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盧千惠◎任教於台灣文化學院 前幾天，我聽朋友說阿富汗的神學士政權有專門打女人的官吏，不覆面的、講話大聲的、高笑的，都得挨打。女人覆面，露出雙眼的是結過婚的，未婚的只能露一眼。沒有人權的國家，人民就是生活得這麼辛苦。 一九六○年代，中國國民黨以恐怖 手段，無法無理地逮捕刑求蘇東啟、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等無數優秀的台灣青年，把他們關在黑牢。蘇東啟只不過反對國民黨逮捕發表「反攻大陸無望論」的雷震，就被判死刑。台大教授彭明敏和他的學生謝聰敏、魏廷朝在一九六四年，因為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被捕。一九七一年謝聰敏第二次被逮捕受殘酷的刑求，他於八月三十一日，暗託在隔壁牢房的日本人小林正成，帶出血淋淋的獄中信。謝聰敏以生命孤注一擲，傳達出警備總部、檢察局、警察人員如嗜血的猛獸般刑求的實況。不只他們，後來呂秀蓮、高俊明、林義雄、 姚嘉文、施明德、劉峰松、陳菊…等，也都曾經坐過這樣的黑牢。海外台灣人，自主地結合在一起為苦難的兄弟，暗中摸索救援的方法。寄信寄包裹，聯絡美國國會議員關心台灣人權的狀況，請求國際特赦組織把台灣列入他們救援的名單內。 我在那艱辛的日子認識了冒著生命危險出入台灣多次，帶安慰進去，帶數百受難者的名單和消息出境的三宅清子；放棄英語教學的工作，專心在大阪方面日以繼夜聯絡所有可以聯絡的機關，要求注視台灣人權狀況的Lynn Miles；從英國、瑞典、德國、日本、紐西蘭為遙遠的島嶼上的受難者繼續寫信的特赦組織會員。 還有一九七七年正式發刊「TAIWAN」的「台灣政治犯救援會」的日本朋友。他們在小小的租房，收集整理台灣政治受難者的資料，印刷會報、分發傳單、寄名信片及暗中協助三宅清子。會員中沒有一個有錢人，但是他們的心靈無限的富裕且不畏艱難。他們從忙碌的生活中抽出時間，自微薄的薪水籌措費用，甚至有時節省自己的吃、穿。我看過，未及吃飯帶飯糰和牛奶，從公司直接跑來參加工作的義工。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日，他們宣佈台灣已經沒有政治犯，達成預期的目標而靜悄悄地開解散報告集會，有始有終結束沒人督促的人權工作。 他們救援過的台灣政治犯數以百計，現在在輝煌的政壇上活躍的為數不少，但是我相信救援會的會員沒有要求過回報或顯赫他們做過的事。前些日子，我在東京遇見他們的時候，他們快樂地談著，「我們救援過的人，在台灣已經升任副總統、資政、部長、國策顧問…了。而我們還是一如往常吃拉麵」。長久以來我對他們有無盡的感激和虧欠。欣聞總統將在人權紀念式典上向他們表達台灣人的謝意 ，如果沒有他們無私和及時的救援，孤島上的精英或許如二二八消失殆盡，這對台灣的損失會是莫測高深的。 白色恐怖籠罩台灣起自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一直持續到解嚴。嚴厲的檢閱、調查機關的猖獗、用恐怖手段威脅善良的人民，把原來熱情單純土直在美麗島上和平相處的台灣人，墮落成冷淡、奸詐、軟弱，為一點點利益鬥爭不息的民族。因為恐怖政治挑起人與人之間的猜忌與不信、為自己的生存被迫排除異己。這樣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是弱肉強食的動物的世界。尊重人權的國家的人民，白天安心工作黑夜相見輕道晚安，朋友間真心說話，看嬰兒想著他們光明的未來，能生活得如「美好的世界」的歌詞般。 台灣已經解除戒嚴，躍居民主自由國家之群。十二月是國 際認定的人權月，聯合國總會為了使人能活得有尊嚴，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它是集人類最高的智慧奠定的有關人權的三十條條文。在這人權月，除了向人權工作者道謝的慶祝式典，應該鼓勵國人細讀「人權宣言」，讓人民知道自己的權利和如何尊重他人的權利。我們也可以過來人的經驗參加國際特赦組織，救援生活在恐怖中的人。二十一世紀不應該有如阿富汗被迫害的女性，通過人權活動，使世界上的人注目台灣人是尊重人權愛好和平的民族。尤其是台灣被排除於聯合國之外的這時候，如 果台灣能成為人權大國將是向國際社會顯現國格的好辦法。 　

黃麗鄉◎在日台灣同鄉會 事務局長 為了推動台灣加入WHO（世界衛生組織），海外僑界醫藥衛生專業人士組團回國參訪，於12月3日至7日在台北活動。 團長由游祥修醫師（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前總會長）擔任，團員28名，來自美、加、德、法、義、日。其中日本8名，名單如下：黃俊銘、黃安石、張延三、毛友次、王輝生、陳正雄、石明寬及黃麗鄉。這些熱心的醫師們不計犧牲有的甚至暫時停止醫院的診療返台。 全部行程及活動內容如下： 12月3日至行政院僑委會，向張富美委員長說明並專題報告，國際組織的參與及如何在聯合國內外推動以台灣名義加入WHO的策略，12月4日上午繼續於僑委會專題報告台灣加入WHO的現況、未來發展及民間參與。下午至衛生署拜會李明亮署長。12月5日上午拜會行政院新聞局、外交部，並舉行座談會。下午與台灣國內多個界民間團體及政府代表共同舉行WHO加入工作經驗交換，並計劃成立世界醫療聯盟，促進國內外合作推動以台灣名義加入WHO，得到全體與會代表的簽名贊同。12月6日上午晉見陳水扁總統，意見交換。下午晉見行政院長張俊雄，並發表新聞聲明，發起以台灣名義加入WHO簽名運動。12月7日上午晉見呂秀蓮副總統與國家衛生研究院與院長座談。下午歡送餐會，台灣醫界聯盟理事長吳樹民醫師致詞，希望全球各地配合台灣國內推動加入WHO運動。 上述行程中，由僑委會主辦的兩場專題報告為最重要。其中，有一項檢討過去台灣參加WHO行動的失敗原因是，中國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極力阻撓是主因，但外交部「行禮如儀」的操作方式也有不可免的責任。外交部在操作WHO入會案時，如操作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方式，安排兩位友邦與會代表提案，默契上中國持反對意見，也安排同等的代表回應。然後基於事前與會主席的溝通，在兩輪的發言後，主席會裁示台灣入會案不列入議程。然後就像套招演戲，結束討論，我們就被宣佈入會努力失敗。 鑒於上述理由，今年改變方式，以求突破。其做法如下： 一、首度以台灣為名提出申請。 二、歷來最精彩的友邦聲援稿，不卑不亢地幫台灣表達主權國家立場及委曲求全的叩關努力。 三、總統在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拜會表達關切後，積極以成立跨部會小組推動此案。 四、海外台灣人，特別是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及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對美國的積極遊說工作有顯著成效，除了美國衛生部長發言支持台灣，國會通過法案，布希更親自致函FAPA所動員的31位參眾議員，表達支持台灣成為觀察員之意。 我認為此次行動的成敗，將關係到未來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行動。所以應該擴展為全民運動。譬如在日台灣同鄉會在日本推展的「正名運動」–外國人登錄証的國籍記載要求以「台灣」之名填寫。此項運動如穫成功，就可在日本取得外交上的突破。如此，一步一步將「台灣」之名提上國際政治舞台，最後才能一口氣攻進聯合國。所以，各行各業的台灣人，都要積極在自己所屬的團體裡面，爭取使用「台灣」之名份，而廢棄「中國」或「中華民國」之名義。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選前一個月的觀察 從目前為止的選舉造勢光景來看，今年的立委選舉似乎比往年來得更冷清，大型廣告看板尚未多見，夾報傳單希希落落，宣傳車競相偷跑的情況不再，好像台灣已經進入民主國家的常態，彷彿老僧入定的選民不易動員，未嘗不是好事。 不過，候選人參選的情況卻又格外熱絡，特別是在舊有政黨體系鬆動、新政黨企圖殺出一條血路之際，有起碼媒體知名度的人只要能穩住基本票源，再加上適度地擴張票源，人人都覺得自己有希望上榜，登記人數因此異常爆滿。以台聯黨為例，光是在台北市南區就足足提名了三個人。然而，除非少數媒體寵兒，沒有人敢保握能當選。 從過去兩屆立委選舉的經驗來看，選民既然有新興的媒介提供資訊，也就是已經深入各個家庭的有線電視，候選人逐漸失去舉辦個人問政會的意願，再加上募款困難，能省則省。不過，政黨的聯合造勢晚會卻方興未艾，宛如總統大選年般的嘉年華會，持久不退。不懂內情的外人，還以為我們又在選總統了。 在總統直選之後，全國性選區的最大挑戰，就是茫然不知選票何在，因此，立委、以及縣市長儼然是最現成的樁腳，未來有志參選總統的人當然要跑遍全國，眼中看到的只是一串串肉粽般的選票。特別是縣市長的票用來估算總統票，要比面對社會分歧切割的立委票還要來得正確，蠶食不如鯨吞，陳水扁、宋楚瑜既要廣結善緣，自是不敢侷限自己所屬的黨。 如果說陳、宋兩人是母雞帶小雞，前總統李登輝則是老驥扶櫪，不只要拉拔台聯黨，連民進黨在南部的候選人也多期待霑濡。迄今，不滿連戰背棄其路線的李登輝，聲嘶力竭主打的訴求就是國民黨的「聯共賣台」，看來是打算以國家定位來平衡「本土化」所可能隱含的排他性族群聯想。然而，台聯黨的候選人搖如何搶灘，勢必要先整合內部的獨台（與國民黨決裂）vs.台獨（由民進黨出走）的路線之爭。由李登輝、彭明敏、以及金美齡即將同台的消息來判斷，後者似乎漸佔黨內意見的優勢。 雖然當前的政黨體系呈現三分天下之勢，但是在短期內，仍然看不出國民黨有能力派出足以與陳、宋對陣的人選。因此，假若泛藍軍未能整合成功，也就是國、親兩黨協調正、副總統候選人尚難著手之前，未來的總統選戰，還是要看宋楚瑜對於國民黨侵蝕的本事，不管是交好、還是收編也好。我們可以看到，親民黨的首要目標是將總統得票率順利轉換為國會席次，不願分心去正面挑戰民進黨，只是偶而作應付式的調侃。 對於國、民兩黨來說，當務之急是如何固守既有的地盤，想辦法避免傳統支持者的脫鉤傾向擴大，防止親民、台聯黨挖牆角，特別是去李登輝後的國民黨。民進黨有國家資源挹注，在除了在政治市場賣服務外，首度可以自信地應允縣市級的建設。以聯合競選來維持表面上的和諧，是說服傳統支持者自動配票的不二法門，只不過，死忠換帖的成數也無人有保握。 尷尬的民進黨聞主權獨立變色，連黨主席謝長廷都喊出新黨當年的口號「捍衛中華民國」；國民黨全力以稻草人的方式撻伐民進黨的台獨，實際上是要國家定未來堵住親民黨的進攻。民進黨雖然殷切期待在國會席次過半，倒也務實地體認到心有餘、力不足，提名人數未過半，相對地，陳水扁終究要靠李登輝的一臂之力，倚其戰略制高點結合滯留在國民黨內的本土，以達到穩定的立法聯盟。 一般而言，經濟不景氣不利執政黨，然而，到底要誰負責，選民不一定有定見。就國家未來的願景來看，政黨間並無實質上的差別，不只是政治人物不知為何而戰，選民更是不知投票的依據為何。在政黨認同普遍消退的時刻，如果查察賄選能雷厲風行，地方財主、或是財團的錢撒不出去，剩下的就是鄉下的宗親票、以及都會區的族群票。 在總統直選後，立委的重要性相對降地，縣市長則水漲船高。不管立委選舉如何，都無法一勞永逸解決憲政僵局。此回選舉，重要性在共主尋找諸侯罷了。 李登輝與台灣團結聯盟 如果說陳水扁、宋楚瑜、甚至於馬英九風塵僕僕，是為了總統選舉護樁，李登輝的忘情演出就令人匪夷所思。光就台灣民主化的貢獻來看，李登輝早就在台灣政治史有相當的地位，當一個卸任的國家元首，他大可仿效閒雲野鶴周遊列國，頂多在國內政爭之際出來調和。然而，在今年的選舉，他卻選擇不計毀譽力挺新生的台灣團結聯盟，完全不考慮歷史定位的可能斲傷，這當然是一般政客做不到的。 我們看李登輝全力撻伐國民黨賣台，痛斥連戰悖離他的路線，可見他希望能作到滴水不漏，不願任何認同他的本土票投給泛藍陣營。然而，他的總統大選票源眾多，是否能順利移轉給台聯黨？ 對於留在國民黨的親李人士來說，黨產的奧援未必有效，主要是憑藉自己的實力，特別是在中、南部，只要能有效遏止民進黨以國家機器進行收編的戰術，大體上還可以保有原來的動員體系。將來在王金平的領導下，至少還能透過國會法案來取得行政資源的挹注。不過，選區在北部都會區的國民黨本土人士就顯得尷尬萬分，尤其是在選民的族群結構不對稱之際，忠貞的國民黨黨員絕對有理由懷疑，這些人在選後是否會與民進黨眉來眼去、甚至於正式與台聯黨合併。 陳鴻基、陳雪芬之所以會喊出國、民兩黨合作，代表的就是這些遺孤的臨危討救兵，試圖喚起黨內拒宋派的危機意識。然而，如果國、民兩黨未能有更正面的交集，絕對是比不上民、親兩黨讓國民黨一蹶不振的企圖心。在三家分晉的態勢下（親、台、民vs.國），雙陳的救命丹還是能否終於獲得李登輝的加持；然而，光是靠李登輝之友會的票，目前為止，畢竟只夠護送台聯黨的候選人安全上壘。 最令人訝異的是李登輝的魅力，竟然能讓台聯黨候選人普遍獲到台獨理念票的肯定，特別是在南部，由於民進黨宣佈「捍衛中華民國」，正式表態棄守獨立建國的路線，加上建國黨勢力單薄，這些真實的信徒的轉向毫不猶豫。在台北市，出身民進黨的邱國昌已經打出台獨旗幟，反映出旺盛的接收獨派票源企圖心；北區的陳建銘迄今小心翼翼，似乎擔心鮮明的立場會嚇走支持者，難道，這些支持李登輝的票會又回流國民黨、甚或走向民進黨？ 台聯黨在台北市的訴求，代表的是黨內獨台、與台獨兩條路線的張力。如果以單一光譜來看，它們不只是位於國民黨的右翼（傾獨、反統），而且是將民進黨左右夾攻（或說捍衛民進黨的左右翼），看來似乎突兀。然而，如果分別從本土化、以及國家定位兩個軸線來看，台聯黨大可運用含混的本土路線來抵制泛藍軍，同時又使用清晰的兩國論來拉攏不滿民進黨的台獨票，以說服避免他們不要放棄投票。 除了出走國民黨的地方型政治人物外，台聯黨候選人包含不同梯次由民進黨退出者，特別是與彭明敏新國家連線算是結盟關係，而因地制宜的結合則不能與之相提並論。隨著李登輝日前參加左派獨立台灣會史明的生日會，明顯可以看出他對於獨派的鍾情欲語還羞，不願太早現出底牌。 不過，本土與獨立在本質上雖然高度相關，在概念上卻不必然等同。李登輝若要確保獨派的青睞，台聯黨必須在國家定位有更明確的宣示。要知道，國民黨頻頻指控台聯黨為台獨黨，採取的是圍趙救魏的策略，也就是要防止親民黨的侵蝕，當然不是要抵擋李登輝的本土票流失。 不管如何，這一切都還是要由李登輝定奪。 戰略三角中泛藍陣營 距離選舉日不到半個月，除了欣賞天王賣命演出的局部選民外，一般的選情仍然相當低迷。首度執政的民進黨以逸待勞，最重要的是並無後顧之憂，因為即使李登輝的分身台聯黨能囊括所有獨派選票，也不用擔心這些泛綠立委將來胳臂會彎向敵人。 然而，泛藍陣營似乎已經按耐不住，首先是國民黨的本土派陳鴻基、陳雪芬揭竿要求「國民合作」，接著是新黨元老郁慕明主張國親新三黨選後合組政黨，而親民黨副主席張昭雄一方面左打「三合一」為幻想，另一方面又右攻對手為「兩個爛蘋果」。 我們要如何來解釋住一連串的茶壺內風暴？當前的政黨體系可以說是典型的戰略三角，也就是彼此相互敵視，同時又不願意對方攜手言和；然而，如果有任一方勢力太大，其餘的二方會作短暫的結合，想辦法防止前者獨大。在政黨體系穩定的國家，由於政黨的支持基礎明確，很少會出現這種即興式的既聯合又鬥爭。 民進黨的戰略相當清楚，只要穩坐掌握國家機器的總統府，最重要的目標是全力防止國、親兩黨的復合，卻又不能打兩面戰線，因此，不時要分別向敵手釋出善意。面對國民黨在立法院的掣肘，即使禮讓王金平為立法院院長，也多少可以達到離間國民黨的效果，而雙陳主動向綠營求和，正好印證對手「藍中帶綠」的指控。當然，民進黨也不願意親民黨坐大，最便捷的手段是讓新黨苟延殘喘，郝龍斌入閣就代表資源的挹注。 國民黨在開除李登輝之後，並不願悍然清除尊李人士，因為只要以想像中的黨產、以及配票來羈糜，表面上還可以呈現族群和諧的表象，排拒親民黨搶攻族群軸線的中間位置。同時，果真能保住國會第一大黨的地位，縱然組閣的春秋大夢無法實現，至少也能以在野龍頭的身份來帶領游擊式騷擾。我們又看到國民黨以稻草人的方式猛烈攻擊民進黨，真正的用意是擁連派在悍衛「正藍旗」的地盤，反對迎宋派開門揖盜。連戰與林豐正要逼泛藍選民不是「投藍」、就是「慘綠」，彷彿是贊成兩黨壁壘的發展，說穿了，還是懼怕「鑲藍旗」的蠶食鯨吞。 泥鰍般的宋楚瑜就是不願在單一的立場軸線被定位，特別是拉攏出走國民黨的地方派系，讓觀察家很難將親民黨定位為外省黨。親民黨好整以暇，只要能搶灘成功，未來即可掩護宋楚瑜搶攻總統寶座，因此，一方面嘲笑民進黨執政無能，另一方面要打擊國民黨腐化，同時又用民進黨主席謝長廷的「策反」說詞來積極進行分化，印證國民黨無力阻遏李登輝草船借箭。其實，民、親兩黨短期的選舉目標相仿，就是要瓜分李伯大夢中的國民黨，在未來的總統大選中一決生死。 新黨原本就是一個抗議性政黨，一旦李登輝離開國民黨，在支持者競相回流母體之際，它就沒有繼續存在的意義；為了要合理化其回籠的動向，只好要求第二波出走的同路人回頭。郁慕明認為親民黨也是遊走藍綠，與國民黨對「陳宋會」的耿耿於懷相呼應，與其說是擁連，不如說是懼宋；不過，他所謂的「瓦解泛藍四階段論」，到也有幾分道理，至若要讓新黨泡沫化，不過是自抬身價罷了。 聯合陣線僅止於縣市長選舉，在一票多數席次的立委選舉下，同室操戈屢見不鮮，更何況是習於權謀鬥爭的藍色系列？不管如何，有能力推出總統候選人的政黨才有喊牌的資格；人家在吃麵，他人豈有喊燒的餘地？ 民進黨成最大黨 政局可望趨穩 經過此回選舉，民進黨一躍為國會最大黨，今後國民黨將沒有任何理由要求組閤，陳水扁政府將可以放手力拼政績，全力為連任來衝刺。可以預見的，民進黨將擴大內閣的組成，與台聯黨結合成行政聯盟，再透過群策會的非正式機制，進一步與國民黨內的本土派結合為立法聯盟，政務的推動會更為順遂。 縣市長為總統大選的最大樁腳，民進黨席次稍有挫敗，主要是泛藍陣營整合成功。彰化、南投以南大致是泛綠陣營的勢力，大體反映出總統大選的選票分布。不過，若由台北、台中、以及高雄縣市的立委席次來看，民進黨在都會區仍有相當的支持。未來，民進黨會繼續加化與縣市長之間的關係，甚至於不再經過黨籍立委的居中聯繫，直接作財政上的挹注。 選民的政黨認同雖然未必穩固，然而，似乎又儼然有兩大集團的期待，特別是在棄保、以及配票的焦慮上可以看出來。不過，載總統選制為相對多數、立委選制為複數選區之下，有效政黨數目尚難收斂。只要連戰、宋楚瑜之間若無法協調未來總統搭檔，國民黨與親民黨就不可能整合。若由宋楚瑜搭配馬英九，即使連戰首肯，在省籍上的安排不太平衡，宋未必會接受。 民、親兩黨最大的共識就是讓國民黨繼續分解、弱化；隨著總統改選的日子越接近，親民黨越不可能與民進黨正式結盟，因為閣員帶來的行政資源，未必能大大超過執政成敗的背書。國民黨本土派若只是對民進黨就議題作機動性的奧援，其他的人大概不會率爾進行清黨，以免被譏為外省黨。由此看來，未來的三黨仍將維持戰略三角的關係，彼此相互敵視，但任何兩邊都不時會有短暫的結合，以防止第三邊坐大。 穩定的政黨體系有利於民主體制的鞏固，然而，究竟我國的政黨體系要建立在何種基礎，目前尚未明朗。族群（省籍）分歧雖然是治絲而棼，卻未必能有效區隔政黨，因為彼此的人口結構並非對稱；此外，國、親兩黨也盡量避免予人族群黨的印象。議者提出所謂的本土vs.非本土的二元對立，卻多少與族群分歧相互強化；長期來看，國家定位、或是國家認同應該是逐漸趨同，不宜當作政黨成立的主軸。 如果總統選制調整為絕對多數，應該有助於政黨體系朝兩大集團化的發展。同時，立委選制改弦更張為單一選區制，也有鼓勵政治勢力合作、或是合併的機會結構。然而，如果採取目前甚囂塵上的單一選區兩票制，由於保有政黨比例代表制的成分，有利小黨的存活，仍然有多黨共存的空間。立委任期若延長為四年一任，並調整為與總統、縣市長（含北、高）同時舉行，也有助相互強化。 當前的政治紛擾，除了三黨不過半帶來的國會立法困難外，最重要的還是大家對於增修條文中的行政、立法關係，有南轅北轍的詮釋。不過，民、親兩黨似乎有初步的共識，也就是傾向於朝總統制調整，以免民選的總統權責不清。我們以為，或許可以考慮廢除夾在總統府與立法院之間的行政院；另外，總統應該賦予立法否決權，以便主導政務。在未來的一年內，總統或可召開跨黨派的憲政會議，同時讓有志推派競選總統的政黨直接向百姓說明，在總統直選下，總統與國會應該如何定位。 在總統改選之前，涉外事務將不會是陳水扁政府的重心，我們預期，還是會交給李登輝的人馬來負責。小布希總統的東亞策士多為日本通，相較於克林頓政府，對於台灣的立場比較願意關照；在台、美、日的準三角同盟之下，台灣的國家安全進一步可以獲得保障，相信對於中國的態度會更有自信。 由內部來看，民進黨的統合、親民黨的歐盟模式、以及國民黨的邦聯，其實是有相當的聚合。此回選舉，國民黨表面上以統獨議題攻擊民進黨，其實是要圍堵親民黨的侵蝕；而新黨的泡沫化，多少是對於主張與中國統一者的警訊。大體而言，檯面上的政黨多規避與中國，經貿上的開放也稍嫌說理不足，在下回選舉之前，應該對選民有更清晰的圖像作交代。

李筱峰◎世新大學教授 海峽兩岸，應該經濟互惠、文化交流，但政治各自獨立，建立親如兄弟的兩國邦交，同時都參加聯合國，對彼此，對世界，有百益而無一害。與其合併而相怨，不如獨立而相親。 歲末臘寒，新年將到，各式各樣的日曆、月曆、年曆紛紛出籠。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今年別出心裁，也印行了一本年曆小冊。這本年曆的特色是，在每一頁的上端，都請一位台灣獨立運動的參與者分別寫一句「我為什麼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理由。答案不得超過五十個字。我也應邀寫了一小段話，我的答案是：「一、追求獨立，就是在追求民主自由；二、我不愛和江澤民等霸權主義者同一國。」這是我應邀寫過最短的稿子，但卻也是寫得最意猶未盡的一次。因此，我決定利用Taiwan News這個專欄，就這個問題繼續發揮下去。這個專欄給我六百字到八百字的篇幅，所以，以下我還可以有將近五百字的發揮空間。我為什麼主張台灣獨立？答： 「台灣實際上早已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要放棄獨立，事情就大條了。」 「正因為這五十多年來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發展，才有傲視國際的經濟成果，才有眾多台商去中國投資，這個統獨實驗的結論，還不夠清楚嗎？」 「台灣與中國，有著不同的歷史軌跡。」 「每一群人都有權利自己管理自己。」 「民主台灣與專制中國，門不當，戶不對，難論婚配。」 「二二八的歷史殷鑑，讓我不敢在台灣之外，另有『祖國』的幻夢。」 「不喜歡和一個迷信武力可以解決問題的國家同一國。」 「不想因為練個功，就被抓去關。」 「不想看千篇一律的報紙；不想看一言堂的電視節目。」 「不喜歡只擁有公開大罵台灣總統的言論自由。」 「中國有一句順口溜這樣說『十億人口九億假，誰要不假誰就傻；十億人口九億吹，誰要不吹誰吃虧』，怕怕！」 「許多中國難民紛紛escape from China，寧可集體躲藏在貨櫃冰庫中凍死，寧可為了逃避移民局官員的追查而跳海死在紐約港外，也不回中國去。有辦法的留學生，也滯外不歸。他們中國人都想跑了，為何要強迫台灣人當中國人？」 「國家不須要太大，資訊發達、教育普及、交通便利的中型國家，如台灣者，最好發展。」 字數已超過了，但為了避免陳文茜又把台獨主張扭曲成「挑撥對中國的仇恨」，容我稍稍超出篇幅，再補充一個理由-「海峽兩岸，應該經濟互惠、文化交流，但政治各自獨立，建立親如兄弟的兩國邦交，同時都參加聯合國，對彼此，對世界，有百益而無一害。與其合併而相怨，不如獨立而相親。」 ＊本文原載於Taiwan News財政經總合周刊，試刊第八期

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 但大家仍對前途感到憂心 莊秋雄◎海外台灣人筆會會員 最近發生了兩件新聞：（1）向陽公益基金會12月15公布了「2001年青少年生活痛苦指數」報告，發現青少年竟對台灣前途局勢感到憂心。（2）台灣電玩選手曾政承12月9日在韓國一戰成名，熱烈的揮舞國旗、大聲喊叫「Taiwan number One」的畫面，卻也引來中共的挑釁與抗議。 國家的前途局勢應該是大人憂心的國事，現在竟然落到青少年內心。使曾政承電玩一戰成名後奮勇找機會發洩這層鬱結。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台灣長期以來用「中華民國」為國名所帶來的模糊的國家定位及認同危機，刺傷了純真的下一代所造成的。當國際人士看到台灣的政客「大人」們爭吵叫囂說「中華民國」是國際上主權獨立的國家時，表面上給予禮貌上的尊重，但內心總不免疑惑、假如台灣果真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為何使用「中華民國」為國名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混淆而鬧雙包呢？為何台灣要延續「中華民國」的五權憲法以便利中國叫囂說台灣是中國叛亂的一省呢？台灣再如何叫嚷「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國際社會也只好把台灣看成是成天吵著要求解放都又不願意做主人的奴隸，愛莫能助。 五十多年來如此使用慣「中華民國」的「大人」們已經麻痺了，因此台北市長「大人」在中國球隊來時叫市民收起國旗，國科會官員「大人」在中國人面前自降國格，這一切也就見怪不怪了。但這些「大人」的行徑還是使純真的青少年不懈、迷惑、甚至因而對台灣前途局勢感到憂心。 因此筆者在此誠懇呼籲當前台灣不管是政府、媒體或民間組織的掌權「大人」們，不要再麻痺了、不可再繼續偷懶了，應該趕快推展改國名的運動吧！不為這一代，也為下一代。

林建良◎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 奧運會場升起「日之丸」旗，演奏「君之代」歌時，海內外的日本人一樣地感動，他們知道那是他們國家的象徵，他們的國家叫做「日本國」。 當以「中華台北」為名出賽的台灣選手得到獎牌時，會場上升起多數台灣人連看都不曾看過的所謂「中華五輪旗」，演奏起沒聽過的「中華奧運歌」時，不知道台灣人會有多大的感動？激發起多少「愛國心」？ 世界杯棒球賽台灣隊進入準決賽，球場上的台灣人歡喜若狂，青天白日旗海飛揚。有位日本友人以羨慕的口吻向筆者說：「台灣人真有愛國心，現在的日本人就沒有如此愛國」。聽此，筆者有些茫然的感覺「 果真如此？」。 「愛國」兩字的成立，首先至少「國」的對象必須明確。我有時候會弄不清楚台灣人愛的國是那一個？是不被世界所承認的〔中華民國〕還是尚不存在的「台灣國」？日本人在國內對其「國歌」與「國旗」爭論不休，然而當日本選手得了獎牌，奧運會場升起「日之丸」旗，演奏「君之代」歌時，海內外的日本人一樣地感動，他們知道那是他們國家的象徵，他們的國家叫做「日本國」。愛他們的國家一點都不勉強，因為對象明確。而當以「中華台北」為名出賽的台灣選手得到獎牌時，會場上升起多數台灣人連看都不曾看過的所謂「中華五輪旗」，演奏起沒聽過的「中華奧運歌」時，不知道台灣人會有多大的感動？激發起多少「愛國心」？相信遠不如日本，因為這不是一個明確的共同象徵，我們愛不下去。而如果換上外來政權象徵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及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歌時會不會更好？恐怕也不盡然，因為正如同「中華五輪旗」一般，這其中缺乏了最重要的精髓「台灣」。 長期居留在日本的台灣人多數歸化日本國籍，成為法律上的日本人。由於日本是單一國籍制度的國家，歸化日本籍時必須先拋棄原有的國籍。而「拋棄原有國籍」這件事對多數的在日台灣人也不成為什麼問題，多半的台灣人在沒有多少心理的抗拒之下，輕鬆地完成這些手續。有許多同鄉常會問筆者：「還沒歸化？」「什麼時候歸化？」彷佛歸化日本籍，放棄原有國籍是一條在日本生活的必經之路。這點與在日韓國人或朝鮮人就有極大的不同，他們的二世、三世盡管在日本出生長大，要他們放棄「韓國」或「朝鮮」的國籍卻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雖然日本政府有意促成他們歸化，而將近六十萬的在日韓國人或朝鮮人郤寧可維持他們的國籍。姑不論這是好是壞，他們的愛國心比台灣人強卻是個事實。 有人說朝鮮民族的民族意識原本就比較強，不可相提並論。這點筆者同意，因為台灣民族的民族意識事實上根本還不存在。台灣人一直缺乏一個凝聚台灣民族意識的集結力。那個集結力經常是一個有主體性的「國家」，及象徵國家的國旗與國歌。如同奧運會場上看到自國國旗，聽到自國國歌時之感動，愛國心的高昂正需要明確的國家主體；不幸的是，台灣沒有。不僅沒有，在最需要愛國心的軍隊，所施行的竟然還是「反台灣獨立教育」。反對自己主權獨立的國家政策，從何要求人民的愛國心？ 筆者所認識的多數在日台灣人都相當熱愛台灣，關心台灣，但問及他們是不是愛國時，相信在法律上是日本籍的他們會窮以回答。一個持日本護照的好友曾調侃筆者，「反正汝拿的也只是中華民國護照，而不是台灣護照。和我拿日本護照只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別」。我相信這句話的真實性。這句話正好點出了「愛台灣」和「愛國」到目前為止，還無法畫上等號。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大聲承認，我愛國，這個國家就叫台灣。 　

莊豐嘉、鄒麗泳◎台灣日報記者 立委選舉前夕，前總統李登輝女兒李安妮時而激動陳述父親長期被詆毀、時而溫柔訴說前第一家庭十二年來的辛酸及壓力，演講架式不輸政治明星；選戰過後，李安妮接受本報專訪時則坦言，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祖國「台灣」的誕生，李安妮也認為，「台灣獨立，其實可以很溫柔」。 選前最後一夜，李安妮趕到高雄台聯造勢晚會，說到父親本土化換來無情護罵，牽連九族、連母親也不放過，母親曾文惠女士默默承受一切等云云；她說的義憤、感性，聽著、聽著，站在後方的母親竟不禁悲從中來淚灑現場，這一幕，讓很多人動容。隔天連民進黨秘書長吳乃仁都說對選情有影響，但已來不及補救了。 李安妮事後說，她當時根本不知道，演講完轉過頭才知道自己竟把母親惹哭了，事後，她還打電話跟母親道歉。她想，從去年三一八事件之後，各種對李登輝一家的侮辱、謾罵，母親大概都累積在心底，只是想不到一下子全爆發出來，生性傳統內斂的母親才會如此真情流露。 不會從政 選後回規生活 回想輔選情景，李安妮發現，當時她看到台聯羅志明等候選人時，無形中有一股力量，很自然地讓她與他們擁抱在一起，同舟共濟、宛如一家人的感覺，到現在想起來，還是覺得不可思議。選舉過後回歸正常生活軌道，李安妮笑說，「才不敢呢！」。 李安妮口才便給、思慮縝密，許多人在她身上看到李登輝遺傳給她的政治細胞，但被問及未來是否可能參選？李安妮則斬釘截鐵說，「不會」，她認為參選只是從政過程的一個環節而已，她自己個性並不喜歡政治操作面的東西，寧可悠游於學術界。 擁有英國新堡大學杜會政策博士學位而且專研婦女福利政策的李安妮，對台灣日益升高的族群對峙，也有著別緻的觀察。李安妮說，研究女性主義幫助她打開一扇窗，過去社會常以男人觀點看天下，若從女性角度思考會有不同結果。也由於從多面向的思考擴及社會政治和國家認同，她對以往執政者灌輸的「台獨等於暴力」、「台獨是滔天大罪」等概念，重新進行檢驗才發現，原來全不是這一回事。 反對台獨等於反對自己 她說：既然可以擺脫男性觀點而從女性思考問題，同樣地，許多人批評台獨，她也可以反過來問，統一有什麼好處？中華民國在哪裡、在不在？若統一，台灣會不會被淹沒？大從文化鴻溝、政治制度、小至日常生活習慣，統一對台灣究竟會產生什麼影響？李安妮說，這些問題都非同小可，但誰曾客觀的告訴台灣人答案是什麼？她說，台灣獨立是現狀，許多人卻天天在反台獨，這等於在反對自己，但對於真正改變現狀的統一，儘管被許多政黨奉為圭臬，卻從不去檢討統一可能產生的問題，這才令人費解。 對於台灣族群問題，李安妮也有她的詮釋。她認為並不是省籍問題，深層緣由其實應該是「認同問題」。她說，許多同樣是移民國家。以新加坡為例，種族複雜，卻不會有國家認同的問題，只有台灣，多數外省朋友住了幾十年卻還在嚮往那個遙遠虛幻的國度，不認同台灣這塊土地？相對之下真的很奇怪。 不分省籍 願伸和解之手 李安妮也說，她其實很不願用外省人這樣的稱呼，只是外省人有外省人的悲哀，台灣人也有台灣人的悲哀，彼此應人該理解悲哀的源頭，才能不再彼此仇視，而是互相擁抱。她強調，只要外省朋友打開心靈之窗，接納這塊土地，她很樂意伸出友誼和解之手，她想過，如果能到軍中演講，她一定很樂意，她希望協助外省同胞認同台灣、找回自己生長的根，李安妮不相信「擁抱自己生長的土地會有這麼困難」。 李安妮說，未出國留學前「她的想法與大部分人一樣，一直說「我是中國人、中華民國國民」，在統獨立場上與一般人看法一致「維持現狀」，但她到英國後，外國朋友覺得很奇怪，為何明明是台灣人、卻一直說自己是中國人？這樣的看法對她衝擊很大。當時，她反覆思考到底哪裡出了問題？為何不敢正視自己的國家？接踵而來對傳統思維的衝撞，李安妮終於打開心靈之窗。 一九九八年李安妮參加由政府組成的婦女事務部長會議。會議中一幕場景，讓她對中國從自卑而產生的自大有著深刻的印象。她說，當時檢討著世界各地代表團，前往在馬尼拉召開的APEC婦女共通的問題，但無論誰提出有如何待解決的困難現象，中國代表以為人家是在說他們的國家，總是一概否認，即使有，也說那只是一小部分，而且是在鄉下邊緣地區才有。不料，美國代表卻大大方方地坦承，在美國這類問題很普遍，在都市地區尤其嚴重。李安妮說，美國這種泱泱大國的氣度，當場讓她十分折服、也反而凸顯中國刻意偽飾的企圖。 欲加之罪 為父親努力抱屈 重新檢視思想體系，李安妮得出「台灣獨立也可以很溫柔」的結論，她說，台獨被等同於暴力，是過去白色恐怖時代污名化、妖魔化的結果。她說，經過這次選舉，台灣主體意識逐漸出來了，未來她期待致力深耕台灣意識工作，到社團、軍中演講都可以，另外，也可以從愛鄉文化、改善教科書、電視內容以在地為主的節目，管道非常多。 李安妮說，李登輝就任總統不久，雖然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卻願意為那些在白色恐怖中扮演幫兇角色者道歉，就是希望化解族群問題，巨這些人很多目前都還在台面上，他們卻反把挑起族群衝突的罪名加在李登輝身上，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李安妮表示，她父親上任第一步就是要從制度面解決省籍不公平問題，這個過程一方面得罪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卻又不被長期受欺壓的本省同胞理解，處理過程極可能砍到自己的腦袋，但為化解省籍不公，父親還是代外省人受過。李安妮形容當時李登輝簡直是在走鋼索，隨時可能跌入萬丈深淵、粉身碎骨。 至於，李前總統幫台聯不惜與國民黨決絕，李安妮說，她父親原本三一八總統大選後，責任已了、可以過自己的生活，家人也終於找回父親，但一年多年政治亂局、在野黨杯葛，新政府施政難有進展，父親、家人及所有好朋友都很害怕，四年後總統大選不知道會不會回到從前（外來政權）？本土政權會不會就此消失？更不曉得有生之年能否看到祖國誕生？因此，父親才出來幫助及催生本土化新生政黨–台聯。 放棄本土化 國民黨自取滅亡 對於國民黨、新黨等泛藍軍幾乎用抄家的整肅方式對待李登輝，身為女兒的心情如何？李安妮不願臧否連戰或宋楚瑜，但她說，「國民黨放棄本土化路線是自取滅亡」、父親好不容易把國民黨從中國拉回台灣，讓國民黨取得在地正當性，政權得以保全延長，連戰卻將其放棄了。 李安妮說，父親一生從事公職，工作忙碌，很少把子女叫來諄諄教誨一番，但父親一言一行無形中卻影響她們。她說，她們家人從來不曾想過要幫父親「加分」，只想不要減分就好了，所以從來不曾過問任何事，原因是，父親就像駛船的掌舵者。她們對他完全信任，也因此，儘管外界風風雨雨，她們都安心地在自己的領城中求發展。做為一位對父親完全信託的女兒，李安妮深信，李登輝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會在歷史中，獲得驗證和肯定的。 ＊轉載於《台灣日報》，2001年12月10日

楊基銓◎台灣安保協會監事會主席 每一個國家都有，它追求的目標，因而有它獨白約立場。從自己的立場來看事情、看自己、看世界；或從自己的立場來認識事情、判斷事情、處理事惰，我想這就是國家的主體性。 真正的主權獨立國家才有主體性，一方面也只有主體性的建立才能實現完成獨立建國。 台灣是民主化的主權獨立國家，這是無可否認的，但我認為台灣的主權獨立不完整，尚須努力，台灣的主體性亟待建立。 舉例來說，我們常聽人家說，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如以台灣為主體來看時，台灣文化不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相反的，台灣文化包括中華文化、日本文化、原住民文化、歐美文化，以及海洋文化在內，台灣文化是這些文化集大而成的。又所謂的本國歷史，學校的教科書將中國歷史叫做本國歷史，其實台灣四百年的發展史，才是台灣的本國歷史；同樣的，屹立在西太平洋，而居重要戰略位置的台灣以及其所屬周圍島嶼的地理，才是台灣的本國地理。 從台灣的立場來看，這些明白不過的事，實際上卻沒有那麼明瞭，都是混淆不清。 台灣四百年來受外來政權的統治，台灣的生存均步步依靠別人，要看別人的眼色，讓人擺佈，並無自己追求的目標，並未建立自己存在的價值觀。自荷蘭時代一直到兩蔣執政的國民政府時代，台灣並無主體性可言，人民不知道自己的國家在哪裡，不懂自己的祖國叫什麼，也不能說出自己是什麼人。台灣人不認識台灣也不認同台灣。不但如此，台灣自己的母語–台灣話（河洛話、客家話、原住民話）均被忽略，被輕視，在公共場所或學校內不能使用母語，年輕人不會說母語。在台灣，台灣人的母語失去其做母語的尊嚴。又台灣的傳統文化或藝術如布袋戲、歌仔戲等地受歧視，幾乎消失。 另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即台灣四百年來，至最近十年前，台灣人未曾做過自己國家主人，致使未能產生能領導全民的有力的領導人，台灣人缺乏認同國家，缺乏愛惜並保衛自己國家的共識。凡此種種，都是台灣主體性建立的主要課題。 台灣進入另一發展階段，在此時，我深切盼望更多的國人來重視，來關心，一起合作促進獨立建國所必需的台灣主體性的建立的工作。

台灣民主國留給我們一個浪漫的想像空間，其實台灣本土的義勇，南北轉戰，開創了「台灣人」認同上的基礎，以後經過日本的種種設施，台灣人彼此間的交往增加，以及反抗外來的經驗，益加台灣人認同的深度。

從3F到UFI，起初仍是地下刊物與秘密結社的階段，直到1961年的二二八，才由UFI主席陳以德，在紐約召開記者會，正式對外公開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組織與活動。同年的八月四日，國民政府的台灣省主席陳誠到美國紐約聯合國訪問時，陳以德更發動北美洲台灣人第一次歷史性的示威活動。這次的示威活動，也難得地出現在台灣的報紙上。

錢鴻鈞 三：台灣各代之間在省籍意識上的分野與台灣文學的認同問題 呂正惠教授觀點 鍾肇政鼓吹台灣文學的反殖民精神，似乎能通過白色恐怖的斷層，而與日據時代的傳統接合，也因此免除了1965年代葉石濤對鍾肇政無知於日據時代台灣文學傳統的擔憂。很奇異的，第二代以降要在1970年代後，甚至美麗島事件後，才樂於打「台灣文學」的旗幟，這是因為台灣退出聯合國凸顯出台灣人地位與未來命運的問題，所造成的本省外省青年的回歸熱。又因為兩方回歸不同鄉土，造成往後省籍問題的再提起與激化。才會有80年代的台灣文學正名論。至此而與第一代作家的志向完全的接合。 而且也要到1990年代，大家才發現，前行代諸如葉石濤、鍾肇政，原來其在1965年代內心裡打的，完完全全是「台灣文學」這四個字的旗幟。這也是因為前行代作家，往往要以鄉土、省籍來包裝台灣文學的不得不的模糊作法。作品則需要在抗日與祖國愛的情況下包裝。無法真正的將造成省籍意識的二二八事件予以見證，刻劃台灣人真正的心聲與悲哀。致使需要研究者進一步的以歷史眼光審查分析。 以上的情況，就是呂正惠所觀察的，鍾肇政葉石濤這批人被「奇怪的重新發現」。而「鄉土文學」則是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等人受重視而炒熱的。他認為「台灣文學論述」是受到政治的影響才激化而後成立的。1960年的鄉土文學或台灣文學並非是反中國的文學，1980年後的反中國的台灣文學，則是政治化的影響。 呂正惠對台灣第二代以降台灣作家的政治性觀察，這是有某種道理的，或許說，這也是其早先無知於戰後第一代台灣作家的努力的一種判斷。也就是說若論及第一代作家對於「台灣文學」四個字的堅持，看做是單純的政治化，是尚須加以證驗的。事實上，呂正惠因為有更多的學術研究與看到新資料的出土，在近幾年也修正了以往那種握緊歷史詮釋權的看法： 不可否認的，是戰後第一代的葉石濤，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和《台灣文學史綱》中提出類似「台灣文學獨立宣言」這樣的東西。這一論述，無疑是葉石濤根據戰後第一代的經驗，隨著半世紀來台灣曲折複雜的歷史逐漸形成的。台灣的歷史將來怎麼走，無疑也會影響台灣文學未來的走向，正如過去一百年一樣。我相信，如果把葉石濤（及戰後第一代作家）的一生，他的創作生涯和他長期發展的台灣文學觀，做為台灣歷史的一部份來加以思考，也許我們對台灣人未來命運的想法會更具有開放性。 另外，呂正惠認為是三十年代的作品未傳到台灣來，所以斬斷中國文學傳統對台灣文學的影響。這是無視於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歷史，而依其意識喜好下，假想的台灣文學歷史的可能動向，以求得台灣文學能復合於中國文學的說法。事實上，例如西化派的外省作家根本不需要三十年代文學，卻仍願依照父兄的血統，而有強烈的中國文學使命感啊！或者我們是否也可說「台灣日據時代新文學」的斷層，對戰後的新一代的台灣文學產生了迷霧呢？無論如何，戰後的台灣文學與中國三十年代文學、日據台灣新文學的阻隔，我們都同意是萬惡的國民黨政權造成的。 事實上，鍾肇政是閱讀過那些中國作品的，只是要依賴中日對照的版本。不僅如此，對於五四文風在台灣，一直沒有改變進步，也是早就注意到與鄙棄的。自己則困苦於，找尋代表台灣特色的的風物，突破台灣沒有日本那樣的古典的文學作品，美學的文字語言而執著而努力。 與戰後第二代以降的作家作比較 在1960年代，這裡簡單的分野第二代作家的與第一代的方式，就是「省籍意識」的有無，更進一步說，是第二代作家雖然口頭上有「省籍意識」，但是並不會成為一種堅強的意志的動力。這在作品上就表現出來，鍾肇政在1965年1月發表文章講： 「他們與第一代作家之間還有個不同之點，那就是作品中台灣鄉土色彩，在文學上而言只是構成作品的要素之一，其絕對價值前此尚無定論；從而第二代作家在台灣味兒上較淡，其為利為害也是無從判斷的。」 還有一個分別是，鍾肇政說，他們至少是受「初中以上我國正規教育」。此點也就說明，是第二代受了中國殖民教育的影響，才有日後「脫中國化」的問題，也就是李喬著名的「毒西瓜」的文化理論，台灣人要真正獨立，要將心中的中國文化毒性都去除。也就是說第二代可以說是有省籍意識，卻沒有台灣意識，必須經過「脫中國中心化」這道割禮。經歷上要遇到中國文化大革命、美麗島事件、甚至到天安門事件，才認清中國政治文化的劣質，而有脫離自保之思。或者也有回過頭來細細思考幼年時代，約略接觸到的二二八事件，才有醒悟的一天。 而第一代作家，假設說是有所謂的「脫中國中心化」的問題，也要如同第二代瞭解到台灣人的歷史命運的悲哀才會覺醒，這是說不過去的。因為第一代作家，早在二二八事件就已經覺醒與對中國的政治失望，並且對中國文化的落後有相當的體驗。二二八事件後的台灣人有可能轉而回復到日本人的認同，當然還是有人「選擇」由中國來統治台灣，也有對中國人不抱任何希望的甚至是厭惡的。鍾肇政內心裡「台灣人的命運與未來」，一直是他內心的痛與執著台灣文學的根源。在這一點上，有第二代台灣作家陳映真解釋說，某某作家失去了中國人的立場，但為何魯迅可以《阿Q正傳》傳達中國人的劣根性，甚而柏楊可以寫《醜陋的中國人》。而獨台灣人不可批判中國人呢？這不正反應中國正統的教育使得某些台灣人茫然於選擇台灣人獨立自主追求幸福的可能選擇，我們也可以說陳映真失去台灣人立場嗎？或者他有所謂的愛中國的大志向，卻不得不也要喊愛台灣的勉強心情，為台灣人另尋幸福的方式呢？但是他何苦今日以台灣人身份能為中國極權政權的上賓，向中國人尋求慰藉，與中國政權合作束縛台灣人追求民主自由與永遠和平的心願呢？ 說回「省籍意識」的微妙，與表現在兩代間的「鄉土」的認知，卻有顯著的差異。故，葉石濤在1977年點出台灣意識，藉以導正鄉土的本意，其實就是台灣，鍾肇政則說是風土，或是說鄉土文學是國民文學。更正確的說，第二代作家早先並非不知道「台灣文學」四個字，或許考慮到因為台灣兩字帶有地方的、狹隘的、排他的疑慮的關係，而不會讓一般性的省籍意識發酵。比如說，第二代作家若說是對《台灣文藝》的認同，無寧說是對於編輯者的熱誠人格而受到吸引，是否願意堅持《台灣文藝》的「台灣」招牌，強烈需求的標的「台灣的」「我們的雜誌」，是很值得探究的，更不用說，對於台灣文學的日據時代傳統與台灣文學的未來有深入的感受。第二代作家以降與第一代作家建立台灣文學的使命感，在1965年代至1977年這段時間內，實有很大差異。 第二代的年齡相差第一代作家十年左右。光復時鍾肇政是二十歲，在感受二二八與祖國情懷的幻滅，兩代的差異甚大。而後第二代成長，正是吸收中國意識教育的時候，等於是接受另外一型的皇民化奴化愚民教育，養成「台灣中國的雙重認同結構」，但究其實，仍是一種制式教育下的中國五千年文化炎黃子孫的認同。幾乎失去了台灣人立場—-無法緊緊紮根於台灣人受虐的歷史。其對於領受所謂的台灣味，也就是台灣人的心聲就淡了。這也可以說明省籍意識不成為創作的深層心裡基礎的情況。故此，要體會台灣人的心聲也就有限了。 以上對第二代的講法，有一特例，這位先行者值得一提，那是鍾肇政於1977年以「台灣文學使徒」提及的張良澤，並在信件中偶對張以「??（蕃薯）文學」掩飾台灣文學，所以張說「鍾肇政再造張良澤」。這不也就是「受了鍾肇政的鄉愁的施洗」的同義詞嗎？今日，張並以「肝膽相照」稱呼鍾老，算是不枉鍾肇政這位台灣文學的鄉愁者與之自「文友聚會」時期的伙伴友情了。1977年張良澤在《吳濁流作品集》總序說： 最近有人宣告鄉土文學的死刑！您地下有知，豈不大笑道：「幼稚！幼稚！什麼鄉土不鄉土、城市不城市，台灣有台灣特殊歷史背景，特殊地理環境；贊成也好，反對也罷，她已自然成為中國文學一枝獨秀的台灣文學！ 完全是鍾肇政講法的模式，而實際上，兩個人一點也不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有趣之至。 李秋鳳的例子 這裡舉出一個鍾老與戰後第二代作家的交往為例子，已發表於《鍾肇政全集17 隨筆集一》。大致是講李秋鳳來了第一封信時在1968年，其中一段： 「這篇鄉土味較濃的東西，用了一些台灣話的字眼和台灣調調，希望你給我鼓勵與指示，並且喚醒我們本省作家開創我們自己的遠景來！」 鍾肇政在回信中，大談台灣的人、文物、習慣、台灣特色……乃至於一種台灣語式的思考、行文風格、文體等等，並鄭重其事地加一註腳云： 「這當然無損於中國、中華民族的完整，相信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 由此可推測，鍾肇政非常了然於第二代作家的國家民族的認同問題，雖然這個註腳，主要也在保護自己免受因信件檢查與監視所帶來的險境。或許也牽扯到時代上，鍾肇政對於1967年國民黨（為因應台灣國際地位的越形低落）所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間接的批判。 解嚴那樣多年了，李秋鳳的政治立場完全是台灣人的。不過不免對中華五千年文化有些許孺慕與讚賞的不捨態度，她認為這仍舊是「自己的」，代表自己的文化，而且深感驕傲。或許，這是一種開闊的胸襟，但也令人覺得其對中國文化似乎仍有鄉愁之感。這種思維，似乎與經過二二八後的日據時代作家的表現頗多相似。 三十年前，她就主張在作品中使用「台灣話」寫代表「自己的文學」，以今日來看，她一直是一種文化上的台灣中國雙重意識，而將來在政治立場上是否會等待「中國的強大」而又產生改變呢？這也是日據時代的台灣人常有的心理。很多外省作家也有鄉土派，他們也贊成台灣人發展自己的鄉土文學。事實上，李秋鳳也是曾受到外省作家鼓勵繼續走這條路。不過外省人顯然是指導者的心態，而且是以中國文學的一環的限制下。相信鍾肇政對外省鄉土派作家，對李秋鳳，對自己的立場，都有敏銳的了解的。而李秋鳳回想當年，或也對她夾在台灣前輩作家與外省作家之間，有相當微妙的感受吧！ 李秋鳳與鍾肇政意識上有明顯的差異。故，我很懷疑，目前學術界對於鍾肇政這一代作家，在1960年代擁有的「中國台灣雙重民族主義的認同」的看法，與鍾肇政是「文化的台灣意識（相對於政治獨立的台灣意識）」的認知與界定，這些是否正確？我想書面上是找不到那個年代能夠公開或私下喊出台灣文學獨立於中國文學之外的證據（日本時代的台灣人不也如此嗎？不易找到書面的獨立的證據，但是我們都知道他們想要脫離日本人統治的想法。） 與日據時代作家作比較 鍾肇政的省籍意識，作為台灣意識的基礎，因為台灣的未來一直是鍾肇政所關注的問題，戰後不同於戰前日據時代作家面臨的情況，從異民族的統治換為是同民族的殖民統治。日據時代所要解決的異民族的殖民問題，其思想力量是來自抗日的民族主義與漢民族意識。當然，日據時代尚不存在有省籍問題的。 而經過二二八事件，日據時代作家往往仍微妙的存有中國文化的思慕意識，或者是來自抵抗日本的民族意識的「慣性作用」。這讓我們解釋為，其對於台灣人的未來，似乎有某種「障礙」，無法突破。另一方面，我們看鍾肇政由無民族意識到祖國情結的幻滅，他更能以「台灣人的命運」來凝視與反省二二八事件與面對未來，強烈的省籍意識只是一種特徵表象罷了，使他不會周旋於本省人也有壞人、外省人也有好人，這樣的糾葛。對於「半山」與「台奸」鍾肇政當然深惡痛絕，不過作品中大多採揚善方向，盡量痛惜台灣人立場，文學運動則極力拉近台灣人作家。 當然這只是大體之趨勢走向而言，每一代還是有許多分歧，同樣的教育與人格，判斷力、反省深度皆會有所不同。閩籍客籍的立場也會有所差異。日據作家其漢民族之民族意識，其實是不同的，在對抗日本帝國主義，文化協會的民族主義者與信奉階級問題的左派，是採用不同的意識方法對抗統治者。只是，如同日本人所分析的，這些人終究等待著祖國局勢改變而將傾向祖國傾斜。戰後，這些人雖則經歷了二二八的殘殺後餘生，也就仍難免令後代子孫在觀其言論，而感到大部分的日據作家對於中國土地與古典文人抱有濃濃的鄉愁。 以上等於說，日據時代作家在日據時代的台灣意識，似乎與其民族意識混合一塊，戰後轉化成「省籍意識」「反國民黨意識」，難以有整個反中國意識的選擇，而有新國家、新文化的決心。而戰後第一代作家在二二八後的反省，生出了新的台灣意識，則清楚的知道省籍意識就是反對整個中國的意識。 無論如何，至少日據作家與第一代作家都是有著台灣人命運與主體性的認知的，精神上保有台灣人未來與台灣文學路線「選擇與認同」的自由度，而不管其選擇結果究竟如何，他們是常常在內心中或文獻上辯論這種問題。而第二代作家在好長一段時間內，接觸到像鍾肇政公開書寫「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後輩們是否會認為「這有什麼好講好聲明的呢？」或者會認為「台灣文學」是蠻奇怪的地域性名詞，根本不必強調。 就日據前的「鄉土文學」「鄉土語言」的要旨是有啟蒙大眾文化、啟蒙本地人的抗日意識，台灣話文這是一種啟蒙的工具。鍾肇政則認為文學是純文學，是有道牆的，不讓一般民眾接近的。在台灣方言的使用上，鍾肇政著重於台灣文學的特色。他認知文學也就是語言的風格，若言也有啟蒙的成分，則是啟蒙台灣意識的作用，而後來演變成今日所採用的，對後輩的觀點而言則要以較為精確的語言表達，即本土化。 也就是台灣意識提倡的必要，對鍾肇政言算是一種民族型態的人道主義。民族的人道主義的說法，也就是凝聚台灣人意識打倒外來政權與爭取島內權利的平等，以獲得島內居民的真正民主與幸福。對於日據時代過來的人，無寧採取的是不分省籍的合作與樂觀的態度，面對未來。 總之，鍾肇政這個年代長大的，並沒有那樣強烈的抵抗異族的色彩，無疑是皇民化成功的一代。戰後，則在對抗祖國來的外省人統治政權，並不會因此就反對自己是漢民族是同文同種，也不會反對自己是中國人的血統，不過，其是否因此就甘於接受外省人所代表的中國統治的現狀，這是很可疑的。台灣人高度自治是二二八後普遍的聲音。不過也產生了各種託管與獨立的選擇。鍾肇政這一代人並不會因為與外省人是同為漢族就反對自治以外的選擇。 只是，第一代大部分人是接受現狀，仇恨的省籍意識隱藏在心，過著安安分分的無可如何的日子，否則就是被屠殺監禁，或流亡國外。這也是在解嚴以後，這代人紛紛都自然的表態為獨立運動的堅定的支持者。因為早就有切身慘痛經驗所造成的意識型態了。而不必如戰後第二代的台灣留學生出國以後，因為讀到二手的資料才瞭解到台灣人歷史的悲哀而恍然大悟。故，若是我們認為鍾肇政在1970年前是懵懵懂懂於台灣人的未來與中國的政治與文學的關係。而在後來才有個轉變。若說是受國際環境影響，還是國外帶進來的思想，造成統獨激化的影響，都是說不過去的。而若說是因為順應時勢，才轉跟著大家喊起獨立的現實主義的想法，那更是對一種莫名其妙的對鍾肇政的認識方法了。 日據時代的獨立路線 其實，雖然日據時代的文化人，在經歷二二八後，以目前挖掘出的資料上顯示，並無強烈的在文化與政治上自主獨立的聲音。但這可能是這種聲音被壓制住了。因為像許多在日據時代喪失台灣人立場的，皇民啦、御用紳士，他們算是現實主義者，不會不知道將外省人趕出台灣所獲得的利益會較高。而且還有許多熱血的受日本精神洗禮的年青人，視外省人中國人如寇仇，哪管你是否為同胞、漢人呢？就連從中國過來殺台灣人的，也認為這些台灣人都是該殺的日本人或叛國者吧！ 如同在日據時代就有激烈的台灣獨立革命論。同樣的文學文化，也有獨立於日本與中國之外的建構路線，一種自信的主體的主張： 「提倡台灣話文的，站在現實的立場認為台灣是一特殊區域如黃石輝所說：『台灣是一個別有天地，在政治的關係上，不能用中國話來支配，在民族的關係上，不能用日本的普通話來支配，所以主張適應台灣的實際生活，建設台灣獨立的文化。』」 「張深切把台灣過去的文學路線分為中國的文學路線和日本（與歐美）的文學路線之後，提出如下結論：……。張氏的這種主張，不外乎是主張台灣文學要站在獨自的立場，……」 在日據時代，較符合現實的情況是，中國文學是被台灣人視為「外國文學」，以及「祖國文學」的「雙重身份」。也有人認為中國文學對於台灣文學影響較少，也有人驕傲的認為台灣人應該扮演日支親善的角色。更有自信的看法是自認為，因為透過日文接觸到世界文學： 「台灣的新文學運動，雖是受到中國的新文學運動的影響而發生，可是，對於文學的一般理解和欣賞能力，台灣是較高於當時的中國的水準。」 很難以想像這些「前獨立國家民族與文化」的想法，竟然在戰後、在二二八後都斷絕了？目前認為要到1970年代，這些想法才復甦。事實上，以上的例子，是1950年代後，廖毓文、黃得時、張文環對日據新文學的「客觀」觀察。雖然他們戰前是日本國籍，戰後是中國國籍，中國文學成為了本國文學，不是外國文學。經歷了二二八以後，這些作家就算有將文學復歸祖國文學的選擇，但是卻改不了日據時代有選擇獨立的台灣文學與文化的認知，認為台灣在日據時代已經建立了獨立的文學與文化。通過這些歷史文獻，將有助於戰後「要建立有特色的台灣文學」這般論述之進一步瞭解，其真正的含意，是否就是要建立獨立的台灣文學呢？ 附加說明的是日據時代除了掛上「台灣」的名字的雜誌報紙有多起外，甚至也驚鴻一瞥出現了代稱台灣之名的《福爾摩沙》十二萬字長篇，可惜目前只留下序文而已。令人想起，日據時代的台灣文人，相較於鍾肇政的《台灣人》長篇史詩的構想，其獨立自主的意識毫不遜色。 王詩琅的例子 在1964年的《台灣文藝》第三號上，王詩琅也提及了這句話「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我不知道其是否為保護自己免於受到分離主義的指控。但是王詩琅在1936年發表〈賴懶雲論〉其中： 萌芽於大正八年，而於十四、五年勃興的新文學的呼聲，雖有人說是直接受到中華民國的胡適之或陳獨秀的影響，但是，主張台灣新文學是當時台灣年輕的智識階級中澎湃的近代精神之一波，怕是更為恰當的。………… 台灣文學是受到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的交流，而一般作家受到雙方面的影響，很少只受其中一方面的影響。但是賴懶雲卻是受到單方面影響較大的人。較之日本文學對他的影響，他可說是由中國文學培養長大的作家。 所以王詩琅認為台灣文學有兩個源頭，而基本上是獨立的。雖然他也確定台灣新文學是確實受到中國文學的影響，但是說是五四運動的支流，顯然不合其認定的事實，而是台灣文學有很多的源流才較客觀。何況他說日據後期，台灣新文學是後期以日文為主，那麼以日文作為表達工具的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嗎？1982年他接受下村作次郎訪問提及： 談到優秀的作品，中文的有賴和；有人說在台灣人作家當中，他堪與魯迅相抗衡。實際上，我認為賴和並不比魯迅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