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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ur Waldron Lauder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y subject is the evolution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aiwan. I spent some time wrestling with what I would say to you today—after all what new can one say of the post-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pei and Washington that is now nearly forty years […]

吳榮義 新台灣國策智庫董事長 一、前言 中國對台灣的基本政策是1979年底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時提出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此後歷任中國領導人雖然決策風格、政策的重點及口號各有不同，但基本目標是沒有改變。雖然標榜「和平統一」，但是並沒有放棄必要時以武力統一台灣。因此，不僅部署飛彈瞄準台灣，而且數量每年增加，在國際社會封殺台灣的參與。2005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預備對台使用武力的法律依據。 二次大戰後以來，統治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政黨基於「漢賊不兩立」政策，嚴格禁止兩岸人民及經貿來往。一直到1987年7月15日在台實施38年的戒嚴令取消，同年11月開放民眾赴中國探親，兩岸關係才開始解凍。同年政府開放多項中國農工原料可以間接進口（經過香港）；接著1990年准許台商赴中國間接貿易及投資，但兩岸經貿仍然受到嚴格管制，因此不管是人民或經貿來往數量均十分有限。 可是由於鄧小平1987年提出改革開放政策，歡迎外資前往中國投資。1988年中國公佈法令鼓勵台商前往投資，但台灣政府一直到1990年才正式開放台商可以間接與中國貿易與投資，台商投資中國開始明顯增加，由於投資帶動的出口也隨著快速成長。到2011年，中國市場占台灣出口的比例高達40%以上，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一方面中國對台灣仍未放棄武力統一目標，但另方面台商卻對中國大量投資，並成為台灣最大出口市場，導致台灣經濟高度依賴中國，不但威脅台灣的國家安全，而且由於台灣在亞太區域安全的重要地位。近年來，中國不斷軍事擴張性的威脅，連帶衝擊亞太區域的安全與穏定發展。本文首先分析台灣在亞太區域戰略的重要地位，接著回顧台灣的中國政策及其衍生的兩岸經貿關係及其對台灣經及社會造成的衝擊。然後探討台灣如何面對中國的威脅？應採取何種因應對策？最後提出結論。本文特別指出，除了台灣本身的努力及應採對策之外，亞太區域鄰國以及全球/經濟及軍事最強大的美國，必須協助台灣因應中國的威脅，才能使台灣不受到中國的併吞或控制而威脅到亞太區域的安全。  二、台灣在亞太區域戰略與和平的重要性 2005年5月，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出版一期報導台灣高科技產業專刊，封面主題為「為什麼台灣這麼重要？」 （Why Taiwan Matters?）。文中指出台灣高科技公司如華碩為蘋果電腦裝配ipad及Mini Mac、世界最大手提電腦製造商廣達電腦、全球最大晶圓代工的台積電（TSMC）、電腦零件供應商的鴻海等等，當年這些25家台灣最大科技公司產值達1220億美元，可是由於台灣與中國的敵對狀態，萬一台海產生戰事，不僅會有大量人員傷亡，同時對全球IT產業產生的衝擊將造成全球經濟及對「數位時代」（Digital Age）的致命傷害，後果幾乎與一次核彈爆炸一樣的嚴重。顯示台灣高科技產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重要地位。這種看法相信到今天仍是正確的。例如台灣1999年9月21日發生大地震，造成美國股市震盪，當天紐約道瓊指數及那斯達克指數分別下跌2.08%及2.25%，一周內下跌5.03%及5.05%即可明證。 其次，台灣地理位置東亞地區的重要性也是十分明顯，台灣位於東北亞與東南亞的連接點，也就是顯示東亞戰略地位的「第一島鏈」，起自南韓，經琉球群島、台灣、菲律賓，延到馬來西亞，台灣正是佔據第一島鏈的樞紐地位。近年來中國崛起，大力擴展軍力，已經威脅到亞太區域鄰近國家，連美國最近已一再表示對中國軍事擴充的擔心。 最近美國國防部出版的「2011年中國軍力報告書」[1]，或日本防衛研究所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1」[2]，都明白的表示對中國軍事擴張對亞太地區安全所造成的威脅表示憂心。由於台灣的戰略位置的重要性，如果被中國控制或併吞，那麼中國就可打破第一島鏈直接進入太平洋，對東亞及亞太區域安全的破壞及威脅是不言可喻的。 同樣地，有不少美國學者擔心台灣被中國併吞，如美國Davidson學院教授任麗雪（Shelley Rigger）去(2011)年出版一本叫「為什麼台灣重要？」（Why Taiwan Matters） [3]；邁阿密大學教授June Teufel Dreyer去(2011)年6月在美國眾院外交委員會作證，說明「台灣為什麼那麼重要」[4]，也表示同樣的憂心及看法。他先呼籲美國加強對台灣軍事協助，擔心中國軍事擴張，威脅到台灣及亞太區域的和平與安全。 近兩年來，中國與日本在釣魚台的領土爭議以及中國對南海廣大海域與菲律賓及越南的領土糾紛，甚至在最近宣佈正式設立「三沙市」(管轄南海三個小島)，表示中國與鄰近國家領土爭議有擴大情勢，不但引起鄰近國家的緊張，同時因美國與這些國家訂有軍事同盟關係，故亦無法置身度外，不僅宣佈新的亞太戰略佈署，並明言要在2020年前在亞太海軍軍力佈置達全球的60%。最近美國政府也頻頻發表報告，表示計畫增加亞太的軍力，如在亞洲建立更大的飛彈防護盾[5] 。 無論是釣魚台或南海海域台灣都有領土的要求，這些爭議到底要如何因應，台灣都無法閃避。這些爭議會影響到亞太地區的和平穏定，也會波及台海的緊張，因此其重要性是十分的明顯的。最近中國的領土要求是造成這些緊張的導火線。台灣由於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對於未來東亞區域的和平與發展是十分關鍵的因素。 三、台灣的中國經貿政策 在中國對台的文攻武嚇之下，台灣的中國政策依不同的總統而有不同的主張。 3.1蔣經國時期 (1988年以前) 台灣對中國政策最大的轉變可以從蔣經國1987年7月宣佈解除「台灣省戒嚴令，以及解除黨禁、報禁」為劃分的標準。在解嚴之前，蔣經國仍然以「三不政策」即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為對應中共對「和平統一」的基本政策，嚴禁雙方人民來往接觸，經貿關係當然也嚴格禁止。解除戒嚴令後，接著黨禁、報禁也隨著開放，台灣政治民主化開始推動。由於1988年核准民眾赴中國探親，開啓台商赴中國投資的機會。所以1987年台灣戒嚴令的解除之後，「三不政策」也隨著失效，是解除台灣與中國長期以來關係凍結的關鍵因素。接著台灣政府1987年首度開放27項中國進口原料的進口限制。1988年蔣經國逝世後，李登輝繼任總統，並於1990年正式當選中華民國總統，之後陸續取消雙方貿易及人民來往的限制。 3.2李登輝時期 (1988 – 2000) 為處理這些新的兩岸經貿的發展及人民的來往，政府發展出一套處理兩岸事務的機制，包括1991年1月30日成立的大陸事務委員會，為行政院處理中國事務的法定機關。同年3月成立半官方的海基會(海峽交流基金會)開始運作，年底中國北京也成立海協會(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為台灣海基會的對口單位。1991年3月行政院通過「國家統一綱領」，成為中國政策最高指導原則。為規範兩岸人民在經濟、貿易、文化等往來，1992年7月31日公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有這些處理兩岸關係的架構，1993年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及中國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簽署四項協議，開啓兩岸半官方性的交流與協商。 1995-96年間，中國不滿李登輝前往母校美國康乃爾大學發表公開演講，並在1996年3月總統選舉期間對台灣的基隆及高雄外海試射飛彈的軍事演習，威脅台灣並企圖影響第一次台灣的公民直接選舉結果。幸好美國總統克林頓派二艘航空母艦前來協防。選舉結果由李登輝當選台灣首任民選總統，台灣民主化跨出一大步，兩岸關係也因此惡化。李登輝因此在1996年7月對中國經貿採「戒急用忍政策」，對台商投資中國加以嚴格管制。1999年7月9日李總統在接受德國之音訪問時，提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主張，也就是兩國論，造成台灣與中國的緊張關係。 3.3陳水扁時期 (2000 – 2008) 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當選民選總統，為台灣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選舉期間中國不再像以前使用武力威脅，而由朱鎔基總理在選前三天記者會上公開表示「不管是誰，只要搞台獨就沒有好下場」的語言恐嚇。結果陳水扁以39.3%最高票當選，(其次是宋楚瑜的36.84%，第三是連戰的23.7%)。陳水扁以少數總統(minority present)執政，為穏定政局及讓中、美二國政府安心，在就職典禮上針對統獨問題宣佈「四不一沒有」成為兩岸關係的基本政策。陳水扁在就職演說中表示：「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但是中共根本不理會陳水扁的善意宣示，仍然不放棄以武力威脅，繼續打壓台灣的國際參與，因此，2002年8月2日在日本東京舉行的世界台灣同鄉會第29屆會上，陳水扁透過視訊會議提出「一邊一國論」，認定台灣與中國不屬於同一個國家[6]。陳水扁提出的「一邊一國論」比李登輝的「特殊國與國的關係」進一步明白表示台灣不屬於中國的一部份的立場。 在陳水扁總統第二任內，有關中國政策比較重大的政策是2006年2月27日決定國家統一委員會「終止運作」(cease to function)，不再編列預算，國家統一綱領也「終止適用 」(cease to apply)。但是由於受到當時在野黨的中國國民黨以及美國政府在各方面的壓力，他把「廢除」改為「終止」使語意沒有那麼強烈[7]。但陳水扁繼續推動台灣與中國一邊一國的政策並沒有改變。 3.4馬英九 (2008 –  ) 2008年第二次政黨再度論替，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當選總統，他不但接受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而且多次提及「終極統一」。他在2008年5月就職演說中的兩岸政策提出「三不」，就是「不統、不獨、不武」。馬就任後，立刻恢復中斷近10年“海基會”與“海協會”協商。並大幅開放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經貿來往。比較重要的成果是2010年6月29日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並於2010年9月12日生效。附帶的18項協議陸續簽署。所以馬英九的中國政策與過去李登輝及陳水扁二位比較起來，可以說是完全不同思惟，李及陳二位總統的政策要把台灣與中國分開，但馬英九的政策則是承認「九二共識」及「一中原則」，所以前者的中國政策仍然考慮到台灣的主體性及台灣的國家安全，但馬英九為換取兩岸暫時和平，却犠牲台灣國家的主權、安全及自主性。 台灣的中國經貿政策，隨著不同時期主政者所採取的不同中國政策而調整。大致上可依對中國經貿管制的鬆緊而分成四個時期。蔣經國1987年7月15日宣佈取消實施38年的「台灣省戒嚴令」是最關鍵因素，隨著戒嚴令的取消，影響經濟活動最重要的「管理外匯條列」也修正部份條文，取消外匯的嚴格管制，民眾及企業可以自由擁有及運用外匯。對以後的台灣經濟的自由化及國際化也有重要的影響。 […]

2012.04.19 1.前後與各界會面35次，包括企業界、立委、政界人士、人權團體、 臺商、勞工代表、勞工界學者、律師、媒體界。並親身訪問二位外勞，最近並邀請10位熱心人士，就此問題舉行餐會工作會報。 2.目前勞基法規定本、外勞基本工資掛鈎，但根據調查，外勞只拿到  一半的基本工資，另一半都進入特權及仲介口袋，剝削情形相當嚴  重。 3.臺灣目前產業外移、工作機會減少，而且本勞流動性大、人口又面  臨高齡化、少子化趨勢，加以國內人才流失，又阻止外國人才進入，  人力結構出現中間膨脹的現象，很基層的工作沒有人要做，很高階  的工作也沒有人會做，人力資源顯然不足。反觀新加坡，其副總理尚達曼最近在一場演講指出，該國不能重演「臺灣故事」(人才赤字危機)。新加坡目前人口508萬，其中公民325萬，另外183萬人是永久居留及外籍工作者，(引進尖端白領人才約60萬，也大量進口基層藍領勞動力約120萬左右，但本、外勞的薪資脫鈎，由市場機制決定。)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值得參考。 4.最近勞委會因各方的爭議，在其網站公佈「我國與香港、新加坡及韓國製造業外籍勞工成本比較」及「外勞工資不應排除基本工資規定適用之Q &A」說帖。 （a）勞委會指出本國外勞薪資與這些國家差不多，甚至比較低。不過許多僱主對勞委會的數字存疑，並指出臺灣外勞的薪資實際上遠比新加坡及香港高。工總則指出臺灣外勞的平均薪資是本勞平均薪資的46％，而新加坡是36％。亦有人指出新加坡的平均國民所得是NT$10萬、香港是NT$8萬而臺灣卻只有NT$5萬，雖然勞委會表示各國的外勞薪資都差不多，但臺灣相對來說，外勞的薪資是比較高的。 （b）勞委會主張「本、外勞薪資脫鈎」違反國際勞工公約。不過1975年訂定的143號公約，對「移民勞工」的權益保障，在第11條明文指出，並不適用於「在限定期限內必須離開的契約勞工」。臺灣沒有移民政策，目前所有的外勞，都應歸類為「契約勞工」。 5.目前的幾點想法： （a）全球經濟衰退，失業率偏高，各國普遍推動產業回流，包括美國Obama在今年的The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亦是如此主張。 （b）陳沖院長接受訪問亦表示：臺灣要避免先進國家發生貧富不均、高失業率問題，必須進行產業調整轉型；包括： Ⅰ加強服務業(高素質服務業)、Ⅱ海外製造業拉回來、Ⅲ傳產維新。 （c）臺灣的經濟必須「適當」與中國脫鈎。 （d）重點聚焦在幫助中小企業生存發展，以純經濟問題處理，避免有反中的意識型態，並且必需超越藍綠立場。 （e）對回流的產業可能採取的優惠措施：Ⅰ外勞總量鬆綁、Ⅱ本、外勞基本工資脫鈎、Ⅲ引進白領人才、Ⅳ五年內減稅(如2010年的產業創新條例所得稅17％)、Ⅴ協助融資、Ⅵ協助研發、Ⅶ簡化行政手續、Ⅷ工業用地租金減免、Ⅸ設經濟特區接納回流的企業。Ⅹ對根留臺灣的產業更應多予優惠，至少要一體適用。 （f）外勞的定位是補充性、是契約外勞，依產業類別目前規定外勞與本勞有一定的比例，外勞的比例只能在10％至35％之間。 （g）產業回流，就業機會增加，勞工有收入，本勞可提昇為領班或是工頭，間接增加國家稅收，同時繁榮周邊經濟。 （h）產業回流是短期的經濟振興方案，國家需要提出長期的、有計劃性的產業政策。 （i）優先鼓勵符合環保、有意願改善勞動條件、可升級轉型的產業回流。 （j）還需接觸更多的臺商，更進一步了解其需求。 （k）可考慮與立法委員等舉辦公證會或座談會。 （l）本會可以扮演串聯各界需求的角色，以尋求最大公約數(產業回流，目前各界悉表贊同)。 （m）在人權爭議上，針對德國、美國及新加坡等國為案例，再進一步研究；同時研究ILO、WTO及FTA的規定。  

各位貴賓、各位學者專家、各位關心台灣的朋友，大家好： 首先代表李登輝民主協會感謝各位先進，共同參與今天「政治經濟學術研討會」。 李登輝民主協會成立二年多以來，一直以維護台灣主權、提昇民主素養、深化台灣民主發展、推動民間國際交流等四大宗旨，來作為協會成立的主要目的。一年多前，協會也特別成立政策研究小組，由施正鋒教授擔任召集人，邀請許多專家學者，其中有不少的年輕學者，就文化、社會、教育、經濟、法政及國防外交六個單元，分別提出6–8個相關議題，經過將近一年的相互討論，交換意見及修正，在今年三月將其成果匯集出版一本近400頁的「國家政策展望」，作為國內外研究台灣社會發展的參考。 除了書籍的出版外，李登輝民主協會也第一次結合關心台灣未來發展的各個團體，包括群策會、台灣教授協會，共同合作，舉辦今天這場「政治經濟學術研討會」，期盼在大家的互動交流下，能激發出更多的寶貴意見。 談到經濟，讓我想起當年選擇大學科系的事。我高中就讀台南一中，即將畢業時，得到學校推薦保送台灣大學的機會。當時年少，對各科系的未來發展，坦白說懵懵懂懂，只覺得對數字頗有興趣，所以打算選擇數學系就讀。家父認為數學系畢業後，頂多只能擔任學校教師，因此要求我選擇可以賺大錢的科系。所以我改選同樣與數字有關的經濟系，結果家父卻說，「讀經濟，讀討債（台語浪費之意）」。最後選擇就讀化工系，心想也許畢業後，可以開化工廠賺大錢。台大畢業後，出國留學取得博士學位，也當了20多年的化工教授，錢沒賺到，卻一頭栽入「了錢」的台灣人運動。 不過長久以來，我倒是一直對經濟保持高度的關心與興趣。1983年時任台灣獨立聯盟主席時，在美國發表「建設東方瑞士：台灣建國藍圖的探討」一書，檢討當時的台灣經濟問題，個人也特別提出追求效率財富（Efficiency）的「經濟人」價值觀，如何與追求社會公平（Equality）「社會人」的價值觀求得平衡的看法。在2002年也發表一篇「西進、南進、不如自己上進……一個外行人看台灣的經濟困境」，當作野人獻曝，提出台灣經濟復甦的對策。 今天的研討會主題是政治與經濟的交會，據我了解「政治經濟學」一詞，最早在1615年由蒙其雷汀（Montchretier）出版「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提出，強調如何運用經濟手段來增加國家的力量。所以，政治學與經濟學這兩門專業學科，原本就是一體兩面，無法分開的。1776年，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發表「國富論」一書，認為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有助於社會的整體發展，因此主張國家對市場經濟採取放任自由的政策；再加上研究領域的日趨細膩與分工，使得近200年來，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研究，漸行漸遠。 事實上，政治與經濟是相互影響的。一方面，經濟資源可以輕易轉化為政治權力；另一方面，政治力量一定會左右經濟運作。如果掌有政治權力的人不懂經濟領域的本質，注定只能被掌有金權的人操控；同樣地，假使具有經濟資源的人只管那隻看不見的手，很難逃避另外一隻看得見的手的介入。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發表「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一書，重新為「政治干預經濟」提供了理論基礎，也為政府公權力介入市場經濟提供了正當性。 最近台灣的油電雙漲、美牛的進口，及課徵證所稅，搞得整個國家社會混亂不穩定，目前李登輝民主協會正在研議的「製造業回流，創造就業機會」等等，這些問題就是標準的政治經濟議題。其中牽涉到市場經濟與國家政府扮演的角色。政府究竟是問題的製造業，或者是政策的服務業？是物價、股價、國民健康的守護者，抑或是國營事業管理無方，帶動通貨膨脹；證所稅的版本一變再變，打壓股市的trouble maker？這些問題若沒有適當處理，其後果甚至會形成台灣政治的大海嘯。 1995年WTO成立後，全球化加速，形成世界的潮流，但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國家仍然是國際上最基本的政治單位，每個人的自由、生命、財產，都還是要依賴國家來保障基本的安全，所謂「商人無祖國」的說法，是經不起挑戰的。 我記得曾任美國的CIA Director，國防部長，白宮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首席顧問Robert M. Gates講過一句話，「經濟是國家安全的首要事務」。假如我們把政治與經濟的關係轉到國際場合，全球化造成物價波動、失業率攀升、貧富差距擴大，執政當局政治傾中，雙邊簽署ECFA，彼此之間實力不對稱，是否會威脅台灣國家主權與安全；此外歐債5小豬（Piigs），本世紀初的金融海嘯，美國是否會推出QE3的貨幣寬鬆政策，油價波動，這些都是最典型的國際政治經濟課題；這些問題在在都衝擊到台灣，我們應該面對並設法解決。台灣身為小型海島型的經濟體，必須對外貿易來維持經濟發展，我們雖然沒有能力在國際經濟扮演主變數，但是我們應該要有有效的對策，才能因應國際環境的變遷。在確保國家安全的原則下，使全球化對台灣帶來正面的意義，讓人民享受到經濟交流的好處。這是台灣所面臨生存與發展的最大挑戰，也是今天我們舉辦這一場學術研討會的主要目的。 因此，今天的研討會，我們除了邀請經濟學者與政治學者，分別以自己的專業角度，來觀察政治經濟學，還特別安排了三個場次，分別探討美國與台灣／墨西哥／加拿大、烏克蘭與俄羅斯及奧地利與德國、及台灣與日本／中國／東協／歐盟的經濟關係，看他山之石是否有讓我們值得學習之處。 我一直非常喜歡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所說的一段話：「I must study politics and war that my sons may have liberty to study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 My sons ought to study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 geography, natural history, naval architecture, navigation, commerce and […]

前總统  李登輝 二○一二年六月十日 吳榮義董事長、胡勝正院士、陳博志董事長、張炎憲會長，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午安，大家好！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各位學者專家共同來探討台灣經濟發展的議題。 去年年底，登輝在住院期間，就開始思考，不論誰當選二○一二年的總統，台灣都必須面對到世界經濟的變局，惟有政府具有正確的經濟戰略，加上民間的活力，台灣經濟才能永續發展。所以我請群策會邀請幾個重要的智庫，籌辦這次的經濟研討會。希望在這個經濟局勢變化不明的時代，共同為台灣經濟提出具體可行的政策建言。 經過四個多月的討論與研討會，針對世界經濟局勢的變化、新興市場的發展，以及市場經濟與國家角色這三個大方向，探討對台灣經濟發展的影響與挑戰。登輝要感謝所有的學者專家，所做的貢獻與努力，大家辛苦了。 我們很清楚，國際經濟環境已經發生大變化，全球化下所產生的風險我們不能沒有警覺，也需要好好檢討。上個月，登輝接受《財訊》跟《新新聞》專訪時，有提到相關的問題，今天，登輝要再次提出一些看法。 在二次大戰之後，因為美國、蘇聯冷戰對立，世界經濟局勢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並立。一直到蘇聯解體，資本主義勝出，變成美國獨大，全世界的經濟都受到美國的影響。不過，這幾年來，中國經濟快速成長，也威脅著美國這個世界「超強」的影響力。這種變化，就是因為「經濟力」的消長。但是我們發現最後影響經濟的往往是政治力。 二○○八年，美國因為次貸危機，連帶造成國際金融危機，不只使美國的經濟實力受到重傷，也造成全球經濟大混亂。如今，美國元氣尚未復原，中國經濟也不是很好，眼前還有歐洲國家債務風暴仍未解決，台灣是一個欠缺資源的國家，在這種全球經濟變局中應該如何應對，找到最有利的發展方向，現在正是關鍵的時刻。 一、區域經濟的檢討 現在世界各國都透過簽訂ＦＴＡ達成區域經濟整合，拓展市場，台灣應該推動與主要貿易對象簽訂經濟整合協議，包括美國、日本、歐盟及東南亞，不能單獨依賴與中國的ＥＣＦＡ，以免台灣的資金與人才加速流向中國，ＥＣＦＡ也應該回到ＷＴＯ的架構下來進行。 在簽訂經濟整合協議同時，應該評估對台灣的效益是什麼，資源與產業發展要如何規劃，對受害的產業要如何補助、輔導升級，協商過程更要透明化、受國會監督。 二、國際金融自由化與整合的問題 在全球化與貿易自由的大旗下，多數人認為金融自由化與貿易自由化同樣對經濟發展有利，並沒有考慮國際金融自由帶來的高風險。 歐美國家將信用差、風險高的債權，包裝成各式各樣的金融商品，賣給全世界，台灣的銀行不瞭解這種風險，靠賣歐美債權來賺錢，一旦信用貸款違約，就會發生連鎖性的金融危機，美國次貸風波就是這種金融風暴的典型代表。所以有一些國家已經開始意識到這種風險，管制國際間的資本移動。 三、政府債務風暴 過去各國在高度成長的環境下，採取錯誤的財政政策，致使財政赤字升高，金融部門將金錢當作商品買賣炒作，形成泡沫經濟的現象，一旦崩盤，面臨經濟蕭條的危機，政府就大量借錢，用來救銀行，採取擴大政府支出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景氣，致使國家負債累累。 這幾年我們的國家財政支出赤字一年比一年高，預算太過浪費，特別預算破壞預算制度，稅收減少又對高所得者減稅，財政紀律破壞造成財政惡化，這種財政結構性的失衡，已經不是用減少債務、減少赤字可以解決。另外因為財政分配不公平，有的部門資源太多，形成不當的浪費，有的部門資源太少，地方政府甚至要借錢發薪水，造成政府負債增加，這都必須下定決心作改革。 四、過度依賴中國 加深貧富差距 面對新興市場的競爭，台灣並沒掌握時機進行產業升級，一直追求低成本的生產模式，爭相到中國投資，致使大量資金外移到中國，造成國內投資降低、失業增加與實質所得無增加，產業空洞化。因為經濟過度依賴中國，失去了經濟發展的動能，也嚴重影響勞工與農民的所得分配，貧富差距擴大，造成中產階級以下百姓的痛苦。而且未來中國經濟泡沫化以後，將進一步對台灣經濟造成更重大的傷害。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容易造成階級對立，如果民主制度不能維持公平正義，也會讓百姓對民主制度失去信心。 中國的經濟環境已經漸漸無過去低成本的優勢，產業也漸漸調整以國內市場為中心，在中國的台商要怎麼辦，政府也應該替他們想辦法，看是輔導回來台灣投資，還是幫他們找尋中國以外的生產基地，不能讓他們自生自滅。 五、有效整合資源協助台灣產業創新 在整體經濟發展方面，台灣並不輸韓國，但是在政府執行政策的決心與效率，特別是政策規劃、預算分配與執行的一致性，確實輸給韓國，必需要徹底檢討。政府必須積極整合國家資源，並且有效的運用資源，來協助台灣產業的發展與升級。 高科技產業一直是台灣在國際上能夠與人競爭的產業，但都是民間單打獨鬥。我們看韓國政府，積極幫助企業建立產業規模，提升研究和國際行銷的能力，甚至運用匯率手段，提高韓國企業的外銷競爭力。因此，未來政府除了協助產業研發、發展知識經濟以及培養技術人才以外，也要懂得運用國家經濟手段與政策工具，協助台灣的半導體、封裝、光電、生技、奈米、資訊通訊、綠色能源，這些重點產業，來提升國際競爭力。 除以上高科技之外，台灣還必須有一些特殊利基的創新產業，才可以擴大產業基礎。像鋰電池，是節能產業很重要的技術，但有的零件沒人在做，台灣應該重點發展相關零件產業。還有氫能發電，學術界結合產業界研究很久了，現在也有一些成果，很有發展潛力。電漿產業也是，清大利用螢火蟲的光和閃電，研發出電漿產業的最新技術。而有關奈米的研究與應用，也可能成為未來高科技新興產業。總而言之，不斷的創新，才是台灣經濟不斷發展的基礎。 六、傳統產業升級為高科技 政府應該協助傳統產業升級、高科技化，提高附加價值。像台灣的精密機械在國際很有競爭力，小小的一粒螺絲、一個機械滾珠，還是一台工具機，只要不斷創新技術，多加一點設計觀念，未來還是很有發展性，政府應該用心為他們解決各種困難。還有很多傳統產業，因為應用了新的材質和技術，產業價值不輸高科技。像紡織業，生產各種機能布料，得到醫藥、工業、時尚業採用，大大提高紡織業的競爭力。又例如玻璃陶瓷產業，也因為利用在高科技電子業、節能產業，大大增加產業的價值性。 七、農業是立國的根本 過去重視國際貿易，台灣的農業總是被犧牲，現在全國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土地休耕、廢耕，糧食自給率降到百分之三十二，低於國際水準；在能源方面，台灣都要靠進口，能源自給率只有千分之六。 農業是台灣立國的根本，不能因為要發展國際貿易，就犧牲農業。台灣的資源已經非常有限，台糖的土地那麼多，卻放任它荒廢，用來種樹。政府必須介入，將這些荒廢的土地進行有效利用，例如便宜租給失業青年耕種，可以種甘蔗、蕃薯等作物，用來開發「生質能源」，或是結合農業改良技術，種植經濟價值高的農作物，以此來帶動發展農業生技產業，如此不但可以創造就業機會，讓農村年輕化，繁榮農村經濟，發展新興能源產業，同時也解決土地荒廢的問題。農業要有計畫實施小地主大佃農，在資金、制度及法令提供協助，擴大農業生產的經濟規模與效益，並改善產銷制度；也可以配合觀光事業提高農民所得，為此政府應該公布民宿特別法，協助農業的另外一個出路。 八、全面「解放」國營事業，開放自由競爭，減少國債 國營事業現在應該要全面「解放」，將台糖、中油、台電、台鹽、公賣局、中華電信……等獨佔事業開放民營化，釋出資源，打破壟斷和寡佔，鼓勵自由競爭，提升效率，帶動台灣新一波的產業發展，讓有限的資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創造更多的經濟利益。台灣電信部分開放以後，創造很多新的行業就是一個例子，日本國鐵當年也是賠錢，後來拆成六家民營公司，每一家都努力減少浪費、增加效率，最後六家都賺錢，如果不是有過這段歷史，日本也不會有今日的新幹線。而且開放國營事業民營化，還可以改善越來越嚴重的「國債」問題。 九、經濟好百姓就會開心有信心 近來，政府為了稅收以及油電雙雙漲價的問題，造成百姓嚴重的不滿，尤其在所得並沒提高，甚至更加減少的情形下，難怪百姓要走上街頭反抗。政府應該思考的是，要如何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增加就業機會，百姓賺到錢、收入增加，政府稅收自然就增加。道理聽起來很簡單，但是要如何實踐才是最重要的地方，這個關鍵就是領導者的決策模式。領導者必須清楚瞭解國家經濟的困境在哪裡，除了政府各部門的意見以外，學術界、產業界以及民間的意見都要聽，整合出一套有效的策略，不是幾個人躲在房間裡做決策。 台灣是我們的國家，面對經濟困境是不分黨派的，我們必須共同面對，研討會過程中，有政府官員願意來參加，這就值得鼓勵，執政者就是要這樣，聽大家的意見，更重要的是要真正去作。這也是舉辦這幾場研討會的目的，希望整合各方的意見，為台灣的經濟發展提供對策，共同追求國家最大的利益。 我做過總統，知道總統不好做，總統做得好不好，不是自己感覺，是要問百姓，要作一個好總統，就要讓百姓開心有信心。馬總統，只要你將經濟問題做好，社會就安定，這樣百姓就會開心，百姓就會對你有信心。 最後，再次感謝所有學者專家的參與，也感謝來參加的所有貴賓，謝謝大家！祝大家平安！   *本文為群策會主辦「台灣國家經濟發展研討會」，閉幕致詞，2012年6月10日。

小田村 四郎 日本李登輝友の会会長・元拓殖大学総長 この度台湾安全保障シンポジウムが開催されることを心からお歓び申し上げます。残念乍ら私は所用のため参加できませんが、充実した成果を挙げられることを祈っております。 さて、日本は台湾を除いて近隣を非友好国に取巻かれています。固有の領土を日本の敗戦時又は被占領期に不法占拠したまま既成事実化しようとする国々(ロシア、韓国)、無辜の同胞を不法に拉致したままその情報すら伝えようとしない国（北朝鮮）がそれですが、何よりも警戒すべきは巨大国中国の軍事的、思想的脅威です。 中国は天安門事件後、一九九〇年代に入るや改革開放政策の一層の推進とともに軍備の大拡張に着手しました。軍事費は毎年二桁の伸びを続け、躍進する経済力を背景に今や目を見張る程の軍事大国に成長しました。その中心は海空軍の増強であり、さらにサイバー戦力、宇宙戦力に於ても米国に匹敵する能力を持とうとしています。特に警戒すべきは海洋進出であり、東は東支那海から第一列島線を越えて第二列島線に迫ろうとし、南は南支那海を制圧してＡＳＥＡＮ諸国を脅威し、西は印度洋からアラビア海を越えてアフリカの資源漁りに狂奔しています。 その領土的野心は既にチベット、ウイグルと共に南支那海をも「核心的利益」と称していますが、彼等の最大の目標は台湾であり、既に建国以来台湾を自らの「固有の領土」と断じ、「反国家分裂法」を制定して台湾の独立のみならず現状維持すら攻撃の口実とする構えを見せています。万一、台湾が共産中国の手中に陥るようなことになれば、台湾二千三百万の国民にとって最悪の不幸となるのみならず、東支那海、南支那海は完全に彼に制覇され、台湾は中国海空軍（特に潜水艦）の重要基地となり、西太平洋制圧の重要拠点となるでしょう。それは日本のシーレーン確保に対する重大な打撃となり、東アジアのみならず世界の自由主義国家群にとっても恐るべき脅威となります。 既に四十三年前の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沖縄返還に関する日米共同声明に於て、当時の佐藤栄作首相は、「台湾地域の平和と安全の確保は、日本の安全にとって極めて重要な要素である」と述べましたが、その情況は当時に比して現在遥かに深刻となっています。 中国は今や台湾併呑に止まらず、日本固有の領土である尖閣諸島まで「核心的利益」と称し、さらに琉球列島までも領有権を主張しつつあります。中国の領土的野心は日本そのものに向っているのです。 それ故に日台両国は運命共同体であり、共同して中国の脅威に対抗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しかし当面は正規の国交がないので表だって協力はできませんが、民間同士の交流、或いは米国等の第三国を通じての交流等、凡ゆる方途を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同時に日本政府は集団的自衛権行使の確認をはじめ国防体制の一層の強化を図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し、台湾政府もまた国防力の強化に努めるとともに、台中交流に当っては重大な警戒心をもって処理して行って欲しいと思います。また両国とも特に米国とは緊密な連繋を保持して行くべきことは言うまでもありません。

張旭成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通識講座教授   一、導言 2001年初，小布希總統甫上任時，曾把中國定位為「戰略對手」，並對台灣提供空前的大幅軍購，並公開聲明美政府將竭盡所能協助台灣自衛。 911恐怖攻擊後，中國又成為美國反恐戰爭的戰略伙伴，但布希並未忽略日本，他在2002年2月訪問東亞時，第一站就是東京。2005年美日外長、國防部長的2＋2會議後的聲明，表達兩國對東亞穩定與和平的重視及兩國同心協力維護此地區和平的決心，這個聲明是針對北京，而東亞的穩定與和平，也涵蓋台灣海峽。 另一方面，華府也認識到中國國力提升，世界情勢變遷，許多區域性和環球性議題必須有中國的參與和合作，因而美國提出「雙軌」（軟硬兼施）的策略。軟的「步數」強調「交往」（engagement）和道德勸說，鼓勵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國際利益關係者」（responsible international stakeholder），遵守國際規範和法律，與美、日、歐盟合作解決北韓和伊朗去核及其他重要議題。 硬的策略有「先禮後兵」的意涵，即是美國不忘強化軍事實力，必要時準備使用武力，防衛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這個所謂「hedging strategy」（亦即雙邊下注策略），不是台灣所翻譯的避險，較消極的思維。美方從2005年以後即建構此一新策略，重新佈署全球軍力，以關島和夏威夷為前進基地，把先進空中水上、和水下武器移防到亞太—假想敵除了北韓，還有其老大哥中國。  二、中國的崛起—對亞太地區的威脅 中國領導人胡錦濤多次提到中國21世紀「和平發展」的國家安全方針，並強調睦鄰，與世界列強和諧、合作的中國外交策略。北京的大政方針是發展經濟，並低調推動「軍事事務革命」以加速軍力提升，但要努力消除或減少國外對中國崛起和中國威脅論的負面效果。 2009-2010年中國對外的言行破壞了胡錦濤努力經營的「和平發展」及睦鄰的政策。2009年後，北京涉外，尤其是對美、日及東協的言行，明顯與胡錦濤所揭示的政策方針背道而馳，也違背鄧小平和江澤民等領導人以前「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和「不搞對抗」的教誨。中國媒體經常出現強硬派言論批判美國，把中國「核心利益」大肆擴大，軍科院研究員羅援少將、海軍楊毅少將都是其代表性人物。這些少壯派軍人所發表的言論是他們個人意見，或是反映官方態度？ 以往在台北和華府都有官員和學者認為他們挑釁或強硬言論並不代表官方立場或政策，但在2010年有許多情況推翻上述分析。 例如，北京高層官員包括副參謀長馬曉天和國務委員戴秉國，在3月和5月間兩次告知美國安會官員和國務卿Hillary，南海也是中國政策優先（policy priority）。另，7月 下旬外長楊潔箎在越南河內舉行的「東協區域論壇」的發言公開反駁Hillary主張南海島嶼主權爭議應經由多邊協商解決、反對美國介入的言論，似曾得到高層授權。 觀察家注意到中國菁英的多元化，除了傳統涉外單位與領導人，軍工綜合體（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石油幫、外貿／跨國企業所代表的政治勢力，也都介入對外決策。傳統外交單位與領導人勢力在決策過程中屈居下風，而激進的勢力抬頭。 相對於軍方強硬、激進、自大的觀點，另一派的看法則比較謹慎、溫和、低調；有代表性的是主管中國外交的國務委員戴秉國於2010/12/6在外交部官方網站刊登專文，闡述中國的外交政策（戴秉國，人民日報，12/13/2010）。戴說中國不擬取代美國在世界的主控角色，國際社會不應害怕中國崛起。他也說「經濟上，我們要全心繼續發展，我們不要進行軍事競賽」。戴並以外交辭令呼應美國的期待，表示中國將以負責任國際成員身分積極介入有關北韓和伊朗核武、以色列一阿拉伯衝突和蘇丹等環球性議題。 支持戴秉國論點的還有中國外交部政策規劃司司長樂玉成在2011年1月「外交評論」上的文章。他表示至少未來20年，美國仍將保持「無可置辯的全球主導地位」；他呼籲中國政府在自信和克制中尋找平衡點。他指出金融危機促使國際均勢發生歷史性轉變，但中國不能因此就認為美國將衰落或中美兩國很快就將實力相當。樂玉成表示，「由於其他新興大國增長快速，美國享有的優勢有所縮水」，「但美國畢竟是美國，經濟總量占世界1/4強，軍事、科技和創新能力無與倫比，我們尤其不能低估美國自我調整和修復能力」。根據他的分析，美國的實力及影響力仍然遙遙領先，在未來20年至30年無法超越。 胡錦濤力排眾議，緩和中美衝突，接受Obama邀請在2011年1月18-20日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也是畢業旅行。上述戴秉國和樂玉成文章代表當時官方政策論調，以創造胡成功訪美的有利氣氛和條件。  三、美國重返亞太的攻勢 針對中國在亞洲的崛起，及擴大其「核心利益」的主張，美國從2010年以後即展開一連串「重返亞洲」的攻勢。美一方面主導「泛太平洋夥伴質易架構」（TPP）強化與亞太國家的質易和投資關係，另一方面亟力經營和加強與日、韓、澳洲、印度、越南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外交與軍事合作。 中國袒護北韓（天安艦事件及其挑釁行為），引起華府強烈不滿。美韓、美日在東海、黃海的聯合軍演，美國航母George Washington進入南海及訪問越南金蘭灣，傳達支持東亞盟友的信息，並表示美方維護海上航行自由的決心。 日本自民黨國會議員、曾任防衛相的小池百合子（Yuriko Koike）在一篇廣為流傳的英文專欄文章說，2010年7月下旬美中外長在河內ARF的公開論戰代表美中抗衡的新開端，其重要性可與Nixon / Kissinger 1972年訪華，開啟美中聯手抗俄相提並論。 「重返亞洲」不只是口號或外交辭令，而必須是劍及履及的行動。Obama以身作則在11/6訪問印度，展開10天亞洲四盟邦訪問，除了印度，他的行程還包含印尼、韓國（參加G20峰會）和日本（參加APEC峰會）。此行四國都是民主國家，與美國有共同價值。除了日韓是長期盟邦以外，Obama更刻意爭取與印度和印尼結盟。 Obama並爭取美國加入「東亞峰會J（East Asia Summit，EAS）以表示美國重視與亞太國家的關係。2005年此一組織成立時，美國並沒有意願加入，台灣則被排除。 Obama團隊比Bush團隊更重視與亞太國家的互動。EAS於2010年在越南舉行時，Hillary代表Obama參加；2011年在印尼召開時，Obama親自與會。 接替R. Gates擔任國防部長的Leon Panetta也是馬不停蹄訪問亞洲盟國，強化合作。他在印尼參加ARF國防部長會議時，特別強調雖然五角大廈面臨10年5,000億美元的刪減，美國從伊拉克撤兵後及2014年再撤出阿富汗後，所節省的人力與財政資源將可用到亞太地區。 2012年Obama政府宣佈新防衛戰略報告，提出美國本世紀全球軍事戰略，強化與亞太國家的戰略合作，以維持和保護此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Panetta在5月底到新加坡參加所謂香格里拉（Shangri-La）對話時，向與會的歐亞各國領導人與防長闡述此一新防衛戰略的內涵，以及對亞太的戰略轉移（再平衡），在2020年前美軍力重新佈署，包括60%的海軍，6個航母戰鬥群，將移防亞太地區，他並說明美軍將更有機動性，彈性和尖端科技裝備。 美國還努力加強美日韓三邊的軍事／戰略合作，並與澳洲達成2,500名美國陸戰隊輪流駐防Darwin港口的協議；新加坡亦同意從2013年美國四艘近岸戰艦（Littoral Combat Ships），亦可輪流使用新國海軍基地。美國也著眼使用在泰國U-Tapao海軍基地，越南的金蘭灣和菲律賓的蘇比克灣海軍基地，和克拉克空軍基地，明顯針對中國。  四、台灣與美國「重返亞洲策略」 今年初美國宣佈新防衛戰略後，AIT官員隨即對馬政府國家團隊簡報，此一動作所表達的意涵是：台灣也是美國的安全和經濟伙伴。 去年Hillary在夏威夷的一場演講上，也曾把台灣如此定位。今年5月代表美國政府參加馬英九總統520就職典禮的前白宮幕僚長戴利並聲明，希望美台雙方持續經濟、政治與安全議題的合作。 儘管美國學界和媒體有「棄台」論調，可是主流輿論和執政當局，包括眾多國會議員在內，因各種考慮仍重視台灣是安全和經濟的伙伴，不會放棄。 美國歷任政府，包括歐巴馬，認為台灣是亞洲的自由民主燈塔，放棄台灣將徹底摧毀美國的道德權威和國際領導地位； 台灣是美國的長年夥伴，如華府放棄台灣，將破壞亞洲各國對美國的信任和信心，導致美國「重返亞洲」策略破產； 美決策者充分瞭解發展美、中關係的障礙，不是台灣，而是美、中對許多區域及全球性議題的歧見和衝突，美國亟需台灣這個制衡中國的重要戰略籌碼，也期待台灣有所作為。  五、台灣的角色 今後十年美國國防預算面臨5,000億美元的削減，國防部長潘尼塔要求盟國和友邦共同負擔維護全球安全的經費。2001年10月美國打進阿富汗後，台灣民進黨政府除了捐贈100輛大卡車協助運補，有好幾年每年也都提共2,000萬美元分攤反恐戰爭經費。 […]

李明峻 台灣安保協會副秘書長 台灣地處世界最大海洋和地球最大陸塊之間，亦為亞太花彩列島之軸心位置，加以美、日、中、韓和東協等主要國家環伺周邊，自古以來即居亞太戰略樞紐的地位。因此，台灣定位問題是攸關整個亞洲的戰略形勢。  一、台灣戰略地位問題 一名中國海軍高層大言不慚地聲稱：「將來中國將擁有多艘航空母艦，屆時美國控制夏威夷以東，中國主宰夏威夷以西和印度洋。美國不會將手伸到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我們也不必向東太平洋發展。我們這邊有什麼事會告知美國，也希望美方如果發生什麼事也向中國通報。」。在這位中國海軍高層充滿自信的發言中，未來中國的勢力範圍除西太平洋之外，連自己完全沒有海岸線的印度洋也包括在內。目前由於中國海軍的快速成長，顯現前述發言逐漸帶有現實性。特別是如果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美國的勢力必將退至夏威夷，而日本的生命線亦將落入中國的掌控。 中國的軍事戰略是藉平時結合調整兵力部署、超越傳統活動區域等策略、做法，期待『經由例外、造成慣例、形成常態』，以麻痺對手警覺、模糊雙方現有互動模式、迫使國際默認並接受相對局勢變化。基此，中國不斷進行強壓式海洋擴張行動，表面上其戰略意圖並不明確、不透明，但屢屢成為周邊國家最大的擔憂。 事實上，中國有相當明確的目標，即建設「海洋強國」的長期戰略。這是以中國海軍上將劉華清於1985年策劃的「近海防禦戰略」為基礎，到2000年為止致力於提高中國沿海的防禦能力；到2010年確立「九州－琉球－台灣－菲律賓－婆羅洲」第一島鏈內側的制海權；在2030年擁有複數的傳統航空母艦戰鬥群，確立「小笠原群島－關島－塞班島－天寧島(Tinian，屬馬里亞納群島)－巴布亞幾內亞」第二島鏈內側的制海權；2040年擁有超過一艘以上的核動力航空母艦，削弱美國海軍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制海權，成為與美國對等的海上霸權。 事實上，胡錦濤在2009年向中國海軍高層強調「遠海防衛」的必要性曾表示：「提高近海綜合作戰能力的同時，逐步向遠海防衛型轉變，提高遠海機動作戰能力，提高維護國家領海和海洋權益，以保護國家日益發展的海洋產業、海上運輸和能源戰略通道的安全。」。中國具體的海軍現代化計劃是：在2015年達成距離中國本土1500公里的海域－約與第一島鏈外緣線重疊，以陸上航空兵力確保空中優勢，配合水上艦艇部署40艘以上搭載飛彈的潛艇，以期能在1500公里線阻止美國艦載機的接近。 更讓美國太平洋部隊緊張的是，中國現在開發有「航空母艦殺手」之稱的陸基型反艦艇彈道飛彈（Anti-Ship ballistic Missile, ASBM）。整體而言，中國正在發展「反接近/區域封鎖能力（anti-access/area denial capability, A2/AD）」，一旦中國可以充分行使這種能力時，東亞和西太平洋的權力平衡將發生巨大的變化，將使美國從本土展開的美軍戰略投射能力明顯受到制約。如果現在再發生如1996年爆發的台海危機時，美國對於中國挑釁式的試射飛彈演習，歐巴馬政府可能無法像15年前般毫不猶豫地將航空母艦機動特遣部隊派到這個海域。如果中國的「反接近/區域封鎖能力」突破第一島鏈，藉由航空母艦等的投入而擴展到第二島鏈時，則日本、韓國、台灣、菲律賓將完全被納入中國區域封鎖的範圍。對美國及其盟國而言，此點正是最壞的發展狀況。 面對前述情況，日美主張台灣維持現狀，對中國採取勸阻戰略（dissuasion strategy）並非「圍堵」或「敵對」戰略，但也必需提升日美對中國軍事抑止力量為後盾。由於中國崛起，近十年來積極充實遠洋海軍力量。中國由一個大陸國家逐步成為太平洋到東南亞延至印度洋的海權國家。中國此一目標是否會達成的關鍵在於有無拿下台灣。因此，2005年3月中國立法制定「反分裂國家法」明文主張可以「採取非和平方式」對付台灣。針對中國的主張，日美同盟由雙方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舉行所謂「二加二會議」，於2005年2月發表日美共同戰略目標，向中國提出「有關台灣海峽的問題，敦促中國應該要經由對話，「和平的方式解決」，不容中國以非和式手段攻取台灣。 同時，對於中國的這種動向，日本和台灣如果不能確保對這種「反接近/區域封鎖能力」的抵消力量、抑制能力，則第二島鏈內側海域也將成為中國的內海。因此，中國的戰略目標絕不只是在第二島鏈外側與美國海軍競爭，而必然還要確保中國海軍在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間廣大海域的制海．制空權。因此，美軍持續加強亞太地區軍事力量，而日本防衛性軍事力量也逐步提升，就是要維持日美同盟為亞洲安全和平的公共財，確保台灣不致遭中國以武力加以奪取，但情勢已越來越嚴峻。  二、台灣面臨的挑戰 然而，台灣如果在政治、經濟甚至社會都逐步靠向中國，則日美同盟對此也束手無策。馬總統2008年雖在選前主張「台灣的前途必須由二千三百萬台灣人來決定」，但選後卻提出「外交休兵」，上任後又提出「九二共識」，最近在2012選後提出「一國兩區」，令各國擔心此點是否表示馬總統已逐步走上「終極統一」。 特別是「一國兩區」這麼重要的政策，馬英九總統選前不敢說，選後才大談一國兩區，顯示他也知道這種說法無法獲得台灣人民認同。雖然現在馬英九不斷強調一國兩區是「中華民國」下的一國兩區，但事實上因馬政府根本不敢在中國面前提中華民國，因此該做法已引起美日等國疑慮，擔心馬政府想要改變台灣現狀。 特別是馬政府曾在聯合號事件發生後喊出「對日不惜一戰」，讓日本對馬政府打問號。但對於馬政府雖不斷製造麻煩，台日仍能維持穩定關係，主因是台日關係在前總統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就已奠定基礎，尤其經過三一一東日本地震事件後，日本更是樂意對台灣維持友好關係，可惜馬政府不願重視並加以把握。日本逐漸對馬總統失去信賴關係，開始擔心馬總統是否已開始「改變現狀」傾向中國，如果是這樣發展，則日本可能需要調整亞洲安全和平的區域戰略。 雖然台灣具有發展成為一個強大國家的潛力，然而目前台灣所面對的整體戰略環境並不是很好。外在的環境方面，台灣一方面不受到主要民主國家的外交承認，形成台與重要國家正式交往時的困難。在民進黨執政時代，台灣為了讓更多國家能夠正視台灣獨立存在的事實，全力發展與民主國家之間的國會外交與政黨外交，並獲得正面成果，但目前台灣無法期待獲得美國更多的支持。 同時，台灣在外在環境面對的更大挑戰則來自中國，崛起的中國經濟對台灣具有磁吸效應，使得台灣向中國的投資與雙向貿易快速增加，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經濟關係越趨密不可分。然而，中國的經濟發展也有本身的風險與不確定性，使得台灣也連帶受到這些風險的挑戰。崛起的中國政治與軍事，則使得台灣在軍事與外交都承受更多的壓力。目前中國在對台的軍力部署已經超過台灣可以獨力應付的程度，而在外交上中國也對台採取「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的法理統一作為對台進行全面包圍。 內在環境方面，由於對台灣對國家認同的歧異，造成過度的自我消耗，抵消人民努力的可能成果，也使得台灣的潛力受到制約。尤其是在如何處理與中國的政治與經濟關係上，因為意識形態或利益的不同考量，使得國內陷入長期的情緒辯論之中。更有甚者，執政的中國國民黨與中國進行連結，造成中國對台統戰的優勢，不但台灣的內政處於紛擾之中，連對台灣最重要的國防也無法獲得足夠預算。 因此，考量台灣所處的內外在環境與本身的優勢，我們的長期戰略目標選擇其實相當明顯，就是要不斷以多元文化島國面向國際的優勢，以新的策略來強化台灣本身與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以國際的力量來抵消中國對台灣的圖謀，而非面向中國、依附中國，進而受到中國的宰制。尤其是在國際關係方面，與台灣有法律關係保障的美國，以及與台灣有地緣關係並極為親近的日本，就是台灣在戰略上無可替代的盟友。  三、台灣人民的選擇 如前所述，馬政府推動這種傾向中國的政策，在幾年之間表面上或許台灣可以避免中國的戰爭衝突，但是台灣所處的內外在環境只會更加不利。可以預期得到的，台灣經濟已經會因為ECFA的簽訂而與中國牢牢綁在一起，台灣的國際參與會因為中國允許或同意的模式運用在世界衛生大會、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或東協自由貿易區，「台灣為中國一部份」的一中原則獲得落實，使得國際上已經沒有支持台灣的著力點。 此外，台灣與中國之間也將進行終止敵對狀態與和平協議進行討論協商，對統一前的政治架構作出安排，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的實質獨立存在狀態會由兩岸即將統一所取代。在文化方面，也會在馬政府承認中國學歷的政策下，強化雙方的文化交流，中國單極的文化將強勢掠奪台灣的多元文化，台灣與中國的文化將因兩岸標準化的做法而拉近距離甚至接軌。更嚴重的，是馬政府透過立法與司法的方式，對於不同意見者施以各種控制措施，使得台灣不同的聲音已經難以表達，而中國則透過資金的輸入掌控台灣經濟與輿論的生殺大權。 總而言之，馬政府的扈從中國政策不符合台灣的國家利益。在馬英九政府的政策下，台灣的民主自由戰略優勢將逐漸失去，台灣內部的分化與對立持續擴大，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戰略地位價值降低，使得台灣與中國談判的籌碼愈來愈少。台灣政府應該在台灣共識的基礎上，從冷戰時期的扈從美國政策及當前的扈從中國政策，調整成平衡美中的戰略方向，應對中國崛起與國際格局變遷的挑戰。 在未來幾年之內，台灣最大的危機就是在政治、經濟、外交、文化各層面所形成的「一個中國具體化」，因此台灣人民有必要在這過程中阻止這種情況繼續惡化，並且在未來尋求台灣的整體改造，因此台灣人民就必須認清情勢，並作出必要的選擇。換言之，台灣在各層面應依照「面向國際、親近美日、平衡中國」的基本原則，扭轉目前馬政府「親中國、遠美日」政策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才能讓台灣成為一個獨立而強大的島國。 這個選擇是要讓台灣在度回到國際的軌道上，改造台灣成為一個屬於世界的強大島國的必要方法，而非如目前的政策使得台灣成為依附中國而存在。在這些重大戰略改造之下，台灣並應進一步進行政治、經濟、文化各層面的改造，務期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體制，確保多元發展的文明，永續發展的經濟與政治體制，讓台灣這個美麗的島國成為一個國際的巨人，而不僅是中國的附庸。

主席、各位貴賓，剛才吳榮義教授從台灣的立場談了很多台灣的兩岸政策，我就不再重複他講的內容，我想從他最後談的這一部分開始衍伸，也就是從世界的角度來看台灣在兩岸及區域和平當中的角色，少談台灣詳細的政策，多談一些世界性的策略。基本上我要談的分兩個部分，第一個要談的是中國的崛起為什麼會影響區域和平與安全，這也是今天研討會的主題。如果中國崛起對世界和平有貢獻，我們大可樂觀其成，但是為什麼中國崛起會威脅到世界和平及區域安全？第二個部分要談的是，在這種情勢之下，台灣的兩岸政策可以扮演何種角色，來促進區域的和平與安全。 先來談第一部分，為什麼中國崛起會威脅到世界的和平？其實，中國崛起會威脅到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乃是古今皆知的事情，法國的拿破崙曾經說過，中國這頭睡獅如果醒來，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但是這幾十年來，世人已經忘記中國可能成為和平的威脅。為什麼會忘？這是因為中國及某些人士在國際上推銷一種想法，很多錯誤的政策都是由這個想法出發，這個想法就是：「只要中國的經濟順利發展，中國變得有錢了，中國就會走向自由民主，中國自然會感謝既有的世界秩序提供給它這個機會，所以中國成為大國之後，自然就會遵守世界的規範。」 在座很多朋友的國家，他們的政策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可惜這個基礎是錯誤的。實際上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中國最近的表現，中國並不感謝過去支持它經濟發展的這些國家，日本的朋友應當點滴在心頭，給了中國很多ODA，但是中國的反應是什麼？美國提供廣大的市場，中國又如何回報？中國不但不感激，強大之後的中國其實有兩個心態，一種心態是中國要報復過去所受到的欺負。每一個國家在歷史上都曾經受過其他國家的欺負，但是中國人最會記恨，他們也會記恨最久，所以中國人現在要消除過去幾百年來所受到的屈辱，然後要改變既有的世界規範。在場有許多美國朋友，過去美國制定了一些世界規範，認為中國自然會接受，可是最近美國應當很清楚，美國想要建立的規範，比如二氧化碳的排放，中國都要有自己的規範，而且一定要建立在對中國有利的基礎上。尤其是，中國自古以來都一直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歐洲或其他國家，認為天地之間唯有亞洲地帶，而自己則是世界上的中心國家，所以自稱為中國，周邊國家都必須對中國稱臣納貢，這就是中國根深蒂固的思想。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全世界的國家都成為中國的周邊國家，在中國的思想底層，它想要支配所有的國家，也就是妄想支配全世界。 實際上，中國在經濟上變得強大之後，就利用它龐大經濟、龐大市場、龐大購買的獨占力，在世界上進行許多不公平的競爭。中國可以要求日本廠商或美國廠商，如果要進入中國市場，就必須來中國投資。美國朋友知道嗎？Motorola當初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去中國投資的，許多日本廠商也是在同樣的情況下才到中國投資。不僅僅投資而已，更要進一步把技術傳授給中國，甚至還一度要求美國的電子資訊廠商必須開放內碼給中國。中國利用這種獨占力的運用，目前也擴大到政治上的層面，用經濟的威脅來要脅其他國家聽命於它，這方面的事例不必我多談，葛來儀（Bonnie Glaser）在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七月間的一篇文章中談了許多，比如說，以威脅停止採購菲律賓的香蕉來迫使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讓步，其實目前也傳出威脅日本必須在釣魚台問題上讓步，否則就要抵制日本商品或是不賣稀土給日本。看來日本似乎要讓步了，好像要派一位官員去中國道歉，希望日本的朋友要留意這種現象。這種做法就是中國的思想，如果全世界縱容中國的這種思想，那就會帶來災難。但是老實說，中國已經變得這麼強大，你要強力去阻止中國的這些做法也很困難，所以包括台灣在內的所有國家所能做的，其實只是去避免中國的實力持續迅速擴張，而更重要的就是要引導中國改變它的思想。如果中國人不改變他們的思想，這個問題一定會繼續威脅全世界，而且可能很快就會成為非常大的威脅。以前美國人認為讓中國經濟發展，它就會改變思想。現在已經很清楚了，中國已經相當有錢了，有沒有改變他們的思想？沒有！反而以前所隱藏的仇恨，現在都嶄露無遺。 我要談的第二個部分就是在這種情勢之下，台灣可以扮演什麼角色？台灣有很多角色可以扮演。其實，即使過去的蔣介石也講過，台灣可以做為中國民主政治的示範。由於在東亞有一些人宣稱民主不適合亞洲，日本和台灣最近也有一些不成功的地方，所以被人拿來做為民主不成功的例子，其實並非如此，台灣可以做為民主的示範。為何台灣可以做為示範？大家想想看，1979年中國啟動改革開放，放棄計畫經濟、放棄共產主義，然後開始拓展國際市場，這些都是美國給的壓力嗎？是GATT或WTO給的壓力嗎？不是！是因為市場經濟在台灣和香港成功的示範。同樣的道理，民主政治在台灣能夠成功，對中國將是一個很好的示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為什麼中國內部一直要詆毀台灣的民主政治，因為中國政府知道，如果讓中國人民知道台灣的民主政治再怎麼亂，還是能夠存活得很好的話，它內部的壓力就會增加，這是台灣可以扮演的第一個角色。 台灣可以扮演的第二個角色，就是台灣最了解中國的做法，畢竟台灣學習了許多所謂中國五千年的文化，台灣也有很多人在中國，中國是怎麼的不民主、不公平，台灣是蠻清楚的，台灣對中國的批評與關懷也比較能夠深入中國。中國一直在不合理地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警告其他國家不可以干涉中國的內政，這種說法正好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換句話說，別的國家批評中國的人權問題，中國說是干涉內政，如果我們馬總統有那個膽子敢批評中國，中國能說干涉內政嗎？如果中國要這麼講，這樣也很好！但是他們不能這樣說。所以說，我們最能夠影響中國，可惜我們沒有運用這個角色的影響力。 台灣對「中國威脅」也了解最多，其實台灣是最清楚也最知道如何去避免。大家回想一下，我們多久以前就開始瞭解到，如果台灣快速向中國投資，我們的產業快速流向中國，我們就會被連根拔起，所以我們有「戒急用忍」政策。美國和日本到現在才知道要把製造業喚回本國，而台灣在將近20年前就有了「戒急用忍」政策。台灣也知道，如果把所有的經濟發展機會都給中國的話，中國就會成為區域的威脅，應該把經濟發展的機會比較平均地分散到其他國家，所以21年前民進黨第一次辦民間經濟會議時，我負責撰寫台灣的總體經濟戰略，當時我就主張「南向政策」，把產業對外投資分散到東南亞去，這個意見最後也成為李登輝總統的政策。但是當時其他主要國家有沒有支持我們？沒有！都想看我們的笑話。如今產業都集中在中國了，很清楚的事實，受害的不只是台灣而已。 關於自由貿易協定（FTA），十多年前，我一再跟日本朋友講，日本應該來領導東亞的區域合作，否則中國會成為領導者，但是日本政府聽不進我的意見；我也一再跟美國官員（包括蠻高層的官員）講，美國應當來領導APEC為主體的自由貿易協定，讓台灣可以參加，另方面避免由中國主導，但是美國也遲遲沒有動作，直到中國成為主導者之後，如今大家可以看到是什麼情況了。在中國成為主導者的情況之下，當然台灣問題就很糟糕，台灣失去了其他國家的支持。因此，台灣內部某些具有特殊意識型態的人，或是對問題認知並不清楚的人，就開始主張台灣應當去結合中國、要和中國簽ECFA、要三通直航，其實這些事情就是讓台灣更靠向中國。台灣更靠向中國的結果是，當中國說要給台灣特殊的優惠關稅時，和台灣競爭的南韓就會緊張，所以南韓也急於和中國簽FTA。換句話說，原本台灣可以成為「和平演變」中國的力量，現在卻變成中國拿來迫使其他國家靠向中國的一顆棋子。這種事情的演變，我非常遺憾的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友邦美國，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曉得為什麼要一直逼台灣去親近中國。當民進黨政府對中國有戒心，對中國開放的某些項目打算採取循序漸進的做法時，美國官員卻說，如果台灣不跟中國三通直航，就沒有辦法和美國簽FTA。甚至在幾次總統大選中，美國的一些官員也強力介入，我就覺得非常奇怪，等一下Waldron（林霨）教授可能會提到其中的一些怪事。美國官員的態度到底如何，我並不知道，但是從台灣的經驗來看，台灣有很多廠商受到美國的威脅，台灣也有很多政治人物被中國收買，中國有沒有施壓美國廠商，我知道有！我也曾經告訴美國高層官員，當年中國要威脅台灣的許文龍先生時，其中的一個做法就是透過Motorola來威脅許文龍先生不採購他的產品。我不知道美國的官員有沒有被中國收買，但是日本的外交官曾經因為掉入中國的色情陷阱而自殺，我不曉得美國官員的品德是否會比日本官員高。 其實這些問題只要先進國家想清楚，多聽聽台灣這些了解中國謀略的人的意見，不要誤以為中國發展就會促進世界和平，那麼整個狀況就會好轉。台灣如果得到適當的支持，就不會是東亞的引爆點，反而可以做為緩衝區，可以做為一道防火牆，特別是可以做為改變中國、讓中國和平演變的一個重要門戶，可惜先進國家並沒有這樣做。那麼台灣自己呢？馬政府實際上是放棄了台灣去影響中國、改善中國的人權及促進中國民主的角色，反而積極接近中國，成為強化中國支配世界的一股力量，這樣下去的話，台灣就無法成為影響中國的門戶，反而是中國推倒世界秩序的第一塊骨牌。謝謝大家！ （編輯部整理）

王塗發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  吳董事長研究台灣經濟發展數十年，又長期參與亞太區域經濟發展的實務運作（如APEC），是目前台灣國內非常有份量的經濟發展學家。本文從台灣經濟發展的角度，來分析台灣的中國政策與亞太區域和平的關係，有其相當獨到的見解，是值得關心台灣經濟發展與台灣前途的人士好好拜讀的一篇好論文。 這篇論文對於台灣的中國政策，特別是對中國的經貿政策，有非常深入精闢的分析，也有相當獨到的立論與見解，例如從1980年代後期到1990年代前半期，新台幣大幅升值與人民幣大幅貶值（相對於美元），來推論說明台商大舉西進的主要誘因之一。對於吳董事長的這篇論文（以下簡稱吳文），大部分立論與見解，本人都表認同；做為一個與談人，本人只有一點小評論與兩點補充意見。 一點小評論是表示個人在某一部分有一點不大一樣的看法。根據表一的資料，吳文的見解是：「陳水扁2002年改採「積極開放」政策後取消過去對投資中國的一些限制，台商投資中國不但每件大幅提高到3.52百萬美元，而且平均每年投資金額，也大幅提高到68億美元，較「戒急用忍」期的每年25億美元增加一倍以上。可見政策鬆綁雖有幫助，但經濟的誘因可能更重要。到了2008年馬英九採取進一步開放政策，快速鬆綁過去對中國投資及人民來往的限制，台商投資金額更進一步快速提高，2008-2011年間到達每年117億美元，為民進黨時期的二倍，自不在話下。……即使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限制台商投資效果有限，陳水扁的「積極開放」更強化投資中國的誘因。馬英九的進一步大幅開放政策，使兩岸經貿更為緊密…」。 不過，我個人對此有些不同的看法。我對表一的解讀是：陳水扁「積極開放」期台商投資中國不但每件平均金額大幅提高到3.52百萬美元，是「戒急用忍」期0.9百萬美元的3.9倍，而且平均每年投資金額，也大幅提高到68.23億美元，是「戒急用忍」期每年25.57億美元的2.67倍；馬英九「大幅開放」（全面開放）期每件平均金額更大幅提高到15.43百萬美元，是「戒急用忍」期的17.14倍、「積極開放」期的4.38倍，而且平均每年投資金額，更大幅提高到117.07億美元，是「戒急用忍」期的4.58倍、「積極開放」期的1.72倍。可見經濟誘因雖重要，但政策鬆綁的影響更大。很明顯的，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限制台商投資中國是有顯著效果的。遺憾的是，陳水扁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只重「積極開放」，並未落實「有效管理」，而馬英九更是「全面開放、無意管理」，致使台灣經濟走向幾乎完全依賴中國，而淪為中國經濟附庸（或邊陲）的不歸路！ 值得附帶一提的是，民進黨政府的對中國經貿政策自2001年改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之後，台商投資中國快速成長，排擠國內投資，造成國內產業空洞化、失業率提高，而引起社會的批評聲浪。在吳澧培等幾位資政與國策顧問的反映與建議後，陳水扁才在2006年的總統元旦文告中，宣示以「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取代之前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並不是「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簡稱經續會），建議政府應把對中國經貿政策改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以加強管理的功能。但行政部門似乎不以為然，在2006年7月召開的「經續會」，其實是要更積極開放，要鬆綁當時「台商投資中國不得超過其淨值的40％」之限制，也要開放通航（人、貨皆通）。 兩點補充意見說明如下： 一、首先，吳文指出，馬英九2008年5月上任以後，強力推動兩岸合作架構，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協議」(ECFA)，其他包括觀光、空運、海運、食品安全、金融合作、中資來台等18項協議也陸續簽署。然後分析說明：「台商過度投資中國，造成國內投資的停滯、失業率提高、實質工資下降，以及到2011年，出口中國市場所占比例超過40%。如此高的集中度，不但對經濟的穩定性有不利影響，而且由於中國隨時可以政治目的採取對台灣敵意的行動，台灣的國家安全也受到嚴重的威脅。」 在此必須補充的是，馬政府與中國簽署ECFA及後續的18項協議，都是為了要建構「一中市場」，是配合中國「以經促統」的統戰策略，落實中國的「經濟一體化」方針。根據最早主張「一中市場」的蕭萬長之闡述，未來這個市場（包括台灣與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在ＷＴＯ的架構規範下，追求進一步的經濟整合，兩岸間商品、人員、資金、服務與資訊全面自由化，…最終達到經貿政策與貨幣的全面統一。這樣的「一中市場」，實與中國所謂的「經濟一體化」完全吻合。一旦「一中市場」建構完成，台灣的經濟將完全被中國所掌控，台灣的「經濟主權」必然喪失，台灣將淪為中國經濟的附庸；那麼，政治上走向「終極統一」也就水到渠成了，中國就可以不費一兵一卒吞下台灣。而這些協議中，金融合作與中資來台對台灣的衝擊將遠甚於大幅鬆綁台商對中國的投資。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者絕大多數是國營企業，即使是民營企業，也往往具有黨政軍背景，其對外投資是具有政治目的的，主要是為了要取得其所需之能源、原物料或關鍵技術。中國也會運用其龐大的「國家財富主權基金」，對外進行「戰略性」投資。因此，中資來台當然是為了要取得較先進的技術，或是具有政治目的的「戰略性」投資，包括影響台灣股市、房市、媒體及金融穩定，進而影響台灣的經濟、金融政策，以促進「經濟一體化」。 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對稱的經濟體，彼此關係也不對等。2011年中國GDP高達7.3兆美元，僅次於美國的15兆美元，經濟規模居全球第二，而台灣僅0.466兆美元，兩者經濟規模大小相差非常懸殊；而且中國國營銀行規模超大，其四大國營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與中國銀行）中的任一家之資產都超過台灣所有銀行的資產總和。同時，台灣是以民營企業為主的自由市場經濟，中國則是國營企業佔重要地位的非自由市場經濟。在此不對稱、不對等的情況下，台商為了追求私利而「錢進中國」，是幫中國創造就業機會，賺取大量外匯；而「中資來台」則是來挖取台灣的關鍵技術，掌控台灣的經濟命脈。金融合作與中資來台的結果，將導致台灣產業的關鍵技術被掏空，台灣的金融體系被中國所操控，台灣的經濟命脈被中國所掌握，台灣經濟主權不保，更會危及台灣的國家安全。 二、其次，吳文指出：「台灣正是位於第一島鏈（起自南韓，經琉球群島、台灣、菲律賓，延到馬來西亞）關鍵的重要地位……台灣島在東亞軍事情勢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台灣如果被中國併吞或受到中國勢力的控制，可以想見，亞太和平與繁榮將無法繼續維持，所以亞太區域各國，特別是美國及日本，如何合作協防台灣，是非常重要的。」接著，吳文提出台灣的因應對策：1. 台灣的中國政策的核心價值，包括(a) 佈局全球，強化與先進國家的經貿關係，(b) 維持台灣經濟的安全與自主，(c) WTO原則，台灣與中國有關貿易問題應該在WTO架構下處理。2. 以「兄弟之邦」推動兩岸關係的正常化。3. 加強區域合作，特別是與先進國家的經貿合作關係，以降低過度依賴中國市場的風險。 這些立論都非常正確。問題是，台灣如果無法走出「經濟中國化」或「一中市場」的迷障，自甘與中國「經濟一體化」，試問能有那一個國家願意得罪中國來協防台灣？而如果如吳文所言，「台灣在自由經濟體制下，要採取適當措施防範中國的政治動機是很困難的，從過去20年來，政府對投資中國台商的管制效果有限可以顯示出來。」那麼，台灣根本就無法走出「經濟中國化」的迷障，則再好的因應對策也無法落實。難怪在美國會出現放棄台灣、強化第二島鏈的聲音！ 其實，過去20年來，政府對投資中國台商的管制效果，是隨著不同主政者的態度而有很大差異的。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期，效果是顯著的，陳水扁的「積極開放」期，效果是有限的，馬英九的「全面開放」期，幾乎不管制，當然沒有效果。因此，需要補充的是：1. 台灣必須走出「經濟中國化」的迷障。而要走出「經濟中國化」的迷障，就要先進行下列觀念革新的心理建設：（1）改正「政經分離」與「依賴中國發展台灣經濟」的危險觀念；重建「深耕台灣佈局全球」的思維。（2）打破「中國化」等於「全球化」的迷思；改正追求「全球化」必須對中國全面開放的錯誤觀念。（3）改正中國為「世界市場」的錯誤觀念；正確了解中國非市場經濟、非法治及獨裁統治的本質。（4）赴中國投資及與中國經貿交流，應以國家社會整體利害為評估之考量，不應以個別企業之利益為考量。（5）對中國投資及開放中資來台必須審慎規範，積極管理，不能以管理困難或效果有限為由而放棄管理。2. 台灣必須揚棄依賴中國發展經濟的墮落政策，改變「投資中國，壯大他人，降低成本，從事代工，搶進中國」的消極發展策略，學習南韓採取「投資國內，壯大自己，提升價值，建立品牌，佈局全球」的積極發展策略。如此自立自強，不斷提高技術水準，促進產業升級，才能保持技術領先中國的優勢，而擺脫中國的威脅。要先自助才可望獲得人助。

主持人、吳大使、Waldron教授、在座各位貴賓，大家好。首先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也讓我可以事先拜讀林霨教授的這篇文章。其實聆聽過林霨教授的報告和吳釗燮大使的補充之後，我能提出不同看法的意見並不多，由於時間和篇幅有限的關係，可能有很多議題在林霨教授的文章中沒有被特別提到，也沒有辦法進一步衍伸和討論，所以我就利用這個機會來做一些補充。 在不久以前，有一位AIT的官員私下問我一個問題，過去幾年來美、台關係的最大轉變是什麼？我回答說：不是政策，不是人事，甚至不是軍力，我說是一個“Paradigm shift”。換言之，美台關係、甚至是美國與台灣這個國家的關係，最大的轉變是“Paradigm shift”，也就是「典範的轉變」，無論是看事情的方式、處理的方法、思考的邏輯，都在改變。從台灣的角度來說，就是“mentality shift”（心態的改變），也就是腦袋裡面裝的東西已經不一樣了。可能他不清楚我的意思，所以我就進一步補充說，如果四、五年前你問所有的台灣人，在台灣的對外關係當中，哪一個是對台灣最重要的國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會說是「美國」，可是四、五年後的今天你再問同樣的問題，即便是獨派的或是綠營的人士，大家的答案是「中國」，中國是台灣必須去面對的國家。今天研討會的主題是「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如果題目改成「美國重返亞洲政策與亞太區域安全」，這個“mentality”會不一樣。換句話說，中國崛起或是中國客觀存在的現實，已經衝擊到所有相關國家看問題的方式和角度，那麼我們能怪台灣用這種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嗎？ 第二個我要丟出來的問題是，在林霨教授的論文裡面，美國的對台政策提到很多觀點，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是，為什麼這一、兩年突然之間會發生轉變。2010年之後美國的對台政策突然發生轉變，尤其是美台關係有很不錯的進展，他認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台灣國內政治的關係，台灣變得更民主、更自由了，似乎是貝德（Jeffrey A. Bader）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台灣變得更民主、更自由，坎貝爾（Kurt Campbell）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台灣變得更民主、更自由。不是的，台灣從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自由民主已經成為一個“way of life”（生活的一部份）。所以如果把美國對台政策的因素，完全歸納成是因為台灣民主政治的轉變或是台灣國內政治的轉變，我覺得稍嫌過於簡化。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美國對台政策的轉變，是美國自己亞太政策轉變之下的產物。所以當美國總統歐巴馬說要“return to Asia”（重返亞洲），這時候台灣的重要性才會凸顯出來。簡單來講，當歐巴馬說要「重返亞洲」的時候，其實美國有一陣子是“return from Asia”（從亞洲離開）；他們現在是“back to Asia”（回來亞洲），證明以前是“gone away from Asia”（離開亞洲）。因此，雖然台灣的國內政治是影響到美國的對台政策沒錯，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塊，可能是因為篇幅的限制，所以林霨教授沒有特別提的，到底在美國的亞洲政策甚至是全球“grand strategy”（大戰略）之下，台灣被擺放的“perspective”（展望）是什麼？有時候台灣的國內政治不完全是可以影響美國的政策，反而是美國的政策影響到台灣的政策。這一點包括我們吳釗燮大使剛剛也提到，甚至陳博志博士也都提到，美國是逼台灣去跟中國“engage”（交往），包括三通和政治對話的問題。換句話說，“U. S. Asia policy is a function of Taiwan’s domestic politics. Y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Taiwan’s cross strait policy is a function of U. S. Taiwan policy and U. S. Asia policy. ”所以是互相影響的，換句話說，台灣不必為了美國的重返亞洲或來去亞洲背負所有的責任，可是台灣必須面對美國在亞太區域的新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