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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權對人權的重要性： 主權是一個國家在其國內有絕對而無限制之權力，為其他國家不能干預者。在民主國家，其主權在於全民。因此，主權與人權息息相關，憲法第二條即明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足證主權乃國民的基本人權。主權如落在獨裁政權或外來政權手中，則人權即失去民主的保障，人權就無立足之地。一個國家主權不確立或受威脅，人民的命運就易為他國或外來政權所主宰，一旦失去主權，人權嚴重受害結果莫此為甚。 主權乃國家的基本權利 (fundamental rights )，其他國家有尊重此基本權利之義務。所以，國家主權至少要包括生存權、獨立權、平等權、領土管轄權。這四種權利在一九一六年美洲國際法學會( Ame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 決議之「國家權利與義務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Nations )即將上述四種權利明白列出，並規定這些權利應受他國之尊重及保障(第五條)。可見，主權對人權有相當重要的互動關係。尤其是生存權被視為最重要的基本人權，民主國家的主權與人民生存權更密不可分，國家有主權，人民的生存權才有確實保障。 二、失去主權對人權之侵害： 國家失落主權，不是成為殖民地，就是成為附庸國狀態，人民無自主權利，人權之保障就蕩然無存。 台灣曾經是荷蘭的殖民地，也為日本佔據統治過。這些時期台灣無任何國家主權，自無人權可言，台灣人早就飽受無國家而人權受害之經驗，失去主權對人權之侵害，已不喻自明。 由於台灣的主權未能確立，不受到他國之認定及尊重，在國外台灣人的尊嚴常受辱損，此由護照常要附加另紙之簽證，並常受刁難，才能入境他國的事實可知。更嚴重的是，台灣漁船常為鄰近東南亞國家所扣留，遭受不公平的處罰，而政府卻無力救援，更說明了國家主權不被承認或尊重，以致人民的人權受蹂躝的因果關係。 國民黨政府來台統治五十五年之久，以「一個中國」政策，使台灣沒有獨立的主權，導致台灣的民主受利於「收復大陸、統一中國」的口號下，由此產生許多違反民主、損害人權的臨時條款及動員勘亂時期特別法律，並維持戒嚴至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在此種戡亂體制下，總統可一直連任，大陸選出的國會議員永不改選，省長及院轄市長官派而非民選產生….。凡此等等均是違反民主及人權的事實，而此等事實即肇因於不落實於台灣主權的結果。雖然現在已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國會全面改選及總統直選，但是尚未能建立名實相符的獨立主權，在國際上台灣仍然處處受制，不能以代表國家的名稱參加國際組織，以致中國武力犯台之威脅日益加深，拑制宗教信仰、迫害民運人士、禁止組織，若不使台灣有獨立的主權，就不可能免台灣人權受侵害之恐懼，更是台灣前途之最大危機。 三、破壞台灣主權對台灣人權的災害： 台灣主權未能受到國際的承認及尊重，其主權包含的生存權、獨立權、平等權、領土管轄權及自衛權就已面臨危機，對台灣全體住民的人權自生不利之後果。而中國處心積慮要破壞台灣的國家主權，以達併吞台灣的目的，更會成為對台灣人權最大的災害。 台灣主權若被中國破壞而佔有，則現在尚有受些微保障的民主及人權，在中國獨裁專制的共產主義統治之下，必被剝奪殆盡。從中國迫害異己及人權工作者之事實，以及天安門事件、法輪功事件以觀，中共根本視人民為芻狗，毫不尊重人權。至今，西藏人民受欺壓殘害的事仍時有所聞，其對佔領地區之侵害人權已視為家常便飯。則台灣一旦落入中國手中，自不容許台灣人民比中國人民有較好的權利。中國人民連要求民主的權利都沒有，台灣人民的也不能例外。 即使是台灣引以為傲的經濟成長，在被中國併吞合為一國以後，縱使不被直接破壞，在大陸十三億人口普遍落後的經濟影響之下，也必不能再享受目前的富裕生活，香港被歸併以後，漸漸失去 自主權及經濟大不如前，即為顯例。尤於中國以武力侵犯台灣時，台灣人權即受生命權及生存權被剝奪的立即危險。因此，確立台灣的獨立主權，亦是保障台灣人權的最重要任務。 預防性的危機處理為優先 建立台灣主權確保台灣人權 一、更正「一個中國」政策的錯誤，落實台灣主權之獨立： 中國大陸與台灣分裂成為二個不同政體，各有其國號、國旗及中央政府，在國際上各自代表自己的政權，已是不爭的事實。「中國」就是中共政權統治所及的大陸，「台灣」就是國民黨政權所管轄的「台灣」，「中國」是「中國」，「台灣」就是「台灣」，這種正確清楚的事實及觀念，不能予以混淆錯亂。否則對中共的「中國」反而有利，可以大吃小，將「台灣」歸入他們的「中國」，而「台灣」則會盡受其害，不但不能統一或奪回「中國」，連保住「台灣」都成問題。 台灣政府既然只承認台灣有統治權，就應以台灣住民的意願為依歸，實施台灣全面民主政府，修改憲法( 甚或制定新憲 )，使其適用於台灣，不應再繼續用無立場、無資格及無能力主張的「統一中國」神話，愚弄人民、作賤自己。 台灣全體住民更應覺醒，認清「一個中國」是對岸的中國，不是現住的台灣。在台灣就要做有國家主權的「台灣」人。血統種族是天生的，而且是個人的DNA 之事，不必互相爭論亦不容他人干預；國籍係依各國國籍法之規定而有，也可任人選擇或變更。新加坡是一主要由華人建立的獨立國家，他們就有正確的「一個中國」政策與觀念，他們可以「華人」血統為榮，但是他們自稱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國人」。他們與中國來往，稱他們是「中國人」，歡迎李登輝訪問新加坡，稱他是「台灣來的總統」，非常簡單明瞭、清楚正確，沒人敢說新加坡人數典忘祖，更沒人反新加坡獨立於「中國」之外。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亞洲週刊六月廿五日期第五頁報導：「東南亞各地華人在作出反應時，基本上顧及自己已在海外落葉歸根，而非中國人的身份」，有新加坡人還沾沾自喜地說：「幸好我不是中國人」，這也是正確的「一個中國」思想的顯例。新加坡有少數的馬來亞及印度種族的國民，台灣亦有非中華民的原住民，為何彈丸之地的新加坡能成為獨立自立的新國家，而大於新加坡五十多倍的台灣不能？此正係肇始於「一個中國」錯誤政策與觀念之遺害。 二、以正確的「台灣」史實名稱進入國際社會： 自一九七九年美國承認中國後，對「中華民國」都用「台灣」為正式名稱。而維繫彼此關係的「台灣關係法」，係以「台灣」代表一個國家或政治實體的名稱。而美國國務院編印的世界各國背景簡介中，對各國均用其正式國名，唯有「台灣背景簡介」即印出：「Official Name Taiwan」(正式名稱台灣)。為台灣最依賴的世界第一強國都用「台灣」看待，世界各國在國際場合，除了「台灣」不稱呼自己為「台灣」外，恐怕已鮮有人將「台灣」稱為「中國」或「中華民國」的。 即使一般人民到了國外，也被外國人稱呼為「台灣人」，就如出口的商品一律都用「Made in Tawain」( 台灣製造 )一樣正確又自然。反而如果自稱為「中國人」，則必需說明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人，或係種族上的「華人」，外國人才能明白。否則，稱為「中國」( China )或「中華」( Chinese )的英文，咸都被認為是指對岸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唯有以「台灣」名稱才不會造成混淆，蓋其可讓人明白所指稱者，乃係又名「福爾摩莎」(Formosa)的「台灣」。 「台灣」是正確且符合歷史事實的名稱，要建立台灣的國家獨立主權，必先從正名開始。如繼續使用別人不承認，自己也心虛的「中國」或「中華」名稱，只有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代表「一個中國」的強勢下，視「台灣」為「中國」的地方政府的陰謀目的而已。中共已取得「中國」的「商標專利權」，台灣用相同或相似的名稱，就像使用「仿冒品」一般，其弊害可知。國際社會既然僅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台灣使用名正言順的「台灣」名稱進入國際社會，始會被人接受，在國際上才有立足點，台灣的主權也才有獨立的基礎。 […]

施正鋒◎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發言 陳水扁總統過年前提及「統合論」，努力整合內部中國政策的基調，嘗試建構台、中關係的新架構。我們以為，陳總統凝聚共識的苦心應該加以肯定，然而，由於陳總統對於統合的內涵並未加以闡述，民進黨本身又眾說紛紜，在政治人物各自表述的情況下，令人擔心統合的結果是否就是走向統一。 如果陳總統所謂的統合是指國際關係理論上的integration的話，一般的了解是國與國之間結合的過程，逐漸將國家主權讓渡出去。具體而言，統合至少有經濟整合、政治結合、以及安全共同體三個面向；終極而言，如果成員國有相同的民族認同 (national identity)，那就是要合併為一國。 雖然陳總統在其他場合表示心儀的統合是指「歐盟模式」，卻未明確表示要將台灣帶到何種境界。眾所週知，即使在歐盟的成員國之中，對於歐盟的發展有各種不同的期待，有些國家希望能停留在功能上的協調，譬如說經濟共同市場、或是在國防、外交的協商，也就是邦聯 (confederation) 的形式，當然，也有國家希望至少能朝聯邦國家 (federation) 發展。 或許有人以為，統合論只是為了迎合所謂的「一個中國」咒語所作的包裝，不用當真，而邦聯的安排或可逼中國承認台灣主權獨立，然而，中國豈是三歲小孩，可以任人欺哄？如果與中國的經濟整合只是為了拋棄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為了合理化三通的開放，統合論就是「機會主義」般的短線操作；如果與中國的政治整合是為了台海和平，統合論就是「綏靖主義」般的討饒。 我們反對與中國作任何形式的統合，即使是歐盟式的邦聯，因為邦聯宛如國與國之間的試婚行為，不免會讓國際社會務以為台灣人內心渴望統一，又如何寄望他國支持台灣獨立？盼望陳總統記取慕尼黑事件的教訓，軟土只會任人深耕，不要當張伯倫第二。

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台灣在日本統治下五十年，台灣脫離了日本也已有五十五年之久，但是台日貿易額一直成長，現在台灣是日本第三的貿易夥伴，又透過旅遊、商談，每年相互間的往來有一百七十萬人次之多，根據一項予測，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年，計畫訪台的日本人比往年將有兩三倍之多，說起來台日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但是讓人納悶的是看不出台日之間有熱絡的情感。就個人的層次而言，雖然有些人彼此之間，親密得有如兄弟，但是就整體方面，卻疏遠得很。為甚麼？為甚麼？ 最大的癥結可能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介在台日之間。 中日的潛在對立 日本站的是「一個中國」的立場，為了避免惱怒中國，而故意對台灣保持冷淡的態度，而台灣方面，就是因為蔣氏父子政權時代的反日教育奏效，再加上日本政府的態度，使台灣人有一種被藐視的失落感，因此台日間能夠發生熱絡的情感才是奇怪的。 現在以及將來，台灣面臨的是來自中國的武力威脅，這個威脅不見得將演變成實際上對台灣的進攻，卻有可能使台灣萎縮變成軟腳蝦，甚至供出台灣的主權。 中國對日本來說，當然也是一種威脅性的存在，不過與台灣不同的是，中國方面也認為日本是對中國一種威脅性的存在。中日兩國都認為對方是「潛在性的敵國」。日本是靠國際貿易以求繁榮的國家，為維持中日和平，不惜投入6兆日幣的貸款，換來的是時時刻刻要順從中國，為日本侵略中國的罪過道歉，這已經在日本國內引起廣汎的不滿情緒。 比起中國的地闊人稠，台灣簡直是小國寡民，但台灣光是萎縮求安，終於會被迫供出主權。台灣繼續維持「中華民國體制」不是不可以。小國本來就沒有奢求所欲的條件，如果「中華民國體制」能夠讓台灣生存，那麼退而求其次，大家來接受「中華民國體制」也是可以的。但是二○○○年二月中國發表的「台灣白皮書」已經明白道出，台灣維持現狀並不是毫無時間限制，太久了，中國也不排除發動武力「收回台灣」。顯然，「中華民國體制」對台灣而言是一個空虛的佛腳，是不能抱的。 讓時間解決認同問題 看台灣國內的政治狀況，充滿著政治惡鬥。其實，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政黨間的鬥爭是一種常態，不足為奇。又，現今的台灣，對國家認同有所不同，政黨間的競爭難免牽涉到國家認同。這是出於台灣史的演變，而需要長久時間的磨練，這是不能強求的。台灣的這個現象，由台灣獨立建國的立場來看，可以說是一種「生產的陣痛」。要一群長期掌握政權，專掌統治權力的人士平心靜氣地接受失去權力之苦，這也是難以強求的。時間是療傷的良藥，再過一段時間，相信會塵埃落定。台灣能夠免於中國的併吞，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以台灣為生活的空間，以台灣為墳墓之地，應該是不分族群，大家的願望。 促使日本與美合作 小國寡民的台灣，在中國之軍事威脅下，能夠交陪更多國家，能夠得到更多國家的支持與支援，有助於台灣的安全保障。這一點是各族群以及各政黨都能夠接受的。問題就是在於對日的觀點。充滿失落感的中國國民黨人可能認為：如果沒有日帝侵華，國民黨的剿共作戰必然成功，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國民黨就必然繼續統治中國。如此一來，中國國民黨人士與厭共來台的人士恨日入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除非要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必需思考如何來繼續在台灣生存了。 日本這個國家與她的國民，透過第二次大戰的敗戰與以後的經濟發展，已經領會到：國家的生存與發展不必靠膨脹國土，維持世界和平也足以使國家繁榮。現在台灣需要日本做一個遠東區域安定的力量，如果日本能夠表現維持遠東和平的決心，美國也會增加信心，這些都有助於要求中國收歛。由戰爭的歷史來看，並不是所有的戰爭都是經過嚴密的計算才發動的。但是強有力的阻礙力量存在的話，往往能夠嚇阻發動戰爭的動機。鑒於此，能夠使日本對台海的安全發言，對台灣的生存必然有助。台灣應該努力使日本知道台灣所希求的是甚麼，同時台灣應該自創生存的條件。又，我們必須知道，台灣的絆腳石「一個中國」，這個咒符是蔣介石時代的中華民國政府創造的。所以，我們現在該做的是把「一個中國」的殘渣「中華民國體制」改掉，用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的形式，重新出發。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壹、前言 陳水扁自從贏得總統選舉以來，除了應付來自外部的挑戰外，對內為了要實現「全民政府、清流共治」的競選諾言，由李遠哲、唐飛、到張俊雄，尋覓行政院院長人選的工作並不順遂。除非民進黨能成功說服選民，在明年的立委改選取得過半數席次，在未來的一年裡，我們看到的將是政治學上所謂的「分裂政府」（divided government），也就是行政、立法部門分別由朝野陣營支配。分裂政府不一定為弱式政府，因為在「雙元正當性」的安排下，行政、以及立法部門各有其民意基礎，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主導權（也就是認知、規劃、以及執行），畢竟還是在總統手上，而國會只有賦予合法性的立法權；此外，從美國的經驗來看，重大法案的通過，與政府分裂與否無多大的關聯。 新政府在政權轉移之際所面對的試煉，大致可以從憲政體制、政黨政治、選舉制度、以及社會結構四個層面來看。首先，朝野政治人物在各取所需的詮釋下，對於當前憲政體制的定位仍莫衷一是，尤其是對中央政府部門間的權力關係仍有相當的歧見。其次，由於社會結構的解凍、以及政黨間的合縱連橫頻仍，大有醞釀政黨重組之勢，不只總統選舉三分天下，立法院也呈國民黨、民進黨、以及親民黨的實質三黨不過半，增加政策推動的困難度。 短期來看，陳水扁政府若想避免行政與立法部門間的拉鋸戰，必須先要安內才能攘外，看執政黨本身是否能維持起碼的凝聚力，也就是如何馴服習於傾軋的民進黨各派系，以及如何約束黨籍立委。中期來看，除了憲政體制的合理調整外，選舉制度也必須適度改弦更張。我國總統選舉制度為採多數決，在三分天下的政治局勢下，值得我們探討是否有必要採取過半機制；另外，國會議員的選制、以及任期，也應考慮是否配合總統選舉，以拉近總統與國會議員的利害關係。長期來看，社會結構上的分歧恐怕短期內無法強力改變，也就是族群、以及國家認同的差異，當鶴佬、客家、外省、以及原住民族的排列組合對上獨立與統一的糾結時，政治人物很難抗拒動員的誘惑。 貳、憲改軌跡與憲政體制定位 政治學界習於依據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分立或合併，將憲政體制分為「總統制」、或是「內閣制」兩種標準型；台灣所慣稱的「雙首長制」，學術上又稱為「半總統制」、或「混合制」，為一種概略的統稱，只要是總統直選、加上國會對總理的任命有相當決定權者，通通都被歸到這類大雜燴。 不論從行政與國會分合的程度、或是總統的人事權來看，『中華民國憲法』原本比較接近內閣制、或者至少是某種形式的雙首長制，宛如千變萬化的觀音應身：立法院可以藉覆議來對行政院長作有限制的不信任倒閣（57條），卻無相關的解散國會機制；內閣成員由行政院長提名、經總統任命（56條）；而總統雖然有權任免文武百官（41條），但是其提名的行政院長必須經過立法院的同意來任命（55條）。 自從1991年第一次修憲以來，國民大會已將『中華民國憲法』作了六次增修條文式的修正。不過截至目前為止，修憲的努力，概集中於如何將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體制，以憲政制度的調整來界定個別政治人物的影響力，尚未針對中央政府體制作通盤的考量。學術界對於當前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體制的定位，仍然相當分歧，即使各黨派同意所謂的「回歸憲法」，彼此對憲法文本的詮釋上仍有不小的差距，彷彿是羅馬神話中的兩面神，除了正看（總統制）、背看（內閣制）、還有側看（雙首長制）。不過，如果我們願意嘗試以兩個軸線來看，可以發現是朝總統制漸進調整。 一般人認為第四次憲改 (1997) 是朝雙首長制走，我們以為是持續往總統制調整。首先，最關鍵的是總統對於行政院長的任命，不再需要立法院的同意（55條），使中央政府不再有明顯的「行政雙元」尷尬。同時，也取消第三次修憲中，立法院對於總統免職行政院長的限制。再來是建立有限制性的國會倒閣權、及總統的解散國會權，用來補償立法院喪失的同意權；然而，由於立法院在倒閣後馬上要面對國會解散及改選的挑戰，只能算是化解僵局的機制，真正的目標在馴服立法院，並不能抵消總統人事權大增的事實，更不能說是朝內閣制走向。 當然，行政院與立法院之間仍有藕斷絲連的內閣制遺跡：施政報告、質詢、不信任案。這些行政院仍必須面對立法院的有限箝制，往往被擴大解釋為法國式雙首長制的根據，學界甚至於主張既然國民黨仍掌握立法院的過半席次，應該仿效法國「左右共治」的慣例交出閣揆來，或至少作正式的黨對黨人事協商。 然而，即使在雙首長制的範疇裡，總統與總理之間的權力大小並沒有固定的公式，端賴各國的憲政傳統或期待，它可能以美國式的總統制、英國式的內閣制、法國式的半總統制面貌呈現。如果國人真的心儀純粹的法國第五共和雙首長制，必須了解它至少已經有五種運作的模式；即使執政黨未能掌有國會的過半數，終極還是由總統來決定是否要找反對黨擔任總理，共治與否並無制度上命定的道理，還要考量文化因素，政治情勢、不成文慣例、以及政治人物的考量，整體上還是有力總統。Lijphart (1992: 8) 指出法國式雙首長制並非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合成、也非介於兩者之間；不過，是否為「自動換軌」，學術界並無定論。我們以為，在不得已採取共治的情況下，法國總統頂多面對的是美國式的分裂政府。 自從國會改選以來，由於政黨比例代表制的引入，原有的二元對立政黨秩序逐漸解盤，開始將台灣政治場域開始帶入三角（或多角）抗衡的局面。面對結構上日漸零碎化的國會，由於總統、以及立法委員的任期、選舉的時間不一致，任何總統當選人無法趁勝扭轉國會的少數席次為立法優勢。儘管如此，不管是總統制下、還是雙首長下的分裂政府，我們是否真的有必要擔心？事實上，美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即使政黨以壓倒性方式贏得總統大選，也有可能輸掉國會選舉，尤其是選民期待國會能牽制總統之際，菁英若刻意以制度的設計來製造「整合式政府」，豈不與民意牴觸？ 不管如何，獲得39.11%選票的陳水扁政府是「多數政府」，不能稱為「少數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既然各黨在選前經過盤算後認為總統選制採「相對多數」(relative plurality) 對自己最有利，選後就不能反悔，一再以「絕對多數」(absolute majority) 的標準來挑戰陳水扁的正當性，畢竟，宋楚瑜、或連戰的票也沒有過半數 (36.86%、23.23%)；更何況當初如果採取絕對多數決，究竟鹿死誰手，誰也沒保握選民會如何作策略性投票。因此，即使陳水扁是坐收連、宋相爭的漁翁之利當選，若要以「二輪投票」來合理化罷免案，未免失之牽強。同樣地，陳水扁不能將相對多數當作是目前政治僵局的原因，因為它提供上台的絕好機會結構；如果當初改為絕對多數，未必就會有戰略三角的選戰出現。 參、多數政府的執政聯盟 民選總統當選後的第一要務，就是想辦法如何進一步擴大選舉獲勝聯盟，有效營造執政聯盟──執政聯盟約略可分為行政聯盟、以及立法聯盟；而立法聯盟是指行政部門如何透過協商來取得國會多數對法案的背書。由於陳水扁在三雄對峙下未能取得過半選民的託付，民氣不盡全然可用，復因親民黨的出現、政黨體系的鬆動，立法院已淪為由大小派系競逐「立法租」的叢林，總統被迫要與國會共同協商立法聯盟，這時，更突顯總統強與主導政策的重要性。我們根據民進黨可以操控行政聯盟的程度（或是分享政權、釋出資源的意願），將執政聯盟的形成以光譜的方式分為七種可能：選舉協調、政策合作、全民政府、大聯合政府、聯合政府、綠藍共治，以及虛尊元首。 「虛尊元首」是指在內閣制之下，由掌控國會的多數黨來組閣，民選的總統被舁為聊表一格的國家元首，而總統任命的閣揆反倒成為行政首長。誠然，總統制直選與內閣制並非不可相容，然而，這樣的作法豈不往未修憲前的中華民國憲法回頭走？對於陳水扁來說，如果由國民黨組閣，幾乎就是要當虛尊元首。即使民進黨同意未來將所有的政治運作集中於國會、將政治權力的分配決定於三年一次的立委選舉，除了新黨外，積極參選總統的國民黨、或親民黨會答應一起修憲嗎？選民會罷甘休嗎？ 「綠藍共治」是指仿效法國的左右共治，由掌有國會過半席次的國民黨組閣，與民進黨的總統府分享政權，這是國民黨選後要求的「回歸憲法」。在總統、行政院、以及立法院的三角關係中，歷次的修憲已大致擺脫立法院、以及行政院對總統的掣肘，無形中已把行政院長變成總統的幕僚長。既然國會的生態並未因此回總統改選而有所變動，行政院長蕭萬長又何必下臺？國民黨本土派便質言，既然輸掉總統大選的戰爭，又何必去計較憲政爭議的戰役？ 「聯合政府」是內閣制的思考，由民進黨分別與國民黨、或是親民黨作正式結盟；在結盟過程中，彼此不只作人事上的分配、也要作政策協商，也就是「綠藍配」（江丙坤、黃主文擔任閣揆）、或是「綠橙配」（宋楚瑜擔任閣揆）。民進黨主張與國民黨結盟者，多贊成與尊李派本土立委結合；倒是施明德獨排眾議，強烈主張透過立法院長改選，結合親宋的劉松藩、或劉炳偉組「立院多數執政聯盟」。不過，民進黨內部多主張議題合作勝於形式上的結盟，因為牽涉資源的分配。果真要作正式結盟，既然行政部門是某種程度的「李陳體制」，民進黨在立法院的結盟對象應該是國民黨，尤其是親李的本土派，如此一來，立法聯盟才能與行政聯盟契合；如果以意識型來看，這種飛象過河的結合，除了要把立法院長王金平拉下來以外，並無助長期的立法穩定。 「大聯合政府」是指在國家面臨內外挑戰之際，將各大政治勢力納入重大決策，尤其是針對爭議性高的政策，譬如修憲、核四、或中國政策，也就是民進黨與國民黨、以及親民黨願意捐棄前嫌、共赴國難的「協和」。國民黨江丙坤建議由各黨推出最好的人、最好的政策來組聯合內閣，精神上接近大聯合政府。不過，協和可以採取非正式協商、或是成立諮詢式委員會的形式，譬如說過去的國是會議、或國家發展會議，不一定要成立聯合政府。陳水扁與連戰、宋楚瑜的圓桌會議則因陳、連會談的破局而徒勞無功；李遠哲主導的「跨黨派小組」因為在野黨的杯葛，超越黨派的公信力有待提高。 「全民政府」是陳水扁向國民黨借將，雖未循政黨協商途徑，即使不是陳李體制的試金石，至少也比當年國民黨企圖延攬康寧祥、游錫昆、陳水扁、范振宗入閣還來得大方，因此可以說是民進黨尋求與國民黨淺嚐及止的試婚式結盟。雖與支持者原先期待的政黨輪替有所差距，但不論是由成員的政黨、族群、或是性別來看，和解的姿態初步獲得選民及媒體的肯定，社會上的重大勢力也多在人事上取得妥協。如果民進黨諸君有此國家利益超越政黨、派系的百川納海大量，應該不會自始對唐飛吹毛求疵。 「政策合作」是指視議題與不同的政黨作個案合作，也就是聯合陣線式的結盟。在野黨甚至於可以同意與執政黨協商如何作全盤性的政策配合，卻不要求入閣；譬如英國自由黨在1977-78年與少數政府工黨所作的「協定」，以法案上的義助交換政策磋商。近年來，立法院的政黨藩籬漸鬆，只要不涉及權位、或是黨的基本立場，其他議題都可合作、或換票，譬如國民黨與新黨聯手封殺『公民投票法草案』(1995)，新黨倡議對抗國民黨的「在野制衡聯盟」(1995)，國、民兩黨的國大同意權合作 (1996)、第四次憲改 (1997)，國、民、新三黨聯合修憲凍結國大選舉 (2000)，以及國、新、親三黨的宗教直航案 (2000)。 「選舉協調」是指在提名時作策略性聯盟，尤其是對於配合度較高的在野立委，在提名時故意禮讓某些席次、或是降低提名額度，適度釋出參選空間，譬如雙和地區被國民黨停權的的趙永清；也有可能是以放棄縣市長提名，來交換立委席次，譬如在台東、或苗栗。由於當前的政黨體系走軟，加上民進黨在地方上的滲透有限，不只無黨籍聯盟，連國民黨、或親民黨立委，都可以是努力串聯的對象，目前「安定政局聯盟」為是；張俊宏甚至於建議陳水扁替黨友助選。「在野聯盟」也表示未來可以結盟參選，可能為日後聯合政府準備，甚至於回籠國民黨、或三國歸晉。 截自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看出民進黨的底線是聯合內閣，陳水扁則偏好議題合作、最好是不要涉及人事交換，而由國民黨主導組閣式的共治，等於是將政權雙手奉給競爭者。相對的，國民黨自始開價為與民進黨共治，同時由本土派立委試探聯合內閣的可能，甚至於讓步到共襄盛舉式的大聯合政府，能取得多少資源算多少。親民黨的立場含糊，不願意觸及任何有令人做人事分贓的聯想，卻也不願斷然拒絕他黨尋求政策、或選舉上的策略聯盟。 其實，反對黨時代的民進黨並非沒有聯合內閣的念頭，只不過，當時是掌心向上，難免讓支持者有恨鐵不成鋼之嘆；現在是掌心向下，站在連任固樁的考量下，最好是傭兵來加盟，豈有職位平白奉送散發的道理？同樣的，面臨立委改選的壓力，國民黨、親民黨沒有必要與民進黨結盟，尤其是在政策立場相左的情況下，聯合政府只會落人分贓人事的口實。國民黨本土派立委也未必都願意投懷送抱，因為民進黨最多是在提名上作禮讓，很難提供國民黨式的選戰挹注。除非是國民黨選前因提名競爭而告分裂，政黨間才有新的排列組合。 究竟政黨間結盟的共同基礎為何？一般不外為了人事上的妥協、政策立場志同道合、或是意識型態相近，有時則為了杯葛共同的敵人。如果是建立在族群對立、或是被認知為族群動員的盤算，如此一來，造成的整體社會割裂，是局部政治結合所無法彌補的。由歷回修憲的過程來看，不管是菁英的訴求、或是民間的動員，多少是帶著省籍的族群角度來看。年初的修憲能快速完成，除了一貫國民黨、及民進黨的合作，新黨最後以政黨存亡考量而首肯配合，可見現有的政黨不願新興勢力出現；在國民黨內部因選舉失利而為「族群（或國家）認同」分歧所苦之際，「政黨認同」竟能首度明顯地切割族群認同，未嘗不是收穫。全民政府原可舒緩族群間的張力，卻因民進黨內部的批判而夭折。三家分晉的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在領袖高峰會議後，組成「在野聯盟」與民進黨抗衡；如果能由「和」到「合」，導向兩黨制發展，將有利朝野協商，卻被指為「新親中國黨」，無異將政黨結盟、族群認同、以及獨統定位強行連結。

盧千惠　任教於台灣文化學院 莫那魯到、花岡一郎、花岡二郎、石塚英藏總督……這些名字，七十多歲的人或許聽過，年輕的人大概就完全不知是與什麼有關聯了。 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不只在平地，在山上也大興建築工程，要原住民砍伐他們視為神木的原始林木。在馬赫坡社做製材所主任的宮村堅邇，在「馬赫坡社日誌」裡寫道：「為小學（日本孩子讀的國小）的改建，受命砍伐大樹。過了馬赫坡溪後的峻嚴山坡地帶，有一片大樹林，那裡的樹，樹齡都超過五、六百年。樹高四十公尺，自地面到二十公尺的樹幹無枝葉，如大理石的圓柱直直向天。有一次，為正樑我選一枝直徑四公尺的大樹……」。因著這棵大樹砍伐的不當，五個正在工作的原住民被壓死。 巨大的倒木由原住民扛到製材所，製成四角的木材，再扛到建築的現場。原住民搬運重物，不習慣用扛的而習慣用托的，這是符合走危險的急坡山路的方法。但是日本警察看著損傷的木材，就毆打疲憊不堪的原住民。有自尊心的賽德克族人怎能忍受此種侮辱。他們要有尊嚴地生存下去。 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馬赫坡社的頭目莫那魯道，帶領其他霧社群中的六社，襲擊在霧社公學校參加聯合運動會的日本人，。在運動場的一百三十四個日本人遭殺害。讓向內外豪語：「生番都已歸順為天皇陛下之赤子」的總督府失盡面子，使日本政府的威信落在地上。 為了回復威信，總督府立刻派遣討伐隊，除使用大砲、機關槍、毒瓦斯等近代武器外，還挑唆他部族（為日本的朋友=味方番），甚至同族去襲擊反抗的賽德克族人。霧社山上的原住民，雖然與具備近大代武器的日本軍持續抗爭兩個月，但是和世界其他弱小民族相同走上悲慘的結局。 十月二十一日在台灣召開的「霧社事件七十週年國際學術言討會」上，現任女子大學教授吉良芳惠發表第一手資料—-事件後接任總督的太田政弘寫給前總督伊澤多喜男的兩封信函。其中有如下一段證實，當時沒有報導事實的自由，「真相」全由總督府發表：「……有關收買記者問題。事件後，報紙批判（總督府）不准記者到霧社以及停止刊載有關事件的記事。到十一月為了封住糾纏不清的記者，以慰問名義準一社派一人入山。警務局大約出一萬二千圓的潤筆費，大的一千~七百，小的二百~一百，鎮靜了霧社事件、總督（石塚英藏）的操行及日月潭包工等問題。大版昭日、大版每日到底是大報，記者沒有收受……。」參加「研討會」的年輕原住民，聽到祖先們悽烈的事蹟，有的含淚，有的激動，流露出自然的情感。這，正是開始關心、疼惜自己鄉土的原點，現在有很多台灣人國回顧著歷史，站在台灣人主體性的立場探討歷史的真相。並不在於要責難什麼人，只為證明台灣人和其他民除族一樣，追求自由、和平與尊嚴。更加希望將這歷史成為人類的共有財產。 去年九月二十一日，大地震襲擊霧社所在的南投縣，有很多日本人參與救援活動。日本政府的緊急救援隊在發生當天黃昏，比其他任何國家早抵達台灣、日本紅十字會的醫療隊在翌日已經開始工作、三十一名神戶方面的德州會隊，恐怕因為缺水而有疫痢的蔓延，決定每天早上問診前清掃廁所。在患難時，日本人表露的真情和友誼，給予很多人感動的漣漪和面對生的勇氣。 時值霧社事件七十週年紀念，但願台灣人能如詩人李敏勇寫的詩： 這一工 咱來種樹仔 每一人 在咱的土地… 不為怨恨為著愛 咱來種希望的樹栽 不是為死為生命

許世楷◎台灣文化學院院長 若是有人問你什麼是「霧社事件」?你答得出來麼?更不可能期待你曉得該事件發生於七十年前的十月二十七日，主角之一的名字叫做Mona Ludao。 幾十年來中華民國體制教育，在台灣推動和國民的日常生活沒有直接關係的虛幻教育，致使學生說不出來從上面不曉得經過多少次的台灣三大河流，卻能答得出來從未看過的中國三大河流。也舉不出來出生在附近庄頭的台灣史上英雄的名字，卻能說得出來好多中國史上的人物姓名。 為了補救這一種教育的缺陷，一群有心人士開始籌備一場「霧社事件七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十月二十一日整天在台灣大學法學院國際演講廳舉辦。霧社事件，是台灣中部分布於南投縣霧社與廬山間濁水溪兩岸的Sediq族原住民抵抗日本殖民地統治的抗暴起義，是日本統治台灣期間最後一次激烈的台灣人直接行動。原因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差別統治，近因是日本警察對原住民的壓制=強迫原住民搬運木材興建當局設備，又苛扣工錢；侮辱原住民婦女，甚至騙婚以利其警察統治；羞辱如Mahebo社頭目Mona Ludao父子等原住民精英等。 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早晨，約三百名Sediq族原住民，攻入日本當局正在霧社公學校舉辦的聯合運動會會場，以及各地日本人設備，殺死一百三十二名日本人，誤殺兩名穿著和服的漢人。日本當局動員警察、軍隊，歷時兩個多用，甚至使用飛機施放毒瓦斯等，才得鎮壓。 在該事件中，起義的原住民充分表現出，雖然在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勢力壓制之下，為了要保持做為一個人的尊嚴，可以不惜一切起而反抗，「無自由，毋寧死」的偉大精神。日本當局在該事件中也表現出，鴨霸慘酷的人類黑暗罪惡的一面。 事過境遷，七十年後的現在，原住民、漢人、日本人都有學者要來這裡對該事件提出學術報告，根據史實，讚賞及貶估該事件的偉大、黑暗兩面，以增加人類共有的知識資產。 新政府一開始就強調民主的普世價值，以及提倡人權的尊重。霧社事件的抵抗正是台灣人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維護人權的偉大精神表現。鑑於此事件在台灣史上的重要性，鑑於整年將近二十個的節日、紀念日中直接與台灣有關係者，只有紀念二、二八事件的和平紀念日、和所謂的光復節；更為了要將這一個事件銘刻在台灣人的集體記億中，確實儲藏在人類反鴨霸的共同無形資產中，上述研討會籌備關係者要一致向政府提案將十月二十七日制定為「霧社事件」國定紀念日，請大家關心。

蘇進強◎南華大學和平與戰略研究所主任 壹、前言 沒有國防，就沒有安全；國防安全是國家發展、生存的主要憑藉。這是中外古今，由來以久的普世價值。 誠然，國防安全的定義與範疇，已因全球化、自由化、多元化的國際局勢，而衍伸為廣義的「新安全觀」，但地球村的概念，固為人類共同的理想，其實現卻非一蹴可幾，在共產集團國家對區域安全仍虎視眈眈，第三世界國家內亂與內戰方興未艾的今天，敵對國家間的和、戰，仍以相對性國防戰力的威嚇與嚇阻為其互動的「權力」軸承，台海兩岸的局勢，何其不然？ 自從蘇聯解體，原以美國、蘇聯、中共為主所形成的全球戰略關係，即產生結構性的變化，東西兩大集團的冷戰態勢已告消泯。以往，中蘇邊境劍拔弩張的情勢，亦不復存在；整體而言，亞太地區大國軍力對峙的情勢，已趨於和緩，然而，由於美軍陸續將亞洲駐軍撤離或減縮，中共隨即以擴張軍備的霸權姿態，填補此一權力的空隙，雖尚不足引發新的衝突，但卻使亞洲各國產生「中國威脅論」的疑慮。 相對的，台海兩岸的「平時戰爭」（war in peace time）形勢，並未因交流頻繁而有所改變，「不放棄武力犯台」以及「如果中共武力進犯台灣」，一直是兩岸間唱和不休的政治語言，也是各國戰略家所關注的問題。 中共當然有能力以武力奪取台灣，但是中共必須付出極高的軍事勝利（military victory）的代價與風險，不過，這並不能保證中共不會或不能在未來出兵台海：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對戰爭的辯證，並非單純的軍事行動。 貳、解讀共軍「世紀大演習」及國防白皮書的軍事、政治目的 在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甫告閉幕，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才剛剛結束訪問北京之際，中共軍方於十月十三日展開為期五天的「世紀大演習」，十六日則發布國防白皮書，重申對台動武的「三個如果」。 「世紀大演兵」號稱為自一九六四年以來，演練層次最高、涵蓋範圍最廣，跨軍區、諸軍兵種聯合，且在北京、武漢、南京分別開設三個電腦網上參謀競賽的「大比武」，的確有其深遠的政治、軍事意義，值得我國進一步探索。 就軍事專業層面而言，此一「大演兵」或「大比武」，可謂其共軍邁向現代化的總驗收，也是共軍從「人民戰爭」戰略兌變為「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乃至為面向海洋、面向國際、反霸權戰略思維的具體呈現。尤其，共軍近年來不斷強調信息戰，此一「大演兵」除了實兵演習外，長沙國防科技大學遠程教學中心，南京解放軍理工學院，更藉此通過全軍事信息網，進行共軍成軍以來首度的遠程同步教學，雖然可行性尚待檢驗，但共軍重視信息戰，並將之應用於國防遠距教學的用心，卻已顯現共軍的「軍事事務革命」（RMA）並非空口說白話且有具體的成效；換言之，此一與美軍、我國軍積極建立的C4ISR具有相對性功能的信息戰（資訊戰）架構，一旦落實於中共軍事體系，對共軍高科技戰力而言，無疑具有正面的提升助益。 共軍此次的「大比武」，動員七大軍區（北京、瀋陽、濟南、南京、廣州、成都、蘭州）的信息戰部門，演習區從北京郊外，內蒙至自渤海灣及東北吉林等地，演習課目以電子戰為主軸，包括登陸與反登陸、干擾與反干擾、空降與反空降、戰術導彈攻防、潛艦作戰，以及「三打」（打隱形飛機、打巡弋飛彈、打武裝直昇機）、「三防」（防精確打擊、防電子干擾、防偵察監視）等，雖有大半課目仍以傳統戰爭型態為想定，但亦可說極盡「科技練兵」之能事；而科技建軍、練兵、用兵，也正是共軍自一九九○年來「軍事現代化」的終極目標。可以預見的是，此次「大演兵」的成敗與結果，將可進一步確立共軍「科技化」的發展路向。 從中共內部權力脈動的角度言，「大演兵」正是江澤民從鄧小平接班後，軍權鞏固的重要指標，江澤民接掌軍委會主席後，共軍國防預算可謂「翻兩番」，連年成長，一方面積極建立軍中擁江勢力，使共軍將領年輕化，藉世代交替，改變共軍「人民戰爭」舊思維，一方面藉小型、局部的演習、練兵，逐步提昇共軍戰力，並改變共軍經商「向錢看」的風氣；而「大比武」的軍區性競賽所展現的優劣績效，更可使江澤民更進一步藉軍區權力平衡，合理化鞏固其軍委會主席的權力，並彰顯其在「軍事現代化」的歷史地位，而共軍「軍事強人」將不復出現，黨指揮槍、共軍「講政治」及支持改革開放的基調，更將深化為中共政權穩定內部的「希望工程」。 就國際戰略的觀點言，中共對「大演兵」的假想敵，並不稍掩飾的直指美、日兩國，雖然，在演習當中，朱鎔基以「微笑」訪問日本，表面上其化解自一九九八年十月江澤民訪日，因歷史問題而帶來的中日緊張關係用心至明，但實質上，也有化解日本政府對「大演習」所可能升高的「中國威脅論」疑慮的目的。 實質上，這也正是中共一方面提升軍力，一方面又強調和平、反霸權的「戰爭辯證」。「大演兵」的媒體宣傳，對內可鼓舞解放軍士氣，鞏固江朱體制，為未來權力交替奠定基礎，對外則可嚇阻日本加入TMD、減緩美國佈署TMD進程的間接效果；而「大演兵」地區遠離東南沿海，對台灣而言也具有表面善意的表示，實質都是「軟調子，硬路線」的一石多鳥之計，甚至使台灣朝野對是否加入TMD產生分化的阻力，進而催化促進三通及政治談判，及壓制台獨的效益。 「世紀大演兵」結束同時，中共第二本國防白皮書於焉公布，其內容可以老調重彈喻之，其對台武力恫嚇的論調並無任何改變，而其所謂的「反霸」、「反對外國對台軍售」等謬調，仍為「倒果為因」的強詞奪理，因為，其反霸目標為美、日，但其之所以反霸，實在於中共處心積慮的想顧盼自雄，稱霸亞太區域；其將台海局勢之責歸咎於美、日、台三方的互動，亦為「加害者」責備「受害者」的讕詞，具體而言，其反對我國加入TMD，實為「你不可以防禦，因為我要攻擊你」。另方面，我們也應認清中共將國防白皮書當作宣傳「一個中國原則」政治工具的意圖；換言之，中共國防白皮書的內容及公布動機，均與現代民主國家公布國防白皮書，藉以展現崇尚和平、國防透明化的目的不同。 參、從「兩國論」後政治、軍事動態，看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地緣戰略 自一九九六年三月「台海導彈危機」，迄李前總統於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將兩岸關係界定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之前，台海兩岸並無明顯的相對性軍事動作，但在此期間，日、美安保條約「新指針」重新定義「週邊有事」，使台海的戰略地位再次受到舉世矚目。 事實上，九七年四月，美國總統柯林頓與日本前首相橋本即在東京針對安保條約宣言，展開會談，台海局勢即為重點，翌年一月，日本防衛廳將原本編制甚小的「情報組」擴編，置重點於台海週邊情報；七月，江澤民訪問華府，會談中美「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的架構雛型；九八年一月十四日，北京與華府簽訂「中美海上軍事諮商協定」，八月九日，柯林頓回訪北京，並在上海透過廣播節目宣示「新四不」；未久，江澤民訪日，但中日關係卻因江出言不遜而陷入低潮，日本朝野未承諾接受「新四不」；十月，辜振甫率團訪問上海，與汪道涵會談。兩岸關係似有峰迴路轉之勢；九九年七月九日，李前總統接受「德國之音」訪問，發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台海兩岸軍事情勢升高，八月下旬，共軍戰機三度越過台海中線，經國防部查證係因天候因素而誤入雲層，且係單機飛行；但有關共軍在東南沿海演習傳聞不斷，迄十二月底計一卅九次，但經證實者為六次，皆為千人以下及後備動員演習。十二月廿五日，共軍向俄羅斯購買「現代級」軍艦通過台海週邊國際海域；三黨總統候選人先後分別發表「國防政策」，連戰為「積極防衛，發展遠距離飛彈」，宋楚瑜為「前進防衛」，陳水扁為「決戰境外，縱深打擊，立即反應」。 二○○○年一月廿五日美國國防智庫蘭德公司發表「史文報告」，指陳我國官兵訓練維修能力不足，役期過短，兩岸軍力不平衡，二月廿一日中國公布「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以「三個如果」-台獨、外國勢力攻佔台灣、台灣長期拖延談判，做為對台動武要件，引起美國極度關切，廿三日美艦「小鷹號」以「試驗性巡航」經台灣海峽；三月，美軍航母尼米茲號、小鷹號「史坦尼」戰艦，多次巡航台海週邊海域；三月十八日，陳水扁先生當選我國第十任總統，中共宣稱對新政府「察其言，觀其行」，四月至五月間，美軍航母「小鷹號」由日本橫須賀母港，東京灣啟程至南中國海，展開「西太平洋防線」巡弋，太平洋美軍總司令部布萊爾、美駐北京大使普理赫對台海局勢表示樂觀，並謂「共軍不願開戰」，五月八日，共軍在海南島舉行小規模演習，五月十三日，美「科學家聯合會」與國防資訊中心CDI，公佈共軍在東南沿海機場、飛彈基地衛星照片，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指控「美國有人利用衛星照片製造台海緊張」；五月廿日，陳總統就職演說，對兩岸關係發表談話，重申「五不」，表達善意互動對話意願，五月廿五日，共軍宣佈將在福建沿海舉行七天火炮射擊訓練，六月十六日，陳總統在陸官校宣示「決戰境外」戰略；八月，外電報導，共軍曾於總統大選期間，以木板釘裝導彈模型發布「假演習，真威嚇」訊息；軍科院研究人員指稱中共油料儲藏不及一週，「根本不可能發動對台戰爭」。八月，中共召開「北載河會議」，繼續「察其言，觀其行」之對台政策，並將兩岸關係「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九月，我國國、親、新立委相繼訪問北京，錢其琛改口宣稱「一個中國原則」為「台灣與大陸都屬於中國」，九月八日美國同時宣布十三億美元對台四項軍售案（AIM-120空對空導彈、RCM-841反艦導彈、M109A5型155cm自走火炮及IMSG通信電子系統）。九月十九日，美國參院表決通過「PNTR」法案，給予中共永久的經貿易待遇；十月二日，美國防部長柯恩在華府宣稱「台海局勢已趨緩和」，美國將繼續遵守「台灣關係法」及三個公報，並謂中共高層承諾「不放棄動武，但目前無意動武」。 從上述的動態發展，可知台海問題已非僅兩岸政府或「一個中國原則」所能涵括，美、日兩國對台海問題的關注，係基於亞太安全對其國家利益、國際安全、經貿發展具有深遠影響而有以致之。 具體而言，美國在亞太地區每年經貿所得為其對外貿易的百分之七○，日本則必須仰仗台海週邊海域以為其對外貿易、能源運輸的「生命線」，而從地緣戰略言，台灣為東南亞與東北亞間的交界點，在西太平洋中，台灣同時瞰制兩條重要的戰略水道–台灣海峽與巴士海峽。這兩條戰略水道，除為美軍在太平洋安全體系中之戰略要域外，亦為日本經貿活動的必經海域。 二次世界大戰時，日軍曾以台灣做為南進基地，麥帥亦曾以「太平洋中永不沈沒的航空母艦」來形容、強調台灣在此地區中的戰略地位。而自美軍撤離台灣後，美國的全球戰略雖曾在書面文件中刻意忽略台灣，但並無損於台海既有的地緣戰略地位。另外，台灣雖長年與新加坡有密切程度的軍事交流，但實質上，我國並無軍事盟邦可言，至於美國的「台灣關係法」，亦難稱「協防」，不過，卻具有「情境層次」（Situational Level）的安全瓣作用。 總的來說，台海的安全，除長久以來，中共內部因素的制約與「躊躇」（pause）外，所仰賴的當是國軍的嚇阻力量，以及我國與國際間密切的經濟合作及其衍伸的政治效益。故而台灣的定位，必須將政治、經濟與安全議題連接起來，做全方位的思考，使之能相互支撐，相輔相成，拓展更大的利益空間，藉國際性的依存網絡，分散、減少風險以提高安全的效益。故而，我們在探討國防環境及國軍未來發展的同時，除了從兩岸的歷史及現實狀況加以考量外，萬不可忽視台灣本身的內在因素與亞太世界外在因素之間的互補性與關聯性。 肆、兩岸軍力對比，威脅與嚇阻 一、兩岸軍力與台海威脅 長期以來，台海兩岸一直處於「平時的戰爭」（War in peace times）狀態。一九七九年代以後，美軍雖已撤離台海，但「台海中立化」的政策仍在兩岸的默契下繼續維持，雙方均以不超越台海中線的「邊緣藝術」（brink monslip）相互克制，使台海的軍事衝突不致發生，儘管如此，兩岸卻都不能保證台海的和平能夠穩定而持續。 相對於中共「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威脅，我國也務實的採取以台澎防衛為作戰指導的軍事戰略，所謂「備戰而不避戰，能戰而不求戰」的「最低嚇阻戰略」（The strategy of the minimun deterrent）。 不可否認的，台海兩岸的兵力對比相當懸殊，台灣在面對六倍以上兵力，世界排名第二的軍事強國中共的威脅下，有相當充分的理由，保有一支能敷應海島國防需要的現代化武裝部隊。不過，威脅與嚇阻之間，並非僅以戰力的均勢相應才可保持平衡。 就戰力比而言，中共有壓倒性的優勢；但威脅台海安全最大的軍事因素，並非為數二百多萬的兵員，而是占中共國防預算比例僅15.5％的空軍，以及占8.6％的海軍。距台灣二百五十浬的大陸沿海十三座機場，部署有十五分鐘以內即可到達台灣上空，包括蘇剴廿七等機型的二百多架各式戰機，而其戰機總數達三千餘架；不過，大部（主力）戰機如米格十九等，仍須仰賴地面導航、戰管，且在天候良好的白晝，方可遂行作戰任務，其全天候及夜間作戰能力顯然不足。東海艦隊也可在四至六天之間進抵台灣，而其傳統動力的潛艇，雖已老舊，但仍可有效封鎖台海。不過，這並不表示，台海已有立即的威脅；因為，總兵力並非戰力的等值，而戰力也不是威脅的全部，以台海的海、空域條件言，中共不會也不能以全部兵力投入台海軍事衝突。 再就中共的意圖而言，以「廢墟台灣」來懲罰台灣人民，對其「統一大業」並無利益可言，而一味以武力威嚇甚至採取「有限戰爭」，反有加速催化台灣邁向獨立的效應；另方面，台海的軍事衝突將使中共汲汲營營的「四化」，受到嚴重的滯礙；國際上對其戰爭行為，雖未必會出兵奧援台灣，但對中共的經貿制裁將可預見，因此，台海軍事衝突，對台灣而言可能產生宣布獨立或毀滅的後果，但對中共言，其風險成本，也非數人頭、機艦量化對比所可計度的。 總體而言，在威脅與嚇阻之間，雖非均勢的平衡，但台海兩岸的相對戰力，也因彼此均對軍事現代化的努力，而日益提升。不過，軍事現代化不能等同於軍備競賽，軍事現代化的意涵，非僅及於增購或更新武器系統，最重要的是人員素質的提升，與制度、組織的健全，故其另一意涵為專業化、科學化，此亦意味著軍人對戰爭認知的理性化，而更能謹慎從事。 綜合所述，兵力總數高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共，與我國兵力的對比，極為懸殊。不過，吾人認為： 1.總兵力並非戰力的等值。 2.中共七大軍區，各司其責，各有其戰略任務，雖可相互支援，但其不會，也不能以全部軍力投注於犯台部署，目前，雖因前蘇聯解體，而減輕北方壓力，但潛在的威脅並未減除。 3.直接威脅台海者為中共南京軍區，其總兵力約三十一萬人，而國軍總兵力近四十萬人，如以近代戰爭中海島攻防所需兵力的對比六比一而言，國軍兵力與中共可用兵力相較並不盡然居劣勢。 4.依中共對戰爭的辯證，縱使七個犯台時機均不存在，或其宣示「不以武力犯台」，中共對台海的威脅將永遠存在，除非兩岸已實質統一或中共和平演變。 5.中共不能自外於國際社會或放棄經濟改革，而將國力投注於毀滅性的戰爭，去獲取無實質利益的「軍事勝利」。何況，台灣的地形也不容許傳統的登陸作戰。 6.宣布封鎖或象徵性封鎖、攻略外島、威嚇性導彈攻擊等有限戰爭方式，將為中共攻台時最大可能行動，其效益在可能迅速瓦解我方士氣、心理，而獲取政治上的利益。 7.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快速反應部隊的作戰能力，根據中共宣稱，這支為數約三萬名參加過天安門流血事件的兵力，有能力至「國內」各地區應變。 8.令人擔心且國軍必須採取有效手段防備的是，近年來大陸沿海民眾有計畫的偷渡來台，將是未來台灣海防安全的最大威脅，雖然兩岸即將實施小三通，但此對台灣海防安全的利弊，有待進一步研究規範，一旦未有效堵遏，將成為中共非正規登陸作戰的手段之一。 […]

汪啟疆◎前海軍中將 壹、前言 國家安全，是所有國家施政的重要課題，也是「允許繼續一個國家功能存在與運作的保證」。國家安全最大利益在「生存」，而隨同國際權益的多極化、地區性關係互動與彼此影響之日趨密切，凡政治權力、直接或間接的軍事力量，已不能成為威脅某個國家安全的絕對力量。因此凡是可能影響一個國家主權行使、國際權益獲得，其地理環境、社會結構、經濟民主、政治制度，人民素質與生活方式；以及國家賴以生存的一切有形、無形力量，皆應視為「國家安全」所考量。 基於「台灣」島嶼型態的特殊性，其對外的安全事務上，更易受週邊海洋環境的政治勢力、軍事勢力、經濟勢力與地略位置有所影響。而其對內的安全事務，諸如民主化、社會多元化、族群意識，階層利益等之協調融合，亦所含括於「國家安全」範疇。更何況國際社會每受區域利益者與國際現實–大國影響，趨勢使然；故國際（或地區）強權間對臺海或此一區域的海洋戰略所持的態度，也會影響台灣安全。本文雖從戰略著眼，就台海實務狀況作其探討，牽涉所及更不免於政略、經略、人文關係；並以地略位置與形勢作基礎，擴及地區性主要國家之可能觀點與利益互動，進而列述兩岸關係、戰略經營、海洋發展等觀點，申論對「國家安全」的認識與瞭解。 貳、決戰境外的戰略思維 -不將戰爭帶到自己人民生存的土地 從兩岸關係的歷史性，現階段的接觸與對立，或是展望未來更迫切性的正面負面互動發展的可能，其合作空間和衝突因素都是同時存在。兩岸經由分裂分治的事實，或在現實面上的現況維持與因應待變，都需不容迴避的面對。但二十一世紀所產生新的政治、經濟、資訊環境、意識型態、價值觀、戰略現實及其拘限，都在變化，必須以建立新的思維和接觸模式，調整既有框架，創造符合時代和環境變遷下的兩岸關係。 就一個新思維模式的思考方向上，陳水扁總統六月十六日提出的「決戰境外」戰略觀念，引起廣泛討論。總統在陸軍官 校校慶致詞，就未來建軍備戰方向「精準縱深打擊、提升早期預警、爭取資訊優勢」及「決戰境外」觀念，論者輒以軍事觀點就戰略戰術各闡其義；個人則認為「決戰境外」應擴大視為是陳總統對國家整體戰略營建與運作的一個根本策略和指導。其著眼乃在「確保國家生存，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加強國防武力建設」，如何面對中共整體形勢就國家大戰略與軍事戰略提出基本的因應方策。 一、「決戰境外」的大戰略（策略）思維： 是情感認知與新挑戰的出發: 率直的展現對台灣的感性思維。自政府遷台迄解除戒嚴，中華民國的大戰略與國家戰略方向始終偏向以反攻大陸及反共大業為國家戰略主目標，政經心軍與民生皆成為這主目標附屬的基本建設，台灣地略與戰略眼光落實在「復興基地」存在與向大陸投射的過客心態。直到蔣經國先生後期的十大建設、民主化、本土化，才將台灣與政府關係緊密紮結。當今不論執政黨、在野黨成員本身即生於斯、長於斯，對土地的感情深厚紮根，我們是這土地的孩子，台灣是我們的母親。「決戰境外」不能及於本土的戰略思維只是對這土地感情的萌發而已。 「決戰境外」的大戰略範疇，在國土之外，是以政（政治對話與外交）、經（區域經濟與大陸經貿）、心（認知、認同、共識）、軍（地區軍略論壇、區域安全防衛、軍事交流互動）的國家戰略、策略運作，決戰國際，爭取輿國。 1.是保全本土完整的大愛 台灣即是根和家園，我們不容戰火洗掠；戰爭的破壞比九二一地震更具整體的毀滅性，世界任何國家沒有一個願意將戰爭的毀壞帶到自己家裡。日本二次大戰軍國主義著眼全民玉碎，但終仍放棄本土決戰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本土完整是任何謀國者的基本理念，決戰境外只是這理念的具體化。若因政治理念與政黨堅持，將雞窩、雞蛋、小雞都砸了，愛、希望、理念的意義何在？陳總統及執政黨之「決戰境外」涵義，似應具有：將調整國家與政黨多數與少數間的共同理念與政策，落實台灣本土生存實質與發展之共識，凡前所堅持的一些意識形態易導致誤判，挑起戰爭口實的堅持，而作相當約制和迂迴。 2.全面作戰概念重新定義 就國家體制、尊嚴、存在與治國理念的貫徹，藉由歷史的回顧（日本、英國在二次大戰後國家戰略過程）與現實前瞻，「決戰境外」的大戰略形勢營建是一個具體的策略方向。在軍事上建立作戰縱深；在政治上展開階段接觸；在經濟上融入地區經貿體系；在安全上就整體地略戰略與多國利益中，尋求和平解決問題的均衡力；在民主上尋求對岸的影響共識，藉由人民與人文接觸產生習俗、民族、血脈的感性包容；這是一個大戰略整體性的全面作為。此一柔性表達，即是藉由這些多渠道接觸、對談及戰力架構的互動制衡，應可跨越戰爭這最後、最殘忍、付出眾多生命與代價的手段方式。就若干問題的歧異，給予空間，求同存異，即使根本矛盾的無法解決，也不至各走極端；即以在中間路線上保留相當彈性，建立對戰爭約制的感性和理性。 3.是多元戰略營建的具體方策 決戰境外調整的戰略構思是，我們的國家防禦一向針對中共威脅與反封鎖、反登陸等作戰狀況，但現時環境與中共的戰略思維模式的因應，則須著眼於亞太海洋戰略與海峽雙方戰力經營（中共以第一島鏈與一千浬海洋掌握，建軍與用兵範圍自然就包括了對台灣這海洋戰略位置的戰略壓縮與兵力投射）。我國的海洋戰略戰力營建與運用亦須相對因應外，對與我海洋毗連的亞太各國（含大陸）間，當賡由地略位置、政治、文化、宗教、經貿、利益的互動關係，做「多元性與變易性」的解析和瞭解。國家高層得就海洋戰略經營，強化大陸地略與經濟區海洋戰略佈局，建立部會共識。再舉日本為例，日本的海洋佈局原以強大的海洋經貿，營建地區經濟效益，形成經政互用；再由形勢需要，藉由整體性經貿，就地生產的實力，強化了地區影響。另以美、日兩個海洋國家的互動互利為例，戰略上因應日本安全及美國亞太海洋戰略需要，強化了日本區域海權影響力與海軍軍力投射範疇，成為美國亞太地區（海洋）勢力制衡與圍堵策略彈性佈局的防衛夥伴。 今天台灣經濟情勢不能脫離包括對大陸市場的整體考量，亞太國家都以經濟建設與發展為國家目標，形成地區間的相互依賴。中華民國的國家海洋策略，應以日本海洋戰略的「經貿性、整體性、共步性、境外性」佈局做一參考。兩岸經貿關係由貿易來往，我已具二○○億美元利潤，已是一個事實指數。經濟是國家的核心利益，與安定性密不可分。法國格里維認為「商業戰（經濟）對於最劣勢的艦隊（戰力）亦是一種最經濟（直接有效）的手段，而且也最能重建和平，因為它直接打擊在敵方繁榮的根源需求上」。經濟需要一個穩定的兩岸關係和國際地區關係來加以發展，是當前國家利益的重要著眼，決策單位似可在穩定因素下全盤考慮與大陸經貿的合作方策，商機如戰機，商場如戰場，這是經濟的「決戰境外，深入敵後（內）」，以商促政，以商促和，對我們如此，對中共也是如此。 4.逐步戰略統合的力量投射 -減低自耗 理念整合：李遠哲博士近曾就兩岸政治理念上的矛盾對立，提出兩點重要建議：「等到大陸經濟建設順利的發展……，民主自由的發展也能伴隨著大陸經濟而提升，到那個時候，兩岸的統一也才會有實質的意義。」「我們（台灣）應該回到一九九二年各自以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一中國原則的共識」，國民黨連戰先生也提出兩岸曾在九二年達成共識，「不過，現在問題卡在我們這邊。」「今天執政黨還沒有這個基礎來接受這些事情，因為執政黨本身沒有共識，怎麼跟人家（對岸）談？」新政府成立後，對任何一個國家戰略理念、方向、政策都負有顧及國家利益、安全與全民福祉的政治責任，整合形成國策的確定性。 預防性策略：美國前國防部長培里表示，美國所追求的最佳安全政策是要能夠「預防衝突的發生」「降低戰爭發生機率」，包括「採取任何必要行動以維持我國利益」，而提出「預防性國防戰略」。本文各章節已概括性列述兩岸形勢、中共戰略營建、危機衝突與和戰策略，即意圖探索對方可能戰略底線與反應，逐步統合正負因素與我之所能做為，作預防性的策略因應，以「任何必要行動」降低衝突，維護國家安全。 全民國防：我國守勢作戰國防政策已形成「政經為前導、武力為後盾之總體戰」，面對中共強大威脅必須凝聚全民「生命共同體」的共識，落實全民國防，將民間力量轉化為國防力量，以在整體戰略上結合政府全面策略，發揮每一點滴的影響、每一徵候的預察、每一形式的反映、每一狀況需求的參予。使我們的政策方向、步驟作法，限制和條件如何，要付出代價如何，民眾如何配當，都能清楚明確，相互統合。 二、「決戰境外」的作戰與戰術思維： 1.「境外」的「作戰」釋義 境外是決戰時空上，作戰地境線之外的「戰場」範疇。另在經貿上的釋義，則是在領土之內，如李登輝政府就三通規劃的「境外轉運中心」之建構範疇。而在數字化資訊多維戰場時代，已經不存在境內、境外之說。 2.源頭攻擊（attack at source） 「源頭攻擊」是在軍事衝突發生前，詳予研判敵方作戰關鍵與神經所在，基於戰力之有限性，以任務部隊（空軍反制兵力、特攻兵力、潛伏佈建）配備高科技武器與電子戰資訊干擾能力，將打擊力投諸其上。如對方的C4ISR指管通情資訊監偵系統、作戰偵搜與武器系統、區域空管中心及重點支援結構單位，若使之喪失或相當時間內喪失指通監偵與目標研析能力，癱瘓情報資訊傳遞，以利我軍奪得戰機與先制，止戰於境外。 3.前進戰場經營 將未來作戰環境，敵之戰略目標，就其威脅導向之軍力數量，任務導向之不同性質任務及兵力間的戰鬥序列，針對「敵主、支作戰行動」，規劃各個可能「戰場」，就我軍利弊與作戰條件，先期經營掌控。作戰時，聯戰兵力之決戰時空以在地境線外形成戰場；將戰術與屏阻行動外延，爭取局部優勢，達成「戰力極大，反制及時，位置機動」的指管運作，將主戰場決戰遂行前置於國土之外。 4.有效威懾嚇阻 美國後冷戰國防政策以「預防性國防」為第一線，「嚇阻」為第二線，「軍事衝突」（戰爭）為第三線且是最後的方法，而嚇阻與衝突即為戰爭的威懾與對決。一支攻勢防禦的兵力，具有把戰線帶往敵人的縱深位置去，以針對最具戰略代價的有效目標實施打擊，確然能落實「嚇阻」的有效涵義，而迫敵思考作戰代價。換言之最直接有效的兵力就是敵後佈建，及強火力、高機動、大空間、較高存活率的空中戰線或戰略、戰術飛彈戰線。國軍上述條件戰爭工具與載台僅包括了電戰、資訊能量、飛機和特種部隊。 由於戰爭本質的殘酷，作戰若是在不對稱軍力下，以現代化兵力作具高威懾代價的作戰用兵考量，乃是將一支或多支空中攻擊（或特攻）兵力，遂行決戰境外。因為「反制、阻絕、密支」作戰任務的戰術空軍，在中共攻台先奪制空權的多批無預警持續攻擊襲擾下，它遂行防空阻絕作戰的消耗性、持久性、存活率與作戰效益都值得再作估算。而飛機本身是攻擊與反制戰力，飛機與飛機即使以一對Ｎ架的有生戰力交換，所構成的嚇阻仍是有限的。而於某些階段時間內（含作戰初期）針對即定戰略目標將火力壓迫向彼處，將可產生牽制並迫使對方的攻擊飛機轉用於防空阻絕，並迫使對方考慮（扺要一架或若干架達成任務）代價與影響，達成決戰境外的「有效嚇阻」。 5.戰略佈局 「決戰境外」另一種涵義應是戰略佈局與用兵手段。國軍固安作戰計畫本「有效嚇阻，防禦固守」戰略構想，採「戰略持久，戰術速決」的作戰部署，以「阻敵於彼岸，擊敵於半渡，毀敵於陣地內」為用兵手段，對強勢臨境的犯敵由參謀本部統合聯戰作為，行境外兵火力重層攔截，並以「反登陸」灘岸陣地為作戰依托。「決戰境外」將是就形勢運作，機動調整用兵先後與攻守轉換，指令行突穿攻擊的積極作為；而在佈局上著重拳頭效應與創造作戰選鋒。另在不具縱深的地略形勢下，採戰略展開，營建「作戰面」，以海軍部分戰鬥群之海上機動能量，將戰略面拉開、拉離本島（形成境外牽制），在計畫位置隱匿待機，形成決戰翼側；相對也拉大了敵人的作戰面，牽制其行動範疇，增加序列規劃與指揮的複雜性，產生利我於「境外阻遏敵軍攻勢」的戰機和空隙。 海軍曾深入分析過一九九六年三月台海飛彈演習時美國兩個航母戰鬥群以南北後退部署位置的戰略佈局與涵義，以及所形成三個「戰略支撐點」的海洋據點架構。若台海危機再發生，就其徵候性及美軍情報預知能力，其層級反應應不會低於一九九六年；這「三個戰略支撐點」的投射、涵蓋、彈性互補的海洋戰略部署，可作為我戰略佈局的參考。國軍不奢求與美、日共同作戰，但在相關位置的部署與運動，即使是欺敵與佯動，也將影響敵人研判，對「境外」決戰的實質意義，產生加乘效果。 6.駭客任務 就是資訊戰部隊整合運用。國內資訊技術、能力及民間資訊多維運用與研究，已臻世界一流水準。中共兵力營建走的是打贏一場高科技的有限戰爭，以我之資訊優勢，運用駭客任務干擾敵人導航、指管、情報、監偵、通信的資訊鏈路（C4ISR），而在全民國防中，將民間能量與人才以特種部隊編組運用，完成部署，是切應作戰，結合戰術行動的必要。 7.建軍與戰備要求 境外決戰是架構，有效嚇阻是建軍願景，手段是將作戰線自海洋往前推（作戰機動的快速反應與兵力投射），將作戰面自本島向外展（戰略面的存在艦隊），將陸軍戰力作後盾依托（全民防衛體制、整體後勤、反登陸），藉由三軍聯合作戰，完善的全民國防運作，整合國家整體資源。因此，在建軍與戰備要求下，概須就「能戰而不求戰」，「防禦性嚇阻戰力」考量下列重點： 整體規劃國家戰略政策，結合國內相對研究中心與軍種智庫，進行國防戰略總檢，據以接軌我全般軍事戰略構想與多個子計畫，統合聯戰理念。 決戰境外（阻敵彼岸）權責屬三軍統帥指戰體系之計劃與實務運作。 作戰層級扁平化，年內完成聯戰機制（體制），承接國家戰略體系作業，擴大國防總體運作，明確釐分各軍種、民防、海巡之戰備、戰訓組織重點。 通用軍民資源體系，訂定標準化納管規範，構成整體鏈傳體系，完成雙軌運作，針對不對稱作戰與超限戰，營建動員徵用轉換及頻譜分配。 陸軍與「全民國防」結合性機制運作的強化。 海空戰術研發與投射，就「制空、制海、反登陸、制電磁」各項任務之戰場威脅，分析各個可能「戰場」目標、用兵範疇與戰術空間，遂行整體兵力之詳確作為。 「整體後勤」三軍通用、專用整備與全民資源，修護能量之具體分工與隸屬體系評鑑。 營建選鋒戰力之基點部署與境外部署（針對指定目標或重點目標用兵位置）。 準軍事「聯盟」或非軍事資源之整備與協調連繫。 貳、台灣的條件 一、經濟體系的基礎面 […]

田久保忠衛◎日本杏林大學社會科學部部長 壹、前言 面對即將來臨的21世紀，日本尚未提出大方向。其責任無疑地在日本人自身，但是，當日本表達稍微提示方向性的言行時，美國、中國及其他國家，就曾經提出「危險」的批判。這些批判中雖也含有值得傾聽的意見，但大多數的情形是，以依據對日本的誤解所做的批判，或有某種目的的議論為多。日本應該指向21世紀的目標是，蛻變為「普通的民主主義」。在經濟上，日本雖然成為大國，但是在安全保障方面迄今尚不能把「自衛隊」稱為「國軍」，因此，體制本身變成異常的形態。日本最大的重點必須放在把這種異常的形態逐次改為正常的狀態，堅持日美安保同盟，以備包括台灣的整個東亞的危機。 貳、「Handicap國家論」與「普通國家論」 有關日本的國體，在國內也有各種議論而引起爭論，但是，大致可總括為二種。一種是所謂的「Handicap國家論」。這是進入1990年代後，外務省幹部所指出或主張的意見，最初，在1993年，當時的外務次官小和田恆先生在雜誌的對談中所陳述的見解，就是日本成為「具有正面意味的Handicap國家」的選項。在這種情形下，日本依過去的自己的行動、信條，雖然為了日本自身所屬的共同體、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也不參加「特定行動」，政府明確如此釐定。但是，「做為共同體之一員，可能被要求，為了善盡其責任，在其他領域必須付出更多更大的犧牲」。 這是距今7年前的議論，小和田先生以後是否也有相同的見解則不得而知。但是，齋藤邦彥次官在1994年，藤井宏昭前駐英大使在1999年也各別表明相同趣旨的意見，因此，是否視為外務省首腦的想法具有一種共通性。從日本的報紙版面或論調來判斷，朝日新聞、每日新聞兩報有相同的傾向。 第二是，現任自由黨黨魁小澤一郎先生在1993年發行的「日本改造計畫」中，說明日本的變革時所陳述的想法。正確地說，何謂「普通國家」？須有二個要件，其一是，把在國際社會認為應該的事情，做為應該的事情來善盡自己的責任。把應當的事情認為應當而應當實行。不提出僅能在日本國內才能通用的問題，或不以國際社會的壓力為理由而無可奈何地實行。 尤其對安全保障。不必回顧波斯灣戰爭當時的環繞國際貢獻或PKO協力方案的爭論，一提到安全保障時，突然以憲法或法制為藉口的自以為是的理論就橫行起來。希望設法迴避國際協調的責任與角色。處在比任何國家都應該貢獻世界的和平與安定的日本，不可能被允許，從國際貢獻的對象領域，排除安全保障。 小澤先生主張，今後的日本，尤其在安全保障方面，不應該以僅在日本能通用的藉口，而採取迴避國際性責任的態度。提供國際貢獻時，仍有如果不改變自衛隊的性格，就無法動彈等多種疑點。但是，與「Handicap國家論」相對照，出現「普通國家論」的原因，對照國際情勢的變化來看是理所當然之事。雖然是粗略的印象，但以報紙而言，可判斷產經新聞、讀賣新聞兩報接近「普通國家論」。 在兩論中，我贊成「普通國家論」。但是，由於小澤先生的主張有幾項疑點，而且，也處處可見曲解小澤先生的真意、或攻擊的議論不少，因而主張「普通的民主主義國家論」。就是擁有一般民主主義國家依據文民控制所保有的軍隊，必須沿著其規則來達成國際貢獻的議論。原來的日本並非「普通的民主主義國家」，而是「異常的民主主義國家」，因此，非把這種國體變成正常不可。 參、「被保護國」與「軍事大國化」 卡特前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保障助理布列辛斯基先生，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997年9~10月號，撰寫「歐亞大陸的地政學」，在其中把日本所處的地位，說成「美國的事實上的被保護國的地位」。布列辛斯基的日本觀是「對日本而言，美國是保護傘，在傘下，日本從荒廢的敗北，完全復興起來，再次培育經濟力，並以經濟力為基礎，漸進地取得世界主要國家之一的立場」。但是所謂美國傘的事實才是管制日本的行動自由，造成雖是世界性力量，卻是同時造成所謂被保護國的矛盾地位」。在記述上如此明確表達出來。 美國本來就是承認多樣言論的國家，有各種不同的日本觀，並非不可思議，但是，布列辛斯基先生的看法，可否視為美國有識之士的真心話。他對日美安保條約，一語道破為事實上的「保護國條約」。只要固執於「Handicap國家論」，就不得不承認「被保護國論」。然而，日本人對成為「被保護國」也無妨，或變成美國的第51洲也沒有什麼不妥，能如此想通的人，可能並不多。 有趣的是，美國除把日本視為「被保護國」而輕輕對待的看法之外，也有極端視為危險的傾向，其代表性的論者是季辛吉前總統特別助理，在現職時代的1970年8月舉辦外交政策說明會時，發表隨著中國強化軍事力，日本也會「軍事大國化」。從此之後，季辛吉先生一而再，再而三發出「日本在最近的將來軍事大國化」的警告。但是，事實卻並非如此。 無論如何，不能認為季辛吉先生的看法是美國的代表性見解，但是，這種誤解卻是非常普遍。在1970年，駐留沖繩的美國海軍陸戰師史達克勃爾司令官，向新聞記者透露，美軍為了阻止日本的重新軍備，美軍今後至少也必須駐紮日本10年。此時，因該司令官使用「我們是瓶蓋」的說法，而使「瓶蓋論」獨自行走無阻。不提出所謂「軍國主義」或「軍事大國化」的任何定義，對日本的國內情勢，以一知半解的知識來簡單下結論的這種評論，距離事實究竟有多遠，只要了解日本的人應該立即判明。 肆、「神的國家」發言與美國雜誌的誤解 5月15日，森喜朗首相在神道政治連盟國會議員懇談會，發言「日本是以天皇為中心的神的國家」，日本的一部大眾媒體報導宛如是危險的發言。「華盛頓郵報」或「紐約時報」等美國的有力報紙，刊出以日本報紙為樣本的報導，6月4目的「華盛頓郵報」，以「日本的國家主義」為題撰寫社論，說出日本的國家主義包括把日本的侵略主義擴大到亞洲，終於和美國發生戰爭的「對戰爭的神秘性、好戰性愛國主義的鄉愁」等，展開突然無法令人相信的小題大做的論爭。 日本雖然有天皇與神相結合的一段時期，但是，是否由了解現在日本狀況的人撰寫這篇社論，頗為可疑。不是有和季辛吉先生的「日本軍事大國化論，共通的想法嗎?這種發言的特長是，當因對戰前的反動而大幅向左擺動的擺手，想稍微回到中心時，就展開所謂「危險的國家主義」、「軍事大國化」。「復歸戰前」等推測錯誤的批判。「華盛頓郵報」不在乎地把「神的國家」譯為「Divine Country」，就是完全不理解非一神教，也沒有教典的日本神道的證據。 伍、須重估防衛政策 如果日本邁向21世紀應該前進的方向是，「普通的民主主義國家」時，將變成做為優先順序，應該重視什麼的評論。台灣的有識之士經常指出，必須恢復日本的優良歷史文化、傳統，為此所必要的是教育。只是，非設法改革教育不可的意見，雖然緩慢卻也在日本全國各地穩健地開始醞釀起來。 我想把日本的一部左翼人士所主張的「危險」的內容做為問題。這些人把現在的日本的「異常」視為「正常」，把邁向「正常化」的健全動向視為「危險」而吵鬧而已。日本的政治家不糾正這種觀點的偏離真是遺憾。其最大的弊害在於安全保障政策。最重要的是自衛隊未被承認為軍隊。政府答辯的所謂「自衛隊被課於不得保持超過憲法上所必要最小限度實力的嚴格制約。並非以一般觀念所想的軍隊，但是，在國際上卻以軍隊來看待，自衛官相當於軍隊的成員」。這種內容真是意思模糊不清。 其原因均在於日本憲法第九條第二項的「不保持陸海空及其他戰力，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的規定。如此一來，只要不修改憲法，自衛隊就必須忍受「非軍隊」的地位嗎？宛如一部分在野黨與政府所說:「因為自衛隊不是軍隊，所以不要有事法制」、「不要交戰規定」、「雖有集團性自衛權，卻不允許行使」等，產生難以理解的解釋。矯正這種「異常」不待修改憲法就不可能改變嗎？修改憲法需要困難的手續，因此，需要花費頗長的歲月。但是，現實上，應該修改現行憲法的輿論逐漸高漲，執政黨在野黨也均有必須整備有事法制或制定交戰規定的意見。 與戰前比較起來，相反的矯枉過正，在「文民統制」上也明顯顯示出來。一般所謂的「文民統制」，就是意味著「職業軍人的軍方首腦，在政府部內的文民的指揮之下」的狀態。這種情形的所謂「文民」是，如日本的君主立憲制之下，就是指政治家而言。但是，實際上，掌握「軍政」、「軍令」的是防衛廳的內局。今天的日本逐漸走上一項一項修正這種「異常」的大潮流。 陸、結語 我想日本將緩慢地走上正常化的方向。否則就不能存活於21世紀的國際社會。雖然有部分的國家發出大聲批判危險的「靠右的傾向」，但是，日本國民已經開始理會「國際政治」。可說叫喊著「靠右」，而開始了解這些國家今後將扮演何種角色。在美國新誕生的政權，可能要求「強有力的日本」也說不定。以堅定的日美同盟，日本對東亞的和平與安全的安全保障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時代即將來臨。日本、台灣、美國共有相同的所謂民主主義、市場經濟的價值觀。這些國家共同分擔安全保障上的責任是理所當然之事。台灣的安全保障，首先由自國的軍隊、其次由台灣關係法、第三由日美安保條約來支持。日本、美國對台灣的安全保障，有不可分的關係是自明之理。 所謂的指針法扮演何種角色，日本走向「普通的民主主義國家」，我想從上述的文脈來說，對台灣具有重要的戰略上的意義。

主辦 社團法人 台灣安保協會 協辦 亞洲安保論壇 自由時報社 時間 2000年11月17日 地點 高雄縣勞工育樂中心二樓國際會議廳 吳明杰◎自由時報記者 前言：台灣安保協會、亞洲安保論壇、自由時報昨天於高雄勞工育樂中心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台灣的國家安全保障國際研討會，邀請台灣南華大學教授蘇進強、前海軍中將汪啟疆、前國防部副部長郭宗清，以及日本的杏林大學教授田久保忠衛、前日本海上自衛隊艦隊司令官山本誠等軍事專家，就台灣的國家安全保障、中國武力威脅及東亞區域安全等問題，提供精闢的見解與分析，幾乎座無虛席，顯見南台灣民眾的熱情及對台灣安全的關心。主持人、台灣安保協會理事洪墩謨：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黃昭堂在致詞時表示，國防和治安是社會穩定的力量，台灣最擔心的就是大陸，而台灣內部因長期國家認同模糊，致使治安地出現問題，在此內憂外患的時候，舉辦台灣的國家安全保障研討會，意義重大，特別是高雄長期以來在政治上都受到台北的忽略，因此，這個研討會移師高雄舉行，並邀請台、日的軍事專家提供意見，特別有意義。 吳阿明:台灣危機 經濟大於軍事 自由時報董事長 自由時報董事長吳阿明昨天在台灣安保協會主辦、自由時報協辦的「台灣的國家安全保障」國際研討會閉幕致詞時表示，從研討會的軍事專家學者精闢分析來看，台灣目前的國家安全大致沒有問題，國人可以安心。 不過，吳阿明強調，台灣未來最令人擔憂的是台灣的經濟問題，他呼籲新政府絕不能改變對中國的「戒急用忍」政策，同時即將實施的「小三通」和規劃中的「大三通」也應立即暫停。 吳阿明說，從政治面、軍事而來觀察台灣未來發展，目前台灣的國家安全並沒有問題，但台灣的現今經濟問題若不好好處理，未來可能成為台灣滅亡的主因。 他指出，現今台商到大陸投資已經超過一千億美金，台商不但把台灣的資金帶到大陸，人才和技術也隨著轉移，間接使台灣的失業率增加，稅收也跟著減少。同時，這些資金卻使中國的經濟發展更快速，中國在經濟成長後，將有更多經費用來強化軍事力量，回過頭來對台灣產生更大的武力威脅。 吳阿明表示，從近來台灣股市大跌可以發現，許多投資人的資金都是向銀行抵押借貸，股市下跌，還不出錢，造成銀行呆帳增加，一連串金融危機反應接續出現，政府應警惕。他強調，台浴赴大陸投資已經使台灣產業日漸空洞化，新政府一定要馬上停止兩岸進行三通，恢復「戒急用忍」政策，才能保住台灣的經濟，否則未來中國不需打台灣，就看著台灣自己滅亡。… 山本誠：中共若犯台 美必插手 前日本海上自衛隊艦隊司令官 前日本海上自衛隊艦隊司令官山本誠昨天在「台灣的國家安全保障」國際研討會中表示，根據他過去在自衛隊任職時與美軍進行協同訓練的經驗得知，如果中國對台動武，美國一定會插手。他並強調，台灣人民只要自己不認輸，中國絕對沒有辦法征服台灣。 山本誠以「環繞台灣的軍事情勢」為題演講指出，如果中國對台動武，美國一定會介入，雖然柯林頓的台海政策模糊不清，但也絕對不會把台灣交給中國，甚至包括歐盟等其他民主國家都會是台灣的友邦。 他表示，今年九月中旬曾到中國，與中國社科院人員會談時，雖然年長的官員仍強調兩岸一定要統一，不過卻也發現有年輕的學者認為中國未來會民主化，應該樂見台灣的發展，也許老一輩的人離開後兩岸關係會有所改變。 山本誠分析台灣的戰略環境時指出，在核武問題上，如果對台使用核武會被世界譴責，與世界為敵，因為台灣人是中國的同胞。此外，如果中國以核武攻擊台灣，美國一定會加以報復，而核武雖對台灣會造成很大損害，卻仍無法壓制台灣，更喪失統一台灣的機會，相信中國領導人不會如此愚蠢。至於以導彈攻擊台灣的可能性，山本誠說，即使中國用所有的導彈攻擊台灣，其損傷不會超越去年台灣的九二一大地震，台灣不可能因此而崩潰，英國也一定會馬上以巡弋飛彈摧毀中國的導彈基地。 同時，相信台灣也有反擊中國導彈的能力，而台灣應該成為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的一份子。山本誠研判，如果中國以導彈攻擊台灣，不會以全數一次投射的方武進行，應會採取分階段攻擊，以逼迫台灣談判，但只要美國一介入，攻擊解放軍的導彈基地，中國的導彈可以說只能用到幾分之一。 山本誠說，中國要佔領台灣最終仍須透過渡海登陸戰，但從二次大戰的經驗來看，德國連到達英國間的四十公里的海峽都過不去，中國如何能越過有兩百公里距離的海峽。 郭宗清：軍備為防禦而非戰存在 前國防部副部長 前國防部副部長郭宗清昨天在「台灣的國家安全保障國際研討會」中指出，軍備應為防禦而存在，而非為戰爭而存在。 郭宗清昨天在這場於高雄勞工育樂中心舉行的國際研討會中，以「回顧二十世紀的戰爭」為題發表演講，從二十世紀的戰史角度，思考台灣如何面對中共不放棄武力犯台的對策。 郭宗清表示，回顧二十世紀的戰史過程中，他常聯想到兩岸問題該如何解決，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現在，他更強烈感受到，在使用大量殺傷力武器的今日戰爭中，敗方另當別論，連勝方都不是真正的勝利者。他相信，中國的領導人江澤民也要記得「窮鼠咬貓」這句話的意義，不要輕啟台海戰端。 郭宗清指出，一次世界大戰形成成立軍事同盟的潮流，軍事同盟的目的是以防禦為主旨，但如果和強大國家有同盟關係，就很難暴露在他國侵略或戰敗的危機下。然而，軍事同盟反而鋪上捲入戰爭的道路，具有野心的國家，在依賴同盟下，愈來愈大膽，而消極的國家，在擔心失去同盟國信賴下，而重視同盟的義務，希望歷史可引以為鑑。

李憲榮◎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國際關係部主任 由陳水扁總統聘請研究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的「跨黨派小組」最近正積極研擬「一個中國」的文字共識，並進入積極整合各種版本的階段。一時所謂「一個中國」問題又被社會各界大肆討論，媒體爭相報導，做為一個台灣人，甚感憂心。茲提出個人對此爭議之看法如下: 如果「一個中國」是指「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是中國」，就像「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是日本」或「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是菲律賓」一樣，這是世界社會的共識，我們沒有不接受的道理，因為聯合國在一九七二年已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以下簡稱PRC)是唯一的「中國」，而且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只與PRC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以下簡稱ROC)想去爭辯或反對，不但得不到勝利，反而會自取其辱。 我想特別強調，在PRC的「一個中國」原則裏，除了重申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中國」之外，其重點其實放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例如PRC與美國的建交公報上的文字是「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可是在宣傳上它都刻意淡化這個重點，用「一個中國原則」來簡化它的立場。然而台灣有些人士不察此陰謀，所謂的主流媒體又都加掩護，隨著PRC在談「一個中國」原則，或者以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有很大的空間，對台灣並無不利之處。其實基本上就是受制於PRC所設定的「遊戲規則」，對台灣立場極為不利。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也是在「一個中國」的框架裏談問題。只要是在「一個中國」的框架裏談問題，等於是我們已經接受「一個中國」的前提，不論是怎麼「認知」、「解釋」、「表述」，也不論是什麼版本，台灣都註定要吃虧和失敗。有人企圖以「歷史上的中國」、「文化上的中國」、或「將來的中國」來解釋「中國」的意涵，但無法得到世界社會的認同，這種解釋只能滿足自己，無法說服別人。 我同意陳水扁總統的說法，「一個中國」只是兩岸關係的選項之一，是否選擇這項應由台灣全體人民決定，而不是一個院長、主席、小組、一個什麼會、甚至是一個總統可以決定的。在台灣人民沒有共識之前，誰都無權替人民決定。我鄭重呼籲陳總統絕對不能從這個立場退讓。 自從PRC建國以來，台海兩岸關係從來就未真正的緩和過。兩岸關係一直是由PRC在主控。到目前為止，PRC要併吞台灣的企圖未曾改變，不斷地對台文攻武嚇就是明証。任何表述都只是自我矮化，讓PRC要併吞台灣的企圖更加容易而已，等於是自投羅網。 「國家統一委員會」是一個未經正常法律程序成立的體制外的機構，而且預設統一的立場，不能反映民意的指向。有人提議比較中性且合乎民意指向的「國家發展委員會」取代，但以前執政的國民黨政府不加採用，不知為何現在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也未加採用。最近有人提出「國家發展及統一委員會」的名稱，其中「發展」的意義太模糊而統一的方向太明顯，實與「國家統一委員會」並無太大的區別。如要設置類似機構應將其定名為「國家獨立、維持現狀、或統一委員會」方屬明確並符合民意的指向。 也有人提出「中華民國憲法本身就是一個中國的架構」 (簡稱「憲法一中」) 的說法。這個說法至少有三個問題: 一是錯認台灣是「中國」固有的疆域。台灣雖曾被「大清帝國」統治過，但也曾被荷蘭、西班牙、和日本統治過，它絕不是「中國」固有的疆域。二是錯解「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在制定的期間，台灣尚是日本的領土，而且「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明明將「中華民國」區分為「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占領「大陸地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世界公認的主權國家，占領「自由地區」的「中華民國」也宣稱是主權國家，明明是兩個國家。三是把「一中」視為是「中華民國」，這種看法得不到世界社會的承認(已如前述)，更得不到PRC的歡心而緩和兩岸的關係。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民的主張，也是朝野各黨派的共識。反對這種主張的人當然無權替台灣人民說話。既然「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為什麼台灣不能以「在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討論」來應對PRC的「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討論」的立場? 有人認為時間不在台灣這邊，所以台灣必須趕快釋出善意，降低姿態，以各種文字的表述或行動取得PRC的歡心。持這種看法的人應該說明其道理。如果時間不在台灣這邊，台灣豈不是只有等待被PRC併吞的日子。兩岸的緊張關係當然不是台灣人民所樂見。基於台灣安全的最高原則，一味地討好和遷就PRC並不能換來台灣的安全，反而只會早日落入它的陷阱。如果台灣人民有被PRC併吞的意願，或者認為台灣早晚會被併吞，何不早日投降，至少可以減少很龐大的國防經費。如果台灣人民沒有被PRC併吞的意願，最好的安全策略應該是堅持台灣主權獨立的立場，不必去做許多表述。

李勝雄◎台獨聯盟秘書長 近聞跨黨派小組將以多數通過一中共識，倒底一中共識是什碗糕，大家多霧煞煞。難怪連民進黨主席謝長廷提出回歸憲法就是一個中國的說法，也引起不少爭議。所謂一中共識倒是應稱為一共異見才正確。 一中就是一個中國，一個中國的定義如何，眾說紛紜，但是不外以下三見解： 一、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國民黨尚未放棄主張，1912年創立、1949年失去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還是一個中國。問題是，僅存在台澎金馬的「中國」是否仍包括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領土還延伸至蒙古共和國？如果形成此一中共識，不是精神失常症狀復發，就是向以上兩國挑戰。更令人納悶的是，有台獨公投黨綱的民進黨謝主席之一中憲法說法，似乎與此論不謀而合？或是反譏式的戲謔之言？尚不得而知。 二、一個中國就是未來統一的中國：此見解又分為以中華民國統一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兩說。前者是蔣政權一直的主張，國內尚有少數抱著此種蛇吞象的幻想；後者是中共政權的強烈要求，在台灣的親共人士，就是暗中的支持者。問題是，台灣人願意接受中共的統治嗎？ 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聯合國1971年通過之2758號決議，以及國際社會之普遍認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只是這一個中國包括台灣在內嗎？至少，目前這一個中國尚未統治台灣，而台灣有自己的中央政府、總統、人民及土地，並非事實上的中國一部份。因此，此一個中國不包括台灣，但是中國卻強橫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省。超黨派小組敢作出此正確的一中共識，得罪中共及統派人士嗎？ 縱使跨黨派小組提出一中共識，與一個中國名實相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能接受排除他們的主張以外的一中共識。而沒有代表中國一方的同意，此種一中共識豈非是手淫式的自我陶醉，或是管他人瓦上霜結果而已，終必空忙一場，成了鬧劇而貽笑國際。 所以，本文建議超黨派小組不如以達成一台共識為要務，因為，對於自己的一個台灣形成共識，是名正言順、理所當然的家務事。形成一台共識，只要基於下列原則，就不難達成： 一、符合台灣二千三百萬住民的利益：台灣已走上政黨輪替執政的民主政治，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人權保障也在進步中。一台共識應有對建設台灣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向上提昇的建言，始能為新政府及台灣人民樂意接受。 二、由台灣住民決定台灣的前途：連美國對中國的統一台灣主張，都一再強調應得到台灣人民的同意，已明白支持台灣的前途是統是獨，屬於人權範圍之自決權，只有台灣人民自己能決定。跨黨派小組更應該以此為基礎，提出一台共識。 三、以預防及排除危害台灣為目的的一台共識：台灣外來的最大威脅就是要拒絕及避免無民主、自由、人權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對台灣最有保障的一台共識，必然是使台灣被國際承認為獨立主權國家，而以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為終極目標。 以上基礎建立之一台共識，是自己當家作主、自掃門前雪之事，可為自由世界國際認同，外國不得干涉，亦不容許琵琶別抱的統派人士任意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