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勤岸◎台灣師大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英語殖民國家殖民語文學的現實
一個偉大的小說家，愛爾蘭的作家James Joyce，曾被描述為是後殖民時期的重要人物。Talib (2002) 在他的題名為：《後殖民文學的語言》一書中說：雖然Joyce以殖民地語言-英文寫作，他扭曲英文以適合他自己的愛爾蘭題材和語言(Talib 2002,採自Jussawala 和 Dasenbrock, 1992:15)。他聲稱他想要把英語「歸還」英國。他說：「我要歸還他們英語，我永遠不會破壞它。」(引自 Ellmann,1982:546)
R.S. Thomas是威爾斯最著名的，以英語寫作的民族主義作家，他覺得他用英文寫詩，就像是：「在傷口上灑鹽」；然而，他承認：「無法掌握威爾斯語的微妙差異」來寫詩 (Talib 引自 Jury,1997)。
James Kelman和Irvine Welsh是蘇格蘭的英語作家，雖然他們使用英語，他們透過利用英語方言的使用或者是寫髒話的方式來宣達他們的民族主義。Kelman使用髒話作為一種反殖民的媒介。以他的一本小說為例，其中甚至包含了4,000個髒話。根據Talib所引用， Kelman 和Welsh相信這是：「反叛殖民主的方式之一，便是訴諸語言，特別是文學的語言。(2002:40)」
雖然Yeats, Joyce 和 Beckett 是愛爾蘭作家，他們卻時常被歸在英國文學的課程。把他們當作英國作家，其重要性就像是：「如果排除了他們，將付出英國文學失去平衡的代價。(Talib,2002: 29)」
最重要的當代愛爾蘭詩人-Seamus Heaney (b. 1939) ，當他的詩被選入牛津英國詩人選集時，他公開抗議，拒絕被歸類為英語詩人。很遺憾地，W.B.Yeats 已經去世，他沒有機會抗議被列為英語文學課程中重要的英語作家。
非洲作家的情形又如何呢？他們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使用殖民語寫作是否會導致他們的文學被認為是別人的？為何要使用殖民語寫作？另一個他們常常反問自己的問題是：是否應該認定英語為非洲的語言？
南非作家Guy Butler堅持英語是非洲的語言，理由是它既然已經在非洲使用了這麼久。著名的奈及利亞後殖民作家Achebe，他雖然以英語寫作，但他仍然質疑這個宣稱的正當性。他使用英語做為他的文學語言，不是因為語言的正當性，大體而言是基於現實的考量。在奈及利亞大約有150種語言，而英語已成為共通語。英語寫作讓他可以對奈及利亞的讀者說話。此外，他認為英語是非洲人在非洲土地說的話，非洲人使用此語言寫作，本身就有正當性(Achebe,1975:67)。
除了現實的考量，Achebe認為，英文書寫還有「去殖民」的作用。他選擇使用英文作為寫作的工具，如同他所宣稱的：「滲透進去敵人的內部，從其內部摧毀它。」(Talib引自Gallagher,1997b)
Achebe 雖然沒有能力使用他的母語Igbo寫作，卻是對Igbo抱持正面的態度。他用英語寫作如同他自己所言是「別無選擇」。
然而，對於使用英語寫作而非Igbo母語這件事，他有時還是覺得難為情。他在他的小說-《不再安適》中表達了他的遺憾：
必需以外來的語言和同鄉說話，是令人感到羞辱的事，尤其是在以該語言為榮的主人在場的時候。他們會很自然地認為那人沒有他自己的語言。
Achebe自問：「一個人為了他人而拋棄他的母語，那是對的嗎？」接著他自答：「那看起來像是令人討厭的背叛，因而使人產生一種罪惡感。」(Achebe, 1965:30)。在英國殖民境內以英語書寫還有其他的原因。有時候，作家的本土語言被視為太神聖而不適合用來書寫文學作品，而英語被認為剛好夠「褻瀆」以便來做這項工作。Smos Tutuola以英語寫作而非母語Yoruba，只因為他看見英文雜誌上的徵稿，所以他寫了一篇小說回應。索馬利亞作家Farah1使用英語寫作，因為他只有一台英文打字機。在印度，英語常常被視作印度的語言。 Raja Rao 認為，英語對印度人而言不完全是外國的語言，因為它是他們知識的構成-就像以前的梵語或波斯語。另一位印度偉大的作家R.K. Narayan甚至宣稱，印度英語是「一個合法的發展而且不需要道歉」。印度詩人Nissim Ezekiel曾為他使用英語辯護，說是因為「一個人無法以任何其他語言寫作，『使用英語寫作』當然不是一種可鄙的決擇。」 (1969:170-1)。
台灣殖民語文學的現實
日本殖民時代的殖民語是日語，台灣文學之父賴和一生拒絕使用日語寫作，以表達他對日本殖民的反抗。他所使用的文學語言是半生半熟的華語及實驗式的台語。楊逵開始寫作時計畫要用台語寫長篇小說，可惜因為發表出來連自己都看不懂，只得放棄。之後一直都使用日語寫作，一直到國民黨中國殖民時代才又重新學習華語寫作（李勤岸，2004）。
呂美親 (2004) 分析楊逵的寫作語言，有很詳細的論述：
除了處女作以日文書寫，楊逵嚐試了兩篇台灣話文書寫後就不再繼續，戰前北京話文作品也相當少，尤其〈送報伕〉後就完全以日文創作，相較於賴和曾經歷漢文教育，漢人意識強烈，幾乎以漢文書寫創作而言，楊逵的個案其實也是普遍的現象。這是日語教育在台普及，讓台人漸趨於「日本化」，使得作家們自然也無奈的傾向日文寫作。
楊逵在日治時代和其他多數台灣作家一樣，「自然也無奈地」傾向日文寫作。但是因為想要和講台灣話的普羅大眾站在一起的原因，戰前開始寫作時企圖使用台語寫作，戰後再度試寫台語詩，並提議使用羅馬字：
楊逵未熟練北京話文時，用台灣話文創作，如1948年刊登在《中華日報》、《台灣文學叢刊》、《力行報》、《新生報》等「民謠詩」便是以台灣話文呈現，這是相當有趣的現象，楊逵在1946年也寫了幾首北京話文詩，感覺上歡迎祖國到臨的喜悅濃厚，1947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1948年的楊逵便有台灣話文詩的創作，並提出將台灣話羅馬字化的觀點，是否證明並秉持一貫的文藝大眾化理念？正如戰前他在創作初期時，敏感地從語言下手，與普羅大眾站在一起。兩個不同階段起步的台灣話文書寫對照比較，是另一值得探討的問題（呂美親，2004）。
日治時代的作家，主要是使用殖民語-日語寫作。至今仍找不著任何可看出當時作家為他們使用殖民語而辯護的文獻資料。不過1930到1934，有關台灣作家的語言使用應該使用華語還是台語引起相當多論戰。我想不論主張使用中國話文，或是台灣話文，雙方可能都認為台灣人應該使用「母語」來寫作，不應使用殖民語。主張中國話文的人士因為認為台灣人是中國人理所當然要用中國話文：
台灣人既是中國的一地方人，台灣人若脫不出中國傳來的風俗習慣、文化，至於語言既是中國的一地方方言……我們台灣人既是還用漢字，我們只有繼承前人的努力，無條件接受中國白話文以為我們台灣新文學建設的表現工具罷了！（賴明弘，1933）。
我認為他們雖然主張中國話文，不過也主張「母語」寫作，因為賴明弘甚至講：「中國白話文就是『吾手寫吾口』的文，就是講中國的一地方方言的台灣話的人需要的台灣話文。惟中國白話文才是台灣話文、這才是天經地義，才是無論比甚麼其他的文體為最自然啦！同時就是維持漢文於不滅的唯一道理與法子了。（同上）」
戰後使用華語寫作的作家應該知道華語 不 是他們的母語，不過無一定認為華語是殖民語，因為有些作家不認為國民黨中國政權是殖民政權。認定國民黨中國是殖民政權的台灣作家也很少會去思考寫作語言的問題，他們差不多都用同一種態度來看待母語寫作：心胸狹隘。
彭瑞金（1991）說：「面對台語問題的現實，不但要有包容的胸襟，包括普通話在內，也要通盤地考慮進去，畢竟它是當前通行無阻的台灣語言之一，對於台語的未來更要有開闊的心胸……。」
李喬（1991）在他題為〈寬廣的語言大道〉文章中提及「不宜也不必在台灣的『語言市場』中，以『人為力量』把北京話排除掉」，他說：「……台灣的語言問題，要以何種眼光、胸襟、著眼點去思考面對，那就清清楚楚矣。」
陳若曦（1996）進一步極端地說「台語寫作要不得」，他說：「語言文字是交流溝通的工具，流通性越廣的越方便，漢語使用人口超過十二億……利用漢語可以通行無阻，又何樂不為呢？」。
為何使用華語寫作就是心胸開闊，使用母語寫作就是心胸狹隘？為何接納母語、學習母語、懂得運用母語寫作反倒是心胸狹隘，不肯接納母語、排斥學習母語、不懂得運用母語寫作反而是心胸開闊？
英國殖民國家母語文學的現實
用母語寫作是實踐去殖民化最重要的一種方式，這在台灣是如此，如同在英語控制的殖民國家一樣。
大不列顛群島本土的非英語作家，時常表達對英格蘭及其語言的敵視。他們相信政治上佔優勢的英國人民及其語言，最終會破壞他們自己的語言與文化。例如，威爾斯語的詩人Gwenallt Jones 採取「對英國固定不變的敵意」，因為他相信英語是「永遠威脅地朝向扼殺及消滅威爾斯的語言與文化前進」(Talib 引自 Parrry, 1955:416)。
只要有文學是使用威爾斯語持續寫作，威爾斯作家以英語寫成的文學，就叫做「盎格魯-威爾斯文學」，而且唯有用威爾斯母語凱爾特語(Celtic) 寫成的文學，才被稱作「威爾斯文學」。
在蘇格蘭和愛爾蘭境內的處境也相同。用英語寫成的文學分別是「盎格魯-蘇格蘭文學」或是「盎格魯-愛爾蘭文學」。
一個區別當代蘇格蘭人、威爾斯人和愛爾蘭人的特徵是，他們心中清楚明白而堅強的民族主義意識。目前，在蘇格蘭和威爾斯，民族主義逐漸成長，那使得他們質疑他們用英語寫成的文學是否應該被視作英國文學(Talib, 2002: 26)？
肯亞作家Ngugi wa Thiong’o，最終放棄以英語作為其創作時的第一語言，而以Gikuyu-他的母語來寫作。他相信語言的爭論在去殖民的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要素。
Ngugi 對於把英語當做他們的本土語言在教感覺很不爽。他宣稱：當子彈是征服身體的工具，語言便是征服心靈的工具。根據Ngugi所說：「以英語寫作使得非洲人的思想被監禁在外國的語言之中。」(引自 Jussawalla 和Dasenbrock, 1992: 30)。
Kunene (1968)視非洲作家迴避他們的本土語言，是一種「去文化」的方式。根據Obiajunwa Wali (1963: 14)的說法：「所有對英語和法語毫無批判的接受，作為不可避免的媒介，來教導非洲人寫作是錯誤的指導，而且，使得非洲文學與文化毫無發展的機會。」 他警告那些使用殖民語的作家，只是在追求一條死路，那只可能走向內容貧乏，沒有創意以及挫敗。
Wali主張，為了使非洲文學邁向成功，必然要使用非洲的語言。用英文寫作將被迫接受殖民者的思考方式；整個人的價值標準將受到殖民者的全然影響！
Gandhi(甘地) 是印度民族運動的領袖，他相信心理的殖民將持續下去，甚至一直到殖民者撤退之後。他強烈認為沒有拒絕英語的所謂自由，其實等同於「沒有英國人的英國統治」。他相信只有印度的語言才可以到達「民族的內心」(Talib 引自 Lelyveld, 1993:189, 191)。
Gandhi 的呼喚，在印度爭獨立而奮鬥的期間，成為眾所認同的目標。
台灣母語文學的現實
日治時代台灣人為何要主張台灣話文寫作，不 用殖民語或是中國話文？我歸納出下面五點理由：
一、因為我們是台灣人
黃石輝（1930）說得最直接，他認為台灣人用台灣話寫作不是甚麼奇怪的事，因為「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見的是台灣的狀況，耳孔所聽見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也是台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也是台灣的語言……我們為甚麼不用台灣話做文？為甚麼不用台灣話做詩？為甚麼不用台灣話做小說？……」
二、台灣話有其獨立性
黃石輝（1931）認為「台灣是一個別有天地，政治上的關係不能用中國的普通話來支配；在民族上的關係（歷史上的經驗）不能用日本的普通話（國語）來支配……」。
三、台灣文學是為了勞苦大眾
黃石輝（1931）與當時大多數的台灣作家一樣，都是信仰社會主義普羅文學觀的，他說：「……況且我們做文做詩，都是要給台灣人看的，尤其是要給廣大的勞苦群眾看的。這廣大的勞苦群眾都是沒有高深的學問的……」。
四、為了要掃除文盲
黃石輝及郭秋生都主張要醫台灣人的文盲症，除了台灣話文是不可能有功效的。台灣話的文字化要如何來解決台灣人的文盲症？郭秋生（1931）在〈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這樣敘述：「試想所說的話會得和所寫的字一致，那麼學習的人不用勞苦只會認識字的音，便可無用思慮連結當該言語明白了意思。」
五、為了解放台灣人
郭秋生（1932）認為若無台灣話文做基礎，一切的解放運動「都盡是無根的花欉」，他斷言「建設台灣話文的確是台灣人凡有解放的先行條件」。
國民黨中國殖民時代，台灣作家愈來愈多人對繼續使用殖民語華語寫作提出質疑，愈來愈多人投入母語文學創作，他們不再顧慮母語文學的語言人權被壓制，台語文沒有發表的空間，沒甚麼文學獎可拿，沒幾家出版社願意出版，沒甚麼掌聲，甚至會被罵是「心胸狹隘」或是「福佬沙文主義」。為甚麼？我歸納出下面四個理由，我們可窺知此一時代的台語文運動已經是語言運動、文學運動及建國運動三合一的運動了：
一、為了要反殖民要建立有尊嚴的台灣文學
林宗源(1991) 再《蕃藷詩刊》的發刊辭寫道：「咱講台灣文學、台灣文化，在我想若是無完成台語文字化，創造一套咱家己的文字來使用，台灣文學及文化就無法度生根落土，若按呢大欉開花結的果子，一定攏是半南洋的，半仿仔的文學及文化。」，伊同時呼籲「發展咱家己的文學–有尊嚴的、呣是奴性的文學。」
二、為了建立台灣人的文學傳承
李勤岸（1994）在〈歷史不斷重演的台灣文學運動〉中提及，台灣作家應該不顧自己此時的名聲、地位開始學習母語寫作，以便建立台灣人自己的文學傳承，如此台灣人才有可能培養出偉大的文學作家，「如果我們不能世世代代使用同一個語言來寫作，反倒一直停留在學人說話、寫作的階段，一直都在『學人寫字』，我們如何能建立自己的文學傳承？」
三、為了建立民族文學，完成母語建國。
林央敏（1996）指出「民眾的共同語就是民族的語言，文學既是透過語言文字來表現人類社會的種種事項，那麼社會大眾的語言很自然就應該是當地作家用來創作文學的語言……」。他相信「一旦台語文學成為台灣文學的主流之日就是台灣民族的完成之日……」。胡民祥（1995）認為「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母語……一個民族國家必然會拚命維護伊的母語」。他在〈母語建國〉這篇文章做此結論：「民族獨立建國需要人人實踐，有一工，人人攏嘴講台灣話，手寫台語文，彼一工就是台灣民族國家自自然出世的日子。」
四、為了救存、復振母語
羅文傑 (1991) 在〈滅種中的台灣話〉認為 不肯用台灣話寫作的作家，是消滅台灣話的三種人當中的一種。因為台灣作家若 不肯用台灣話寫作，台灣話就無法儘早有一個標準化的文字。他說：「我們若一直要等到台語專家替咱們設計一套標準的台灣文字才要開始用台灣話寫作的時候，台灣話可能已經滅亡了。」他相信「若有愈多人使用台語寫文章，台灣文字的標準化速度就會愈快。」
本土母語文學正名「台灣文學」；華語文學正名「中華台灣文學」
台灣的榮譽退休小說家和評論家葉石濤曾在演講時說：「文學用母語來寫，是正當的，也就是說一個族群用自己的母語來創作是應該的，例如原住民用原住民的語言來寫小說，是沒有甚麼好討論的。」 ( 2004: 27)。
另一位台灣的榮譽退休詩人和評論家林亨泰也曾經說過：「用母語創作文學、建設文化，甚至用母語定法律、發公文。如果這樣，這種做法才算是順著自然的生命原理，及真正符合人基本人權的行為。」3(林央敏，1998: 198)。
台灣的作家和批評家之中，原本在90年代早期對母語文學有意見的，例如李喬和彭瑞金，在最近幾年已經改變了他們的看法，轉而支持母語文學。
依照英語殖民世界的模型，母語文學應該正名為「台灣文學」，不只是被稱做台語文學、客語文學、和原住民文學。此外，目前所謂的台灣文學，指的是使用殖民者的華語寫作的文學，是目前台灣文學的主流4，應該改稱「中華台灣文學」(Sino-Taiwan literature)，也就像是在英語殖民世界中用英語寫作的文學，是被稱為盎格魯愛爾蘭文學，盎格魯蘇格蘭文學，以及盎格威爾斯文學一樣。
台灣母語文學的語言人權在國民黨殖民五十餘年後已喪失殆盡，台灣的語言生態已遭破壞。台灣人如今已經掌握政了，不可繼續「無中國人之中國統治」的心理殖民。台灣作家應該齊心一同來恢復母語文學的語言人權，不該再繼續躲在華語殖民所造成的語言環境的保護傘之下，如此將成為語言帝國主義的共犯，深化華語殖民，迫害母語文學的語言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