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彥邦 公元2004年11月中旬，就在「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之一孫文(1866-1925)139歲生日的當天，所謂「誰是國父」、「國父是外國人」等的爭議，繼考試委員林玉体提倡「本國史地就是臺灣史地」、阿扁總統的「中國不是本國」論述、教育部長杜正勝宣布「高中歷史課程要還原臺灣史應有的地位和份量」之後，又被在臺的中國法統勢力集團乘隙炒作成攻擊「臺灣認同暨建國運動」的利器，再度鬧得滿城風雨。 其實，早在同年4月19日，《台灣日報》第8版「名家論壇」曾刊登一篇名為〈政治是算術也是藝術，欠感性與理性則無格〉的文章，姑且不論內容如何，其開場白就寫著「孫逸仙博士當年……」幾個字，頓時，一個存疑多年的老問題再度浮現於筆者腦海中：加諸在孫文名字前頭這個「Dr.」，到底是說他有「醫學博士」的頭銜(M.D., Medicinae Doctor ‘Doctor of Medicine’)？還是指他全心投入革命前所從事醫職的稱呼(醫生 medical man)？ 於是乎，不由得也想起2001年年底曾閱讀過旅日臺籍作家黃文雄所著《國父與阿Q》，書中寫道：「『國父孫中山先生』是臺灣對孫文的尊稱。但孫文到底從何時開始被尊稱為國父，一般人並不清楚。……當孫文以肝疾病卒北京之時，日本評論界已常見『支那革命之父』的稱呼。中國國民黨決定以孫文當『國父』，是1940年4月由重慶的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國民如此稱呼的，目的是為了對抗新成立的汪精衛南京政府。可是孫文到底自何時起成為『國父』，至今尚未見過學者考據的專著或論文，無法追根究底，甚為遺憾。」令人忍不住好奇，亟欲一窺究竟。 為此，筆者曾埋首於臺大圖書館，前後翻閱了近二十本以堪稱友善的態度來談論孫文生平事蹟的館藏，約略歸納出一個歷史輪廓──孫文於1892年年中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畢業後曾先後於澳門、廣州開設藥局兼懸壺(1892-1894)，但終因行醫資格不為英、葡殖民當局所承認而難以為繼。至於孫文的學歷問題則有若干不同的說法，僅僅在羅香林的《國父之大學時代》一書中就有學士說、碩士說，以及博士說三說並存。說法為何如此莫衷一是，究竟何者為真及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頗值得深入探討。 在深入探查的過程中，筆者無意間還發現到一本不甚起眼的舊書，書名為《孫中山傳》，作者海法特(H. Herrfahrdt)是西德瑪爾堡(Marburg)大學「遠東各國政治學」教授。作者在該書「家庭與教育(1866-1892)」一章中，對孫文習醫經過也略有描述：「……於1884年進入香港書院(Queen College)，……後來他認識了一位美籍教會醫生克爾博士(Dr. Keer)，此人在廣東主持一個醫院，……孫中山在克爾博士那裡學醫一年以後，他又回到香港，因為那裡新設立一個醫學院，這個醫學院由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antlie)主持，……在香港，孫中山為第一個考授醫學博士的人(1892)，在考博士的頭一年他的哲嗣孫科出生(1891)，……」。不過，時間同樣是1892年，羅香林、Herrfahrdt二人對於孫文究竟取得哪一種學歷，看法似乎並不完全一致。 試問，孫文若只是一位執業醫師(doctor or medical practitioner)而非擁有博士學歷(degree of doctor)者，也未聞曾獲頒榮譽博士學位，何以中國國民黨人硬是要尊稱其為「孫逸仙博士」(Dr. Sun Yat-sen)？反之，果真獲有「醫學博士」學位，何以只修業五年且又同時出現有「學士」、「碩士」及「博士」三種迥異的版本？ 儘管羅香林曾於前揭書中以「惟西醫書院，至民國2年，香港大學成立，即被歸併，經過事蹟，原乏專書記錄。而自國父辭世後，請訓無由，此書院之性質與程度如何？ 國父在書院專治何學？……皆以資料缺乏，無能載述。即書院名稱，與國父在書院之時期，亦多未能為確實表白，如民國21年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所編《總理年譜長編初稿》，關於 國父在西醫書院事蹟，即以當時未得直接資料，未為精審記述。」為由試圖一語帶過，掩人耳目。筆者以為要扒梳出真相其實不難，只要能找出當年歐陸地區相同性質及位階的學校，比對渠等對該三種學位名稱的界定、修業內容年限與取得方式，即可一目瞭然，故筆者之問當屬合理的懷疑。 究竟是時空環境的緣故，對於學歷名稱的界定、使用乃至學位取得方式古今有別？還是又不外乎中國國民黨慣用「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手法──誠如黃文雄對「國父孫中山先生」一詞的看法，純屬一造神行徑，意在爭奪政權(先捧高孫文的身份與地位，再藉由攀附以自抬身價並辯稱是法統繼承者)的託辭，而與蔣介石的五星上將傳奇如出一轍？實為一富饒趣味的議題，唯筆者才疏學淺，僅能提出疑問，其餘則有賴熟悉19世紀末歐洲醫學教育制度者、專治晚清及近代中國醫學教育史或政治史的方家惠予協助解開謎底。 只不過是一項單純的學位稱呼竟能招惹來如此疑竇，到底是古人行事態度不若今日學術研究那般嚴謹所致？還是中國國民黨人有意的安排？令人費解。或許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就如2004年4月初，中國國民黨及親民黨結盟角逐臺灣總統及副總統選舉的候選人連戰和宋楚瑜兩人，選後不敢面對落敗的事實，反而硬以「對手作票」、「選舉不公」為由，聚眾於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上抗議滋事，並聲稱陳水扁與呂秀蓮的當選不算數，且接受許信良者流無厘頭似的「加冕」（許氏厚顏自詡代表臺灣人民宣布連、宋兩人當選）來自我慰藉一番。類此嚴重違反民主、法治、公義等普世價值的負面作為，儼然是一齣廿一世紀版的「國王的新衣」荒唐劇！更是中華「醬缸文化」中，虛偽、狡詐、造假、耍賴、和稀泥、寡廉鮮恥等本質或所謂「阿Q性格」又一次極致的展現！

屈慧麗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考古遺址是一座保存沒有文字記載以前人類生活情形的資料庫，考古學家經過田野調查與發掘，將遺物帶到實驗室內的整理、分類和研究，就可以推論和解釋這些資料所顯現當時人的文化與行為。真實的古物是最珍貴的，學者的責任是為古物發聲，向沉默的社會大眾說話。 經由琳瑯滿目出土的遺物，比較相關地區古物的製作技術與過程，進而解釋這些器物的由來。串聯過去與現在的關係，透過保留具有代表性的遺址讓人眼見為憑、印象深刻，近一步探討過去和現在社會的連續性。遺址是大眾的文化資產，適當的發揮其功能，可以使居住地的歷史更生動、有趣，甚至擴大社區人們對地方的感情。 遺址是需要大家的愛護才能保留下來的，現在到處都在開路和蓋房子，每天都可能有遺址被破壞，遺址一旦被毀掉，我們將永遠無法知道以前住在台中盆地的人是誰？他們怎麼生活的？「小來」是惠來遺址民國九十二年九月出現的第一座墓葬，其身高約99㎝，乳齒已長齊，推測其年齡應在6歲以下。小來葬姿為俯身，臉偏左側，雙手置於背後，腿部伸直朝南。陪葬品包括12粒魚脊椎骨珠串，以及1塊磨製石器。 科博館為「失落史前惠來人」舉辦特展活動時，請觀眾為台中市最資深的小市民命名，反應空前的熱烈，其中「小來」是票選最多的名字。推想觀眾是取「惠來里」的「來」字，事實上惠來是200多年前廣東潮州府惠來縣移民所落居之部落。小來的年代是美國貝它實驗室所做的碳十四測年1210±40（BETA－ 181395），亦即在距今一千三百多年，漢人還沒來之前，小來就和他的父母、親戚住在這台中目前地價最高的七期重劃區。 「小來」出土時透過媒體的報導，目前定居埔里拍瀑拉族張麗盆女士在文史工作者白棟樑先生陪同下來到遺址現場，表示平埔族群埋葬行為中有把手放到背後的習俗。根據目前的考古資料，「小來」與大甲、清水、沙鹿番仔園時期出土的墓葬一樣，都具有俯身埋葬的文化習俗。不過這群人到底是誰？他們從哪裡來？仍在考證當中，目前知道他們是生活在距今2000至400年前活躍在中台灣的原住民。 一千多年前，小來的生活環境是什麼樣子？在惠來里144號抵費地考古挖掘出土的動物標本，經科博館動物學者陳彥君鑑定出來有鳥、羊、兔、鹿、羌、野豬、狗獾、食蟹獴等，其中狗獾是目前台灣已絕跡的鼬科動物，這種頭頂有著一撮黑白相間美麗的毛的動物，在南台灣嘉義魚寮遺址、中台灣沙鹿鎮鹿寮遺址均有出現，是當時獵人的重要目標，後來是否因為過度捕殺而絕跡有待研究。狗獾之外還有食蟹獴，食蟹獴愛吃水中的螃蟹，有其出現的地方，顯示小來居住的地方離筏子溪流不遠。 植物方面也顯示史前台灣生物的多樣性，臺灣雲杉是個重要的發現，因為雲杉是生長在兩千公尺高海拔的植物，也是目前台中盆地沒有的，此外從文化層土壤中篩洗出的種子有圓果青剛櫟、碳化稻米、台灣楝樹、梅子等。碳化稻米數量不少顯示小來的親戚會種梗稻（中興大學鄧資新教授鑑定），是一種煮熟時略帶黏性的蓬萊米（Oryza sativa Japonica），溪流旁有密林，羌、兔穿梭間，爸爸、叔叔在台中盆地與大肚台地間捕獲獵物給孩子補充動物性蛋白質，偶而抓到野豬、鹿時更是可以享用大餐呢。此外也會採集石櫟、梅子換換口味，媽媽冬天時縫製鹿皮衣給小來禦寒，生活在那個污染不多的年代是不是有點幸福呢？ 這幾年來隨著經濟的起飛，物質建設大有斬獲，然而隨著建設而帶來的破壞卻很少評估過，有的遺址在下一代還沒來得及認識前就摧毀了。惠民段144號抵費地在市府支持下，已進行三年的考古挖掘，其中十九座墓葬的出土數度引起媒體的關注。不過正如台灣各處飽受開發威脅的遺址，惠來遺址似乎也難逃出搶救的命運，亦即考古工作人員在土地被銷售之前，必須與時間賽跑。 事實上威尼斯憲章中對國際古蹟保護和修復有明文規定，「遺址必須予以保存，並且應該採取必要措施，永久的保存和保護其所發現的物品」，因為這些埋藏文化財是屬於我們人類全體的。至於遺址呈現的方式，二十世紀七○年代即隨著地方生態博物館的興起，遺址公園在歐美受到國際文化資產保護和博物館界的普遍關注。相繼在拉丁美、非和亞洲等地蓬勃發展起來，迄今世界各地已有三百多處，它們在文化遺產維護和觀光方面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大家到英國、日本旅遊時處處可見刻意保留的史蹟公園及遺址，裡面有考古挖掘區、出土文物展示區、步道參觀區、現象復原區、教學區等。各鄉鎮文化單位經營的就是當地的史蹟與文化教育場所，讓居民散步其間時將生活經驗與歷史感自然的結合，進而衍生出愛護居住地的情懷。 「就地保存」和遺物「真實」的呈現，使得遺址博物館成為保護和利用文化遺產的一種新模式。它在承繼傳統博物館理念及方法的基礎上，賦予博物館在文化遺產保護和活化利用一種全新的方向，進而拓展了保護和利用方面的功能和範圍。我們深信緊握值得保存的根基，「擁有」並「經營」多元的文化傳統，未來才能站得越穩並展延出寬闊的遠景。 一個城市的考古遺址可以型塑這個都市的獨特性，成為當地史前文化的活教材。其實都市發展與遺址互生、共榮的實例在國外的作法有許多，只要專業團隊用心規劃設計。一千多年前小來和他的親戚居住在台中，若能將惠來遺址出土的資料適當的經營、規劃可以達到發展、尋根雙贏。它將會讓民眾對整個城市的文化有更久遠的體認，是大眾考古活生生的教材，也可以讓外國觀光客對台中歷史刮目相看，成為我們的驕傲。 文化資產可以是一個讓大家正確的認識史前史與滿足對考古好奇心的文化資源。層層相疊的陶罐埋藏著史前人的故事，百姓在遺址被破壞之前應有機會瞭解。每次站在認定工期就是金錢的七期重劃區業主面前，覺得說明為什麼要保護古物很無奈，因為多數人認為保護這些文化資產比不上眼前的利益重要。因此雖然一直強調城市歷史可與商業發展並存，提升文化觀光與吸引參觀人潮的商機，但如何讓民意代表、市民和商人願意投資可真是有點困難。 目前小學六年級有「鄉土教學」課程，孩子一天天長大，針對遺址的保護或許會期待大人作決策時考慮他們的需要。到底選擇哪個方式比較好？遺址土地被私人業主開發時，可不可以讓它在被怪手破壞之前事前防禦？是否市府標售七期重劃區抵費地立法提撥百分之一作為文化事業用途？是否透過建築容積率移轉取得144號土地作為遺址公園？進而規劃一個讓市民在住家附近就可以看到具有「原地、真實性」的歷史教室，如果寸土寸金的東京、大阪能，我們的城市為甚麼不能呢？ * 本文轉載自《台中市惠來遺址區一四四號抵費地遺址保存座談會學者意見書及座談會共識結論》會議手冊。

陳順孝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講師 上週五，帶輔大校園媒體記者進新聞局，專訪剛當局長不久的校友姚文智。當時是中午，姚文智剛開完會，招待我們在局長室吃便當，邊吃邊聊。學生記者問他大學生活、政治生涯和改革計畫，他有問必答，坦率幽默，不時逗得學生發笑。當學生問他：「對學弟妹有何期許」，他更是俏皮地答道：「我期許你們要獨立思考，不要期待別人的期許」。 我在旁作陪，聽他們對話，思緒常跟著飄回大學時代，重新看到那個愛打籃球、愛交朋友、愛上街頭、愛談文化的老同學姚文智。 姚文智，原本唸東吳企管系，當過籃球校隊，在我大二時轉學進輔大大傳系新聞組（現在的新聞傳播系），成為我的同學。他個性爽朗、瀟灑浪漫，很快就和同學打成一片。我會和他變熟，則是因為政治。 當時是一九八五年，黨外組黨浪潮風起雲湧、遊行示威此起彼落，他和我因為較早接觸黨外雜誌，不能忍受媒體的新聞封鎖和學校的黨化教育，因此常交流禁書，相約去聽黨外演講、參加遊行示威。但他比我積極、勇敢，幾乎無役不與，有一年五一九遊行，還被鎮暴警察圍困在國父紀念館整整一天，嚐過被噴水柱的滋味。 當時，我們不再相信從小讀到大的歷史教科書，急切著想要重建一套歷史知識和政治觀點。我們讀禁書、聽演講，也找老師討論。大三時，台灣第一位留德傳播博士翁秀琪老師擔任我們導師，她治學嚴謹、思想開放，姚文智和我最愛纏著她問東問西，有時，翁老師急著回家接小孩，就叫我們上她的車，一路從輔大聊到天母。 大四，學運蜂起，姚文智不是核心份子，但參與地下刊物的創辦。輔大早在我大一時就發生校刊《輔大新聞》遭查封事件，輔新成員隨即轉入地下，出版《改造》抗爭，成為台灣八○年代最早的學生地下刊物；大四，台大《自由之愛》、政大《野火》相繼出現，輔大學運青年再度集結，籌辦《野聲》。這份《野聲》的打字印刷工作，就由姚文智洽請親戚幫忙。我還記得，某個下午，參與籌辦《野聲》的學弟找我們到文友樓中庭樓梯上，一邊低聲討論此事，一邊留意有沒有人偷聽。 大學畢業後，我進《自由時報》當編輯，他先在《太平洋日報》當社會新聞記者，一年後考進政大政治研究所，並轉到《自由時報》當體育記者，成了我的同事。後來，他為了兼顧學業，轉任地方中心核稿，過著半工半讀的日子。一九九一年，聯合報記者徐瑞希因為報導新聞得罪老闆的朋友，慘遭開除，民生報記者江澤予參與跨報社連署聲援徐瑞希行動，也遭開除，姚文智不僅聲援他們，還出錢出力幫他們打官司、討公道。 一九九五年前後，姚文智拿到碩士學位，隨即離開報社，轉任謝長廷助理，開始政治生涯。當時，他拿的薪水只有報社一半，工作量卻倍增，從草擬質詢稿到寫輓聯、提皮箱都得一手包辦，但他甘之如飴。 他當助理時，謝長廷剛退出台北市長選舉不久，之後，謝長廷與彭明敏搭檔競選正副總統失利、辭去立法委員，又遭遇宋七力事件重擊，政治生命盪到谷底。很多朋友勸姚文智另投明主，或重回新聞界，但他堅持留在謝長廷身邊，不棄不離。還隨著謝長廷遠赴高雄，打一場沒有幾個人看好的市長選戰。直到一九九七年，謝長廷空手勸降陳進興成功，政治行情止跌回升，隔年又驚險當選高雄市長，姚文智才算熬出了頭。 姚文智先當新聞處長、後任副秘書長，主辦高雄燈會、籌備文化局，還兼愛河整治和景觀改造小組召集人，成為打造高雄經驗的靈魂人物。這段時期，每回同學聚會，他總愛談燈會如何喚起高雄人的光榮感、光雕如何營造高雄的城市美學。去年，他辭去公職，原本打算出國唸博士，後來留在台灣，出任台視董事、台視文化公司總經理、原住民電視台創台台長，忙得不亦樂乎，直到今年，謝長廷組閣，他重返謝團隊，接下新聞局長重任。 姚文智出任新聞局長，年僅三十九歲，媒體驚訝他的年輕、卻常忽略他的歷練。回顧歷任新聞局長，沒有人像姚文智這樣，從基層的記者、核稿當到媒體的董事、總經理、台長，從地方的新聞處長升任中央的新聞局長。完整的新聞實務和行政資歷，讓他足以勝任這項要職。但更可貴的是，在現實政治打滾這麼久，他還沒忘記學生時代的理想，還是不改浪漫、還是充滿使命感。 我最感動的，是他籌辦文化雜誌的精神。去年八月，他無職在身，有一天來找我，說想出版一本文化性雜誌，我直覺以為是要恢復謝長廷早年辦的《台灣新文化》，沒想到他說這雜誌與政治無關，而是希望呈現都會人的知性品味和感性娛樂，提供最完整的文化活動情報、最精彩的藝文影視評介、最貼身的都會生活報導。我直說這種雜誌賺不了錢，連生存都有問題，但他堅信台灣——至少台北——需要這樣的雜誌、也養得起這樣的雜誌。我們爭論著，我忽然覺得有點錯亂，怎麼一個浸淫官場的人在談理想、在大學教書的人反倒在談現實。 幾個月過去，我以為他已經放棄。沒想到去年十二月，他告訴我，這個雜誌確定要辦，而且財力無虞，因為他接任台視文化總經理，短短一兩個月讓公司業績成長三倍，他打算用賺的錢來支持文化雜誌，即使一年賠個幾百萬也挺得住。他說做就做，馬上招募人才、規劃內容、租辦公室，三月七日我去找他，雜誌試刊號已經就緒。三月八日，謝長廷宣布任命他擔任新聞局長，當晚我們和幾個老同學餐敘，他還強調要設法讓這個雜誌辦下去。 他看事情，喜歡從文化的角度切入。他上任前，我奉媒體改造學社之命，與他討論廣電媒體公共化問題，他明言支持建立公共廣電媒體集團，但覺得媒改社訴求「台視華視公共化」層次太低了，應該說明公共化的目的為何；在他看來，建立公共廣電集團的目的在於確保文化主體性，希望做出能夠反映在地特色和文化傳統，而且叫好叫座的新聞和節目，扭轉好萊塢和日劇韓劇氾濫的現象。他反覆強調：「我是個具有高度文化使命感的人」，正是這份使命感，讓他支持公共化，也讓他宣示一年要拍百部國片，既要捍衛文化主體性，又要帶動文化創意產業。 對於新聞亂象，姚文智也不願坐視。當媒體報導倪敏然自殺新聞，跑馬燈二十四小時在跑，連觀落陰都當成獨家時，他宴請媒體主管，拜託大家參照WHO自殺新聞報導原則，不報導自殺細節、勿將自殺英雄化、避免簡化自殺因素；黑道仲裁者蚊哥昨天出殯，姚文智擔心媒體將黑道英雄化、對青少年及社會風氣產生負面影響，早在上週五就發函呼籲媒體自律。但這些勸說、呼籲，宛如對牛彈琴，媒體依然故我。姚文智不死心，成立一個專案，想要扭轉收視率掛帥的亂象，他說能否成功還不知道，但一定要努力去做。 他也知道改革媒體不能靠官方，更要靠社會力量。專訪那天，他忍不住質問學生記者，既然不滿媒體，「為什麼不跳出來抗議」，「就算到新聞局來抗議都沒有關係」，他覺得需要有更多人發出怒吼，改革媒體的力量才能壯大。 作為新聞局長，姚文智難免捲入政治風暴，我覺得他到目前為止處理得相當得體，奈何經常遭到扭曲。以最近的成龍事件為例，成龍在國際場合批評台灣民主，宣稱四年內不來台灣，姚文智作為國家發言人，自然必須有所回應，他指責成龍傷害台灣人民感情，但強調台灣是個自由的國家，成龍來不來是他個人自由，我們不會在意。這個回應，既表明我們的立場，也尊重成龍的自由。沒想到中國時報竟發表社論「振興台灣電影比罵成龍重要多了！」，一面放大成龍，說他舉足輕重，我們應該拉攏他，一面縮小成龍，說他的話傷不了台灣，我們不該反駁；聯合報還刊出讀者投書，指摘姚文智把成龍「打入黑名單」、「這與威權時代有何差別」，真是莫名其妙。 我比較失望的，是他沒有斷然取消置入性新聞陋規。當五二○前後，我看到中國時報登出「政策觀察站系列」、自由時報連載「綠色執政、台灣心情系列報導」、台灣日報推出「活力台灣、邁步向前系列報導」，心想這種置入性新聞實在不是記者出身的姚文智所該做的。我猜上任未久的他，是在執行原有計畫，也未必有權取消計畫，但無論如何，他是局長，就有義務改革這種陋習。所幸，他在二十五日宣示將調整置入性行銷作法，讓我覺得還值得期待。 姚文智是個真實的人，他不會擺架子，也不會塑造虛假的形象。他累了就打哈欠、有不滿就說出來，從不掩飾，甚至自曝內幕，說自己在開會時打瞌睡。 姚文智更是個溫暖的人。他對朋友總是推心置腹，總是願意分享所有，總是把朋友看得比自己重要。有回我到政大考試，他把宿舍讓給我住。今年三月七日，我到台視文化找他聊了一下午，臨別，他說隔天沒事，就拿起電話，約了幾個老同學晚餐；沒想到隔天早上，謝長廷在答覆立委質詢時宣布任命他當新聞局長，當晚，同學們都以為姚文智沒空來了，沒想到他不但出席，還跟我們聊到十二點，散會時，他才透露隔天早上九點有個記者會，他要和新聞界進行第一次對話，得回家熬夜準備。 上週五的訪問也是，我看局長桌上公文層層疊疊超過一公尺，問他有多少時間受訪，他說一小時吧，結果一聊將近兩小時，聊完，看他回去和那堆公文奮戰，我有點抱歉、有點不捨，還有更多的感動。 這就是我的同學姚文智，一個浪漫、率真、有情有義、有理想又有行動力的人。 *本文轉載自阿孝札記http://ashaw.typepad.com/editor/2005/05/post_3.html。

黃天麟 國策顧問 具有濃厚本土意識的電視政論節目「台灣心聲」，將於十二月三日播出最後一集後結束，消息一出，引起許多關心台灣本土的觀眾議論。由於公司高層僅發出關閉節目的指令，但並未告知原因，所以停播的幕後因素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是被香港人「幹掉」，有人即歸咎於最近節目收視率之下滑。但筆者認為，真正原因應在於政黨取向之偏差及錯誤的立法，說一句「自投羅網」亦不為過。茲說明如下： 第一，大膽西進政策對國家認同造成傷害。「積極開放」是大膽西進的同義語，「積極開放」對經濟面之衝擊，股市動能減退、高失業率、低工資薪金增加率等姑且不談，它對台灣社會、政治、人文面亦造成了下列傷害： （一）最大的傷害是「西進資敵」行為的正當化與公德化。它在國人社會造成「中國非敵國」，甚至是「施惠國」的偏差概念，這也是連、宋的聯中制台引不起國人強烈譴責的主要原因。當「拚經濟」與「結合中國」畫上等號時，台灣主體論述就顯得欠缺說服力。 （二）它使泛藍選民增加。企業西進的結果，在中國之台幹人員躍登百萬，往返中國年達三八○萬人次，日久生情，心態上逐漸靠近泛藍，「本土化」、「正名」、「制憲」等自然引不起他們興趣，甚至反感。此種傾向以中間選民為多。亦就是經濟上越與中國結合，中間選民越會傾向泛藍的「一中」主張，「台灣心聲」的收視率自然下降。 （三）它使支持本土性節目之企業越來越少。以ＧＤＰ區區三千億美元的經濟規模，台灣卻佔去了中國所接受之國外投資之一半（約二千八百億美元），致國內西進的企業在專制中國的制約下，在台再也不敢資助本土性節目，廣告節目都轉移至統派媒體，以示對中國之忠誠，本土節目無法獲得應有之經濟資助。 第二，迂迴讓港資、中資控制台灣媒體之立法本就是統派的伏筆。統派鼓吹西進，目的是營造「以經促統」的政經環境，同理，他們在制定「衛星廣播電視法」時，以「引進外資可帶動產業及技術提升」為掩護，採取對外資開放之立法，目的同樣就是有意讓港資、中資來控制本土廣電事業。當時的新聞局長同具此心。 第三，「港資非中資」政策，敞開了木馬屠城的大門。一九九七年以前說港資不是中資，或許還有一些道理，但一九九七年中國取回香港之後，港資就已是中資之一部分。但奇妙的是，我們的官員又再一次以「為不影響目前的經濟運作」為由，將港、澳地區自中國切開，「港資非中資」的政策思維與上述制定衛廣法時，以「提升國內廣電事業」為由，讓港、中資控制台灣媒體之政策思維如出一轍，目的就是統一。 經半個多月紛擾，新聞局針對Ｔ案（ＴＶＢＳ股權問題）裁定罰款新台幣一百萬元，此種無關痛癢的輕罰，對ＴＶＢＳ言等於繳了一筆小稅而已。過去經濟部對偷跑投資中國的台商同樣都以罰新台幣一百萬元或二百萬元草草結案（如宏力等偷跑罰鍰僅二百萬元），形同鼓勵偷跑，也促進大膽西進之大功告成。政府政策如此，環環相扣，惡性循環，本土聲音焉能不式微。 希望熱愛台灣的國人，當為「台灣心聲」之消音而沮喪之餘，多了解其背後真正的原因，作出正確的反應。

陳宗逸 《新台灣周刊》記者 黃文雄希望台灣能夠很快出現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為了未來五十年的台灣，一步一腳印的踏實建構出台灣應該有的國家公民意識。 「中國的侵略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台灣人對中國的騙術毫無警覺。」這是知名的台裔日籍思想家黃文雄，面對今天台灣深陷中國化陷阱，無法「去中國化」而造成的國家危機，最深刻的感受。黃文雄說，中國是一個全世界最大的詐騙國家，前總理朱鎔基就曾經說過：「中國全部都是謊話，不會說謊的只有騙子」。中國已經搖搖欲墜，在政治、經濟、自然環境、人口壓力、天然資源等問題上面，幾乎束手無策，即將崩潰，中國對台灣的染指，全部建立在虛幻的詐騙與宣傳上面，全世界都已經清醒，似乎只有台灣人越陷越深。 詐騙集團鼻祖 歐美認知甚深 黃文雄從一九六四年起就長期住在日本，數十年來以出版著作來從事台灣主體性的啟蒙工作，透過日本社會的觀察角度，黃文雄看到了中國的危機，如今這個危機將用詐騙的手法，將台灣一起拖下水，黃文雄深感無奈。「中國人什麼都不行，最在行的就是宣傳，用『捏造』的手法來塑造媒體宣傳效果，日本人也曾經受過騙，只是如今已經醒來了。」黃文雄曾經寫道，中國到處充滿騙術，提倡「兵不厭詐」等「詐術」理論的孫子兵法，還成為被人稱頌的經典。 早在歐洲啟蒙時代，大哲學家康德和孟德斯鳩，就曾經說過「中國人是騙子」，日本江戶時代的學者賀茂真淵也曾經寫過：「唐朝是一個人心特別醜惡的國家」。甚至，著作《武士道》一書的日本大哲學家新渡戶稻造，還曾經怒斥中國人是「不以欺騙行徑為恥的厚顏無恥人種」。歐美日學者早有此認知，但是在備受中國威脅的台灣，有這樣想法的人，屈指可數。 即使是像日本這樣媒體發達的國家，在一九七○年代，還有很多人相信：「中國是一個沒有蚊子、蒼蠅、老鼠和小偷的人間天堂」。黃文雄說，當時的年輕學者和左派前進青年，對中國抱有相當多樣的幻想，稱為「中國夢」（China Dream），認為中國終將稱霸世界，日本必須要低頭接受，可見得中國的宣傳詐術，多麼的管用。可是在如今，日本人早就走出這樣的幻想，因為從統計數字上面看，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國民生產毛額（ＧＤＰ）竟然到今天還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可見得有關中國的所有神話，幾乎都建立在詐術上面。只是，今天的台灣人，還無法像日本人一樣，看出這些荒謬之處。 桃太郎早覺醒 成功去中國化 日本人在幾百年前就成功達成「去中國化」，並以此順利進入現代化國家行列，台灣卻到了二十一世紀，還被捲入「中國夢、中國化」中無法自拔，黃文雄感慨，除了因為台灣人「毫無台灣一體的國家公民意識」之外，也與數年來在教育和媒體上面，毫無任何改革所帶來的後果有關。黃文雄說，「即使李登輝前總統很有使命感，以『實用主義』花了十二年的時間想要達成這個步驟，還是失敗了。」因為，「只有李登輝一個人，也無力回天」。 日本岩波文庫和新潮社在二戰前發行的世界經典名著和基礎工具書，是日本國民成為現代化國家公民的重要基礎建設。 阿輝伯有遠見 來自教育啟蒙 黃文雄認為，台灣受到國民黨的黨化教育荼毒，直到今天都還沒有脫離，政府沒有採取任何有效的改革措施，相當遺憾。他認為，「黨化教育最大的特徵，就是強調學生的『記憶力』，完全不重視培養學生的其他能力」。這也是造成台灣目前年輕一代「空心化」的中心問題。而日本的教育，即使被外界認為具有威權特色，但是以日本舊制高校的教育為例，「除了記憶力之外，日本特別強調學生的分析、統合和演繹能力」，因為教育精神的關係，台灣人至今還受中國宣傳所騙，而無法掙脫，日本卻可以從各種情勢觀察、分析，進而破除中國夢的幻想。他覺得，如果台灣依舊無法在教育上面提出任何的改變，未來被中國併吞且拖垮的可能性，相當的高。 日本重視學生的分析演繹和統合能力培養，所以李登輝前總統在寫《武士道解題》一書的時候，在開頭就特別強調，十幾歲的高校時代，就開始閱讀大量的哲學文藝書籍，並且思考生命的本質。黃文雄說，這是日本教育優秀的證明。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政府相當明智的「從最基本的功夫做起」，不論是工藝基礎、科學理論、世界文學名著、哲學家思想等很重要的基本著作，日本政府都在第一時間主導，有系統的將所有的歐美先進知識，精確翻譯並且引進到國內，讓青年學生可以以最方便的管道閱讀最先進多元的世界文明精華。「像是岩波文庫或者新潮社這樣的出版商，有系統的引進經典著作，不計成本推介給日本學生，這是日本政府重視基本功夫，施政有遠見且有理想性的優秀之處」，連在《武士道解題》的書中，李登輝都還相當感念像岩波文庫這樣的出版社，對於一個新生國家公民意識的啟蒙影響。 中資背後撐腰 媒體淪陷八成 反觀台灣，不只在基礎教育上，全面向中國化投降，在媒體甚至出版業，也全面被中國化攻陷。黃文雄說，中國人以詐騙立國，所以相當重視媒體宣傳，不論花費多少的資金，都一定要用媒體將整個國家的氣勢撐起來。中資入侵台灣的親中媒體，目前已經是很普遍的現象，從日本觀察，黃文雄認為從台灣媒體言論的荒謬可以看出，起碼已經淪陷八成以上。由於中資是由中國政府操作，可以不計成本用大手筆拚效果。 媒體現象是教育現象的延伸，兩者互為影響、是一體兩面。黃文雄認為，比較現階段民進黨政府執政，李登輝前總統的十二年施政，「他比較有在想台灣的未來，要怎麼走下去？李登輝可能因為日本基礎教育的培養，善於思考，掌權之後所想的，可能都是二、三十年之後，台灣可能面對的情境」，但是反觀執政已經五年半的民進黨政府，「可能因為執政團隊太過年輕，又受到黨化教育的影響，比較沒有去思考二十年之後的情境，眼光可能只著重在三、五年之後的大選」。黃文雄感慨，黨國教育因為著重記憶力，加上中國傳統科舉文化，造成現在台灣人重視經濟發展，不重視文化與思考的一種危機。只重經濟利益，只想要賺錢，加上不重視人文科學，施政著重短期效果，無可避免的就沒有辦法破解中國夢對於台灣的嚴重傷害。 戳破中國騙術 台灣才有期待 面對未來挑戰，黃文雄相當憂心，尤其最近在親中媒體與統派陣營一面倒的壟斷言論市場，台灣主體性看起來已經毫無招架之力。「最怕的不是中國的侵略，而是台灣人繼續甘願被中國騙，然後在中國崩潰的時候，被他們一起拖下水」。台灣的危機，是缺乏有膽識的人，像「國王的新衣」故事中那位小孩一樣，膽敢違反主流意見，出來戳破中國的騙術。回顧李登輝時代的努力，黃文雄希望台灣能夠很快出現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為了未來五十年的台灣，一步一腳印的踏實建構出台灣應該有的國家公民意識。「日本可以輕易去中國化，台灣卻沒有辦法，最主要的差異，就是因為台灣不是一個國家！」如果有政治家，敢出來破解這個中國法統體制的謊言，台灣的未來才可以期待。 *本文原載《新台灣周刊》，501期，2005年10月29日出刊。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壹、前言 一般所謂主權（sovereignty），有對外、以及對內兩個面向：對外來說，主權代表其他國家承認上述權威，也就是「外部主權」（external sovereignty）；對內來說，主權意味政治實體在領土內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也就是「內部主權」（internal sovereignty）（Biersteker & Weber, 1996: 2; Brennan, et al.: 307）。Fowler與Bunck (1995:5) 分別稱之為「對外獨立」（external independence）、以及「對內至高無上」（internal supremacy）。至於「原住民族主權」（indigenous sovereignty、aboriginal sovereignty）的內涵，大致是被刻意做內部主權的限制性詮釋（Corntassel & Primeau, 1995; Maaka & Augie Fleras, 2000）；而Brennan人（2004: 315、319）更是直截了當指出，既然外部主權不可分割，關鍵在於內部主權的水平（分享）、垂直（從屬）分配。不管如何解釋，主權代表著對於領土的擁有、以及土地的所有（Sanders, 1991: 186）。 一般而言，領土分為已經有主之地（occupied lands）、以及無主之地（terra nullius territorium nullius、或是vacant lands）；前者的主權可以透過征服、割讓／轉移、或是支配而取得，後者的主權則可以透過發現、開發、或是有效佔領來取得（Jennings, 1963; Slattery, 1991: 200-201; Kerr, 1991: 11-12; Macklem, 2001: 113）。在所謂的「墾殖社會」（settler society），由發現、征服、開發、到同化的過程中，墾殖者的國家往往以原住民族的社會是無主之地，來合理化對於原住民族主權的攫取；歷經墾殖者的巧取豪奪，原住民族逐漸喪失傳統所擁有的土地，儼然是陷於主權國家架構之下、動彈不得的民族（entraipped nation）。 不過，隨著規範性理論的抬頭，國際社會對於人權的保障不敢明目張膽忽視（Cochran, 1999; Risse, et al, 1999），特別是自從1970年代開始，原住民族運動逐漸嶄露頭角，而國際法也漸次重視包括「集體權／群體權」（collective rights/group […]

莊秋雄 前台獨聯盟中央委員﹑美國本部副主席 從2086期（10/4/05）公論報念到自Taiwan News轉載的謝里法兄寫的專論〈獨立的迷惑與獨盟的抉擇〉。該專論提醒遷台後的「台獨聯盟」（獨盟）其盟員進入政府機關領導階層的不當，而給獨盟不少的批判及鞭策。對獨盟的盟員更有如下的嚴峻批評： 「（獨盟成員）令年輕時代堅持下來的建國運動以階段性任務的完成為理由拉下帷幕，勿寧說是對自己的殘忍，也是對理想的背叛，對生命的踐踏」。 謝氏的批評雖有所據，但做為堅持四十年的一個盟員，念到如此冷峻嚴勵的批判時，心情實在無法度不「沈重」。雖然已封筆多時，也不忍繼續沈默，於是再提禿筆，敘述一些個人感想及回應。 獨盟遷台後，筆者自認已不再有年輕時代的生命力為獨盟遷台後的新階段出力，於是逐漸退休到第二線。但仍繼續關心獨盟的運作，一直小心的搜尋、仔細的閱讀所有與獨盟有關的資料，特別是「盟外」人士有關獨盟的文章及報導。 其實遷台後的獨盟能見度並不高，因此外界有關獨盟的報導及評論也不多，就我的回憶，比較嚴肅的只有兩次：第一次是今春自稱「流氓教授」的林建隆教授來美為FAPA巡迴募款時提出的對獨盟的建議，他認為今後在美州的獨盟應轉化成FAPA屬下的「獨盟」；第二次就是這次謝里法兄所寫的這篇對獨盟的批判論文。林教授的建議比較複雜，不便評論，在此只對謝氏的批判發表些感想。 或許真的有些獨盟的盟員（包括筆者） 感到台獨運動的階段性任務 （倒蔣建台） 似己完成，但筆者未曾念到有任何獨盟的領導者曾做過此種論述，唯一由盟員寫出來表示此種見解的文章恐怕只有筆者約半年前所寫的拙文「獨盟成立五十週年感言」。該文有一段如此寫：「（獨盟，也稱WUFI）成立時的目標是運用所有可能的一切手段來推翻蔣家外來政權，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新台灣， 目前這項『事實獨立』的目標，可說在WUFI的努力參與下已經大部份完成了。今日所剩下的是在中國的吞併威脅下，整合台灣住民的建國意識，來向國際社會爭取台灣的『法理獨立』地位而己，這項艱巨的任務是無法只靠WUFI來完成的。」假如謝氏有親耳聽到「有國策顧問認為獨盟的階段性使命已經完成」這也只能代表該國策顧問像本人一般的見解而己，不見得就是代表整個獨盟已經「以階段性任務的完成為理由拉下帷幕」。 其實帷幕並未曾拉下，近年來多次的正名群眾運動、228手護台灣運動、及最近挺軍購護台大遊行，那一次不是獨盟站在攻堅的前衛性角色所促成的呢？ 至於正在「分享中華民國」的少數盟員 （或前盟員），或許他（她）們誤信了加入難得出現的「本土」政權來共同努力是一條有效的建國道路，他（她)的做法應只是像本人寫的文章一樣，只是表現其個人的見解及判斷而已，未必代表獨盟己拉下運動的帷幕。不久以前，當獨盟主席發現走此路是誤判時，他也堅持的辭退了。 獨盟遷台後的能見度無法提高的原因是很複雜的。個人認為最大的原因是獨盟及其多數的盟員，其個性、其人生觀、其價值觀以及其相對的處世能力並不符合多數的台灣人及台灣社會，有人甚至稱獨盟成員是台灣人當中「瀕臨絕滅的品種」(endangered species)，由這種人群所組成的政治組織，在白色恐怖年代奮力推動「倒蔣建台」的革命運動或有可能，但當蔣家外來政權有形的迫害消失後，要與其他新興的台灣人政治團体競爭、搶奪政治權利時其能力就相形見絀了。試舉一例來說明，本來十分專業十分認真的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獨盟成員的黃爾璇教授，雖然很稱職的、很盡責的擔任完一屆，下一屆就被善於權謀操作的邱永仁取代掉了，近日報載邱立委經營的醫院有騙取建保費之嫌，鬧得沸沸揚揚。台灣執政的民進黨如此，海外不也差不多？試看當今海外與台灣「本土政權」關係密切的單位，全球民主聯盟也好，各地商會也好，僑務委員會也好，當今在這些海外團体中活躍的人士有多少是過去白色恐怖年代的拼命者？ 要一條廋弱的老牛拖重車，只是嚴峻的鞭策恐怕是不夠的。本文只在表達個人感想，並無意辯駁謝里法兄的論述。

陳玉峰 台灣生態學會常務理事、靜宜大學生態學系教授 今年大部分時間投入南橫山林的調查與撰寫，上星期我在山上領悟了一些台灣山林的，新的奧秘，內心欣喜而安詳，卻也在同時，想到了我們共同的母親—台灣，想到了讓人講不出話的現今時局與社會，我輾轉難眠而捫心自問，究竟我在現今台灣該做些什麼，必須承擔何等責任？因此，我趁星期二上台灣心聲節目之際，向笨湖仙提出要求，給我十五分鐘，我要向民進黨政府提出建言，因為這些話不能等到2008年，到2008年只變成打落水狗，很不厚道。 身為台灣人，我要向「本土政權」提醒與要求： 第一，四百年台灣人開拓史從未當家作主，欠缺自主主體文化，罕見自然自在的本土尊嚴人物或風格，更加悲哀的，外來威權的影響之下，長期養成台灣人只重眼前近利的淺腹、輕浮，也形成現今台灣文化的國病，我們要求政府提出文化價值改造的國策；我們更要要求21世紀教育本質的總反省與大改造。 第二，台灣歷經五大政權主宰，卻從未揭櫫以台灣為國土的終極目標的立國全盤大計，我們要求政府提出以台灣為國土、全球為背景的永世宗旨與理想，並具體提出於憲政改革。 第三，60年來政府將資源挹注國營事業及特權財團，迫使中、小企業發展打帶跑、欠缺研發根基的泡沫經濟，十餘年來雖然逐漸轉型，卻在西進及外移的淘空困境之下，導致台灣經濟體質更加虛弱，我們要求政府提出21世紀本土自主經濟總理想與具體的政策，不要再提空洞口號的「拚經濟」。 第四，所有經建發展與改革，必須回歸台灣國土的現實與事實。台灣國土經過60年錯誤的、抄短線的、沒有明天的、耗竭的、污染的開發，1989年以降，大地反撲、土石橫流、澇旱並生、生物疫變而捉襟見肘的災難風起雲湧，我們要求政府真正檢討土地利用的歷史結構大病，釜底抽薪地提出國土永世計畫，「寧可失掉政權，不能不照顧家園」，台灣的環境危機，「明天過後」已在眼前。 第五，我們嚴正向民進黨政權呼籲立即進行政治大改革，請阿扁總統與謝院長等領導團隊，放下「為選舉而政治、為政治而選舉」的海盜思想、價值觀與邏輯，改以治國理想、遠見為優先。阿扁總統絕對是一個有魄力、有智慧的領導者，請以最後機會，讓人民可以相信政府，請阿扁政府放棄用人唯私、期約賄選、過度妥協、偏狹意識的用人方式，請重用現今官僚系統真正有智慧、有愛心、有能力、有遠見、宏觀的公務人員，並向國際、民間尋覓人才進行改革。現今台灣政局最需要的，就是最簡單的「商鞅變法」第一步，同時，我們要求真正的民主與法治，而拒絕亡國前的假自由、真亂象；我們更相信，社會公義的提昇，必須從政治改革起步。 第六，我們要求政府提出21世紀國家科學總政策，台灣需要科學革命，深沉檢討科學哲學、科學史、科學教育等等根源面向的內容，扭轉近年來注重表面、學閥分贓的，一大堆教育部、國科會的搶錢計畫，導向長遠的國家科學及科技的大改革。 其他諸多第二層級的議題無法在此敘述，而總體來說，我們要求本土政權提出我們期待60年的台灣真正的希望，讓人民體驗、感受到終極的歸依，以及回歸設立國家的本質與意義，而非現今政黨營私、內鬥內耗的悲劇。 陳水扁先生、謝長廷先生是台灣之子，是所有台灣人的朋友，我們不能批評；陳水扁總統、謝長廷院長是公器，其所執行的公共政策，天下人皆該提出批判與鞭策；但願陳總統、謝院長等，可以重用好人才，用來彌補陳水扁先生、謝長廷先生等的性格、能力或種種面向上的小缺失。 任何人隨著年歲增長都可以察覺社會的變遷，用心且有能力找出結構性或關鍵的變遷脈絡，或暸解變遷主軸的人叫做具有觀察力；可洞燭、暸解變遷的因果關係者謂之有智慧；有大智慧又有大慈悲心，又心存台灣主體，且選擇己身最恰當的若干工作、志業，無私地獻身者叫做知識分子。期待台灣濟濟知識分子挺身而出，善盡台灣人的一份責任。 *本文原載台灣生態電子報第84期，http://www.pu.edu.tw/~ecology/taiwan/e-paper/ep-84.htm

削弱國家法地位自陷中國附庸 　親民黨版的「海峽兩岸和平促進法」草案充滿違背立法原則的矛盾，並隱伏體制衝突的憲政危機，還想藉由「九二共識」和「四不一沒有」的法律化，將兩岸分治的實然狀態整合成一個國家，強烈威脅國家主權和憲政體制。 　該草案一旦完成立法，不但將摧毀權力分立的制衡機制，更嚴重的是，台灣的國家法地位將因國內立法而自我限縮，進而塑造出台灣人民同意邁向政治統合的假象，逐步把自己內化為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 一、違反民主原則 　該草案最引人非議之處，就是國親等在野黨企圖利用國會多數的優勢，替二千三百萬人民決定台灣前途，設定與中國合併的單一軌道。這種立法，無視人民對國家前途的意見分裂，直接割棄反對統一的民意，並利用威權時代的政治主張來囿限台灣人選擇國家前途的權利，強調「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九二共識），徹底顯露出政治權謀的考量，是一部違反民主原則的意識形態法案。 二、內容矛盾疏漏 　(一)法案文字充滿歧義 　第一條明定：「在﹃四不一沒有﹄及﹃九二共識﹄前提下，為化解戰爭危機，促進台灣海峽兩岸和平，以確保中華民國憲法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及台灣地區人民生活福祉，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規定制定本法。」 　從文義看來，第一條就違犯兩大謬誤：(1)無視不同意見，濫用國會多數，將極具爭議的政治詞彙置入法律；(2)法律文字力求明確，法案中若出現專有名詞，應先進行名詞釋義，以降低適用時的爭議。但草案僅在立法說明中解釋，條文卻隻字未提。 　這種粗糙立法，不但會引發憲政體制和國家主權的劇烈震盪，適用時，亦將釀生解釋上的爭議。 　(二)法律概念有失嚴謹 　雖然立法技術可適度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抽象概念，但草案中規定「兩岸和平協商特別委員會」委員的資格必須是「認同中華民國憲法之公正人士」，則難以驗證，因為「認同」與否，係屬內心活動，外觀上不易察知。如果口頭上認同，內心持相反看法，要如何排除這些人士？ 　(三)嚴重立法疏漏 　草案總說明第六項稱「透過立法成立特別的任務型委員會，由各政黨推派代表，進行兩岸和平議程的協商。協商議定需經全體人民表決同意後，再與政府相關部門組成委員會，落實推動兩岸和平。」然而，細查十四條條文，只有第六條第二項規定「兩岸和平協議之簽訂，須經立法院審議，並交付公民複決通過，始生效力。」卻遍尋不著「與政府相關部門組成委員會」的任何規定。 須知，立法說明只能做為解釋法律時參考依據，只有立法說明卻無條文規定，是不拘束任何人。不知起草者是有意忽略，還是根本沒發現，才會擬出這種牛頭不對馬嘴的法案。 三、影響台灣主權 　以國際法的角度看，主權應具有最高、絕對、不可分割、不可讓渡等性質。站在主權國家的立場，「海峽兩岸和平促進法」草案對台灣將產生何種不利影響？分述如下： 　(一)政治上的影響 　要談「海峽兩岸和平促進法」草案的政治效應，可藉大韓帝國從獨立國家逐步喪失主權的過程窺其梗概。1905年，日韓簽訂第二次協約，韓國成為日本的保護國，當時日本高倡日韓合併論，韓國最大的政治結社「一進會」也力主合併。1910年，大韓帝國總理李完用與日本代表寺內正毅簽訂「日韓合併條約」，大韓帝國將主權讓與日本，日本則把韓國併入版圖。 　對照之下，中國對台灣，就像當年日本對韓國一樣，都具有領土野心，加上內部也有尋求「統合」的聲音，所以試圖把兩個國家「合併」為一個國家。 　雖然時空環境不同，不能一概而論，但反觀自我矮化的「海峽兩岸和平交流促進法」草案，到處流露出視中國為宗主國的心態，台灣在某種程度上，似乎隱伏著日韓合併前的政治氣氛，只是操作手段不同，一為國際條約，一為國內立法。 　因此，台灣一旦通過這部法案，就等於向中國做出「合併」的暗示，在這個大前提下，中國當然願意對台灣釋出「善意」，台灣則須逐漸放棄國家的基本權利，仰承中國鼻息，參與無關痛癢的「非政治性國際組織」，從經貿整合、文化交流，最後完成政治合併。 　(二)國際法上的影響 　從國際法的角度解析，這部草案的爭議焦點在於主權法律屬性的轉換，就是使台灣的「外部主權」遞減，僅存「內部主權」。換言之，這部草案亦可視為國會立法追求與他國合併的「主權讓渡法案」。 　何謂「讓渡」（alienate）？個人放棄一部或全部自主權，把事務決定權委由他人處理，就是權利讓渡行為。同理，國家把事務決定權的一部或全部委諸其他國家、國家聯合或國際組織處理，就是主權讓渡行為。一般習稱的「美利堅合眾國」，原文中的“United States”，本意就是「國家的聯合」，各國（state，州）把部分主權讓渡給聯邦後，雖仍保有憲法和法律，但因失去外部主權，已經不是真正獨立國家。 　由此觀之，「海峽兩岸和平促進法」草案雖未明定讓渡主權或領土，惟細究全文，卻僅見摘除獨立國格的立法權謀，例如與中國協商參與非政治性國際組織，就等於須經中國同意才能參與國際組織；如此一來，將嚴重削弱台灣的國家法性格，自陷於中國附庸的地位。 　同時，國際社會也會根據台灣的國會立法，重新檢視台灣的主權和國際生存空間，把台灣定義為「準香港地位」。種種跡象顯示，該草案似乎有意呼應中國的法律戰，替「台灣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扮演開路先鋒，用意令人質疑。 「海峽兩岸和平促進法」草案的法理爭議（下） 制憲斷亂源為台灣徹底解套 (二)組織定性困難 　該委員會不像海基會，海基會是政府出資設立的私人團體，受政府委託行使公權力，屬於間接行政，本身不是國家行政組織的一環，定位明確。然而「兩岸和平協商特別委員會」既想取代海基會的功能，又要兼行陸委會的職權，本身卻隸屬於國會，很難定位其屬性。 　再從國家賠償法的角度觀察，該委員會若不法侵害人民權利，賠償義務機關究竟是委員會本身呢？還是立法院？ (三)逸脫監督的怪異組織 　該委員會並非憲政體制下的國家機關，卻兼具不同國家機關的權力，任何民主國家若需要這種機關，也會明定於憲法，使之成為「憲法機關」。然而，在野黨在憲政體制外，竟想透過立法創設國家機關，所以設計出斲傷權力分立的怪異組織，違憲情形不辯自明。 　再者，該委員會的預算由立法院編列，從組織層級分析，它究竟是機關，還是機關單位？恐怕連起草者也說不清楚。更何況，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僅適用於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機關，該委員會根本不受規範，只要不違背國會多數黨的意見，其決議就具有形式上的「正當性」，試問人民要如何監督？ 七、一廂情願的政治想像 (一)放棄國家地位能謀和平嗎？ 　草案總說明指出，想仿效東西德的「基礎條約」來簽訂兩岸和平協議，殊不知，戰後德國在占領體制下一分為二，土地、人口及國力居於優勢的西德堅持「一個德國」原則，任何國家只要和東德發展外交關係，西德就和該國斷交(例如前南斯拉夫聯邦和古巴)，直到一九七二年，西德放棄圍堵政策，兩德因而簽訂基礎條約，前提就是互相承認對方為主權國家。 　在野黨若有意仿效兩德模式，就應從這個角度進行理解，要求中國承認台灣為主權國家，才是正道。 　然而，若把「九二共識」納入法律，就等於把「一個中國」明文化，台灣在國內法上將成為中國的一部份，如此一來，簽訂和平協議的基礎完全消失，這種設計豈不矛盾？ 　(二)單方面意思表示，如何對中國產生拘束力？ 　第二條立法說明的第十一項指出，在「四不一沒有」及「九二共識」的前提下，台灣不獨，中共不武，雙方簽訂和平協議，保證兩岸維持現狀五十年。這段話，除去北京領導人的招安口吻後，就只剩下台灣在野黨的夢囈，因為台灣國會的立法意旨怎能拘束中國統治者的意志？ 　(三)中國願意創設一個對等機關來對談嗎？ 　第三條立法說明指出，「兩岸和平協商特別委員會代表台灣人民，與中國大陸可充分代表民意的﹃對應機關﹄，共同推動兩岸和平議程與協商」，更是徒具想像的空論，因為立法院創設一個橫跨國家權力的憲政怪獸後，竟然期待中國也有一個「可充分代表民意的對應機關」來進行對談，豈不荒謬？ 　(四)「兩岸兩席，共同參與非政治性國際組織」的詭異辯證 　「兩岸兩席，共同參與非政治性國際組織」的說法更是荒謬，單從文義解釋，顯示台灣只願意參與「非政治性」國際組織(亦即NGO)，然而這部份台灣早已努力多年，根本不需和中國協商；再觀察立法說明，要「促使大陸協助台灣進入非政治性國際組織，因應全球化趨勢與需要」，更證明該草案有意透過立法鎖住台灣的法地位，剝奪台灣參與「政治性」(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機會，使台灣呈現準特別行政區的屬性，因為香港也是以這種身分參與非政治性國際組織。 　我們必須注意，兩德統一後，原東德的國際法人格(internationallegalpersonality)消失，完全喪失參與國際組織的權能。而南北韓之所以能在國際組織上占有兩個席次，其前提正是「兩個國家」，不是「一個韓國」。目前，台灣的實然狀態是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效管轄權之外，如果我們立法限定自己只能參與「非政治性」國際組織，而且必須取得中國同意，那麼台灣不完整的國際法人格將益趨萎縮，終至消滅。 八、和促法草案的警示 　該草案立法疏漏、矛盾叢生，卻指出一個不得不令人正視的問題，就是法源。第一條稱立法依據是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增修條文把「中華民國」區隔為兩部份，謂：「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權利義務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 　事實上，最早依據增修條文第十一條制定的法律是「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一條也開宗明義指出：「國家統一前，為確保台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規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特制定本條例。」 　兩相對照之下，該草案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雖然預設統一立場，但未放棄目前的獨立狀態，「海峽兩岸和平促進法」草案則明白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主動放棄主權國家的法律屬性，自願享有類似香港特區的限制性權能。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憲法體系依然沿襲大中國架構，連憲法增修條文的前言也揭示「國家統一前」，並據此將中華民國區分為「自由地區」（「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稱「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由此推衍而下的法體系，就算違背現實，司法機關也很難推定其違憲。 　如果在野黨悍然通過該法，未來即使尋求司法解釋，被宣告違憲的部份，或將侷限於破壞權力分立，至於涉及「一個中國」的部份，雖然會產生嚴重的政治效應，但大法官會議依據中華民國憲法進行解釋，恐將陷入猶豫。 　由此可見，如果不從根源著手，重新制定一部確認台灣國家法地位的新憲法，中華民國憲法的內在矛盾將永遠糾纏住台灣，很難解套。 […]

陳玫君 《台灣日報》記者 由黃昭堂、金恆煒、江霞等10多位愛台人士共同組成「台灣群俠護台灣」助選團，自11月20日起巡迴全台說真相。 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當代雜誌總編輯金恆煒、華視總經理江霞等10多位關心台灣未來之士，昨共同組「台灣群俠護台灣」助選團，他們表示，現在整個台灣社會被泛藍政客攪得似是而非，因此將自週日起，自宜蘭出發、巡迴全台，透過時事、政論等各種角度，釐清事實真相，他們也呼籲選民在年底三合一選舉，以選票捍衛台灣主權。 除黃昭堂、金恆煒和江霞外，加入此助選團者還包括：文化總會秘書長陳郁秀、文建會副主委吳錦發、前勞委會(新聞)主委陳菊、前衛生署長涂醒哲、北社社長吳樹民、北社副社長王美琇、南社社長曾貴海、廣電基金會執行長林育卉、政論漫畫家魚夫、早期曾和鄭南榕共同合辦黨外雜誌的林世煜，及歷史學者李筱峰、台灣教授協會會長戴寶村、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理事長文魯彬、國策顧問阮銘、50年代白色恐怖平反促進會會長陳鵬雲等人。 「台灣群俠護台灣」助選團宣布，當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時，泛藍政客卻紛紛前往中國交流訪問，在立法院杯葛軍購預算，更積極推兩岸和平促進法，並誇大高捷外勞風波與TVBS(新聞)外資案，似是而非的言論，弄得人心惶惶，因為不忍見群魔繼續亂舞，繼續危害台灣，所以他們決定組團，到全台各地，從文化、歷史、時事、政論、媒體等各種不同角度，來釐清真相，同時也將督促扁政府追求政治改革。 黃昭堂表示，台灣人追求自由民主，並朝正常化國家發展的目標邁進，但是中國卻制定反國家分裂法，泛藍更推動有如投降法的和促法，因此，年底的選舉牽涉國家的前途，他要呼籲民眾看清楚候選人，選出真正可以繼續維護本土政權的人。金恆煒也指出，雖然年底的選舉只屬於地方性選舉，但是面對泛藍推動和促法等動作，要和中共聯手讓台灣淪為中國的地方政府，台灣人沒有悲觀和不投票的權利，而且要把票投給「對」的人。 *本文原載《台灣日報》，2005年11月15日。

北加州台美人 給Google的公開信 我們關心台灣的台美人，向Google喝采致意，因為Google知錯能改，訂正了他們在網站的地圖上，誤指台灣為中國的一省的錯誤資訊。 台灣是一個有主權的國家，它有人民、領土、政府、國家憲法及軍隊，台灣以愛好「民主、和平」，爭取「自由」的普世價值立國，同時也是美國在亞洲最友善的盟邦。 我們來此是要對Google公司表達謝意，Google是國際網路業中首屈一指的大公司，它展現大公司非凡的氣度，有錯必改，把持商界應有的道德勇氣，擇善固執，並以提供消費者絕對正確資訊為原則，明確地判斷是非，不畏強權的經營態度，值得我們的敬佩。 在此，再次感謝Google公司，一個國際網路業的巨人，願意堅持原則，接受事實，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並非中國的一省，我們相信Google是一個值得世人信賴的公司，因為它所提供的資料與信息，是正確而真實的。 日前Google公司在Google Map上將台灣加上”Province of China”。引發台灣人的憤怒與抗議，一群北加州的台美人於10月11日前往Google位於加州Mountain View的總部遞交此封公開信，表達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絕非中國的一省。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2005年世界中央委員會於9月23日在台北市舉行，來自美、加、日、歐、南美等地區本部與台灣本部中央委員齊聚一堂，除聽取各本部工作報告，依例選舉本盟主席及配合情勢發展修改本盟政策綱領外，並對正名、制憲運動及近年來國內、外政局動態對台灣獨立建國的影響，檢討本盟應有的對策。 下一屆本盟主席，經大家推選，由黃昭堂博士繼續領導，須經主席提名的幹部，副主席陳南天先生、秘書長毛清芬女士等，均經大會同意任用。 本盟與會人員，對現在台灣政局陷入類似雙重政府和政府癱瘓狀態，咸表憂心和不滿，這雖然部分是由於2004年3月總統大選和同年12月立法院改選，分別由民進黨和泛藍分據勝選的結果。但是，總統和國會多數黨派之不一致，在正常的民主國家，不必然會發生像台灣現在的政治情況。 其實，台灣的政治社會，有許多異於正常民主國家的特質；亦即台灣自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後，依照各種國際憲章和協約 (諸如1941年大西洋憲章，及其後的聯合國憲章、1952年舊金山和約，1960年賦予殖民地諸國及人民獨立宣言等)，台灣理應早已獲得獨立建國，然無奈因東西冷戰和被捲入中國內戰的關係而被延擱，台灣自此淪入外來政權中國國民黨流亡政府蔣家父子獨裁體制的統治，靠白色恐怖手段長期維持其佔領治理，中華民國國號才得以在台灣借殼存留下來。迨進入九○年代，台灣的國會和總統由台澎金馬人民直接選出，切斷與中國人民的權力授權關係，現在台灣很清楚地已進入國家興建即將完成的階段。 依據戰後國際條約的處理和近十多年來政府統治正當性的提昇，台灣應具主權獨立的地位無疑，惟目前其國名仍被沿用中華民國而已。現在台灣被內外夾攻：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對付台灣，由過去不容「中華民國」這個國名的出現，到現在反而暫時容忍其存在而集中於反對台灣獨立，對台灣人民則滲透、威脅、利誘、分化並用；而源於流亡的中國國民黨之中國派政黨，於二度總統大選無法奪取政權，尤其國親新三黨合流仍然無法挽回統治台灣之後，乃採取與中國裡應外合的策略，打擊台灣本土產生的執政黨，形成寧願癱瘓政府，亦不願讓台灣政治正常運作，並且處心積慮形構由國親佔優勢的立法院連同中國的助力，形成類似雙重政府的體制，無視台灣的正常發展。 針對以上情勢，我們呼籲全體台灣人民，注視最近政局的發展，不可姑息這種阻礙台灣獨立自主發展的陰謀得逞。 基於以上的認識，我們在此主張並呼籲： 一、台灣主權獨立與中國無關聯，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以憲法或法律方式均無權干涉和規範台灣國際地位和台灣國內事務。台灣人民有自己建立國家的權利，中國制定反對、遏阻和威脅主張台灣獨立團體和人士的法律是一種國際法上所不容的武力威脅、恐怖手段和準備侵略的行為，台灣人民應團結起來抵抗。 二、中華民國已於1949年淪亡。因中國國民黨流亡政權利用盟軍（遠東）總司令部命令於戰後來台受降的機會，繼續對台灣的佔領管理，中華民國才得以借台灣之殼存續下來。惟這個佔領管理政府，甚至也已於1971年被驅離聯合國，可見中華民國國名並無存在台灣的正當性。故而現在任何欲對此國名予以妥協和溫存的觀念和動作，祇有加強中華人民共和國企圖主張國家和政府繼承的陰謀而已，根本違背台灣人民獨立自主的權利。 三、台灣主權獨立自主是台灣人民一切權利之根基，任何政黨和政治人物，除非別有用心或認知偏差，絕不會將其主張，像一般公共政策那樣，得以做某些修正或互讓。民進黨為了參選2000年總統大選，幡然改變原有建立台灣共和國的黨綱，又將原來描述事實的「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幾乎當作是一種主張，並刻意引導將決議文視同黨綱；更於2000年520總統就職時倡言「四不一沒有」，將台灣獨立建國的機會成為「不要」做的承諾，又於2004年520就職演說時再重申此項承諾「未來四年也不會改變」；本年2月24日於扁宋會時，國家元首竟又以文字與統派在野小黨公佈類似的主張。我們認為，以台灣國家元首，做出這些動作，殊不適當；其後又提出所謂「中華民國三階段」或「中華民國四階段論」亦不妥當。此不但將斲喪台灣人民獨立建國的意志，也助長了國內統派政黨人士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不當的幻想和野心。我們在此強調，台灣沒有「兩岸一中」、「一個中國共識」、「未來一中」的問題，只有台灣主權獨立自主發展的問題。 四、大家應認識，堅持台灣主權獨立與主張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在國際法上完全不同，後者將會助長中國內戰的延伸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覬覦台灣而已。唯有台灣獨立建國和加強國防防衛能力，才是防止外國侵略最有力的武器。 五、台灣正名和制憲，是對過去舊體制遺留下來的荒謬象徵體系和憲政體制，最溫和與合乎現代憲政程序的方法，民進黨政府有義務和責任加快推動執行，不應以「過去某人做不到，我也做不到」為藉口卸責，讓如箭待發的好事無端停頓下來。依據民進黨建黨精神和選舉承諾，更不可輕言推諉。 六、台灣執政的政府，應加緊革除舊弊，建立良好的制度，堅持公務人員清正的操守，發揮高度行政效能；針對各種行政領域，增進勞工、農民、中小企業等弱勢者的權益。執政無力將會沖淡人民對主權獨立的希望，不可不注意。台灣各界人士更應警覺中國政府糖衣式的引進台灣農產品、給予台商貸款、台灣學生學費優惠等拉攏政策的統戰謀略隱含之整體可能危機，應以台灣生存共同體共存共榮的立場，審慎處理對中投資、貿易、金融和人員交流。 七、大家當知，1989年起世界冷戰結構逐漸改變，社會主義國家先後解體，後冷戰時代已形成民主多元，國際協調整合，和全球化的新時代，過去強權卵翼下的弱小民族紛紛起來獨立建國，人民建國的權利受到尊重。我們希望中國能真正「和平崛起」，不要以為既已擺脫百年來的積弱，國力漸強之後，即變成對亞太地區及世界的「中國威脅」，以武力威脅台灣。而在台灣的統派人士，尤應以台灣為念，深切檢討何以過去強要台灣人「反共抗俄，消滅共匪」，現在卻爭先恐後朝聖中國，污化和弱化台灣獨立自主的努力，將心比心，何不樂見台灣獨立建國，與中國成為和諧共榮的鄰邦。

喜訊：九月十六日在東京，日本交流協會高橋雅二理事長，向「台北駐日濟文化代表處」許世楷代表傳達，當天上午日本內閣會議根據八月五日國會決議的入國管理法修正，通過對台灣觀光客的免簽證政令，該免簽證措施自本年九月二十六日開始實施。 * * * 一、「不平等」的登日 六月，亞熱帶的台灣，空氣中已漲滿溼熱躁動的分子，炎夏的威力，正蓄勢待發地往上爬昇，準備點燃這一季的溫度；而最能夠激發這個熱度的火種，莫過於是那一樹的蟬叫了。在那漸次高昂的蟬聲的催逼下，這座海洋之島，已經慢慢蒸騰出汗……，院子裏的木瓜樹也結實累累、金黃閃爍地在佇立在藍空下，迎風搖曳，裝點出台灣特有的美好夏日風情。在匆匆結束了這漫長的一個學期後，我迫不及待地打包行李，準備前往日本，展開我為期二個月的日語學習課程。 這次是我第三次來到日本，與前兩次最大的不同是，這次我是以「免簽證」的身分進入日本的。猶記得五、六年前，也是夏天，當我第一次要來日本的時候，我的心情是相當興奮的，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辦理的手續太過繁冗了，這個不愉快的經驗，讓我永無法忘記。當時，人在台中的我，一方面要忙著整理行李，一方面又要撥空到台北的「日本交流協會」辦理簽證。於是，我得先向學校請假一天，再頂著燠熱的太陽上台北去辦理簽證。一到台北，已是正午，揮汗如雨的我好不容易摸索到了「日本交流協會」的地點，一踏進沁涼的大樓，原以為一切應該很快就會辦理完畢，可以趕快回家，沒想到再一走進他們的辦事處，眼前出現的赫然是一長串人龍──天啊，原來有這麼多人要來辦簽證！望著這麼長的陣列，我也只能認命地乖乖排隊，展開我第二回合的長期抗戰。排啊排的，也不知過了多久，只覺得時間漫長難耐，兩腿發痠（至今回想仍覺疲憊不堪）；後來，終於輪到我了，在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之下（生怕辦事員說我遺漏了什麼或不符什麼），走向櫃檯，繳交了該繳的證件之後，再付上我的一千九百元台幣，總算「大功告成」，但此時我人也將快虛脫了。 在漫長的排隊過程中，我不禁在想：為什麼我要這麼辛苦的來辦理簽證？我到日本去，是要去消費、觀光的，為什麼在我要去促進日本的觀光產業發展之前，我卻反要先接受他們這種「懲罰」──精神、肉體以及金錢上的懲罰？而且更不合理的是，我們早在一九九三年就給予日本來台三十日免簽證了，為什麼他們遲遲沒有給予我們平等的待遇？這麼明顯且不合理狀態，為什麼一直持續存在著？這當中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裏？是我們自己自我矮化，還是日本欺壓我們，刻意視我們為次等國家？這一切的一切，我真的無法理解，只感到身為台灣人的悲哀。在思索不出箇中緣由之後，我也非常「熟練」的給了自己一個答案：可能是因為我們沒有邦交啦，所以只好「吞忍」了！所以能夠如此「熟練」，是因為國民黨政權一向是如此告知我們。就在如此的自我解釋安慰之下，我「打理」好自己的心情，暫時「撫平」內心不平的情緒，我「不平等」的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 二、愛知萬博，免簽契機 原以為就像台灣長期以來冰凍的外交一樣，「赴日簽證」是永恒不變的「真理」，沒想到在今年三月初的時候，從新聞得知，日本將給予台灣在「愛知萬國博覽會」期間免簽證的優惠，為期半年，從三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二十五日。乍聞此消息的我，真是興奮不已，認為這是台日關係解凍的第一步，也直覺地意識到，這絕對是我們的新任大使許世楷博士赴日半年，勤奮努力耕耘的結果。懷著這樣喜悅的心情，我期待著自己七月的日本之行能夠早點到來，因為，乘「愛知」之便，這次我將以不同的身份──「免簽證」──進入日本。 回想七月二日那天，當我一下飛機，踏進成田機場時，內心不由得產生一種「尊嚴的驕傲」，因為這次我終於「平等」的踏上日本的土地了。那種感覺很複雜，難以言喻，有點甜，卻又帶點酸，酸得讓人眼眶微溼，心頭微熱……，這是許多正常國家的人民所無法體會的。台灣太苦了，苦到在國際的舞台上無法和人家一同坐在主桌吃飯；今天，終於入座了──這種感覺，我此生難忘。 三、永久免簽，台灣上昇 回顧當時得知「愛知免簽證」一事時，我內心雖然很興奮，但卻仍有一股隱憂，認為這很可能只是「短暫的喜悅」，因為我們一向很清楚，日本是相當畏懼於中國的威勢的，依照過去的經驗，他們是不會輕易得罪中國的，所以，對於半年之後，日本是否會繼續給我們免簽證的待遇，其實是不太樂觀的。但無論如何，這總算是一個美好的開始，我懷著這樣愉悅的心情，展開我在日本的日語學習之旅。 我每天準時的到位於東京高田馬場的「東京國際大學附屬日本語學校」上課，一星期五天，我每天在電車上觀察著日本人，體會著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文化，驚訝於他們現代化的程度（以前我的歷史老師曾經說過：「對時間的準確掌握，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的重要指標」；而我來到日本之後，從他們的電車的準時與便捷這一點，真的強烈感受到日本現代化的一面），同時也思索著台灣的問題；「台灣」與「日本」這兩個國家的意象，不斷交叉比對地出現在我的腦海中。在規律的作息中，不覺間七月已過，日本的夏天，也是燠熱難耐，太陽的威力似乎沒有減弱的趨勢。在暑氣逼人的一個正午，傳來一個令我極為興奮的消息，那就是日本國會已經通過給予台灣「永久免簽證」的法案了！那天，正是八月五日，我清楚地記得，畢生難忘！ 在中國與韓國都尚未獲得日本的免簽證時，台灣就早先一步拿到日本的永久免簽證，這對台灣而言，具有相當大的意義，因為這相當於打破了「不平等條約」，讓台灣從原本的次級位階，提昇到與各國平等的地位，這是我們外交上的一大突破與勝利。 四、功夫下得深，鐵杵磨成針 在我們爭取到日本的「免簽證」後的一個星期，趁著地利之便，我去採訪我們的駐日大使許世楷博士，請他就我們爭取「免簽證」的過程，作一個說明。在聽了大使近二個半小時的說明之後，我著實捏了一把冷汗，原來我們看似輕易，以為很「自然」的事，背後其實佈滿了太多的荊棘。 （一） 犁田鬆土，埋籽播種 在大使剛接下這個職務時，腦海中就盤桓著許多要做的工作，其中一項就是「免簽證」的問題。大使第一步先藉由「愛知萬國博覽會」的機會，積極向日本爭取台灣旅客赴日免簽證。大使的理論基礎非常的扎實，他跟日本的國會議員們分析說，如果日本想要刺激更多的台灣旅客來參加「愛知萬博」，就必須要給台灣人免簽證才對。而且，台灣旅客具有以下幾項特質：第一，台灣旅客是日本最主要的觀光客源。雖然，在統計數字上，韓國是第一位，台灣是第二位，但是，韓國人來日的主要目的是探親、依親，而台灣人則為純粹的觀光客居多，所以，台灣人才是日本潛在的主力客群。第二，台灣旅客是相當優質的旅客。根據資料顯示，台灣是所有來日國家的旅客中，犯罪率最低的國家，所以可說是素質相當優良的旅客。第三，台灣的觀光客消費力相當驚人。台灣旅客來日本觀光消費的費用，一天大約是一百七十美金，相較於日本人到台灣觀光消費約一天一百八十美金而言，幾乎是不相上下的。所以，就日本的國家利益而言，日本能夠不給台灣免簽證嗎？第四，基於對等原則，日本必須給台灣免簽證，因為早在一九九三年，台灣就已經給日本免簽證了，為此我們還放棄了極大的利益。關於這點，我有一個切身的經驗可以證明。那就是，有一次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我和代表處幾個朋友一起吃飯，閒聊中，一位年資超過二十多年的資深員工說起了那段在櫃檯收簽證費的記憶。她說：「當時我們一年的簽證費用收入高達六十億日幣左右，我更曾有在一天之內收到三千萬日幣，數錢數到手軟的經驗。」天啊，原來這筆收入，是如此的驚人，經她這麼一說，我才更有了臨場感──感受到那時我們不知為何輕易放棄這筆雄厚的利益，答應給日本免簽證，而我們卻沒有同等要求日本給我們免簽證的這段歷史「懸案」。我想，關於這點，我們有必要好好調查，作進一步的瞭解。 大使就是如此慢慢去鬆動日本人的觀念，就像農夫在耕田一樣，在決定要種植什麼之前，一定要先做好犁田、鬆土的工作，再撒籽播種。大使到任後，每天就是馬不停蹄的到各地去演講，拜訪日本的國會議員，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就累積了數千張名片，可見他用功之深。後來，在部份親台議員的幫忙運作下，日本的「日華國會議員懇談會」決定將「免簽證」列為他們的重點工作之一；最後，終於順利地在國會中通過愛知萬博半年期間的免簽證，這對台灣而言是一大突破，因為它為台日關係開啟了新的一頁。事實上，大使在爭取之初，就一直強烈要求日本不要分成兩段，要一次就給台灣永久免簽證才是；奈何，日本的確是一個很謹慎的國家，就是要一步一步來。後來，好在台灣旅客在這段期間的表現也相當良好，為我們往後在爭取永久免簽證時，增加不少籌碼。 大使埋下的第一顆種籽，已開始發芽。 （二） 綠芽新發，施肥灌溉 在初步爭取到「愛知萬博」期間的免簽證後，大使乘勝追擊，向日本議員拋出第二個問題，那就是「一九七二年體制」必須重新審視。大使主要的論據是，這個體制的基礎已經產生了巨大的變化了：首先，共產黨大本營蘇聯已經解體，早年的「冷戰」已不存在了，第二、當年美、日積極想拉攏的中國這個「小老弟」，也不再是當年那個任人摸頭的「小老弟」了，相反地，它已經變成一隻會反撲的「大老虎」了，所以美國有必要重新檢討與中國的互動方式，第三、日本本身也產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時的日本已經是一個經濟大國，但如今日本更想成為政治大國（從日本想修改憲法第九條，可以擁有軍隊一事來看），既然如此，日本當然也要有必要重新檢討這個舊體制，第四、台灣本身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因為它已從昔日的獨裁統治，轉變為今日的民主政治體制。就是在這樣的分析與闡述之下，日本議員開始改變他們的觀念，慢慢覺得大使說得有道理，所以他們也開始認真的思考這個問題。 「重新審視七二年體制」，是大使為這顆初綠新芽，所用心揀選的肥料，其後續的成長，必然是茁壯可期！ （三） 一則偶然消息，加速免簽腳步 這株新芽，一開始似乎成長的很順利，因為日本的議員們對於台灣能否獲得免簽證一事，都抱持著樂觀的態度，一直以輕鬆的態度跟大使說，「沒問題、沒問題啦」，但是並無具體進展。到五月報紙上有一則消息說，因為近來韓國反日情況很嚴重，所以小泉首相在訪韓時，很可能會給予他們免簽證的優惠。大使一看到這則新聞，馬上從沙發上跳起，立即去找他在早稻田大學時期的學弟玉澤德一郎先生（自民黨眾議員）。大使嚴肅而鄭重的跟玉澤先生說：「你不是說台灣人是最親日的嗎？如果到時韓國人享有免簽證待遇，而台灣人卻沒有，這不就等於告訴世人，原來要『反日』才會有免簽證嗎？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我只好承認失敗，這裏已經沒有什麼好值得停留的，打點行李回台灣去了。」玉澤先生聽了後，大為緊張，一改先前一派輕鬆的態度，認為確實是事不宜遲，動作要快。於是，在玉澤先生的助力之下，一些議員也全部動員起來，積極去運作此事。我想，這是我們在推動「免簽證」過程中，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捩點，因為若不是大使那番疾言厲色的懇切陳詞，「免簽證」這個問題到現在可能都還拖懸在那裏。 （四） 積極游說日本國會議員： 由於日本是採「政黨政治」，所以在國會議員立法之前，黨必要先有共識。因此，我們除了要游說自民黨，也要游說民主黨，讓這個提案能夠排進國會委員會中的「法務委員會」。而要讓這個法案通過有兩個方法：一是由委員長提案，二是由二十個國會議員連署。前者是比較容易的方式，因為只要委員長提案，法務委員會就會無異議通過，但前提是委員會中的三位「第一理事」（自民黨、公明黨、民主黨，每黨一個）都必須同意，假如「三缺一」，就不行了，那麼我們就勢必改走變數更為複雜的國會議員連署方式。 在一切全面動員起來之後，大使趕快去找平沼赳夫先生（自民黨眾議員，「日華懇談會」會長）與藤井孝男先生（自民黨眾議員，「日華懇談會」事務局長），請他們協助；加上玉澤也不斷地打電話打敲邊鼓，才使所有國會議員在忙於他們的郵政法案之餘，願意分心來幫我們推動免簽證一事。這裏我們必須瞭解的是，此時，對國會議員而言，最重要的事莫過於是郵政法案了，所以，他們後來願意撥時間來關心我們這個問題，想來也是相當不易的。就這樣，在自民黨方面，我們有了著力點。其次，在公明黨方面，大使則是去請草川昭三先生（「日華懇談會」副會長，參議員）幫忙。草川先生因曾幫助台灣引進導盲犬，對台灣比較有感情，所以，也相當的盡力。最後，在民主黨方面，則是去請中井洽先生（「日華懇談會」副會長，眾議員）幫忙。同樣地，由於中井先生也曾去過台灣，所以對台灣也有著感情，加上後來平沼與玉澤兩位先生也去跟他談論此事，這些都產生很大的助益。　　 （五）阻力的干擾與排除： 在這段奔走的過程中，玉澤不斷地打電話給許多議員，大多獲得正面回應，但就在自民黨的委員會要通過這項提案時，卻出現了一個阻力，那就是自民黨中的「親中派」議員的阻撓，而更棘手的是，這些親中派議員擁有很大的政治實力。大使先請玉澤先生等人去跟他們談，後來大使本人也去。雖然他們是親中派，但是他們選區都普遍希望更多的台灣觀光客到來，大使努力讓這些縣市議會通過「台灣觀光客免簽證決議」。所以當大使再去找那些親中派議員談的時候，他們則滿口說他們並沒有反對。 （六）關鍵的緊張時刻： 1.第一個驚濤：七月二十九日延至八月二日　 在這個阻力消失之後，自民黨方面就這樣通過了，而公明黨方面，也沒有太大的問題，最後，在民主黨方面，卻出現了一個令人緊張的插曲，那就是當民主黨黨內尚未正式對外發佈的時候，日本的「產經新聞」就早先一步報導說：「三黨共同提案，七月二十九日要在法務委員會中通過這項法案。」這個消息，讓民主黨的某些議員感到非常不滿，出來否認，說他們黨內尚未決定。經過一番撫平，審議的日期就往後延到八月二日。 聽到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讓我這個對世事一派天真的人，開始緊張起來…… ２.風雨暫歇：八月二日「眾議院」通過 對民主黨部分議員這樣突如其來的阻撓，讓眼看就要順利提案的我們，大為緊張。當時大使人正在北海道，代表處的陳鴻基副代表等人聞訊後，趕快去找某些關鍵人士，請他們出面協助，平沼先生與藤井先生也同樣為我們積極去奔走，讓這個法案能夠在八月二日上午，排進「法務委員會」。最後，終於有驚無險的，當天上午由法務委員長提案，以不到三分鐘時間立刻獲得通過，並馬上移送「參議院」，預定在八月四日進行表決。 雖然「風雨暫歇」，但是大使的心仍然是懸在半空中，忐忑不安的。因為這時正逢日本的「郵政民營化法案」在朝野間攻防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小泉首相揚言為了通過這項法案，他不惜解散國會，而這個法案的表決日期就在八月五日。雖然我們這個法案是被排在八月四日，情況很危險，但總是提早它一天。這時，我們承受著一股極大的壓力，因為若是在我們的法案通過以前國會解散，那麼我們的法案就會泡湯，必須在下會期重新從頭手續；所以，我們既要與時間賽跑，又要與日本政壇的瞬息變化拔河，在決勝點來臨前的一刻，沒有人知道結果將是如何。 此時的我，已是全身肌肉緊繃，張口瞪眼地等待下文了，心想，果真是「好事，多磨難」嗎？ ３.第二個駭浪：八月四日移至八月五日 　　俗話說：「世事難料」，當真如此。就在我們以為八月四日即將在參議院進行表決時，此時又出現第二個令人緊張的突發狀況，那就是另有民主黨某議員出來阻撓。此時，玉澤先生與中井先生立即去奔走，大使也趕快去找日本政壇某政要，請他幫忙。這位政要是一個對台灣非常非常友好的政治家，他主張說：這個法案是屬於外交方面的問題，千萬勿與內政混為一談，而且在這當中也不是只有台灣免簽證一案，另有其他兩個與外交相關的法案要審議，我們不能因為國內的「郵政法案」而使與外交相關的法案停擺。最後，在他的努力下終於敲定將這三案排在八月五日上午進行表決。危急的是，日本的郵政法案預定在八月五日的下午進行表決，一個上午、一個下午，情勢緊繃到令人無法喘息，因為這當中萬一要是有個閃失、突然又出現什麼變數的話，那麼，我們所有的努力將毀於一旦。所幸，日本後來又決定將郵政法案表決的時間延到八月八日，所以，我們又暫時鬆一口氣，但是，當最後的結果還沒出來時，我們的心裏仍是七上八下的。懷著這樣的擔憂，大使幾乎無法入睡，一直到八月五日早上近十點鐘的時候，參議院以不到三分鐘的時間，一致通過這個法案，我們的危機終於解除，大使連日來的緊張與壓力，終於得到了釋放。台灣，從此刻起，可以真正享有赴日免簽證了！ 　　我不禁要喊出：「天佑台灣」了──就像子彈從阿扁總統的肚皮上擦身過一樣，是台灣的福氣；但這更是大使以及代表處整個團隊共同努力護持的結果，才能使我們在萬分驚險中，閃避掉這些「外交流彈」。 ４.風雨過後觀浪平：八月八日，小泉解散眾議院 最後，令人倒吸一口氣的是，八月八日上午，郵政法案在參議院中被否決，小泉首相果真如預期的宣佈解散眾議院，九月十一日國會議員全面改選。在得知這個消息之後，我們無不捏了一把冷汗，直為台灣慶賀，因為真的是太驚險了，我們差一點過不了關。根據八月十三日，朝日新聞的頭版報導，由於眾院解散，因此有六十一個已經在眾議院通過的法案泡湯，其中還有些是極為重要的法案，而我們這個「免簽證」法案，可說是趕在他們解散眾議院前，最後一個通過的法案。之前，八月五日當我們的「免簽證」過關後，大使立即打電話要跟玉澤先生道謝，但他因公在忙，沒有連上線；後來八月八日，眾院解散後，他立刻主動打電話給我們大使，第一句話就是：「咱比韓國更早有免簽證！」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大使也十分感動，原來他將大使那番激昂嚴正的陳詞，一直牢記在心，所以極力去促成，我想，這正是台、日兩國友情真誠展現的最佳寫照。(九月聯合國在紐約開會時，韓國外交部長向日本町村外交大臣要求免簽證，日本只是答應將博覽會期間臨時免簽證延期到明年二月而已。)當我聆聽至此，也不禁心頭一暖，感動萬分……有一種「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如釋重負之感。風雨終於過去了。 當我和許多人一樣，以為赴日永久免簽證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時，在聽完了大使詳述整個爭取的過程後，才知道這是猶如在黑夜的狂風暴雨中，搶救即將失足落海的親人般那樣不易；要不是大使能在「第一時間」去拜訪「第一人士」，並指揮「第一團隊」，我們是不可能達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的。所謂，「功夫下得深，鐵杵磨成針」，我想這就是最貼切的成功寫照吧。　　　 五、尾聲：收穫滿載，歡喜賦歸 我真的沒想到，在我要來日本之前，已經收到一個意外的「禮物」──省下了一筆簽證費用（台灣從此刻起，也會每年省下二十多億元的簽證費用）；在日期間，又得知「台灣赴日，永久免簽」這樣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如此地以「暫時性免簽證」入境，卻帶著「永久性免簽證」離境，想想我此行的收穫真是豐富啊！但我知道，這樣的成果是得來不易的，因為我們手上實在沒有什麼籌碼，可以去和日本交涉，這次之所以能夠驚險過關，實在是「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整個團隊，硬把瘠地變良田，才能夠開花結果的。明天，我就要回台灣了，回去之後，我要把我這段充滿戲劇性的「免簽證」經歷告訴我的學生，最重要的是，我要告訴他們一個道理，那就是：「事在人為」，凡事我們絕對不可以自我設限、看輕自己，一定要拿出勇氣與信心，堅定自己的意志，朝夢想前進，這樣我們就能到達成功的彼岸；就像「中國打壓」這樣的藉口再也不能成為我們失敗的理由一樣，這次「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已經為我們的外交工作立下了一個成功的典範。（全文完） ２００５／０８／２９ 凌晨三點 東京港區白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