選民。資訊戰與認知作戰固然無孔不入，但手握行政權的政府理應負責，而非一味怪罪敵人強大。本土陣營必須平實地同理、理解這56%選民背後的價值排序與投票真相。 太陽花後的政治板塊：30%選民對新政治與制衡的善意 這56%的非統派選民將權力託付給藍白，背後存在兩種極其清晰的感性與理性抉擇，這條板塊自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便已徹底型塑。 許多人民對既有大黨結構的政治不耐，促使像黃國昌、柯文哲為代表的政治明星，不走傳統統獨、左右光譜，而是直接訴求「非藍非綠、乾淨透明、拒絕派系分贓」的新政治。在台灣，對藍綠大黨結構感到厭倦、轉而期待第三勢力的選民，在政治戰略板塊中高達30%的定額空間。 2024年民眾黨拿走22%，而台灣基進、時代力量、綠黨與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合共拿走5%，恰恰引證了這27%至30%空間的真實存在。 對民主「監督制衡」的素樸善意（反對黨空間）：在國民黨斬獲的34%政黨票中，扣除10%的極端鐵桿統派與既得利益結構外，剩餘的24%選民，其投票本質是一場「基於民主制衡的善意」。 他們認同行政權應由本土政權（賴清德團隊）掌握以保衛國家，但基於民主常態，希望在國會有一股強大的反對黨力量去制衡執政黨。 然而，當這群渴望新政治、渴望民主制衡的非統派選民，將民意授權交給藍白後，藍白的政治精英卻選擇轉向北京、背叛了這份民意，才引爆了過去兩年立法院擴權與亂政的國家安全災難。 戰略分工：民進黨不可能同時扮演執政、反對與第三勢力 要把藍白亂政的政治能量抽乾，單純將藍白「罵到死」毫無實質效益，必須在市場上提供替代的新選擇。 一個簡單的政治學邏輯是：民進黨作為全面執政的政黨，它不可能同時是執政黨，又是監督自己的反對黨，更不可能同時是不藍不綠的第三勢力。因此，讓施政有感、爭取傳統過半支持，是民進黨這隻大黨的課題。 而其餘高達90%不願做中國人、忠於台灣，卻對現狀不滿而向民進黨say no的選民，其對第三勢力與反對黨的殷切期盼，必須由其他忠於台灣的本土小黨去實施戰略分工與承接。唯有由本土在野黨去扮演這個角色，才能真正削弱民眾黨投機亂政的基礎，並瓦解國民黨挾持34%民意走向親中的正當性。 本土在野新集結：2026「台灣前進」陣線的初次啼聲 過去十年來，本土小黨之所以無法成為主流選民眼中的「新選擇」，根源在於力量過於分散，導致選民因懼怕「廢票效應」，在投票時被迫向有席次的民眾黨或國民黨妥協。 為了打破廢票僵局、向選民證明本土在野是一組「有效且席次可預期」的生存選項，台灣基進正式聯合綠黨、時代力量、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以及無黨籍的本土夥伴，共同成立了【台灣前進】全新陣線。 這項本土第三勢力的全新大集結，戰略目標非常清晰： 結論：用政黨制度的重組，終結台灣的國家災難 台灣的政治災難出在政黨結構，解方也必須回到政黨制度的重組。唯有透過【台灣前進】的本土在野大集結，將第三勢力與反對黨的話語權從親中派手中奪回，台灣的政黨輪替才不會每四年就演變為一次解體式的亡國危機。 這是全體本土小黨在深水區時代無可推卸的歷史課題，我們將用具體政治集結，為台灣民主防衛與實質建國釘下最堅固的制度錨點。

與談人｜張宏林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執行長 那時候（民進黨第一次執政時）有很多所謂的第三勢力，或是民間的部分被延攬進入到民進黨的體系，所以那時候大家覺得很多NGO突然空掉了⋯⋯這是我覺得很可惜的，民進黨過往會跟這些民間的、學界的團體保有一些緩衝，讓這些團體保有自主性，也不會被認為是所謂的馬前卒，或者「被政黨控制」，而是作為一個進步的組織，可以成為民進黨很重要的緩衝。 本場次第三位與談人張宏林是資深NGO工作者，現任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張宏林執行長從自身經驗指出，相較於早期民主前輩在龍山寺被警察圍困一整天、隨時面臨流血與家庭瓦解的白色恐怖犧牲，當代公民能用如此從容的論壇形式共同檢視國家生存，本身即是民主的一大前進。 外國記者常驚嘆台灣人在大選時情緒激昂，隔天卻能平靜地在捷運上滑手機，這證明台灣具備極高的民主穩定性。然而，連續執政十年也將民進黨推向了全新世代的政治啟蒙浪潮，正面臨「制度理解真空」與「威權反向滲透」的結構性挑戰。 「民主富二代」的誕生：全面執政下的蓋括承受挑戰 當前台灣政壇與年輕世代出現的板塊位移，源於全社會正迎來群龐大的「民主富二代」。 這群新世代役男與青年，並未親身經歷威權體制的衝擊，對他們而言，言論自由與定期輪替如同呼吸般自然。他們張開眼睛所看到的公共困局—少子化、高房價、貧富差距、司法改革停滯、乃至黑金與官商勾結，會極其自然地全部歸咎於「當家」的執政黨。 這是執政黨在完全執政後必須概括承受的憲政宿命。政府無法再單純依賴「抗中保台」或威權歷史記憶的「芒果乾」來維持長期執政的正當性。當新世代輕鬆地將本土政權戲稱為「綠共」，甚至讓過去始作俑者的國民黨能拿起進步旗幟反向要挾、指責民進黨落後時，這反映出民主富二代缺乏歷史縱深的盲區。但我們不能責怪選民，這正是本土執政在下一個十年必須正面迎擊的溝通挑戰。 內閣制與朝小野大的四線道悖論：民主深化的權責教育 面對大罷免潮或朝小野大的國會亂象，從長期定期選舉的歷史規律來看，本土陣營無須陷入虛無焦慮。即便面臨第11屆國會（2024-2026）的席次劣勢，對比民進黨在第7屆立委選舉（2008年）輸到只剩27席的歷史谷底，台灣民主始終在起伏中前進。 然而，國會亂象暴露了台灣社會對民主憲政「權責相符」認知的淺顯。發言人以「四線道與兩線道」實施精妙隱喻：如果執政黨基於專業評估，認為某條馬路必須編列預算拓寬為「四線道」才能徹底治理解放軍或經濟封鎖的塞車危機，但朝小野大的在野黨卻利用國會多數，強行將預算刪減、硬生生將工程砍為「兩線道」。未來馬路實質塞車、基礎設施癱瘓時，台灣的民粹輿論卻往往反過來苛責行政首長無能。 這種在中央反對完全執政、在地方縣市卻高度放任國民黨完全執政的「雙重標準」，正是台灣民主未能深化的制度悲哀。在成熟的內閣制國家，贏者全拿、責任自負，執政者沒有任何政策跳票的藉口；而台灣當前的國會，在野黨正挾持審查權與預算權實質癱瘓治理，卻由執政黨背負政治惡名。 公民社會的失血：民民合作連結的實質斷鏈 公督盟自第七屆立委（2008年）成立並啟動國會評鑑以來，數據長期顯示一個不變的法理現實：在立法院的綜合表現中，小黨的專業度與進步性往往優於大黨；而在兩大黨之間，民進黨的表現長期優於國民黨。 然而，本土執政這十年間，民進黨的社會組織戰略出現了致命的「民民（民進黨與民間NGO）斷鏈」。在扁政府首次執政時期，大量優秀的第三勢力、地方意見領袖與NGO進步精英被大規模延攬入閣，雖然一時造成民間團體空洞化，但維持了緊密的價值同盟。 反觀過去十年的完全執政，民進黨實質將自身孤立於第一線，斷絕了與進步社群的緩衝機制。 如，面對護理師勞動條件、核電備援等敏感公共議題，政府不再採取「審議式民主」去舉辦全國國事會議、建立公民對話緩衝，而是直接將行政首長推向炮火最前線，導致進步團體反目、政策溝通成本暴增。 本土小黨的戰略防衛力：國會戰場上的「空戰防衛平衡者」 在朝小野大、在野黨完全墮落的第11屆國會中，民進黨團高喊51席「大聯盟」一戰到底，但在實務論述戰中卻顯得孤立無援。 張宏林執行長以電視政論節目的「四綠一藍」或「四藍一綠」排班進行結構分析—這是一個極其微妙的心理防線。如果第11屆國會內，能有2到3席具備台灣主體性與進步價值的本土小黨（如台灣基進或時代力量）實質挺進。 當國際媒體前來調研台灣對違憲亂政法案的看法時，執政黨的發言往往被在野黨抹黑為「捍衛權力的執政黨保衛戰」；但如果是由完全獨立、站在在野監督立場的本土小黨出面直斥藍白背叛民意、出賣主權，這項論述將具備不可動搖的國際公信力。 親中陣營（紅白藍）為了拉下本土政權，可以厚顏無恥地放棄過去的恩怨、全面政治結盟。本土陣營與民進黨必須在戰略尺度上放大格局，容許並扶持在內政路線上會批判執政黨、但在主權與國家安全大關頭上絕對忠誠台灣的本土小黨。 本土小黨不是威脅，而是協助執政黨抵禦威權滲透、拉開防衛縱深的「民主平衡者」。 結論：在導彈的威脅下，練好民主這台車 台灣人就像是在寒冬與風暴中，笨拙卻堅韌地學習駕駛「民主這台車」的新手。我們一邊在崎嶇的路上倒車、踩煞車、調冷氣，一邊去摸索車上那些被在野黨亂按的國會擴權按鈕；我們開得跌跌撞撞，但至今依然被世界公認為最活躍、投票率高達七成的民主典範。 最棘手的挑戰在於，在我們練習開車的過程中，旁邊始終有一個不斷投擲導彈、在路上瘋狂設置灰色領域障礙的中國，企圖讓我們車毀人亡。 本土執政的這十年，透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將全世界最有錢、擁有龐大黨營事業與包租房產的國民黨黨產移送、收歸國庫，這是一項了不起的制度性拉平。雖然中正紀念堂等歷史正義尚未完全落實，但這項基石已極大地削弱了威權回潮的資本。 面對民主富二代與虛擬世界中中國產能、AI語料的全面圍剿，全社會防衛韌性沒有退縮的本錢。公民社會必須重新活絡，本土小黨必須進行策略性集結。 我們要向含著民主金湯匙的年輕世代持續進行「歷史與法治的文字灌溉」，讓他們理解言論自由的血汗代價，用不嫌煩的基層宣講，共同開好民主這台車，徹底將中國的黑手與代理人阻絕於大門之外。

主持人｜范雲立法委員 大家知道從政要顧好多塊，這個時候如果公民社會的進步聲音力道不夠時，就會有各種其他的力量進來，把很多議題開倒車。這個時候公民社會的聲音，其實也是在幫助我們能夠鞏固基本價值⋯⋯執政者永遠最擔心的是下一次選舉，但是林義雄先生每次都鼓勵我們說：「政客關心下一次選舉，政治家關心下一個世代。」 本場次主持人范雲為社會學者，現任民進黨籍立法委員。范雲委員回顧 1992 年國會全面改選與台灣民主化三十年來的路徑，從學生運動、婦女運動到野草莓與太陽花學運，公民社會始終是推動台灣跨越黨國威權、建立主體性的核心發動機。 在當前「朝小野大、在野黨配合境外威權開倒車」的殘酷國會現狀下，從轉型正義法規的癱瘓、到國防安全指管預算遭四成閹割，執政黨在第一線面臨極大的體制限制。當大眾輿論被親中陣營的空戰網海嚴重干擾時，「公民社會的自主發聲」正是協助本土政權抵禦技術滲透、鞏固台灣民主價值的最後防線。 在集體帶風向的數位民粹年代，公民社會必須主動、強悍地往國家核心價值「反向帶風向」。 范雲委員期許，在川習會地緣板塊劇烈震盪的歷史窗口期，本場次的對話能跨越單純的內政反省，用公民社會的理性與韌性，為台灣扣緊建國主體性的火種。隨後，交給第一位與談人林仁惠老師。

與談人｜林仁惠四二四教育基金會 執行長 所以我們要什麼樣的本土政權？不是只要認同台灣或是抗中，我希望這個本土政權，是一個落實民主人權、社會公平、公民參與及一個治理的政權。民主是不選舉而已，不是在算票，不是在計人頭選票誰多，而是人權立國⋯⋯所以最後還是要感謝各位前輩的努力，以及各位夥伴的相互支持，可以一起以人權立國為核心，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台灣國家。 本場次第一位與談人林仁惠是資深INGO國際人權工作者，現任四二四教育基金會執行長。林仁惠執行長說明，自2004年返台投身台灣民主基金會與國際人權連結以來，見證了台灣公民社會在過去二十年間的角色演變。站在本土政權執政十年（2016-2026）的節點上，台灣在「主權主體性」與「國際公民社會連結」上取得了顯著成就。 正是由於台灣在民主韌性與人權實踐上的具體推進，才讓台灣在半導體（矽盾）之外，成功贏得國際社會大眾（而非僅限於外國政府）的實質尊敬與強烈支持。然而，連續執政亦讓本土政權逐步陷入體制性的疲態與保守，公民社會必須發揮強大的「獨立監督功能」，方能確保民主制度不發生倒退。 執政十年的系統性失分：內政搖擺、體制傲慢與側翼獵巫 公民社會在對本土執政維持戰略性支持（如支持青鳥行動與捍衛憲政主權）的同時，必須對其施政的嚴重失分發出批判。 核心價值的立場搖擺：以能源轉型為例，社會好不容易達成了「非核家園」的階段性共識，政府近年卻在AI科技缺電壓力下，對核二、核三的延役與轉型立場產生嚴重動搖。這種價值的反覆，正實質消耗公民社會對本土政權的信任。 青年世代的結構性焦慮：在民生與內政改革上，高房價、薪資停滯與貧富差距拉大，正持續惡化新一代年輕人的集體剝奪感，而政府未能給出根本性的結構解方。 傲慢與側翼的公共獵巫：執政十年帶來的體制傲慢，導致公權力部門與黨政體系對多元異音失去耐受力。一旦民間團體對內政提出理性批判，黨政體系或所謂的網路「側翼」便會立即發動系統性攻擊，將進步倡議貼上「不愛台灣、扯後腿、中共同路人」的極端政治標籤。這種黨同伐異的操弄，正從內部實質裂解台灣，其危害更甚於外在威脅。 國安神主牌的過度擴張與討論空間的窒息 人權團體在當前最嚴峻的困境，在於政府頻繁拉出「國家安全神主牌」作為掩蓋內政革新怠惰的萬用盾牌。 在威權與地緣政治緊逼的當下，國家安全確實是生存的前提，但「人權絕不是國家安全與國家發展的絆腳石」。當前黨政中樞的部分決策精英，習慣性地將國安議題置於絕對優先，任何涉及制度正義的法案，只要碰到國安宣傳便被無限期押後。 這種做法正實質扼殺台灣公共理性討論的空間與彈性。一個缺乏人權、法治底蘊的國安論述，本質上是向威權體制的治理邏輯靠攏。 兩公約國際審查下的內政未竟之業與國際「難堪」 適逢我國完成第四次「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國際人權審查，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等 NGO團體系統性總結了本土政權的未竟之業。 《反歧視法》實質難產：這項旨在保護女性、高齡人口、身心障礙者與弱勢群體的現代化核心法規，至今仍實質卡在行政院內部無法送出。 勞動法規落後與國際制裁：我國自由代工產業（如巨大傑安特等指標企業）近年屢因違反國際現代勞動規準與供應鏈人權，實質遭到國際貿易抵制或制裁，暴露出產業轉型中人權治理的嚴重缺位。 外交援助與國際人權價值的背離（以色列事件）：外交部於近期國際衝突中，宣布編列專款援助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West Bank）的醫療物資。 然而，外交部卻極其荒謬地選擇將這筆無償經費直接撥付給在加沙走廊造成毀滅性人道災難的「以色列政府」實施，而非透過「無國界醫生（MSF）」等具中立公信力的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此項重大外交決策失誤，直接在國際人權舞台上造成了極其難堪的負面形象，反映出政府缺乏普世價值的核心雷達。 平埔族群身分權的「原地踏步」：即使憲法法庭已做出保障原住民身分權的歷史判決，但行政與立法部門在修法進程中依舊採取「向前一步、向後退半步」的推諉態度。 《難民法》的國安黑洞與香港抗爭者的安置困局：因應 2019 年香港反送中與《國安法》衝擊，大量香港年輕抗爭者基於文化風俗貼近，選擇前來台灣尋求庇護。 然而，政府長年以「國安風險」為由，死守行政審查的黑箱，堅決拒絕建立法制化的《難民法》或實質政治庇護機制。這導致這群為民主流血的港人來台後，無法獲得合法的身分證件、無法就學，更無法獲得合法工作權去為台灣社會貢獻一己之力。用國安作為拒絕建立正當法律程序的藉口，嚴重傷害了台灣的自由港形象。 憲法法庭停擺對人權保障的實質毀滅 面對朝小野大與在野黨在立法院內的人事同意權杯葛，司法大法官與憲法法庭的實質停擺，正對台灣人權保障體制造成不可逆的毀滅性傷害。 當憲法法庭失去發揮違憲審查與防衛性民主的功能時，台灣人民將失去對抗國會多數暴政、以及向國家侵害基本人權進行終極救濟的法制武器。公民社會必須起而捍衛司法體系的獨立性，絕不能放任權力制衡成為政治惡鬥的犧牲品。 拒絕純粹的「國族動員」：大罷免潮對公民社會的雙重消耗 公民社會必須高度警惕本土政權與大黨在朝小野大焦局下所發動的政治「大罷免」國族動員。 大罷免潮表面上雖能凝聚本土支持者的熱情，但其本質是一種純粹的政黨席次對抗與仇恨動員。無數年輕人與公民同仁在一頭熱的政治動員下投入基層，然而當罷免結果不如預期（如罢免並未全面過關）時，大黨的政治精英並未能及時承接這群支持者的集體失望，亦無相應的內政進步議題去延續這股能量。這種竭澤而漁式的政治動員，正對台灣公民社會的長期熱情與主體性造成極嚴重的實質內傷。 結論：以「人權立國」重構台灣建國的永續藍圖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本土政權？絕不是一個僅會高喊台灣認同與抗中、卻在內政與人權上步步退讓的既有體制保護者。我們要求的，是一個能將民主任性、人權實踐、社會公平與公民參與實質落實於國家治理的進步政權。 正如台灣人權先驅黃文雄先生紀念出版集所揭示的宏大藍圖：「人權立國」不是選舉的算票工具，而是台灣走向實質獨立建國、永久抵禦外部權威巨大壓力的最強大武器。 正當川普重返白宮、地緣政治充滿不確定性之際，CNN等國際政論節目最新三萬人民調顯示，高達 89% 的美國公眾堅定支持應持續對台提供防禦性軍購。這項數據不是外國政府的施捨，而是台灣公民社會用數十年人權實踐贏得的國際主體性底氣。 不論未來由誰执政，台灣必須建構起足夠強大、絕對獨立於政黨之外的公民社會，用政治毅力落實轉型正義與人權法治，才能在歷史的窗口期中，為台灣釘下永不倒退的民主堡壘。

與談人｜賴中強律師台灣經濟民主連合智庫 召集人 台灣現階段需要政治性公民運動，其中要說明的是我們對抗國民黨的方式，跟西方民主國家對待最大在野黨的遊說不同，因為我們不是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中國國民黨代表的是一個舊威權體制殘餘，而且它跟中國這個敵國，在很多基本立場上是一致的，跟台灣人民多數人的利益，或者說這個民主存續是不一致的。我不認為這是負面的、帶有種族主義味道的國族動員，而是民主本來就預設以主權國家為前提，你不可能在一個主權認同混亂的情忘下去為係民主制度。那我覺得這是公民社會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一些政府沒辦法做的事，民間團體就必須去做。 本場次第二位與談人賴中強律師是資深法律與社運組織者，現為經濟民主連合智庫召集人。賴中強律師指出，面對近期川普重返白宮及川習會引發的輿論震盪，即便眾議院與國務院一再重申美國政策未變，本土陣營仍須冷靜直面西式四年一任「選舉民主」的底牌與殘酷限制：不論是美國或台灣的本土執政者，受制於每四年一次的算票壓力，皆傾向於「不要在自己的任期內宣布台獨或變更現狀」。 在這種累積的歷史慣性下，台灣要制定新憲法、完成實質建國，必須跨越三大歷史門檻，發展截然不同於西方模板的公民社會防線。 建國運動的三個「歷史之門」與當前關卡 在政治學與法理學上，台灣要以「台灣名義」制定新憲法以達成實質建國，其難度等同於宣布獨立。這條路徑必須同時開啟三個「歷史之門」，而上蒼對台灣人的考驗在於，歷史上這三扇門從未同時開啟過，導致台灣錯過了三次關鍵的建國時機： 面對「前兩門開、國際門關」的2026年現狀，我們絕不能坐以待斃。公民社會與政府必須雙軌並進：一方面為未來的關鍵窗口期進行實戰整備；另一方面，必須盡可能在法制上把「中華民國體制」實施徹底的「去中國化」，將其對中特質不斷稀釋，剝離到最後只剩薄薄一張紙。 一旦國際權力真空的歷史窗口再度開啟，便能順理成章走完實質獨立的最後一哩路。 本土派總統的「歷史規律」：卸任前法制「去中國化」突圍 進入體制內的選舉政黨（如民進黨），其施政必然會受到「下次選票」與「美方壓力」的結構性閹割，這是一場無法避免的現實制約。然而，梳理歷史會發現一個極其驚人且非偶然的規律：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三位本土派總統，皆選擇在他們卸任前的最後一年，頂住所有選舉壓力，用行政與法律手段為「台灣獨立主權」進行決定性的奠基： 李登輝（1999-2000年卸任前）： 在1999年7月驚天拋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兩國論）」；更在同年5月強力修改《入出國及移民法》，在法理上正式定義「大陸地區人民絕非我國人民」；隨後於2000年修改《國籍法》，將條文內含混的「中國」二字全部實質正名為「中華民國」，完成了台灣主權法理去中化的第一刀。 陳水扁（2007-2008年卸任前）： 在2007年大刀修改《入出國及移民法》，將李登輝條款進一步收緊。阿扁一拳砍掉傳統具有大中國色彩的「華僑」定義，法制化明定唯有「曾在台灣實質設有戶籍的台僑」才具備我國國民身分，徹底斬斷了海外非台灣籍華人對台灣體制的滲透。 蔡英文（2023-2024年卸任前）： 在2023年，針對法務部長年殘留「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下大陸地區人民亦屬我國國民」的荒謬釋令，蔡英文總理行政院做出最高位階的行政院秘書長函釋，宣布全面廢除舊有惡法，法理定調「中國大陸人民不具中華民國國籍」。 這項關鍵突圍，直接為 2024 年賴清德政府全面查緝「李貞秀等在野黨立委與公務員具備雙重國籍、違反任用資格」的國安防衛戰提供了最強大的法律機關槍。 這項歷史規律證實：受制於選舉民主，本土總統往往將最核心的建國法律戰押在最後一刻實施。他們的沉默不代表台灣人民的妥協，而是體制內突圍的無奈選擇。 台灣現階段的核心需求：揚棄西方模板的「政治性公民運動」 在台灣主權尚未完全正常化的「非正常國家」進程中，台灣公民社會所扮演的角色，絕不能盲目套用西方成熟民主國家「純粹在體制內對最大在野黨進行政策遊說」的安逸模板。 面對中國國民黨與民眾黨的國會亂象，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個具備憲政忠誠的在野黨，而是一個「代表舊威權體制殘餘、且在核心主權立場上與敵國（中共）利益完全一致的代理人集團」。 在主權認同混亂的土壤上，民主制度必將崩塌。因此，公民社會必須發起強悍的「政治性公民運動」，去承擔政府因外交或選舉不便出面執行的防衛反擊。 埋葬五〇一體制：宣示舊憲法對台灣的「實質無效性」 公民社會要大聲宣告賴清德政府受限於體制無法說出的「憲法真相」： 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對台無效：該憲法在南京制定時，台灣人民尚未脫離日本國籍（日本直至 1952 年 4 月 28 日《舊金山和約》生效後，才正式放棄台灣主權並讓台灣人脫離日本籍）。因此，當時開會制定的憲法對台灣不具任何民主正當性。 1991年《憲法增修條文》實屬非法：1991 年 4 月 22 日通過的增修條文（含一國兩區、終極統一等親中框架），是由完全未經台灣本土民意洗禮的「萬年老國代（老賊）」在退職前夕強推通過的。經民連與公民社會必須在法理上發起「埋葬假憲法」運動，宣告這套「五〇一體制」因缺乏民主正當性而實質無效。 結論：當國家體系失能，由民間發動反滲透法律戰 在當前朝小野大、在野黨黨鞭傅崐萁等人在赴中會見文旅部官員後、立即回台指揮同黨立委進行跨海接軌立法的違憲亂政現實下，台灣的司法與檢察體系基於政治顧忌，往往陷入集體失能、不敢查辦的困局。 既然中華民國的檢察官不敢查辦傅崐萁與藍白集團實質違反《反滲透法》與《國安法》的行為，那就由經濟民主連合（經民連）與第一線的公民團體，親自組織專業法律團隊前往檢調單位進行實質刑事告發。 受限於美國與中華民國體制的選舉限制，執政黨的沈默絕對不代表台灣人的退讓。公民社會必須成為這台跌跌撞撞的民主之車最強大的「防衛安全氣囊」，用強悍的陸戰組織、銳利的法律戰工具，不嫌煩地進行主體繁中語料的灌溉與反滲透阻絕。 在即將到來的 2029 年美方政權交接真空期前，由民間社會自己動手，把中華民國這張去中國化的紙張撕碎，徹底點燃台灣實質獨立建國的燎原之火。

與談人｜王美琇辜寬敏基金會 董事長 我們在憂國憂民之餘，還要保持身心平衡，如果沒有身心平衡，就會像在座一些人一樣感冒⋯⋯我覺得作為一個社會運動工作者，如果沒有那種像瘋子一般的傻勁，這條路走不下去，這個事情去做不一定會成功，但是不去做就是0。 本場次第三位與談人王美琇為資深本土文化工作者，現為辜寬敏基金會董事長。王美琇董事長指出，回顧本土政權完全執政的過去十年，公民社會的能量經歷了顯著的起伏：在蔡英文前總統完全執政的八年間，民間普遍陷入「一切交給體制內處理」的安逸心態，導致公民社團的自主動能實質萎縮；直至賴清德總統上任、面對第11屆國會（2024-2026）在野代理人集團橫行霸道的擴權亂政，才再度由賴中強律師與第一線NGO在5、6月點燃「青鳥行動」的實體烽火，並延續至後續大罷免潮的自主民意展現。 雖然席次未能實質翻轉，但這股強大的公民防衛意志並未消散。面對強敵與在野代理人的雙重夾擊，公民社會必須克服政治疲倦，透過高度的運動策略去重新奪回議題主導權。 社會運動的突圍三部曲：黃文雄與兩公約入法的「假戲真做」 面對民進黨作為選舉政黨，其施政優先順序與急迫感（如追求選舉連任與穩健現狀）往往與獨派、人權團體存在結構性落差的現實，公民團體決不能消極等待。 王美琇董事長藉由人權先驅黃文雄先生的紀錄片《風吹》與其推動兩大國際人權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實質國內法制化的歷史經驗，為民間社會總結出不對稱反擊的三大社運核心心法。 威權復辟的進行式：轉型正義怠惰與歷史記憶的「十字路口」 國會在2024年後的種種違憲亂政亂象，本質上是「威權遺緒未經徹底清理、在體制內反噬民主」的政治復辟（威權復辟）。國民黨的威權本質在過去十年間從未改變，他們只是換上了民主與立法的包裝，便重新在國會殿堂耀武揚威，甚至進一步與中共涉台國安勢力進行實質的「裡應外合」。 造成此項國安災難的根源，在於本土政權在轉型正義與歷史教育上的重大怠惰。目前台灣50歲以下的青壯年與年輕世代，由於長年缺乏對戰後二二八、白色恐怖與黨國迫害歷史的深層灌溉（例如近期引發論戰的台北101董事長賈永婕歷史發言爭議事件，即反映出社會精英對歷史記憶的蒼白），正集體喪失對政黨本質的辨識能力。 更嚴峻的是，當前的國小、國中與高中生，每天生活在小紅書、抖音等威權演算法的精準大數據洗腦下，在無形中對中國高鐵、高科技建設產生盲目好感，徹底喪失了對「中國併吞野心」的防衛與警戒。如果下一個世代在和平演變中對敵我意識完全麻痺，未來地緣戰爭爆發時，台灣將沒有人願意為守護國家而戰。 歷史防線的「團塊作戰」實戰策略 為了在時間賽跑中搶救年輕世代的認知防線，王美琇董事長結合民間與范雲委員等進步立委，在推動將「519白色恐怖記憶日」實質正名為國家重要紀念日的進程中，發展出一套「團塊作戰」的實務防衛戰略： 結論：做一個走向未來的「溫和瘋子」 如同獨立建國運動前輩辜寬敏先生長年的叮囑：「很多事情，去做了不一定會成功；但不去做，國家主權的機會永遠是零。只要動手去做，就會產生實質的累積與震撼效果。」 正如拉丁美洲文學巨擘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在《苦妓回憶錄》中的歷史名言：「溫和的瘋子，往往走在未來的前面。」 台灣的實質建國與轉型正義是一條走了三、四十年的漫長荊棘路。本土陣營與公民社會不需要暴力的狂熱，但必須具備這股「溫和瘋子」般的傻勁與政治毅力。 本土政權與大黨（民進黨）永遠只是體制內的操作者，它絕不等於、也不能被當作「改革運動的主體」。執政黨必須永遠接受公民社會最嚴厲的批判、監督與檢討。當民間在外面罵得越大聲，體制內真正具有良知的本土同好者才會有力量在內閣與國會中制衡保守派。 我們必須持續推動賴中強律師所主張的「政治性公民運動」，在陸戰、空戰與 AI 語料庫中全面深耕。讓我們帶著這股瘋子般的傻勁，用團塊作戰將歷史記憶與人權價值扎根於下一代，用天助自助者的決心，共同開好民主這台車，直至台灣真正完成制定新憲法、成為國際社會實質正名、受人尊敬的獨立國家。

主持人｜翁銘章台灣南社／台灣社 社長 本場次主持人翁銘章教授是國際金融及經濟學專家，在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經濟學系任教，同時是台灣南社／台灣社社長。翁教授特別透過自身多年大學執政的觀察經驗，指出當年台灣雖然迎來有史以來經濟數據最亮眼的時代，但同時也是青年生存最承重的一代。 翁教授表示，在宏觀經濟巨人背後，青年正面臨微觀焦慮—高成長下的低安全感，在國家數據表現如此亮眼的情況下，為何年輕人卻充滿無力感？ 如果深入分析2025年薪資結構的真相，就能看出被「平均值」掩蓋的真實青年困境，從政府視角而言，經常性薪資平均為47,884元，然而中位數為38,406元，部分工時中位數則為15,788元，可以看出平均薪資被高新科技產業拉高，掩蓋了真實多數我在「中位數底層」的困境，而且許多「非AI」青年正面臨產業快速升級的結構轉型下的壓力與淘汰恐懼。 更有甚者，翁教授提出青年在多重成本疊加下的成家困境，縱使薪資在名目上微幅增加，但與之同時的事，房租、交通費、外食費、保險予以料費、托育費及長照負擔成本疊加，直接壓縮青年對未來的想像與投資能力，導致陷入「低結婚率」、「高離婚率」及「少子化」的惡性循環。 而在另外一條隱形的戰線上，台海安全的情勢升溫，青年早已成為第一線的承擔者，國家安全的緊張局勢，亦直接導致青年在人生規劃上的高度不確定性。 翁教授總結，面對青年的集體焦慮，政府政策應從單純的「福利補貼」走向「國家韌性工程」，例如在服兵役時結合職業養成，無縫接軌國防軍工產業。青年絕非如在野黨廣告所言是「躺平世代」，而是「承重的一代」。期待透過今日的總檢視，為投資台灣未來20年的青年政策尋找制度性處方。

與談人｜張育萌台灣青年世代共好協會 理事長 ⋯⋯很多我舉出的社會運動最終都不算成功，但這也是我們對於社會運動所理解的常態⋯⋯但到了太陽花，我認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叫做「對於失敗主義的扭轉」，就是我們知道總是會改變的，只是那個改變發生在什麼時候。 本場次第一位與談人張育萌是青年NGO及青年議題工作者，現為台灣青年世代共好協會理事長。張理事長首先提出，如果想要理解當代年輕人在想什麼，必須從這個世代青年的生命經驗及歷史處境談起。他作為1997年出生的世代，國高中時期正好是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前夕，從反旺中媒體壟斷、苗栗大埔拆遷事件、苑里反風車，一直到2014年那場徹底改變台灣歷史進程的太陽花運動，這綿密的社運浪潮構成了我們這一代人的「社運啟蒙」。 從質疑效能感、扭轉失敗主義，到疫情後的校園斷層 張育萌理事長認為，新一代青年投身社會運動時，最常面臨的挑戰並非人身安全的問題，反而是「做這些有什麼用」的效能感質疑。他主張這是因為當時多數抗爭最終均未獲得體制回應，也可以說幾乎「都沒有成功」。然而，三一八運動扭轉了這種失敗主義，向不同世代的參與者證明，長期的議題深耕及公民能量的積累，終能促成社會的改變。 張育萌理事長以后三一八時代，青年主導的運動遍地開花，包含2015年反黑箱課綱運動，作為台灣首次由高中生自發組織，並試圖佔領教育部的抗爭，隨後延伸出徒步環島倡議等深化社會溝通的實踐；2016年後青年世代積極參與婚姻平權修法，並與工會並肩投入勞基法修法抗爭；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以血淚教訓極大激發青年的亡國感及歷史反思，催化新一波公民運動及投身公共議題的青年，本土政權支持度亦在2020年大選達到高峰。 然而，張育萌理事長也認為，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個重大轉折，長期的線上遠距導致校園內傳統上以「每週社課及讀書會」為核心的議題型社團，於2022年至2023年間出現嚴重的斷層，甚至成群走向解散。當實體討論空間消逝，青年議題思辨被迫轉向匿名且極端的網路環境，很快就陷入言論激化及噤聲的惡性循環。 民主體驗日常化及投票效能感的稀釋 而與民間社團式微相對應的，是過去十年公部門制度化參與管道的激增，2014年《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通過後，行政院及地方政府相繼成立「兒少福利權利推動小組」，讓18歲以下的青少年有機會與官員平起平坐進行提案；2016年修訂《高級中等教育法》，要求全台高中職必須設立學生會，並使學生參與校務會議，逐步將校園民主法制化；蔡政府時期將青年顧問團改組為行政院級的「青年諮詢委員會」，青年委員的提案皆採取實質說明與列管追蹤。 張育萌理事長認為，這種轉變創造了全新的「青年民主體驗」—民主高度日常化。但其反面效應在於，當體制內常態性的參與管道全面鋪開，不論政黨輪替與否，青年皆有管道發聲，反而稀釋了「投票」作為單一改變政治手段的重要性及效能感，這也是近年青年投票率並未顯著攀升的結構性背景。 青年政策的典範轉移：從權利參與到福利擴張 縱觀這十年的青年政策，可發現明顯的典範轉移。蔡政府第一任期側重「權力型與參與型」的體制建立；第二任期則轉向「福利型」的資源挹注，如租金補貼、文化幣及學雜費補助等。 到了賴政府上任後，政策預算更呈現暴增式的擴張。以教育部青年署為例，其預算從2016年的4億元、2020年的5億元，一路上升至2025年的18億元，主因在於啟動了逐年編列至百億規模的「青年圓夢計畫」。此外，新青安房貸補助（約45億元）、文化幣（約24億元）及青年三次免費心理諮商（約3億元）等福利百花齊放。 結論 初步數據顯示，單純的經濟福利補助對青年世代的政治參與度，並無明顯的提升。所幸在本土社團及各方夥伴的共同努力下，去年成功推動通過《青年基本法》，讓台灣終於有了第一部青年專法。站在執政十年的結點之上，體制內的「制度參與權利」及體制外的「社會福利保障」兩軌必須齊頭並進，方能回應新時代青年高度日常化，卻又面臨斷層的民主參與經驗。 初步數據顯示，單純的經濟福利補助對於青年世代的政治民調並無明顯的線性提升。所幸在獨派與各方夥伴的共同努力下，去年成功推動通過《青年基本法》，讓台灣終於有了第一部青年專法。站在執政十年的節點上，體制內的「制度參與權利」與體制外的「社會福利保障」兩軌必須齊頭並進，方能回應新時代青年高度日常化卻又面臨斷層的民主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