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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 去年在民視的「頭家開講」節目中，就台灣獨立問題，我曾和台大一位心理學教授進行辯論。當時我強調台灣應走美國模式的獨立建國之路，那位教授反駁說，美國離英國太遠，能獨成；而台灣離中國太近，沒有可能。我馬上反問，東帝汶距離印尼不是很近嗎，怎麼獨成了？這位教授則回答不了。 其實美國當年能夠獨立建國，距離英國遠近並不是主要原因。當年美國的情況和今天的台灣有很多相像之處，因而美國的獨立之路，對台灣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最近一本寫美國獨立戰爭的書《一七七六》在美成為暢銷書，連續十個星期在《紐約時報》暢銷榜非虛構類排名第一。書名取自美國獨立年，記載當年美國獨立的艱難之路。一本寫歷史的書能上《紐約時報》暢銷榜首並不多見，主要因作者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是名家，這是他的第十本歷史專著，之前他寫美國總統亞當斯和杜魯門的傳記等，曾獲過兩次「普立茲獎」，兩次「全美圖書獎」。 除了他是名家之外，這本書也寫得引人入勝，翔實生動地記載了美國的建國先賢們如何不畏強大的英國，勇於領導獨立建國的感人歷史。該書是從一七七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寫起，那一天，英國王喬治三世在國會發表演講，宣告對「美獨」必須鎮壓。麥卡洛在序言中說，一七七六「見證」著﹕那些少數的勇敢者，給美國建立了紀元，我們後人對他們必須感恩。 在美國獨立前，這個由十三州組成的英國殖民地，很多情況和今天的台灣類似。當時十三州是由各種移民組成，英國移民佔四分之三，因而他們不僅沒有自己獨立的民族意識，反而在血緣上、情感上將自己視為「美洲英國人」。正如在台灣，曾有很多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一樣。 英國外來政權的統治，使英格蘭文化佔主導。這也和台灣的情況相像，中國文化佔統治地位。即使今天，很多台灣的街名地名，還是蔣介石家族從中國帶來的。據報載，今天台灣的街道以蔣介石的名字命名的「中正路」還有一百五十多個。當時英國的地名也被原封不動移到北美，如曼徹斯特、巴爾的摩、伯明罕等鎮名，英國皇室成員的名字也被用到地名上，如詹姆士敦、紐約、查理斯敦、伊莉莎白等。北美的政府公文和民間交往，人們普遍使用英語。正如台灣至今還普遍使用北京話一樣。英國也有意以文化統治，倫敦出版的《新英語初階》課本，在美洲的小學中使用多年。因美洲大陸開發較晚，沒有多少自己的文化歷史，因而他們只有接受英國的東西。他們在意識深處把自己與英國人等同，認為英國是「母國」。在心理上，他們早就認可「一個英國原則」。 那麼美國人當年怎麼走出這個「一個英國」、「我們都是英國人」的思路的呢？他們採取的策略，和今天推動台灣獨立正名者一樣，也是兩路並走﹕民主化和本土化。當時的美國先賢，主要口號是反對英國暴政，要做自由人！通過自由意識，促成國家認同和命運共同體的甦醒。 麥卡洛在書中特別強調了潘恩（Thomas Paine）的重要作用。潘恩是一位英國人，卻來到北美，鮮明而強烈地支持美國獨立，在一七七六年初，他發表了《常識》一書，強調美國獨立是天賦人權，是遲早要發生的必然趨勢；美國從英國「分離」是基於一種簡單的事實和「常識」 – 北美人民沒有必要繼續接受外來政權統治，解決英美危機的最佳途徑是美國獨立，在美國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他呼籲人們與英國決裂，拿起武器反抗，獨立建國，把「一個與眾不同的獨立國家留給後代」。連「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名字，也是潘恩最早喊出來的，因而他被稱為「獨立戰爭的號手」 。 當時美國只有二百五十萬人口，潘恩的《常識》在三個月內就賣出十二萬冊，最後銷售了大約五十萬冊，是當時僅次於《聖經》、影響力最大、傳播範圍最廣的一本書。按其銷售和人口比例，等於今天在台灣有一本書賣了四百八十萬冊！ 其實潘恩在《常識》中強調的，就是奠定英美自由主義基礎的近代英國思想家洛克的天賦人權思想，但潘恩把它表述成一種常識化、口語化、淺顯易懂的文字，再加上他演說激情、富有煽動性，因而更容易被大眾理解和接受。潘恩的名言是：「你們這些不但敢反對暴政而且敢反對暴君的人，請站到前面來！」 連美國的開國元勳喬治．華盛頓也是被潘恩的《常識》說服和打動，他給朋友寫信說，「我們必須和英國政權一刀兩斷」。 但當時美國內部並非都贊成獨立。在第一次十三州代表會議上，就分成統獨兩派，「統派」仍對英王抱有幻想，反對為獨立而戰。後來部分統派組成軍隊，和英軍聯手打擊華盛頓領導的獨立軍。即使在英軍被打敗，從波士頓撤到海上時，還有一千多名效忠英國者，站在岸邊送行和哭泣。 對美國要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思想，則為當時北美十三州的絕大多數人民所接受。當時潘恩及《獨立宣言》的執筆者傑佛遜等啟迪北美人民的主要方式，和李登輝前總統在他的新書《新時代台灣人》中所倡導的很相似，也主要是強調兩點，即認同民主價值、認同美國這塊土地，而不是追溯血緣、地緣。即使到今天，美國仍保持了當年的傳統，不管從哪來的移民，不管早來晚到，只要認同美國，接受民主價值，就是「美國人」！正如李登輝先生在他的書中所強調的，新時代的台灣人，不是根據地緣，更不是根據血緣，而是根據公民意識和社區意識。公民意識，就是要接受民主的原則，認同民主，才會成為公民，而不是暴民和順民；社區意識，就是要熱愛居住的土地，認同台灣這個國家。公民意識和社區意識，就是民主化和本土化的體現。 今天台灣和當年的美國一樣需要傳播「常識」：第一個是，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有權利正名制憲，使台灣成為一個完全正常國家。這個權利不屬於任何外來政權的殘餘，更不屬於台灣之外的任何政治力量。另一個是，無論將來台灣和中國形成什麼樣的關係，台灣都不可能把總統府的牌子摘下來，換成省政府，只能是在一邊一國的兩國基礎上發展關係。這是一個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也是台灣多數人民的必然選擇。就像世界任何一塊土地上的人民都要主宰自己的命運一樣，台灣人民擁有完全正常國家，也是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的。 （作者曹長青，中國旅美作家，原載自由時報2005/8/28）

林長順、王椿如、胡舜翔、邱文逸專訪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 特別報導，原載台灣日報2005/8/12： 　中國自胡錦濤上台後，對台灣採取所謂「硬的更硬、軟的更軟」的靈活統戰策略，在今年初通過反分裂國家法，明文規定將以非和平方式對付台灣，並積極擴張軍備，作為執行武力犯台之用，而且用笑臉策略，以國家元首的規格迎接連宋訪問，還刻意針對台商、農民、觀光業者釋出所謂的利多，試圖討好台灣社會各階層民眾，徹底瓦解台灣人民心防。 黃昭堂表示，剛剛出爐的美國「中國軍力報告」和日本「防衛白皮書」都點出台海軍事均勢日漸傾斜，台灣如果不強化防衛能力，中國隨時可以攻取台灣。黃昭堂呼籲台灣政治人物摒除族群爭議，提升國族意識，並加強軍購，在美、日兩國強調防衛台灣的同時，自己也要有同樣的體認。 　黃昭堂指出，「手護台灣大聯盟」在今年九月二十五日將舉辦大遊行，主題為「加強國防，捍衛台灣」，他希望各個黨派、社團、個人都能站出來，宣揚台灣不接受中國的武力壓迫，讓台灣全民都知道、而且踴躍參加。 　黃昭堂認為，台灣安全大家都非常關心，但談到國家定位時，支持台灣獨立人數並不多，這是因為對台灣國防沒有信心，擔心宣布台灣獨立時，中國攻打台灣，所以不敢說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但是現在台灣事實上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是毋須質疑的。因為中國害怕台灣成為法律上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用武力來威喝台灣，因此台灣更需要購買防衛性武器來自我保護。 中國威脅日增短期不會攻台 北京奧運在即為維護形象會自制這也是台灣應採取行動的時候 　國民黨一直告訴台灣民眾，若台灣獨立，中國將會攻打台灣，其實，中國並不只是因為台灣獨立才派兵攻打台灣，他們可以任何理由來攻打台灣。現在台灣與中國國力懸殊，但台灣人不能喪氣，反而要加強心防，抵制中國軟硬兼施的策略。 　黃昭堂認為，國力不僅是指國家軍事力量，經濟、人口、人民意識也是評量國力的重要指標。以人口而言，1945年德國戰敗投降之後，日本憑藉一億人口對抗全世界三十億人口，竟然獨撐了三個月，日本人的意志力可以說相當強烈；現今台灣僅以二千三百萬人對抗中國十三億人口，比例更為懸殊，明顯居於劣勢，台灣人民應該養成更強烈的意志力。在經濟力量方面，儘管台灣國民所得高達一萬三千元美金，比起中國僅一千元美金高出十三倍；但中國有十三億人口，國民所得總額大得驚人，中國將大筆金錢投注於國防、外交，國防預算每年以二位數的比例成長，擴充軍備，外交上則採金錢攻勢，孤立台灣。相反的，台灣在國防、外交預算逐年降低，再加上民主化過程中，太多政治人物在選舉過程中濫開支票，使得預算用在其他項目，國防預算受到排擠。 　黃昭堂說，台灣在人口、經濟力量不如中國，國防預算差距也逐年增大，但在軍隊素質上，台灣尚略勝一籌。他認為，中國近年大力提倡軍事現代化，向俄國、以色列購買先進武器，但由於國土遼闊、國境線長，解放軍不僅要維持戰力，還要兼顧地方治安維護，因此龐大編制也讓中國解放軍相當吃力。 　另外，根據美國歷年對中國的軍事評估中看來，中國軍隊聯合作戰能力不足，尚不及台日兩國，而且2008年北京奧運在即，中國為了維護國際形象與持續經濟發展，暫時還不會對東亞地區構成軍事威脅。黃昭堂認為，根據國際研判，中國對東亞影響力雖然逐年增強，但短時間中國沒有攻擊台灣的能力，這也是台灣應該採取行動的時候。 美、日兩國的介入 　中國欲以武力奪取台灣，也時時刻刻進行武力整備，不管是國防、武力內容皆有提升，美、日兩國對此都加以關注，美日兩國的2＋2(兩國的外交長官與國防長官)會議，利用這段時間確立台灣主權，並於今年二月發表宣言，將台海列為兩國的共同戰略目標。黃昭堂認為，其實針對中國的威脅，兩國早於1997年就將美日安保條約擴張到波斯灣，試圖防堵中國的擴張。 　黃昭堂指出，美國自二次大戰之後，一向以世界警察自居，並在太平洋地區建立二條島鏈作為防堵中國擴張的防線。中國近年來不斷以向國外購買或自行研發潛艦，對東亞軍事均衡構成威脅，美國不得不思考加強防禦線，阻止中國繼續擴張。 　日本是缺乏能源的大國，石油等能源基本上依賴進口。而台灣海峽則是其向中東等地進口原油的「生命線通道」，日本擔心中國會因台灣戰事而使台灣海峽成為戰區而令其「海上生命線」被掐斷。 兩岸軍力失衡值得高度關注 台灣軍購特別預算至今仍無法過關讓美國非常不解 　不僅如此，日本政府在去年十一月發現中國核子動力潛艦侵入日本領海，讓日本持續密切關注中國海軍的動向，加上中國加強發展中、遠程飛彈，也對日本本土遭受威脅，進而考慮加強部署防禦飛彈的計畫。日前也向美國購買多枚愛國者三型飛彈，部署在南部福岡與九州一帶。 　黃昭堂表示，美國與日本自1951年簽訂「日美安保條約」之後，兩國已經建立忠實的盟友關係。1996年中國發動對台灣的飛彈演習，更導致當時的美國總統柯林頓與日本簽訂安保新指針，聲明若日本周邊事態有事，美國將介入進行危機處理。黃昭堂認為，美、日當時對周邊事態的定義，不只侷限在日本周邊與台灣海峽，甚至到波斯灣的「生命線通道」，適用範圍相當廣大。2002年起，兩國每年舉行「日美外交、國防長官聯席會議」，加強合作；今年二月，兩國基於中國逐漸擴軍，由近岸防禦推向海洋深入，加上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使美日明確地指出台海問題是他們兩國的戰略目標。 　美、日接連在今年七月十八日與八月二日分別公佈「中國軍力報告」與「日本防衛白皮書」，清楚點出兩岸軍力失衡的事實，兩國也重新評估重視台灣戰略的重要性。尤其中國加強發展潛艇軍力，更讓他們不敢小覷。 　黃昭堂說，美國在西太平洋目前憑藉在日、韓兩國近十萬的三軍部隊、海軍陸戰隊與機動部隊(航空母艦戰鬥群)，但中國潛艦已經可以發展到可以潛伏在海底一個月的能力，如此不但第一島鏈群(日本、琉球、台灣、菲律賓)可能失守，也威脅到第二島鏈群(關島、夏威夷)。此外，1996年台海危機後，美國派航空母艦獨立號與尼米茲號等機動部隊前來支援，中國潛艇的特性對航空母艦造成重創。 　日本的防衛白皮書中也提到，中國近年來不斷的推進核武、飛彈戰力與海空軍的現代化，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可能已超過必要的範圍，對於這個動向，有必要加以注意。此外，中國近來在日本排他性經濟水域活動頻繁，其海軍動向也值得高度關注。 台灣是西太平洋防線缺口？ 　在美、日兩國越來越重視中國軍力發展之際，台灣卻逐年減少國防預算，甚至台灣迫切需要的先進武器如潛水艇、P3C反潛機、愛國者飛彈第三型的軍購特別預算至今仍無法過關，讓美國非常不解。 　黃昭堂也指出，美國對於台灣遲遲無法通過軍購案表示不滿，因為先前美國柯林頓政府基於種種考量，不願首肯對台軍售，但在布希政府上台後，美中關係出現新思維，2001年時已同意對台軍售案，但到現在已經過了四年，美國議員還有美國智庫問他，台灣在想些什麼，到底要不要購買防衛武器呢？台灣真的有想要自我防衛嗎？ 　而國民黨反對軍購案的理由，是為了要給阿扁政府難堪，所以才會在立院程序委員會加以阻擋，且達二十六次之多，所以國親新反軍購已無關乎金額、以及軍購項目。黃昭堂認為，這是非常不應該的。 　黃昭堂認為，雖然國民黨目前反對軍購，但是在八月馬英九出任國民黨主席後，遲遲無法通過的軍事採購將會有所改變，因為，當國民黨一考慮到2008年的總統選舉時，就不得不考慮到美國的態度。 手護台灣讓全世界都看到 台北市是台灣的首都台北市民更需要有這種覺醒勇敢站出來 因此依黃昭堂的觀察，他認為國民黨一定會同意軍購案。 　前陣子，國、親、新三黨主席無視中國提出反分裂法，相繼到中國朝聖，讓國際更質疑台灣不想要購買武器自我防衛。黃昭堂到美、日兩國訪問，也多次被問到這個問題。他有一次回答一位美方人士：「這都是你們美國人造成的！」 　黃昭堂解釋，卡在台灣、中國問題之間的美國政府，經常動輒干預台灣國家意識的發展。去年十二月台灣立委選舉，身兼民進黨主席的陳水扁總統，喊出公投、制憲、正名等主張，遭美國解讀為台灣政府宣示台獨的舉動，並向陳總統施壓，造成選民誤解台美關係緊張，讓多數選民不敢支持民進黨、台聯黨。 　美國干預的結果，讓支持軍購案的民進黨與台聯黨立委當選人數沒有過半，軍購案主導權反而掌握在多數國親立委手中。使軍購案無法過關，元氣已是極大損傷。 　黃昭堂特別指出，台灣不需要對美、日太委曲求全，因為台灣購買軍備武器，除了防衛台灣本身外，也等於是在替美、日進行防衛，對他們是有好處的，因為台灣被大陸攻取，對美、日的打擊實在太大了。所以我們就算不能與美、日完全平等，但至少也要受尊重。因此呼籲美、日不要太過於干預台灣。他也希望美、日在台灣本土意識正在提升時，不要對台灣進行國民意識的壓制。因為台灣意識的提升才是台灣防衛的關鍵。 建立台灣國族意識 　黃昭堂對族群有一番獨到的見解，他認為，選舉時，族群意識非常好用，不論是阿扁政府或是國親新三黨都要有所節制，他認為選舉應該以政策為訴求，是國家政策訴求的選戰，台灣人與中國人的選戰，而不是「外省人」與「本省人」的戰爭。 　台灣若沒有建立心防以防衛台灣，再多武器軍購也沒有用。全民建立台灣國民意識，認同台灣為祖國，防衛台灣，這是非常重要的。他特別說起，全世界所有國家幾乎都有族群問題，如果有例外，大部分是一些島嶼國家，更不會超過十國以上。他說，台灣有族群問題也並不稀罕，不過他希望台灣四大族群，可以揚棄族群對立，四大族群共同來形成一個台灣國族，保衛台灣國。 　黃昭堂也提到，我們的祖先是從大陸來的，但是現在的大陸人民已經是很遠的親戚了，而且這些很遠的親戚對我們並不友善，而且要來攻打我們，因此他希望台灣這四個族群都要有提高本土意識的想法，這才是防衛台灣的最重要武器，這比軍事設備更為重要，美國、日本若是對台灣的國家意識打壓，對台灣防衛將會不利，也是不利於美、日兩國。 參加九二五手護台灣大遊行 　黃昭堂呼籲，九月二十五日在台北市所舉行的手護台灣大遊行活動，希望各界不分政黨、社團、個人都能站起來，讓美國人、全世界看，台灣人民愛台灣、保衛台灣的意識，向各界宣揚，台灣有不受中國脅迫、加強國防，捍衛台灣的決心。他特別向台北市民喊話，台北市民更需要有這種覺醒，台北市是台灣的首都，更是應該人人都站出來參與。黃昭堂也特別說明，這一次的遊行絕對是一次和平的遊行。 　手護台灣遊行將在九月二十五日下午兩點在中正紀念堂集合，三點出發。遊行路線由中正紀念堂出發－中山南路－信義路一段－杭州南路一段－青島東路－中山南路－抵達凱達格蘭大道時，活動結束。遊行路線全程為3.35公里。

顏利真 高中教師 昨天，一個應屆畢業生回來學校看我，隔日後的今天，我的心卻還在隱隱作痛…… 為何作痛？原因在於，這位學生告訴我：「老師，我對我們那天的畢業典禮好失望喔，我們一生只有一次的高中畢業典禮，就這樣被毀了…….。」這段突如其來的話語，聽在我耳裏，使我心如刀割……因為，我覺得，身為一個老師，我實在愧對我的學生。 事情是這樣的：上個星期五，是我們學校的畢業典禮，然而這個畢業典禮卻是十足地令人失望……。為何失望呢？因為它是一個再典型不過的「制式」畢業典禮了，依例：諸長先上台致辭，接著是大多數學生都不認識的、這三年中只在今天才出現的「陌生貴賓」的致詞，最後則是行禮如儀的頒發各項獎項，奏樂，就此結束。試問：以上這些「罐頭流程」，會教人感動嗎？誰才是畢業典禮上的「主體」呢？「主體」──學生，究竟被擺放在什麼位置呢？這暴露出我們當今的教育仍是充滿「威權」的──它對「教育威權」的強調，遠過於它對「教育人權」的重視，唉，每想至此，實在令人搖頭嘆息…… 再回顧在典禮進行的過程中，絕大多數的學生心情，是浮躁的；近二千人的會場中不時有一片低啞啞的聲音在窸窸窣窣地震動著，大家──都在「熬」。然而，事實上，我相信絕大多的學生，都不願去糟蹋這樣一場典禮，他們都在期待著「被感動」、「被流淚」，「被」誰呢？被「自己」與「學校」。可是，完全落空。想請問：我們的教育主管單位是否感受得到學生這份深切的期待呢？我們的教育是否真的沉痾已重，重到無法思考、無法創新，無法給學生一個真正屬於「人」（而不是「機器」）的教育呢？人，是要被感動、期待被感動的，我們似乎忘了這個最初的「心聲」；唯有感動的淚水，才真正交融學生與學校之間的情感的，這就是生命教育──珍視、感恩這個培育你的環境；再擴大之，就是「人」與「土地」之間的感情了。 從參加完那場「不忍卒睹」的畢業典禮後，這幾天我不停地在思索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到底給了學生什麼？是的，我們到底給了學生什麼？心，還在作痛！

謝立建 博士班研究生 想起北京三里屯昂貴酒吧裡的高幹子弟，揮霍地搶購價昂的拍賣畫以炫燿財富並騷擾台上的sexy女歌手，再看著眼前露宿零下氣溫的街頭乞丐，以及深夜還得忍凍叫賣橘子的小販，我的心為著中國的窮人哭泣，同樣身為人，金字塔頂端的命貴者腦滿腸肥、恣意揮霍，而命賤者凍死街頭、無人聞問，這是個沒有公義地方！更可悲的是，他們永遠不知道為什麼窮。 前不久我有機緣到中國數個月，就刻意走訪大江南北，以印證所讀所聞，特別是媒體所製造的「中國印象」，所以一路從廣東、廣西–>湖南–>上海–>北京，走訪城市與農村、沿海與內地、南方與北方，以求更客觀地認識這個國家。此次同行的三人都有同樣的感受：「活在台灣真是幸福，值得加倍珍惜」，因為任何人的直觀感受就是台灣與中國絕對是「兩個國家」，不僅是硬體建築設備的差距而已，軟體的思想文化更是無法相容，是活在台灣無法想像的，在中國的日子裡，每天都隨時有「下巴掉下來」的錯愕經驗。 我這篇文章將從自身的、軟性的旅遊經驗出發，理論性的論述我已經先後發表過，故不在此重複。我寫這篇文章並不是想醜化中國，事實上，我也遇到一些有關懷、有熱情的中國人，包括商人、公務員、建築師、醫師、少數民族、退休軍官…，其中有一些不知道我是台灣人，他們的親身經歷使我實地感受到中國嚴重的貧富不均、三農問題、薪資結構、相對剝奪感、關係與紅包文化、人口問題、醫療制度、對台認知、民族主義…。他們與我分享中國的真實樣貌，豐富了我旅程的見聞，我感謝他們，也祝福中國人民有一天也能真正感受民主、自由的滋味。台灣是華人世界數年歷史下唯一走上民主道路的國家，中國領導人如果真具有歷史的睿智與良知，就應該leave Taiwan alone，讓台灣這個華人世界唯一的民主寶藏保存下來，帶動其他華人世界的希望。雖然如此，我也知道，國家的生存並不能建立在敵人的慈悲之上，國際的現實就是power決定國際格局與國家命運。 有的人認為中國不需要了解，只要對抗、保持距離即可，但我認為了解中國可以讓我們更堅定未來並且以智取勝。以下我就將此行的觀感，包括中國的制度、社會現象、生活環境、社會問題等，好的壞的都儘量客觀地呈現，希望大家突破統派媒體的美化，進一步了解中國；最後，本文將討論中國對台與對日的策略以及台灣的因應之道。 初到中國北京之時，乍看處處寬廣的八線車道與六米寬的人行道，加上宏偉的建築，與古色古香的古蹟，會覺得中國大城市甚至比台灣更進步更壯闊，等到深入走訪，尤其是與當地居民生活，才真正感受到台灣與中國真是天淵之別，絕對是台灣人無法想像的。但如果像台灣的媒體與高官入住三星級以上的飯店，看的是中國政府刻意製造的樣版，是無法知道中國人生活真相的。中國政府也怕外國人看到真實的一面，故法律規定外國人還有台胞必須住在專給外國人居住的旅館之中。 一、怪制度與怪現象 (一) 審批制度：在中國的控制，最令我厭惡的就是「審批制度」，有權力者可以利用層層關卡的審核批准，來達到控制，沒有權力的百姓往往要「求爺爺、告奶奶」，這種審批處處存在，泛濫到不行，我在中國只是用個圖書館、查個很普通資料，常常就要「單位介紹信」，一天要一張，令人抓狂；其它的審批，小的像接待外賓、授予獎學金，大者如戶口遷移、出國留學等都要上級審批，過不過關都是看「領導」的心情與交情，非常「人治」色彩，「領導」這次幫忙並不代表下次也會過關，沒有客觀標準可依循，是典型的「初級社會」表徵，與「民主」與「法治」相違，這是我們在台灣無法想像的情況。「審批」使人民辦事常常需要打通無數環節，也是造成「紅包文化」與「關係文化」的成因之一。中國的「人治」造成「關係文化」，「關係文化」又造成了「階層」與尊卑的來源，造成沒有效率的巴結奉承與貪腐「尋租」。到了這裡，我特別慶幸我們台灣人出國留學並不需要「求爺爺、告奶奶」。 (二) 關係至上：我在中國接觸到一些台商們，他們大多因在台灣產業轉型之後，失去競爭力而轉投資，以房地產為例，從訪談的台商得知自1990年代後，台灣房地產市場冷卻，他們不得不思考出路，但是能在中國存活下來的只有十之一或二，必須以「關係」才能漸漸打開市場，方法是讓中國特權子弟插乾股，負責「關係」網的攏絡，而台商則提供專業、做苦工，但是若有了「關係」，投資就可順利，遇到的投資困難也會被「上面」排除。在「關係」遊戲當中，吃飯、紅包、送禮、特權是當然的要素，正如「中國即將崩潰」的作者章家敦所言「革命已成了請客吃飯」，每到要審批重大項目的季節，總是大宴小宴吃不完，腦滿腸肥，口袋更肥。 (三) 資訊控制：這一點，大家早已耳熟能詳，但是去了當地，我才知道中國除了學術網路(.edu.tw)之外，根本不能連上台灣 (.tw) 的網路，也看不到台、港、澳與其他外國報紙，除非有「介紹信」；除了平面資訊之外，很多中國人提醒我，所有「出國」與外國進來的電話、信函、e-mail都不能保密（受到監控），難怪中國友人在電話與信函中，總是謹慎少話。電視新聞更是八股教條，阿諛奉承，報喜不報憂，還停留在1950年代以前的台灣，當然也不會有SNG現場畫面，如此控制到底在怕什麼？我們同行者都認為共黨是怕真相揭露之後，人民將會知道共產政權有多醜惡腐化，共產政權將不保。 (四) 共黨控制：共黨組織滲透到每個角落，特別是知識精英的校園，共產黨的指令貫徹甚為徹底，我這次有機緣去觀察某校園黨委主辦的勞動服務，觀察其黨組織與官僚體系運行，我發現這種定期舉辦的勞動充滿了很濃的官僚味，因為這種勞動乃未刻意製造「紀錄」，以為校園精英未來入黨或升官的審核之用，十分虛假表面，樣版味很強；此間我也看到台灣赴中國唸書、積極往中共官場巴結發展的台大學長，充滿官僚味與賣台行為，彷彿看到另一位未來政協委員的台灣代表的誕生，邪善之間的界限巧妙地在這裡轉移，真是令人感慨良多。共黨政令的傳達也很有效率，拿日本政府通過右翼教科書所引發的幾波反日遊行來說，我發現大部分的校園學生都很清楚共黨對歷次遊行的贊/反態度，並且也大多服從，避免惹事，典型中國人。中國的各種遊行規模，其實共黨都有能力決定，只有1999的法輪功除外，而這也是法輪功日後慘遭迫害的原因。 (五) 亂收費與亂攤派：台灣的公園與圖書館等諸多的公共設施大多是由政府提撥預算、建設，然後鼓勵眾人免費使用，乃是廣義的社會福利的一環，即使要收費的博物館也很便宜，但是這種台灣印象讓我到了中國非常難適應，因為中國的所有的圖書館、公園，甚至廟宇都要收費，博物館更不用說，甚至門口付費進到裡面之後，還有各種關卡，必須額外再加收費用的項目，連圖書館都有這種情形，圖書館內的列印與影印因為壟斷而比台灣更貴，整個的公共設施比較像是國營的營利單位，不知所得只有台灣十分之一不到的中國人如何負擔得起，原來他們的研究生就乾脆不印書也少買書，而用電腦拷貝或用手抄寫，感覺中國人真的很可憐，知識是有錢人才能負擔的，也很佩服他們作學問的刻苦。 前不久看到「解放軍報」提到，要正視軍中亂募款的問題，原來阿兵哥常常在領到薪水袋的時候就發現薪水已經因各種捐款而被扣除部份，強制捐款，各種捐款攤派名目繁多，不勝負荷。 在亂收費方面，有外國觀光客的地方收費更貴，好似要西方觀光客無盡地償還列強侵略中國的債，是西方本來就欠中國一般；最令人錯愕的是連神佛之地的廟堂也成為了「廟店」，入門就要收門票，進去解籤詩、點香都有公定價，還有對於「特別有福分」的信眾，還要花上百的人民幣獻「龍柱香」，收費的名堂之多，令人瞠目結舌。以前早有聽說中國有「亂收費」、「亂攤派」的問題，親身經驗到，體驗更深刻。 中國人數千年來世世代代都把希望寄託在一個「明君」的出現，能仁民愛物、民胞物與，只可惜這種希望多如空中樓閣，集行政、立法、司法於一權的專制結果，缺乏權力分立與制衡監督，使歷史長夜盡是貪官污吏、紅包關係，包青天不過是海邊偶見的一粒細沙，中國人民在強烈的控制之下，眼盲、耳聾、口啞，一代又一代，卑微無力，全然不知西方人民早已用數百年的鮮血換來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普世寶藏。 二、生活環境 (一) 污染︰中國電視新聞裡常常談到是如何讓百姓喝到「放心水」、聞到「放心空氣」、吃到「放心油」、「放心肉」、「放心菜」等，讓人見識到中國污染問題之嚴重。空氣方面，內蒙過度開發導致的沙塵暴，使天空、草木與整個環境總是灰濛濛，第一次浸洗衣服的沙塵水的確讓我驚訝，沙塵暴發生時，約一個block之外，就已經看不清楚，連呼吸都不自由; 我們甚至曾經過濃煙密佈的區域，直覺是發生大火，詢問之下才知道是火力發電廠，因為技術低以至燃燒不完全，故遠望像大火濃煙，像這般惡劣的環境附近都住著不少人，令人感到黎民百姓生命的卑賤。另外在水的部份，很多地方都有飲用水質不佳的問題，我們初到就被告誡說即使超市買到的礦泉水也有可能是「不放心水」。 (二) 衛生：這個主題將會令人很不舒服，此行我去中國最大的震撼來自於中國人的衛生觀念，尤其是吐痰，我在北京住宅區行走時約20分鐘以內必會看到這樣的動作，而且不只一般百姓如此、蹬著高跟鞋的時髦女子如此，連高等教育的國立大學學生也會如此，而且動作之自然，真是令人-「下巴掉下來」，地上滿是乾的、半乾的、新的…，難怪聽人家說，到了中國走路時常常要「凌波微步」。我看著中央電視台新聞裡報導著肺結核流行的消息，想著公寓樓梯貼著「請把痰吐在樓道 (樓梯) 外面」的標語，以及日日咳嗽不停的鄰居，我的內心真想尖叫，好想趕快回到台灣，一個安全的所在，我所求不多，只求免疫力夠強地離開這個疫區。中國人這般的衛生習慣，一旦有呼吸道的傳染病，後果必不堪設想，加上中國新聞習於封鎖，國人必須嚴防，特別是未來禽流感可能的變型。 我去過埃及、印尼、馬來西亞等開發中國家，但百思不解為何中國在衛生方面令人吒舌的程度堪稱世界第一，現在想想那餐廳剛發下的筷子與杯子上還留有的食物殘渣 (那裡的竹筷較貴故較少使用)、油膩膩的桌子、亂扔的地面、滿是菸蒂燒痕的油膩托盤、乘客不洗澡而發臭到令人作嘔的地鐵車廂、沒有門的廁所、就是有門也不關的廁所文化，真是覺得-活在台灣好幸福!! 至少我不需在回家的第一時間先用酒精徹底消毒鞋底，奇怪的是這些現象從未在台灣媒體中呈現，使我一到中國極度適應不良。 (三) 居住與設備：我這次去，曾經住在中國的中產階級社區，一個月一萬台幣的一層公寓，在當地已算相當不錯了，可是仍令我感到意外的是-社區內沒有路燈、公寓樓梯不點燈 (只有可維持一分鐘的觸摸燈)、用電是預付的插卡制 (度數不夠時會瞬間停電、一片漆黑)、寒冬未過就關閉社區暖氣等。那我不禁懷疑那些月入500人民幣的服務員要如何生活？原來低收入者只能數十人擠住在一間公寓，分上下舖，所租的就是那個床位而已，沒有客廳，沒有陽台，早上等個狹小的洗手間要等上半小時，農村入城的民工更可憐，數十人擠在一間陰暗髒亂的房間，日復一日，令人不禁為他們生命的卑微感到無限可憐。到郊區，我看到很多沒有安裝窗戶的房子也有擠住著人。那鄉村呢，沒有自來水，沒有電的狹小骯髒的土磚房或是竹屋就是所居；友人的小孩住雲南大學的宿舍，七層樓沒有自來水，天天要提水爬上七層樓…，活在台灣真幸福。 至於設備，在圖書館用電腦的時候，遇到當機、網路塞車、故障、簡陋等問題而令人氣結是很正常的。我也親身經歷過在行駛途中，後車廂突然冒濃煙起火的「公交車」(公車)；而我朋友在往瀋陽的火車上，時值冬天零下氣溫，臥舖車廂因為暖氣故障，全車廂有一半乘客因而感冒。我甚至看到「解放軍報」的文章在討論要「軍中理髮問題」談到，軍隊的理髮設備陳舊落後，故理髮時常常變成「拔髮」，令人不可思議，也令人質疑解放軍的戰力。在設備這一點上，我很佩服中國人生命的韌力。 三、社會問題 (一) 人口問題：首先是男女比例的失衡，因為中國的「一胎化」政策結果，大家拼命想生男不生女，使得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加上都市女子一心想攀嫁外商，未來中國將有很多男子娶不到老婆的社會問題，而女子因為少數，故流行腳踏多條船，然後再選一條最好的船。但是在這一點上也產生一個優點-使中國女性地位提高，中國兩性平權程度比之其他亞洲國家算是相當進步，女性與男性相競爭時絲毫不遜色，大城裡的男子常常要負責廚房家務，這在台灣倒是少見。 其次是中國人口過多的問題，隨便一個河南省就有9千多萬人，據估計，中國環境能負荷的極限人口量是15~16億，但是依目前來看，中國的人口規模在21世紀的中葉將達到17~18億，也就是說，未來中國要面臨勞動力供給大大超過需求，結果是大量的失業，剩餘勞動力的安置，將是未來中國政府最嚴峻的考驗；而且，因教育不夠普及，人口素質低落，使得人口問題無比沉重。我的印象中，只要吃飯時間一到，再大的食堂與餐廳總是人山人海，一位難求，也因為人多，機會相對少，中國人就養成「爭」的習慣，爭餐廳、爭車位、爭工作、爭獎學金…，必須很凶悍才行。我最錯愕的經驗是看到上海地鐵與北京公交車站裡，車一到，壯漢一馬當先，男女老少推擠成一團、差點絆倒的難堪場面；還有歐式自助餐廳內，雞腿一端上來，三、四個壯漢蜂擁而上，20秒內搶奪光光，無恥地無視其他用餐者的眼光，這是我一輩子也未見過的場景，對陌生人沒有體恤，這是個沒有愛、弱肉強食的社會。 (二) 貧富不均：剛到中國的震撼印象之一就是乞丐眾多，北京寬闊的街道上，每一個block都會有一個天橋，每一個天橋上，多會有一名乞丐，不管零下低溫、炎熱暑夏。火車站附近更是眾多流民與乞丐的聚集地，偷竊頻繁，令人無法一分鬆懈，我在等臥舖火車 (比較高級的車廂) 進站的時間裡，約每隔5到10分鐘，就有人向我們伸手要錢，很多派小孩、老人來乞討以贏取同情。 學術上，依據世界銀行的分析，中國在1981年時的Gini指數為0.281，表示相當平均，是均貧；但是依中國人民大學的調查，到了1994年，其城鄉之間的Gini已經竄升到0.434，到達危險區域；而中國政府的統計數據一向都被質疑為過度保守，但即使到了2000年，中國官方的統計資料亦顯示其Gini指數已經超過了0.4的警戒線了，表示社會充滿緊張。這樣貧富不均的現象，使農村貧困的剩餘的勞力大量轉移到城市。中國4億多的農村人口中，就有1.6億的剩餘勞動力，而且還每年增加中，剩餘的勞力很多時候會流向城市，成為所謂的「民工潮」，未來城市要如何消化天文數字般的民工潮，是根本難題。失業的民工潮成為流民，帶來犯罪、黑社會組織猖獗、黑色經濟活動與黑社會勃興等問題。 (三) 三農問題：是指農民、農村與農業問題 中國農村的絕對貧窮人口從1978年的2.6億減少到1998年的4.2千萬人，再到2001年的3000萬人，約只佔農村人口的3%，獲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然而如果依據世界銀行的每天一塊美金的購買力作標準，則中國貧困人口還有1億多，雖然中國政府編列脫貧計畫的預算，但要使這些偏遠地區的文盲脫貧將是非常困難的工作。 另外，農村的惡勢力猖獗，農民不堪負荷：古老的農村有鄉紳統治的格局，過去毛澤東時代，農村則有人民公社與生產大隊這一類的組織，隨著改革開放，原有的組織解體，農村經驗到「非組織化」的狀態，因為社會控制類型的多元化，傳統的宗法組織和地方惡勢力趁機填補真空，造成地方惡勢力的興起，甚至有幹部與惡勢力合作的「黑白合流」的現象，鄉村成為「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惡勢力範圍，亂收費、亂罰款、亂集資、亂攤派等問題嚴重，強徵報歛，農民不堪負荷，使每年農村的暴動達到數萬件，中國領導人意識到情況嚴峻，故今年免除了農民的稅捐，只可惜農資趁勢上漲，農民並未享受到免稅的成果，但是農村對免稅的制度有很大的迴響。 其次，鄉鎮政府財政危機。鄉鎮政府是中國大陸農村地區的最低一級的政府，可以說是中國政府體系的基礎，但因為幹部貪腐、冗員過多、管理混亂，這個基礎目前正被嚴重的財政問題所困擾，舉步維艱。以安徽省為例，截至1998年底，全省鄉鎮政府債務總額為59.23億元，平均每個鄉鎮負債303.91萬元。很多鄉鎮已經好幾個月發不出教師與幹部的工資了。加入WTO之後又將使農村問題雪上加霜。 […]

鄭祺耀 企業界人士 面對當今台灣政治熱潮，大街小巷、販夫走卒各個均能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地評論及分析一番，其熱度有若股市之過熱投入則必有崩盤的一天，令人擔心不已。 老一輩的住民經歷過戰前、戰後的異幟、兩蔣時代的恐怖及李、陳時期的混亂繁榮（Thriving in Chaos），人民對自由、民主、人權爭取的辛酸，若以經濟社會發展的背景原由觀之，則久居國外的民運人士與土生土長的民運之士理想目標或許一致，然而投入的辛酸、歷程則不一，殊難評估或評價達成政黨輪替的貢獻。 今春某民運名嘴立委批評某媒體民粹名嘴為微小螞蟻時，令筆者頗為訝異及感傷。螞蟻者，具有我人類所不及的合作精神及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特性，它在通過與其身長一樣大小的夾溝時，會自動構跨屈身當橋，好讓其他螞蟻順利通過，犧牲的小螞蟻前仆後繼，這是貪生怕死的人類所望塵莫及的。試想台灣二次大戰後的人口約六百萬，它有若六百萬隻小螞蟻經過一甲子後的今天，已成長到二千三百萬的螞蟻。2000年、2004年台灣政權的變天，不正是這些具有本土意識及共識（Identity）的螞蟻表現。 這群生活在台灣的螞蟻，表現出其獨特的倫理道德、正義、信實的熱誠。1965年筆者為美商工作已居廠長之職，但心懷台灣，擬辭職為台商工作，但並沒拍拍屁股走人，而自動給原服務單位一年的準備時間，使美國佬印象深刻。1971年台灣螞蟻收到美國經台灣美國銀行BOA通知之信用狀（L/C），金額約美金一百萬元（1971年的台灣國民所得為美金410元，若押匯豈不是一大筆財富？），經與BOA確認無誤。其實是客戶多寫了一個零，於是趕緊通知客戶請其修正，此舉讓美銀及客戶盛讚台灣螞蟻的正直與誠實。凡此為台灣奠定舉世最可信賴的基石之舉不正是經濟奇績的要因嗎？ 2001年的911事件時筆者旅外在英倫，臨時放棄本需赴美的開會行程改為歸台。機上鄰座是位英商，在聊天之後得知其來台採購小五金，筆者提醒台灣強在機電及IT產業，勞力密集產業不再具競爭力。對方回稱：台灣商人始可靠，交台商處理就放心了，聞後深感慰藉。如此不勝枚舉的事例，創造出台灣螞蟻的本質，樸直且實在，相較予過路客心態而不知台灣本土價值與目標的藍色禿鷹，只知挖掘淹腳目的台灣財寶、傷害台灣，孰輕孰重？ 台灣的傳統阿嬤希望兒孫「成人」（台語），不希望兒孫禽獸不如的偉大傳統家教。從數百年前直到百年前日據時期的普及教育，本已提昇人文氣質到某一稱許的水準。奈何過去一甲子的學校與社會教育扭曲了傳統的價值觀，獨讓家庭教育挑「成人」的大樑。人之異於禽獸乃因人＝動物＋（家庭＋學校＋社會）教育。無奈學校與社會教育的失敗而需重建，不正是刻不容緩的課題及有識之士的職責嗎？ 「成人」者乃社會國家的人力資源，其潛力的發揮有賴自由、民主、人權為基石，台灣辛酸爭取建造到現今不能說沒有成果，但仍待努力提造共識（identity）的展望。台灣螞蟻的展望不正是過去所謂「只能做不能說」的內心期許嗎？它是深藏在人人的核心價值和核心目標。此兩者價值與目標相加辨識核心意識型態；此乃太極中的陰極。它有若太空中的北極星，航海中的指標。至於吾人在航行中，期待達成的一個美夢則屬陽極，這個美夢很大、很困難，非得有很大的勇氣、花很長的時間去克服否則無以達成。陰陽兩極的運行並進，普世價值與核心意識型態，加上吾人美夢之擘劃與實踐，不正是知識份子的責任嗎？ 知識份子不一定是高學歷者，它是具有自己的專業，相信自我的專業及秉持敬業精神，服務於人群社會，並深切地關心社區及社會國家。當發現社區、社會國家有不當之事時，會跳出來邀集眾人革新、革命，去解決及克服問題的人士便是知識份子。此刻的台灣不正是缺乏許多這樣的知識份子，來宣導我們應有的核心意識型態及美夢的達成嗎？但願有識之士不再沉默，而都能站出來變成知識份子，而不淪為僅止於批評分析於販夫走卒，則台灣必然光明磊落很快凌駕瑞士，變成世界上最美麗的寶島國家不是嗎？

莊秋雄 前台獨聯盟美國本部副主席及中央委員 台灣獨立聯盟（簡稱WUFI）在台灣很少人敢挑戰外來政權的50/60白色恐怖年代成立，借流亡方式、以「倒蔣建台」的革命口號，繼續奮鬥了50年。這期間有不少人士像史明、彭明敏、辜寬敏、黃昭堂等大老都曾奮力參與過，黃昭堂甚且還是現任的主席。這是台灣史上未曾有過的事蹟，很有歷史意義，其成立50週年，實在值得聚會慶祝。但是「慶祝」離「慶功」還是很遙遠。 當時提出的運動目標是「運用所有手段以推翻蔣家外來政權、建立自由民主的新台灣」，今日看來、雖然獨立建國的終極目標尚未完成，這項「事實獨立」的目標，可以說已經大部份完成了。今日所剩下的就是在中國的吞併威脅下，整合台灣住民的建國意識，向國際社會爭取台灣的「法理獨立」地位而己，這項艱巨的任務是無法靠WUFI來完成的。 本人的WUFI生涯大約有40年，自66年加入到96年有病自美國本部副主席退任算是積極參與的前30年。退任後較有時間與年輕朋友交往，也偶而寫文章批判時政。現在回顧WUFI生涯，至少體會到兩層矛盾，第一層矛盾是咱無怨無悔也無賞的參與運動，間接使蔣家倒台，也使今日台灣享有民主自由，可是這民主自由反而成為咱的統派對手繼續「賣台」的護身符。第二層矛盾是咱少年時冒險拚革命，陷入黑名單而不得歸鄉，但列我們入黑名單的抓扒仔像宋楚瑜(新聞、網站)、馬英九等職業學生，留完學馬上回台當官，到今日還繼續享受權貴，我們回鄉時則已近老年，有點難適應新社會(前主席的例子)。但這些矛盾只不過是歷史時空的錯置而已，我們不但甘願承受，更是為整個運動的成就感到光榮。 聯盟個性難與台灣政團競爭 66年加入WUFI前身UFAI時，當時所有參與運動的思考與行動都是起革命的「地下鬥爭」路線。嚴守機密被無限上綱的重視，有時甚至演出外行人假裝內行的可笑作為，也可說很悲憤。因此無形中培養出不很重視人際的「聯盟文化」及不善於宣揚的「盟員個性」，(審閱拙文「台獨聯盟在美國運作的檢討」，收錄於前衛出版社出版的「海外遊子台獨夢－續」158頁)。到80年代後期、台灣島內的民主運動逐漸澎湃起來以後，咱WUFI的運動觀也自然的增加了「公開鬥爭」路線，終於在91年以「總體戰」的路線遷盟回台。但這「聯盟文化」、這「聯盟個性」多少仍延傳到今日，使遷台後的WUFI在「公開鬥爭」方面很難與台灣的其他政治團體競爭。 早期「台獨運動」的力量來源是「台灣民族主義」的熱情，今日的年輕人可能少有這種堅強的熱情，我際遇的很多年輕朋友當中，真正具有這種熱情的恐怕只遇過一兩位。雖然WUFI一直很注重老、中、青的結合，也是抗不住逐漸老化的趨勢。台灣的民眾好像也與此類似，426到桃園機場抗議連戰訪中的深綠群眾(應是較激烈的台灣民族主義者)很多是七、八十歲的老阿伯。媒體在訪問獨派人士時、也似乎只剩下「大老」可以訪問。下面試舉兩個例子來說明一下目前台灣社會對「台灣民族主義」的「代溝」。 第一例：最近遇到攝製「跳舞時代」紀錄片的簡偉斯小姐(80年代曾在Columbus的OSU念電影製作)，她雖有堅定的台灣意識，但觀念上確已與我們的脫節。她認為阿扁若能去中國與胡錦濤平起平坐將是一樁好事，我則說尊重台灣主權不要再打壓台灣外交空間更重要。她與我辯論後並沒說服我，但我也未必說服她。她介紹我念5/5/05中國時報一篇呂華維(6年級生的國會助理)寫的一篇「自由才是重要道路」的文章，說該文很代表今日「運動世代」的想法。該文雖然肯定像史明先生那種異於政客般對台灣的責任與使命，可是並不贊同史明的試圖攔截連戰的訪中，認為是在妨礙他人自由，因為「自由才是重要道路」。該文繼續暗喻，說連戰在中國所講的21世紀富強的中華民族是一個重要特色，而台灣的民族主義所欲反映的，就只是一個弱小國家所期望擁有「自決」的權力而已，隱隱之中有不認同台灣民族主義的傾向。 台灣意識與年輕一代有代溝 第二例：記得97年WUFI在SanDiego舉辦一個228五十週年紀念學會，民進黨（新聞、網站）的年輕學者楊長鎮先生就發表了〈中國無法忍受她的門口有敵對的台灣，就如同美國無法忍受她的門口有敵對的古巴〉的論文。不久前楊長鎮以民進黨的資源製作了一片49年蔣幫撤退來台時太平輪沈船悲劇的紀錄片，其同情「外省族群」過去逃難的悲慘值得肯定，可惜該片沒有很誠實的點出這些受難者多的是社會資產特權階級。在真正的台灣意識還在被嚴重扭曲的當前，資源有限的民進黨汲汲於同情「外省族群」，是否有點類似阿扁不事先與支持者先溝通，就汲汲於進行「扁宋會」相似？楊長鎮最近曾被考慮入閣客委會，時間將繼續催化像楊長鎮這種想法的民進黨新世代成為將來的主流。 上面舉出這兩個例子，只是在說明今日台灣年輕一代的「運動者」，他(她)們認同的「台灣意識」與我們所認同的已有代溝。或許李登輝(新聞、網站)及陳水扁近日來的路線爭議也與這代溝有關吧。有這種代溝，我才在開頭講「台灣獨立建國的目標無法靠WUFI來完成」。更加努力的溝通將是未來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重要路線。 最後，我想再說明一點，咱是以咱所熟悉的「台灣民族主義」做武器，完成了「倒蔣建台」這第一階段的目標，再下去第二階段的「獨立建國」顯然必須要由較年輕的一代用他們的武器去完成。今日他(她)們的「武器」似乎只有「民主」「自由」，他們運動的「熱情」似乎只剩下「不願被中共統治」。這種「武器」、這類「熱情」，是否足以抵抗中國的吞併威脅，尚待我們深刻的溝通、討論與觀察。

李筱峰 世新大學教授 全世界找不到像台灣這樣的國家，其所號稱實施的憲法，竟然是在其他地區醞釀出來的；全世界大概也很難找到像『中華民國憲法』這樣的憲法，不能在醞釀這部憲法的地區實行，而卻在與它因緣最淺的領域實行。 我這樣說，可能有人馬上會跳起來反駁說：「中華民國憲法的制憲過程中，也有台灣的代表參加啊！」持這種理由的人，其實只是看到事情的表象，而不理解事情背後的歷史縱深。 因為，『中華民國憲法』的制訂過程，不只是一九四六年底制憲國民大會期間的短短一個多月的事而已。蔣介石在是年十一月廿八日國大第三次會議中即提到「政府十四年來制訂憲草的經過」；政治學者荊知仁也說：「…制憲大業，艱苦經營者，前後幾達二十年….」。可見當前『中華民國憲法』的制訂，有一段相當時間的醞釀期或懷胎期，在這段醞釀期或懷胎期，台灣很不幸(或說很幸運地)並沒有躬逢其會，因為當時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 這段醞釀期，若以蔣介石所說的十四年計算，則大致應推到一九三一年五月國民黨政府所制訂之「訓政時期約法」起算；若以荊知仁所說的「幾達二十年」計，則應推到更早，大致是蔣介石結合桂、閻、馮等系軍閥完成北伐前後起算。不管從何者起算，『中華民國憲法』的醞釀成形，都脫胎於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訓政峙期。國民黨北伐後所頒布的「國民黨訓政大綱」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一九二八年十月)開始了國民黨政府的訓政時期，而一九三一年五月召開的「國民會議」及其通過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受到汪精衛、閻錫山、馮玉祥等「擴大會議」宣布制定約法的刺激而有此舉)，明白揭示國民黨一黨專政。九一八及一二八事變後，日本侵華日亟，國民黨迫於客觀情勢，乃於一九三二年四月召開「國難會議」，邀集其他黨派及社會人士討論團結禦侮之事。受邀者有半數以上拒不出席。而到會的一百六十餘人當中，有人認為國民黨訓政之成績，尚不及宣統年間的預備立憲，因而想利用國難會議來取消「黨治」，實行憲政。同年十二月，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除決定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召開國民大會，議定憲法及憲法頒布日期外，並飭立法院從速起草憲法草案。憲法的起草，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歷時三年餘，其間歷經立法院及國民黨中央之再三易稿修正，而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明令宣布，是即所謂『五五憲草』。 有趣的是這部『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有關領土的規定(第四條)這樣說： 「中華民國領土為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西康、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青海、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新疆、蒙古、西藏等固有疆域。」 從條文中，我們發現，台灣並沒有被列在其「固有疆域」中，而早已獨立的蒙古，以及在日本操控下的東北（滿洲國），卻都列在其領土中。 而根據一九三六年公布，翌年再做若干修訂的國大代表選舉法，台灣也未被置於中國各省市配額中，而是被置於特種選舉人，與檀香山、秘魯、墨西哥、印度等其他廿三個國外區域並列，只分配到一名「華僑」代表的名額。 一九三九年九月，「國民參政會」（一九三八年七月以選舉方式成立）組成廿五人的憲政期成會，對『五五憲草』加以研討、修正。然而，由於中國對日抗戰的吃緊，憲法草案一直被「套牢」，直到大戰結束後，透過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憲草審議委員會」，製成五五憲草修正案，提供制憲國民大會採納。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制憲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此時才有台灣的十七名代表參加)。憲法草案在幾經折騰、協商、改易之後，終於在十二月廿五日三讀完畢。『中華民國憲法』於焉產生。 回顧『中華民國憲法』產生的過程，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與這部憲法的關係真是微乎其微。在這部憲法醞釀的過程中，台灣大部分的時期都不在場，不但一九三六年的五五憲草中有關領土的規定，不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而且國大代表選舉辦法中，也沒有台灣的代表。直到『中華民國憲法』即將成形的最後一刻，台灣才有十七名制憲國大代表匆匆趕赴南京參加會議。但是這些代表因為是「撿戲尾」的份，簡直插不上嘴。就好像是在喜宴中，最後一道菜都上完才到場的客人，沒吃到什麼，也只好認了。 更遺憾的是，這十七名台灣的代表，在開完會回來的兩個多月後，台灣爆發二二八事變。其中的兩名國大代表張七郎、林連宗不幸死在「祖國」的槍下，另外一名代表顏欽賢也名列「首謀叛亂」的通緝犯名單中，飽受牢災。台灣的制憲國代竟遭此待遇，則台灣與這部憲法的關係，似乎就更令人難以理解了。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九四九年底，中國大陸被中共控制，國民黨政府撤遷來台，『中華民國憲法』無法在其醞釀產生的地區實施，而卻被帶到一個參與制憲因緣最淺的台灣來(並且在其頭上又加上一個「臨時條款」的封條)。 『中華民國憲法』在出現之前的大部分過程中，只有中國，沒有台灣；『中華民國憲法』在出現之後的不久，卻僅只有台灣而沒有中國，這是人類憲政史上難得一見的怪事。 更奇怪的是，面對這件持續四十多年的怪事，竟然還有那麼多的台灣人民不理解台灣要制定一部新憲法的道理，更是匪夷所思！

曾韋禎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生 近來台日漁權糾紛，在親中媒體、中國在台社團、急著營造仇日情緒以拉抬黨主席選情的政客合力營造下，釣魚台主權問題似乎被塑造成一場「聖戰」，任何不主張釣魚台屬於中華民國的，立刻有賣國之嫌！然而，媒體大肆宣傳的幾則證據，看在歷史研究者眼中，可真謂是笑話了！ 首先是東森電視台記者倪鴻祥引用林田富教授的觀點，用六個資料來證明釣魚台自古屬於中國領土，不過一一檢視，其中大有可議之處。首先是指明朝鄭和下西洋的《順風相送》航海圖中曾經記載釣魚台，依國際公法的原始發現原則，斷定釣魚台自古屬於中國。這是相當可笑的，依此而論，當時鄭和所記錄的各處，從東南亞到非洲，是不是都屬於中國所有？ 該文又提及明朝嘉靖十三年陳侃所著的《使琉球錄》提及福州至琉球經過釣魚嶼、黃毛嶼、赤尾嶼才算踏出明朝領域，渡海到琉球。這也是大有問題，《使琉球錄》關於這段的記載是：「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尾嶼，目不暇接，一晝夜兼三日之程；夷舟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後。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 這清楚說明了，到了古米山才屬於琉球王國領土，並無法反推釣魚嶼、黃毛嶼、過赤嶼（赤尾嶼）屬於中國，而且書中尚提及平嘉山（彭佳嶼），難道平嘉山在明朝就屬於中國領土嗎？關於台灣在明朝以前不屬於中國版圖，周婉窈教授有〈明清文獻中「台灣非明版圖」例證〉一專業論文以供佐證。 文中接續提了三則史料指稱，琉球人、日本人引《使琉球錄》之內容，不將釣魚台列為琉球所有，釣魚台就一定屬於中國嗎？不管是《明史》、《清史稿》，都沒有對於釣魚台的紀錄，連中國官方史冊都未提及釣魚台了，那只能說明釣魚台在明清兩朝是個無主之島，既不屬於中國，也不屬於琉球、日本。 該文最後舉了日治時期，釣魚台被劃分在台北州之下，欲藉此表明釣魚台屬於臺灣。然而，日治時期，不管是臺灣、琉球、日本，都是日本國的領土，當時的釣魚台不管劃在哪邊，都與主權無涉。 釣魚台的主權爭議，是戰後一連串國際條約下的產物，不循戰後的脈絡去探求，只追尋一九四五年前的一切，對於釣魚台主權爭議的釐清毫無幫助。 儘管如此，東森這篇報導仍算言之有據，雖無助於釐清釣魚台主權歸屬之爭議，至少也說明釣魚台在一八九五年以前不屬於琉球，也不屬於日本。 ＴＶＢＳ又拿了一張假諭旨來當釣魚台屬於中國的證據，真是荒謬至極。這是一張慈禧太后，將釣魚台賜封給盛宣懷的諭旨。此張假諭旨，虞正華先生老早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號的歷史月刊考證過了，虞文針對此諭的格式及內容做了考證：皇帝、太后自己寫的上諭，結尾一定不會有「欽此」二字，有「欽此」二字的，是軍機處寫出來的上諭檔，開頭必定為「內閣奉上諭」或是「內閣奉旨」，依此形式來看，此件上諭格式就錯了。 又此上諭的「慈諭」二字理應抬頭，此上諭也沒抬頭，這是極為嚴重的錯誤。在清代的科舉，不管文章寫得再好，該抬頭的地方沒抬，下場就是直接刷掉，三年後再見。 又此諭上的印章文字是「慈禧太后之寶」，在清代，這種公文的印章一定是滿漢文並列，不可能只蓋漢文印璽。在同時代的隨手登記檔（似於公文收發簿）也無刊載此事，可見此諭根本不存在。 最可笑的是，光緒十九年盛宣懷的官職是太常寺少卿，此諭竟寫成「太常寺正卿」，而且清朝也沒有賞賜土地的規矩。 種種跡象都顯示這是一則偽造的史料，筆者也特地去查閱《清史稿》、《清實錄》，皆無此事之記載，這種重大事件，豈有信憑一紙，而毫無其他紀錄？推測此一贗品是在保釣運動方熾時出現的，跟金庸小說《鹿鼎記》的一段釣魚島插曲有異曲同工之妙。ＴＶＢＳ未經詳察，就將七年前已被推翻的假史料如獲至寶地拿來宣傳，足見台灣媒體毫無實證精神的歪風，怪不得媒體會被視為台灣一大亂源。 釣魚台的主權爭議，是戰後才發生的問題。一九四六年的盟軍最高總司令部備忘錄第六六七號，明定將北緯三十度以南之西南諸島，由日本移交聯合國。一九五一年的舊金山和約，釣魚台並未包含在日本放棄領土範圍之內，而是在聯合國託管範圍之內。一九五二年，舊金山和約即將生效時，我國與日本簽定的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中日和約），日本依舊金山和約之內容，放棄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 因為舊金山和約內容不包含釣魚台，釣魚台就沒隨著台灣被轉移到中華民國轄下，當時的蔣介石政權也不以為意，甚至當時發行的地圖都沒列入釣魚台。一九七一年美日簽訂沖繩返還協定，隔年釣魚台被視為琉球群島的一部分歸還日本。 時值台灣在聯合國席次保衛戰之前夕，之前堅定支持台灣的義大利、加拿大也紛與台灣斷交，日本也醞釀在台灣離開聯合國後立刻與中國建交，蔣介石政權正當性產生危機之際，一方面，蔣經國任行政院長後開始拉拔本土俊彥，向內尋求正當性；對外，在當時火熱的保釣運動中，安插職業學生，藉以掌控學生運動，形成一致對外的情緒，更可避免學生運動延燒成對政府的不滿。追根究底，都是蔣介石政權當年的不察，才讓釣魚台落入日本手中。 然而，今天的保釣說辭，完全跳掉戰後這一連串的發展，直接將今天連結到日治時代、清代，甚至明代，絕口不提蔣介石政權所犯之錯，卻強逼政府公然違背國際法規範，對釣魚台採取強硬態度。忽略了台灣今天所處之危機，只見仇日情緒蔓延，為了幾個無人島就動不動「不惜一戰」，卻不見中國對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直接威脅，根本是不符比例原則，更讓人不由得懷疑這群人是否包藏禍心，欲藉此消耗台灣國力。 台日漁權問題，能談判就談判，釣魚台主權問題，能模糊就模糊，畢竟日本是可以講理的國家。漁船作業的問題，應該強制漁船全面安裝ＶＭＳ（Vehicle Monitoring System，漁船船位管理系統），由海巡署定位監控，提醒並避免漁船擅入日本海域作業，沒理由台灣漁船違法在先，還讓國家來幫他們善後。至於油礦問題，相信在釣魚台爭議清楚釐清之前，不管是日本、台灣還是中國，都不會擅自前往開採。 處理釣魚台問題需要的是政治談判的智慧，而非民粹式的叫囂，希望台灣某些政客能夠自我節制，不要淪為中國毀滅台灣的棋子。

彭明敏 台灣人民為著爭取民主自由和人權，長期走過來的崎嶇路途多麼充滿荊棘，所付出的代價多麼血淋淋，展望未來又有無數的試煉和挑戰等著我們。現在中國遍佈飛彈瞄準台灣，急速擴軍，公然威脅以武力併吞台灣，或以商逼統，或在國際上無所不用其極，不但全力壓縮台灣的生存空間，甚至企圖完全消滅民主的台灣。這些固然對於台灣人民構成急切的危險，但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神不知鬼不覺的無形陷阱，不但台灣人民，連國際人士也不知不覺跌入其中，其對台灣人民的民主自由和人權所構成的威脅，並不亞於上述具體的武攻。此所指的是，中國長期在其國內、台灣以及國際宣傳所做的洗腦工作，已經造成觀念和思考上的混淆、誤導和誤信，不能因其抽象隱形，不易觸摸到而低估其對台灣民主自由的致命危險。下面就是其較嚴重者。 「固有領土」和「神聖領土的完整」 中國人硬說台灣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故為維護其「神聖領土的完整」，非把台灣併吞不可。他們把這些話像唸經一般，經常掛在嘴巴上。其實，在國際法或國際關係上，所謂「固有領土」「領土的完整」的概念根本不存在，也無法成立的。地球上沒有一塊土地是天命非屬於某特定國家不可的。人類有史以來，從原始部落以至於近代國家，不論酋長或一國政府，其權力所及的空間（即「領土」）未曾是永恆不變，它會因各種自然或人為的原因而隨時變動，因權勢或國力的興衰，有時擴張，有時縮小，甚至消滅。這是現實，也是常態，更是常識。遠的不談，如羅馬帝國的滅亡、西歐殖民地的獨立、大英帝國的解體、日本帝國的敗亡、蘇聯的崩潰等，都惹起有關國家領土的重大變動，若把地球地圖拿出來，要大家來討論那一塊土地是那一國家的「固有領土」，必會大家吵得怒目咆哮，甚至拔刀相向，還是無法得到一致的結論。就東亞大陸而言，依李筱峰教授的研究，自秦帝國以降的二千二百多年間，列國並立的期間，就有七百三十三年，約佔三分之一長的期間。如果再將先秦的春秋戰國時代許多封建建國並立的時間也統計進來，則列國並立的時間，長達一千二百八十多年，佔百分之四十二的時間，不知所謂「固有領土」從何談起？再來說台灣，荷蘭、西班牙都曾佔領過其一部分，非漢族的清朝，曾宣稱台灣為其領土，卻從未有效統治全島，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清朝有關台灣的對外立場曖昧不定，有時暗示，有時明示台灣不在其版圖之內，一八九五年遂正式「永久」割讓給日本（謂之「花不香、鳥不語、男無義、女無情，棄之可也」）。日本全力建設五十年，並奠定近代化的基礎，使其成為亞洲最進步發達的地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被迫「放棄」台灣，由國民黨政府代表聯軍佔領之。非漢族的成吉思汗曾征服了歐亞大陸；朝鮮早在中國漢朝就被併入漢帝國的版圖，被中國「統一」長達四百多年，往後又曾長期為其藩屬，其被漢化的深度和時間不知為台灣的幾倍，但未聞中共主張歐亞大陸或朝鮮為其「固有領土」，而獨厚愛於台灣，台灣人民承擔不起的。（也未聞荷蘭、西班牙、日本等主張台灣為其「固有領土」；若謂台灣男性住民多數祖先來自中國大陸，也未聞中共對新加坡或美洲中國城，提出領土主張）。總之，歷史的現實是領土於國家如生命於個人，有生有死、有盛有衰、有興有亡、有合有分，一如沒有永久的生命，沒有永久不變的領土。要說一塊土地是某特定國家的「固有領土」，非永久屬於該國不可，一如個人祈求在地球上永生，不可得也（Alsace Lorraine-夾在法德兩國之間，因戰爭關係，忽屬德國，忽屬法國，曾成為膾炙人口的歷史故事，亦成為詩歌和文學動人傑作的題材）。與上述同理，所謂要「維護神聖領土的完整」，也是玄虛的幻想。在這二十一世紀的法治人權時代，一個國家現在合法擁有多少領土，它就是只有那些合法領土，不得幻想要去非法霸佔不屬於自己的土地才能實現「領土的完整」（這在國際法上叫做「侵略」）。英國不能也未曾要求收復美國及從前的大英帝國領域，西歐國家不能也未曾要求收回從前的殖民地，日本不能也未曾要求再統治朝鮮和台灣（一個人目前擁有多少地產，即使不滿意，其地產就是那些而已，也不能妄想非法霸佔鄰居才算其「地產的完整」）。中國引用「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上海公報」等，而謂其有「權利」領有台灣，那是胡說，只能欺騙非國際法專家（有必要時當另討論之）。加拿大的一省魁北克，有人要求獨立，並為此舉行公民投票，中央政府則願為此坐下來平心靜氣進行談判，並未狂喊「固有領土」「維護神聖領土的完整」，而在邊界部署數百飛彈威脅之。假定美國的紐約或夏威夷，或日本的九州或北海道，或台灣的台北或澎湖要求獨立，中央政府一定也會坐下來與對方談判，不得也不會以武力彈壓之。再者，加拿大失去魁北克，美國失去紐約或夏威夷，日本失去九州或北海道，台灣失去台北或澎湖，如果這是當地人民的意願，那是至上的，也扯不上這些國家「領土的完整」與否。上述例子和假設還是就目前在實際上構成那些國家領土的一部分者要求獨立而言，台灣的情形則與上述相去十萬八千里。過去一百年，台灣受中國大陸政權所統治的時間不過四年（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而這四年是台灣歷史上台灣人民最悲慘的年月），中共政權一步也未踏上台灣，台灣人民要自由選擇自己的政府，要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要決定自己的命運，要享受民主自由和人權，便受中共的武力威脅，理由就是「固有領土」「維護神聖領土完整」一類虛幻迷思。可悲的是，台灣住民當中也有人耽溺於同樣的幻想，呼應中共並為個人利益從事賣台叛國的活動。更令人擔心的，在國際間，甚至有些外國學者專家也不假思索，受這些洗腦宣傳的影響。筆者最近在美國一著名大學與一位相當著名的國際關係教授公開對談，他則一再強調中共非「收復」台灣不可的決心，卻除了「強勢」以外，提不出什麼理由，連著名學者竟也如此，令人感慨不已。 纏著台灣不放的魔咒 「不獨不武」 台灣內外以及一些國際人士，怯於中共來勢洶洶，為避免其侵台，想出自認高明的妥協辦法，則台灣不再主張其主權獨立，中共則答應對台不動武。乍聽之下，似乎合理，實則對台灣極不公平。請看下表： 依右表可見，所謂「不獨不武」，所要的是台灣放棄人民的最高願望和國家的基本目標（Α「主權獨立」），根本否定了台灣存在的基礎（Α），但中共則仍可保持其終極目標（Α「併吞台灣」），僅需放棄其手段之一（Β）而已。依此口號，雙方所應放棄者，層次不同，台灣犧牲其最高理想和生存基礎（Α），中共卻繼續可以保留其最後目標（Α），僅放棄手段之一（Β）而已。如此否定台灣人民的最高理想和生存基礎（Α），而容忍中共繼續保持霸佔台灣的蠻橫企圖（Α），等於令台灣由中共任意擺佈，對台灣人民公平嗎？台灣人民應該接受嗎？ 為了避免因中國侵台而與台灣、美國和日本發生軍事衝突，另一說法就是大家「維持現狀」。乍聽之下，也不無道理。問題是「現狀」是什麼？無人能夠界定，因為台灣與中國之間，其「現狀」不斷在「演變」，未曾「靜止」。在台灣從「反攻大陸、消滅共匪」、「漢賊不兩立」、「長期戒嚴」、「解除戒嚴」、「廢止戡亂條例」、「全面民主化」、「公民投票」、「修憲制憲」，深化民主不斷在進行著；在中國則自文化大革命，共產主義有名無實、發展市場經濟、公布「反分裂法」等，一切也不斷在演變。譬如中國瞄準台灣的飛彈自五百增至八百，建造百艘潛艇，軍隊高科技現代化，這些是否在「變更現狀」呢？台灣總統直選，舉行公投，正名制憲，軍購自衛，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是否在「變更現狀」呢？目前中共也喊應該「維持現狀」，但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威脅中國之情形下，它拚命急速擴軍，顯然其目的是在拖延時間，等到它擁有了強大的軍力，足夠使美軍不敢隨便進入西太平洋作軍事干預時，將以壓倒性軍力，征服台灣，其意圖明顯不過。中國目前贊成「維持現狀」僅是因時機未到而已。時機一到，它必會企圖強行「變更現狀」的。明知之而主張「維持現狀」，其意義何在？值得深思。 「勿挑釁中國」 多數國家，尤其美國，不斷要求台灣不要去「挑釁」中國，已經聽得太多，有點厭煩了。要問的是到底誰在挑釁誰？一國政府不斷急速擴軍，部署數百飛彈（其數目繼續在增加中），全部瞄準台灣，並且一再公然威脅台灣，若不接受其條件就要動武，不知世界上有比此更嚴重的挑釁？（在傳統國際法上，這等於最後通牒，可成開戰的理由causus belli。）事實是台灣做任何事情，若果中國不喜歡，就叫做「挑釁」。台灣深化民主（總統直選、公投、修憲制憲），與外國來往，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要成為國際社會正常成員，軍購自衛，統統被指為「挑釁」。好像台灣只有向中國「無條件投降」才不算「挑釁」（好比有人把槍放在你腦袋上說「若不聽話，就要開槍」，你要制止他不要這樣，就被人罵你在「挑釁」）。有人說中國「反分裂法」是台灣逼出來的，而台灣人民示威抗議是對中國的「挑釁」。若是如此，所有辭典上「挑釁」二字的定義，都需要重新改寫了。 台灣在不到二十年當中，民主化成功，雖然其素質亟待改進，在如此短時間有這種成就，值得驕傲，且得到國際的讚譽，但經過長期的奮鬥及莫大的犧牲才建立起來的民主自由的制度和生活，正在面臨著急切的威脅。現在世界都在注視台灣人民面臨這種挑戰和危機時，到底有無勇氣和能力，起而防衛自己。他們曾經看過芬蘭人民、現在目睹以色列國民，都為維護主權而奮鬥抵抗、壯烈犧牲，也眼見他們深知不自助者得不到他助，不求外國一兵一卒為其流血援助。全球視線已轉向台灣，要知台灣人民有無同樣的覺悟和決心。我們自己也知道，若無那種精神和勇氣，先人們為爭取自由和主權的血淚史和目前享受民主和人權的驕傲，也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

黃天麟 國策顧問 最新一期的經濟統計出來了。但數字真令人洩氣：二○○四年南韓的平均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已經到達一四○九八美元，超過了我國的一三五二九美元，使我國在亞洲四小龍中敬陪末座。韓國可以說是與我國在人口、土地、各種條件都比較接近的鄰國，但過去的一九七○、八○年代，我國的經濟表現一直優於韓國，當一九九二年台灣平均每人ＧＤＰ達一○二七四美元時，南韓還只有七一九三美元，台灣領先南韓達三○八一美元，幾近多了三分之一。但從那年開始，南韓就急起直追，十二年後終於超越了我國。 就在這一年代，台灣的企業家們一直流行著一句經營術語 – 「資源的整合」，他們以此向政府說：「台灣應與大陸的資源整合，才能在國際市場上立於不敗之地。」學術研究單位亦紛紛利用各種「經濟模型」，分析台灣利用中國資源的「互利」與「雙贏」，大力鼓吹西進對我國經濟之助益，形成了台灣這十餘年來的投資中國熱潮。若此理論正確，那麼台灣近十餘年的經濟表現應遠遠跑在第一，讓南韓等國望塵莫及，因為我國對中國之累計投資金額遠遠超越日、美各國，甚至是韓國對中國投資的十多倍之多。可是，實踐後的事實與模型理論相差甚遠，遠遠跑在第一的是被投資國的中國，積極利用中國資源的台灣反而一年不如一年。另一方面，未與中國做積極性「資源整合」的韓國，卻在經濟成長的力道上反敗為勝，出口貿易及國際競爭力之成長都比台灣好，終於後來居上，把台灣拋在後頭。為什麼？ 理由非常明顯，也很簡單。十餘年來我國出口競爭力日趨式微，乃是由於我國產業過度利用中國資源（廉價勞工、便宜的土地），使我國企業得以迴避產業升級及研發之外在壓力，從而延緩了我國產業升級、技術創新的速度。幸虧，我國於一九九六年還有「戒急用忍」，因而留下了晶圓、鋼鐵、石油裂解、面板（ＴＦＴ – ＬＣＤ）等產業，由於他們不能充分利用中國之資源，只得留在台灣硬著頭皮去創新、升級而有了不錯成果，不然台灣經濟將真不堪設想。 對中國過多之投資（如上述，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投入那麼多的資源到中國，累計應已超過二千億美元，韓國只二百億美元不到），使國內資本形成減緩，勞工需求減少，失業率攀升，壓低了國內消費，當然經濟成長也因此緩慢下來，結果國民所得無法提高。這就是我國一九九二年平均每人ＧＤＰ為一○二七四美元，十二年後還在一三五二九美元，一年平均只增加二七一美元的主要核心因素。（註：南韓平均年增加五七五美元，為我國之二倍多）。 近日我國上市公司瑞智，以購買海外基金的迂迴手法，違規投資東莞瑞萬五金而鬧得滿城風雨。對各方的指責，瑞智公司回應說：「因為瑞智八十％的客戶都已經到中國設廠，瑞智如果沒去中國投資，降低成本，留在台灣早就只有死路一條，但因瑞智對中國投資金額已達公司淨值的四十％上限，採迂迴投資的手法是不得已的。」瑞智的訴苦確實有令人同情之處，也同時道出了當今台灣問題之所在── 即「八十％客戶都已經到中國設廠」。瑞智的經營者可能不知道亦沒察覺「八十％客戶都到中國投資」的現象正是台商「以商逼政」逼出「積極開放，大膽西進」政策的必然結果。「積極開放」使我們在東莞、上海到處都可以看到台商所形成的產業聚落，其規模之大、聚集之完整令人咋舌，也會令人深感「不去確實只有死路一條」。問題是，韓國呢？如上述，韓國對中國之投資累計金額只台灣之十分之一不到，因此韓國不會有企業的八十％客戶都到中國投資設廠的情況發生，韓國的企業可以定心留在韓國，專注於在韓國的經營，努力創新，創造韓國的僱用，提高韓國的內需，讓韓國勞工的收入、國民的平均ＧＤＰ年年提高，達成企業壯大，國民所得提高之雙贏之局。 日前總統在經濟顧問小組會議中對廠商海外生產比率接近四成、資訊通訊業高達七成表達憂心。之前的四月五日，府、院、黨為反制中國之「戰爭授權法」，亦做出包括「有效管理」的七點結論。但講歸講、做歸做，據報載，政院為了能使台商對中國做更多的投資，正在研擬放寬「投資大陸不得超過淨值二十至四十％」的限制，果真如此，或許可暫時滿足廠商的需求，讓廠商進一步擴大對中國之投資整合資源，但必也會製造更多「不去只有死路一條」的企業。只是若「以商逼政」，每次都能如此得逞，即輸給韓國事小，我們最怕的是最後台灣也會被逼到只有「死路一條」。

鄭光勛◎英國Warwick大學研究生、台灣國際研究會員 一般以為史明是極端的左派，因出於對共產主義的恐懼與知識上的無知卻對這一位畢生為台灣人反帝國主義與反殖民主義解放而努力的老人予以無端的污衊。英國學者卻在與史明愉快交談以後離去。在回途筆者問費迪南教授為何史明虛心問他對台灣有何建議時沒有表達他的問題，他卻謙虛告訴我如此傑出人物我們的觀點微不足道。最讓筆者印象深刻是當論到中共的經濟發展造成社會上階級衝突時，史明指出中共的階級問題早在1940年代就存在。並指出黨與軍的待遇遠高於一般人。這是英國學者沒想到的。 彼得‧費迪南教授是筆者指導教授，曾任英國皇家國際關係學會東亞研究的主任。專攻共產政權與民主化理論，對於中共、蘇聯與前東歐政權有重要研究。相較於國內史明何以讓外國學者尊敬。筆者要指出他在早稻田大學時代受過完整的政治學與政治經濟學訓練。他擁有完整現代知識基礎卻是大家所忽略的。這一些現代知識是國際共同的語言，再加上個人努力產出觀點。自然得到尊敬。 獨台會以實踐替代一切 史明返台後成立的車隊遊台北與環島也十個年頭了。他與他的獨台會成員一直在鼓吹台灣民族主義，同時以實踐替代一切，然台灣有良心知識分子與大眾卻一再為依附外來政權的利益集團與投機者所否定。 在1918年的國際關係裡歐洲是世界的舞台，威爾遜的民族自決是鼓勵了亞非殖民地解放運動。國際間的民族解放運動鼓舞了台灣人。在釵h殖民地的覺醒是等到二次大戰後，但台灣則較早。原因是現代化比任何亞洲諸民族都早的結果。張炎憲指出在《日本警察沿革誌》裡提到1920年代的台灣文化協會其最終目的是追求獨立。 黃昭堂指出日本人的殖民主義式現代化讓台灣社會經濟發展與識字率僅次於日本。但是台灣的知識分子透過日文了解世界與中國。這讓台灣人形成共同意識有特別的幫助。也就是說台灣人的政治訴求提升了，以全島人民為思考，同時也有國際觀。台灣文化協會是一個開始，是受漢文與受日語知識分子們的聯合產物。以後產生左派的勞工運動與民族主義運動。史明的母親是出進士舉人的士族家族。父親更是台灣文化協會的活躍知識份子，目睹父親與台灣文化協會的菁英們的所作所為，很自然的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去思考問題。然殖民地的解放不是只有獨立問題還有經濟剝削與階級問題。這也是今日的南北問題。這也是史明特別關心的。 用心保存台灣歷史記憶 史明的「台灣人的四百年史」與「王育德博士的台灣－苦悶的歷史」是台灣史的經典之作。很可惜王博士已逝。我們無法由王博士處知道過去的台灣與他諸多論點。史明目前身體硬朗。坦白說台灣人的四百年史的資料豐富，但是作者的主要觀點易被龐大資料打散。這正是困難所在的地方，現在釵h資料收集不易，他為了替台灣人保存台灣人歷史與歷史記憶用了釵h心。但瑕不掩瑜！史明對於釵h概念與用字極其用心，力求精確。例如日人將物質論(materialism)譯為唯物論。台灣目前流行將從屬理論(Independencetheory)譯為倚賴理論，事實上，那是一種剝削關係非依賴關係。不精確使用易誤導我們理解理論。釵h人望文生義不求原意則有害於我們了解事實。這一點，筆者學到釵h。 有人以為史明是以漢人的種族中心主義在看台灣問題，我個人以為那是誤解，因為馬派學者基本上是反對種族主義，此外史明的觀點關係到現代化問題。在國際關係與社會科學理論裡可以分國家中心論(state－centralism)與社會中心論(society－centralism)國家中心論是以韋伯為代表人物，社會中心論是以馬克思為代表人物。這兩者是以國家或以社會為主去看發展與分析問題，並不是就否定國家與社會的重要性。很明顯的，史明是採社會中心論在看台灣。為此我問了史明以釐清問題。 終結外來殖民剝削體制 史明說台灣現代社會形成與西方重商主義、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有莫大關係，西方重商主義、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是西方式現代化的一部分。殖民主義經濟是一種超額剝削體制。這就是社會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根源。早先，西方誘騙漢人來台作農奴。然這竟是形成今日台灣開始。時至今日，殖民經濟關係仍然存在。國民黨佔領台灣時接收這一殖民地剝削體制，台灣人沒有自己國家，所以只有用社會中心論。台灣人在這四百年遇到四種不同類型外來政權。職是之故，台灣人需要民族國家的同時也要社會革命。

台獨聯盟副主席 鄭南榕在16年前的今天，以犧牲自己的身軀，目的不只是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如果只是爭取言論自由，他可像以往打破雜誌被查禁沒收次數的世界紀錄，用換雜誌名稱及發行人繼續奮鬥。不必以自焚殉道的悲壯方式，捨棄親人好友離開人世。 因為言論自由固然是重要的基本人權，但它是手段，不是目的。尤其是最受限制及迫害的言論，乃是對改變政治的人事與制度為目的之主張。從228事件、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的政治迫害，可以明顯看出獨裁專制的政權，是針對其言論的目的，而非言論自由本身。在戒嚴時代、人民可以海闊天空大談風花雪月，談情說愛，或是生財之道，均有言論自由而無任何危險可言。 然而，南榕殉道的起因，是刊載許世楷博士的台灣新憲法，而被國民黨當局以叛亂罪法辦。他膽敢冒險，以最受忌諱的台獨言論，不是單單為言論自由而已。這可以由他與黃華等同志發起「新國家運動」的過程，足證他不是徒言而不行，也是以建立台灣新國家為目的而赴湯蹈火，用真正不怕死的行動以明其志。今日我們追思南榕，以自由之愛為題，必須包含對台灣之愛。聖經記載：「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南榕愛台灣，要建立名實相副的獨立自由的新國家，這才是他真正的遺志。 如果南榕今日仍在世，他必然不會再辦已有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刊物，而是繼續他的新國家運動。面對不再是國內政權的迫害，而是國外中國日益加劇的武力威脅。以他不怕死的精神及行動，必使一提台獨，就怕中國武力犯台的人無地自容，尤其對投奔敵營，損害國格尊嚴，或怕死而作違背良心之論，置台灣人民的尊嚴及安全於度外之輩，必甚為不齒與憤怒。 台灣從未受中國的統治，擁有自己的土地、人民、政府及軍隊，並由與中國無關之台灣人民直接選舉代表國家元首的總統，以及代表全國民意的立法委員，實已有獨立主權的事實。但是在國際上卻仍得不到正式全面的法理上獨立國家的名位。尤其，自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以2758號決議，已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國際法地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以致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成為國際不承認的虛有國名，至今尚非名正言順的新國家。 今日我們紀念南榕，最有意義的，除了繼續維護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為台灣永不改變的基本人權外，更要完成他的遺志，也是台灣人的共同願望，要建立免於外來政權統治的新國家，永遠脫離中國的威脅及併吞。否則不但不能建立新國家，也將失去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因此，將舊有且已名存實亡的「中華民國」，建立新而獨立、名副其實的「台灣國」，以慰南榕在天之靈，使台灣人民真正出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