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
■ 台灣民族論
自西歐產業革命與市民革命以來，已歷經二百年，在近代西歐民族主義價值體系的擴散下，近代民族國家也日漸成為現代世界最大的人群集團或社會單位。
可能由於西風東漸的影響，在十九世紀末的東亞大陸邊緣，自北至南也連續出現過日本北海道的蝦夷共和國(一八六八年)，台灣民主國(一八九六年)、菲律賓共和國(一八九八年)。可是都是曇花一現，連即夭逝。 特別是有關台灣民主國的問題，雖然有黃昭堂教授《台灣民主國的研究》這部不朽巨作。可是「台灣民主國」的誕生，到底是不是台灣人民族運動的嚆矢?即使日治時代台灣民族運動的先覺時常高評台灣民主國的革命大義。可是台灣人的民族運動在十九世紀末開始萌芽，未免太早，也可能因此而命該夭折。
台灣人對「民族主義」一詞的理解，包括大部分的知識分子，大都概念模糊不清，對台灣民族的見解也意見不一。
在語文的表現上，日本文化界一般將近代西洋文明的歷史產物「Nationalism」一詞，直譯為「」，或「民族主義」、「國民主義」，有時稱為「民本主義」、「市民主義」。
可是一旦「民族主義」的思想跑進了台灣人的語言與文字的世界，就發生了強烈的爭執。
世界上最喜愛用「台灣民族主義」的，首推台獨聯盟的中委林啟旭。故王育德教授在牠的《台灣民族論》中，也不忌諱使用「台灣民族主義」。黃昭堂教授近來為了更進一步推廣「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已改稱直譯為「那想那利斯文」，力主久見不怪，久用成俗。聯合國大學教官的羅福全卻認為「台灣國民主義」比「台灣民族主義」適宜，且名正言順。
筆者曾請教過謝長廷:「為何反對台灣民族主義的主張?」回答的是:「在未達成共識以前，又何必用台灣民族主義來增加爭執。」
「台灣民族主義」在台灣人的社會意識中，確實尚未達成共識，也未從大中華民族，或大漢族主義中完全獨立，也許也有一部分人認為「知著好，不免講」。
可是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既然「漢、滿、蒙、回、藏」這群文化不同的族群能定名為「中華民族」，為何「台灣民族」無法正名？理由值得考究。
有一點必須強調的是，「民族」的概念本身並不是「人種學」的、「人類學」的或「語言學」的概念，而是「心理學」的概念，是國家主權下國籍不可分的「國民概念」。
台灣人是什麼?什麼是台灣人？台灣人如何形成？如何定義？筆者試想從台灣民族主義、台灣民族意識、台灣民族這三個概念層次去探究「台灣人」的存在。
■ 台灣民族主義
台灣人的近代民族主義運動，到底是從何時開始?
筆者認為自台灣民主國至一九一五年西來庵事件之間的武裝抗日運動，不宜稱為近代民族主義運動。因為，如反日運動領導者的余清芳尚且還以「大明慈悲國」作為號召，缺乏近代民族主義的思想。
台灣近代民族主義運動，應該是自台灣文化協會時代開始，而在社會主義運動中東出現明確目標。
近代台灣民族主義運動應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反日民族運動，第二階段為反華民族運動。反華運動比反日運動更富民族主義運動色彩與具體內容，而反清運動大都帶有強烈的農民反抗運動色彩。
最具近代民族主義特色的建國運動，可以從法語系族群同荷語系族共建比利時；德、法、義語系各族群共同建立瑞士看出。共同祖先、共同語言、不同宗教、不同文字的印度同巴基斯坦的分離獨立，共同宗教的巴基斯坦與孟加拉的分離獨立。共同言語文化、不同的利害關係的中美聯邦以及拉丁美洲各國的分離獨立，也是近代民族主義的象徵。
而大日爾曼主義，人拉斯夫主義雖然也是二十世紀世界的一大潮流，有時甚至成為巨浪，可是並沒有成為主流，事實上反而成為逆流。若用中國人在文革時代最流行的用語，可以稱之為「反潮流」。
筆者認為在近代民族主義運動中，最不具近代民族主義的特質，而由空想和虛構所編演的是「中華民族」主義。中華民族不但沒有共同的言語、宗教、文化、甚至利害關係互相對立。可以說僅是替中華帝國的幽靈招魂而已，完全缺乏近代民族意識的存在條件。
不但漢、滿、蒙、回、藏各族缺乏共同的宗教、言語條件，連大漢族本身也缺乏共同的語言與利害關係。所以人為急造的「中華民族」，早已注定瓦解的命運。
南斯拉夫語系各族，在長期的日爾曼人與土耳其人的強大壓力下，為了對抗強大的外力，到了二次大戰以後，各族雖然合力結成南斯拉夫聯邦，可是到頭來還是由於各族的利害關係，而走向內戰與瓦解之途。
比南斯拉夫語族更複雜分歧的漢語族，在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下，地方的利害關係更加對立、混亂，日漸喪失向心力。
隨著台灣民族意識的成長，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高揚，雖然帶給了「中華民族」的威脅與危機，可是對東亞大陸的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卻具有巨大的催生與引導的力量。
因為台灣民族意識的成長，不但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歷史產物，也是台灣獨自發展的歷史產物。台灣歷史社會獨自發展的成就，不但能喚醒被中華帝國幽靈所詛咒的中華民族早日覺醒，也能帶動漢語系各族群建立初具規模的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
■ 台灣民族意識
台灣人意識的形成，可能是在台灣民主國以後。以前的台灣是否已存在著「台灣人」意識，很難確認。有關「台灣人」意識的形成過程，以往筆者同王育德教授與黃昭堂教授，經常爭論。
筆者在本書中已試論過，在日治時代以前的台灣社會結構的特色是「番、漢、官、匪」四大集團互爭與共生的雜居社會，經濟結構也尚未形成單一市場。因此，近代市民意識尚未成熟，在市民社會尚未形成以前，台灣人的意識不可能成立，也可以說尚未產生。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不但是當時中華帝國邊境的台灣，連代表中國近代文化人的國學大師章炳麟，文學界的代表人物魯迅還在企畫紀念明朝亡國幾百年的集會。孫文集團也以驅逐韃虜建立中華為號召。
因此，二十世紀以前，台灣雖已成立「民主國」的國家實體，「台灣人」的意識可能尚未成熟，「民族意識」也可能尚未產生。
台灣人意識的形成，應該是日帝主台以後，在台灣人共同抗日的意識中產生;而產生台灣人意識的歷史背景是台日的文化摩擦與異質性的發現。
台灣人意識的初期雛型，最具代表性的是來自「唐山人」同台灣本土意識的區分，更由「唐山」轉化為「阿山」而強化，而由區分「芋仔」與「蕃薯」意識的普遍化而落地生根。
在世界各族群中的祖先傳說與族群的象徵，以動物來表徵是常見而普遍的現象。比如錫蘭的外來民族僧伽羅是獅子，而土著是蛇。
中國人喜歡以「龍」的後裔來表徵。可是台灣人卻喜歡以狗、豬、牛來代表族群的意識和性格。狗是日本人，豬是中國人，牛是台灣人，從來沒有聽過有泉牛、彰牛、客牛或蕃仔牛。因此牛的意識形成是形成台灣人共同意識的原點，而由牛狗、牛豬的對立意識中，日漸形成強烈的台灣人意識。
台灣人意識的形成可以說是台灣獨自發展的歷史產物，也可以說是在外來與本土意識的文化摩擦與異質性的發現中產生的。
人的集團歸屬意識是極為多元的，比如德國人、奧地利人、大多數的瑞士人都是「同文同種」的日爾曼人，也可以更擴大為荷蘭人、英國人或北歐各國人。日爾曼人是人種的生理的概念，而奧地利人是屬於物理的、法律的、國民的概念。民族意識可以說是生理的、心理的、主觀的、自覺存在的意識。
在目前台灣人自認自己是中國人，或認為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即使是空想的或沒有法律上「權利與義務」關係的，亦無不可。
可是當本身的利益受到侵害，或利害關係發生衝突時，不管是否一時的權宜之計，有時也會自覺的產生民族的意識，或強調「我是台灣人」。比如蔣經國說「我是台灣人」也是其中一例。
最近到日本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犯罪率激增。九一年度的統計，中國人的犯罪率占日本外國人犯罪率約三十七%，而成為日本的社會問題。因此，台灣來的留學生，有時以「我是中國人」找房子或打工時會受到拒絕，而不得不改稱「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以求自保。不管是否一時權宜之計:台灣人意識的形成，有時也是在一己的利害關係中產生。
台灣人的意識，並不是客觀的存在，而是主觀的意識，是由獨自歷史的長期發展所形成的。
■ 台灣民族
民族是由同一語言，同一領土，同一經濟生活，共同的長久歷史經驗所組成的。民族單位同時也是歷史的單位，若沒有特殊的歷史，或成為記憶中歷史事件，民族意識是無法存在的。
按民族主義學者米爾(Ramsay Mile)的主張，結合民族的強力紐帶(affinity)是共同的地域、人種、語言、宗教，長期共同服從同一政府，經濟利害一致，擁有共同傳統等七要素。
近代民族的形成，可以說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歷史產物。不同歷史的發展產生了不同的民族，台灣民族也可以是台灣近代史的歷史產物，是正在形成中的新興民族，而不是已經成熟或已經老化的民族。
匈牙利人與保加利亞人有共同的祖先，羅馬尼亞人與義大利人也共有共同的祖先，挪威人與丹麥人也是共有共同的祖先，可是卻不形成同一的民族國家。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威爾斯人、愛爾蘭人雖不是同一祖先，卻組成英國的國民。
國家是客觀的、物理的存在，可是民族是主觀的、心理的存在；國家是理論的，而民族是生理的。有時可以由數個種族或族群形成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有時也可以由單一的種族，形成數個民族，數個國家。這是近代史的既成事實，也是近代史的一個歷史產物。因為在封建社會中，還沒有產生近代民族意識，所以說民族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歷史產物。有如痛感「國破山河在」的詩人杜甫雖有愛國心，卻沒有民族意識。
近代民族意識是到達了高度文化發展階段的集團，到了近代市民社會才日漸形成的精神現象，而民族也是近代世界才產生的社會共同體。漢族歷經漢人、唐人、宋人、明人、到了民國，才由國家的人為虛構中產生了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同台灣民族的形成，雖然都是二十世紀初的歷史產物，可是在不同的各自歷史發展中，台灣民族的發展實比中華民族更具客觀條件與民族色彩，因為台灣近百年來的近代市民社會、市民意識、民族意識比中華民族的意識更加成熟。
中華民族雖然內含並突出漢、滿、蒙、回、藏，事實上並沒有共同的語言、文化、利害關係，因此是屬於人為的、空想的、虛有其表的民族。即使台灣的小學生具有空想的「中華民族」意識，可是中華民族意識早已五○年代開始崩潰、消失。大陸中國是多民族國家，反對「大漢族主義」與「地方民族意識」作為民族政策。
中華民族成為幻想的民族理由很簡單，因為回人的祖國在麥加，而藏人的精神依託在拉薩而不在北京或台北。
按社會學者奧本海默(F. Oppenheimer)的主張，不是有了民族的存在，才有民族，而是在民族意識中才有民族。可見民族並不是客觀的存在，而是主觀的、心理的，精神的存在。
米契里希(W. Mitscherlich)主張沒有民族主義，就沒有近代民族。
民族可以說是心理自覺的存在，民族自覺是存在於民族的自我主張、自我意識之中；因此，並不是有了民族才有民族意識，而是民族存在於民族意識之中；也不是有了民族意識才有民族主義，而是民族主義之中，存在著民族意識，民族意識之中存在著民族。
為了使青年學生更易了解民族主義、民族意識與民族的關係，筆者經常以雞蛋為例，蛋殼、蛋白、蛋黃的互存關係也就是民族主義、民族意識、民族三者的互相依存關係。
在台灣意識與中華意識的長期對立中，國民黨長期的獨裁政權與中共對台灣長期的軍事壓力，對台灣民族意識的形成貢獻是巨大的。比如培育不同文化的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威爾斯人、愛爾蘭人成為英國國民主義，建立同一國民情感，更發展成為大英帝國的是諾曼王朝同糾拉王朝長期的專制政治。而幾乎所有少數民族的強烈民族主義運動與民族意識的形成也都來自外來的強大軍事壓力。為了防衛族群的共同利益，而在共同的危機感中，產生了共同的價值觀，共同的命運觀。因此中共對台灣長期的軍事威脅，雖然是助長國民黨長期獨裁政治的要素，也是形成台灣民族的推動力。
（本文選自「台灣人的價值觀」 黃文雄 2000年 前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