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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名譽教授  一、被聯合國遺忘的台灣 台灣可以說是二次大戰後被聯合國遺忘的國家。 二次大戰後聯合國由五十一個國家開始，目前有一百九十三個會員國。這六十年來新增加一百 四十國以上的會員，其絕大多數都是二次大戰後脫離殖民地或脫離舊宗主國而獨立的國家。在二次大戰後獨立的國家，絕大多數是現代化的國民國家（Nation State）。日本戰後在1952年舊金山和約中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主權後，台灣在國際上地位未定，是二次大戰後的最大懸案。 聯合國擁有崇高的理想，聯合國憲章反應人類社會對基本人權的保障與國際秩序公正平等的基本精神。但是聯合國六十年的歷史也反應聯合國重大決議受制於大國干涉，尤其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而未能執行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與規約。 台灣問題是其中最嚴重的一個懸案，由於大國的干涉，始終無法尊重台灣人民大多數的意願或其表達意見的機會，顯然是忽視台灣人民的基本人權，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與相關規約。 二、台灣不屬於中國 二○○七年七月十九日台灣的陳水扁總統代表台灣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正式以「台灣」名義向聯合國祕書處提出加入聯合國的申請，然而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於七月二十三日卻援用「聯大二七五八號決議」，以「一個中國政策」認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針對此事，美國迅即在七月二十五日向聯合國表達無法接受秘書長擴張解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而認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說法。美國在其台灣地位的非公開說帖（U.S. Non-paper on the status of Taiwan）中指出，「聯合國大會於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通過第二七五八號決議，事實上並未確立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該決議僅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在聯合國及所有相關組織的席次。聯大第二七五八號決議並未提及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There is no mention in Resolution 2758 of China’s claim of sovereignty over Taiwan）」。除美國之外，日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國在聯合國的常駐代表團，也相繼對聯合國處理台灣的歸屬提出異議。因此，2007年8月13日潘基文秘書長對美國提出承諾，聯合國在未來提及台灣時，不再使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說法（The UN no longer uses the phrase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針對潘基文改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立場，中國駐聯合國代表並無提出異議，日本、美國與西方國家此次在聯合國確立「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的立場，頗具歷史意義。 三、聯合國國際人權法規和台灣人民的基本權利 按照聯合國所採納的國際人權法規（the 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有權決定他們自己的前途。自決權利被視為強化國際和平的量度標準並編入聯合國憲章中，為人權法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九六六年聯合國民權及政權國際規約（the 1966 U.N.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

 2012.10.15 「如果我們始終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爭吵，我們必將失去『未來』。」 If we open a quarrel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we shall find that we have lost the future.————————邱吉爾(Winston S. Churchill) 作為一個台灣建國運動的推動者，我時常捫心自問：「我對台灣的終極關懷是什麼？」，或者是說：「我希望百年後的台灣，會是什麼樣的社會？」，面對台灣社會的現狀，午夜夢迴，雖然輾轉反側，然而思緒卻愈來愈清晰。 我所看到的台灣社會 台灣從2000年以來的藍綠對抗，可以說是「撕裂的十年」、「民主倒退的十年」。台灣社會裡，充斥著感性熱情的選民，卻鮮少有理性參與的公民；政治人物整日吵翻天，媒體名嘴以特定的立場推波助瀾，導致人民理盲又濫情。討論問題前，要先分清楚顏色，台灣社會早已陷入「有立場沒是非、有黨派沒對錯」的極端對立。政黨的使命，窮得只剩下選舉；政客的目標，窮得只剩下選票；政治人物的歷史視野，窮得只看到2016年，國際視野，更是窮得只剩下對岸的中國。 台灣當前的政治亂象：藍綠嚴重對立、社會不斷撕裂、政府持續空轉。歷次的民調也都顯示，有50％以上受訪民眾認為：「政黨惡鬥是台灣當前最大的危機」。幾年前，「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曾評論：「政治文化是目前台灣最大的問題」。2011年8月美國時事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則指出：台灣、日本、比利時的國會，是全球三大最無能的國會。 其實在多元化、民主化的開放社會，意見不同本是很正常，不足為奇的，重要的是要用什麼態度面對問題？有沒有能力處理問題？不幸的是，台灣社會卻不懂得如何處理，處理模式更常常陷於：只有立場，不問是非；只有黨派，不問黑白。甚至拼命找對手的缺點、拼命找與對手不同的地方，追求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形成「互相否定、互相消滅」的局勢。完全缺少西方先進國家理性溝通、尊重包容，和而不同(Diversity in Unity)，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文化。我們必需認真思考，如何擺脫目前理盲又濫情、只問顏色不問是非的困境，建立台灣新的政治文化，回歸民主政治的常規，創造安定的政局。 面對問題，卻不想探討原因，不想辦法解決，只是一味的迴避，一味的避談政治，我覺得這並不是正確的態度。正如法鼓山聖嚴法師所說：面對問題時，你要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就來面對問題吧！ 我所思考的台灣社會 回顧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台灣社會由威權到民主的轉型過程，也許是世界歷史上的最佳典範。 1987年，蔣經國前總統體認到國際情勢的變遷與台灣人民的要求，正式宣步解嚴，將禁錮近40年的台灣社會，踏出自由民主之途的第一步。 1991年5月1日李登輝前總統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承認中共統治大陸、兩岸不對立、國內開放，這是台灣民主化最關鍵的一步。接著解除黨禁、開放媒體、凍省、廢國代、修改刑法100條、廢除海外黑名單、國會全面改選、1996年總統直選、2000年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短短10年間，台灣社會由威權體制轉化為民主開放的社會，這種世界史上前所未見的民主大轉型（great transformation），台灣卻付出相當低的代價，也因此被稱為「寧靜革命」，國際社會更常常稱讚台灣是民主轉型非常成功的典範。 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乃至於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都在人民的高度期待厚望下登台，但令人遺憾的是，期待與事實落差太大。藍綠對立，社會撕裂、政府空轉、經濟發展停頓、價值扭曲、是非不分、道德沉淪，因此也有很多人認為：台灣是世界上民主深化與鞏固，相當不成功的案例之一。 自由民主是一件容易吞下去，卻不容易消化的東西，選舉不等於民主，政黨輪替也不等於民主，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更要內化為生活的方式、待人處事的態度。民主之所以可貴，乃在於民主可以包容獨立、統一、或維持現狀等各種不同的意識型態與主張，但任何意識型態，絕對不能取代民主、凌駕民主之上。任何人更不應該違背「台灣前途應由二千三百萬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來決定」的立場。民主已是超越統獨的台灣共識，也是高於統獨的台灣價值，更是化解統獨爭論的最佳方法。只要經由人民自由意志、透過民主程序得來的結論，不論統獨，任何人都應該予以尊重同意。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更是我們面對中國威脅的最大軟實力與最大優勢。 前幾年，藍綠政黨惡鬥、社會動蕩不已時，曾有媒體記者問我，身為台獨大老、民主的前輩，對於現今藍綠嚴重對立，有何看法？我答說：「我是色盲，看不清楚藍綠，只看是非黑白」。然而藍綠對立真的無解嗎？我深感不以為然。 台灣社會面對的許多問題，尤其是道德標準，社會規範，公共倫理，政治人物的誠信與清廉、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根本無關意識形態，不分藍綠。至於其他公共政策，大部分更是屬於政治性低，非意識形態的議題：包括提昇政府效能、經濟發展、國家競爭力、永續發展、拼治安、司法改革、金融改革、教育改革、國土規劃、政府再造、重整健保制度、社會福利、在國際上與美、日等國家簽訂FTA，不都是超越藍綠，超越意識形態！只是大家過於強調不同的地方，而忽略了更多相同的地方。 台灣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我們應該知道不會有一個「沒有中國的全球化」，也不會有一個「沒有風險的大陸政策」。事實上全球化經貿的交流合作，既是機會，又是風險，我們不應該只談正面，也要談負面，要有客觀冷靜專業的評估。就以簽訂ECFA而言，國會表決前，執政黨，說盡好話；在野黨，盡說壞話。2010年6月簽訂至今，對台灣產業與社會的利弊得失，反倒無人聞問。殊不知，公共政策本來就有它的一體兩面，作為負責任的政黨與政治人物，就應該權衡利弊得失，然後告訴人民，要如何擴大利基爭取獲益，也會提出配套措施以降低損失。然而，藍綠兩黨，卻是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始終沒有交集。 不過我想，台灣社會的現狀，固然是對立，然而當我們看到1987年韓國的反對運動，以自焚、跳樓自殺、丟汽油彈等手段來反抗獨裁貪污的政權；看到PLO（巴基斯坦解放組織）為了建國、消滅以色列，從事劫機、汽車炸彈、自殺攻擊等慘不忍睹的恐怖行為；看到南非ANC(非洲民族議會)，在1990年代，為了反抗白人的少數統治及種族隔離政策，黑人放火、暴動、搶劫；白人警察開槍、丟催淚彈、放狗咬人等情況，相較之下，這些國家的國內分歧，國際孤立，都比台灣目前的問題嚴重許多。這些國家都能夠從對立撕裂中，尋求和解之道，所以我們要虛心學習這些國際級政治人物的格局、高度與器度，以及他們解決問題的智慧，為台灣社會找出一條和諧共生的康莊大道。 就以愛爾蘭為例：愛爾蘭過去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連馬鈴薯都不夠吃，只好大量向外移民。1920年代為了抵抗英國殘酷的殖民統治，以生命、鮮血與大膽激進的行動爭取獨立，當地曾有一句古老諺語說：「愛爾蘭的河水是鹹的，因為那是愛爾蘭人的眼淚」，整個愛爾蘭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政治動亂不安，在1987年還被「經濟學人」雜誌稱為「歐洲的乞丐」呢！然而，不到20年的時間，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愛爾蘭國民所得接近五萬美元，高居歐盟第二，教育至大學全部免費，並號稱是世界的投資天堂。 我仔細探討其原因，發現愛爾蘭的改變最主要來自於愛爾蘭人思考邏輯的轉變，跳脫過去凡事對抗的慣性思維，遇到問題時不是爭論問題、解釋問題、解釋立場（make a point），而是想辦法找出實際具體的解決方案（make a difference）。有句話說：「If you are not part […]

黃昭堂主席逝世週年紀念音樂會  時 間：2012年11月10日 (禮拜六)晚上7：30 地 點：台北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卓越堂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3段30號（電話：02-8369-1399） 主辦：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協辦：寶島聯播網、現代文化基金會 說明：本活動免費‧須憑票入場 索票專線：02-23576656  或  02-2579-0000 邀  請  函 各位先進同志好朋友：大家好！ 時值秋涼時節，敬頌平安如意。 去年11月17日黃昭堂主席驟然辭世，縱有再多遺憾不捨，我們只能勇敢面對。黃主席投身台獨運動，歷經多少横逆，總是毅然挺身抗拒；他對理念的堅持、堅忍奮鬥的精神、樂觀豁達的真性情，使人懷念。 台灣多少先行者歷經統治者的壓迫、歲月的洗禮，已隠身歷史，但他們的足跡和身影，再再激勵後繼者奮力追隨。 在黃昭堂主席逝世週年前夕，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凝聚許多關懷台灣、熱愛音樂的朋友，籌備演出這場音樂會。 多年來感謝有您同行，讓建國的路途不孤單。我們以最誠摯的心邀請您，在11月10日(禮拜六)，於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卓越堂，與我們共聚一堂，以多元、優美的樂聲紀念主席，也向所有台灣的先賢先烈，以及迄今仍奮戰不懈的伙伴們致敬。 恭候您的光臨！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主席 陳南天 敬邀      

後續工作補充報告 2012.10.5 1.2012年4月19日的初步報告及8月7日提出的後續工作報告，已陸續傳送給相關的企業界老闆、企業團體、立委、行政院相關政務委員、各政黨及拜訪的人士。 2.(a)  9月26日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因基本工資月薪緩漲、外勞配額鬆綁，強烈反對本、外勞基本工資脫鈎請辭獲准，其主委職位由原副主委潘世偉接任。 (b) 潘世偉接任主委後的發言，還算理性，令人感覺凡事可以溝通、討論與協商，以便共同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法。其態度與王如玄「凡事都沒有商量餘地」、鐵板一塊、一路「NO到底」的本位主義及強勢作風，完全迴異。 (c) 潘主委認為本、外勞基本工資脫鈎是否違反國際人權公約？是否真的影響國際經貿談判及洽簽FTA，建議法務部、經濟部分別從人權法制、經貿角度釐清，研究脫鈎問題，並找出解決的方法，他會扮演「解決方案的提供者」的角色。他同時也認知勞委會，不僅要照顧勞工權益，還要照顧勞動市場的供需。雖然這些談話與他擔任副主委時的發言不太一樣，但是我們是可以理解的。 3. 本、外勞基本工資脫鈎是否違反國際勞動規範？ (a) 脫鈎是否違反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台聯許忠信立委說：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允許本外勞脫鈎 (Ⅰ)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使兩公約具有國內法效力。凡於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皆應受其約束。而就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同）第7條之解釋問題，則應由文義、論理、目的、歷史及體系解釋探究之。 (Ⅱ) 第7條之「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由於我國並非締約國，認知上應解釋為「中華民國確認人人有權…」，依文義解釋，此處之「人人有權」究屬本國人或外國人，抑或須就本國外國人做合理區別，實難認定之。然由體系解釋觀之，第7條1項2款規定，維持本人及家屬符合本公約規定之合理生活水平。其乃指我國人及其家屬既生活於台灣，須具有合理生活於台灣之水平方能符合本公約之規定；若外國人之家屬皆在家鄉而未生活於台灣，則合理生活水平應係指能使外勞本人及其位在家鄉之家屬具有合理生活水準。此由第7條1項2款並無如同第1款有「不得有任何區別」可知，本條應將「人」區分為本國人及外國人，方能維持本公約之整體一慣性。 (Ⅲ) 就目的解釋而言，外國工作者之工作權及生存權亦應受保障，而區分為本國人及外國人，使外國工作者領取之報酬僅需維持本人及其非生活於台灣之家屬之合理生活水平即可，將能廣開工作機會，並擁有較公平之工作環境，方能符合本條目的。 (Ⅳ) 綜上，第7條應區分本國及外國工作者為是，而允許本、外勞基本工資上作不同之規定。 (b) 國民黨立委吳育仁稱：世界貿易組織（WTO）並無關於勞動條件低，會受到制裁的規定；其他自由貿易協議（FTA）也絕大多數無納入關於勞動人權相關規範。 (c) 台灣綜合研究院研究員戴肇洋稱：「脫鈎沒有國際談判上的問題」。 (d) 沙烏地阿拉伯和菲律賓之前因兩國政府對最低工資談不攏，沙國暫停菲傭申請達一年。最近（9月30日）雙方已解決菲傭最低工資爭議，沙國同意菲傭每月最低工資400美金【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1年沙國的 GDP per capita（平均每人國民所得）是美金20,504；而台灣是20,101美金，兩國差不多）】。 (e) 但最令我困惑的是：勞委會過去反對本、外勞基本工資脫鈎，卻從來未提出任何制約工資必需掛鈎的條文字句。 4.南韓的「活絡企業回國投資方案」 (a)南韓政府今年四月推出「活絡企業回國投資方案」，又稱掉頭企業（U-Turn）方案，針對珠寶、飾品、成衣、鞋類、電子及機械等5項行業，分別建立行業別的「企業回國投資專案小組（Task Force）」，並在青島、上海設立返國投資服務台，發掘具體的返鄉需求。 (b)優惠措施： (Ⅰ)海外撤廠、撤資可免3~4年生產設備進口關稅。 (Ⅱ)金援40％的購地費。 (Ⅲ)提供建築、研究中心購買費15％補助。 (Ⅳ)新雇用員工每人可有每月60萬韓幣（約新台幣1萬5800元）之補助，最長6個月。台灣雇用外勞則想設法要多收就業安定費。 (Ⅴ)減免營所稅及個人所得稅。 (c)成果： 至8月底，短短四個月，在中國青島的十四家南韓珠寶飾品業者，全數返回全羅北道釜山市產業園區設廠，將投資約24億新台幣，聘用3,000多個員工。 全羅北道政府計劃以這十四家掉頭企業為起點，至二O一五年前分階段吸引五十多家企業，預估創造1.3萬個工作機會，打造年出口額超過約300億新台幣的珠寶園區。這些政策有助於南韓提昇短期經濟活力，同時亦會強化中長期成長的動力。 5.建議： 台商回流，這2年是關鍵時期，原因是兩岸ECFA早收清單免稅優惠效益這2年才正要發酵；另外，中、日、韓可能在2年內完成FTA簽署。因此如何把握台商回流紅利期，這是關鍵的2年。美、韓政府吸引本國企業回國投資優惠明確，搶救經濟的積極作法及行政效率，台灣執政當局應借鏡學習。目前行政院提供的獎勵措施相當保守，執政當局招商引資力道應加大，要拿出更多的鼓勵政策，尤其我認為外勞額度鬆綁，及本、外勞基本工資脫鈎應一步到位，才能提供足夠的誘因。政府要加把勁、加速進行、並限時執行，才能拼出台灣的有感經濟。

後續工作報告  2012.8.7 1.     2012年4月19日在協會理監事聯席會議，就本案做報告後，繼續與各界相關人士會面，前後聯絡共27次，並參加多次的經濟研討會 2. 上次的說帖，陸陸續續，傳送給相關的企業團體，及見面的人士。 3. 臺灣的經濟困境： (a) 近期，國際經濟日漸嚴峻，主要出口市場美國、歐洲及大陸景氣相繼出現警訊，國內產業面臨空前壓力，出口連續6個月衰退，景氣信號連亮8個藍燈，政府民間投資負成長(甚至FDI還輸給北韓，是全世界倒數第二名，只贏非洲的安哥拉)，國內的研究機構大幅調降今年景氣成長率，進入保2大作戰。 (b) 在國內外經濟極度困境之際，馬政府贏得年初大選後，竟然無知無感、不食人間煙火，強推油電雙漲，造成物價波動；課徵證所稅，打擊股票市場；美牛進口零檢出，引發政黨激烈爭執，以致政府陷入虛耗空轉，政治成為台灣經濟的最大障礙。幸好，經過5個月的吵吵鬧鬧紛擾，這些爭議終於在一片罵聲中，塵埃落定，臺灣總算可以回到經濟主戰場，搶救台灣經濟已成為全臺最大共識。 4.     最近有好幾場有關經濟發展的研討會： (a) 群策會3場，臺灣國家經濟發展研討會(5/27、6/3、6/10)。 李前總統在6/10閉幕致詞，提到正確因應經濟變局，為台灣經濟提出具體務實可行的政策方針；其中有提到，在大陸的台商，政府也應該替他們想辦法，看如何輔導回台灣投資，還是幫他們找尋中國以外的生產基地，不能讓他們自生自滅。 (b) 民主協會，在6/2/2012舉辦「政治經濟學術研討會」。 (c) 聯合報系「願景工作室」，在6/20召開「關鍵兩年—為台灣經濟開路高峰會」。 (d) 國策研究院，在6/29召開「產業經濟安全政策」座談會。 (e) 行政院長陳冲，從8月本週末開始將安排5個場次，與工商業界，展開財經會談(國際經貿、能源政策、勞資關係及人力資源、金融、觀光與會展)，就當前經濟課題，共同研商解決方法。 5.     臺灣國家經濟需要制定長期的、有計劃的產業政策。 (a)馬英九政府在大選時提出黃金十年，為臺灣擘劃願景，而後提出六大新興產業、四大智慧型產業、十大重點產業政策及高雄自由經濟示範區，令人感覺是漫天響亮、華而不實的口號，有如天際的彩虹，看的到吃不到。何況要推動一項新的成長產業，即使最快也要花6至8年，遠水救不了近火。 (b) 馬英九要求相關單位在九月前提出改善投資環境的具體方案，吸引台商回台及外商來台投資。所以最近專注比較可行短期衝刺有感的措施，將先採取出口及投資兩路並進。經建會主委尹啟銘即表示：現在最直接快速有效的作法，就是協助有競爭力、做國際品牌的台商返台投資，將可創造出口、就業、投資一舉三得。台商回流面臨的問題，一為土地、一為人力、同時考慮機器設備回台關稅減免、出口退稅、融資等等。所以政府要在全國尋找既有的工業用地，或新創產業園區，優先提供台商返國投資，並放寬外勞人口比例，鬆綁外勞行政管理規定。 6. 先有產業，才有就業 (a) 目前台灣的產業面臨缺工、失業率高並存的問題(現狀是：求職者13萬，職缺19萬)，但要先有產業，才有就業。不管哪種產業都需上、中、下勞動力；但3K(特定製程、辛苦、危險、骯髒的產業)，3班(特殊時程)的工作，面臨勞動力缺乏的問題，本勞不願意作，「請也請不起」。 (b) 引進外勞，勞委會的立場 (Ⅰ) 勞委會主委王如玄的立場一貫反對外勞進口，認為外勞的引進，對本 勞工產生就業機會威脅或替代性衝擊，而有「本勞保護主義」的思維，甚至把台灣勞工工資墊底的原因，怪罪於外勞。她曾說：「過去有不少企業外移大陸，是考慮大陸人力成本較低，不過現在勞工薪資提高，如果台商企業因此回來，又要求台灣勞工的薪水比大陸勞工更低(不認為有人會這麼說)，那就不用談了」。勞委會不是「國立總工會」，而應該扮演在雇主與受雇者之間調和鼎鼐，和諧勞資的角色。 (Ⅱ) 她曾強調「國際要求遵守勞動核心基本價值」，因此沒有外勞脫鈎或廢除       基本工資的問題，外勞脫鈎不能接受，國際社會無法接受。又說與新加坡、紐西蘭談FTA，要遵守勞動核心基本價值，不能歧視童工，剝削，脫鈎就是歧視。(新加坡外勞的工資由自由市場決定，沒有本外勞基本工資掛勾的問題，台灣的外勞薪資被特權拿去一半才是真正的剝削) (Ⅲ)勞委會現在的作法是先定調限制外勞，再來調整產業政策，本末倒置。 (Ⅳ)王如玄強勢、固執、偏見、本位主義，不事先與相關部會溝通，即規劃調漲工資，據聞甚至跳過行政院長，越級報告，直達天聽，已成為台灣中小企業發展的大石頭、絆腳石。 (Ⅴ)年底勞委會升格為勞動部，是否會順勢換人是一個未知數。 (c) 經建會、經濟部、國家發展委員會的功能 (Ⅰ) 國家要先制定經濟產業發展的大戰略，然後針對人力資源作長期、整體       的規劃，並調整外勞政策，以利產業發展。 (Ⅱ) 因擋不住業界的壓力，勞委會擬提高外勞比率，但超額部分需繳交高金額的就業安定費(6,000、10,000甚至14,000)。(人頭稅，用以改善勞動條件，及鼓勵本國人就業；目前非高科技每月2,000，高科技2,400)，以價制量「用錢換人」。 (Ⅲ) 經建會尹啟銘主委對提高就業安定費以錢換人，相當保留，認為非常時期、過渡期間，吸引投資有必要更彈性放寬進用外勞的比例及就業安定費。俟過渡期後即可回歸與五級制接軌。然經濟部長就比較保守軟弱，認為外勞比例依超過5％、10％、15％，可考慮分別提高就業安定費NT 4,000、NT 6,000及NT 8,000。 7. (a) 在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前，六大工商團體包括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許勝雄》、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理事長駱錦明》、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張平沼》、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秘書長王振保》、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臺灣區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發表聯合聲明指出： 臺灣遭受全球經濟衰退衝擊，提出五大理由，呼籲政府暫緩調高基本工資，其聲明指出：企業支付勞保費、健保費、勞退金的提繳、身心障礙者僱用差額代金和原住民僱用差額代金等各項社會救助給付，都與基本工資有所連結，基本工資牽涉範圍極廣且複雜，不只是單純調高勞工薪資。 台灣中小企業家數佔總企業家數98%，服務業佔多數，而時薪以服務業為主，此時調高時薪工資，中小企業將無法承擔。六大商團體重提本外勞基本工資脫鈎主張，並提出新論述指出：國際勞工143號公約第11條指出，有關「移民勞工」權益保障，不適用於在限定期內必須離開的契約勞工。所以外勞工資與基本工資脫鈎，並未違反國際勞工公約。(這一點論述是我們提供給他們的意見) (b) 勞委會回應說，國際勞工97號公約已明確指出，任何國家對謀職移民者(以受雇為目的而移入的他國人)，包括報酬等事項待遇，不得低於本國國民，而且也禁止在就業方面機會均等和待遇平等有所歧視(台灣沒有移民政策，我們的外勞是契約外勞，並不是移民外勞)。 勞委會更近一步說明，國際勞工143號公約第11條的規定，是指國外僱傭的履約關係在其母國，境外出差或短期派駐工作者，與國內製造業僱用外勞情形並不相同(看不懂，不知所云，答非所問)。 […]

2012年10月2日  前行政院長謝長廷昨日宣布訪問中國，並前往東山島祭祖，無論時機及訪問方式，本盟皆認為不宜。 謝前院長雖然表明以個人身分訪中，但謝前院長以往乃是位居黨政層峰的重量級人物，訪中之行原本就深具政治意涵，否則無須冠上「開展之旅」名義。因此，謝前院長訪中之行應當慎重行事，行程安排也該符合相稱的層級對待，若以區區參加國際調酒大賽名義參訪，會面層級也屬平庸之輩，難免有失對等，形同被矮化。而且訪中行程正逢釣魚台爭議甚囂塵上之際，可能增添民進黨是否轉向「聯中制日」的遐想空間，故時機上極為不妥。 本盟並不反對任何政治人物與中國進行交流或前往中國訪問，但應堅守維護台灣主權利益之原則，以透明、對等方式慎重進行。故而對此次謝前院長的訪中之行表達反對之意，並呼籲謝前院長務必慎重行事。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主席　陳南天

楊英育（Bob I. Yang） 前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總會會長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與美國國會中的朋友一起致力於維護並提升台灣的主權。面對中國的崛起，FAPA告訴美國政府有關台灣的重要性。FAPA強調，支持台灣關乎美國的國家利益，同時也提醒美國，台灣關係法結合了兩國在社會、經濟及軍事等領域的緊密關係。  最近有兩件事反映出FAPA和美國國會之間密切的合作關係。首先是在2011年6月16日和10月4日舉行「台灣為何重要」的國會聽證會；其次是在9月14日提出「台灣政策法案」（H.R. 2918），隨後於2011年11月17日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通過，該法案目前正在等候全體眾議院的審議通過。   Summary of Remarks 楊英育（Bob I. Yang） Former President of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Working with our friends in the U.S. Congress,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 has been safeguarding and promoting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Coping with the rise of China, FAPA informs the […]

──台、日、美的區域安全合作之建議 蔡明憲 前國防部長 一、中國軍力的崛起對亞太區域安全的衝擊 （1）自公元2000年以來，中國軍力急聚擴展崛起，尤其是它的海軍、空軍及飛彈的投射能量。中國的國防年度預算從14.6億美元（2000年），急昇到106.0億美元（2012年），這期間每年皆以超過10%以上的比例增加。相對的，台灣的年度預算卻從12.9億美元（2000年），降低到10.6億美元（2012年）。 中國解放軍對台海及亞太地區最大的威脅來自它的飛彈與潛艦的投射能量。根據美國國防部針對中國軍力所發表的年度報告（2010年）：「中國擁有全球最積極的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的研發計劃」。中國此項龐大的飛彈研發及部署計畫，明顯企圖是針對台海及亞太海域的制空權及制海權，並因此完成其從近海防禦戰略擴展至遠洋防衛戰略，使中國的軍事影響力穿越第一島鏈，直逼第二島鏈，甚至挑戰美國在亞太海域的主導權。 （2）根據台灣情治資料顯示，目前中國二砲部隊部署了約1,500枚的短程飛彈（SRBM）面對台灣，其中以東風（DF）11型及15型為主。又依「美中經濟暨安全審議委員會」於2010年11月發表的年度報告，中國光在福建省就部署了射程300公里的東風11型飛彈750枚，另600公里的東風15型400枚。美國歷任政府雖然一直不斷要求中國停止部署或刪減數量，但毫無結果。中國對台戰略實質也挑戰了美日安保協議與亞太區域安全。 美國國會的研究報告（CRS）提到：中國強化其海軍包括潛艇的投射作戰能量，其最主要短程目標是奪取台灣，控制台海；長程目標是「因應海洋主權紛爭」、「保護海洋運輸航線」「主張大國的地位」等原因。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瓦良格號（Varyag），經過大改造後，不久將可配署中國海軍。另在10年內，中國計劃建造並部署1-6艘航母。至於搭載戰略彈道飛彈的潛艦，現在已部署了3艘，其中攻艦彈道飛彈「東風21D」是中國海軍「反介入」（Anti-Access；Area-Denial）戰略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另中國海軍，目前約有60艘攻擊性潛艇，包括12艘向前蘇聯購買的基洛級柴油潛艇，自行研發的傳統動力之宋級、元級攻擊潛艇。另，中國對美日本土具有核武攻擊能力的有晉級、夏級、漢級等戰略導彈核子動力潛艇。中國攻擊性潛艇的總數量已超過台、日總和，也嚴峻的挑戰美國在亞太區域的控海權。 （3）根據日本SAPIO半月刊2011年6月報導，中國潛艇過去數年確實屢次入侵台灣及日本領海，並曾發生靠近美軍艦艇並浮出水面，而震驚美國的例子。對各國海軍來說，反潛作戰能量（ASWC）是一個棘手的課題，尤其中國常規動力潛艇潛航中的音量已經變小，更增加美軍偵測的困難。又中國潛艇以提昇攻艦巡弋飛彈和魚雷的攻擊能力，這對未來美、日與中國海軍衝突的想定裏，威脅性及不可預測性日趨嚴峻。 中國海軍的戰略目標是確保能對台的動武作戰能力，以「速戰速決」、「首戰決勝」奪取台灣。當台海發生衝突時，中國海軍將企圖阻止或遲滯美國、日本等外國軍力介入，迫使台灣儘早屈服，進而控制台海及鄰近亞太海域。因此中國海軍的「反介入」（2A/AD）戰略，其最大目標當然是美、日的海空軍戰力，這對美日安保的亞太區域戰略利益已構成了嚴重挑戰了。所以，中國的對台戰略，就是對美、日的戰略。  二、台、日、美的區域安全合作之建議 （1）繼續強化台、日、美的雙邊或三邊針對中國軍力情資之交換與軍事合作的協商。 雖然台灣與美、日沒有正式外交關係，但基於共同的區域安全戰略利益，如何透過美國「台灣關係法」與美日安保協議，繼續強化既有的雙方或多邊的協商，相互交換對中國解放軍的情資及軍事動員合作，回應中國軍力的擴張而產生可能的誤判或衝突，以確保台海及亞太區域的穩定與和平。例如：1996年中國對台灣試射飛彈的危機，及2005年中國潛艇潛越日本琉球及台灣海域等事件，皆是台、日、美三邊情資交換，回應危機而合作的很好案例。 相對的，台灣馬政府不應因「親中」「一中」政策與中國合作，來對抗日本或美國。例如在釣魚台及南海主權的爭議上，台灣可以明確表達自己的立場，但應避免與中國一起合作對抗美、日，因為中國對台灣的攻奪戰略，是台灣當前最主要的敵對者。 （2）建置亞太區域共同飛彈防禦系統（Theater Missile Defense，TMD） 根據「詹氏防衛月刊」於2012年8月初的報導，中國二砲部隊於今年7月24日，試射東風41型飛彈，載控核彈頭可摧毀任何超過五萬人口以上的美國城市，而且一次可配署10枚核彈頭，可分別瞄準所設定的目標。中國此舉，促使美國政府（國務院發言人）於今年8月底公開表示，美國將透過與盟邦協商，在日本領土南方與菲律賓，分別設置大頻道的預警雷達站，以攔截北韓及其他國家（中國？）的攻擊飛彈。此預警雷達及飛彈攔截防禦系統（TMD），預估必然涵蓋整個亞太地區，包括台灣海域。據報導在台灣北部山區建置中的大幅度遠距預警雷達站，將於近期內完成部署啟用，其功能必能配合上述亞太區域飛彈共同防禦系統之整合，確保台海及亞太的安全。 （3）共同強化確保亞太區域的自由航行（Sea-Lane of Communication，SLOC） 由於中國近幾年來片面宣稱其在部分東海海域（釣魚台列島），及南海為其國家「核心利益」，引起日本、台灣、越南、菲律賓、印尼等國家對該海域的緊張與衝突，因而影響了此亞太海域的自由航行的機制。 台灣自1956年起迄今，實際控管南海中最大島嶼─太平島，並於數年前，建置簡易的飛機跑道及駐守人員。因此台灣可積極要求參與南海主權爭議等事的共同協商，和平解決南海爭議，並承諾參與遵行「南海共同行為準則」，確保南海及亞太區域的自由無害通行。台灣與菲律賓、印尼等國家在南海的自由無害通行議題的互動上，有相當的程度的雙方共識與合作。台灣可積極擴大與美、日及東協國家，發展雙邊或多邊的協商，共同促使南海海域的自由航行之權利。 （4）繼續共同強化亞太區域「反恐」、「反海盜」、「海難的人道救援」的國際合作 自2001年9月11日在美國發生「恐怖事件」後，美國一直積極的與世界主要國家，包括台、日、中、韓及東南亞各國簽署「反恐」的共同合作計畫，其中包括機場、港口查驗，並對公海航行中的可疑船隻及海盜船，強制攔截檢查或接管。 台灣從過去迄今，對反恐、反海盜及海難的人道救援工作上皆有積極的表現與參與，這也是台海兩國可共同參與亞太區域多邊安全合作項目之一。 三、結論 台灣政府及人民必超越黨派利益，而應以台灣國家安全及台灣人民生命福祉為優先，強化自我防衛的決心與作為：落實「全民國防」、「國防自主」、「軍隊國家化」、「文人領軍」等法定政策；同時強化「三軍聯合作戰」機制（C4ISR），及國軍衛國保民的士氣與決心，及提昇國防預算運用績效，並繼續強化與美、日為主的區域安全聯防與合作，以確保台灣主權及台海和平。

──日台安全保障關係和集體自衛權的行使 金田秀昭 岡崎研究所理事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來的動向，對許多方面的意義來說，已成為區域和國際社會關注的重大問題。特別是中國環繞海洋的霸權行動，更是增加各國對區域安全保障的擔憂。 自1978年導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採取改革開放路線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都持續成長為區域大國。另一方面，在軍事方面，中國核子武器的現代化，各種彈道飛彈和巡航飛彈或海空軍力的迅速現代化與擴張，以及太空和網路戰力的強化，同時近年來在東海，南海和西太平洋海域，持續採取霸權的行動。這種中國在海洋的霸權行動，與包括日本在內的東北亞地區，東南亞和南亞各國發生摩擦，有時甚至出現情勢緊張的狀況等，從而引發區域或國際社會的警戒心。對於中國的這種動向，海洋國家日本該如何因應呢？  一，中國覇權的海洋擴張 中國從1970年代開始在南海向海洋擴張，自1980年代以後更向東海或日本領域週邊甚至是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專屬經濟區（EEZ：Economic Exclusive Zone ），有逐漸擴大其向海洋伸張的趨勢。 起先是為了開發在東海的海底資源，在日中中間線西側海域進行資源探勘的鑽孔開始，1990年代的平湖油氣田，以及2000年以後的春曉（日本名白樺）油氣田的建設。另一方面，在有關釣魚台列嶼的爭議，自1971年至目前為止，中國利用軍艦、公務船、漁船與民間團體等，頻繁地採取對日本挑釁的行為，甚至在2010年還發生中國漁船在日本領海故意撞擊進行監視行動中的日本巡邏船的事件。 同時，中國海軍透過水面部隊（有時包括潛艇）侵入日本周邊海域，在1990年代以來被確認在東海西側採取編隊航行，2000年則以情報收集船繞行日本列島，自2001年以來更在日本專屬經濟區水域的小笠原群島，硫磺島和南西諸島(琉球群島)附近的西太平洋海域，甚至關島周邊海域等，不斷進行被視為對潛作戰用的海洋調查；2004年發生漢級核子潛艇非法潛航入侵領海的事件，2006年更在沖繩附近海域發生宋級潛艇在美國航空母艦附近浮出水面的事件。 最近幾年，中國更頻繁地進行多種，多數水上部隊的演習和訓練。2008年4艘驅逐艦組成的部隊從日本海侵入繞行日本一周以來，2009年又再發生一次（五艘），2010年再發生三次（分別是六艘，十艘和兩艘），2011年再發生三次(分別是十一艘，六艘和五艘)，2012年到現在為止已經發生四次（分別是四艘，三艘，五艘和三艘），每次都通過日本的大隅海峽或南西諸島(琉球群島)，甚至是台灣近海，甚至侵入沖之鳥島周邊的西太平洋或菲律賓海，進行各種海上訓練。同時，2011年也有兩艘軍艦通過對馬海峽在日本海航行。這些都是已經被確認的事實。 如上所述，中國海軍從沿岸，近海到外洋（遠洋）逐步擴大其行動範圍，進而變成在西太平洋等海域反覆進行定期的外洋訓練。中國此點具有向國內外誇示其遠洋行動能力與綜合戰力，或是在沖之鳥島周辺環繞專屬經濟區基點的日中爭論焦點（島嶼或岩礁）進行政治性示威行動的意義。更軍事性的意圖是研究美國和日本的對應，分析和積累資料，掌握敵我的優缺點，吸取經驗教訓，反映在今後戰略和戰術的擬定。 二、中國的海洋戰略 1980年代，深受鄧小平信任的海軍司令劉華清，在武力統一台灣之外，為確保本國防衛及天然資源，策定以連結日本列島、南西諸島、台灣、菲律賓、婆羅洲的「第一島鏈防衛線」為絶對海上防衛線的「近海防禦」戰略。在這條防衛線内，中國的「核心利益」不只是台灣，還包括日本的釣魚台列嶼在內的東海，以及ASEAN諸國主張領有權的南海。中國在將設定為本國防衛上的絶對防衛圏的「第一島鏈防衛線」和包圍中國大陸南岸線的南海加以「聖域」化的同時，更提出在東海的「制域」化，甚至伴隨著戰力的擴充和遠洋行動能力的提昇，將中國的前沿防衛圏（海防邊彊）向東方擴大，並開始著手將從千島列島西部、小笠原諸島、馬里亞納諸島（關島）到新幾內亞島的東經150度的「第二島鏈防衛線」的内側海域，做為戰略性的「緩衝帯」化。這條「緩衝帯」幾乎等於涵蓋日本的太平洋島嶼、專屬經濟區和重要海上航路（軍事及貿易）。 中國海軍將這條｢緩衝帯｣定位為終極凌駕海上自衛隊的能力，抑制爭奪西太平洋覇權的美國海軍的行動，在發生台灣問題等狀況時，能先期阻止海上自衛隊或美國海軍馳援部隊的海域。同時，為使「近海防禦」戰略能夠完整，以能在這個海域活動的戰略核子潛艦、攻撃潛艦為中心，進一步增強大型水面戰艦、可以進行空中加油的基地航空機和攻擊艦艇的彈道飛彈及巡弋飛彈，謀求構築「反介入／區域阻絕」（Anti-Access/Area Denial ，簡稱A2/AD）的戰略構想。近年來，以美國航空母艦為主目標的對艦彈道飛彈，以及第一艘航空母艦的服役也即將實現。與此相關地，中國海軍的戰略已超越歷来的「近海防禦」概念，而變成由胡錦濤主席於2007年提出的「遠洋防衛」概念。  三、中國軍事力量的増強 中國軍事力量的現代化，原本是以因應「核心的利益」的台灣問題為目標，具體而言是以提昇阻止台灣獨立以及外國軍隊支援台灣的能力為最優先課題，但近年來卻鋭意建立遠超過遂行因應台灣問題程度的任務能力。 2010年，中國已擁有75艘戰艦的現代化水面艦隊，以及包括戰略核子潛艦在內的60艘潛艦等，具備遠超過台灣海軍甚至日本海上自衛隊的陣容。同時，中國也致力於改善並擴充過去専家間所指出中國海軍的弱點─後方支援能力，並整備急遽増強中的水陸兩用艦，目前已擁有不只是針對台灣本島，更具備攻略釣魚台列嶼或南西諸島等日本南西方面離島的能力。 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的長期計畫，正如其國防及軍隊現代化的三階段發展戰略所示，揭櫫「在2010年奠定基礎，到2020年基本上實現機械化，達成情報化建設的重大進展，到21世紀中葉基本上實現目標」的目標。海軍被定位為人民解放軍的戰略軍種，提昇近海的綜合作戰能力，以及戰略嚇阻與反撃能力，進而謀求發展遠洋的國際合作及因應非傳統安全保障領域威脅的能力。 若以此推論，中國鋭意持續進行的軍事現代化當中，可以想見的是以増強海上戰力為重點，以戰略核子潛艦或攻撃型潛艦（包括核子潛艦及傳統潛艦）、航空母艦做主軸的機動部隊為中心，謀求提昇各種現代化戰闘艦艇、支援艦種的綜合戰力。此種情形若繼續發展，再加上美國國防預算的長期降低，正如美國前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Henry Rumsfeld）所指出，可以想見中國到2020年就會擁有「超越美國海軍的大海軍」。不論此點是否真會實現，但中國今後以増強海軍力量為背景，日漸強力追求海洋覇權一事，絕對是不會錯的。 其中，藉由航空母艦艦隊的完成而増強的武力投射能力，將使區域的軍事平衡到達危險的水準，並將伴隨著中國政治領導人想要行使軍事力量的危險性。同時，正如先前漢級核子潛艦的潛航侵犯領海事件所見，人民解放軍誇示能力的冒險性意欲，很可能造成沒有軍務經驗的胡總書記或温首相，甚至以習近平為首的後継政治領導人，出現無法統制局面的危兆候。  四、周邊海域防衛和日美同盟 確保日本周邊海域或海上航路的安全若遭到阻礙，則不只是國際經濟，對區域或沿岸國家的安全保障，也將導致嚴重的悪劣影響。特別是對日本而言，海洋的自由利用是維持「生存」和「繁榮」的基本要素，海上航路的安全確保具有致命的重要性。然而，海上航路的範圍相當遼闊，單靠日本一國並無法確保安全。 日本戰後一貫重視並維持與提供強力海洋防衛承諾的美國合作（海洋防衛同盟）。在國際安全保障環境正大幅改變當中，長期來看，對處於國際社會「指導者地位歧路」的美國和「國家興衰歧路」的日本而言，海洋防衛同盟的維持特別緊要，兩國都期盼這項合作能夠繼續。 日美兩國雖都有各自的優點和缺點，但在兩國關係中，擁有全球力量的美國和擁有影響力的日本，維持「兩人三脚」的互補關係極為重要。透過這種關係的維持，日美同盟不只是對美國和日本雙方有益，在以自由民主主義為基調的國際體系能安定維持與發展的意義上，對包括台灣在內的地域社會或國際社會，也將持續是帶來良好結果的重要因素。 更直接從安全保障的層面來看，當中國的戰略「緩衝帯」化的意圖日益明顯，則如何保全日本領域或專屬經濟區、台灣或海上航路的防衛即成為問題。如果參照這個海域的地圖，即可知連結日本列島、南西諸島、關島的三角地帯，與中國的戰略「緩衝帯」幾乎是一致的。以駐沖縄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遷往關島為契機，在這個三角地帯或東海，美軍和日本自衛隊若能積極共同運用航空機或船艦，顯現制海能力的話，或許有可能讓中國的野心受挫。換言之，這個三角地帶具有讓中國戰略「緩衝帯」弱化的「戰略三角洲海域」的意義。如此一來，日本自身極有必要謀求海空防衛能力(特別是海上防衛能力)的飛躍性充實。例如，日本有必要勇敢突破過去的禁忌，嘗試擁有核動力的攻撃潛艦或搭載戰術航空機的航空母艦等。  五、關乎存亡的重要的台灣防衛 台灣對日美兩國的戰略重要性無庸贅言。上述「戰略三角洲海域」西端的南西諸島與台灣本島緊密相鄰。包括潛艦在內的中國海軍部隊，若要從第一列島防衛線侵入西太平洋方面，則絕對必須通過台灣近海。台灣若落入中國的支配之下，則這條海上要道等於免費通行。日美台三國共同對「戰略三角洲海域」的重要性重新認識，更進一步構築安全保障與防衛協力關係，如此應可遏止中國嘗試構築反介入／區域阻絕（A2/AD）構想的企圖。 關於此點，日美同盟有一定的進展。2011年6月，在華盛頓舉行的日美安全保障協議會（2＋2）發表的共同聲明中，明白指出將敦促中國遵守國際的行動規範，採取強化中國提高軍事現代化或活動的開放性或透明性措置的方針，同時針對中國的海洋擴張，強調維持航行自由的原則，以及確保海上交通安全或海洋安全保障的必要性，進而強化日美澳的防衛合作，促進日美印對話，加強日美ASEAN安全保障協力等。日美同盟雖在民主黨取得政權以後，出現普天間基地遷移等停滯的部分，但也有進一步深化的部分。然而，台灣防衛問題依然不明確。 若台灣與中國的紛爭出現時，美國會參戰。如此一來，日本會啟動周邊事態法來支援美軍。由於戰場接近日本的領域，因此日本很容易出現認定為是對日本武力攻撃的事態，在這種狀況下，日本政府若有決斷，將會基於個別自衛權發動防衛行動來因應。然而，當有必要對参戰中的美軍或台灣軍進行軍事性支援時，會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六、集體自衛權的行使 日本政府應該從「雖保有權利但不能行使」這種源自憲法解釋的神學論争脫離，從現實來面對集體自衛權的問題。同時，對同盟國的美國當然無庸贅言，必要時亦須將對台灣「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可能條件加以明確化，甚至應調整「武力行使的一體化」所衍生的問題。 原本基於聯合國憲章的「集體自衛權」即指，對與本國有密切關係的他國發動的武力攻撃，「（由於雙方的密切關係）客觀上等同於對本國的攻撃，其危險在現實上亦十分明白（該項攻撃視同對本國的攻撃）時」加以反撃的權利。在國際上一般性的解釋中，此點須滿足「與被攻撃國的密切性」以及「與本國防衛的相關性」的兩個要件。 然而，日本政府的立場是：「基於憲法第9條所容許的自衛權的行使，僅止於防衛日本必要最小限度的範圍，而行使集體自衛權將超越此一範圍，故為憲法上所不容許」，因此雖然認可個別自衛權的行使，但並不容許集體自衛權的行使。換言之，日本政府在上述兩個要件之外，再加上源自憲法解釋的「反撃行為的限界性」的要件，結果變成採取不為日本國憲法所容認的立場。然而，從國際間的解釋來看，「反撃行為的限界性」是指行使集體自衛權時反撃的程度是否過剰的問題，很明顯地並沒有做為集體自衛權行使要件的性質。 另一方面，日美安保條約採取「在日本國施政下的領域，任何對一方進行的武力攻撃，即認為是危及本國和平與安全」，「基於本國憲法的規定及程序，進行因應共同危險的共同行動」的立場。換言之，依日美安保條約之規定，美國對於在日本的施政權下的領域他國對日本的攻撃，或是日本對於在日本的施政權下的領域他國對美國的攻撃，基於「認為是危及本國和平與安全的行為」，日美進行「因應共同危險的共同行動」，很明顯地，此點係指容認兩國在日本施政權下的領域，基於自衛採取集體共同防衛行動。 尤有甚者，若再進一步推論條文的解釋，則即使是「在非日本國施政下的地域，他國對美國發動的武力攻撃」，若從其態様來看，視同「在日本國施政下的領域，任何對一方進行的武力攻撃」在理論上是可能的話，則此點將被「認為是危及本國的和平與安全」，那麼受到攻擊的美國（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亦是可能的。  七、日台的安全保障關係 就日美同盟而言，兩國間的集體自衛權的確如上所述，但對並非同盟國的台灣來說，是否滿足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要件，在日本卻連討論都沒有。日本政府除應謀求與台灣的國交正常化之外，應同時思考制定安全保障基本法或修改憲法，舉全國之力儘速進行包括集體自衛權在內等有關國家安全保障基本問題的議論。這項議論不止針對美國，更應包括對台灣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問題。 眾所周知，台灣大多数國民都非常親日，且在經濟、産業和文化等方面，都與日本存在著緊密的關係。在311東日本大震災時，全世界捐贈最高額援助金的是台灣。同時，日本國民也對台灣擁有極為親密的感情。 此外，在地緣政治上和戰略上，台灣這個一衣帯水的隣國對日本都居於重要位置，同時地處東北亞海上交通的隘路的台灣，對日本或區域全體的安全保障，都具有重要意義。假使台灣被中國用政治和軍事加以控制，則日本不只是在政治面和經濟面，甚至連軍事面也會遭到極大的打撃，此點是無庸贅言的自明之理。日本在台灣有事時應採取軍事性支援台灣的行動。 然而，由於台日間並不存在正式的邦交關係，如果台灣遭受來自中國某種形式的攻撃，日本應如何思考「與被攻撃國的密切性」以及「與本國防衛的相關性」這兩個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要件即成為問題。 在此必須思考的問題主要有下列四點。亦即，①台灣是否為聯合國憲章所指的「被攻撃國」(也就是說台灣是否為「國家」)？②與此相關連地，日本和台灣之間是否有必要締結如日美安保條約般的條約？③台灣主張釣魚台列嶼為台灣的領土，此點是否會否定行使集體自衛權要件的「與被攻撃國的密切性」？④相同地，前述台灣的主張是否會否定「與本國防衛的相關性」？ 其中，在第①點及第②點方面，有必要進行國際法或國際政治層面的研究，此時雖然有導致日本議論集體自衛權特徴的神學論争死灰復燃的危險，但正如議論日美間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情況，透過内閣總理大臣發揮政治與行政上的強力指導力，仍然存在以政策上的決定事項（憲法解釋的修正）而容許行使的管道。亦即，如果因為某種事由而產生明確必要性時，日本政府可以立即承認台灣為國家，恢復正式的國家關係，甚至締結具備行使集體自衛權要件的條約。此種作法是可能的。 另一方面，關於第③點及第④點，也就是說台灣的國家方針是主張領有釣魚台列嶼，而不承認此點的日本要以國家意思對台灣行使集體自衛權，此等問題如何整合即成為重要的課題。 台灣雖然主張領有釣魚台列嶼，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台灣極力克制以國家身份採取具體行動。同時，對於實效支配該列嶼的日本，台灣非正式地提出更具務實的具體要求─締結相關海域近海的漁業協定。 對於這種雖是非正式卻具實效性的漁業協定，日本除以主管者的身份與台灣之間透過某種形式締結之外，只要可能以暗喩或間接方式呈現日本的施政權及於該列嶼的話，當因某種事由產生明確的必要性時，日本毫不躊躇地將台灣納入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對象，此點是可能的。 現在關於釣魚台列嶼的問題，雖說是民間團體，在中國、香港加上台灣都掀起對日抗議行動，但這在政治上只有對中國有利。從此種觀點來看，當前最重要的是日台政府間對釣魚台列嶼問題的相互理解，並基於現實觀點締結「民間」漁業協定，雙方今後應朝此方向傾注努力。（此次台灣方面阻止台灣漁船的抗議行動，可說是極為適切。） 無論如何，對於台灣自身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努力，吾等的期待是台灣以國家的自覺，認真提升對周邊海域或海上通路的防衛能力。雖是我個人的意見，但台灣應先讓全軍儘速熟習實際運用從美國引入具備強化C4ISR機能以海空為主體的現代化裝備，努力獲得「綜合性（Comprehensive）制海及制空能力」這種遂行現代化作戰的能力，並以國家的整體意志朝此方向邁進。如此，台灣才能在此一基礎上，思考朝向將來保有遂行戰略性對潛作戰、廣域情報収集、彈道飛彈與巡弋飛彈防禦及海上防空等能力的必要。 譯者：李明峻（台灣安保協會副秘書長）

渡辺 利夫 拓殖大學總長・校長 一、日本外交的「威信喪失」 此次被邀請擔任台灣安保協會「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研討會的報告人，本人感到非常的光榮。 那麼，雖然研討會第三場的主題是「中國崛起與日本的亞太戰略」，但很遺憾的是，日本長期以來並沒有所謂的亞太戰略。在東西冷戰期間，日本位於美國對蘇戰略的最前線，除提供軍事基地給美國之外，連自身的安全保障也都委託給美國。對敗戰國日本來說，當時並沒有其他選擇，而在此意義上，一般也認為是非常有效的戰略。但問題在於冷戰結束後日本的安全保障仍是一面倒地依賴美國。 現在美國在安全保障方面最重要的對象國是中國。同時，最讓日本苦惱而且將來會越來越困擾的也是中國的軍事大國化。但即使在中國的軍事大國化已成為任誰都一目瞭然的狀況下，我們仍然看不到日本有想要自立的動向。 俄羅斯領導人訪問北方領土、韓國總統訪問竹島等，都是周邊國家看穿日本缺乏想要自立的志向，從而趁機伸張國家利益的行動。然而，日本對於這些狀況還是沒有採取任何有效的方案。 其中特別是2010年9月在釣魚台列嶼發生的中國漁船衝撞事件，日本政府、首相官邸的對應更是令人慘不忍睹。在此一事件的過程當中，明白顯示日本欠缺亞太戰略。目前的日本缺乏毅然堅守主權的精神，此點也導致日本外交威嚴或威信（Integrity）的喪失。 關於中國漁船衝撞事件，我想諸位都很清楚，故而在此不再贅述。我想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對此事件的事後處理。這是日本在外交與安全保障政策方面「威信喪失」的一個事例，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事例，首先希望諸位能耐心傾聽。  二、釣魚台列嶼中國漁船衝撞事件異様的事後處理 無庸贅言地，在日本領海内衝撞海上保安廳巡邏船的中國漁船船長，當然被日本海上保安廳以妨礙公務罪加以逮捕。然而，那覇地方檢察署（以下簡稱那覇地檢）居然在保留處分的情況下，釋放該名被視為嫌疑人的船長。從主權國家的角度來看，這次漁船衝撞事件的事後處理真是不可思議。 事實上，日本首相官邸的意圖是想以那覇地檢的對應，讓此一事件簡單落幕。現在若就此事詢問内閣官房長官（秘書長），他一定會回答說：「尊重檢察獨自的判斷」。當時我即強烈地感受到：日本政權的中樞如果對於主權問題採取這種不誠實的態度，將會在日中關係的將來殘留重大禍根。 關於釋放船長的理由，那覇地檢在記者會上做如下表示：「若慮及日中關係的未來，再繼續拘留該名船長進行偵察並不適當」。這真是天大的假話。因為檢察官的職務就是對移送的犯罪事案一再仔細偵察，最後決定給予起訴或不起訴處分。 在刑事司法上，檢察官的權限相當強大。起訴權限由檢察官獨占，這種「起訴獨占主義」是日本法律的基本原則之一，其他任何事由都不能加以妨礙。「起訴獨占主義」讓檢察官只能依據「法律與證據」遂行任務，這就是所謂法的權限。依據「法律與證據」進行偵察，應該不會發生「慮及日中關係的未來」等問題。無庸贅言地，「慮及日中關係的未來」是「政治判斷」，因此那覇地檢的發言明顯是越權行為。 吾人可以推測，說不定那覇地檢在説明釋放船長經緯的記者會上，故意開宗明義即指出「慮及日中關係的未來」，是想要向國民傳遞抵抗的信號，表示「我們被迫做出自己也不容許的事」。依據「法律與證據」決定起訴或不起訴，這是刑事司法上專業檢察官的工作，此點應是檢察官自身最瞭解的事。 刑事司法原本即沒有要完全排除政治判斷，因此法務大臣擁有發動指揮權的權限，可依此指揮檢察廳。即使犯罪嫌疑濃厚，但以外交的顧慮優先，故而透過指揮權的發動，由法務大臣指揮檢察釋放船長的話，雖然會讓國民深感失望，但至少還能確保法律的正當性。但在此次釣魚台船隻衝撞事件中，日本領導階層連發動指揮權的氣概都沒有。 直言之，真相就是中國執拗地強硬要求釋放船長，日本首相官邸採取屈辱性的對應，強迫那覇地檢署保留處分加以釋放。 但幸運的是，此一事件並沒有因為這樣就被湮滅掉。因為五名有勇氣的日本國民向那覇地方法院提出不服申訴。接獲申訴的那覇地方法院立即組成那覇檢察審査會。該檢察審査會於2011年4月18日議決以妨礙公務罪等，要求檢察官起訴該名中國籍船長。 於是，那覇地檢乃重啟偵察，之後於同年6月28日決定「不起訴」。但檢察審査會並不同意這個結果，而於7月21日第二次議決要求檢察官起訴該名中國籍船長。依據現在日本的法律規定，如果檢察審査會兩次議決要求檢察官起訴，則該案即成為「強制起訴」。日本著名的小澤一郎案例即是如此。 在第二次檢察審査會的議決書中，特別重要的地方是指出：儘管收到第一次檢察審査會「要求起訴」的議決，但那覇地檢並未就嫌疑人的資料，向中國當局要求提供情報或協助捜査，因此再次議決「要求起訴」。我的看法一如檢察審査會所言。換言之，因為本案是政治判斷，因此並沒有讓那覇地檢認真重啟偵察。 於是，由於檢察審査會第二次議決「要求起訴」，那覇地檢於今（2012）年3月15日對該名中國籍船長強制起訴。由那覇地方法院指定律師擔任檢察官的角色，對犯罪嫌疑人的中國籍船長以妨礙公務罪強制起訴，於那覇地方法院進行包括公開審判等的司法程序。 然而，這項司法程序當然不會順遂進行。那覇地檢雖將起訴書送給犯罪嫌疑人，但當時該名中國籍船長業已回國。由於中國政府認為釣魚台列嶼是其領土，故透過這種解釋，起訴書當然不可能會送達犯罪嫌疑人。依據日本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如果起訴書在兩個月內未能送達犯罪嫌疑人，等於是「放棄提起公訴」。於是，中國漁船衝撞事件的司法程序在2012年5月17日正式確定。 綜言之，由於受到想要息事寧人的首相官邸的壓力，那覇地檢早在將中國籍船長以保留處分釋放的時點，就已經決定這個案件的結果。雖然是涉及侵犯主權的國家大事，但日本政府高層卻讓這個事件彷彿沒有發生過。這次事件目前已經落幕，但帶給中國的「學習效果」是：即使對於國家主權的問題，「只要施壓，日本這個國家也會扭曲法律而讓步」。由此觀之，釣魚台列嶼命運的輓歌無疑終將到來。 在此意義上，我認為釣魚台列嶼的中國漁船衝撞事件，對日本而言有如惡名昭彰的慕尼黑會談中，英國張伯倫首相對德國總統希特勒的譲歩。1938年9月的慕尼黑會談，由於想要迴避德國執拗地強硬要求，因而持續採取對德宥和姿勢，結果反而讓情勢變成朝向大戰發生的分水嶺。中國漁船衝撞事件讓我們想起慕尼黑會談的歴史先例，顯示日本在外交與安全保障嚴重「喪失威信」。不知在座諸位是否如此判斷呢？  三、東亞共同體構想的危險與怪異 方才我提及現在日本政治領導階層在外交・安全保障政策與亞太戰略方面「喪失威信」，但為何日本今日會落入這種狀態呢？ 我是在1960年代或可說是1970年代渡過青春時代的人。因此，深信當時日本許多記者、學者或政治家的幻想，認為保衛日本和平的憲法第九條存在著陰影，那就是日美安保條約有讓日本捲入戰争的危険。當這種「護憲和平」的倒錯論理一再被主張時，會讓人們將這種「共同幻想」認為是現實。我對此有相當強烈的感覺。 現在日本執政的民主黨是由還天真地相信這種幻想的人所組成的政治集團。日本人在2009年秋天的衆議院選舉中，給予超過300議席以上的超絕對多數，讓這樣的政黨執政。這是日本人的重大「失敗」。 在該次衆議院選舉前不久，下任執政黨黨魁（也就是幾乎確定擔任首相）的鳩山由紀夫，在日本某雑誌以「我的政治哲學」為題，發表極端非哲學性的論文。該文充斥著和平主義的虛空理論，所有我認識的人都大為驚訝。同時，該論文的摘要還刊載於「紐約時報」的電子版。於是，美國國内普遍認為日本的新政權相當反美，難怪其時美國政治核心出現不少嫌惡日本的情緒。 在中國漁船衝撞事件、俄羅斯領導人訪問北方領土、韓國總統訪問竹島等相繼發生的今日來看，這篇論文完全不值得評論。但不知該稱其為自由派或是左派，總之一直存在幻想氣氛的當今日本執政黨，的確還令人深深感受到充滿鳩山論文的浪漫主義。因此，為瞭解現在日本政治指導者特有的某種觀念，我認為評論該篇論文亦有其意義，因此在此略加探討。 該論文提起「東亞共同體構想」倡議，而主要論點包括以下兩點。 第一，鳩山表示，現在國際關係重要的是必須認識到：美國影響力低下的同時，中國影響力正顯著増大。於是，鳩山認為日本面臨的重大外交課題是：「在努力維持覇權國家的美國與企圖成為覇權國家的中國的夾縫間，日本如何維持政治與經濟的自立，守護國家利益呢？」。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日本處於「美中夾縫間」的事實誤認。雖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美國是日本的同盟國，而中國不是。一但日本陷入急迫的事態，美國負有防衛日本的責務。另一方面，日中之間不但沒有同盟關係，而且兩國關係還存在一堆麻煩的問題。 關於日美同盟，日本政府被「雖擁有集體自衛權但卻不能行使」的奇怪解釋所束縛，並不負起防衛美國的義務。在此意義下，日美同盟是非常「片面性」的。 在民主黨的政見中，雖然謳歌構築「緊密對等」的日美關係，因而認為日本因應的第一歩是承認集體自衛權的行使，並主張日美同盟必須是「双務性」，但事實上民主黨並不認為如此。我認為，以非核三原則的法制化或普天間基地移轉問題的再檢討等作法來逼迫美國是不對的，但民主黨竟毫不在乎地公然加以推動。若是日美同盟動揺，「崛起的中國」將立即掌控東海的制海權，但民主黨無論如何是沒有這種想像力的。 第二，鳩山論文中強力倡議「構築東亞共同體」。鳩山的主張是：「東亞地域是日本生存的基本生活空間，我們必須繼續努力在此地域創造安定的經濟合作和安全保障架構。」。 所謂共同體是指超越FTA（自由貿易協定）或EPA（經濟夥伴協定）的機能性制度，是一種理念的共有體。鳩山想定以EU（歐洲共同體）為範本，期待將域内統合或紛争處理託付給共同體，甚至還考慮創立東亞共通貨幣，但很遺憾的是，東亞並不存在EU般的機構，將來也無法期待會存在那樣的機構。 東亞並不存在共有的社會理念，政治制度也相互迥然不同，甚至不具備共通的安全保障。同時，東亞是由發展階段顯著不同的國家所構成。與EU之間的決定性不同即在於此。在沒有統合基礎的地域，強行套上共同體的大傘，結果將由於其「非對稱性」，必然會讓強國更容易控制弱小國家。東亞共同體違背道理到這種程度，民主黨為何沒有注意到呢？ 鳩山的政治哲學是以Coudenhove-Kalergi （奧地利政治人物、地緣政治學及哲學家，為歐洲統一的啟蒙與鼓吹者）的思想為基礎，此點在前述論文中已有提及。但認為做為創設EU理念的Coudenhove-Kalergi思想在東亞也能適用，那就未免太嚴重忽視現實。在東亞確保行動自由，證明自己存在的決定性的重要兩國關係是日美同盟。東亞共同體雖是華麗的詞藻，但其內容卻不鮮明，反而是讓擁有明確戰略的大國能自由行動，變成巨大怪物般的存在。對於這種狀況，日本無論如何都必須避免被迫接受。這是我個人的想法，諸位以為如何？ 最後，我透過這份報告，就釣魚台列嶼發生的中國漁船衝撞事件的事後處理，認為日本的做法類似當年的慕尼黑會談，讓日本在外交與安全保障政策方面「威信喪失」。同時，對於為何日本會陷入這種「威信喪失」的情況，認為其原因來自於組成民主黨的政治集團所典型呈現的扭曲的外交感覺。 或許本文有相當程度是我獨自在此意義上展開「牽強附會」的論理。總之，我的報告到此結束。感謝您的聆聴。 譯者：李明峻（台灣安保協會副秘書長）  

吳釗燮 民主進步黨政策委員會執行長 林蔚教授是美、日、台共同敬重的一位學者，對於台美關係、台日關係的歷史發展有深入的研究，對於區域情勢的發展也有獨到的關懷，能再度在安保協會年度研討會中與林蔚教授同台，是本人無比的榮幸。 林教授有關美國對台政策的大作，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對於美國對台政策的歷史發展脈絡，有極為深刻與發人深省的描述，對於幾個關鍵的變化，也有很好的掌握。例如季辛吉在與周恩來討論雙方關係發展時，周恩來對於台灣設下框架，而季辛吉則毫不在意台灣的未來，認為十年內台灣就會歸屬中國，中美關係發展時的「台灣問題」將就此消失。這與現在美國政府高層官員的談話，成為一個很好的對照，也可以讓我們不斷反省，要如何處理台美關係，才能形成美國對台灣最有利的政策。以個人觀點，這是一篇值得一讀再讀的好論文，也值得所有關心台美關係發展的人好好珍藏的論文。 就像林蔚教授在論文中所闡述的，美國朝野對於如何處理對台政策一直有不同的主張，也一直在美國的政府之中推波助瀾，因此可以看到美國政府對台政策中不斷有矛盾與反覆出現。以當代幾位總統為例，雷根號稱是有史以來對台灣最友善的總統，但其國務卿海格卻在1982年與中國簽訂了817公報，台灣至今仍為此擔憂美國是否會開始執行此一公報而終止軍售台灣。柯林頓總統在1995-6年的台海危機時刻，派出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至台海巡弋，展現防衛台灣的決心，但在1998年也在上海說出傷害台灣的「三不」。小布希總統在剛上任時對台極為友善，但是在2004年12月與溫家寶會面時，當著鏡頭批評台灣總統，而當時台灣正在進行重要的民主選舉。歐巴馬總統雖然支持民主自由，同樣在台灣進行民主選舉時刻，顯然站在一邊，也未對於中國介入台灣民主選舉給予任何批評，這對於台灣人民選擇自己的領袖與自己的未來，看起來就是給予否定的答案。 如同林蔚教授所言，在2010年開始，東亞地區的戰略形勢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而這變化的最主要關鍵，來自於中國的崛起與對非控制下的領土之主張強化。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對於在釣漁台，中國政府縱容其漁船前往該區域進行衝撞行為，以此升高對日態度（以中國政府的控制能力，解釋為派遣該漁船也不為過）。另一例子為南中國海情勢，中國升高主權主張，與越南及菲律賓之間的對立情勢升高，造成區域情勢的緊張。五角大廈都認為南中國海區域形勢相當危急，可能是區域衝突的爆發點。 即使目前形勢已經相當緊張，但我們看到部份美國人士的看法，卻是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挑戰中國的主權，但是中國政府已經展現高度自制。這讓我和林教授有相同的感受，就是情況有如二戰前夕的危險，德國開始進行領土擴張主義，但看來有人還沒清醒，還認為應與擴張主義者妥協，還認為擴張主義者為個現狀強權，還認為擴張主義者是維護區域和平、穩定與繁榮的重要伙伴。 在這種情況下，或許我們必須有一個清楚的認知，就是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我們所認知的舊的、弱的、亂的中國，而是一個強大的且具有高度發展動機的中國，也正在善用其資源，對其他國家的內部發揮影響力。中國對美國國內的遊說工作，包括對行政部門、國會部門、智庫、企業界的遊說工作，已經開始在發揮作用，許多重要的機構已經開始把中國當作是一個重要的生意伙伴與資源來源，對其他的方面就睜隻眼、閉隻眼了。 在東亞地區新對立緊張形勢之下，台灣所扮演的角色，就值得關注與討論： Ÿ   美國鼓勵兩岸間的對話，讓馬政府似乎沒有任何後顧之憂的往中國前進，目前兩岸間已經簽訂了十八項協議，是否會有其他更重要或具政治性的協議或協商並不清楚； Ÿ   馬政府以及美國都不願看到兩岸關係和緩化方向改變，台美也都爭相討好中國，不願看到軍售議題帶來麻煩，因此馬政府國防預算編列越來越少，美國也不再與台灣討論新型的先進武器系統，甚至連F-16都不願售台，使得台灣自我防衛能力的前景堪憂； Ÿ   台灣與中國之間已簽訂了十八項重要協議，而台美之間為了牛肉議題鬧得不可開交，台灣對中國的各種壓迫行為默不吭聲，也不會應中國高層官員所說的「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定位，顯然兩岸關係似乎好過台美關係，中國對台灣的影響力也高過美國對台灣的影響力； Ÿ   在東海議題上，馬政府派出海巡船艦保護保釣極端主義者前往釣漁台，或為極端主義者進行補給，不斷對日本發出主權的聲明，看起來就是在製造事端、對立與糾紛，卻對中國或極端主義者的挑釁行為默不作聲，給於外界強烈的感受，馬總統就是與中國站在一起對付日本。而這不只是在凸顯主權的主張，更是在衝撞美日安保條約這個重要的東亞安全與穩定的基石； Ÿ   在南中國海問題中，馬政府所主張的U型線與中國的九段線高度重疊，既不挑戰中國的主權主張，也不回應美國國際法與自由航行的主張，但與越南及菲律賓的爭議卻越來越嚴重，甚至越南已經聲明台灣在太平島是「違法佔領」，這情勢彷彿台灣與越南、菲律賓等美國盟友已經站在對立面。 在東亞新局勢之下的台灣的角色，是我們必須認真思索的課題。以目前不斷升高的緊張情勢來看，如果不幸爆發嚴重衝突，到底台灣會站在美日安保體系和民主國家陣營，或與威權中國與擴張主義者站在一起，就是一個必須清楚的基本問題。或許台灣還沒到被迫選邊站的時間，但一個關心區域安全情勢發展與台灣能夠繼續站在民主陣營的人，大家應該預先思考，也應該要求馬政府仔細思索這不斷逼近的暴風圈。而美國這個民主陣營的老大哥，如果也看到東亞局勢朝向不利的方向發展，而台灣的立場有疑問時，是否也應該對馬政府說說真話？

林霨 美國賓州大學歷史學系國際關係學榮譽教授 這篇文章將探討美國對台政策的演變。下筆之前，我花了不少時間反覆思索今天到底要跟各位講些什麼好——說實在的，美國與台灣維持非邦交關係至今已經快40年了，這段期間每一階段的變化都被顯微鏡細細檢視過，那麼，我們還能談出什麼新想法嗎？因此我一開始只打算針對歐巴馬政府任內的作為，並翻閱前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資深主任貝德（Jeffrey A. Bader）所著的《歐巴馬與中國崛起》（Obama and China’s Rise）一書 [1]。對於相關議題有興趣的人而言，這是一本描述精細而且非常有用的參考書，只可惜對於過去四年美國對台政策的敘述顯得單調乏味，基本上不脫三個公報所設定的外交辭令範疇——自從西元1982年簽訂完最後一份公報後，相關說詞早已被視為了無新意的陳腔濫調了。 隨後我回想起貝德在卸下公職後曾經訪問過台灣，大約就是在有些論文建議華府是時候該「放棄台灣」這場風暴形成的時候[2]。說實在的，中國從來無法如此有力地召喚台灣來歸；一個空前強盛與富庶的中國，意味著相較於台灣關係法生效的那個年代而言，要繼續維持台灣自身的防衛能力——這是唯一符合該法規範的說法，並非實際派兵防衛台灣——很有可能會成為一個越來越昂貴的承諾。當時台灣也正從美國引進一批軍事採購，有些中國通的專家儘管沒有明講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但卻認為這應該是「最後一筆」軍售案了，就連貝德自己也說過，總是被中國用各種手段施壓、抗議的對台軍售，就是導致美、中兩國關係緊張的主要原因。那麼，當貝德在卸下官職快一年的2012年3月親訪台灣後，他又說了些什麼？ 貝德的說詞相當值得令人玩味再三。以下節錄自當時的新聞報導：  「放棄台灣這件事，『想都不用想』（unthinkable）」。 貝德指出，台灣已經展現出自由、民主的一面。他說，「要自由的人民被迫去接受不是他們所要的選擇，這種想法完全違反美國的原則」。 貝德表示，不論是美國法律或是美中聯合公報，都指出華府將協助確保台灣議題能夠和平解決。他說，「和平解決的意思，就是不能強迫台灣人民接受違反他們意志的方案。」[3]  幾個月之前，美國東亞事務助理國務親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與國防部主管亞太安全事務代理助理部長羅沃依（Peter Lavoy）都在2011年10月4日出席國會所舉行的「台灣為何重要」（Why Taiwan Matters）聽證會上[4]，兩位官員都對台美關係溫馨地釋放出正面訊息，坎貝爾當然也再次重申多年來維持雙邊互動的正式架構。 坎貝爾引述了台灣關係法；前總統雷根在西元1982年所做出有關於軍售、主權與台海兩岸談判原則的「六大保證」（Six Assurances）；還有美中三公報這些華府處理台海兩岸事務的全面性基礎架構[5]。我特別注意到，他在陳述中居然納入了「六大保證」。「六大保證」在華府政治圈內仍然充滿爭論，不過坎貝爾當天倒是講得很直接了當。老實說，他那天大多數證詞都顯得相當高調： 「台灣的未來將永遠伴隨著美國人民堅定不移的情誼，以及緊密穩固的伙伴關係」。當坎貝爾提到歐巴馬政府在過去兩年已經批准一批總值接近120億美元的軍售案時表示，軍售議題難免會引人注目，但是其實他的證詞有更深遠的意涵，華府已經決定「擴大與台北之間的各層級關係」。坎貝爾指出，華府提升了與台北之間官方交往的層級、持續派遣高階政府官員訪問台北，並期盼能夠與台北的資深代表在即將來臨的亞太經合會論壇上碰面………。至於將台灣納入免簽國待遇的部分，坎貝爾也指出，考慮到美、台之間頻繁的民間往來與密切的經貿關係，華府就快要完成給予台灣觀光客免簽證待遇的審核，他說，「我們就快要完成最後一個步驟了」。坎貝爾接著指出，美國「長期以來都聲言支持台灣有意義的參與國際組織，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ICAO）、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等[6]。」 今年我們可以再追加一項好的發展，那就是長期以來造成雙方關係懸宕的美牛爭議已經落幕了[7]。 我相當看重這三個人的陳述所隱含的重要性，這些說法可說是對台灣很廣泛的強力背書。貝德的說詞很正面詳述台灣所展現的民主自由，並強調不可以逼迫台灣人民接受非自願的選擇；羅沃伊重申了美、台之間高度軍事合作的關係；坎貝爾則表達出與台灣更進一步提升關係的意願，並深化雙方的合作並建立友誼。 這些說法呈現出美國對台灣的立場，已經與陳水扁總統任內時期大不相同。我無意妄自揣測在那段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是現在回想起來，顯然當時美國在台協會是透過有色鏡片在看待扁政府的。我早年研究所時期優秀的同窗室友包道格（Douglas H. Paal），他在西元2002年至2006年期間擔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根據某一消息來源，他最後是因為一份對他不利的調查報告而被迫離職。根據多方消息來源顯示，美國在包道格任內的一切評估都會迎合中國的需求，並力求避免美、中兩國因為在台灣議題上造成可能的衝突。據說當時在國務院的莫健（James F. Moriarty）與中央情報局的韋德寧（Dennis Wilder），也都抱持同樣觀點。 根據早期美國在台協會處長李潔明（James Lilley）的說法，仔細分析這些問題，不難發現部分原因在於中央情報局的職員，並非從新聞媒體中彙整出有關台灣的報告，反而輕易去採信國民黨方面對陳水扁總統過份負面的評價，而來自中央情報局的資料，也影響到國務院的決策[8]。我想，陳水扁總統無法流利地使用英文表達自己的想法，也是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之一。 現在請在座各位將思緒拉回到西元1979年以及後續的幾年間，當時台灣持續的獨立狀態面臨到最大的危機。那時候的美國官員是怎麼說台灣的？通常是相當冷漠、不講情面而且嚴守法條。十多年前傅立民（Chas Freeman）大使在外交事務委員會上的那場辯論，至今我仍舊記憶猶新，當時傅立民深信如果再不處理台灣問題的話，美國就會面臨一場核子戰爭。那是一個無聊地強調「台灣島上的中國人」說「中國方言閩南話」的年代[9]。直到最近幾年，在歐巴馬總統就任之初，當時海軍上將布萊爾（Admiral Dennis Blair）升任為國家情報總監（National Intelligence Director），還會有言之鑿鑿的報導引述他在2000年曾經指稱，台灣對於美、中關係而言就像是「大碗公裏的一坨屎」（the turd in the punchbowl，好一句老海軍的用語）——儘管布萊爾上將堅稱是針對某一個特定的對象在開罵，而不是指涉一般的台灣[10]。不可否認地，在美國外交決策圈當中，一直有一部份的菁英份子打從心底反對台灣，我們仍然隨時聽得到他們的言論，不過如果要從我所引述貝德、坎貝爾、羅沃伊三人的談話中找出那些人的影響力，的確是非常困難，這就是相當值得注意的發展。 我認為這是因為台灣超乎想像的發展，從威權獨裁走向多元開放、真正的自由與民主，這種成就讓包括華府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印象深刻。另一方面，尤其是歐巴馬政府比前幾任的總統更敏感，要維持美國在亞洲盟友之間的威信，台灣所扮演的角色對和平與穩定至關重要，這也是因為中國在領土主張方面獨斷獨行所致[11]。台灣不再是複雜歷史所遺留下來的獨特個案，反而更加體認到目前台灣的存在事實，以及台灣在區域中具備的資源（特別是對美國政策實際帶來的影響力）如果受到接納，則只要美國還處於龍頭地位，台灣就不會很快消失。 眾所周知，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不但在1976年答應周恩來，會讓台灣在十年內回歸中國[12]，並且還認真的付諸實行。季辛吉堅信必須將台灣「獻祭」給中國，才能夠鞏固美、中關係。他有絕對的把握，只要他和尼克森（Nixon）按部就班地執行計畫，就一定可以掐死從中國內戰中敗退、逃到台灣偏安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中華民國。周恩來更加碼演出，確保將台灣在中華民國被消滅之後的所有可能出路全部堵死：「沒有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是台灣獨立的問題」。季辛吉在第一次造訪中國拜會周恩來總理時，就同意了上述的「三不政策」。後來在1998年6月30日，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也毫不保留地為「三不政策」再度背書[13]。根本沒有理由不去相信，中國預期在美國的禮讓之下實際統治台灣，而且比香港的情況更快。 如果當年季辛吉沒有誠心誠意地對中國做出盡快讓台灣回歸的承諾，並沉浸在自己預言的禮物當中，反而在充滿張力的談判過程中說：「我現在就可以向你保證，到了2012年的時候，台灣將會有一位競選連任成功的民選總統；有一支自己的奧運代表隊；台灣維持『非正式』關係的國家數目也遠比蔣介石正式維繫的邦交國還多，台灣會在華府設立代表處，美國也會相對在台北設立辦事處，而且更重要的是，台灣的軍隊當中也有美國提供的F-16戰機。」如果這樣的話，那麼當時會發生什麼事呢？ 坦白說，我認為上述的場面會使中國嚥不下這口氣，談判將會告吹。美、中兩國在交往初期，彼此採取極為貼心的對待。美國在台協會開始停發赴美簽證；美國政府也決定不出售專為台灣量身打造的F-20戰機，以免美、中關係全面失控。之後歷任的美國總統對中國也都或多或少有所讓步，就連小布希總統（George W. Bush），也從原先對台灣友善的態度轉變成訓誡的姿態。 然而我心中非常清楚，美、台關係已經產生重大程度的進展。儘管國際社會在中國的反對之下，現狀對台灣並不公平，但是坦白說，雙方合作的程度與內涵是三十多年前所無法想像的。這個成果應當歸功於所有的玩家，包括自認為被美國人徹底玩弄的中國人——其實美國人和所有的人一樣，根本無法預知真正的結局。台灣人當然也有功勞，台灣人創造了一個民主的社會，獲得了那些體認到這項成就的人們真誠的尊敬與支持，更不用說是樂於見到這項歷史成就的美國人了。 然而這種進展也會帶來一些風險，接下來我將一一說明。先說我在下一個段落的結論：如果台北無法處理好與中國的關係，因而造成對台灣不利的影響，則擺在眼前的威脅，會比失去美國的支持來得嚴重許多。 台灣人對自己國家安全的角色有很大的改變。貝德特別注意到軍售問題，台北當局迄今為止甚至還未依約採購小布希總統在2008年所批准的軍售清單，就連台灣的國防預算也從那個時候開始停止成長。或許有人會回顧國民黨在陳水扁總統任內強力杯葛軍售案，因而導致台、美關係嚴重倒退，這一點出乎大多數美國觀察家的意料之外，他們無法理解國民黨的葫蘆裡究竟賣著什麼藥，如果需要中國的幫忙，他們就寧願不顧維護台灣的安全。長期以來，台灣是否有足以抵抗外來攻擊的防衛能力，基本上總是取決於美國的決定，不過現在看來，台灣軍事預算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軍售案能否成立反而變成要看台灣的臉色了。然而，如果台灣不以認真務實的態度來面對自己的防衛問題，我們可以預期美國介入的意願勢必降低。 美國將會緊盯兩組指標來判斷台北當局如何看待自己的軍事責任，第一組指標當然是國防預算佔政府支出或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我們的分析專家對台灣軍隊是否稱職的評估、中國情報人員滲透台灣軍隊的程度、以及台灣政府是否認真採取防備滲透的措施，還有一些相關的考量。第二組指標則是台灣自主研發武器的進展。即使沒有實際的合作，如果沒有美國某種程度的協助，我相信台灣不可能發展出一系列日益增多的自製武器系統，包括超音速反艦飛彈、巡弋飛彈等等，可能在軍事平衡上造成強大的影響。考慮到每一個國家都必須保有嚇阻及第二擊的能力（非核子武器），而美國也會小心翼翼地避免提供符合這些關鍵作用的武器，所以台灣必須依靠自力研發，甚至要加強發展。然而對於目前台灣在這方面的努力情況，我個人並不清楚。 此外，馬英九當權之下的台灣政府對中國採取「陽光政策」，當然有其理性算計的基礎，雖然目前看起來發生衝突的可能性相當低，但是卻逐漸忽略掉危險的存在。別說是台灣，就算對馬英九或國民黨而言，中國都不是真正的朋友。北京尋求以讓利給台灣人的方式，來掏空台灣的安全與憲政體制，同時也透過溫水煮青蛙的手段，最終可能會達成和平統一——屆時北京將會指派一群中國自己的人馬來統治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