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郭來富◎女畫家/台灣心會、文化總會會員 「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法國大文豪思想家盧梭(J.J. Rousseau 1712-1778年)說：「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人』教育成為『人』」。然要把「人」教育成為「人」，就必須要透過良善的「人文思想」教育，才能逐步地修身養性而成為「人」，使人能過著真正是「人」的生活，亦是說要有人性、人道、人文、人權…等的良善優質「人格」教育思想，才能實現作為一個真正是「人」的人，而不是成為「動物人」。 人類為了追求更民主更自由更尊嚴的生活，就必須要實踐「人格教育」先於「事業教育」的思想理念。只有有人格、有德性的人（L’homme Vertueux），才能壓制自己的慾望貪念，也唯有這種人才能服從理性（reason）與良心（concience），也唯有這種人才能真正做自己的「主人」而不被奴隸，拒絕「奴化」教育才能成為「人」，否則將成為沒有人性的「物化」工具，而不是真正的「人」。人類的「理性」抑制我們，不該奢求「不正當」的事物，然「良心」禁止我們不應向任何「不道德」的誘惑低頭，人類的生命價值不只是滿足「物質生活」而已，「精神生活」的滿足才能使人格更良善、更健全，亦使您的專業更加的富有與成功，要「富」容易要「貴」難，人類為了追求「富貴」，鬥爭的頭破血流，猶如現在的台灣社會亂象一樣，中國「紅衛兵」式的「鬥爭文化」在台灣社會不斷的重演，色情暴力、亂倫叛逆，害人匪淺的中國三十六計陰險文化，毀滅式的「美人計」更活生生地在台灣社會侵蝕腐化，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及禮義廉恥，均盪然無存，優質文化喪失，劣質文化興起，如台灣的八卦新聞、惡質選舉文化、檳榔小姐、鋼管小姐等等色情暴力文化，均必須「脫衣解帶」來表示刺激「免本錢」的經濟發展，這是台灣之恥，這種劣質錯亂價值文化，應以立法規範，然這亦是「奴隸文化」的本質，非理性無良心的惡劣行為，實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內在」禍源，台灣沒有羞恥的人太多，只有「動物」才不知臉紅，竟然以破害人家家庭來合理化自己的私慾，說男女兩人「相愛」沒有罪，然「相害」別人沒有罪嗎?還有為了爭財產，可以把親生母親推傷告訴，這些種種道不盡的逆倫亂倫病態社會，已經負面影響到社會善良風氣將危害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安全，沒有「道德人性」的「自律」行為，自由是假的，但變成危害「自由」的元兇。 台灣長期來的殖民「奴化」教育，使台灣人民變的貪心無知、唯利是圖、自私害人、奸詐陰險，不會當「主人」，沒有台灣「主體精神」的優質文化，不會思想，不敢思想，不肯思想，當然無法成為「主人」，如沒有台灣「現代」人文思想的「本土國際化」教育發展，台灣國格將不受尊敬，然這次呂秀蓮副總統的外交印尼行，是展現作為「主人文化」走自己的的路之優質表現，作為領袖「愛國」的偉大情操，值得敬佩，贏得國際尊敬，是全民的驕傲。然像台灣有某些「共匪式」的媒體，政府可參考歐洲某些國家有一機構（C.S.A.,Centre de Supruision d’Audio Viruel）「視聽法規監督中心」，來監督不法行為，給予依法制裁，使「媒體」能「自律」越多「自由」越多。 台灣要加入聯合國，必須先建立台灣人民的健全良益「人格」，讓全世界尊敬台灣人，才能擁有「國格」的尊敬，唯有以「良知道德」作為「國家教育文化政策」的基本方針。台灣自然會被世界各國歡迎與尊敬。甘地說：「沒有『人性』的科技，將毀滅自己、社會與國家」。如同美國九一一恐怖事件，多美的建築大樓，都會被無人性的人所摧毀，這種教訓是在警告人類不要成為物質科技，貪心慾望的「奴隸」，為了更文明， 人類必須接受良善優質的「人格社會」，自愛愛人，自救救人的博愛精神，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說：「愛別人比愛自己更多才能得到永久的幸福」。如果你有兩碗飯，就分一碗給別人享用，這是作為一個「人」的義務與責任，即使您擁有天下的江山與美人，也是貧窮短命的，唯有萬古留芳的「偉大奉獻」情操，才是人類能富貴長命的普世價值，盡一份做「人」的責任吧!台灣人。

曾道雄◎師大音樂研究所教授 德國後期浪漫的樂劇大師華格納（Richard Wagner 1813-1883），在其著名的「尼貝龍指環」連篇樂劇的最後一部，以「諸神的黃昏」為終曲，訴說諸神因棄絕崇高的神性，滋生人世的貪婪與慾念，而導致整體神界的崩潰。 在現實的生活中，我們找不到神界，但若論足以讓凡世昇華，並且啟發人類良知，維繫生命價值，拓展未來知識與視野者，則大學雖非現世的神界，至少也應是一塊淨土。 然而，台灣的大學因嚴重的世俗化，在政經和權力的衝擊下，人們步入此莊嚴的學術上庠之門已不大能感受到智慧殿堂的嚮往，也不大可能喚發起良知的覺醒。大學精神的淪喪與價值的崩壞，其來有自。主要是教授們治校之後，權傾一時，少數更是矯矜不求自習，在世代交替、知識爆炸的年代，學術技能已瞠乎學子之後而不自覺，一些公立大學的教授，更是捧著鐵飯碗，渾然不知「諸神黃昏」的來臨。 大學教授的權益太受保障，缺乏制衡與評鑑，是大學質變最根本的問題。在我們尊師重道的國度裡，學生明知教授不行，又不用功，也少有人提出批判，反正你給我學分，大家得過且過，這是功利主義的惡性循環，也是大學集體的墮落。教授每週授課八小時，副教授十小時，除了部分兼行政工作，大部分只要不出大錯，學校不曾因教授不做研究、不寫論文、不做學術或展演活動，而不予續聘的。教授缺乏制衡與評鑑之外，還有層層的教師法和申訴委員會可以保護，要想動一位不稱職的教授工作，難如登天。 大學民主、校長無為，也是肇因之一。過去大學校長由官方指派，政治色彩濃厚，除少數真正學人之外，沒什麼學術權威可言，現在校長由教授們票選產生，則既無學術權威，也沒行政尊嚴。社會上所有選舉的弊病，大學選舉都幾乎難免，一到校長或院長級的選舉，拜訪、拉票和黑函、攻訐，習以為常。為不得罪「選民」，大學「民主」之後，校長可無為，教授們則氣燄高張，很多校務會議的發言，看來很像立法院。南部有一所公立科技學院，曾為要徵聘一位藝文科通識課程的專任講師，邀我做面試的客席甄選委員，場外有近二十名由網路公告後篩選過的國內外博士學位應徵者等候進場以電腦軟體做輔助報告，但場內兩派校方教授卻爭論不休，後來反對的一方竟不惜要退席讓評選會癱瘓流產，校長進來緩頰，有一兩名教授依然把身子斜靠椅背，態度惡劣，即使工友進來倒茶，也不應如此對待。我不知這是特殊案例或是常態，當時我只感到一陣深沈的悲哀。 「布袋蓮效應」也是教授素質低落的原因 。教育鬆綁、大學自主之後，不同大學，教師升等難易懸殊很大，尤其十幾所學校升等自審，教育部便加以承認，有的學校頗能潔身自愛，但也有學校獲得這種特權後，大量近親繁殖，不加節制，我們翻開一些大學的通訊錄，你可能會發現，一個系裡有五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都是教授。其內在的主因是國家沒規定一個系所裡教授所佔的名額比例，卻反而准以四到五位教授就可增加一位教授，這種「本金加利息」的複率計算，教授乃年年增多。大學教師升等雖分三級，但校評尊重院評，院評又尊重系評（號稱專業評審），所以往往系評一過，幾乎可直達教育部的認證。大學本來如一泓清淨的湖泊，但教授快速繁殖，有如布袋蓮衍生，大學當然很快就變成一潭死水。現在台灣的教授滿街走，廣告板不小心掉下來都會打到一兩個，據說在公共場合叫一聲「教授」，至少有三、四個人會回頭回應你。如果量多而質不提昇，有天「教授」的名望將比推銷員的名片和江湖醫生的錦旗更不值錢了。 雖然如此，國內真正全心全力從事教學與研究的教授也不在少數，現今的大學大概也只靠這些人在維持程度。義大利古諺說：「勇者上陣，疏懶者坐食」，真正在學術領域開天闢地者有之，但疏懶坐食者亦不少，其中還有很多權充政黨的打手，成天在電視的政治鬥雞場耍嘴皮，談八卦新聞。還有些官海浮沉的失意政客，來大學濫竽充數當起教授來的，筆者願在此提示一點：ＷＴＯ之後，不只意味著農產品的交流和關稅的解除，學術的國際交流也將會淘汰掉一些學校，不論私立和國立大學都會受到考驗，敬告那些在大學伸懶腰，飯酒作樂，備受呵護的「諸神」：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林健次◎淡江大學國際企業經營系副教授 李前總統最近說，財政部整頓農漁會信用部是「要消滅農漁會」。因為事實認知與語言習慣的不同，這句話對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理效果。有不同的心理感受，就會有不同的政策選擇。而有建設性、理性的討論，並達成可行的改革共識，釐清農民、農會、農業、農會信用部等四個互相關聯而又不同的概念，應該是必要的。 農民與農業 我們自己即使不是農民，也是農民的兄弟姊妹、親戚朋友、同胞百姓。農民的福利一定是大家所關心的，尤其是農民處於弱勢的時候。農民所從事的行業就是農業。一般說來，農民的福利與農業的發展是有正向關係的。這可以美國為例，大體而言，美國農業發達而農民生活優裕，美國農業同時也提供價廉物美的農產品。不過農民福利與農業的關係有時並不全是正面的，日本就是這樣。日本農民福利的提高，得自剝削消費者多、得自農業進步者少。這種從業人員的福利與其本業的榮枯背道而馳的現象並不奇怪。一個軍人待遇與福利特高的國家，可能有一支不堪一擊的國防部隊。從業老闆及員工享受高度保護的產業，也常是落後的產業。純就經濟利益而言，全國民眾的利益與農業發展息息相關。一般民眾即使可以不關心農民，但是不能不關心農業的發展與政策。 農會與農民 農會是農民的結社，是農民互助、合作，維護農民利益的團體。因此，農會代表農民去爭取權益與利益是當然的。不過，真正能代表農民的農會，必須是農民自由結社產生的，而不是統治者為了容易控制農民而設立的。這就衍生了一個農民結社權是否已經解嚴、現存農會是否能代表農民利益的問題了。在國民黨戒嚴時期，為了控制全國各行各業，嚴格執行一行業、一地區、一公會的制度，並由中央黨部派出職業黨工為總幹事。解嚴以後，集會結社權開放，不同利益、不同產業的工商團體，自由組織各種或不同、或類似、甚至互相重疊、競爭的公會，逐漸有百花齊放之勢。唯獨農民團體仍保持一地區、一農會，與統治區域平行的制度。 解嚴以後，雖陸續有人發起自主性農會，但都沒有成功。究其原因，不外戒嚴時期留下來的農會，享受太多的資源、擁有太多的保障、甚至行使太多的準公權力所致。農民在脫離現有農會必須犧牲資源的情形下，與既存農會平行或競爭的自主農會不易成長是必然的。這和國民黨享有太多的黨產，不利民主政治的競爭與成長的道理是相通的。因此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是，戒嚴體制殘存下來的農會，是不是最能代表農民、照顧農民的民間團體？是不是有很多潛在的、有活力的農民自主團體，在還沒有萌芽以前，就被現存的、具有龐大資源的農會擠壓而死了。因此現存農會是不是扼殺農民自主力量的劊子手，現存農會的利益與真正的農民利益是否有正面的關係，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 農會與農會信用部 農民或農業是否需要特殊的金融體系，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假如真的需要一個特殊的農業或農民的金融體系，也不表示一個農會必須設立一個信用部、開一家銀行。說一個農會必須開個信用部，就像一個同業公會必須開一家銀行一樣荒謬可笑。農會可以是農民利益團體，也可以是農民合作組織。農民可以透過農會，施行生產、行銷、推廣的合作。合作產銷與推廣，當然有需要融資的時候，但這與開銀行是截然不同的﹔有專業從事農業與服務農民的金融機構、滿足農業與農民的融資需要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用台灣農政、農會人士說要參考的美國農業金融體系為例。美國有形形色色的、難以數計的農民合作社。但從來就沒有一個農民合作社底下有信用部或銀行的。不錯，美國有獨立的農業金融體系，叫做農業信用體系（Farm Credit System）。在這個體系之內，現在有八家農業銀行及約二百家農業融資機構。這些銀行、融資機構都是股金制或由私人集資成立的，與農民合作社或農會沒有隸屬關係。這就像台灣的產業同業公會的會員，可以各自選擇往來銀行、各自投資不同的銀行一樣。更重要的是這些農業金融機構不能吸收存款。他們的資金必須到資本市場以債券或各 種不同形式的票券去募集。貪污腐化、管理浮濫是不容易募到錢的。 台灣銀行界今日壞帳龐大的主因 ，來自於財團對於銀行的直接控制，把銀行當成私人財團的金庫。但是，私人財團至少在法律上與銀行有所區隔，而農會與農會所控制的信用部，甚至連法律的區隔都沒有﹔難怪農會信用部會變成農會或農會幹部的私人金庫了。事實上，主導農會運作的農政人員認為為整理農會信用部等於消滅農會，並非言過其實。既存的農會之所以成為地方上排他性的農民團體，除了受託政府許多業務以外，靠的就是農會信用部這座產權不明的金庫。既存農會喪失了金庫，資源失去大半之後，地方農民自主組織與團體更有成長茁壯的機會，甚至取代既存農會 。這就難怪既存農會的主導者要憂心忡忡了。 農民福利與農業發展才是目的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農會信用部是農會幹部離開農民利益更遠的誘因與金融亂源，更是農民自主組織成長的絆腳石。在農民、農會、農業、農會信用部四者之中，農民福利與農業發展是目的，農會與農會信用部只是工具。只要農民福利的提昇與農業發展的目的，可以經由其他途徑達成，則現行農會與其信用部的被「消滅」 並不足惜，甚至值得慶幸。假如我們有一套符合農民自主需要、讓農民自由發展組織的法律機制與誘因機制，讓「不排他」的農民團體與合作社可以成長茁壯，誰說我們還需要現在的「行政區域式」的、「排他式」的、統治式的農會呢？假如我們能設計一套，比現行的農會信用部更能服務農民的農業金融體系，誰說我們還需要現在人謀不臧的農漁會信用部呢？ 從現實面去看，台灣的農會已由非農民所控制，謀的也不必然是農民的福利。看看農政人員的背景，看看農民「代表」與地方政客與黑道的關係，看看選舉時由農會信用部運出的一袋袋鈔票，你還能相信既有的農會與農會信用部會對農民的福利與農業發展有貢獻嗎？ 沒有人相信財政部整頓農漁會信用部是要消滅既存的農漁會﹔財政部沒有那種眼光與能耐。但是假如因此得以重新思考並建立台灣農業金融的新架構，並使台灣農民的自主力量與組織得到生機，那麼消滅戒嚴時期留下來的農會體制不就是必然的結論嗎？

林朝億◎台灣日報記者 民進黨成立十六年，昨天舉辦十六週年茶會，看似風風光光。其實，當年充滿了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辛酸。十八人建黨工作小組執行長黃爾璇昨天表示，其實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就打算以「黨外公政會」為基礎組黨，可惜並未成功；最後，之所以會選定隔年九月二十八日組黨，主要是算準了隔天教師節補假一天，國民黨高層都忙著打麻將，沒有時間處理組黨事宜，民進黨得藉由空檔爭取海外力量聲援進來之故。 提到這段組黨艱辛，黃爾璇說，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本就想藉由黨外公政會基礎組黨；十二月二十六日將公政會改名為公共政策研習會，刪掉了公職人員才能參加的條款。不過，這一波的組黨工作，在國民黨分化、威脅下，到了一九八六年二月就失去了動力。 隨後，一九八六年七月三日起，每週展開密集的組黨秘密會議。第一次參與的有，江鵬堅、費希平、尤清、張俊雄、謝長廷、周清玉、陳菊、傅正、黃爾璇和康寧祥。開會間，康寧祥數度接聽電話，態度上略顯猶豫。黃爾璇表示，事後他與傅正、尤清等人討論，「老康這樣子可能會脫隊，但是，他又是大老，沒有他參加，不夠圓滿」。因此，決定在進行到第二階段組黨時，再邀請康寧祥加人。此外，為避免國民黨監控，往後會議不用電話通知，由參與者自行前往開會場合。 九月中旬召開三次擴大會議，其中，九月二十七日，敲定在隔天舉行的後援會上正式組黨。談到這組黨的風險，黃爾璇形容當天一共有三十多人與會，但是簽名的人只有十幾人，有的人不敢簽、有的人藉故離去。不過，他們還是對於二十八日變更議程等進行模擬，由費希平主持會議，謝長廷起草決議文等。 不過，二十八日還是發生了一些小插曲。前國策顧問陶百川事前並不知道，黨外當天要組黨，他非常熱心，主動前來參加後援會。陶百川一到會場，傅正馬上拉著他往外走，不讓他介入。黃爾璇回憶說，當時傅正告訴他，「不要讓這位老仙仔在這裡，不然萬一國民黨要抓人，就少了一個救援的人了」。 隔天，在費希平家中開會，敲定了成立十八人建黨工作小組，分組進行建黨工作：以費希平為召集人，江律師擔任組織組召集人，黃爾璇則擔任執行長兼政策組召集人，其餘人士包括，江鵬堅、張俊雄、謝長廷、周清玉、陳菊、傅正、黃爾璇、游錫?、蘇貞昌、許榮淑、邱義仁、顏錦福、李勝雄、洪奇昌、郭吉仁、康寧祥等人。一直到十一月十日建黨完成前，國民黨還陸陸續續派人前來關說，希望不要現在組黨，等到選後再講。期間雖然有部分人士同意國民黨的條件，不過，大家研判一定等到選後再談時，恐怕立委當選人就不一定會同心協力的推動這個工作。也因此，經過幾個月的折衷協調，第一個台灣本土產生的政黨，總算存活下來了。

黃麗鄉◎國際事務委員會日本負責人 因為辛樂克颱風來襲，今年宜蘭盃國際名校划船邀請賽順延一天於九月八日、九日兩天在宜蘭縣（劉守成縣長）冬山河舉行。 早前台灣每年端午節的龍舟賽都在冬山河舉行。1989年早稻田、慶應兩大學首次應邀參加。1995年台灣大學與台灣師範大學亦參加友誼賽，獲得縣民熱烈迴響。 當初世界台灣同鄉會（前會長李界木，宜蘭縣出生）和民進黨主政的宜蘭縣政府企劃辦理，遂於1996年擴大為「世界名校划船賽」，目的是希望沒有國際地位的台灣能透過划船賽，集世界名校來台一顯身手，讓更多國家了解台灣。 今年是第七屆，盛況空前，共有十三個國家二十六隊參加。日本代表隊仍為早稻田、慶應兩大學。 今年比賽特別激烈，結果慶應隊雖得男子組第八名，但該隊主將網晃一同學說：「首次的台灣遠征，透過划船賽能和世界名校選手交流、競技，非常刺激，親自體會到要有廣泛的視野。台灣各界人士的親切、溫馨的情誼，非常感謝，有機會還想再去台灣。」 又成績排名第六的早稻田隊的幹事鈴木宏二郎同學說：「第一次出國讓我感覺到震撼的不是金髮高壯的歐美選手們，而是現地的台灣人。從歷史的轉換到現在的民主化，台灣人是那麼親切大方而又有自信地以做台灣人為驕傲，接觸到的台灣人都非常喜歡日本，這在日本絕對不能體驗到的，我心中感到非常高興。當日本隊比賽時，台灣觀眾從心底深處喊出的加油聲，當我隊獲勝時，台灣人對著我滿面笑容。這時讓我第一次很高興感覺到自己是日本人，以前我從不曾經歷過那種場面也沒有那種意識，第一次離開日本才感覺到身為日本人的意義與台日間的友誼。同時，我也由衷地愛上台灣。除了和當地的人交流以外，海內外精英匯聚一堂，以槳會友，還有後援的人、觀眾等，藉著划船運動，彼此文化交流，了解台灣，認識台灣，我只有一句話，太棒了。太感謝台灣方面的熱情招待。我希望自己今後能和他們繼續維持友誼，如此台灣和日本才能更接近。我一定還要再去台灣。」 聽了日本隊員們的很多感想，讓我感動至深，曾多次掉下感激之淚。總算我為他們跑腿的勞力沒有白費，也為自己盡了一分草根運動的貢獻而感自慰。 日本知名出版社「小學館」發行的SAPIO雜誌記者平田久典先生，亦應邀到冬山河採訪划船賽活動。他表示台灣（以及宜蘭地方）政府以籌辦國際性活動，來提高台灣在國際舞台的能見度和地位，以他的觀察和評價，他相信對台灣或是宜蘭邁向國際化是有貢獻的。另外，他也讚許海外各地推動民主運動的台僑，多年來投注在將台灣推向國際舞台的努力，相信這是一個極為中肯的評價。

吳明基◎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總會會長 一些親民黨與國民黨立委在九月初組團訪問華府，拜訪了美國國會台灣連線及其他參眾議員。大部份民眾可能不知道，原來這團國親兩黨的立委們是要和七月多的民進黨及台聯立委們一起訪問華府，在蔡同榮委員一再妥協及退讓後，國親兩黨仍然不願合併成一團。於是民進黨及台聯團在七月二十三日訪問美國國會，國親兩黨則在九月初訪美。 在短短不到兩個月內，外交部駐美代表處必須安排這兩個重量級立委團的來訪，重複的行程，不僅造成台灣納稅人民公帑的浪費；更糟糕的是國親兩黨的不合作，在美國國會眼裡是個笑話，丟臉丟到國外去了。 筆者所參與的組織，在美國從事國會遊說工作長達二十年，深諳美國國會的運作。國親兩黨可能因為不瞭解美國國會，殊不知今年下半年是美國國會最忙的會期，因為他們後半年只剩下兩個月的開會會期（七月及九月），接下來各議員們就要返鄉準備年底的選舉。在最後短短的兩個月內，不僅要通過多個法案，最重要的是，參眾兩院均為了因九一一而產生的『國內安全法』（Homeland Security Act）忙得焦頭爛額，加上與伊拉克即將爆發戰事，美國國會實在無暇在不到兩個月內接見來自台灣兩個重量級的立委訪問團。事實上，許多國會議員辦公室私底下向本組織抱怨，「既然都是台灣來的立委，為什麼不體諒我們行程的緊湊，合併成一團？」國親兩黨的不願妥協、不合作，使得台灣的形象在人未到之前，已經大打折扣了。 不僅如此，國親兩黨立委 在國會酒會上的言論，令一些國會友人相當地反感。國民黨某立委在美國國會台灣連線為立委團舉辦的歡迎酒會上大放厥詞，在致詞時表示要「台灣連線」改名為「中華民國連線」。 據聞台灣連線的共同發起人在事後相當地生氣，對於此國民黨立委的言論感到非常地不禮貌及不妥。再從歷史及法理的角度來看，既然美國與台灣兩國之間行之二十多年的『台灣關係法』都能使用「台灣」，為什麼今天台灣連線不能使用「台灣」兩個字？難道『台灣關係法』也要改成『中華民國關係法』？今天就是因為美國不承認中華民國，才設有所謂的『台灣關係法』，來管理美國與台灣之間的各項外交事誼，美國國會怎麼會以一個不被承認的國家為名，來設一個連線團體呢？ 除此之外，如果不瞭解情況的人參加了當天的國會酒會，會覺得彷彿置身在「批扁大會」。當美國國會議員在會場上表達他們支持台灣加入國際組織，因為台灣是一個民主的主權獨立國家、支持台灣人民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前途、支持台灣安全、支持代表台灣人民的陳水扁總統應不受限制地訪問華府時，代表台灣人民的立法委員們所發表的言論，全是在批判陳水扁總統的一邊一國論如何地危險、如何地會惹惱中國、或是陳水扁總統訪美會如何地製造台海情勢不穩定等。難怪某位美國議員很狐疑地表示，這些台灣的立委好像不擔心中國對台灣的威脅與打壓，反而比較擔心陳水扁總統。某些與國親兩黨立委會面的議員助理也私下表示，令他們覺得啼笑皆非的是，來自台灣的立委竟然不支持台灣人民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前途，反倒是美國議員必須引用美國開國元老之一傑佛遜的言論，來給這些台灣來的立委上一堂人民自決的課。民主的真諦在於每個人均享有言論自由，然而，一個負責任、有修養的政客應深諳在不同場合，因地適宜地發表妥當的言論。在這個難得的國際場合中，這些反對黨的政客們談的不是宣揚台灣傲人的經濟及民主成就，以籲請國際社會支持台灣，而是一古腦地針對其對扁政府的不滿，滔滔不絕，他們竟能不顧台灣的形象，以分化國際友人與台灣政府為目的，遊說國際友人不要支持代表台灣人民的陳水扁總統。這種把國際友人當成台灣國內選民，把國際場合當成國內作秀爭取選票的場所，在外人眼裡看來，實在是不能登大雅之堂，貽笑大方。國親兩黨在華府的言論，跟中國大使館在美國國會遊說反對台灣政府的言論，如出一轍。台灣在國際社會上能生存與呼吸的空間，因為中國的打壓，已經是近乎沒有，這與哪一個政府、誰來執政都沒有關係。孤獨的台灣，負擔不起任何在國際社會上不合作的形象。

林建良◎在日台灣同鄉會長 「雙十節」語出1911年10月10日、由反政府的「新軍」發動的武昌起義。而隨後與此起義完全無關的孫文接收了此成果之後，「雙十節」成為「中華民國」的建國圖騰。對當時的台灣人而言1911年10月10日是發生在鄰國中國的武裝改變，而今日「雙十節」卻是台灣人受歷史翻弄的象?，附隨在「中華民國」的大亡靈之下繼續糾纏著台灣人。由於歷史的捉弄，當時受「中華民國」体制迫害的人進入「中華民國」体制的核心。而當時身處「中華民國」權力中心的人，一邊高喊「保衛中華民國」，一邊與中國眉來眼去，到處與現政權作對。以打倒「中華民國体制」為務的本土派勢力在取得政權之後，卻反而必須去保護原本是敵人的金斗甕，高舉壓迫台灣人的圖騰，慶祝「雙十節」的活動就是其中之一。 「雙十節」對台灣人而言，完全沒有慶祝的意義，「雙十節」也得不到任何台灣人的感動。本土派在取得政權之後，還必須依章行事地去高舉過去迫害台灣人的圖騰，也正是台灣人的悲哀。我們期待有一天能真正慶祝屬於台灣人的日子，不再高舉舊政權的圖騰來侮辱自己。

許世楷◎靜宜大學教授 一、此關係應該置放在整個國際環境來了解，尤其是不能忽視美國的動向，其對極的蘇聯動向也應該留意。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形成的美、蘇兩極化國際政治結構，在1970年代起變化。(1)一向在軍事上優勢的美國，有被蘇聯趕上之兆，例如大陸間飛彈的保有數量在1970年逆轉。(2)美蘇兩陣營內漸有多極化現象，例如中蘇對立在1969年演成珍寶島軍事衝突；歐州各國、日本的經濟成長顯著，相對降下美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3)越南戰爭長期化，以及引起美國國內分裂，使美國本身以及各國對美國的力量感覺有限性。 1968年Nixon當選美國總統，與Kissinger商量訂定：(1)與蘇聯交涉核武管理，以緩和美蘇對立。(2)接近中國，以迫蘇聯在核武管理交涉的腳步。(3)以(1)(2)來促成越南戰爭的結束。1971年7月Kissinger祕密訪問北京，旋即美國發表Nixon1972年將訪問北京，日本稱之謂Nixon shock。 1970年聯合國大會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的Albania案表決，有過半數贊成，雖然該案是重要事項需要3分之2才通過，但是表現出來一種形勢。當年10月加拿大、11月伊大利與中國締結邦交，留意take note中國的「一個中國」主張。 在此情況下，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Albania案。 1972年2月Nixon訪問中國，共同發表『上海公報』，認識acknowledge中國的「一個中國」主張。 日本在自民黨長期政權下，不是以政黨輪替而是以首相交替做政策變換。繼佐藤榮作做首相的田中角榮，與競爭者台灣派福田糾雄對抗，即時開始與中國復交工作，9月發表共同聲明，表示「理解、尊重」中國主張的「一個中國」，進入「國交正常化」。另一面與「中華民國」斷交，12月設立交流協會。 在這裡中國主張的「一個中國」通常包含以下三點：(1)中國只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代表中國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2)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是中國不可分割領土的一部份，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3)各國與台灣的邦交是不合法的，應該廢棄。而對此除了「承認recognize」以外，有上述留意、認識、理解尊重的對應三方式。 如此，台日中關係必須置放在國際環境裡面去了解，尤其是要了解日本對台灣、中國的關係，一定要考慮到美國這一個變數。過去如此，現在及將來也是如此。 二、台日斷交，旅日台僑受衝擊，在中共派的中國華僑總會、以及國民黨派的中華民國華僑總會之外，獨立派公開召開大會討論今後對策，此舉鞏固了在日台灣同鄉會的基礎。 斷交以前，「中華民國大使館」可能是由於基於「中華」一向不發給放棄國籍證明書，要辦理歸化日本的一部份台僑不得已，轉向中國華僑總會申請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然後放棄國籍拿到證明書。斷交不久，「中華民國大使館」才朔及日期發給放棄國籍證明。「中華民國」萬事總是事過境遷，才做。 三、1971年Albania案得到過半數以後，日本、美國有想將台灣以「台灣」名義保留在聯合國的活動，後來還是因為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主張，演出「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回顧「中華民國」的外交，就是爭取中國正統的外交，一直以「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取誰代表中國，有似「國王的新衣」故事裡面的國王。 到1990年代，有「兩個中國」論的出現，這是主張有「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國家存在的分裂國家理論。是將台灣問題由內政問題，清楚提升為國際問題。但是仍跳脫不出中國的陰影。如此即(1)第一步需要中國的同意；(2)中國不同意時，反而成為自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台灣應該尋出一個與中國無關係的路線，我提倡「台灣新生國家理論」的原因在於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從未屬於中國，且自1949年占領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亡命台灣，1951年『舊金山和約』以後台灣更處在國際地位未定狀態，自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1990年代台灣化、民主化以後，台灣成為一個「事實上獨立的國家」。等待(1)放棄「中華民國」體制；(2)表明要成立一個獨立國家的意志時，即將成為「法理上獨立的國家」，而此可以「以台灣名義申請新參加聯合國」的一個動作來完成。所以所謂台灣獨立建國，也可以說是要將台灣建立為一個法理上獨立的國家的活動。 四、因而「以台灣名義申請新參加聯合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此「制憲運動」是一個很重要的運動基礎，而「正名運動」是更廣泛大眾可以參加的運動。 五、30年來日本對中國很客氣，中國以歷史教科書、靖國神社參拜問題加壓力於日本，得到每年約2000億日圓的ODA，但都無感謝表現。最近有些變化，要削減ODA，9月10日小泉首相在紐約的外交關係委員會演講：台灣、中國都是與日本關係很深，日本希望兩岸和平解決問題，為此日本願意盡力。這是與過去日本盡量要避免將台灣與中國並提，不同的變化。 既然日本開始談到台、中間維持和平關係，而且甚至在憲法上規定：不以武力做為解決國際問題的手段，為此放棄保持軍隊、放棄國家的交戰權。我想目前對日外交很重要的一個焦點，是要日本對中國擁有400基飛彈瞄準台灣一事，表示意見。 ＊今年正值台日斷交、中日建交30週年，以下一文是在9月27日台灣心會所舉辦「台日中關係30週年回顧與展望」座談會中，做為與談人的發言大綱。

張茂森◎自由時報記者 我國駐日代表羅福全也以「現場指揮官」的立場回顧台日斷交三十年，他認為台灣能從七○年代在國際社會中處於最惡劣的情況，逐步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至少基於三個條件，第一是台灣的經濟發展；第二是台灣的民主化；第三是台灣的對中政策由漢賊不兩立到和平共存。 記者與羅代表的訪談大要如下。 問：請你對七二年日本犧牲台灣轉而承認中國做一個回顧。 答：我覺得在這個時候來檢討台日斷交三十年是很有意義的，當時季辛吉沒有通過日本而密訪北京，對日本造成很大的衝擊，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日本很大的鄰國，當時日本是站在反共的立場和美國交往，沒想到美國偷偷地私會中國，因此日本也就不顧一切匆匆忙忙和中國建交，當時因為中國取代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而使台灣在國際社會出現大退潮。 幸好台灣很成功地發展經濟，可說是與先進國家並列，同時也因為完全民主化而受到世界民主主義國家的重視，在對中國政策上也由「漢賊不兩立」轉為「和平共存」，這是台灣沒有因為外交上大幅失利而沈沒的原因。 問：這三十年來台日間所發展出來的是怎樣的一種關係？今後又將如何？ 答：七○年代的日本想幫助中國，是希望中國能現代化，安保的項目則由美國來做，但是現在發現中國經濟強大以後，軍事上也不斷地擴張，因此除了修訂日美安保新指針之外，最近也積極制定「有事立法」、「周邊事態」等安保相關法案，開始關心亞洲的安全問題，現在的日本政治家已經排除親中、親台的傳統政治思考，凡事以日本的國家利益為最優先考量，這是對台灣有利的大環境，以最近因訪台未能獲准憤而辭去外務省政務官的眾議員水野賢一為例，他一方面認為日中關係非常重要，但也堅持不能因此而故意忽視台灣對日本的重要性，這是當今日本政治家的傾向，我認為整個大環境對台灣在日本的外交空間拓展是有利的。 問：你是對日外交的「現場指揮官」，今後對日本的外交工作順位是什麼？例如對制定『台灣關係法』的看法。 答：台灣最重要的是如何恢復國際地位，ＷＴＯ等於是經濟上的聯合國，在ＷＴＯ的遊戲規則下，台灣會有更大的空間，日本政府也表明支持台灣成為ＷＨＡ的觀察員，台灣不必堅持日本制定類似美國的『台灣關係法』，理由是美國有防衛台灣的歷史背景，日本與美國不同，台日間的實質關係毋寧比較重要。 問：你對日本政府的要求是什麼？ 答：我覺得日本已開始發現自己必須對亞洲提出更多的貢獻，而且也開始知道日本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日本如果能進一步分辨出什麼時候要說「YES」，什麼時候要說「NO」，日本的地位將更為提高，換句話說，就是日本必須早日排除「戰敗國家」的陰影，走上「普通國家」的正路。我們並不要求日本特意為台灣的利益辯護，只希望日本在強權的前面也能堅守日本的國家利益，如此台灣的利益就不會因為中國的壓力而被日本犧牲掉，幸好這種「日本國家利益至上主義」的年輕政治家已經逐漸成為日本政界的主流，我一直認為這是台日關係的幸福。

張茂森◎自由時報記者 台灣人對台日斷交三十年到底有什麼感受，日本昭和大學名譽教授黃昭堂表示，他不認為日本和中國建交對台灣是一種背信行為，他指出，造成台日斷交的最大禍首是蔣介石政權的「漢賊不兩立」政策。 黃昭堂的訪談內容如下。 問：請你以台灣人的身分談一談台日斷交三十年的問題。 答：這三十年來我不認為日本人背叛台灣，因為當時蔣介石政權堅持「漢賊不兩立」的一個中國政策，日本要選擇北京政府還是蔣介石政府是基於日本的國家利益，當時蔣介石說他代表全中國政府，這好像「橫柴拿入灶」，是不可能的。當時要強迫日本承認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是不可能的，而且前一年聯合國也通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唯一代表中國的政府，因此日本選擇北京政府是有道理的。 當時有一個辦法是雙重承認，可是被蔣介石否決，如果他接受雙重承認留在聯合國，現在也不必怕中國的飛彈，更不必為ＷＨＯ的問題傷腦筋，台灣也不必要編龐大的預算買槍砲，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政策對台灣的傷害實在太大了。 問：台灣用什麼方法來補救損失？ 答：現在生米已煮成熟飯，在「漢賊不兩立」時代的國民黨政府外交官實在很辛苦，現在的民進黨政府外交官更辛苦，外交官的自尊心受挫，三十年來台灣的外交無法突破是必然，台灣不要一味說日本媚中，日中公開交往三十年自然有人脈，也有感情。但是有努力就會有報酬，在歷任駐日代表的努力之下，台日關係也有若干提升，如護照直接蓋印、七十二小時免簽的問題都已解決，現在不能再有「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的夢幻，台灣所代表的就是台灣，實實在在地腳踏實地就會有人尊重，我認為建立對台灣的國家認同是外交工作的一環。 問：道理在哪裡？ 答：例如我們現在正在進行台灣的正名運動，在日台灣同鄉會也在東京發動過遊行，要求日本政府將在日台灣人的外國人登錄證上的國籍登記為「台灣」而不是「中國」，抗議書送到法務省，法務省的官員說，「很抱歉，我們不能這樣做，因為台灣的居民還有人說他是中國人」，一句話就打了回票，這就是認同的問題，百分之一百的日本人都說「我是日本人」，而有一部分台灣人則不敢說自己是台灣人，這也是蔣介石強迫台灣人要說「我是中國人」的「德政」，甚至也有人說「我是台灣人但也是中國人」，這等於是說「我是男人但也是女人」一樣，真正笑死人。 如果所有的台灣人都能拍胸膛大聲說「我是台灣人」，日本法務省可能就不得不考慮把台灣人的國籍由「中國」改為「台灣」，駐日代表處在和日本交涉時當然成功的機會大增，對台灣的認同可以使外交工作更加順利。 問：你認為日本應該怎樣對待台灣？ 答：日本應把台灣看成一個很普通的國家，台灣本身也必須努力做好一個普通的國家，例如台灣目前開放地圖自由出版，這就不是一個普通國家應有的責任，這樣一來，同樣住在台灣，統派畫出來的地圖連蒙古、南沙諸島都在內，獨派畫出來的只有台灣和澎湖群島，一個國家有好幾種地圖，實在亂七八糟，台灣政府與台灣人民都必須很務實地經營台灣，這是台日關係或是台灣與世界其他國家發展正常關係的基本。 　

一個由十幾個台美人團体所組成的代表團，將於十一月十五日(禮拜五)上午十一時，在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Taiw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簡稱TECRO, 4201 Wisconsin Ave., N.W. Washington, D.C.) 向該處代表程建人遞交將近一萬份『正名運動簽名信』，敦促程代表將該處英文名稱TECRO改名為 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台灣代表處)。這項萬信正名運動是台美人有史以來最大的簽名運動。該代表團將在同日上午九時於 Washington, D.C. National Press Club Building Lisigor Room (529 14th Street, NW, 13 Floor, DC 20045) 召開記者招待會。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簡稱TECRO) 係相當於台灣的大使館級機構，台美人認為該機關的名稱不當，實應改正，所以台獨聯盟與全美台灣同鄉會共同發起萬信正名運動。該信指出TECRO是代表台灣的國家級機關，應以台灣為名稱。今用台北城市為名，不但易生誤解，而且自我矮化該處地位與台灣國格。同時美國官方文件，如台灣關係法即直稱我國為台灣，所以我們的代表處以台灣為名，實是名正言順。再者美國總統和美國人一向稱台灣為台灣、稱台灣國人為台灣人，將經文處正名不但不會受到阻礙反而會受到歡迎。 這項萬信正名運動於今年五月底開始在台美人社區掀起一陣熱潮，計有將近三十個台灣人團体連署一項與該信內容相似的聲明，並熱烈幫忙收集簽名信。向程代表遞送這些簽名信是這項運動的一個高潮。在發出本稿時，已有下列十餘個台灣人團体表示其負責人或代表將參加代表團行列，出席記者召待會並赴代表處遞交簽名信。據這項運動的共同發起人台獨聯盟主席楊英育教授與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邱義昌博士表示，這些簽名信要複製兩套: 一套送外交部長簡又新，另一套送陳水扁總統。他們並說，這項萬信正名運動是台灣正名運動一系列活動的一環。台灣正名運動於今年初在台灣發起，其目標是要將所有台灣政府機構不當的名稱改正，以釐清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 參加赴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遞交簽名信的台灣人團体名單: 台灣國際關係中心 (Center for Taiw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全美台灣人權協會 (Formosan Associ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