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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宗逸 《新台灣周刊》記者 黃文雄希望台灣能夠很快出現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為了未來五十年的台灣，一步一腳印的踏實建構出台灣應該有的國家公民意識。 「中國的侵略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台灣人對中國的騙術毫無警覺。」這是知名的台裔日籍思想家黃文雄，面對今天台灣深陷中國化陷阱，無法「去中國化」而造成的國家危機，最深刻的感受。黃文雄說，中國是一個全世界最大的詐騙國家，前總理朱鎔基就曾經說過：「中國全部都是謊話，不會說謊的只有騙子」。中國已經搖搖欲墜，在政治、經濟、自然環境、人口壓力、天然資源等問題上面，幾乎束手無策，即將崩潰，中國對台灣的染指，全部建立在虛幻的詐騙與宣傳上面，全世界都已經清醒，似乎只有台灣人越陷越深。 詐騙集團鼻祖 歐美認知甚深 黃文雄從一九六四年起就長期住在日本，數十年來以出版著作來從事台灣主體性的啟蒙工作，透過日本社會的觀察角度，黃文雄看到了中國的危機，如今這個危機將用詐騙的手法，將台灣一起拖下水，黃文雄深感無奈。「中國人什麼都不行，最在行的就是宣傳，用『捏造』的手法來塑造媒體宣傳效果，日本人也曾經受過騙，只是如今已經醒來了。」黃文雄曾經寫道，中國到處充滿騙術，提倡「兵不厭詐」等「詐術」理論的孫子兵法，還成為被人稱頌的經典。 早在歐洲啟蒙時代，大哲學家康德和孟德斯鳩，就曾經說過「中國人是騙子」，日本江戶時代的學者賀茂真淵也曾經寫過：「唐朝是一個人心特別醜惡的國家」。甚至，著作《武士道》一書的日本大哲學家新渡戶稻造，還曾經怒斥中國人是「不以欺騙行徑為恥的厚顏無恥人種」。歐美日學者早有此認知，但是在備受中國威脅的台灣，有這樣想法的人，屈指可數。 即使是像日本這樣媒體發達的國家，在一九七○年代，還有很多人相信：「中國是一個沒有蚊子、蒼蠅、老鼠和小偷的人間天堂」。黃文雄說，當時的年輕學者和左派前進青年，對中國抱有相當多樣的幻想，稱為「中國夢」（China Dream），認為中國終將稱霸世界，日本必須要低頭接受，可見得中國的宣傳詐術，多麼的管用。可是在如今，日本人早就走出這樣的幻想，因為從統計數字上面看，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國民生產毛額（ＧＤＰ）竟然到今天還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可見得有關中國的所有神話，幾乎都建立在詐術上面。只是，今天的台灣人，還無法像日本人一樣，看出這些荒謬之處。 桃太郎早覺醒 成功去中國化 日本人在幾百年前就成功達成「去中國化」，並以此順利進入現代化國家行列，台灣卻到了二十一世紀，還被捲入「中國夢、中國化」中無法自拔，黃文雄感慨，除了因為台灣人「毫無台灣一體的國家公民意識」之外，也與數年來在教育和媒體上面，毫無任何改革所帶來的後果有關。黃文雄說，「即使李登輝前總統很有使命感，以『實用主義』花了十二年的時間想要達成這個步驟，還是失敗了。」因為，「只有李登輝一個人，也無力回天」。 日本岩波文庫和新潮社在二戰前發行的世界經典名著和基礎工具書，是日本國民成為現代化國家公民的重要基礎建設。 阿輝伯有遠見 來自教育啟蒙 黃文雄認為，台灣受到國民黨的黨化教育荼毒，直到今天都還沒有脫離，政府沒有採取任何有效的改革措施，相當遺憾。他認為，「黨化教育最大的特徵，就是強調學生的『記憶力』，完全不重視培養學生的其他能力」。這也是造成台灣目前年輕一代「空心化」的中心問題。而日本的教育，即使被外界認為具有威權特色，但是以日本舊制高校的教育為例，「除了記憶力之外，日本特別強調學生的分析、統合和演繹能力」，因為教育精神的關係，台灣人至今還受中國宣傳所騙，而無法掙脫，日本卻可以從各種情勢觀察、分析，進而破除中國夢的幻想。他覺得，如果台灣依舊無法在教育上面提出任何的改變，未來被中國併吞且拖垮的可能性，相當的高。 日本重視學生的分析演繹和統合能力培養，所以李登輝前總統在寫《武士道解題》一書的時候，在開頭就特別強調，十幾歲的高校時代，就開始閱讀大量的哲學文藝書籍，並且思考生命的本質。黃文雄說，這是日本教育優秀的證明。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政府相當明智的「從最基本的功夫做起」，不論是工藝基礎、科學理論、世界文學名著、哲學家思想等很重要的基本著作，日本政府都在第一時間主導，有系統的將所有的歐美先進知識，精確翻譯並且引進到國內，讓青年學生可以以最方便的管道閱讀最先進多元的世界文明精華。「像是岩波文庫或者新潮社這樣的出版商，有系統的引進經典著作，不計成本推介給日本學生，這是日本政府重視基本功夫，施政有遠見且有理想性的優秀之處」，連在《武士道解題》的書中，李登輝都還相當感念像岩波文庫這樣的出版社，對於一個新生國家公民意識的啟蒙影響。 中資背後撐腰 媒體淪陷八成 反觀台灣，不只在基礎教育上，全面向中國化投降，在媒體甚至出版業，也全面被中國化攻陷。黃文雄說，中國人以詐騙立國，所以相當重視媒體宣傳，不論花費多少的資金，都一定要用媒體將整個國家的氣勢撐起來。中資入侵台灣的親中媒體，目前已經是很普遍的現象，從日本觀察，黃文雄認為從台灣媒體言論的荒謬可以看出，起碼已經淪陷八成以上。由於中資是由中國政府操作，可以不計成本用大手筆拚效果。 媒體現象是教育現象的延伸，兩者互為影響、是一體兩面。黃文雄認為，比較現階段民進黨政府執政，李登輝前總統的十二年施政，「他比較有在想台灣的未來，要怎麼走下去？李登輝可能因為日本基礎教育的培養，善於思考，掌權之後所想的，可能都是二、三十年之後，台灣可能面對的情境」，但是反觀執政已經五年半的民進黨政府，「可能因為執政團隊太過年輕，又受到黨化教育的影響，比較沒有去思考二十年之後的情境，眼光可能只著重在三、五年之後的大選」。黃文雄感慨，黨國教育因為著重記憶力，加上中國傳統科舉文化，造成現在台灣人重視經濟發展，不重視文化與思考的一種危機。只重經濟利益，只想要賺錢，加上不重視人文科學，施政著重短期效果，無可避免的就沒有辦法破解中國夢對於台灣的嚴重傷害。 戳破中國騙術 台灣才有期待 面對未來挑戰，黃文雄相當憂心，尤其最近在親中媒體與統派陣營一面倒的壟斷言論市場，台灣主體性看起來已經毫無招架之力。「最怕的不是中國的侵略，而是台灣人繼續甘願被中國騙，然後在中國崩潰的時候，被他們一起拖下水」。台灣的危機，是缺乏有膽識的人，像「國王的新衣」故事中那位小孩一樣，膽敢違反主流意見，出來戳破中國的騙術。回顧李登輝時代的努力，黃文雄希望台灣能夠很快出現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為了未來五十年的台灣，一步一腳印的踏實建構出台灣應該有的國家公民意識。「日本可以輕易去中國化，台灣卻沒有辦法，最主要的差異，就是因為台灣不是一個國家！」如果有政治家，敢出來破解這個中國法統體制的謊言，台灣的未來才可以期待。 *本文原載《新台灣周刊》，501期，2005年10月29日出刊。

莊秋雄 前台獨聯盟中央委員﹑美國本部副主席 從2086期（10/4/05）公論報念到自Taiwan News轉載的謝里法兄寫的專論〈獨立的迷惑與獨盟的抉擇〉。該專論提醒遷台後的「台獨聯盟」（獨盟）其盟員進入政府機關領導階層的不當，而給獨盟不少的批判及鞭策。對獨盟的盟員更有如下的嚴峻批評： 「（獨盟成員）令年輕時代堅持下來的建國運動以階段性任務的完成為理由拉下帷幕，勿寧說是對自己的殘忍，也是對理想的背叛，對生命的踐踏」。 謝氏的批評雖有所據，但做為堅持四十年的一個盟員，念到如此冷峻嚴勵的批判時，心情實在無法度不「沈重」。雖然已封筆多時，也不忍繼續沈默，於是再提禿筆，敘述一些個人感想及回應。 獨盟遷台後，筆者自認已不再有年輕時代的生命力為獨盟遷台後的新階段出力，於是逐漸退休到第二線。但仍繼續關心獨盟的運作，一直小心的搜尋、仔細的閱讀所有與獨盟有關的資料，特別是「盟外」人士有關獨盟的文章及報導。 其實遷台後的獨盟能見度並不高，因此外界有關獨盟的報導及評論也不多，就我的回憶，比較嚴肅的只有兩次：第一次是今春自稱「流氓教授」的林建隆教授來美為FAPA巡迴募款時提出的對獨盟的建議，他認為今後在美州的獨盟應轉化成FAPA屬下的「獨盟」；第二次就是這次謝里法兄所寫的這篇對獨盟的批判論文。林教授的建議比較複雜，不便評論，在此只對謝氏的批判發表些感想。 或許真的有些獨盟的盟員（包括筆者） 感到台獨運動的階段性任務 （倒蔣建台） 似己完成，但筆者未曾念到有任何獨盟的領導者曾做過此種論述，唯一由盟員寫出來表示此種見解的文章恐怕只有筆者約半年前所寫的拙文「獨盟成立五十週年感言」。該文有一段如此寫：「（獨盟，也稱WUFI）成立時的目標是運用所有可能的一切手段來推翻蔣家外來政權，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新台灣， 目前這項『事實獨立』的目標，可說在WUFI的努力參與下已經大部份完成了。今日所剩下的是在中國的吞併威脅下，整合台灣住民的建國意識，來向國際社會爭取台灣的『法理獨立』地位而己，這項艱巨的任務是無法只靠WUFI來完成的。」假如謝氏有親耳聽到「有國策顧問認為獨盟的階段性使命已經完成」這也只能代表該國策顧問像本人一般的見解而己，不見得就是代表整個獨盟已經「以階段性任務的完成為理由拉下帷幕」。 其實帷幕並未曾拉下，近年來多次的正名群眾運動、228手護台灣運動、及最近挺軍購護台大遊行，那一次不是獨盟站在攻堅的前衛性角色所促成的呢？ 至於正在「分享中華民國」的少數盟員 （或前盟員），或許他（她）們誤信了加入難得出現的「本土」政權來共同努力是一條有效的建國道路，他（她)的做法應只是像本人寫的文章一樣，只是表現其個人的見解及判斷而已，未必代表獨盟己拉下運動的帷幕。不久以前，當獨盟主席發現走此路是誤判時，他也堅持的辭退了。 獨盟遷台後的能見度無法提高的原因是很複雜的。個人認為最大的原因是獨盟及其多數的盟員，其個性、其人生觀、其價值觀以及其相對的處世能力並不符合多數的台灣人及台灣社會，有人甚至稱獨盟成員是台灣人當中「瀕臨絕滅的品種」(endangered species)，由這種人群所組成的政治組織，在白色恐怖年代奮力推動「倒蔣建台」的革命運動或有可能，但當蔣家外來政權有形的迫害消失後，要與其他新興的台灣人政治團体競爭、搶奪政治權利時其能力就相形見絀了。試舉一例來說明，本來十分專業十分認真的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獨盟成員的黃爾璇教授，雖然很稱職的、很盡責的擔任完一屆，下一屆就被善於權謀操作的邱永仁取代掉了，近日報載邱立委經營的醫院有騙取建保費之嫌，鬧得沸沸揚揚。台灣執政的民進黨如此，海外不也差不多？試看當今海外與台灣「本土政權」關係密切的單位，全球民主聯盟也好，各地商會也好，僑務委員會也好，當今在這些海外團体中活躍的人士有多少是過去白色恐怖年代的拼命者？ 要一條廋弱的老牛拖重車，只是嚴峻的鞭策恐怕是不夠的。本文只在表達個人感想，並無意辯駁謝里法兄的論述。

陳玉峰 台灣生態學會常務理事、靜宜大學生態學系教授 今年大部分時間投入南橫山林的調查與撰寫，上星期我在山上領悟了一些台灣山林的，新的奧秘，內心欣喜而安詳，卻也在同時，想到了我們共同的母親—台灣，想到了讓人講不出話的現今時局與社會，我輾轉難眠而捫心自問，究竟我在現今台灣該做些什麼，必須承擔何等責任？因此，我趁星期二上台灣心聲節目之際，向笨湖仙提出要求，給我十五分鐘，我要向民進黨政府提出建言，因為這些話不能等到2008年，到2008年只變成打落水狗，很不厚道。 身為台灣人，我要向「本土政權」提醒與要求： 第一，四百年台灣人開拓史從未當家作主，欠缺自主主體文化，罕見自然自在的本土尊嚴人物或風格，更加悲哀的，外來威權的影響之下，長期養成台灣人只重眼前近利的淺腹、輕浮，也形成現今台灣文化的國病，我們要求政府提出文化價值改造的國策；我們更要要求21世紀教育本質的總反省與大改造。 第二，台灣歷經五大政權主宰，卻從未揭櫫以台灣為國土的終極目標的立國全盤大計，我們要求政府提出以台灣為國土、全球為背景的永世宗旨與理想，並具體提出於憲政改革。 第三，60年來政府將資源挹注國營事業及特權財團，迫使中、小企業發展打帶跑、欠缺研發根基的泡沫經濟，十餘年來雖然逐漸轉型，卻在西進及外移的淘空困境之下，導致台灣經濟體質更加虛弱，我們要求政府提出21世紀本土自主經濟總理想與具體的政策，不要再提空洞口號的「拚經濟」。 第四，所有經建發展與改革，必須回歸台灣國土的現實與事實。台灣國土經過60年錯誤的、抄短線的、沒有明天的、耗竭的、污染的開發，1989年以降，大地反撲、土石橫流、澇旱並生、生物疫變而捉襟見肘的災難風起雲湧，我們要求政府真正檢討土地利用的歷史結構大病，釜底抽薪地提出國土永世計畫，「寧可失掉政權，不能不照顧家園」，台灣的環境危機，「明天過後」已在眼前。 第五，我們嚴正向民進黨政權呼籲立即進行政治大改革，請阿扁總統與謝院長等領導團隊，放下「為選舉而政治、為政治而選舉」的海盜思想、價值觀與邏輯，改以治國理想、遠見為優先。阿扁總統絕對是一個有魄力、有智慧的領導者，請以最後機會，讓人民可以相信政府，請阿扁政府放棄用人唯私、期約賄選、過度妥協、偏狹意識的用人方式，請重用現今官僚系統真正有智慧、有愛心、有能力、有遠見、宏觀的公務人員，並向國際、民間尋覓人才進行改革。現今台灣政局最需要的，就是最簡單的「商鞅變法」第一步，同時，我們要求真正的民主與法治，而拒絕亡國前的假自由、真亂象；我們更相信，社會公義的提昇，必須從政治改革起步。 第六，我們要求政府提出21世紀國家科學總政策，台灣需要科學革命，深沉檢討科學哲學、科學史、科學教育等等根源面向的內容，扭轉近年來注重表面、學閥分贓的，一大堆教育部、國科會的搶錢計畫，導向長遠的國家科學及科技的大改革。 其他諸多第二層級的議題無法在此敘述，而總體來說，我們要求本土政權提出我們期待60年的台灣真正的希望，讓人民體驗、感受到終極的歸依，以及回歸設立國家的本質與意義，而非現今政黨營私、內鬥內耗的悲劇。 陳水扁先生、謝長廷先生是台灣之子，是所有台灣人的朋友，我們不能批評；陳水扁總統、謝長廷院長是公器，其所執行的公共政策，天下人皆該提出批判與鞭策；但願陳總統、謝院長等，可以重用好人才，用來彌補陳水扁先生、謝長廷先生等的性格、能力或種種面向上的小缺失。 任何人隨著年歲增長都可以察覺社會的變遷，用心且有能力找出結構性或關鍵的變遷脈絡，或暸解變遷主軸的人叫做具有觀察力；可洞燭、暸解變遷的因果關係者謂之有智慧；有大智慧又有大慈悲心，又心存台灣主體，且選擇己身最恰當的若干工作、志業，無私地獻身者叫做知識分子。期待台灣濟濟知識分子挺身而出，善盡台灣人的一份責任。 *本文原載台灣生態電子報第84期，http://www.pu.edu.tw/~ecology/taiwan/e-paper/ep-84.htm

浩生 洛磯山莊集會有感 登峰洛磯九千尺 獨運群英慶五十 華鬢健步志如昔 痛陳時政非我期 獨盟美國本部老壯青七十餘名同登海拔九千餘英呎的丹佛洛磯山莊慶祝獨運五十週年共宿三日。悼念多人作古，喜見當年老兵烒明、主義、宗昌、秋雄、陳都、義昌、明基、富文、良信、垂憲、友禮諸兄一群好夫妻喜相逢，健談風生明志如昔，只惜燦鍙兄被禁出國。此會男少女多，丁蘭、明霞、郁彬、惠音諸姊單身赴會，大前輩楊東傑醫師三代同堂。總部主席昭堂兄主講獨運近況，近年美國本部許世模，郭重國，現任主席楊英育諸兄，以及新一代中委滿懷青志開創新局，台灣公論報有幸持續滿二十五年，學生社代有新人猶為可喜。全程由施忠男中委精心安排一併致謝。深感留美台人只求奉獻堅持理想的精神最可貴，堪稱可愛的台灣人。會中重申台灣時政尚非獨盟人理想中獨立民主台灣，期以共勉。 浩生 識 二○○五年七月

李敏勇 詩人 首先引述一位日本詩人谷川俊太郎（1931-）在舊蘇聯解體前，旅行莫斯科而寫的一首詩〈胡蘿蔔的光榮〉，其中關於政治與文化相關的兩行詩句： 「列寧的夢消失了 而普希金的秋天仍然留下來」 早在一九九一年，我就引述這兩行詩句，寫了〈詩的光榮〉這首詩發表。詩中說，「詩畢竟是╱更永恆的存在╱比起革命╱不╱是比起權力╱是比起政治」。二十世紀初，最扣人心弦的共產革命，在不到一百年間，開創者崩壞解體，跟隨者的骨牌傾倒，剩下以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維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在浪漫旋律裡苦撐的古巴。具有公平、正義、福祉的共同體夢想，何以至此？是政治，是權力的形式和儀式取代了意義的形式和儀式所致，是文化被破壞所致。 舊蘇聯解體，東歐共產體制傾倒之際，一部希臘導演安哲普羅斯的電影《攸里西斯生命之旅》：橫越東南歐的多瑙河，一艘平底貨輪載著巨大的白色列寧頭像，行經各個南斯拉夫解體的前共黨國家，象徵著一種權力的結束。列寧的文化性被政治完全取代，並且在政治實踐上被結束。 「列寧的夢消失了」意味的是列寧的政治理想，許諾給包括無產階級在內人民的公平、正義、福祉，不見了，「而普希金的秋天仍然留下來」則說這位俄羅斯詩人的詩，以及他詩中美麗的俄羅斯秋天風景仍然存在。就在列寧的頭像被傾倒的二十世紀末，俄羅斯為普希金的兩百週年冥誕在一九九九年以整個年度的紀念活動顯耀。 　 記得，那一年在德東旅行，就在歌德的家鄉威瑪，因曾訪問威瑪而在那兒豎立的普希金塑像，顯耀著文化的光輝，而東德的共產體制也不在了，列寧在那兒當然也沒有身影。 　 而台灣呢？二十世紀末的共產體制解體和民主化浪潮，勉強相提的也許是總統人民直選。李登輝以國民黨台灣化，嘗試為中華民國從殖民體制轉型作出努力。但事實是，殖民體制的幽靈比想像中頑強多了。二十世紀來這一波的某種程度世界性民主化浪潮，並沒有真正連動到台灣。就如同二戰後世界性的被殖民國家獨立浪潮沒有連動到台灣，台灣這個在特殊歷史構造裡，在被殖民症候中，一直未能連動到世界性浪潮，而成為特殊的不正常國家。 　 二○○○年的政黨輪替，二○○四年已經再次取代國民黨而進入第二個總統任期。阿扁總統和民進黨政府仍然沒有得到泛國民黨的真正承認，權力的紊亂被民主的假借交纏著，糾葛在治理的權力和民選議會競鬥中。「政治家精神」被政客們消磨殆盡，顯示著一種讓人民厭煩，不信的惡質。有夢的列寧，夢都消失了，台灣的政治人物還有夢嗎？還有動人的夢嗎？ 看看台灣多少街頭還矗立著蔣銅像！看看台灣還有多少學校，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校園裡還矗立著蔣銅像！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的人們，應該要想到政黨輪替，但殖民體制的陰霾並沒有改變。我們的國度，不像那些共產體制崩壞解體國家，我們不只文化沒有改變，連政治的改變也只是表面形式，因為台灣這個國家的靈魂—在還沒有正常化的形式後面的靈魂，並沒有改變。 台灣的政治變革缺少「列寧的夢消失了╱而普希金的秋天仍然留下來」這種體認。政黨輪替後，儘管台灣主體性，文化國家的口號相當響亮，但這都只是阿扁總統和民進黨片面的宣示，並非台灣人民集體國民意志和感情的顯現。響亮的口號，碰上「拚經濟」這種物質發展主義的無限擴張，缺少真正的吸引力與推動力，裝飾性大於實質。何況，文化、教育的詮釋權，在體制內、外，都不見得新政府比舊黨國更強、更有力。 　 一個國家的改變，不能僅僅由於統治權力的改變，而必須是文化意義的改變。民主化和獨立國家，並不僅僅是統治權力的轉換，而是相關政治的文化意義認知的實踐。台灣還被綁架在殖民體制的意理，在蔣銅像象徵的符咒裡。 「這鬼影子 　 已佔據路口數十年 　 混淆著視野 　 干擾著景象」 —李敏勇〈銅像問題〉 一九八九年發表的這首詩，問題仍未過去。儘管已經歷李登輝前總統十二年任期，阿扁總統兩任進入第六年，統治權力的台灣化，不等於文化的台灣化。被扭曲、破壞的主體仍未重建，遑論文化的生活性和相應全球化的國際視野。在民主和進步中，我們的國家依然被黨國幽靈盤據著，而且這樣的幽靈意識仍然是國民黨領導人選舉中標示的綱領。 台灣何時能出現在電影或類似的藝術形式裡，平底拖船載著傾倒的蔣銅像航行，象徵政治文化意義的改變呢？如果有一天，盤據島嶼路口、學校校園、官署門廳的蔣銅像被理所當然地清除，政治變革才有根本性的變革，新的政治文化才算有了奠基的條件，政黨輪替的充分意義才算形成，所有真正認同台灣的政黨才能追尋建構台灣民主化，獨立國家之路。「政治家精神」才有可能彰顯。 台灣政黨輪替以後的權力紊亂現象，不能單以國會未過半的朝小野大視之；也不完全是治理的權力弱於制衡的權力，而是一種文化問題，缺少政治變革背後的意義肌理，亟待盼望有一個正常國家的人民正視。

吳珮瑛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教授 為了該如何對待中學生三千髮絲的問題，近來讓學生、教師、學校、教育部與家長吵得沸沸揚揚，煩惱得不知如何是好。 身為正規體制中最末一端的教育從業人員，該如何管理學生的頭髮，向來就不是我們的課業。但由這些爭辯當中，卻讓我嗅出我在大家所認定的龍頭明星大學裡，所看到的學生，對於自我管理所產生的問題之可能原因。 日前強力要求學校不要過度干涉學生髮式的教育部，搬出的理由是，解除髮禁是維持學生的基本人權，使用一個沈重到令人無以負荷的理由，對於向來威權性格濃厚的教育從業人員是聽不下去的，教師與學校對教育部的反抗，不正好對應著學生抗衡老師與學校對於頭髮的干預。 兩相對照，就可以看出，不論是學生、老師或是學校都極厭煩被約制管理，但會造成今天的局面，絕對是起因於對彼此的不信任。教育部不信任老師與學校可以做到他所要的「理想境界」，而老師與學校也不信任學生可以達到他所要的「標準」。因此，對於教育部採取以處罰、簽約定等方式來管理學校，學校的反應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論學校採用任何對策來應付教育部，這些也都是聰明的學生會用來對付學校與老師的良策。 我們的學生就在這種週而復始的貓捉老鼠、瞞上欺下、對付師長、應付家長的循環中，一個年級度過一個年級，一個學校換過一個學校。而後在各方的壓力下，使盡全力來到人人稱羨的明星大學，讓原來的高中可以在校門口貼上大大的紅色恭賀單後，老師、學校與家長就有如溺水中被急救上岸的人，深呼一口氣後就雙手一攤、責任已了，認為我們的孩子就此可以自由、自然的展翅高飛，對於現在許多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而言更是如此。 有多少家長會關心自己的孩子在大學的學習狀況？插不上手是認為大學的課程太高深，所以無法一如過去可以幫孩子複習課業，或者認為孩子反正進了明星大學，出來之後就是明星學生？即使不是明星學生，也是有「流派」的大學生。 當社會時常批評現今的大學生程度日益低落之時，到底是什麼程度的低落讓社會詬病，讓大學老師及出校門後的老闆搖頭不已、嘮叨不休？數學、英文程度太差？或是任何專業課程的表現每況日下？或許有人會認為我們「身在福中不知福」，因為我們不可能有機會看到學生將三分之一加二分之一寫成五分之二，是沒有，但即便有，這些都不是我擔心的，我擔心的是學生的學習態度與做事方法。 就我站在明星大學這一個定點上觀察十多年的經驗，我確實看到學生在這些面向上往下傾斜的改變。身為這一群人的老師也很想得知，送到我們手中已是十八歲的年輕人，是如何被教育成長的。為何這一群從小讓家長與老師投入最多心力、財力與物力的孩子，在這些面向上會有這樣的現象，站在投資的角度，這儼然就是虧本的生意，而站在教育的角度，一定是在教育、養成的環節中出了問題。 學生越來越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你如果忘了喊口令，他就原地立正不知如何往目標邁進，當你告訴他可以往前走時，他會告訴你：老師我不會做沒有做過的事，告訴他工作的截止期限，他不會往回推算安排各種工作所需要的時間配置，請他竭盡所能發揮想像時，他基本上是懶得去想，就算有想，他也會告訴你，這是課本沒有學過的，所以我不會。下午的課，他午覺睡過頭，然後告訴你，。為手機的鬧鐘聲太小聲，所以不知已上課，與你約上午十點討論事情，快十一點時才有氣無力的走進你的辦公室，以一個近似剛剛才匯款給詐騙集團的懊惱表情告訴你，是被他的鬧鐘騙了。 學生的這些表現所反應的是，從小在一個唸書行程與範圍被安排絲毫不差之框架中成長的孩子，已經失去各方面的自我管理能力。但這又與這一群學生，對很多事其實是似懂非懂卻又顯得很有自主性的特質完全不一致。我們可否合力使孩子在這連續的教育過程中，讓他們的自主性發揮在對自我的管理上！ 中學時期的孩子是最叛逆的一群，孩子心理上的掙脫，所要爭取想必只是一個自主性，因此，當我們告訴他畸形怪狀的頭髮會使唸書分心時，但只要他抬頭一望博學的老師、或者唸明星大學的哥哥姊姊們的丹頂鶴髮，飄逸的長鬚時，他們會認為你是在唬三歲小孩。教他們做好各種的管理，就由管理頭髮的小事開始。期待在被大人尊重下的孩子們，會是一群有自主性，又懂得自我管理各種大小事的新世代。

林又新 中油公司顧問 林又新 我於幾年前回台在「中國」石油公司服務。由於我長期在國外持續參與台灣之民主化及獨立正名運動，碰到昔日志同道合的友人時，他們在閒聊沒多久後，總會問一句：「中油公司什麼時候會正名？」，令我不得不就一些相關實際困難作一番解說。 在台灣之正名運動，於去年之立委選舉期間，得到阿扁總統及政府相關部門不少正面的回應，確實令人寄以厚望。但是由於選舉結果不盡人意，選前之熱情似乎已成有待追憶。不過，「正名」一事又豈僅是炒作選舉的議題？ 我在四月下旬時，代表中油公司以所屬海外石油及投資公司(Overseas Petroleum & Investment Co. 簡稱OPIC)總經理名義前往非洲之奈及利亞拜訪以尋求商機。經由我國駐當地代表處安排，與奈國總統之石油能源顧問及相關政府官員會談。由於奈國總統正好於前一日才訪問中國歸來，出席之一些官員以為中油(CPC)是來自彼中國之石油公司，害我不得不費時將中油名稱之來龍去脈解釋一番，表示此中油乃是CPC of Taiwan，自己難免覺得有點像李登輝前總統當年強調「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無奈。 奈國總統之石油能源顧問在會談中表示，奈國今年之油氣礦區招標，曾於幾個月前在新加坡和美國德州休士頓舉辦說明會，台灣身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而中油既是台灣之國營石油公司，他非常歡迎也期待中油參與投標；但是據他所知，中油似乎並沒有出席任何一場的說明會。我聽他此言，話中似乎帶有些許怪罪意味，知道這又是誤會一場。我只好再度向他解釋，中油在國外之投資，尤其在探勘方面，幾乎均是以前述之海外石油及投資公司(OPIC)及其子公司之名稱行之。奈國在美國休士頓所舉辦之說明會，即由OPIC在休士頓之子公司(Opicoil Houston Inc.簡稱OHI)當地人員就近參加。這場會面，光是為了澄清這些名稱就令我費盡唇舌，真有「名不正即言不順」，事倍功半之感慨。 當年，中油在國外之業務以OPIC掛名，也許有其歷史背景及實務考量；但是中油是我國目前經貿外交之重要一環，如今應有重新檢討修正之必要。譬如在中南美洲的厄瓜多爾，中油(OPIC)有兩個生產中之石油礦區，至今投資逾美金六億，但是厄國政府有一陣子並不知道這是來自台灣的公司。三年多前，當我奉派前往厄國重新設置中油駐外代表處時，即採用以PetroTaiwan之名在當地登記，以彰顯台灣在厄國之投資。 中油公司目前面臨之重大事項不少，包括民營化之推動、雲林石化園區之籌組規劃、煉油結構之改變、京都協議後CO2排放之減量等等。正名之事固然重要，但仍有緩急輕重，並非一蹴可幾，亦難脫政治考量。我在去年擔任中油董事期間已曾建議經營團隊評估正名之可行性，惟真正決策仍有賴執政當局評估外在因素，期以在「減少反彈，降低成本」的原則下達成。譬如：暫時保留目前簡稱「中油」及「CPC」的兩個商標，以漸進方式先將「中國石油」之名稱汰用；而「中油」及「CPC」亦可代表「中央石油」及「Central Petroleum Co.」，這是個相當自然的組合，甚至在未來民營化後，也多少意味中油公司與中央政府的歷史關連。 如果中油之正名在國內確是一時難以達成共識，那麼至少先將中油的海外公司OPIC「易名」為TPIC或PetroTaiwan，以便能名正言順地推展經貿外交，也才不會為善不為人知，白做功德一場。

邱垂亮 前總統府國策顧問 32屆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年會，8月12日在澳洲布里斯本召開，8月14日閉幕。三天的大會隆重、順利、有內容、有光彩、有歡樂地召開，讓我們雖仍感覺生為台灣人的悲情，但也深感作為台灣人的尊嚴、驕傲和快樂。出席年會、來至世界各地的400多位台灣同鄉異口同聲，都認為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世台會年會。 年會召開前風風雨雨，錢也不多，人也不夠，很多人不看好，甚至看壞。澳洲台僑生態又怪異，並不適合開世台會的會議，很多同鄉避之唯恐不及，要他們共襄盛舉，很難。同鄉會承辦這次大會，獨木撐大廈，重擔子壓扁人。在同鄉會前兩任和現任會長領導下，理事們團結一致，都拼命做事，充滿台灣心、台灣情，還有一股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使命感，非把大會開成、開好不可。這批理事和志工們不僅日夜工作，還像與會同鄉一樣繳付同樣的註冊費參加年會，一點特殊待遇都沒有。 會議的重頭戲有兩個。一個是開幕典禮，四百多位同鄉與貴賓集聚一堂，向澳洲人民與政府嗆聲，讓他們注意到我們的存在、不平、鬱卒。澳洲人民要聽到我們的聲音，也許有困難。不過，專業與技術教育部長Gary Hardgrave（代表澳洲總理）、衛生部長Stephen Robertson（代表昆州州長）、布里斯本市長Campbell Newman、聯邦國會議員Craig Emerson （代表澳洲工黨），在典禮上致了詞，他們都肯定台灣民主化的成功、人的自由與人權的重要性，並認為澳洲應該對台灣有較公平、合理的待遇。另外國會議員、州議員、布城市議員多人，出了席。他們都清楚聽到了同鄉對澳洲向中國傾斜的不滿和抗議。ABC 電台也訪問了大會召集人，報導了世台會年會的中心議題。 另一重頭戲是陳水扁總統經過視訊會議向大會演講。這個演講不僅費錢還科技難掌握，會出狀況，怕人破壞，大家提心吊膽，一直到視訊會議順利完成，台北總統府打電話來說阿扁總統很滿意，才鬆了一口氣。總統半個小時的演說，重覆他最近提出的台灣民主發展歷史觀、「中華民國四段論」、「中華民國是台灣」、「一個原則、三個堅持、五個反對」等論述。他樂觀地認為，「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回想世台會成立32年以來的歷史，其中的艱難和挑戰就好像一棧又一棧的高山，只要我們始終堅持站在歷史最正確的一邊，不管在發展的過程中有多少不同的聲音，台灣人民希望能夠當家做主的願望，就好像順流而下的小隻船，任何東西都無法度來阻擋，一定能夠順利來實現咱守護台灣的心願與理想」。有人對阿扁的說詞並不滿意（沒有像「一邊一國」的重話）；但大家對他憂國憂民、身負沈重歷史責任、為2300萬台灣人民的生死存亡、自由民主著想的苦心、憂心、用心，深深感動。 其他，台灣的張清溪教授、黃天麟國策顧問和羅志明立委、日本的林建良（李登輝之友會顧問）和黃文雄教授（大作家）、德國的盧榮杰博士和我作了專題演講，都內容豐富、深入淺出、非常精彩、動人。大會晚會「台灣之夜」的演出，除了昆斯蘭青年管弦樂團外，大都是就地取材，本地的業餘藝人，歌唱得好，舞跳得美。幾曲台灣歌曲（黃昏的故鄉、四季紅、咱們的母親叫台灣、天頂的星、思慕的人），唱得淒美動人，同鄉聽得淚留滿臉。同鄉會理事自編自導自演的短劇，更是令人噴飯，也令人省思。值得一提的是，「台灣之夜」是由昆斯蘭大學台灣學生會負責演出的。 魏老闆為5、6百人煮的台灣小吃、午餐便當，讓同鄉們吃得津津有味、讚不絕口。陳文璋負責的接待工作，非常辛苦困難，但他和他的團隊把煩亂的接機、送機工作做得有條有理。負責資訊、視訊、攝影工作的葉鎮洲和黃連星，日夜忙碌，提心吊膽，苦死了。當然最辛苦的總務組、秘書組工作，在沈香錦、柯文耀領導下，人少事多、事雜，但柯文耀的「So far so good！」一直沒停口，一直沒有破功，真不容易。同鄉會兩位前會長陳文龍和楊進吉，都身負重任，無怨無悔，默默苦幹，日夜打拼。 幾位榮譽顧問、陳博文、盧永吉等出錢也出力。更有同鄉出錢但不出名。如果沒有一位大老闆的出大錢，這個會會開得更辛苦。總之，這個海外台灣人最重要的集會，備受各界注視，先天條件不足，後天也有太多失調的地方，辦起來實在千辛萬苦，讓我們苦不堪言；但台灣人的牛勁，就是不信邪，不甘願，台灣悲情何其多？我們為什麼要默默忍受？這口「台灣受盡欺負」、「世界孤兒」的烏氣實在嚥不下去。再苦再難，我們就是要把世台會的布里斯本年會辦成、辦好。天佑台灣！我們辦到了。辦得漂亮、好看。真的，令人感覺作台灣人，這樣死也才會瞑目。

—-為紀念日本東京拓殖大學創辦百週年發行的「台灣論」第五卷序文 周烒明 日文原著 張坤文中文翻譯 很慶幸，為紀念拓殖大學創立一百週年而編輯的論集新近完成。此論集稱呼《台灣論》，共分五卷，收合約2000頁的文件，綜合當時全日本國內關心台灣的先知先覺，所發表事關台灣的論說、調查報告、統計資料及隨筆等等。這包括從日本領治台灣初期在日本所發行之《台灣協會會報》月刊（從第一期1898年到第100期1907年）。這歷史性的記錄和拓殖大學創立的對照，提供了趣味盎然的寶貴資料。然而此論集以日本文記載，很可惜，與日本文漸行漸遠的台灣年輕世代無法直接閱讀，因此本人真希望選出多篇文章翻譯為大家熟悉的語文和有志人士研習。本論集對於有興趣關心台灣成長過程的日本青年，也是極為重要的資料。本論集克服重重困難才完成。其立論公平，觀察正確，記述不滲偏見，是一項重大貢獻。對於用盡心力達成其「小小願望」的拓殖大學編輯室，池田憲彥、黃文雄和江旭本等諸先生，本人在此最後一卷的首頁表達最高的敬意和衷心祝賀。 拓殖大學是日本當局為栽培其在歷史上第一次獲得的殖民地的人才而建立。其建校精神，和有志「手造台灣國」的台灣青年該持有的建國精神，有一脈相通的共同點。這是本論集給本人的啟示。它包羅有關台灣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題目。是由當時日本關心人士在思索哲學、策略理想、分析統計等隱藏多時的情報寶庫。 現今台灣文化的形成是以日本領台初期即執行的基本殖民政策和地域拓殖政策為基礎，再經國民黨外來政權的表面粉飾，逐漸醞釀而成。這種的台灣文化就是確立認同台灣做條件的「造國」基盤。前台灣總統李登輝博士在第二卷序文指出：特別在國家認同的形成中，台灣人民被迫付出慘重龐大的代價，成千上萬的平民被外來政權屠殺。台灣住民經由日本統治帶來近代化得到很大福利，同時，現代教育也提昇台灣人法治和道德觀念。在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社會，被養成的「善良老實的素質」為台灣人種下了禍根。遭受到二二八事件殘酷屠殺的洗禮，濫用黑名單的恐嚇，白色恐佈的迫害，和世界上史無前例連續三十八年最長久軍事戒嚴令的屈辱。 李登輝前總統所說的「台灣人認同的確立」即是「台灣獨立」，也是黃昭堂博士（寫第三卷序文）、羅福全博士（寫第四卷序文）、陳唐山博士（寫第五卷序文）和本人（也寫第五卷序文）等四人長年奮鬥的共同目標。我們四人在過去四十年來做為同志相勉，在海外共同參加「建立認同台灣運動」，也都早被國民黨政權列入黑名單，四人同被烙印為「不受歡迎人士」。凡四十年被禁止入境台灣。公元2000年，破天荒地台灣政局劇變，在國民黨全面崩潰聲中，民主進步黨的陳水扁先生當選為台灣總統。雖然政權轉換成功，但國民黨五十年來大中國教育的遺毒甚深，「台灣認同的建立」還是路程遙遠，尚須一段時間，繼續努力。共同奮鬥的四人中，黃昭堂博士曾任新政府的國策顧問，羅福全博士是名符其實的駐日大使。只因中國單方面的蠻橫反對，被迫用怪形怪名，牛頭不對馬嘴的「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赴日就任。陳唐山博士榮任外交部長。四人當中最年長的本人卻在奧勒岡州的小村荘退隱。 本論集的題名和著名的小林善紀Kobayashi Yoshinori的漫畫本《台灣論》同名，發表的時間也很巧合，這使我有點不安。漫畫《台灣論》在2000年11月，而拓殖大學百週年紀念出版的單行本〈後蕂新平―― 一位有骨氣的國際觀人物〉是在2001年4月先後出版。雖然猜想可能是編輯室有意的安排，經事實查明是書不同，書名相同是偶然。野村政明（Nomura）先生在第一卷第十四頁寫一篇題名為〈台灣論〉論說，內以十二篇論述，按重要性依序列立台灣施政直接面對的要務，這是一篇傑出的論文。其所列第一條項目為〈土匪的鎮滅〉，採用該節文章的題名做為本系列〈台灣論〉的主題名是非常適合的。小林先生所畫的漫畫書，因很逼真地將台灣的「不能見人的顧忌」辛辣地暴露於世，而被統派指名批判，大罵攻擊為「干涉內政」。小林先生因此一度成為所謂「不受歡迎人士」，覺得很可憐，他也被加入「黑名單」，遭受「禁止入境」的冷遇，成為我們「後起之秀」 。 本人長久生活在美國被認為「日本通」，是因為本人在東京出生，在日本渡過少年期和青年初期，奮鬥求生當過十七年的日本人。私下本人對此封號覺得不敢當。二次大戰結束後一年，第一次定居台灣，當做「中華民國人」，在台灣居住了十三年。以後的經歷是畢業於台灣大學醫學院，到美國的威斯康辛大學（Wisconsin U. Madison, USA）接受研究院教育和醫科訓練。學業完成後不久即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護照延期被拒絕。為求生存，將美國定為歸身之地，申請歸化。四十年來成為美國公民，立身杏林栽培桃李。這段期間不但「本身認同的確立」是心上一大要事，雪上加霜地本人經歷過美國移民局連續數次「強制離境」的通知，心神徘徊在台灣、日本、中華民國和美國之間，而變成國籍觀念漸為稀薄、奇妙的「國際人」。前述李登輝先生等四人對日本情事可說比一般人更來得瞭解，應有充份資格以客觀公平的立場來評價日本的歷史。自問本人是一普通醫生，也是門外漢，是否有資格班門弄斧呢？更何況本人尚不知拓殖大學是什麼，只好自告奮勇去探究該校是何物？ 1905年朴資摩斯條約（Portsmouth Treaty）結束日俄戰爭，從此日本勢力擴大及滿州（清朝發祥地）和朝鮮（今南北韓），為因應新局勢，台灣協會（NGO）所創立的「台灣協會學校」，在創校七年後（1907年）改稱為東洋協會及東洋協會學校，以備滿州和朝鮮等地的協會加入。事後本人發現對從「台灣」改為「東洋」而心懷抵抗感的不單是我一人而大感震驚。後藤新平在同一年舉辦的東洋協會大會上定論「東洋」兩字比「殖民」合適。聲稱東洋兩字意指台灣、滿州、朝鮮以外的地域。 後來東洋協會學校申請修改校名，經東京府知事（市長）及文部大臣（教育部長）的許可後，在1915年9月由當時的台灣總督安東真美男爵認可批下的申請文件確實記載「東洋協會附屬私立東洋協會植民專門學校」為正式校名。此「植」非彼「殖」，乃因後藤新平主張日本佔領台灣後的政策應該是「植民」培養而教育，不應該是「殖民」由強勢侵略弱勢而同化。該校在三年後的1918年雖然改名為拓殖大學，但實際上被承認為正規大學則在1922年。欲知拓殖大學百年來成長和變遷的歷史性基本概要，請參閱《後蕂新平―― 一位有骨氣的國際觀人物》一書內，由拓殖大學第十六任校長小田村四郎先生所寫精實的序文〈第二章：植民論〉。 回想住在東京，小時候看到頭戴角帽，身穿束領制服的大學生，內心湧起「有朝一日當如是也」的羨摹。東京各大學的校帽各有特色，互相標異，如早稻田的角帽，慶應的圓帽，東大、拓大的角帽等。其中比較活潑將帽子獨創式地變造換形，如在帽頂開孔塗黑色鞋油，戴上尖上加尖的改造角帽，留長長鬍鬚，穿男式長裙，腳登日本木屐踏地刮發聲，闊步遊街的大多數是拓大的學生。不知為何在少年的眼中，這些大學生裝扮和行為被看成是在尊重日本的傳統，祟尚武士道，並以日本精神為榮耀。對此現象，台灣協會學校（即拓殖大學的前身）第一代幹事河合弘民先生在第一卷卷尾提出戒言說：台灣協會的使命不是在養育一群「破帽弊褲，態度高傲」的學生。由此依推，這樣的服裝在當時的協會學生應是大為流行，但是拓大的學生為何會有這種行徑，極可能是受到當時新渡戶稻造（Nitobe）所發行《武士道》英文刊物的啟示影嚮。認為這是拓大畢業生當以國際觀人士活躍於社會時，所持的「武士道精神」之表現。拓大的校歌雄壯地唱詠其主題：「使命崇高遠及海外，服務人類不分膚色，地域不分遠近，我不差別歧視，在我之前人人平等」。 台灣協會學校創立當日，幹事河合弘民先生將建校的目的定為：1）培養有能力在台灣活躍的外交人才，2）植民思想的普及化。河合結論是：建校成功與否關鍵在於創校後幾年以內。很奇妙的是後藤新平當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的任期（1898-1907年）和《台灣協會會報》發刊期重疊，兩者分別在台灣和日本同時為建設台灣而努力。然而這麼重要的歷史事實為何沉埋不見人間長達半世紀以上，因而錯失提昇台日關係的機會，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當本人收到寄來有五卷份量貴重的書本時，依慣例先瀏覽每卷的目錄，當時非常驚訝的是：全部五卷竟然沒有後藤新平或新渡戶稻造的論述。這兩人是本人最為尊敬也是近代罕有的的日本偉人和台灣的大恩人。後來才在第三卷發現收錄後藤新平逐字記錄的演說稿「台灣的實況」，雖然早知道後藤新平為人誠實、剛毅訥言，但做夢也沒想到他的演講能力是如此地差，他的說話順序，前移後跳上下脫節，無頭無尾，過份誇張的表現，充滿不登大堂的笑話，一言以蔽之，這場不精彩的演說將其獨特的、閃耀新鮮的心靈想法、卓越超人的探索構想，再混合他日本東北地方的腔音，將其本人性格和習癖全部展示大眾。即便如此，這還是一項珍貴的歷史資料。 後藤新平在1899年經濟學會發表這篇演說，主要是針對「台灣經濟獨立」這個難題之解決做樂觀的說明。僅從此記載為例就可預測此五卷論集所收錄論說存有的實質和價值。之後，也明瞭為何後藤新平和新渡戶稻造兩位的論說未包括在內的疑雲。很顯然地，後藤新平和新渡戶稻造的論說，早經《台灣協會會報》的有關雜誌選拔，由拓殖大學在2001年4月個別以單行本出版。即《後藤新平—一位有骨氣的國際觀人物》，（其中收有許文龍先生寫的文章〈台灣近代史中的後藤新平〉一文）和《新渡戶稻造—國際開發與國際教育的先驅》。我也曾到Portland的紀伊國屋書店（Kinokuniya）接洽，但該書店不代理大學出版的書本。 若要從《台灣論》中選出本人最有興趣的題材，無論如何就是和醫學有關連的了，如在第一卷內社會篇佔有八十五頁篇幅的台灣衛生醫療問題。後藤新平本人就是醫生，積其當任衛生局長六年的經驗再出任民政局長，其對台灣現代化的發展所做的貢獻，最顯耀的項目不滕枚舉，如公共衛生的制度和台灣醫生的培養。恩師杜聰明博士經常談到山口秀高、高木友枝、堀內次雄等三位日本教授，就是對台灣醫學向上發展有極大貢獻的一批教育家。後藤新平成功的背後，有此等不可忽略的偉大醫生，而協助他發展台灣公共衛生最大貢獻應該算是高木友枝（1858-1943年）。高木曾任第二代台北病院院長及第三任醫科學校校長，他是位富有才華的醫生，在行政管理（防疫課長）、企業界（台灣電力會社董事長）和學術界（教師及醫科學校校長）均有卓越的成就，而被奉稱為「台灣衛生醫學之父」。另一位被敬稱為「台灣醫學之父」是堀內次雄醫生，堀內將全部心血灌入台灣的醫學教育長達四十年，其中擔任醫科學校校長二十二年，是被學子們敬慕如慈父的一位人格高尚的學者。後藤新平是個天才的上司，他的妙術是慧眼識英雄，發掘這三位傑出醫生加以重用，再加雕琢栽培。更邀請農化專家新渡戶稻造來台灣，他在兩年以內將台灣糖業提高到世界級水準，砂糖產量增加三倍，促成「台灣經濟獨立」在1904年實現，比預期的提早五年。 《台灣論》全部五卷內收錄的論文，只有極少數關連到衛生醫學。所觸及的僅有在第一卷社會篇（第一二七至二一一頁，計八十五頁）。由三位醫生提供的台灣傳染病學的論文。其中一位就是高木友枝。本人收藏的書籍就有高木友枝所寫的小冊子，名為《Formosa島的公共衛生》（Die Hygienischen Verhaltnisse der insel Formosa）。這本小冊子是以德文書寫台灣公共衛生的論文，1911年德國Dresden市出版。全書大約有兩百三十頁，插入八十四張當時的台灣風景照片、多幅地圖和多數的統計圖表，是一本很優秀的博士論文。為此論文，高木暫停其在台北的醫學院院長職務，遠赴德國留學三年。其間和德國婦女結婚。回國後復職，依序提出論文，獲取醫學博士學位。從此仕途平順如青雲，歷醫科學校校長十二年。 題名為〈台灣衛生談〉的演說稿，即《Formosa島的公共衛生》一書的內容，是高木友枝就任醫科學校校長的1902年所作記錄，演說很簡單明瞭地檢討過去七年日本在台灣拓殖的業績。其施政成果令人驚訝。短短的七年就在台灣建立十所綜合醫院，一所分院，為此配置公醫八十名。另外地方醫生一千八百人和來自日本的開業醫生三十名，設立二十所地方衛生機關。這樣的建設和努力將台灣建成為難以置信的「一片健康的土地」，達到八項最嚴重的傳染病，如斑疹傷寒、赤痢、瘧疾和猩紅熱四項病例減少到比日本更少，而白喉一項在台灣絕跡，肺結核和麻瘋兩項也比日本本土為少，僅存鼠疫一項比日本本土為多。台灣的鼠疫在1896年以來大肆橫虐全島，經過二十年的時間在1917年根絕成功。經過多項很有趣的統計學分析來比較東京和台灣的病例，雖然發現台灣在小兒腦膜炎和腳氣病兩項顯然多出日本本土，但總體來說，當時的台灣在公共衛生方面不比日本差，即使和日本本土內公共衛生良好的大城市相比，也毫無遜色。 當時在台灣吸食阿片的佔人口的3.85﹪，而阿片使用量的管制是公共衛生中最為困難的課題。根據後藤新平有名的「生物學原則」所做長期的管制，觀察了吸用人數由1900年的十七萬人到1902年減為十五萬人，過九年1911年為十一萬人。這就是高木友枝在上述以德文之論文內所預測的傾向，逐步減少而達成的成果。在醫學教育方面，高木向後蕂提出留學優待的制度，此建議為「以公費保送由日本來台灣完成規定醫療服務期間的醫生到外國留學兩年」。這制度對當時的年輕醫生具很大的吸引力，使很多優秀的醫生願意來台服務後再到歐美留學。高木本身就是這種途徑留德。他又在辭去校長職位前向後藤新平進言：在總督府內設置中央研究所，其本人也被任命為該所第一任所長，將其外國留學制度更加強化發展。其後此中央研究所變身為屬於台灣大學之熱帶醫學研究所。 不僅台灣受惠於此外國留學制度，其恩惠亦遍及日本本土。因為本制度，許多優秀且有革新思想的日本醫生，留學後可任選返回台灣或日本服務。總之，許多留學醫生回國後都成為著名的學者或是臨床教授。成為世界級學者就有研究瘧疾的木下嘉七郎，細菌學的堀內次雄及病理方面的今裕教授等。台灣醫學對世界衛生最受矚目的貢獻就是熱帶醫學。這應歸功於中央研究所之設立。該所在1919年改組，將其衛生部附屬於台北帝國大學之熱帶醫學研究所。其新陣營由堂堂傑出，國際出名的學者精英組成。除了長野泰一教授（細菌血清，留法）和曾田長宋教授（厚生學，留美）以外，大部分的教授都是留學德國。由宮原初男放教授（熱帶醫病），下條久馬教授（所長），中島壽教授（細菌血清），岸田秋彥授（細菌血清）等所組成的陣營，就可以知道此研究所能擠身世界級的道理了。 後《台灣論》第一卷社會篇記述的高木友枝的演講一直到上述的台灣醫學史，本人到現在才得以抽絲剝繭地瞭解其中奧妙。高木分析在台灣驚人的公共衛生之成就，並將其成功理由歸述如下：1.排水系統及飲用水設備完善，2.由公共衛生補足法促成之預算增加，3.設置醫學教育機構如醫科學校及醫學講習所，4.上項醫學教育之成功，5.醫生薪水之提高，6.藥品管制的完整，7.行政長官本人是醫生，8.邀請日本內地優秀醫生到台灣服務的制度。高木說得條條有理，本人大加肯定其作為，也感謝這些人對台灣盡力。1899年在台灣開辦的醫科學校，經過三年已擁有130名成績非常好的學生，其膳食、服裝大部份都由官費支出。學校對學生培養不遺餘力，大大寄望其優秀學生，不管到日本任何一地表現都不輸人。 現代日本對台灣的理解比起百年前領台初期不但落差甚大，也可能完全不存在。日本人過份用心於中國的存亡，而完全忽視了昔日用盡熱情經營的殖民島—台灣的興亡。探究拓殖大學的起源，是在一百年前建立，其目的是為開拓台灣。而後藤新平以其獨特的「生物學原則」擔起台灣的統治。此統治方式被稱為“新殖民主義“是和過去以武力或宗教來征服的殖民主義，完全相異的「文化人道主義」。因此百年後，後藤的方式還被台灣人欽慕和懷念。 正當「殺死」（SARS）延襲東南亞和台灣爭取加入WHO時，中國對台灣蠻橫封殺、百般欺凌，令人再度激起無限的憤怒。當年日本留在台灣，世界第一流的熱帶醫學研究所，到現在還是健全存在。屈服於中國非人道而且傲蠻的政治壓力的聯合國會員國（可能包括日本在內），假如能夠察覺到台灣現在在熱帶醫學所擁有的研究成果和經驗，足以對人類有貢獻，依情依理早應該前來懇求台灣早日加入WHO才是。 總之，為了後人再度研究此論集貴重的歷史事實，而從百年來雜亂分散的眾多文獻，加以收集、考証、分類、撰文、編集、解讀，從頭到尾，貫徹綜合工作的這此人士，尤其是池田憲彥和黃文雄教授的勇氣和耐力實在令人感佩。這種努力是為增進台灣和日本互相的認識與信賴，以為和平友好的鄰國必須的付出。對兩國間的外交關係，文化的成長和認同的建立，自不待言有很大的貢獻。很幸運地，此龐大的論集《台灣論》中的一小節，搜摘了有關台灣的醫學，特別是關係到傳染病醫學近代化的歷史和論說。雖是滄海一粟。但此生有緣發現了大量的「情報」，也頗感欣慰。在此謹記讀後的感想做為序文。 拓殖大學創校百週年，該校在公元2004年12月出版“台灣論“一書。該書第五卷序文由周烒明醫師執筆。為這篇序文周醫師用盡心力，蒐集百年來分散的資料，凝積完成此一傑作，本人深受感動。序文中，特別是對李總統及後藤新平（註二）的記述，再次加強本人原有的認識，倍感親切，心弦共鳴。全篇記述令人非常感服。

侯榮邦 今年八月十五日是二次大戰終戰六十週年紀念日。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對聯合國投降文書簽署當天，聯合國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元帥發佈一般命令第一號指定在亞洲的日本軍應投降的對象，依據該命令，中國戰區最高司令官蔣介石接受日本軍的投降，佔領台灣（包括澎湖島）。蔣介石以不具國際法上效力的開羅宣言為依據，片面宣佈台灣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土。從此開啟半世紀有餘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命運。 　台灣史是一部外來政權的統治史，尤其是歷經國民黨外來獨裁政權超過半世紀的殖民統治，刻意剷除台灣人的本土意識，執意灌輸大中華思想，培植大中國意識。無可諱言，半世紀有餘的外來政權愚民政策與單一價值觀之毒化教育下，現今台灣的政治，社會與民心早已受到中國惡質文化嚴重的污染。 　今後重要的課題無疑是從事政治改革、社會改革，教育改革以及李登輝前總統一向提倡的心靈改革。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是長遠而艱鉅的工程，但是，我們必須勇敢去面對，腳踏實地，逐步進行。 　一九九六年，人民直選李登輝為總統，創立名副其實的「主權在民」的民主國家。在李總統領導下，確立台灣主體意識，加強台灣本土化政策。二○○○年的總統大選，由本土民進黨的陳水扁取得政權，完成歷史性的和平政權輪替。二○○四年陳水扁險勝獲得連任，惟在國會朝小野大的政治生態下，遭受強力的抵制與封殺，以致五年多來許\多重要的國防、民生等法案均無法通過，使民進黨政權執政團隊心餘力挫，幾乎沒有顯著的政績與建樹。但是陳總統並不因而退縮與灰心，仍然堅持台灣主體意識與本土化的理念，期待有突破的一天。 　其實台灣的民主政治還在起步的階段，國民的民主素養還不夠，欲具備良好的民主素養沒有捷徑，務須依靠長期不斷的教育與培養始得達成。以筆者的觀感，現今的立法委員之中，其專業與素養可以稱職者不夠三分之一，這說明了「要有好的選民才能選出好的民代」。 　民主為普世價值，台灣的民主政治距離成熟的階段還相當遙遠，有待全體國人共同努力。（作者為現代文化基金會董事）

陳唐山／Ph.D. in Atmospheric Physics from Purdue University (本文英文：Joining the Global Village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刊登於哈佛國際評論) 被譽為「寧靜革命」的民主改革使台灣從威權體制蛻變為尊重人權與法治的民主社會，並被美國自由之家列為全世界89個、亞太17個自由國家之一。 台灣在全球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人口超過140多個聯合國會員國，是全世界第17大經濟體，第15大貿易國，而其資訊工業更是揚名世界，筆記型電腦、主機板及液晶螢幕等產品之產量高居世界第1，在「世界經濟論壇」（WEF）2004年的「成長競爭力」評比中，台灣位居第4名，並且連續3年位居亞洲第1名。 然而，遺憾的是，台灣的政治與經濟成就並未真正反映於國際舞台。台灣不是聯合國體系相關組織的成員，全世界7,20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中，台灣擁有會員身分的只有26個，以觀察員等其他身分參與的也只有17個，這與台灣旺盛的活力實在極不相稱。由於中國的打壓，台灣幾乎被排除在參與國際社會所有政府間國際活動之外，這種「政治隔離」傷害台灣人民的人權、利益與尊嚴，違反國際社會保障民主、自由、人權的主流價值，不是文明社會應該容忍的事。 台灣應有一席之地 經常有人表示，台灣過去參與的國際組織雖然有限，但仍然能創造出政治與經濟的穩定，由此可見，協助台灣參與國際組織並非必要。然而，基於下列理由，本人相信台灣應該在國際組織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 新議題的出現需要台灣在聯合國擁有一席之地。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許\多問題已難由個別國家單獨處理，例如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以及巴西、墨西哥、俄羅斯等國的貨幣危機，幸賴國際貨幣基金（IMF）等國際金融組織（IFIs）的適時介入與協助，才未造成跨國性骨牌效應。然而，由於台灣並非該等國際金融組織的會員，必須獨力面對亞洲金融危機。有鑑於國際資金流通的自由化，國際社會必須慎重考慮台灣參與IMF等國際金融組織的可能性，使國際金融體系更能有效因應潛在的金融危機。 其次，新架構的產生也需要台灣在聯合國扮演一個角色。地球村觀念的興起，使得許\多議題成為國際關切的焦點，國際環保合作就是一個例子。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的「京都議定書」是多邊致力預防全球暖化，追求人類永續發展的重要里程碑。該議定書有關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管制，對台灣的工業發展及對外貿易都有重大影響。由於台灣並非聯合國會員國，未能獲邀參與「京都議定書」的談判或國際規範的制訂，如果國際社會希望台灣為全球努力做出貢獻，則國際社會應讓台灣充分參與解決重要國際議題的新架構。 此外，追求國際參與是台灣民主人權持續發展的必然結果。台灣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民主化之後，台灣人民要求政府積極尋求國際角色的再定位，例如台灣爭取參與聯合國行動，就是在社會各界的支持下，於1991年經立法院通過決議推動。台灣的民主發展符合聯合國的主要理念。2002年7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佈的人類發展報告，特別強調深化民主的重要性。台灣是成功\的新興民主國家，值得更多國際肯定。由於台灣未能在諸如「民主社區」（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CD）及「新興及復原民主國家」等眾多多邊機制中扮演積極角色，使得台灣無法與其他國家分享寶貴經驗，缺乏這種經驗共享也斲傷聯合國推展全球民主的承諾。 更重要的是，賦予台灣在聯合國一席之地，才能維持國際合作的完整性和有效性。例如，要促進國際衛生合作就要將台灣納入世界衛生組織。台灣一年有將近800萬人次出國觀光、外籍人士則有將近300萬人次來台觀光，目前在台外勞也有30幾萬人。此外，2004年使用台北飛航情報區的飛機除我國內航線外，計包括30國約69家國際航空公司的飛機，共達140萬架次。在人口流動如此頻繁的情況下，將台灣排除在WHO之外，將造成國際防疫機制的缺口。去年美國及日本投票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就是從SARS傳染病經驗中深切瞭解到，以台灣人民和各國人民交流密切的程度，將台灣納入國際防疫合作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台灣是國際上少數有意願也有能力提供人道援助的國家之一。台灣曾經對阿富汗及伊拉克提供大量人道援助，去年印度洋發生海嘯災變後，台灣政府提供5,000萬美元賑災，成為全球20大捐助國之一。此外，民間捐款更超過1億美元。然而，台灣卻被排除在捐助國會議、防災會議以及海嘯預警機制建立的討論之外，因而無從做出更多貢獻。這不但是國際社會的一項損失，也是國際人道合作的一個缺憾。 海洋環境的保護以及海洋資源的保育被廣泛視為人類共同關切的議題。各國都體認到，只有經由國際組織推動的國際合作，或者經由區域性、全球性的共同行動制訂相關條約規範各締約方，有關海洋污染防制、海洋資源濫用等問題才能有效獲得解決。公海自由是國際習慣法的一部分，也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主要訴求。原則上在公海航行的船舶，船旗國擁有專屬管轄權。台灣是提供國際航運服務的主要國家，船舶航行世界各大海域；台灣也是世界六大遠洋漁業國之一，國際海事組織（IMO）及國際糧農組織（FAO），特別是後者的漁業委員會，應該率先讓台灣得以與各國並肩而坐，共同針對海洋環境挑戰等議題進行討論。 反恐也是一個可以經由納入台灣而加強的國際合作領域。國際恐怖主義尤其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WMD）帶來的威脅是超越國界的。國家安全無法再以地理作為屏障。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都必須共同合作，以保障及提升全球安全。國際間已經建立諸如「禁止化學武器組織」及「澳大利亞集團」等各種管制戰略性及高科技商品進出口的機制，以減少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危險。確保台灣參與國際安全及反恐合作網，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最後，由於中國對台灣的外交圍堵是造成兩岸漸行漸遠的一個重要因素，台灣參與聯合國正好可以作為兩岸合作的起點。中國不斷增加對台軍事威嚇，造成台海的緊張以及區域的不安。建立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是確保區域和平必要的步驟，但是這個安排不能只侷限在兩岸之間，更應該放在多邊架構下處理。兩岸目前同為APEC及WTO會員，這個事實顯示，兩岸可以共同參與國際合作並做出貢獻。只要國際間多給予台灣鼓勵和協助，而中國又能發揮更多創意、彈性和善意，我們相信，兩岸在APEC、WTO中的合作精神可以應用在其他功\能性國際組織如WHO、國際民航組織（ICAO）及IMF。 聯合國是關鍵所在 台灣有意願也有能力積極參與跨國議題的合作，但卻因為在聯合國沒有適當的代表權，而被排除在WHO、ICAO、世界氣象組織（WMO）、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等國際組織與多邊公約之外。聯合國如果能接納台灣，不但將使台灣有機會參與其相關組織及其他多邊合作，更能夠實踐聯合國憲章揭櫫的會籍普遍化、促進國際合作以及提升人類福祉的理想。 1971年時，聯合國大會通過有關「中國代表權」的第2758號決議，該項決議成為中國幾十年來阻止台灣推動參與聯合國的一項藉口。第2758號決議通過時的背景是當時海峽兩岸都主張中國只有一個，並互爭「中國代表權」。然而，民主化的台灣已經實踐了主權在民的理念並重新自我定位，不再主張中國代表權，而是強調台灣2,300萬人民的代表權。因此，第2758號決議的時空背景已經完全改變，到了必須加以檢討的時候。 台灣參與聯合國將提升區域和平。波士尼亞、索馬利亞、蘇丹等國的內戰，都在聯合國維和行動的介入下得以獲得消弭；東帝汶甚至在聯合國的協助下獲得獨立並走向民主化道路。今天，台海一直被認為是東亞三大衝突點之一，其癥結就在於中國視台海為其內政問題而排除國際介入。 尤有甚者，中國迄今仍未放棄對台動武，更企圖以「反分裂國家法」作為其隨時得以對台動武的所謂法理藉口。聯合國以維護世界和平為宗旨，接納台灣參與，將可提供兩岸建立互信並經由和平對話解決歧見的多邊平台。 地球村的一瞥 今年10月24日聯合國將慶祝成立60週年，最近有關聯合國改革的議題已經受到各方廣泛的討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擴大安全理事會的代表性，但台灣2,300萬人民的代表權何在？我們懇切呼籲聯合國應該省思其創立宗旨並繼續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等全球主流價值的發展。 60年前聯合國曾經倡議維護和平、保障人權、促進人類發展的理念，能否維持上述三大理念將決定聯合國在第二個60年的成敗，因此，能否接納台灣勢將成為聯合國的一大考驗。 在一個地球村時代，沒有台灣參與的國際合作，就好像有了破洞的臭氧層，對全世界都有不利影響。如果台灣能夠參與國際組織及多邊合作機制，將更能夠維護其人民權益、善盡國際責任、促進國際合作並維持東亞區域和平及穩定。 台灣2,300萬人民已張開雙臂擁抱世界，國際社會應該給予回報。

喜訊：九月十六日在東京，日本交流協會高橋雅二理事長，向「台北駐日濟文化代表處」許世楷代表傳達，當天上午日本內閣會議根據八月五日國會決議的入國管理法修正，通過對台灣觀光客的免簽證政令，該免簽證措施自本年九月二十六日開始實施。 * * * 一、「不平等」的登日 六月，亞熱帶的台灣，空氣中已漲滿溼熱躁動的分子，炎夏的威力，正蓄勢待發地往上爬昇，準備點燃這一季的溫度；而最能夠激發這個熱度的火種，莫過於是那一樹的蟬叫了。在那漸次高昂的蟬聲的催逼下，這座海洋之島，已經慢慢蒸騰出汗……，院子裏的木瓜樹也結實累累、金黃閃爍地在佇立在藍空下，迎風搖曳，裝點出台灣特有的美好夏日風情。在匆匆結束了這漫長的一個學期後，我迫不及待地打包行李，準備前往日本，展開我為期二個月的日語學習課程。 這次是我第三次來到日本，與前兩次最大的不同是，這次我是以「免簽證」的身分進入日本的。猶記得五、六年前，也是夏天，當我第一次要來日本的時候，我的心情是相當興奮的，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辦理的手續太過繁冗了，這個不愉快的經驗，讓我永無法忘記。當時，人在台中的我，一方面要忙著整理行李，一方面又要撥空到台北的「日本交流協會」辦理簽證。於是，我得先向學校請假一天，再頂著燠熱的太陽上台北去辦理簽證。一到台北，已是正午，揮汗如雨的我好不容易摸索到了「日本交流協會」的地點，一踏進沁涼的大樓，原以為一切應該很快就會辦理完畢，可以趕快回家，沒想到再一走進他們的辦事處，眼前出現的赫然是一長串人龍──天啊，原來有這麼多人要來辦簽證！望著這麼長的陣列，我也只能認命地乖乖排隊，展開我第二回合的長期抗戰。排啊排的，也不知過了多久，只覺得時間漫長難耐，兩腿發痠（至今回想仍覺疲憊不堪）；後來，終於輪到我了，在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之下（生怕辦事員說我遺漏了什麼或不符什麼），走向櫃檯，繳交了該繳的證件之後，再付上我的一千九百元台幣，總算「大功告成」，但此時我人也將快虛脫了。 在漫長的排隊過程中，我不禁在想：為什麼我要這麼辛苦的來辦理簽證？我到日本去，是要去消費、觀光的，為什麼在我要去促進日本的觀光產業發展之前，我卻反要先接受他們這種「懲罰」──精神、肉體以及金錢上的懲罰？而且更不合理的是，我們早在一九九三年就給予日本來台三十日免簽證了，為什麼他們遲遲沒有給予我們平等的待遇？這麼明顯且不合理狀態，為什麼一直持續存在著？這當中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裏？是我們自己自我矮化，還是日本欺壓我們，刻意視我們為次等國家？這一切的一切，我真的無法理解，只感到身為台灣人的悲哀。在思索不出箇中緣由之後，我也非常「熟練」的給了自己一個答案：可能是因為我們沒有邦交啦，所以只好「吞忍」了！所以能夠如此「熟練」，是因為國民黨政權一向是如此告知我們。就在如此的自我解釋安慰之下，我「打理」好自己的心情，暫時「撫平」內心不平的情緒，我「不平等」的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 二、愛知萬博，免簽契機 原以為就像台灣長期以來冰凍的外交一樣，「赴日簽證」是永恒不變的「真理」，沒想到在今年三月初的時候，從新聞得知，日本將給予台灣在「愛知萬國博覽會」期間免簽證的優惠，為期半年，從三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二十五日。乍聞此消息的我，真是興奮不已，認為這是台日關係解凍的第一步，也直覺地意識到，這絕對是我們的新任大使許世楷博士赴日半年，勤奮努力耕耘的結果。懷著這樣喜悅的心情，我期待著自己七月的日本之行能夠早點到來，因為，乘「愛知」之便，這次我將以不同的身份──「免簽證」──進入日本。 回想七月二日那天，當我一下飛機，踏進成田機場時，內心不由得產生一種「尊嚴的驕傲」，因為這次我終於「平等」的踏上日本的土地了。那種感覺很複雜，難以言喻，有點甜，卻又帶點酸，酸得讓人眼眶微溼，心頭微熱……，這是許多正常國家的人民所無法體會的。台灣太苦了，苦到在國際的舞台上無法和人家一同坐在主桌吃飯；今天，終於入座了──這種感覺，我此生難忘。 三、永久免簽，台灣上昇 回顧當時得知「愛知免簽證」一事時，我內心雖然很興奮，但卻仍有一股隱憂，認為這很可能只是「短暫的喜悅」，因為我們一向很清楚，日本是相當畏懼於中國的威勢的，依照過去的經驗，他們是不會輕易得罪中國的，所以，對於半年之後，日本是否會繼續給我們免簽證的待遇，其實是不太樂觀的。但無論如何，這總算是一個美好的開始，我懷著這樣愉悅的心情，展開我在日本的日語學習之旅。 我每天準時的到位於東京高田馬場的「東京國際大學附屬日本語學校」上課，一星期五天，我每天在電車上觀察著日本人，體會著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文化，驚訝於他們現代化的程度（以前我的歷史老師曾經說過：「對時間的準確掌握，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的重要指標」；而我來到日本之後，從他們的電車的準時與便捷這一點，真的強烈感受到日本現代化的一面），同時也思索著台灣的問題；「台灣」與「日本」這兩個國家的意象，不斷交叉比對地出現在我的腦海中。在規律的作息中，不覺間七月已過，日本的夏天，也是燠熱難耐，太陽的威力似乎沒有減弱的趨勢。在暑氣逼人的一個正午，傳來一個令我極為興奮的消息，那就是日本國會已經通過給予台灣「永久免簽證」的法案了！那天，正是八月五日，我清楚地記得，畢生難忘！ 在中國與韓國都尚未獲得日本的免簽證時，台灣就早先一步拿到日本的永久免簽證，這對台灣而言，具有相當大的意義，因為這相當於打破了「不平等條約」，讓台灣從原本的次級位階，提昇到與各國平等的地位，這是我們外交上的一大突破與勝利。 四、功夫下得深，鐵杵磨成針 在我們爭取到日本的「免簽證」後的一個星期，趁著地利之便，我去採訪我們的駐日大使許世楷博士，請他就我們爭取「免簽證」的過程，作一個說明。在聽了大使近二個半小時的說明之後，我著實捏了一把冷汗，原來我們看似輕易，以為很「自然」的事，背後其實佈滿了太多的荊棘。 （一） 犁田鬆土，埋籽播種 在大使剛接下這個職務時，腦海中就盤桓著許多要做的工作，其中一項就是「免簽證」的問題。大使第一步先藉由「愛知萬國博覽會」的機會，積極向日本爭取台灣旅客赴日免簽證。大使的理論基礎非常的扎實，他跟日本的國會議員們分析說，如果日本想要刺激更多的台灣旅客來參加「愛知萬博」，就必須要給台灣人免簽證才對。而且，台灣旅客具有以下幾項特質：第一，台灣旅客是日本最主要的觀光客源。雖然，在統計數字上，韓國是第一位，台灣是第二位，但是，韓國人來日的主要目的是探親、依親，而台灣人則為純粹的觀光客居多，所以，台灣人才是日本潛在的主力客群。第二，台灣旅客是相當優質的旅客。根據資料顯示，台灣是所有來日國家的旅客中，犯罪率最低的國家，所以可說是素質相當優良的旅客。第三，台灣的觀光客消費力相當驚人。台灣旅客來日本觀光消費的費用，一天大約是一百七十美金，相較於日本人到台灣觀光消費約一天一百八十美金而言，幾乎是不相上下的。所以，就日本的國家利益而言，日本能夠不給台灣免簽證嗎？第四，基於對等原則，日本必須給台灣免簽證，因為早在一九九三年，台灣就已經給日本免簽證了，為此我們還放棄了極大的利益。關於這點，我有一個切身的經驗可以證明。那就是，有一次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我和代表處幾個朋友一起吃飯，閒聊中，一位年資超過二十多年的資深員工說起了那段在櫃檯收簽證費的記憶。她說：「當時我們一年的簽證費用收入高達六十億日幣左右，我更曾有在一天之內收到三千萬日幣，數錢數到手軟的經驗。」天啊，原來這筆收入，是如此的驚人，經她這麼一說，我才更有了臨場感──感受到那時我們不知為何輕易放棄這筆雄厚的利益，答應給日本免簽證，而我們卻沒有同等要求日本給我們免簽證的這段歷史「懸案」。我想，關於這點，我們有必要好好調查，作進一步的瞭解。 大使就是如此慢慢去鬆動日本人的觀念，就像農夫在耕田一樣，在決定要種植什麼之前，一定要先做好犁田、鬆土的工作，再撒籽播種。大使到任後，每天就是馬不停蹄的到各地去演講，拜訪日本的國會議員，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就累積了數千張名片，可見他用功之深。後來，在部份親台議員的幫忙運作下，日本的「日華國會議員懇談會」決定將「免簽證」列為他們的重點工作之一；最後，終於順利地在國會中通過愛知萬博半年期間的免簽證，這對台灣而言是一大突破，因為它為台日關係開啟了新的一頁。事實上，大使在爭取之初，就一直強烈要求日本不要分成兩段，要一次就給台灣永久免簽證才是；奈何，日本的確是一個很謹慎的國家，就是要一步一步來。後來，好在台灣旅客在這段期間的表現也相當良好，為我們往後在爭取永久免簽證時，增加不少籌碼。 大使埋下的第一顆種籽，已開始發芽。 （二） 綠芽新發，施肥灌溉 在初步爭取到「愛知萬博」期間的免簽證後，大使乘勝追擊，向日本議員拋出第二個問題，那就是「一九七二年體制」必須重新審視。大使主要的論據是，這個體制的基礎已經產生了巨大的變化了：首先，共產黨大本營蘇聯已經解體，早年的「冷戰」已不存在了，第二、當年美、日積極想拉攏的中國這個「小老弟」，也不再是當年那個任人摸頭的「小老弟」了，相反地，它已經變成一隻會反撲的「大老虎」了，所以美國有必要重新檢討與中國的互動方式，第三、日本本身也產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時的日本已經是一個經濟大國，但如今日本更想成為政治大國（從日本想修改憲法第九條，可以擁有軍隊一事來看），既然如此，日本當然也要有必要重新檢討這個舊體制，第四、台灣本身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因為它已從昔日的獨裁統治，轉變為今日的民主政治體制。就是在這樣的分析與闡述之下，日本議員開始改變他們的觀念，慢慢覺得大使說得有道理，所以他們也開始認真的思考這個問題。 「重新審視七二年體制」，是大使為這顆初綠新芽，所用心揀選的肥料，其後續的成長，必然是茁壯可期！ （三） 一則偶然消息，加速免簽腳步 這株新芽，一開始似乎成長的很順利，因為日本的議員們對於台灣能否獲得免簽證一事，都抱持著樂觀的態度，一直以輕鬆的態度跟大使說，「沒問題、沒問題啦」，但是並無具體進展。到五月報紙上有一則消息說，因為近來韓國反日情況很嚴重，所以小泉首相在訪韓時，很可能會給予他們免簽證的優惠。大使一看到這則新聞，馬上從沙發上跳起，立即去找他在早稻田大學時期的學弟玉澤德一郎先生（自民黨眾議員）。大使嚴肅而鄭重的跟玉澤先生說：「你不是說台灣人是最親日的嗎？如果到時韓國人享有免簽證待遇，而台灣人卻沒有，這不就等於告訴世人，原來要『反日』才會有免簽證嗎？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我只好承認失敗，這裏已經沒有什麼好值得停留的，打點行李回台灣去了。」玉澤先生聽了後，大為緊張，一改先前一派輕鬆的態度，認為確實是事不宜遲，動作要快。於是，在玉澤先生的助力之下，一些議員也全部動員起來，積極去運作此事。我想，這是我們在推動「免簽證」過程中，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捩點，因為若不是大使那番疾言厲色的懇切陳詞，「免簽證」這個問題到現在可能都還拖懸在那裏。 （四） 積極游說日本國會議員： 由於日本是採「政黨政治」，所以在國會議員立法之前，黨必要先有共識。因此，我們除了要游說自民黨，也要游說民主黨，讓這個提案能夠排進國會委員會中的「法務委員會」。而要讓這個法案通過有兩個方法：一是由委員長提案，二是由二十個國會議員連署。前者是比較容易的方式，因為只要委員長提案，法務委員會就會無異議通過，但前提是委員會中的三位「第一理事」（自民黨、公明黨、民主黨，每黨一個）都必須同意，假如「三缺一」，就不行了，那麼我們就勢必改走變數更為複雜的國會議員連署方式。 在一切全面動員起來之後，大使趕快去找平沼赳夫先生（自民黨眾議員，「日華懇談會」會長）與藤井孝男先生（自民黨眾議員，「日華懇談會」事務局長），請他們協助；加上玉澤也不斷地打電話打敲邊鼓，才使所有國會議員在忙於他們的郵政法案之餘，願意分心來幫我們推動免簽證一事。這裏我們必須瞭解的是，此時，對國會議員而言，最重要的事莫過於是郵政法案了，所以，他們後來願意撥時間來關心我們這個問題，想來也是相當不易的。就這樣，在自民黨方面，我們有了著力點。其次，在公明黨方面，大使則是去請草川昭三先生（「日華懇談會」副會長，參議員）幫忙。草川先生因曾幫助台灣引進導盲犬，對台灣比較有感情，所以，也相當的盡力。最後，在民主黨方面，則是去請中井洽先生（「日華懇談會」副會長，眾議員）幫忙。同樣地，由於中井先生也曾去過台灣，所以對台灣也有著感情，加上後來平沼與玉澤兩位先生也去跟他談論此事，這些都產生很大的助益。　　 （五）阻力的干擾與排除： 在這段奔走的過程中，玉澤不斷地打電話給許多議員，大多獲得正面回應，但就在自民黨的委員會要通過這項提案時，卻出現了一個阻力，那就是自民黨中的「親中派」議員的阻撓，而更棘手的是，這些親中派議員擁有很大的政治實力。大使先請玉澤先生等人去跟他們談，後來大使本人也去。雖然他們是親中派，但是他們選區都普遍希望更多的台灣觀光客到來，大使努力讓這些縣市議會通過「台灣觀光客免簽證決議」。所以當大使再去找那些親中派議員談的時候，他們則滿口說他們並沒有反對。 （六）關鍵的緊張時刻： 1.第一個驚濤：七月二十九日延至八月二日　 在這個阻力消失之後，自民黨方面就這樣通過了，而公明黨方面，也沒有太大的問題，最後，在民主黨方面，卻出現了一個令人緊張的插曲，那就是當民主黨黨內尚未正式對外發佈的時候，日本的「產經新聞」就早先一步報導說：「三黨共同提案，七月二十九日要在法務委員會中通過這項法案。」這個消息，讓民主黨的某些議員感到非常不滿，出來否認，說他們黨內尚未決定。經過一番撫平，審議的日期就往後延到八月二日。 聽到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讓我這個對世事一派天真的人，開始緊張起來…… ２.風雨暫歇：八月二日「眾議院」通過 對民主黨部分議員這樣突如其來的阻撓，讓眼看就要順利提案的我們，大為緊張。當時大使人正在北海道，代表處的陳鴻基副代表等人聞訊後，趕快去找某些關鍵人士，請他們出面協助，平沼先生與藤井先生也同樣為我們積極去奔走，讓這個法案能夠在八月二日上午，排進「法務委員會」。最後，終於有驚無險的，當天上午由法務委員長提案，以不到三分鐘時間立刻獲得通過，並馬上移送「參議院」，預定在八月四日進行表決。 雖然「風雨暫歇」，但是大使的心仍然是懸在半空中，忐忑不安的。因為這時正逢日本的「郵政民營化法案」在朝野間攻防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小泉首相揚言為了通過這項法案，他不惜解散國會，而這個法案的表決日期就在八月五日。雖然我們這個法案是被排在八月四日，情況很危險，但總是提早它一天。這時，我們承受著一股極大的壓力，因為若是在我們的法案通過以前國會解散，那麼我們的法案就會泡湯，必須在下會期重新從頭手續；所以，我們既要與時間賽跑，又要與日本政壇的瞬息變化拔河，在決勝點來臨前的一刻，沒有人知道結果將是如何。 此時的我，已是全身肌肉緊繃，張口瞪眼地等待下文了，心想，果真是「好事，多磨難」嗎？ ３.第二個駭浪：八月四日移至八月五日 　　俗話說：「世事難料」，當真如此。就在我們以為八月四日即將在參議院進行表決時，此時又出現第二個令人緊張的突發狀況，那就是另有民主黨某議員出來阻撓。此時，玉澤先生與中井先生立即去奔走，大使也趕快去找日本政壇某政要，請他幫忙。這位政要是一個對台灣非常非常友好的政治家，他主張說：這個法案是屬於外交方面的問題，千萬勿與內政混為一談，而且在這當中也不是只有台灣免簽證一案，另有其他兩個與外交相關的法案要審議，我們不能因為國內的「郵政法案」而使與外交相關的法案停擺。最後，在他的努力下終於敲定將這三案排在八月五日上午進行表決。危急的是，日本的郵政法案預定在八月五日的下午進行表決，一個上午、一個下午，情勢緊繃到令人無法喘息，因為這當中萬一要是有個閃失、突然又出現什麼變數的話，那麼，我們所有的努力將毀於一旦。所幸，日本後來又決定將郵政法案表決的時間延到八月八日，所以，我們又暫時鬆一口氣，但是，當最後的結果還沒出來時，我們的心裏仍是七上八下的。懷著這樣的擔憂，大使幾乎無法入睡，一直到八月五日早上近十點鐘的時候，參議院以不到三分鐘的時間，一致通過這個法案，我們的危機終於解除，大使連日來的緊張與壓力，終於得到了釋放。台灣，從此刻起，可以真正享有赴日免簽證了！ 　　我不禁要喊出：「天佑台灣」了──就像子彈從阿扁總統的肚皮上擦身過一樣，是台灣的福氣；但這更是大使以及代表處整個團隊共同努力護持的結果，才能使我們在萬分驚險中，閃避掉這些「外交流彈」。 ４.風雨過後觀浪平：八月八日，小泉解散眾議院 最後，令人倒吸一口氣的是，八月八日上午，郵政法案在參議院中被否決，小泉首相果真如預期的宣佈解散眾議院，九月十一日國會議員全面改選。在得知這個消息之後，我們無不捏了一把冷汗，直為台灣慶賀，因為真的是太驚險了，我們差一點過不了關。根據八月十三日，朝日新聞的頭版報導，由於眾院解散，因此有六十一個已經在眾議院通過的法案泡湯，其中還有些是極為重要的法案，而我們這個「免簽證」法案，可說是趕在他們解散眾議院前，最後一個通過的法案。之前，八月五日當我們的「免簽證」過關後，大使立即打電話要跟玉澤先生道謝，但他因公在忙，沒有連上線；後來八月八日，眾院解散後，他立刻主動打電話給我們大使，第一句話就是：「咱比韓國更早有免簽證！」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大使也十分感動，原來他將大使那番激昂嚴正的陳詞，一直牢記在心，所以極力去促成，我想，這正是台、日兩國友情真誠展現的最佳寫照。(九月聯合國在紐約開會時，韓國外交部長向日本町村外交大臣要求免簽證，日本只是答應將博覽會期間臨時免簽證延期到明年二月而已。)當我聆聽至此，也不禁心頭一暖，感動萬分……有一種「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如釋重負之感。風雨終於過去了。 當我和許多人一樣，以為赴日永久免簽證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時，在聽完了大使詳述整個爭取的過程後，才知道這是猶如在黑夜的狂風暴雨中，搶救即將失足落海的親人般那樣不易；要不是大使能在「第一時間」去拜訪「第一人士」，並指揮「第一團隊」，我們是不可能達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的。所謂，「功夫下得深，鐵杵磨成針」，我想這就是最貼切的成功寫照吧。　　　 五、尾聲：收穫滿載，歡喜賦歸 我真的沒想到，在我要來日本之前，已經收到一個意外的「禮物」──省下了一筆簽證費用（台灣從此刻起，也會每年省下二十多億元的簽證費用）；在日期間，又得知「台灣赴日，永久免簽」這樣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如此地以「暫時性免簽證」入境，卻帶著「永久性免簽證」離境，想想我此行的收穫真是豐富啊！但我知道，這樣的成果是得來不易的，因為我們手上實在沒有什麼籌碼，可以去和日本交涉，這次之所以能夠驚險過關，實在是「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整個團隊，硬把瘠地變良田，才能夠開花結果的。明天，我就要回台灣了，回去之後，我要把我這段充滿戲劇性的「免簽證」經歷告訴我的學生，最重要的是，我要告訴他們一個道理，那就是：「事在人為」，凡事我們絕對不可以自我設限、看輕自己，一定要拿出勇氣與信心，堅定自己的意志，朝夢想前進，這樣我們就能到達成功的彼岸；就像「中國打壓」這樣的藉口再也不能成為我們失敗的理由一樣，這次「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已經為我們的外交工作立下了一個成功的典範。（全文完） ２００５／０８／２９ 凌晨三點 東京港區白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