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定位與十五年來的台中交涉 ──「一中原則」、「一中各表」和「九二共識」──
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 目次 辜汪會談的「前提」 辜汪會談後四個月，「白皮書」推翻會談「前提」 「江八點」，李訪美，中國乘機翻臉，射導彈 江澤民積極侵台佈署（1995~2000年） 1999年的「兩國論」與2000年的「白皮書」 第二次發表的「白皮書」是過去對台統戰論述的總合 2000年重新制定統戰新論述，但一中原則不變而不得逞，充滿悲觀。 「聯共制台」策略，自2004年起加快腳步 大選後的「國共平台」，使台灣國家定位工程損失十年光陰 接受「一中原則」，在國際社會勢必走向自絕之路 回顧1988年李登輝主政、至1992年之間積極與中國交涉，想改善雙邊關係，結束敵對狀態；一方面有所謂密使[1]，一方面海基會與海協會積極交涉，遂有辜汪會談「前提」的定調。 辜汪會談的「前提」 這個前提就是1992年11月16日海協會給海基會函所說的：「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本此精神，對兩岸公証書使用（或其他商談事務）加以妥善解決。」 這也就是說，接下來的「辜汪會談」是要解決雙方卡了很久的「事務性」問題，但不涉及國家地位層次問題，即文中所說的「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儘管這含義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不去碰觸。所以辜振甫說得明白，「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應該不是雙方的共識而是「相互諒解」或「附和」更能貼近事實[2]。但是對國家問題本來互不觸及的問題，卻被蘇起的「九二共識」框住，成為「一中各表，九二共識」和「九二共識」的不同版本。前者是中國國民黨為主張；後者是中國共產黨及其國家的主張。致使後來的雙邊會談，不論是事務性或政治性問題── 特別是外交事務，都被綁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難以翻身。 辜汪會談後四個月，「白皮書」推翻會談「前提」 1992年11月16日海協會致函海基會同意辜汪會談的「前提」，故於1993年4月辜汪會談，達成四項協議，雙方是平等、互不隸屬關係。但是經過四個月，中國發表「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完全否定平等及互不隸屬關係，筆者在2001年另有文章說明，在此只舉幾個要點：(一)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二)台灣對外不能有「務實外交」、「雙重承認」，也不能加入聯合國系統的所有機構、以及參加政府間的國際組織；台灣對外使用的名稱，「台灣只作為中國的一個地區」，只能用「中國台北」（Taipei,China）和「中國台灣」(Taiwan,China)。致於Chinese Taipei，只能在亞洲開發銀行（ADB）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使用。[3] 中國的豹變，「白皮書」企圖奪去台灣所有居民的國家尊嚴，並且在國際社會扼殺政治與社會（民生）的生存空間。白皮書等於是最後通牒的宣戰書，但看不到口口聲聲維護「中華民國」體制者的抗議。 江八點，李訪美，中國乘機翻臉射導彈 到了1995年1月30日（農曆除夕），江澤民對台發表「江八點」，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不得主張「分裂分治」、「階段性兩個中國」和「台灣獨立」。表面上對於台灣與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係不持異議，實際上是反對台灣「擴大國際生存空間」，重申「不承諾放棄武力」；但武力的威脅，用「和平統一」談判的口號包裝，分化台灣各政黨、團體而引誘與之「協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重申「白皮書」所說的不能有「務實外交」及加入國際組織。所謂「務實外交」，是沒有名號的「捨名求實」，即是常見的沒有邦交的經濟、文化交流等等。總之，目的在堵死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包括國際經濟在內。 江澤民自發表「江八點」以來，江的野心，想在其國家主席任內完成掠奪台灣的「統一大業」。但是同年（1995年）6月16日李登輝訪問母校康乃爾大學，突破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圍堵，並聲明「中華民國在台灣」；於是江澤民乘機翻臉。 1995年7月21至23日中國對台灣北方海域發射導彈，此實距李登輝訪美僅僅一個月。翌年3月8日又對東北海域發射導彈，3月8至13日對西南海域發射時，已逼近總統大選之日。3月23日台灣首次總統直選，中國的導彈順利的幫了李登輝當選。 江澤民積極侵台佈署（1995~2000年） 江澤民心裡的統一大夢，使用武力不得逞，根據謝淑麗（Susan L. Shirk）的研究[4]，由1995年到2000年，江澤民對台採積極強硬路線，這一時期有「江八點」、射導彈，以及1997年召集黨、政、軍的對台政策最高責任者成立「對台灣工作領導小組」，由他自己領導，1999年更加緊擴張軍備[5]，2000年2月21日中國第二次發表白皮書，如其標題「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所顯示的，強調「一個中國原則」，強烈反映江澤民的侵略企圖。時逢台灣總統大選，中國的武力干預企圖促使美國的航空母艦出動，使中國侵略不得逞，反而幫助陳水扁在3月18日順利當選，此離白皮書的發表纔一個月。 1999年的「兩國論」與2000年的「白皮書」 白皮書發表的背景與「兩國論」有關。1999年7月8日李登輝接受德國電台訪問，謂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國與國的關係，至少是特殊國與國的關係。李所持的理由：(一)1991年修憲，憲法範圍所及是台灣（不及中國大陸），(二)總統與國會權力來源是由人民選舉而來，(三)國家權力統治的正當性來自台灣人民之付託。(四)雙方關係不在「一個中國」的架構內；不是一方為合法政府，另一方為叛亂團體；也不是一方為中央政府，另一方為地方政府。 李也對來賓表示：中國共產黨所說的「一個中國」，不包括台灣。但李不排除中國共產黨的民主改革與將來民主統一的可能性；但有關這一點，李沒有權力這樣主張。當然沒有人有權力要台灣與中國合併。台灣是台灣！筆者必須說明。 到了8月29日，國民黨大會為「兩國論」定調，也要使下一年連戰與蕭萬長競選總統與副總統有義務遵守這原則[6]。 話說回來，「兩國論」發表後，7月11日新華社就開始猛然攻擊李登輝，台灣國內泛藍勢力也乘機追擊，中國國民黨內部已看出窩裡反，但與中國的互動關係，其中到底有什麼奧密，希望有專家深入探討。 李登輝的主張，在脫「中國內戰體制」和「國共鬥爭架構」是值得肯定的，但中國方面在醞釀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的「對話」，由對話進而「談判」，在2000年發表的「白皮書」寫得很清楚。 可惜的是「兩國論」提出後未能「入憲」，喪失獨立自主的機會，功虧一匱。「入憲」是中國最害怕的，事後發表的「白皮書」也明白的說：「企圖通過所謂『法律』形成落實的『兩國論』…是對和平統一的極大挑釁。如果這一圖謀得逞，中國和平統一將變得不可能。」中國所害怕的，正是台灣所需要賴以穩定「國家地位」。 第二次發表的「白皮書」是過去對台統戰論述的總合 2000年發表的第二次白皮書，可以說是對台政策的總整理，總括1949年以來對台的主張。如上文曾經提到的，白皮書的各章節是繞著「一個中國原則」演繹出來的內容，所謂「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第二章)，先是由國共兩黨「政治對話」，進而「政治談判」。並且明白表示其1998年1月「中國政府向台灣方面明確提出，在統一之前，在處理兩岸關係事務中，特別是在兩岸談判中，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也就是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 筆者在此所要指出的是，蘇起等人所主張的「九二共識」即上面所說的內容，「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沒有蘇起所要的「九二共識」有「一中各表」。過去的「一中各表」在口頭上各自說說，以便處理事務性問題；但「政治談判」是另一議題。 接看上面引文，說：「中國政府希望，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雙方平等協商，共議統一。」就是說，政治「協商」是要「共議統一」，即如何被合併及商洽所給的地位。但有關「地位」問題，又如何處理？「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找到所謂「兩岸平等談判的適當方式。」這方式是什麼，就是接受港、澳模式。其說詞如下： 「實踐証明，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完全可以找到兩岸平等談判的適當方式。香港、澳門回歸中國以來，港台之間、澳台之間原有的各種民間往來與交流，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繼續保持和發展。」 這是不高明的詭計、詭語的「一國兩制」下的地方政府。其實白皮書「前言」劈頭就說：「國民黨統治集團退踞中國的台灣省，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下，與中央政府對峙，由此產生了台灣問題」。其意即是：中國國民黨政權是內戰失敗的地方割據勢力對抗「中央政府」。 合觀以上論述，馬英九政權遵照蘇起的「九二共識」論述，是如上文所說的不再有「一中各表」；中國的「九二共識」是「一中原則」，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央政府是中共政權，中國國民黨政權是流亡政權。 目前馬政權搞三通直航，完成鄧小平的宿願，另外搞觀光、一中市場，皆非「政治性」議題。但非政治性議題要提升為政治性議題是容易的，馬政權的「經濟掛帥」逐漸被導引，「請君入甕」。胡錦濤目前是否對非政治性議題暫打馬虎眼，以等待奧運舉行之後，且今年中國的經濟如溫家寶所說的是最艱困的一年；馬的「經濟掛帥」合乎北京現階段統戰需要。 但中國自2000年以後又有另一種「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的論述，筆者稱之為第二種論述。總結上文所說的，自1993年第一次白皮書的發表到2000年第二次白皮書的發表沒有所謂「一中各表」只有「一中」原則，筆者稱之為第一種論述，以便對「中國對台政策」的分期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