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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立法委員 探討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須從國際政治與國際法的研究途徑，以時間系列交錯進行深層分析其變動和發展，其中全球體系及當作基本運行單位的政治體甚至構成其政治體內涵的政策決定者、國民意識或共同體意識的影響，都不能忽略。非如此，則不足以真正掌握和公正理解像台灣這樣正在進行國家興建中的政治共同體的真貌，並提供其成員努力的方向。尤其於2007年後半年起，正當台灣面臨翌年決定本土政權能否延續的關鍵時刻，美國政府高層怪異地對台灣本位的政策訴求指指點點，較前更赤裸裸地界定台灣國際地位的看法，使我們不能不配合新形勢，對台灣國際地位的羈絆和解脫之道重新思考。 一個政治共同體的發展之所以受到嚴重的羈絆，可說是長期歷史負面因素的累積，其中包含不同份量組合的外來變數與內生變數。對於一個共同體成員來說，套一句求諸人、求諸己的區分法，有的是在歷史演進現代性成熟度或時機上不利的情況下無奈或無知地受制於外力的，嚴重時有如俗語所說「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狀況；相對的，有的是可以奮力而為的，這方面，須有一群高瞻遠矚堅毅無私的政治菁英，磨練和善用現代政策科學（諸如：總體目標的釐訂和各項政策境界的決定、時間掌握和約制、風險容許度預估、革命或漸進革新的區分、包括性或局部性、衝擊取向或均衡取向、對將來適切的假設、資源利用可能性、學理根據、政策手段的範圍及混合等等），注意宏觀及具體而微的政策需求，規劃有高度政治行政效能的治國體系和方略，持續以精密的發展策略，苦幹實幹的實踐，帶動團隊並引導和教化民眾。決策者尤應格外重視何者為不可讓渡和不宜輕易改變的政策選項、何者為不得已時採取損害控管較容易及犧牲比率和機率較低的選項等等，力謀解脫台灣這個政治共同體的困境。若是政治認知、延攬人才、政策規劃與執行不斷犯了錯誤，則有可能打散民眾對建立台灣正常國家的殷切期待，並且將助長那些處心積慮圖謀阻礙和破害台灣發展者的氣燄。 基於上述認識，分別舉出下列各點，扼要加以說明。   一、台灣國際地位演變軌跡中的關鍵點 在此所謂關鍵點，主要是指具公權力作用的國家政府或其重要決策者，在某一時間點的政策施為和引發的事態，導致影響台灣前途的國際政治劇變和相關國際規範的出現而言，諸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日本投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及嗣後敗退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韓戰爆發、美國深陷越戰泥淖及美中和解以抗蘇、聯合國納中華人民共和國排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八○年代末期起蘇聯東歐相繼瓦解、九○年代起全球化中國崛起引起國際關係的變化、2001年九一一事件及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陷入泥淖等等。 1、現在台灣國際地位問題爭論的原點，主要始於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敗戰向盟軍投降，1945年10月25日遠東盟軍總司令部授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派陳儀為代表在台北舉行接受台灣總督投降儀式，中華民國不但派兵接收台灣，美國也任由中華民國政府先行在台建立地方政府體系。從時序分析，舉行儀式之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早於1945年3月即核准中央設計局提出的「台灣接管計劃綱要」，送各相關機關作為編擬有關台灣地區各部門復員計劃之參考；同年8月29日，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台灣省省長；9月1日，國民政府公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陳儀並在重慶發表施政方針談話；10月5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逕自宣佈將在台設置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0月18日，國府第七十軍進駐台北市。其後接著更於11月初開始接收公共機關及公產日產；12月25日，全台五州三廳改為八縣，郡改區，街改鎮，庄改為鄉。1946年5月1日，台灣省參議會召開第一次會議。 1947年2月28日爆發二二八起義後，於三月初旬，台北的美國領事館竟然拒絕處理委員會台灣人請願團的陳情，認為「此時的台灣已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而且美軍艦艇協助載送國民黨軍隊到台灣鎮壓台民，其攜帶的武器還可看出未完全塗抹清除的美國標誌。嗣至1950年5月，廖文毅擬在東京日比谷大會堂演講的前日，亦遭美軍憲兵逮捕帶到軍事法庭監禁。一般認為當時日本還在美國佔領軍管理之下，美軍在日本有佔領權力，但為何對奉盟軍遠東總司令部命令來台接收的蔣軍的屠殺台民，美國可視若無睹？（有如1975年12月美國總統福特與季辛吉訪問印尼，同意印尼蘇哈托總統出兵東帝汶，剛好在離開時，印尼軍隊即開始攜帶美援武器入侵東帝汶並屠殺其獨立運動的人民，其後解密文件透露美國政府默許印尼行動。）舊金山對日和約與日華和約簽訂之前，蔣軍在台代表盟軍佔領期間的屠殺，顯然是戰爭犯罪行為，美國怎可袖手不管？ 從上面政治軍事動態，探究當時國際協議與規範的背景，尤其彷如纏住台灣國際地位魅魎的所謂「開羅宣言」，中華民國國民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雙方一直都認為依據它，台灣應歸還中國。亦即早在二戰終戰前兩年的1943年11月，美國為了拖住日軍陷於中國戰區，乃邀請蔣介石，舉行美、英、中三國首腦會談，發表「開羅聲明」，列入：「台灣和澎湖之類日本從清國人竊取的所有地域返還中華民國」。並於1945年7月在波茲坦舉行美、英、蘇三巨頭會議，發表「規定日本投降條件的布告」（Proclamation Defining Terms for Japanese Surrender） （史稱「波茲坦宣言」；蔣介石未與會而事後以電報確認，史大林於8月8日對日宣戰後始同意簽署，事實上僅杜魯門一人簽署而且代邱吉爾簽署），確認「開羅聲明的條項必須被履行」。對這兩件國際關係文書，國際法學者指出，不但違反了1941年8月「美英共同宣言」（大西洋憲章）和1942年元月「同盟國共同宣言」（中國也簽署）揭示的不擴張領土和變更領土必須尊重當事者自由意志之原則，甚至違反當時尚有效力的國際聯盟規約有關一國合法所有的領土不得強加移讓於他國主權之下的規定，也違反國際聯盟有關自決原則和禁止以武力變更領土的原則，故參加國無權作台灣歸屬的決定。再者，依據國際法原則，戰後處理有關領土最終歸屬的決定，係由和平條約決定，聲明或協定，僅可視為當事國當時的首腦敘述共同政策目標和假定戰勝後如何處理善後的意見而已。何況據事後調查，發現所謂「開羅宣言」只是一紙沒有與會元首簽名的新聞公告，不屬於國際法上正式的文書，而波茲坦布告以它為依據，故這兩件文書都不能當作創設權源的依據。 其實，若無美國在開羅會議同意蔣介石的要求，國民政府豈有事先安排的動作。而日本一旦宣佈無條件投降，當時深受中國內戰困擾的美國，竟無視當時國際規範的約束，不經台灣人同意的程序，輕率地協助中華民國國軍進入台灣佔領管理。美國的自私，犧牲了台灣，使台灣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再度淪入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其長期高壓控制台灣的統治形態和本質，被視為「僭佔者統治」或「移民者殖民地」。 此一階段，雖然聯合國憲章（1945年6月26日）第77條（b）規定：從敵國分離的領土應由聯合國託管，第76條（b）規定：託管的目的在使自組政府、獨立。但對台灣的戰後處理，未被引用。反而產生：先佔原則的疑問和美國擁有對台佔領權的問題。 有一派佔領權論者認為：蔣介石軍隊佔領台灣，是奉盟軍最高司令部命令接受日本軍在台灣之投降，麥帥是盟軍最高司令官，同時也是「美國軍事政府」（USMG）之首領。「美國軍事政府」扮演泛太平洋地區之「主要佔領權」，蔣介石是「次要佔領權」。申言之，實際上中華民國在台灣只是一個「次要佔領權」（1945年10月25日起）再加上「流亡政府」（1949年12月起），而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根據1949年日內瓦和平條約第三章第三節明白規定：「關於戰爭時期，軍事佔領並未影響被佔領國家的主權。該佔領區並不必將主權移轉給佔領的軍隊。」亦即台灣的主權不必交給次要佔領權的中華民國或主要佔領權的美國。嚴格來講，美國祇是擁有台灣的管轄權而已。所以，台灣的地位與定位目前是延續第二次世界大戰懸而未決的問題，在國際法上是屬於未確定（Undetermined）、未組織（Unorganized）及未合併（Unincorporated）的領土（Territory）。   2、其後的變化及影響，簡列如下： （1）中國內戰的結果，於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此時起，開始出現：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政府相爭代表中國正統代表權問題、中華民國是否已滅亡或在台灣成立流亡政府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問題、國家繼承問題。 （2）1950年韓戰爆發為契機，中共揮軍介入韓戰，美國明確表示台灣地位未定。主張台灣地位未定，固可阻止中共染指台灣，並可充當牽制韓戰的棋子，但也動搖了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台灣依據開羅聲明歸還中華民國」的正當性。 （3）嗣後於1951年對日（舊金山）和平條約、52年日華和約，都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諸島一切權利、權屬及請求權（後者增列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但未規定台灣的歸屬。這表示，1945年10月到1952年這段期間，日本仍對台灣擁有法律上的領有權，中華民國政府只是受盟軍委任管理台灣。 關鍵性條約雖未規定台灣的歸屬，但美國仍繼續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為代表中國之合法政府並維持其在聯合國席位，俾當做美國遠東反共基地，等於默認中華民國政府繼續受委任管理台灣。 （4）1960年12月14日聯合國通過賦予殖民地諸國及人民獨立宣言，據此，台灣理應早已獲得獨立建國，然無奈因東西冷戰和被捲入中國內戰的關係而被延擱，台灣自此淪入中華民國外來政權中國國民黨流亡政府蔣家父子獨裁體制的統治，靠白色恐怖手段長期維持其佔領管理，中華民國國號才得以在台灣借殼存留下來。嗣後，聯合國大會先後於1966年決議1976年實施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其第一條第一項同為：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5）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機後，於1960年代之初，美國甘奈迪政府則曾考慮同時給台灣與中國擁有聯合國議席，但為雙方所反對。60年代末期，同情台灣的友好國家，眼看聯合國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氣勢日盛，也曾致力推動雙席位，例如，19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召開之前，以美國為主的友邦，擬以中華民國成為普通會員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則為會員國並擁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提案，但因蔣氏堅持漢賊不兩立，致使中華民國終於被取代，台灣從而失去正式國際活動的空間。 （6）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以第2758號決議案「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它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但只決定中國代表權問題，並未處理台灣地位歸屬問題。聯合國憲章前文，仍保留中華民國一詞，但聯合國統計局國家或地區代碼及縮寫，將台灣列為「中國台灣省」。 （7）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72年9月發表建交共同聲明，第三項表明「中華人民國共和國政府重新表明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之一部份。日本國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立場充分理解和尊重，並堅持基於波茲坦宣言第八項之立場」。1978年10月訂定的日本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和平友好條約，除於前文述明「確認應嚴格遵守前記共同聲明之諸原則」外，未再隻字規定台灣領有權之放棄及歸屬問題。 （8）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先後訂定三個公報（1972年2月26日上海公報，1979年1月1日建交公報，1982年8月17日817軍售公報），這些公報，雖表示認知中國人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但只表示「美國認知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或「美國政府認識到中國人的立場……」，不曾明確表示美國「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而僅合理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 （9）70年代起，美國對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的態度已見改變，其國會於1979年3月通過台灣關係法，視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為政治性實體，以繼續維持美、台民間關係。但對台灣主權歸屬，似未改變上述對台灣地位的政策立場，祇是不再熱中於台灣地位未定論。 （10）1982年美國對台的「六項保證」：美國表示「美方並未變更其對台灣主權之一貫立場」（Has not altered its position regarding sovereignty over Taiwan）。這項保證，有人會認為：如依據國際法的普遍原則，應該意指美國雖然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斷交，但是對台灣主權的立場並未改變，易言之，美國取消了對台灣的中華民國的政府承認，但是沒有改變對台灣主權地位的定見。不過，所謂「美國並未變更其對台灣主權之一貫立場」，對於複雜的台灣國際地位問題而言，語意仍甚含糊，亦即如上面列舉的歷史演變軌跡，究指對何時的台灣和何時的中華民國主權的一貫立場？中華民國政府還可以流亡政府形式在台灣扮演「次要佔領權」角色嗎？ （11）WTO世貿組織於1992年將台灣地位視同港、澳。WHO世界衛生組織稱為「中國台灣省」。亞太經合會APEC記載為「中國台灣省」。美國公佈全球獨立國家，台灣列為「其他」類。   二、台、中國際地位主張的抗衡 （一）國民黨執政期 1. 兩蔣執政時期，對台灣歸屬的主張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同，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其爭論，祇在意於誰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誰代表中國。國民黨這樣的堅持，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想擁有台灣主權的藉口，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已消滅中華民國的國民黨政府，且以繼承國家身分取代它。 2. 國民黨李登輝執政時期，先後提出一國兩府（1989年3月回應中共的一國兩制）、一國兩區（1990年9月）、訂定國家統一綱領（1991年2月27日國家統一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階段性兩個中國（1993年江炳坤經濟部長在APEC發言）、兩個分裂的政治實體（1994年7月陸委會發表台灣海峽兩岸關係說明書）、李六條（1995年對應江八條）、一個分治的中國（1997年新聞局在鄧小平逝世後翌月提出透視一個中國問題小冊）、特殊國與國關係（1999年7月李總統向德國媒體如此表示；但2004年11月李前總統公開爆料說，兩國論後，他派遣九名國際法學者到英國，研究台灣究竟是否為主權獨立的國家，結果答案是否定的）。以及數次以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在台灣名義申請回復聯合國會籍等等，使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國糾纏不清，都不脫國民黨的舊窠臼。但無論如何，國民黨政府依然解釋中華民國是成立於1912年的主權獨立國家；此外，政府駐外機構，也執意排斥「台灣」名稱，寧願用「中華台北」等詞。很可惜，這個在台灣擁有實效統治、一定領域的領土、人民、政府等條件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在其執政期間，卻不知如何使台灣更符合國際法上的地位，建立一個新的國民國家。 不過，1991年之後，修憲促使國會全面改選、直選總統，且由台、澎、金、馬地區人民直接選出，使中華民國政府質變轉化為台灣新國家的政府，雖然仍沿用中華民國國號、國旗、國歌，但不足以影響一個新國家和新政府正在產生。如採獨立完成說，則須以國家實踐來強化確認國家獨立的事實。要之，經過1990年代的民主化，台灣與中國的區隔，以及國民主權漸顯，台灣已經形成「事實上主權獨立的國家」。為求國際社會上的穩固地位，台灣必須努力更進一步鞏固為「法理上主權獨立的國家」。 3. 2000年總統大選，國、親兩黨敗選，2001年9月，李前總統發函批「國民黨在連戰一派領導下，其路線偏離反共、民主、保台的大是大非，已逐漸走上聯共反台的道路」，21日國民黨考紀會決議取消李登輝黨籍。2004年3月大選，三個中國黨再度得不到政權，淪為在野。2005年3月14日中國全國人大會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之後，4月起，國、親、新黨魁不顧回應對方招降的可恥，紛紛率團到中國朝貢輸誠，無視其行為對台灣國家定位的影響。 （二）民進黨執政期 1. 2000年5月20日，陳水扁呂秀蓮就任第十任總統副總統。陳總統就職演說表示，共同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並提出「四不、一延續」的保證，強調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他保證在任期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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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熾 教授 去年，北京奧運前，圖博的抗議行動以及中國當局對圖博的彈壓，引發了國際社會幾乎全面性的反擊，國際媒体也充分報導中國人壓迫圖博人的訊息，為北京奧運舖蓋了一層陰影，北京奧運沒有獲得北京當局預期的成果，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中國對維吾爾人的彈壓絕不下於對圖博的彈壓。圖博，中國稱為西藏，意指中國西邊的寶藏。而維吾爾人居住的地方，古稱西域，但自左宗棠征服維吾爾人之後，將其所居之地稱為新疆，意指新開闢的疆域，從此，這塊維吾爾人稱為東土耳其斯坦的地方，中華民國時代也稱為新疆，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則稱改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跟圖博一樣，是自治區，卻無自治區之實，中國當局不只以漢人移民稀釋維吾爾人的人口密度，還用各種方式彈壓維吾爾人的自治要求，也因此激化了維吾爾人的獨立意志。然而，中國當局的彈壓現狀，因中國的封鎖，外人知之甚少。去年（2008）五月，日本《選擇》雜誌記者訪問了流亡荷蘭、曾任維吾爾自治局公安的巴夫狄爾‧詹士丁。 詹士丁在維吾爾流亡者當中是唯一站在彈壓者這方面的，而非站在被彈壓者那方面的，所以對中國彈壓維吾爾人的內幕，知之甚詳。目前，他擔任維吾爾流亡者的國際組織「世界維吾爾會議」荷蘭支部長，他以真名對日本記者說：「我曾任中國公安警察，曾站在彈壓同胞反政府運動的立場。」他生於維吾爾自治區伊犂自治州的首府伊寧。父親在報社工作，母親是教員，屬於比較富裕的家庭。 1991年考大學失敗，乃進相當於二專的自治區人民警察學校。1993年畢業，入伊寧市公安局管區的解放路派出所。任務是「維持治安」，「管理」一般居民在派出所的出入與動向。派出所常以管區內治安上須注意的人為觀察對象，如果三年沒有犯罪，才能免於被監視。如果是曾因反政府活動而被逮捕，就終生不能免於監視。詹士丁在派出所的工作，就是製作這類政治上須注意人物的「特別檔案」（官方個人記錄），檔案上記載該人物的履歷、家系、交友關係及監視理由，並採取正面及左右兩側的臉部照片、指紋、頭髮和指甲，加以保管。 此外，還有所謂「四保一戶」和「十保一戶」。「四保一戶」是從管區內找四個忠於共產黨的人，定時向公安報告當地情況；「十保一戶」是以住在須注意人物附近的十戶人家為協力家庭，讓他們監視何人進出該人物住處，每月向公安報告一次。 詹士丁說：「擔任警官在現場所做的工作和警察學校所學平等而卓傑的中國公安法互相矛盾，讓我深感困惑、苦惱。」要是向長官說出這種困惑與苦惱，長官便斥責：「忘掉學校所學，依命令行事！」 詹士丁上班之餘，也在伊犂政治法律學校上政治教育課程，取得大學資格，1995年昇遷入伊寧市公安局政保處（其後的國內安全保衛科）。他期望身屬伊寧市最高的公安機關，可以減少一些荒謬的工作，但是他錯了，等著他的是比派出所更無情的任務。新疆的市、地區、自治州和兵團都有相當於「政保處」的機構。屬於此類機構的公安警察可以用金錢從一般市民中雇用適當的人收集「不馴的維吾爾人」的情資。如詹士丁服務的市政保處，每一個公安警察就可雇用一個市民由自己支配，另外還可以雇用三個兼差間諜，依工作量給錢。公安經由偵察，每月向上級報告治安狀況。公安雇用的間諜不能有横的連繫。 詹士丁在政保處服務的1995年初，伊寧市一些心懷焦躁的年輕人開始組織青年團，展開文化活動，他們將此稱為馬修拉普。這些年輕人處處發現文化思想上的矛盾。學校所教的社會主義思想強調「人民的平等」，但是現實社會上，漢人和維吾爾人在許多方面都有明顯的差別。馬克思主義思想強調「宗教是鴉片」，顯然跟伊斯蘭教相矛盾。馬修拉普主張「以足球比賽來發散蘊積的精力；為心靈的修養，給學習伊斯蘭教的機會。」馬修拉普運動立刻普及於伊犂州。 1995年四月，各地的馬修拉普領袖聚集於波斯坦飯店，議決成立統一團体「伊犂青年馬修拉普組織」。當局認為這是反政府運動團体，開始由公安展開殲滅馬修拉普工作。8月14日，出現讓馬修拉普得以繼續發展的示威運動。雖然沒有死人，當局卻逮捕了許多人。馬修拉普被強迫解散，並在各地嚴格取締。伊寧市的公安警察組成「馬修拉普事件」徹底調查組。詹士丁也參與其中。調查組討論八月示威運動的起訴理由時，有人說：「示威已引起交通堵塞，給市民生活帶來不良影響，且造成社會不安。」詹士丁則說：「年輕人集結在人行道上；警車大量開來，才造成交通堵塞。他們的罪只是未經許可逕行示威而已。示威隊伍並沒有毀壞物品，做出違法行為。」漢人長官聽了，露出相當不悅的表情。 1996年底，詹士丁降調東姆集落派出所，翌年二月五日，此地發生了維吾爾人的反政府示威「伊犂事件」，不僅出了人命，當局也大量逮捕示威者。當天，示威隊伍經過報社時，警方發現後，動員防保隊向空中、向地面射擊、威嚇，並逮捕六、七百位參加示威的人，分乘卡車送進監獄。未被逮捕的人包圍公安局，繼續示威。警方乃向隊伍噴水，發射催淚彈，又開始逮捕參與者。於是示威隊伍向警方投石，破壞警車。這種狀況持續惡化，入夜後終於頒布非常戒嚴令。同一天，詹士丁也被叫去，命令他「到監獄去調查」。那天，所有維吾爾警官都被叫到伊寧市監獄，交出貸與的手槍與武器。每一監獄都關了門，不許任何一人外出，食宿皆在裡邊。示威發生當日，鎮壓現場雖有維吾爾警官，但六日就只有漢人士兵。六日的示威是前一天被逮捕者的家人與朋友走上街頭，這天，鎮壓部隊向示威隊伍掃射，這是來自中央政府的指令。 二月五日到七日這三天，伊寧的所有監獄都人滿為患。詹士丁所在的監獄通常只能收容十人，這時卻收容了四十人，所以只能站著。伊寧地區公安局的監獄有一個受不了拷打的年輕人跳樓自殺。披著蓬布的軍用卡車抵達，詹士丁看到從車上拋下來的「貨品」，不禁嚇了一大跳。示威參與者都像塼瓦一樣，以抱膝的姿勢把手腳綁得緊緊，重疊累積，上面坐著漢人警官。被丟下來的人幾乎都受傷骨折。 因是伊斯蘭的斷食月，且是嚴冬時刻，伊斯蘭女性都披著披肩，漢人士兵卻想把它扯下來，女性不讓他們這樣做，拚命抵抗，他們就粗暴地拉她們的頭髮或耳朵，或加以毆打，有的甚至因此耳裂，皮膚下垂幌動，但沒有一個人哭泣。「見此情景，我反而痛苦，當場出聲哭泣。我知道如此會受到什麼遭遇。」詹士丁說。 維吾爾人經過翻譯進行調查，由自白知道，是漢人對他們毆踢。詹士丁和維吾爾檢查官一起尋問三天。「誰指使你們示威？」「是阿拉。」說完，反問我們：「你們不也是維吾爾人嗎？為什麼這樣問我們？」 在某一個房間，一個手腳被綁、屈膝跪坐的維吾爾人，漢人士兵從後面用木棍毆打頭部。把頭骨破裂的人拉到尋問室時，詹士丁請士兵讓他看醫生，士兵卻把他丟在那裡不管，兩天後不治而亡。還有人被迫裸身坐在雪地上。還有打入水牢凍死、讓犬啃嚙、拔指甲或把竹子削細穿刺指甲間，或強暴女性……等等。還有用電拷具拷死人。電拷具是用兩根電線，一根刺入手指甲，一根刺進腳指，然後打開開關。電流先弱，而後慢慢加強，人体先震動，而後大搖大幌；有的電線附在額頭上，加上電流，眼球因此跳了出來，真是一幅地獄圖。在警察學校時根本不知道有這樣的一種地獄圖。 維吾爾警官都懇求：「共產黨軍隊在國共內戰或對日戰爭時規定不能虐待俘虜，示威騷動不是戰爭，請不要使用暴力！」士兵回道：「毆打反革命分子的民族分裂主義者，沒有什麼不對的！」沒有放緩他們的制裁手段。 二月五日後的兩三天內，伊寧市在戒嚴狀況下，依警方內部統計，逮捕人數超過兩萬五千人。四月，在一級戒嚴狀況下進行事件後第一次公開審判。將判刑的人帶回監獄時，用卡車載著他們示眾，經過青年市集廣場，一般市民對著這些政治犯大喊：「趕緊回來啊！」這時，部署在附近五、六層大樓上的武裝士兵對著發聲處胡亂掃射，死了三個市民，三十多人受重傷，電視卻扭曲事實報導：「恐怖分子想奪回犯人，才被射殺。」 事件後，警察內部也發生變化。此前，伊寧的公安，漢人和維吾爾人各半，之後幾乎不再採用維吾爾警官。維吾爾警官負責的管區一旦有「問題」，漢人警官就對管區內的所有維吾爾警官施壓，召開要求維吾爾警官反省的糾彈大會。於是，警官間出現了維吾爾人不可信任的氛圍，這樣下去可能會發生更大的衝突。伊寧市公安局長何春潮在大會中曾舉李登輝為例說：「漢人中也有人唱導國家分裂！不能把所有維吾爾人都打成敵人。」說歸說，做歸做。 詹士丁從1999年開始認真思考逃亡國外。辭職很簡單，然而一旦受到懷疑，就會終生受到監視。為了逃亡，他首先必須捏造一個假身分：名字和出生年月日相同，住址和服務地方不同，又須住在服務的管區內。他用這個假身分申請護照，公安用印全都自己來，2000年二月取得「國內護照」（公務員公務護照），2001年四月獲得出入境卡。四月以父病請假，然後離開伊寧赴烏魯木齊，買到赴吉爾吉斯共和國的機票。2002年一月，經吉爾吉斯首都的聯合國難民高等事務官辦公室，逃到荷蘭，獲得政治庇護。 從此，他在伊寧的家人必須定期受到監視訪問。

西藏資望 武藏台病院副院長   我所看到的「中國之洗腦、密告、公開處刑」 七歲的少年被教育說：「達賴喇嘛是叛逆者。」   原作者西藏ツワン（Nishikura Tsuwann）由西藏輾轉流亡，歸化日本，以西藏為姓。今任職日本‧武藏台病院副院長。原文刊載2008年6月號《文藝春秋》。譯者無名氏，不知其姓名與地址，只知留學日本，獲碩士學位，她以人道關懷翻譯此文。 ─ 編者 ─ 三月十四日全世界大幅報導在中國西藏自治區的拉薩發生抗議活動，之後中國政府鎮壓西藏人。死者高達一五○人，以歐美為中心反對北京奧運的抗議活動陸續發生，然而中國還是強調這是只不過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至今對我們西藏人來說，這不是什麼駭人的事，因為中國鎮壓西藏已經有五○年之久，且繼續在鎮壓。抵抗中國解放軍的事一再發生，死於獄中、被處決、強制收押於收容所招受拷打、餓死者，已經超過一二○萬人。這次的暴行能曝光於全世界，我想是好事。 自古以來西藏是被列為獨立的國家。然而一九四九年一○月，共產黨掌管了中國政權，就開始轉變成侵略週邊國家的姿態。派遣解放軍進行宣布掌控西藏、維吾爾。縱使西藏政府抗議，一九五○年侵略東西藏，且逐漸向西擴展勢力。 然後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發生反對中國統治事件。在首都拉薩西藏民眾群起抗爭，中國政府殺害了八萬七千人，發表解散西藏政府。達賴喇嘛十四世不得不逃亡到印度。 在這一天我的命運有了個大轉變。 我，資望．優格爾（ツワン‧ユ-ゲル）生於一九五二年，在這時候已經七歲。生長於西藏第二大都市日喀則（Xigaze）；若以首都拉薩為政治文化中心來說，日喀則是商業都市。處於印度與尼泊爾的國界地帶，是商業繁榮的都市。 父親是政府官員，組織大商隊將在西藏採集的岩鹽運到鄰國的印度或尼泊爾；和鄰國交換米糧，統理所謂的「鹽道」。因此熟識很多人，也有相對的收入。 然而一九五九年發生動亂，和平的家園也因此而被破壞了。喇嘛法王逃亡印度的三月中，父親因工作的關係留滯在印度的卡林堋。 人民解放軍主張：「達賴喇嘛法王一干人是壓榨人民的統治者。」接二連三的逮捕西藏領導者；父親是政府官員當然也是被逮的對象。人民解放軍大舉進入我們所住的日喀則，因此想回西藏的父親也成了有家歸不得。 當時沒有電話，母親和我及妹妹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被留滯在日喀則。 以往父親帶著商隊遠行時，一兩個月沒回家是常有的事，但一年以上沒有回家，則不尋常；畢竟是七歲的孩童以為父親丟棄我們不管了；經過了好長的一段時間才了解原來父親是逃亡印度。 我被迫在中國政府所設立的小學受教育有三年之久，現在想起來當時所受的教育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的洗腦教育。   中國的洗腦教育 到現在中國政府還在思想宣傳說：「達賴喇嘛一干人是國家分裂主義的叛逆者。」與五十年前我在讀小學時被教導的思想完全一樣。 老師是漢人，在學校只用中國話；為了區分西藏語、西藏密宗和中國語的不同，就說西藏的語言與宗教是不好的語言。因此我們的後代很多人沒有學過西藏的傳統與文化。 現在想起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確實當時我們還幼小，一直吸取中國的洗腦教育。起先批判達賴喇嘛是國家分裂主義者，之後甚至認為逃亡至印度的父親也是壞份子。 穿著長袍、裹捲腰帶的西藏民族服裝長大的我們對人民服感到很新鮮；紅色的領巾，別著臂章覺得很神氣。臂章是依層級的高低從一線到三線，大家都以取得三線為指標拼命競叫：「反對美國帝國主義」、「達賴喇嘛是國家分裂主義者」。我得到二線，能得到三線的多為漢人的子弟，為的是將來能到北京上學，成為共產黨員而鋪路。 現在看到北朝鮮的小孩圍著紅色的領巾整齊列隊之景象，讓我想起當年自己受到洗腦教育的情景。 電影也影響西藏小孩很大，當時對西藏來說電影是很特別的娛樂；每星期六放學後就有人會說「有電影喲！」當然沒有電影院，只有在戶外的牆壁漆上白漆當銀幕，大家都會在那裡聚集。 經常上映的是一九五○年代的西藏動亂新聞紀錄影片，描述的盡是以正義為化身的中國軍打敗西藏的和尚。 以中日戰爭、盧溝橋事變為題材的戰爭片也很多，將日本逐出大陸的所謂恩人就是中國共產黨；當時中共和蘇聯還是友好同盟的時代，所以也放映不少蘇聯軍打垮德國軍的戰爭電影。 也就是都放映一些宣傳電影。在沉迷於電影中，不知不覺中國的價值觀深深的植入腦裡；這真是高招。戰爭片是單純的善惡對決故事，就是不懂中國話，也可以馬上觀察知道哪邊是「壞蛋」。在完全投入電影情節，於高潮時大家還會檢起石頭對準銀幕的壞蛋丟擲。 在回憶中曾有此幕，即在電影結束後，地上到處有水漥，那是夜裡很冷，大家在地上挖洞就地方便的結果，可見多麼的沉迷於電影情節。   公開處決 成人的世界也執行洗腦教育，我母親和周邊的大人們每天晚上都必須參加地區集會；講師是中國共產黨員，所謂的集會是歌誦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教育。然而母親從來不會跟我和妹妹說明任何有關政治的事。 對成人來講心裡可以抗拒思想教育，在表面上敷衍之；但是對小孩來說為了生存，得配合週遭的環境；只有認真的接受洗腦教育。這是教育的可怕之處，對小孩施予洗腦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街上的廣場常常舉行公開審判公開處決，解放軍對著西藏的貴族、高僧們質問：「在我們解放軍進入西藏之前，你們是不是壓榨人民，奪取土地？」且不准抗辯，審判官判決後馬上在木條上用漢字寫上罪名，就這樣被帶走，在後頭部「碰！」一槍斃命。 小孩也被強制參加公審會，我記得曾經數度看公開處決的情景，當時我相信達賴喇嘛法王是叛逆者，不認為中國殘暴殺人。 高僧們也成為公開處決的對象，看到鄰近的太太們對著曾經敬重的僧侶們吐痰時，甚是驚訝！也感到很悲哀；因為大家都很虔誠信仰西藏密宗，無法忍受僧侶們被如此侮辱，我想這和日本也曾發生過踐踏聖像的情形一樣，是被迫的。   被自己孩子密報的恐懼 在中國的統治下過了差不多三年即一九六二年，我十歲那年，母親突然說：「爸爸回來了。」父親的影像完全看不出來，倒是對他的打扮感到很驚訝；戴著貝蕾帽穿得破破爛濫的。西藏的服裝有分階級，顏色、穿的方式有所不同，父親故意變裝成最低下階層的樣子回來，讓鄰居看不出來。我記得那時母親再三的叮嚀：「絕對不可以在學校說爸爸回來了。」 畢竟是小孩，在全家團員的喜樂中早忘記父親是「國家分裂主義者」這檔事。父親說：「在過兩三天全家出遊。」剛剛好那時候我的左手骨折需要溫泉治療，西藏和日本一樣有溫泉治療法的習慣，帶了一個月的糧食準備長期外出，在印度和尼泊爾的邊境山區附近有很多溫泉。 說是去溫泉治療，我感到很興奮，但是父親是為了騙我的說辭，真正的目的是要逃往印度。 如果講真話，我會很自然的說出：「爸爸要帶我去印度。」這樣不但很危險，且馬上會被密告。共產黨教育是獎勵密報，我們是在無意中接受了這樣的教育。 我想父母大概商量過：要對孩子保守秘密，否則會被密報。所以騙我們說是要去溫泉鄉。不得不對自己的孩子說謊是一件不尋常的事，因為我已經染上洗腦教育的毒。 一家四人是在起霧的早上出門離家，牽著帶有糧食的四匹馬和 三頭驢子，當時的情景現在還清晰的映在腦海。西藏人的家裡都擺有莊嚴的佛堂，我們將重要的佛像和曼荼羅留著，且向鄰居說是要去溫泉，避免被懷疑，因為是很封閉的社會且有密報的獎勵，稍有可疑的動靜馬上會被密報。 首先必須面對的危險是離開日喀則市的時候，因為必須經過大集會場的邊緣，廣場上剛好解放軍在執行晨早訓練，因為我一直以為要去溫泉所以很輕鬆，但是我想父母一定很緊張。倘若他們過來問我們去哪？父親恐怕會被殺，或者被逮到收容所吧。   越過喜馬拉雅山 好不容易安全穿過日喀則市，開始進入大約要花一個月的時間穿越喜馬拉雅山的旅程。 […]

【出版說明】   台灣的安全保障，一年來由於「外交休兵」有主權日漸流失的情形，接踵而來的是，目前經濟安全保障問題躍上檯面。馬英九全面性向中國傾斜，外資撤退，選舉期間標榜的「愛台灣十二項目建設」不見蹤影，代之的是要與中國簽訂「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CECA），但受到輿論批評後改作「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民間對這種舉措深感不安，當局製造民調來支持，4月21日『自由時報』以大篇幅報導「爭議民調」問題。 中國系的『中國時報』在4月15日以大標題刊載「克魯曼：兩岸簽署ECFA是好事」，製造假資訊，蓋克魯曼是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有其權威性。針對此事，『自由時報』在4月17日刊出「還原現場，克魯曼沒說簽ECFA是好事」一文，另又刊載「克魯曼談ECFA原文的中英對照」以辨虛、實。『中國時報』以詭辯反撲，俗語說的好，「白布染成黑」是最好的形容。對這樣的詭辯，金恆煒先生有一短文「『中時』『說謊』，還敢大聲！」刊載4月19日的『自由時報』。 台灣有超過一甲子的時間，常常有媒體「製造資訊」以愚弄大眾，但這樣的媒體沒有受到有關機構的監督，因為它附和「體制」，故可以愚弄國家的主人──人民。 話說回來，一般對於整個月來報紙所刊ECFA與馬政權的真義已經弄糊塗了，本期有陳國雄先生的撰文，提供讀者參考。 ※　　　　※　　　　※　　　　※ 2008年11月美國國會超黨派的「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的年度報告，有許多內容直接關係到台灣的國防、外交、經濟等等的安全問題。 舉例來說，「外匯存底」是「主權國家基金」，通常的情形是不能任意使用的，但中國前後以三億美金收買與台灣有長期外交的哥斯大黎加；這種情形，國人大多不知情。這一篇報告警告美國的金融機構、軍事產業、高科技企業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被收買的情形。 文中又提到「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是直屬中國最高機構的國務院，諸如此類的投資公司難於防範。馬政府一意開放「中資」，經濟部長尹啟銘在4月23日表示：「中資認定門檻為『持股五十% 』……」云云；陸委會主委賴幸媛表示「中資經第三地轉投資來台持股比率應在三十%為門檻」，以上引文皆見4月24日『自由時報』。尹某會帶來如上舉的委員會所警告的危機自不用說，賴某的第三地轉投資不也是鴕鳥政策，裝作視而不見，適如該委員會的警告。 文中對於馬政府「外交休兵」放棄「主權國家的地位」作為前提，冀能參加國際組織的情形也很清楚。 以上只不過舉幾個例說明此報告對台灣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唯該文的原文長達四百頁，今見古森義久先生有摘要文章，特別委請本會理事蔡焜燦先生取得同意，譯成漢文，以饗讀者。 ※　　　　※　　　　※　　　　※ 國人目前對於執政者帶來的國家危機已目不暇給，很少對未來十年或二十年全球的情形會怎樣、對台灣的生存有甚麼影響等，加以思考；即使是有心人，也非個人能力所及，必須有一機構還能長期的觀察和評估，纔能做到。 有鑑於此，特別請翻譯家嚴孝亮先生翻譯「2025全球趨勢」一文，作為參考。該文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屬下的國家情報議會（NIC）領導的研究群，所做的報告。唯所譯的報告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必須在此向讀者交代。 此篇報告與上文介紹的美國國會報告都有說明研究機構與研究過程，此足以提醒台灣執政者應有超黨派且隸屬於國家的政策研究機構，而這樣的機構應不只是一個。目前對中國的政策，懷疑是出於幾個寡頭的決策，而且是對敵國有不可解的情結者所做的決定。 ※　　　　※　　　　※　　　　※ 中華民國在1979年與美國斷交，這不只是國與國的斷交，另一方面因為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不再承認中華民國（ROC）代表「中國」的身分。 但美國為繼續保障台灣的安全，乃制定「台灣關係法」，但美國與ROC既無邦交，又不承認其為國家，因此ROC不能成為交涉的對象，所制訂的「台灣關係法」成為國內法。 今年是台灣關係法三十週年，透過本會理事張旭成先生邀請到美國亞洲問題的專家葉望輝（Stephen J. Yates）先生專題演講「從台灣關係法三十週年看台、美、中關係」。 這一場演講是在三月十六日舉行，與現代文化基金會合辦，其內容由陳國雄先生整理，在本期刊出。 這一場演講的內容極為重要，因為「台灣關係法」的制定在三十年前，三十年來的時過境遷，大環境的世界局勢已改變，台、美、中各國的國情也已改變。目前面對的新危機，葉望輝先生誠摯的表白，不因客人而敷衍其詞。甚至直率指出馬政府急推ECFA引發爭議，應按照民主程序解決，如果雙邊政府要簽訂重要協定，台灣當局應先獲得人民與國會支持。總之，這一篇演講詞是關係台灣前途，是不能不留意的文章。 以上是本期的出版說明。 鄭欽仁

二月底，馬英九總統將備受爭議的CECA改名ECFA，經濟部長尹啟銘立刻取其台語諧音為「ㄟ擱發」，強力推銷與中國洽簽ECFA的必要性。遺憾的是，馬政府以不實數據欺瞞大眾，誇大ECFA之利，隱匿ECFA的更大不利，台灣有喪失經濟自主權之虞，ECFA未必「ㄟ閣發」。而且，ECFA更以「一個中國框架」為政治前提，事關台灣主權，理應交由公民投票。   ECFA引發各界疑慮 今年初開始，政府宣示將與中國洽商「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CECA），引發社會爭議後，馬政府突然改口推動洽簽「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但對CECA或ECFA卻始終語意不明，直到4月初，才由經濟部國貿局發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Q&A」，陸委會也釋出「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政策說明」。 根據國貿局答客問的內容，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是規範兩岸之間經濟合作活動的基本協議，英文暫稱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協議內容包括商品貿易（含關稅和非關稅）、服務貿易、投資保障、智慧財產權、防衛措施、經濟合作，以及經貿爭端的解決機制等。協議內容不會涉及經貿以外的議題，未涉及主權或政治問題。而所謂「架構協議」，就是在簽署正式協議之前所擬定的綱要，並就雙方最急迫且獲有共識的工業品項目減免關稅，這部分稱為「早期收穫（Early Harvest）」，所以「架構協議」乃是一種過渡性的機制。 答客問的內容一味強調ECFA對特定產業之利，對其他產業不利之處則絕口不談。現實上，任何經貿開放及合作，必然有利有弊，但馬政府總是誇大其利而隱匿其弊，徒增各界疑慮，難以取信大眾。   誇大「東協加一」的衝擊 國貿局的說帖指稱，從2010年起，東協國家與中國大陸將成立自由貿易區，雙方絕大部分產品將實施互免關稅，而台灣輸入大陸產品還要適用5%至10%的關稅，競爭力將大幅削弱，我外銷企業在高關稅障礙下，可能被迫外移，無力外移者勢將關廠，嚴重衝擊我勞工就業機會與生活。「東協加一（中國）」、「東協加三（中國、韓國、日本）」對台灣經濟衝擊極為可觀，不僅經濟成長率可能下降近1%，而且將喪失數以萬計的工作機會。說帖以石化、機械產品為例，我出口分別各有43%及27%銷往中國，分別被課平均6.5%及8.23%的關稅，將嚴重衝擊我對東協產品的競爭力，這兩個產業各有約5.7萬和32.7萬的就業人數。 然而，根據台經院副研究員洪財隆的分析，有關「東協加一」對台灣經濟的衝擊，並沒有馬政府所說的那般嚴重。以下分為五點來談： 首先，就國際關務所通用的HS六位碼（1988年1月1日由「關稅合作理事會」制訂的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是國際共用的貨品分類系統）而言，台灣出口到中國前一百大產品當中，與東協出口到中國前一百大產品有重複的項目，介於11項（越南）到32項（新加坡）之間。其中有五項被中國列為敏感產品或高度敏感產品，關稅減讓幅度較小，自由化時程也比較慢，並非從2010年開始，關稅就會降到零。 其次，由於中國在加入WTO時也已簽署「資訊科技協定」，所以出口到中國的電子資訊相關產品，絕大多數產品均免關稅。因此，台灣出口到中國的前一百大產品當中，與印尼出口到中國前一百大重複的只有7項、越南8項、泰國13項、菲律賓14項、新加坡則有21項，重複率極低。 第三，在這些重複的產品當中，主要是集中在石化與塑化相關產業，但台灣這類產品具有一定的品質優勢或產品差異性，競爭力大多高過東協國家，即使面臨5%到10%關稅的不利局面，也不容易被立刻或完全替代。 第四，多數中間產品或零組件的貿易都有退稅制度，也會進一步降低台商因關稅差別待遇的不利影響，台灣出口到中國的九成以上產品皆屬此類。 第五，多年來台商對外投資的第一與第二位，就是在中國和東協各國，許多大企業已紛紛採取兼顧市場與風險的投資策略，又再度降低「東協加一」對台灣產生的副作用。 綜合上述，可見「東協加一」對台灣的整體影響確實有限，不是像政府所說的那般誇張。   「東協加三」極可能破局 此外，國貿局的說帖把明年即將實施的「東協加一（中國）」與可能破局的「東協加三（中國、韓國、日本）」混為一談，企圖矇騙大眾。 其實，東協分別與中國、日本、韓國洽商自由貿易協定（FTA），與日本的部份於今年生效，與中國的部份明年生效，與韓國的部份則還在談判當中。至於「東協加三」的FTA，雖然中國相當積極，但是由於日本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區域影響力心存顧忌，而日本目前想要經貿結盟的首要對象是澳洲與印度，研判「東協加三」在短期內成局的機會並不大，甚至不會成局。但是馬政府卻以未定之天的「東協加三」來誇大對台灣經濟之衝擊，以便威脅國人接受與中國締簽ECFA，這種移花接木的手法有失政府的公信力。   簽ECFA不保證可與東協簽FTA 另外，政府也想製造假象，讓民眾誤以為只要與中國簽ECFA，台灣就可以和東協簽FTA。其實即使台灣與中國簽訂ECFA，不表示台灣就可以加入東協自由貿易區，這根本就是兩碼事。東協與任何國家簽FTA，乃是採取「共識決」，除了中國的態度之外，也必須獲得其他東協國家的認同及接受。而且，申請加入東協自由貿易區必須經過正式程序，時程也相當冗長。目前的進程是「東協加一」，之後還有「加三」與「加六」（再加印度、澳、紐），台灣不可能馬上跳到「東協加七」。 更何況，過去台灣與其他國家洽簽FTA的最大障礙，乃是來自中國的反對。如果台灣與中國簽訂ECFA，能夠保證中國不再公然或暗中反對嗎？而且最令人擔心的是，如果台灣和中國簽訂ECFA之後，卻一直無法跟重要經貿夥伴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也不能加入東協自由貿易區，則台灣經貿發展的方向勢將更向中國傾斜，包括原本可以留在台灣的資金，將會大量流向中國，使台灣失去經濟自主權，必須以中國的馬首是瞻，屆時屈從北京的政治意圖，將是無可避免的結局。這種後果原本就是中國的目標，北京當然會繼續從中作梗，使台灣無法與其他國家簽FTA。   得失之間應審慎評估 經濟合作談判乃是一種互惠的條件交換，無論FTA或CECA或ECFA，都是「給與取」（give and take）相互開放市場的談判。換言之，如果你要從中國取得優惠待遇，台灣也必須對中國相對開放市場。目前台灣對中國禁止或限制進口的農工產品有兩千六百多項，一旦ECFA談判啟動之後，單單這些項目的「優先檢討」，就足以讓本地產業受到相當衝擊，連帶影響到中小企業、弱勢產業及藍白領勞工的就業機會。 今年2月12日，六大工商團體建請政府儘速與對岸中國簽訂綜合經濟合作協定（CECA）。站在企業界的立場，如果政府可以提供更大的優惠政策，受惠的產業當然會盡力爭取。然而如果政府對特定產業提供的優惠政策，是以犧牲諾大弱勢傳統產業的存活為代價，這是極為不公也是極其殘忍的作法。 其實，如果政府真有誠意要解決石化相關產業因「東協加一」而蒙受的不利影響，應可要求中國先就貿易不公平待遇（尤其是非關稅貿易障礙）予以檢視或進行相關談判，大可不必將更多就業人口的弱勢傳統產業拖下水。 無可諱言，「東協加一」對台灣產業的確會有衝擊，如果兩岸簽訂ECFA，台灣也會得到一些好處。然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台灣必定也會付出代價，政府不可只講利益，不談代價。得失之間，必須審慎評估。   政府誇大24倍的失業 3月12日，部分石化業者到立法院陳情，聲稱東協各國即將相互免除關稅，兩岸若不簽ECFA，石化業將近50萬就業人口生計將受影響。但是，官方在不久之前所提的失業數據卻是11萬4千人，且根據主計處資料，去年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為618.9萬人，其中石化工業包括：化學材料製造業受僱員工7.5萬人、化學製品製造業6.8萬人、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1.5萬人、橡膠製品製造業3.4萬人、塑膠製品製造業15.2萬人，合計石化工業受僱員工總數為34.4萬人。可見部分石化業者聲稱的50萬就業人口受到影響，純屬膨風。 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報告，「東協加三」對台灣總體經濟產生的影響，短期GDP只會下降0.05%，長期則是下降0.98%；出口方面，短期造成台灣出口量下降0.66%，長期則下降1.58%。另據前經建會主委陳博志的分析，政府提出11萬4千人失業的那份研究報告的假設，並非現在的實際情況，如果以實況套入那份研究的模型，失去工作的人數不到11萬4千人的二十四分之一，也就是5,000人以下。換言之，馬政府至少把失業問題擴大24倍。不僅如此，該研究的計算基礎乃是「東協加三」的情況，比明年「東協加一」的情況硬是膨脹了五倍。而「東協加三」是否成形，仍在未定之天，很可能是遙遙無期。可見政府為了推動與中國簽訂ECFA，不惜濫用誇大的數字來欺瞞並恐嚇人民，很不正派。   簽ECFA將增加12.3萬人失業 資料顯示，簽訂ECFA/CECA之後，對台灣各項產業造成的影響，受衝擊的從業人數高達428萬人，將增加122,900人失業，其中衝擊最大的行業包括：電機及電子業58,855人，農牧業21,643人，非鐵金屬及加工製造業10,598人。 根據主計處資料，去年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618.9萬人，其中製造業受僱員工約250.4萬人。馬政府急著與中國洽簽ECFA，主要是為了石化、機械及紡織業的利益，但製造業受僱員工高達250.4萬人，扣除石化工業34.4萬人、紡織業10.8萬人、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28萬人，其餘產業的受雇員工還有177.2萬人，這些人的就業受到衝擊又該怎麼辦？何況除了製造業之外，農林漁牧業就業人口還有53.5萬人，即使政府承諾不新增中國農產品開放進口項目、不開放「免關稅」進口，卻未承諾不調降農產品進口關稅，未來中國農產品因關稅減讓而大量進口，這些農業就業人口也會受到衝擊。 為了不影響石化、機械及紡織業的利益，與中國簽訂ECFA，卻讓其他產業勞工及農民失去工作，難道不是因小失大的賠本生意嗎？馬政府標榜「對人民有利」的口號，原來不只「空話」，還是一句「反話」！   ECFA將擴大「低就業、低工資、低成就」惡果 根據市場資料，台灣製品在國內的市場佔有率，從公元兩千年的九成，掉到今年的兩成五。中間被進口貨品、尤其中國廉價及低劣產品搶佔六成五，這是造成台灣勞工大量失業的根源，也是國內勞工實質薪資近十年來出現零成長甚至衰退的主要原因。 台灣內需市場非常有限，屬於淺碟型市場，而中國有些省份或是某項產業的月產量，可能就超過台灣的年產量。在懸殊供給量能的情況下，中國製品以量制價、攻城掠地，台灣產品根本難以競爭，終將工廠關門，勞工跟著失業。 現在如果再與中國簽訂ECFA，不僅會衝擊弱勢傳統產業，更嚴重的是造成失業進一步惡化。而且，根據國際經濟學中非常重要的「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當兩國密切往來時，兩國的生產要素價格將會拉近。以往中國挾著低廉土地與薪資的成本優勢，已逐漸拉近台、中兩地的薪資水平，台灣碩士生過去就業平均起薪至少32,000元，現在只剩27,000元。更需要憂心的是，中國不僅人口眾多，地理、風俗、語言又與我國最接近，所發揮的國際要素價格均等化力道更強。如果兩岸再簽ECFA，恐將造成另一波產業外移潮，就業機會更萎縮，勞動薪資會被中國進一步拉平，屆時台灣勞動者將面臨「低就業、低工資、低成就」的三低惡果。   「三不三要」先破功 馬政府極力鼓吹ECFA，但迄今為止，均未提出具體內容。面對社會質疑，行政院長劉兆玄在立法院答詢時，提出「三不三要」做為ECFA的談判原則。三不就是「不矮化主權、不再開放農產品、不開放大陸勞工」，三要則是「要透過協商解決關稅問題、要同時與東協或其他貿易夥伴洽談自由貿易協定、要在WTO精神架構下擱置爭議」。 此外，經濟部長尹啟銘也表示，只要是本土弱勢、傳統產業，前期都可以不開放，與中國簽定ECFA時，一定會訂定救濟防衛機制，保護這些產業。有關對弱勢產業的「因應措施」，則包括不列入早期收穫項目、爭取開放調適期十年至十五年、政府輔導措施繼續辦理、貿易救濟措施等。 綜觀馬政府對簽訂ECFA的期待，只談企圖向中國謀取的優惠，卻閉口不談台灣必須付給中國優惠的代價，若非太過天真，就是打算欺瞞民眾。其實ECFA尚未簽訂，「三不三要」已經先行破功，情況列舉如下。 […]

編譯   2008年11月下旬美國國會超黨派的「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發表年度報告。此報告關係台灣的政治、經濟、外交與軍事等的安全保障，受到重視。 但是該報告原達四百頁，取其方便，適有古森義久先生撰有一篇摘要刊載今年（2009）年3月的日本月刊will。本會理事蔡焜燦先生與古森先生是舊識，透過蔡先生取得作者的同意，譯成漢文，提供關心國是的人參考。古森先生在卷首，首先介紹「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這也是國人應該知道的機構。 古森義久（Komori, Yoshihisa）先生，現任產經新聞駐華盛頓編輯特別委員。1941年生。慶應大學經濟學部畢業，留學美國華盛頓大學。歷經每日新聞記者、華盛頓特派員等，1987年任職產經新聞。擔任過駐倫敦、華盛頓支局長，初代駐中國總局長。著作甚多。尤其對中國有深刻的認識。今得以翻譯，謹謝兩位先生。 ─ 譯者 ─ 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 美國在歐巴瑪政權之下如何對付中國？ 在美國對中政策與結果之下的美中關係之起伏與對日本來說有重大意義，自不待言。 要暸解美國對中國最新的認識與態度，最有價值的是去（2008）年11月下旬正式發表的報告。此即美國國會的超黨派政策諮詢機構「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的2008年度報告。 美國的中國研究不論是官方或是民間，其範圍與深度都超過日本，而且銳利活潑。在許多致力研究中國的組織之中，此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是範圍最廣、最深入的機構。 2001年創辦的該委員會其活動的主要目的是「調查美中兩國的經濟關係對美國的國家安全保障之影響」。因此不只是探討中國方面的經濟，政治、外交、軍事、金融甚至能源政策等廣大領域都是注意的焦點，其各種動向對美國安全保障有什麼意義，一一加以探討，並將其結果提供議會與政府的政策參考。 該委員會的構成是由聯邦議會的民主、共和兩黨的有力議員推薦對中國的專家十二人擔任委員。這些委員親自到中國調查之外，還由政府的國防總部、財政部、中央情報局（CIA）、國務院等諸有關連的機構獲得情報。進而鎖定個別的具體課題召開公聽會，針對課題招喚專家為證人，聽取報告，並要求提出資料。 2008年度報告的基礎調查活動，委員會不只到中國本土，還訪問香港、台灣、韓國與日本，與這些地域的官民之有關中國問題者面談。 公聽會將近有一年的時間召開九次，其中一次是在由中國輸入海產物現場的Louisiana州召開的。其餘八次是華盛頓聯邦議會為舞台。出席這些公證會的證人合計有九十二人。 原來這個委員會的設計是對中國以及美中關係專門的委員，按照各人的分野招喚專家、聽取報告。 這個調查委員會最大特徵之一是搭配民主、共和兩黨的思考與見解，具有超黨派的性質。十二個委員有六人是由民主黨，其他六人由共和黨的議員任命的。 現在的委員長是中國軍事問題專家Larry M. Wortzel，由共和黨前眾議院議長Ｊ. Dennis Hastert推薦的；副委員長Cardyn Bartholomew是中國人權問題與通商問題的專家，由民主黨的現任眾議院議長Nancy Pelosi任命的。 只從這兩位委員看來，推薦方面的議員是保守與自由派，有顯明的對照；但委員會全體來說，包羅很廣。 因為這樣，政權由布希轉變為歐巴瑪，即使議會的民主黨方面的議席增加，該委員會本身具有強有力的角色並沒有改變。   年度報告書的主軸 接著年度報告的內容介紹如下。 這報告是2008年該委員會的調查、研究、分析，總括的建議。該委員會除了這正式發表的報告書之外，另有對政府諸機關與參眾兩院議員提出的秘密報告書。 年度報告全部內容之中主要調查結果有以下諸點。 ─、中國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受中國當局的操作，不當的壓低。 ─、中國為追求政治與經濟利益所使用的手段，竟然運用主權國家資產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 , SWF , 簡稱國家基金）。 ─、中國為高度技術製品的交易與開發，違反向來的規範在進行。 ─、中國海產食品的對美輸出，威脅美國國民的健康。 ─、中國的活躍開始引起世界能源供應的遽變。中國二氧化碳的排出量也急遽增高。 ─、中國涉及大量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嚴重問題。 ─、中國用各種新手段強化外交的影響力。 ─、中國對韓國、日本、台灣關係的起伏，對美國具有很大的意義。 ─、中國侵入美國的電腦系統以及對太空的動向，已經構成威脅。 ─、中國對其國內新聞媒體以及網路的制限，引起國際上的擔憂。 […]

嚴孝亮 譯   藉由識別關鍵趨勢、推動這些趨勢的要素、它們的可能走向，以及彼此之間的互動方式，我們編集完成《2025全球趨勢：轉變的世界》。其中使用多項案例，來解說在此研究中所檢視諸多推動要素（例如：全球化、人口統計、新勢力的崛起、國際機制的衰退、氣候變化，以及能源的地緣政治）可能彼此互動，進而對未來決策者形成挑戰與機會的多種情況。就整體而言，此研究更貼近於說明塑造事件的要素，而非預測將會實際發生的事件。 藉由檢視可能會對未來事件與發展形成重大影響的一些變數，此研究企圖協助讀者辨認指示事件走向的路標，並識別以政策介入的做法，改變或鎖定發展軌道的機會。我們所希望傳達的訊息之一是：「如果您對事件的走向樂觀其成，就應該採取及時行動來維持它們的正向軌道。如果您不滿意事件的走向，則需要發展並實作政策以變更其軌道。」例如：本報告對於擺脫石油之轉變的檢視，即說明了不同的軌道將會對特定的國家造成不同的結果。更為重要的訊息則在於領導才能的重要性。趨勢並非永遠不變，即時與明智的介入能夠減少負面發展的可能性與嚴重度，並能增加正面發展的可能性。 《2025全球趨勢》是「國家情報議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所領導之工作（致力於識別可能塑造未來十年或更久之後，全球事件的關鍵推動要素與發展）的第四期成果。其成果和產生過程均受益於前期所獲得的經驗。每個版本的《全球趨勢》都匯集了更大量與更多樣的專家社群。我們的第一期工作，專注於2010年，主要依靠「美國情報社群」（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內部的專才，並涉及了美國政府和美國學術社群的其他單位。在《2015全球趨勢》，我們則與更大量和更多樣的非美國政府專家團體共事，他們大多數都是美國公民。 在第三期的《2020全球趨勢》，藉由在五大洲召集六場研討會，我們大幅擴張了非美國專家的參與。我們也增加了在美國所舉辦會議的次數，並以更多形式進行這些會議。這些集會使我們更加了解特定趨勢及其推動要素，以及全球不同地區專家對這些要素的見解。 過去的每一期工作都產生了更有趣與更具影響力的報告。全世界針對《2020全球趨勢》的回應可謂非比尋常。該報告已經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在政府辦公室中多有就此爭論，在大學的課程中也都予以討論，而且是許多國際事務社群會議的起始議題。無數專家與民眾都已審慎閱讀過這份報告，並且提出了具有建設性的批評。 為了針對先前報告所引起的興趣乘勝追擊，以及囊括更為廣泛的專才，我們再次修改了產生《2025全球趨勢》的過程。除了依然增加更多美國本土及國外非美國政府專家的參與，以發展出目前研究的基礎架構，我們還透過網際網路，與全美和其他多個國家的參與者共用多份草稿。這一期的《全球驅勢》是目前為止最注重協同合作的，這種做法使其獲得更好的成果。而且，對於數以百計致力於這項工作，奉獻出大量時間、智慧與精力的人們，我們都懷有無盡的感激之情。 如我們先前就塑造未來全球趨勢的觀察，編集《2025全球驅勢》的程序及其附帶利益，和最終的成果一樣重要。隨著編集報告而產生的觀念和獲得的深刻見解，已經使無數分析師的工作內涵更為豐富，並已納入到由「國家情報議會」和其他「情報社群」機構發佈的無數分析作品中。根據傳聞，這些觀念和見解，對於非美國政府員工參與者的想法與工作也都有所影響。我們對於這種相關的有益效果引以為榮，並期待當更多人有機會閱讀此版本的《全球趨勢》並給予反應時，將會擁有更為豐盛的收穫。 許多人員都對《2025全球趨勢》的編集有所貢獻，不過最重要的則非馬修‧布羅斯（Mathew Burrows）莫屬。他的智慧天賦與管理能力對於此報告的產生至關緊要，此報告的所有相關人員都應該向他表示謝意。馬修本人在下一頁的感謝名單中列出了具有特殊貢獻的其他人員。其他還有許多人都有重要貢獻。沒有所有參與人員的支援，我們就無法產生此版本的《全球趨勢》。我們衷心感謝因為這次協同合作而促成的夥伴關係和友誼。   C. 湯瑪士‧芬格 國家情報議會主席  執行摘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架構的國際體系，由於新勢力的崛起、全球化的經濟、相對財富與經濟力量從西方至東方的歷史性轉移，以及非國家參與者的擴大影響，到了2025年將會不復以往。彼時，國際體系會是全球多極的，而且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力量[1]的差距會持續縮短。與民族國家之間勢力變化同時發生的，會是各種非國家參與者（包括商業、族群、宗教組織，以及犯罪網路）勢力的增長。不僅參與者發生改變，就連促成持續國際繁榮的重要跨國問題，也都會具有不同的範圍和廣度。已開發世界中的高齡化人口，能源、食物及水資源的增加限制，以及對於氣候變化的憂慮，都會讓這史上空前的繁榮年代有所失色。 歷史上，新興的多極體系往往不如單極或兩極的體系穩定。儘管近期的金融劇變可能會使許多進行中的趨勢加速進展，我們不認為目前正走向國際體系的完全崩潰（在1914~1918年早期全球化停頓時所發生的狀況）。然而，未來轉變為新體系的20年確實充斥著危機。當然，策略上的對抗最可能在貿易、投資及科技創新和收購的方面出現，不過我們也無法排除如十九世紀般的軍備競賽、領土擴張，以及軍事敵對狀況。 正如我們用來說明多種可能未來的一系列插圖，整篇故事並沒有明確的結局。雖然美國應該依然會是最有力的單一參與者，美國的相對力量（即使是在軍事領域）卻會衰退，而且美國的影響力也會更受限制。與此同時，無論是國家或非國家的參與者，能夠或願意承擔重任的程度都尚未明朗。從舊秩序到未成形新秩序的不完整轉換，將會讓國際體系備受壓力，決策者與公眾都將需要因應多邊合作的增長需求。   推動經濟成長的新興角色 就規模、速度及流向而言，目前進行中的全球財富與經濟力量轉移，大致上是從西向東的，這在現代可說是史無前例。這種轉移出自來兩個源頭。首先，油價與物資價格的高漲為波斯灣國家和俄國帶來意外之財。其次，較低成本與政府政策的結合，已經讓製造業與一些服務業的重心移至亞洲。 巴西、俄國、印度及中國（依開頭字母合稱BRIC）的成長預估顯示，到了2040~2050年之間，他們的集體GDP將會等同於原始G7的全球GDP佔有率。在未來的20年內，中國對全世界的影響會超過其他任何國家。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到了2025年，中國將會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會是主要的軍事勢力。它也可能會是自然資源的最大進口者和最大的污染者。印度應該會繼續享有相對快速的經濟成長，而且會尋求讓新德里成為多極世界中的標竿之一。中國和印度必須決定參與全球事務的意願和能力可達到何種程度，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俄國擁有在2025更加富裕、強大、自信的潛力。其條件是要對人力資源投資，讓經濟擴張和多樣化，並與全球市場整合。另一方面，如果無法採取這些措施，而且石油與煤氣價格都維持在每桶50~70美元的範圍，俄國也可能發生顯著的衰退。根據預測，其他國家都無法躍升至中國、印度或俄國的等級，而且也無法抗衡它們的個別全球影響力。不過，我們也預期看到如印尼、伊朗及土耳其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增長。 就大局而言，中國、印度和俄國都不會在自我發展方面遵循西方的自由模式，而是會使用不同的「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模式。「國家資本主義」這一鬆散名詞的用意，是要描述讓國家扮演最重要角色的經濟管理系統。其他新興勢力，如南韓、台灣和新加坡，也都使用國家資本主義來發展它們的經濟。然而，俄國，尤其是中國，由於它們的幅員和「民主化」的手段，跟進這條道路所造成的影響特別深遠。即使進步緩慢，而且全球化讓許多最近民主化的國家都蒙受社會與經濟壓力，進而可能減弱自由的機制。對於它們加深民主化的長期前景，我們持續秉持樂觀的態度。 其他許多國家則會在經濟上更為落後。南撒哈拉地區（Sub-Saharan Africa，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依然會是最脆弱的區域，無論是經濟混亂、人口壓力、內戰及政治紛擾都可能頻繁發生。儘管針對物資的全球需求增加，南撒哈拉地區會是主要的供應地，當地的居民卻不太可能獲得顯著的經濟利益。持續物資價格高漲所帶來的意外之財，可能會進一步讓許多區域中腐化或設施不良的政府深陷泥沼，進而減少民主和市場機制改革的可能性。雖然在2025年，許多拉丁美洲國家都將擁有中階收入，其他國家，尤其是長期擁抱民粹政策的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則會一路落後。像海地之類的國家甚至會變得更加貧窮和難以治理。總之，拉丁美洲將會繼續在經濟競爭力方面落後於亞洲和其他快速成長區域。 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將在實際上佔有未來20年的所有人口成長，西方則會出現低於3%的成長。日本和歐洲會在國民平均財富的方面，更加拉開與中國和印度這些新興勢力的差距。不過由於工作年齡人口規模的縮減，他們也必須努力維持健全的成長率。美國會是已開發世界中人口高齡化的少有例外，因為它將出現較高的出生率和更多移民。試圖從較弱勢國家移居到較強勢國家的移民應該會更為增加。 在目前的「不穩定弧線」中，具有年輕年齡結構的國家數目，預計將會減少多達40%。維持的年輕化國家中，四個之中會有三個位於南撒哈拉地區。剩餘的國家則幾乎都會位於中東的核心地帶、散佈在南亞與中亞之間，以及在大平洋島嶼上。   新的跨國議題 資源問題將在國際議題中分外突出。前所未有的全球經濟成長，雖然在其他許多方面都具有正面意義，卻會對一些高度策略性的資源持續施壓，這些包括能源、食物及水資源。而且需求將會輕易超越未來十年的一切供給。例如：非「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液態碳氫化合物的生產，也就是原油、液態煤氣，以至於瀝青砂之類的非傳統產品，都無法配合需求等量成長。許多傳統能源生產者的石油和煤氣生產都已經下降。在其他地方，如中國、印度和墨西哥，這類生產則已近乎停擺。能夠大量擴充生產的國家將會減少，石油和煤氣生產會集中在不穩定的地區。由於這點和其他因素，全世界都會處於從石油變成天然煤氣、煤和其他替代品的基礎能源轉變時期。 世界銀行估計由於世界人口的成長、富裕度的提高，以及更大量中產階級對西式飲食的偏好，在2030年對食物的要求會提高50%。穩定水資源供給的缺乏（尤其是農業用水）則會達到嚴重的比例。而且由於快速的全世界都市化和未來20年增加的約12億人口，這項問題還會更加惡化。在今日，專家們將合計約6億人口的21個國家，視為農地或淡水不足。由於持續的人口成長，到了2025年，則會有合計約14億人口的36個國家落入此一範疇。 根據預測，「氣候變化」會使資源的匱乏更為惡化。不過，氣候變化的影響會因區域而有所不同。一些區域會開始因為有害效果而受害，尤其明顯的會是水資源的缺乏和農業生產的損失。由於集中在開發中國家（尤其是在南撒哈拉地區）的不均衡衰退，時間一久，農業生產的區域性差異會越來越明顯。多數經濟學家都預測這些農業損失會在本世紀末造成嚴重衝擊。對於許多的開發中國家，減少的農業輸出具有毀滅性。因為農業佔有它們經濟的一大部分，而且它們的許多人民都僅處於存活的邊緣。 「新的科技」可以再度提供解決方案，例如化石燃料（fossil fuels）的可行替代品，或是克服食物和水資源限制的方法。不過，目前所有的科技都無法就需要的規模取代傳統的能源結構，而且在2025年，新的能源科技可能還無法商業化和廣泛散佈。科技創新的進度會是關鍵所在。即使有偏好生化燃料、清潔煤碳或是氫動力的政策和資助環境，轉變到新的燃料依然會緩慢費時。在歷史上，主要的科技都有「延遲採用」的情況。在能源方面，最近一項研究發現，一項新生產科技平均需要25年才會被廣泛採用。 儘管目前認為機會不高，我們依然無法排除在2025年完成「能源轉變」，進而節省能源基礎結構全面翻修耗費的可能性。在此期間，相對快速和價廉轉變的最大可能，來自於更好的可更新發電來源（太陽能與風力），以及電池科技的改進。運用這些科技，個別計畫的基礎結構成本障礙將會降低，進而讓許多小型的經濟參與者都能夠發展自己的能源轉變計畫，以直接照顧自身的利益。例如：為家庭和辦公室供電的固定燃料電池，為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充電，以及將能源回售至供電網格。此外，還有能源轉換的配置，例如從家用車庫的電力產生汽車燃料電池使用的氫氣，如此即可不需要開發複雜的氫動力運輸系統基礎結構。   恐怖主義、衝突及擴散的前景 即使資源問題在國際議題中更為重要，恐怖主義、擴散及衝突依然會是令人關切的事項。恐怖主義不可能會在2025年消失，不過如果中東的經濟成長持續，而且青年失業率有所緩和，便有可能削弱其訴求。年輕人的經濟機會和更大的政治多元性，都有可能勸阻一些人加入恐怖份子的行列。不過其他一些人，由於多種因素的驅使，例如復仇或成為「烈士」的渴望，則會繼續訴諸暴力以追求他們的目標。 當缺乏就業機會和政治表達的合法途徑時，不滿、增長的激進主義，以及召募青年進入「恐怖組織」的條件便會成熟。2025年的恐怖組織應該會有長期成立組織的後代組合，它們會繼承組織性的結構、命令和控制流程，以及必要於進行精密攻擊的訓練程序。此外也會有因為憤怒與遭受剝奪而激進化的新興團體。由於科技與科學知識的散播，這些在2025年活躍的恐怖組織，將對世上最危險的技術觸手可及。我們始終關切的問題之一在於，恐怖組織或其他惡意團體有可能會取得生化武器，或是在可能較性低的情況下，取得核武裝置，進而造成大規模的傷亡。 雖然伊朗的取得核武並非不可避免，其他國家對於伊朗裝備核武的憂慮，卻會使區域內的國家與外部勢力發展新的安全協議、取得額外的武器，並考慮進行它們自己的核武計畫。在「冷戰」時期的大多數時間，強權之間都存在著穩定的嚇阻關係，這種關係是否會在伊朗裝備核武時於中東自然出現，並沒有明確的答案。即使是在核子保護傘下發生的一系列小規模衝突，如果沒有在牽涉的國家之間劃分清晰的警戒線，依然可能造成意外的暴力升級和擴大的衝突。 我們相信當多數國家都專注於全球化和全球勢力結盟轉變的務實挑戰時，類似於冷戰的「意識型態衝突」將不會有落地生根的空間。意識型態的力量會在伊斯蘭世界（尤其是阿拉伯核心）具有最強表現。在與過多年輕人口和虛弱經濟基礎進行鬥爭的國家，例如巴基斯坦、阿富汗、奈及利亞和葉門，伊斯蘭教激進的基本教義趨勢應該會取得更多的支持。 一些近期未曾發生的衝突類型，像是爭奪資源的衝突，都有可能重現。能源不足的觀感會驅使許多國家採取行動確保未來的能源供應。在最惡劣的情況下，如果政府領導人認定，確保取得能源對於維持國內的穩定及其政權的生存至關緊要，便可能造成國際間的衝突。然而，即使是戰爭以外的行動都會造成重要的地緣政治後果。對於海事安全問題的關切，便會提供發展及現代化海軍的理由。中國與印度針對海洋海軍能力的發展正是如此。區域海軍能力的發展可能會造成緊張局勢、敵對，以及相互抵消的行動。不過，卻也會提供進行多國合作以保護重要航線的機會。隨著水資源在亞洲和中東日漸缺乏，在各國境內與國際間合作管理水資源的工作也將更為困難。 在未來20年內動用核武的可能性依然偏低，不過由於數種趨勢彙集的結果，卻會比今日更加危險。核子科技與專業的散佈，已經引起針對新興核武國家與恐怖組織取得核子材料的關切。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的持續小規模衝突一直在加重恐懼的氛圍，這類事件可能會升級成為這兩個核武勢力之間的更大規模衝突。在具備核武的某些弱小國家，未來發生混亂政權更替或是崩潰的可能性，也讓人不斷質疑這類國家是否有能力控制和保護它們的核子武器。 如果在未來的15~20年發生動用核武，國際體系將會遭受嚴重衝擊，因為隨之會立即出現人道、經濟及政治軍事的動盪。在未來動用核武可能會造成顯著的地緣政治變化，一些國家會設法與現有的核武勢力建立或加強安全結盟。其他國家則會推動全球核武的解除。   更加複雜的國際體系 由於新興國際事務參與者的出現、惡化的機制缺陷、區域聯盟的可能擴張，以及非國家參與者和網路的增強力量，過去數十年所發生的權威與勢力擴散，出現了更加快速進行的趨勢。這種國際事務參與者的多樣性，有可能填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老化機制所遺留的空隙，也有可能使國際體制更加分裂，並讓國際合作就此停滯。因為國際社群將會面臨極為廣泛的跨國挑戰，這些參與者的多樣性也增加了未來二十年內發生分裂的可能性。 崛起的BRIC勢力不太可能會挑戰國際體系（這是德國與日本分別在19與20世紀的做法）。不過由於增強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影響力，它們都會有自訂政治和經濟政策的高度自由，而不需要完全採用西方的規範。它們也都想要保持本身的政策自由以便巧妙迴避，讓其他國家承擔處理恐怖主義、氣候變化、擴散及能源安全的重任。 […]

整理 值逢「台灣關係法」制訂三十週年，本協會特別邀請前美國副總統（錢尼）辦公室亞洲安全顧問葉望輝（Stephen J. Yates）來台，於3月16日下午在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演講會，講述台灣關係法對台灣安全之重要性，以及未來台灣應努力之方向。葉望輝曾任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資深政策分析師及前美國副總統之安全顧問，專精亞洲事務，長期關心台灣安全，見解精闢，演講內容精彩，故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 編者 ─   葉望輝演講內容 台灣關係法制訂三十年以來，涉及美、中、台之間長久以來的外交關係、安全關係以及經濟關係。從1979年來看，誰能預料美國、台灣、中國在這三十年來會有這麼大的變化。當時美國認為中國的經濟成長會帶來政治上的開放，但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使人有特別大的失望，一直到現在，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完全沒有改變，他們組織的目的依然存在。他們的目的不是要幫助台灣的人民，也不是要幫助美國的人民，而是要佔領你的土地、佔領你的靈魂，不讓你有思想，不讓你有愛。 過去這段期間，中國的經濟成長是令人驚訝的。但是過去的快速成長，到了今年也許要改變了，從去年第四季到現在為止的經濟成長率是零。 我們必須謙卑承認，我們對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真實情況（reality）並不十分了解，中國的不穩定是一個reality。在這段期間，台灣也從威權統治走向民主，而且在1980年代，沒有人可以預想到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經貿關係會有如此大的突破，現在兩岸的經貿關係是非常豐富，或許是太豐富了。台灣與中國之間在經貿關係上的互賴程度，是當初制訂台灣關係法時料想不到的。但是在雙方經貿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著台灣認同（identity）的問題，也就是雙方經貿發展與台灣認同這兩個趨勢同時成長，這是很奇怪的發展。 在制訂台灣關係法的時候，台灣是美國非常重要的貿易夥伴，中國幾乎不是美國的貿易夥伴，今天卻很不一樣。從冷戰時期到如今全球性經濟衰退的改變，中國所謂的和平演變，實際上只有經濟發展，完全沒有政治開放。在這段期間，台灣雖然走自己的路，但和中國之間有很密切的關係，除了經濟之外，台灣與中國也有其他的關係，這些是我們在1979年的時候完全沒有考慮到。 台灣今天比1979年時的台灣認同更強，這是好的發展，但是台灣今天也很脆弱，雖然有民主化，但民主是一個過程，並不是目的地，不是終點。民主的過程需要維護（maintain），有如花園需要時時除草，台灣的民主化仍需進步。 當時制訂台灣關係法的動機，乃是在冷戰時期中，美國必須和中國建立一種戰略關係，這當中並沒有談到人權、經濟關係、恐怖分子。這個東西很清楚，當時的外交專家（如季辛吉）創造出「一個中國政策」的架構，這是很強的政策架構，但是這個政策架構在冷戰結束後仍然存在，雖然當時的情境與現在的實際狀況（reality）完全沒有關係了，但是這個政策仍然繼續下去。 當初美國國會在制定台灣關係法時的提案有三大使命：一、嚇阻中國對台灣的侵略；二、推動經濟自由，參加全球的經濟發展；三、台灣人民的人權是美國的重要利益。在2000年之前的1980和1990年代，台灣關係法都發揮很好的作用，但是在2000年之後的十年卻有非常重大的轉變。 在嚇阻中國對台灣的侵略能力這方面，海峽的軍事情勢已經失衡，美國嚇阻中國侵略的能力愈來愈弱，而且美國也愈來愈不願意考慮要如何嚇阻中國，中國人也很了解這一點。美國在2001年提出歷史性最大的對台軍售案（三大軍售案），美國願意賣那麼多武器給台灣，沒想到台灣竟然不要，雖然這不是所有台灣人的意思，但是當初我們沒有考慮到，台灣的民主化會帶來安全關係的障礙，反對黨也許能夠阻止台美安全關係，這是1979年制訂台灣關係法時沒有人考慮的狀況，這是今天（困境）很重要的因素。 在推動經濟自由化和經濟發展這方面，從2000年到現在，台灣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又變了。在1990年代，台灣有很多公司開始把工廠遷到中國大陸，並減少在台灣雇用工人，這對台灣的經濟影響頗大。最近十年，大部份的台商企業認為在中國大陸有利可圖，所以不斷的繼續投資中國，但是我懷疑在2009年之後，這會是一個不斷的現象嗎？中國如果開始有經濟衰退，如果中國的領導人利用愛國主義來保護自己，在中國的台商會很安全嗎？台商企業能夠繼續有很好的利潤嗎？在經濟衰退的時候，如果你有錢，政府會向你伸手要錢，我認為台商在今年或明年可能會面臨這種挑戰。所以在經濟關係這方面，應當認真思考因應的戰略，台灣關係法當初也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至於有關台灣人民的人權這方面，大部份的美國人認為，台灣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進步和成功，台灣的民主發展及法治已經大功告成了，美國人不需要再操心了。但是我認為，台灣的法律制度並不符合台灣人民所想像的民主國家，仍然需要改革，這是1979年所沒有考慮到的挑戰。一個民主以後的台灣，還需要改善她的憲法，還需要改善司法調查程序對人權的侵害，大家必須正視目前台灣人權逐漸衰退（erosion）的問題。 對於上述台灣關係法三個重要的目標，台灣關係法在起初二十年的經驗，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最近十年卻面臨很大的挑戰，未來我們要共同考慮如何來面對這些挑戰。   Q&A內容 張旭成提問：你說台海的軍事情勢已經失衡，美國政府是否注意到這種失衡現象，而中國的力量不只對台灣的影響力增加，而中國的軍事力量愈來愈強大，甚至威脅到美國。台灣關係法規定，不只要提供足夠保護台灣的力量，也規定美國要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來維護整個東亞的和平。中國的軍力愈來愈強大，甚至威脅到美國，也影響到美國來防衛台灣的勢力，美國政府在未來是否可能提出新的作法？而台灣關係法乃是由美國國會通過的法律，如果美國的行政部門不正視這種情勢，美國國會是否可能提醒行政部門改變作法？ 葉望輝回答：美國的元首很了解台海的軍事已經失去平衡了，他們的反應可能有兩種：第一種反應是，既然台海的軍事情勢已經失去平衡，考慮到在目前無法嚇阻中國的情況下，為了避免失敗而喪失盟友的信賴，他們的反應可能會選擇逃避，不要讓任何的衝突演變成軍事衝突，所以會要求台灣保持安靜，不要讓中國有藉口和台灣發生衝突，或是中國和美國發生與台灣有關的衝突。第二種反應是，有些人認為目前的條件不好，想尋求一個新的戰略，看清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新能力，這些新能力包括嚇阻台灣或是嚇阻美國幫助台灣的能力，以及涉及其他層面的能力。比如說，解放軍的潛艇不只接近台灣，也突然出現在日本海域，這與嚇阻台灣有何關係？解放軍的現代化，不只是對台灣的政治構成挑戰，也影響到美國海上的很多利益。另外還有中國把導彈出售給其他國家的武器擴散問題，最後這些武器還會傷害到美國軍人的生命，但是我們的外交專家卻不把責任歸咎中國，這個概念有問題。我們的領導人逐漸發覺到，我們對中國的全球角色不夠了解，而且這「負責任的國家」（responsible statehood）的概念，北京對「負責任」的定義和我們的不一樣。 海峽不平衡是一個大問題，如何嚇阻解放軍，並非只有出售武器給台灣的問題，美國自己也應該擁有足夠嚇阻中國的能力。台灣關係法提到台灣是亞太地區非常重要的利益，但是目前我們的領導人或許認為台灣沒有那麼重要了。如果中國有足夠的能力佔領台灣，而且能夠派遣他們新的軍事裝備，讓日本、韓國、印尼、印度了解到中國可以接觸到你，這就不只是台灣的問題，這是亞太安全更大的問題。我個人認為歐巴馬總統還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他目前百分之百的時間在考慮如何離開伊拉克，如何與伊朗的領導人談好關係，如何把握美國國內經濟的軌跡，沒有花五分鐘的時間考慮如何分析目前所面臨中國的挑戰。所以回到這個問題點，國會應當發揮他們的能力，提醒行政部門在各方面有國家安全的挑戰，現在中國不僅是經濟上的挑戰而已，也是安全上的挑戰。歐巴馬總統希望能夠省錢，如果美國利用軍隊來省錢的話，解放軍就會更高興了。目前美國國內有很多困難的選擇，希望國會能夠像1979年一樣，提醒行政部門來保護這些非常重要的利益。   張旭成提問：台灣關係法著重在中國對台灣的武力威脅，但是現在中國不再強調武力威脅，而是用和平的方式。因為北京看到台灣領導人似乎願意向中國大陸傾斜，幾乎是要投降。甚至美國新上任的歐巴馬政府官員也認為，目前台海關係的緊張局勢降低了，這樣很好。如果有一天，台灣和中國簽訂和平協定，幾乎要把台灣賣掉，犧牲台灣的自由民主，則美國會有什麼想法？ 葉望輝回答：這是我們在1979年制訂台灣關係法時沒有考慮到的情況。當時兩岸都是一黨制，如果雙方有什麼協定，那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談判的結果。那時候台灣並不是民主國家，很多美國人也不願意說台灣是一個國家。 在民主制度之下，如果台灣與中國有任何協定，這是政府跟政府之間的談判嗎？如果是政府跟政府簽的協定，立法院的角色是什麼？更不用講台灣人民的角色是什麼。大部分的美國人認為，台灣的民主化在90年代已經完成了，如果沒有台灣人民的多數支持，任何總統或政黨不可能去和中國大陸達成任何協定，這是很合理的想法。現在台灣有些人很擔心，一個經由民主選上的總統或是他的政黨，能夠和共產黨簽訂協定，而這個協定的內涵沒有受到立法院或人民的分析甚至支持。在民主制度之下，應該有什麼過程讓人民了解，然後支持這樣的一個協定，這是政府的責任，人民或代表則應當鼓勵或要求政治領導人採取新的措施，來對應這個協定的過程和內容。在美國的話，總統可以去談判，但是談判的結果必須送參議院審查、開公聽會，如果遭到法定人數的反對，這個協定就不能通過。台灣的立法院是否需要這種程序？雖然國民黨在立法院是多數黨，但是如果立法院有聽證會針對協定內容進行分析，台灣人民會更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他們比較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或許能夠影響政府的做法，我認為台灣的民主制度在這方面需要改善。至於美國會有什麼反應，美國第一個反應絕對不會說台灣的立法院應當要有聽證會，第一個反應會表示遺憾，對美國而言，這個問題很頭痛，我不要這個麻煩，這不是很sophisticate（世故）的說法，但卻是很實在的反應。我們不要考慮到這種情況，而中國大陸也很了解我們的感覺，所以他們有機會推動自己的利益。 武器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近幾年我們很多重要的參議員認為，台灣不願意保護自己，我們為什麼要保護台灣？台灣關係法談到美國要嚇阻中國，要嚇阻他什麼？台灣不要保護自己，不需要對中國使用武器，當中國侵略台灣時，如果台灣不使用武器，我們怎麼嚇阻中國呢？用經濟的工具嗎？台灣跟中國的經濟關係比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更密切，我們要利用什麼工具？台灣也不願意利用這些工具，我們為什麼要利用這些工具呢？你要美國說「中國是一個安全上的敵人」，台灣卻不願意說「中國是一個安全上的敵人」。我們有一個說法：You cannot be more catholic than the Pope.（你不能比教皇更像天主教徒）。IfAmericais catholic in support ofTaiwan, but the Pope inTaiwandon’t support himself, we cannot be more catholic than the […]

【出版說明】   自2000年5月起，民主進步黨執政八年，中國國民黨杯葛軍購，無法在軍備上汰舊換新；其影響，遠者使國防上的安全保障堪慮，近者飛機頻頻失事，馬英九身為總統，竟然無視於這種因果關係。 馬英九在去年5月就職，旋即派國安會祕書長蘇起赴美，要求奧運（在8月舉行）結束前，暫緩對台軍售。如果依照正常的外交運作，反而是要利用奧運的機會軍購，纔是維護國家利益的外交行為。依照中國的戰爭理論，有所謂「軍事的戰爭行為」和「非軍事的戰爭行為」；外交是屬於後者，是要站在第一線以非軍事行為維護國家安全與利益，但馬英九卻以「外交休兵」，放棄國家主權。 本期的安保通訊，以國防與外交的議題為主軸。陳國雄先生的「台灣的安全守得住嗎？」一文主要是介紹歐漢龍（Michael E. O’Hanlon）的文章並加以申論；討論中國侵略台灣可能發生的狀況，諸如飛彈來襲，以及空軍、海軍船艦、兩棲登陸作戰、化學武器、空降部隊以及漁船團（即中國視為「第二海軍」）等來侵的可能性。 鄭欽仁教授「外交休兵」一文是發表於今年5月2日「財團法人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主辦的「馬政府外交休兵傷害台灣國家主權」座談會上，事後以「後記」加以補充。 本期的「海內外台灣國是會議專輯」是選自今年5月9日世界台灣人大會與台灣國家聯盟共同主辦，而以「國家安全與主權外交」為題，發表的意見。其中，蔡同榮立委的致詞是陳國雄先生整理的。張旭成、蔡明憲等兩位先生演講雖有「大綱」，其內容仍由陳國雄先生費心加以整理。另外，許世模與章家敦兩位先生的論著也是在會議上發表的文章。章家敦先生以一個外國知名的評論家，體會我們面臨的種種困境，鼓勵我們、尊重我們；國人不應妄自菲薄，應體認建國的尊貴與榮耀。還有，本通訊可以順利刊載此專輯內容，得力於李邦孚先生之協助，特此感謝。 一年以來，馬政府口口聲聲說要振與經濟，理應努力與各國協商，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但馬政府只鎖定與中國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實際上是任由中國圍堵台灣的經濟而陷入「一個中國」政策的政治陰謀。馬的一意孤行，無視於中國內部社會與經濟現狀的混亂，故本期刊載「不要讓中國拖垮台灣」一文，希望國人正視中國內部的混亂，以免與中國膠著，成為祭壇上的犧牲品。

台灣安保協會研究員 日本內閣會議於7月17日通過「2009年防衛白皮書」，其中針對台海雙方的軍力比較，提出三個特徵：一、陸軍方面，中國擁有壓倒性的多數兵力，但對台灣本島的登陸作戰「仍然有其極限」，然而中國持續打造大型登陸艦艇，作戰能力已有所提升；二、海空軍方面，中國具有壓倒性的數量優勢，雖然台灣具有性能方面的優勢，不過中國海空軍的現代化，在近幾年有顯著的成長。三、飛彈攻擊能力方面，中國擁有射程涵蓋台灣的大量短程飛彈，台灣對此缺乏有效的對抗手段。白皮書也指出，由於中國積極推動軍事現代化，雙方軍事平衡已經朝向對中國有利的方向變化，今後美國對台軍售的動向，將備受外界注目。 既然台海的軍事平衡已經朝向對中國有利的方向變化，如果一旦中國攻打台灣，台灣的安全守得住嗎？這個問題大家都很關心，很多人也有先入為主的觀念，普遍對台灣的防衛能力缺乏信心。然而理智告訴我們，透過專業性的客觀分析，才能夠提供符合實情的真相，所以本文要介紹一篇純粹專業的軍事分析，提供給大家參考。 在此之前，讓我們先來看一個離譜的例子，今年漢光演習在6月初的電腦兵棋推演中，想定（scenario）有22萬解放軍在台灣北、中、南三地大舉登陸。這種想定完全背離現實！其實，中國兩棲作戰艦艇的總運載量，只能夠運送1萬人到1萬5千人以及一些重裝甲部隊，根據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的評估，這個運載能量在2010年之前不會增加。 如果從戰史上來看規模最大的諾曼第登陸作戰，在登陸作戰的第一天，聯軍就出動了各型軍機一萬一千餘架次、各式軍艦四千六百餘艘，在擁有壓倒性制空和制海權的情況下，從清晨到晚上也才登陸了14萬餘人。反觀解放軍可以實施空投及兩棲登陸作戰的機艦，規模遠遠不如當時的聯軍，又如何能在短時間內將22萬大軍送上台灣？料敵從寬固然無可厚非，然而這種過度膨脹敵軍實力的想定，不但無法正確驗證防衛作戰計畫是否妥善，反而有長敵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之嫌，講白一點，就是打擊國防信心。 談到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台灣的安全守得住嗎？根據美國國防部在今年3月25日發表的《2009年中國軍力報告書》指出，雖然台海兩岸軍事失衡更傾向中國有利，但如果北京對台動武，勢必付出高昂代價；中國兩棲作戰與空降運輸能量都不足，對台灣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的能力仍然很有限。回溯《2007年中國軍力報告書》，其中第33頁分析「嚇阻（中國對台動武）的因素」指出，中國尚未具備足夠的軍事能力，沒有把握達成對台灣的政治目標，尤其是在面對美國介入的情況下，中國更沒信心。這整段內容，在《2008年中國軍力報告書》第43頁，也一字不變地重覆一遍。 2007年4月底，前太平洋美軍司令布萊爾上將（Admiral Dennis Blair）在接受美國《國防新聞周刊》專訪時直言，中國現在沒有能力攻占台灣，如果台灣繼續強化國防，台海和平可以繼續維持。布萊爾將軍於1999年至2002年期間擔任美國太平洋軍區司令，目前擔任美國國家情報總監，他在軍事上的專業度與權威性，深受各界信賴。 此外，本文要鄭重推薦的是，卜睿哲（Richard C. Bush）和歐漢龍（Michael E. O’Hanlon）在2007年合著出版一本新書《獨特的戰爭：中國挑戰美國的真相》（A WAR LIKE NO OTHER: The Truth About China’s Challenge To America）。卜睿哲曾於1997至2002年擔任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現任華府著名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歐漢龍是重量級的國防專家，也是布魯金斯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這本書的內容在於分析美國與中國「終將一戰」的可能性，並提出如何避免那種夢饜的一些建議。對於專研台美中三邊關係及關心台灣安全的人來講，這是一本值得細嚼慢嚥的好書。 尤其是，這本書的附錄「為何中國無法拿下台灣」（Why China Could Not Seize Taiwan），是一篇純軍事的專業分析，應當是歐漢龍的手筆。其可貴之處，在於內容精湛且淺顯易懂。該文明確指出，「無論目前或是未來數年間，中國無法獲得兩棲登陸作戰成功所需要的空中優勢。」、「如果中國企圖全面入侵台灣，不但會遭受失敗，也會造成現代戰爭史上最驚人的損失，在軍事上是不需要美軍來台灣幫忙打這種戰爭。」 在介紹這篇附錄的精要內容之前，先來了解台灣海峽在台灣防禦作戰的戰場態勢。台灣海峽南北兩端長約400公里，寬度最北端（從平潭島到富貴角）約172公里，最南端（從東山島到鵝鑾鼻）約370公里。台灣海峽平均寬度約200公里，最窄處為123公里（新竹至平潭），比英吉利海峽的33.8公里寬很多，狹窄的英吉利海峽是英國最大的安全保障，從1066年之後就沒有任何外國部隊可以入侵不列顛群島。由此可知，台灣海峽是台灣國防安全的極大屏障。至於台灣海峽在登陸作戰中的天時和地利條件如下： 一、台灣海峽水深大部分都在100公尺以下，尤其台灣西部沿海離岸15公里以外，有些深度在40公尺以下，潛艦（平均長度約65~75公尺）很難活動，中國雖然擁有為數眾多的潛艦，但卻難以在此得利。而且西部沿岸坡度平緩，方便在淺水中佈署各種水底防禦工事，可擴大灘頭前線的防禦縱深。 二、台灣海峽的風浪險惡，約有四至五個月的颱風季節，及連續三至四個月的東北季風，適宜渡海作戰的天氣每年大約只有三個月（春末到夏初）。此外，海峽的水流方向為南北走向，對從西向東的渡海航行，也會構成相當困擾，至少對橫渡海峽的士兵會造成普遍暈船及體力耗損。 因此，台灣海峽的戰場態勢，基本上有利於台灣的防禦作戰。至於一旦中國攻打台灣，台灣的安全守得住嗎？以下是附錄文章「為何中國無法拿下台灣」（Why China Could Not Seize Taiwan）的分析。   兩棲登陸作戰的成功要素 首先，針對美國國防部於2004年提出的《中國軍力報告書》，在談到中國可能會入侵台灣的問題時，認為「在2010年之前，中國人民解放軍要執行一場如此複雜的戰爭，很可能會遭遇極大的困難，但是如果北京願意承受因為發動侵略所造成政治、經濟、外交及軍事等方面的損失，並排除第三者的介入，中國將會戰勝。」附錄文章對這種結論提出高度質疑。該文指出： 其實中國並不具備成功入侵台灣的基本要素，而且在未來幾年也不可能成功。一般來講，入侵者若想獲得成功，首先必須具備空中優勢，最好是徹底掌握制空權（中國可能享有空中優勢，但是要癱瘓或摧毀大部份的台灣空軍，極為困難）；其次，攻擊者必須結合機動調度、奇襲和有生戰力，在登陸地點的局部地區，兵力和火力的數量都要勝過守方；第三，進攻者對初期占領的據點進行增援，必須比守方對同一地點所能運送的增援部隊和裝備更快速。如果進攻者具備絕大部分或全部的上述條件，就很有機會確立並達成初期的占領。如同下列的戰史表（表一）所示，進攻者沒有具備所有的三項優勢也能夠成功，但在這裡所考慮的案例中，至少必須具備兩項的優勢才能夠成功。中國根本無法達成任何的這些條件，唯一可能的例外是空中優勢這一項─但不是現在，也不是在未來的幾年之內可以辦到，除非台灣在軍事上犯了應當可以避免的重大錯誤。 該文也對歷來戰史上兩棲登陸作戰成功與失敗的案例，歸納出兩棲登陸作戰的成功要素，如表一所示。 表一：兩棲登陸作戰的成功要素 （攻擊發起日之後3~10天，在台灣特定地點） 案例／進攻者 制空權 初期階段 在攻擊地點兵力和火力的優勢 增援階段 在攻擊地點增援的優勢 […]

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 一、前言 馬英九的「外交休兵」，從結論上說，是放棄中華民國或是台灣做為主權獨立國家，不必兵臨城下，使台灣漸漸淪為中國的一部分；在中國、實際上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下，二千三百萬人從此喪失自由與民主，而淪亡在中國共產專制帝國的統治。 原因是國家主權的表現在「外交行為」；所謂外交休兵是放棄做為一個主權國家。   二、國家的條件 國際法上典型的國家（主權國），根據1933年簽訂的「Convention on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陳隆志教授策劃的《當代國際法文獻選集》譯作「美洲國家關於國家權利與義務公約」）第一條列舉國家要做為國際法人應具備的資格，即：一、永久的居名（a permanent population）二、明確的領域（a defined territory）三、政府（government）四、與其他國家締結關係的能力（capacity to enter into relations with other states） 對台灣來說，以上所列舉的第一到第三點比較沒有問題，但有關第四點的外交關係的能力，簡單的說它的屬性是主權。所說的主權，不受其他國家的權力干涉，對內是最高，對外是獨立。對外主權表現在外交能力，如派遣使節權、條約締結權與戰爭權。[1] 如以國際法的觀點，從1971年蔣政權被「逐出」聯合國以來的中華民國，外交上的逐漸萎縮、以及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的「流寓政權」（流亡政權）的心態，中華民國還像一個國家嗎？「外交休兵」的馬英九是中華民國的「終結者」，見下文而自明。   三、「主權獨立國家」是通常國家的概念 通常所說的國家是指「單一國家」，另有「複合國家」（即「國家結合」，指邦聯或聯邦），與台灣沒有關係，在此不必討論。正常的國家，是「主權獨立國家」，但是，有許多人聽到主權或獨立，如同遇到毒蛇猛獸，而有一些媒體還助紂為虐，大肆撻伐。郝柏村在行政院長任內（1990～1993年）不主張「主權國家」，當時的泛藍陣營與某些媒體也害怕聽到「獨立」兩個字。 話說回來「單一國家」的分類，尚有兩種；一是有十分的主權與否為基準，分為主權國與半主權國。半主權國在對內能行使最高權力，對外是主權受到制限的國家，普通指的是被保護國與從屬國。 二是對外，在國際法上能力（外交能力）受到制限與否為基準，分為「獨立國」與「非獨立國」。外交能力有者為獨立國，無者為非獨立國。非獨立國中，有被保護國與從屬國。[2] 國人受到缺乏常識的政客與媒體的操弄，竟然不敢追求國家的主權與獨立。一般所說的「國家」就是指「主權獨立國家」。如此說來，台灣有否公民社會，令人懷疑。   四、2000年以前執政黨的國家主權問題 在談馬英九的外交休兵政策下的國家主權之前，先看1990年代中國國民黨的國家主權問題。九○年代的十年，可以說是中國國民黨的「進步派」主張「兩個中國」時期，但被保守派、頹廢派的阻擾，而使問題混沌。 1991年5月1日廢除「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中共不再是一個中國之下的內戰體制。錢復（在外交部長任內，1990～1996年）自此之後不談「一個中國」。 1992年是許惠祐與中國交涉，（即是後來馬英九堅持的「九二共識」問題，）為93年辜汪會談鋪路。在92年，國民黨政府也喊出「一個中國的陷阱」，以免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93年9月21日《自立晚報》刊出錢復專訪，「我們不能再談『一個中國』」一文。但同月23日錢復以「被押解」姿態前往國民黨中央政策會溝通，魏鏞堅持錢復必須聲明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變，必須重申一個中國立場。結果發佈的新聞稿：「政府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從未改變」，中國目前處於分裂、分治狀態，台海兩岸都主張「一個中國」。此新聞稿由魏鏞宣談，可見國民黨的保守勢力壓過外交部。台、中問題，又落到中國內戰體制；分裂國家、國共鬥爭（內戰）的情形。 再看陸委會的情形。93年辜汪會談後，中國發表對台「白皮書」。針對這個問題，陸委會發表「對中共『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的看法──只有『中國問題』，沒有『台灣問題』」一文，指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地區另行「建國」，因此產生「中國問題」。總之，這是「分裂國家」的「兩個中國」主張。 錢復除了以上的主張之外，還使用「兩德模式」而不用「兩個中國」來敘述，用意在維護主權的對等地位。1999年7月9日李登輝總統提出「兩國論」，受到中國國民黨黨內的撻伐；最近，李又重申1991年修憲以來已是「特殊國與國關係」。錢復與李登輝可以說是「進步派」，在維護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但從國民黨內部、中國動向與世界局勢合而觀之，是失敗的；失敗主因還是中國國民黨「投降派」、「頹廢派（偏安派）」的杯葛而喪失時機。郝柏村在行政院長任內（1990～1993年），在立法院答詢時仍不主張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主權獨立國家」。[3] 五、馬英九的主張 以上提到的是李登輝時代（1988～2000年總統任內）對國家主權的處理，李登輝在卸任前不到一年的1999年7月提出「兩國論」，用意在維護主權；這一點可以與馬英九執政不到一年使主權喪失做比較。 接續李登輝之後的陳水扁，受到國民黨、中國甚至美國的壓迫，被要求「維持現狀」。但在2002年8月提出「一邊一國」，意在脫中國化，但受到形勢以及其就職時所提出的「四不一沒有」綁死。但在2007年7月向聯合國提出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雖然失敗，本不是一蹴可及的。接著是馬英九的執政。 馬英九對「國家主權」的看法究竟如何，實際上並不是從他當總統後，「外交休兵」纔拋棄「國家主權」的。但因馬為競逐總統而政策傾向民進黨的主張，使綾線模糊，以此「障眼法」欺騙大眾。因此可以分兩個階段加以探討。   （一）馬擔任總統之前的作為 馬英九在台北市長任內（1998～2006年）的2001年，亞洲盃女子足球賽時取締中華民國國旗；代之以十二面的中國五星紅旗，但警方不過問，未加以取締。國旗是國家的象徵，是法制的一部分，取締國旗，未受彈劾，也未受中國國民黨黨紀處分。 馬毋視中國的權力鬥爭、軍方抬頭、農民困苦以及對維吾爾、西藏等民族的壓迫和屠殺，盲目的要「盡一切努力」達成其「統一」的目標。[4] 馬假設台灣已經沒有「活路」，所以向中國尋求生存空間[5]。馬的「新思維」竟然是「九二共識」，昧於對「九二有否共識」之外，實際上也是放棄中華民國，不再談「一中各表」，蓋一中各表實是「兩中」。[6] （二）馬的外交休兵與國家主權 馬英九的「兩岸外交休兵」和「活路外交」是2008年8月4日、由行政院長劉兆玄陪同赴外交部演講，要一百多名的科長級以上外交人員聽他的訓示，這表示以總統的身分掌控外交，而背後的國安會的蘇起等人為幕僚[7]。 所謂「兩岸外交休兵」是在「兩岸架構下談外交」，自處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附屬下而喪失國家主權，怎能如馬英九所說的，以「尊嚴、自主、務實、靈活」作為處理對外關係與爭取國際空間的指導原則？ 馬英九舉蕭胡會、連胡會、吳胡會與兩岸兩會復談為例，說是雙方願意在「九二共識」即是放棄「一中各表」、也就是放棄中華民國前提下的協商；而昔日蘇起、馬英九之流還為此爭到臉紅脖子粗，無疑是魚目混珠的騙術。 但美國對此有充分的瞭解和掌握。美國聯邦議會超黨派的「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在去年（2008年）11月發表的年度報告很清楚的說： 台灣政府的高官們為加盟國際機構，以不追求主權國家的地位作為前提，說是這是追求實利的方法。[8] […]

陸淵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六十甲子，在中國朝野都有天命告終的恐懼。中共內部除了政治鬥爭之外，還面臨西藏暴動事件五十周年，天安門事件二十周年，雖然紀念日已經過去，但潛在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政權並沒有明白的交待能使事件有一個結束。 去年中國內部有「零八憲章」的公民運動，雖然屬於知識階層的運動，但有發酵的可能性。除此之外，民族衝突、官民衝突、三農問題、貧富差距、公害問題、失業問題等等；但馬政權不顧這些因素，不但不能和中國保持相當距離，還全力向中國傾斜，如此情形，勢必對台灣的政治與社會、群體與個人帶來傷害。   一年有9000件暴亂事件的社會 這幾年中國經濟上揚，但數年來草根的抗議行動層出不窮，有暴動、罷工、示威、集體抗議行動，數年來平均一年有9000件。 中國南京大學教授蔡少卿指出，三餐不繼的人只好加入黑社會，這樣的人大多來自出外打工的勞動者、失業的移民，因貧富差距的擴大，走投無路只好加入黑社會，黑社會勢力的擴大，威脅共產黨的政權。 由於治安的惡化，去年八月在北京舉行奧運時，只好增加武裝警察部隊。在地方則發生群眾示威、集會，燒地方政府的建築等等。不得不動用軍隊，維持治安。對這樣不正常的地方，不應鼓勵觀光與留學。   廣東中小企業倒閉有五萬家 中國據稱外匯存底之多是世界排名第二位，廣東又是經濟開發地區，但近年來廣東省的中小企業倒閉有50,000家。廣東省最高權位的省黨委書記（黨政治局員）汪洋指出治安對策是有限的，暴動起因是中央政府的經濟政策錯誤，其箭頭指向溫家寶。（參考2009年6月24日出版的Sapio）   中國失業問題嚴重，一說有三億人 中國的貿易輸出也大為減少。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的範劍平指出：2008、2009年兩年之間因貿易激減，就有2500萬件，喪失約1億人份的雇用。 世界銀行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指出：自去年秋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失業問題嚴重。喪失土地而化為流浪的農民有5000萬人；今後可能每年持續增加50萬人以上；也有看法，以為中國境內已有3億人失業。 實際的失業率有多少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說法，去年年尾到今年年初，只有農民工失業的就有2500萬人（超過台灣總人口200萬人），去年都市部實質的失業率是「9.6%」，是中國政府公佈的「4%程度」的兩倍以上。今年有可能是兩位數。   大學畢業即失業，來台搶飯碗 今年大學畢業生預估有610萬人，2007、2008年畢業而失業者有250萬人，兩者合計有860萬人。根據政治協商會議委員的說法，860萬人將有500萬人就職困難。 馬英九、劉兆玄政權擬承認中國學歷，中國人來台，將使台灣青年的就業增加困難。中國人將會利用探親、觀光、留學、甚至偷渡潛入，滯留不歸。不但會使台灣青年喪失就業機會，勢必產生「文化摩擦」，造成社會不安。   GDP的成長與失業人數的關係 中國到底要有多少成長才能解決失業問題？據說，其國內總生產(GDP)成長1%，可以新雇用100萬人。中國的勞動市場每年以超過1000萬人在持續擴大，如果不能維持10%的成長，就不能吸收勞動力。去年經濟成長9%，是六年來首度下跌到10%以下；今年第1四半期(1~3月)的成長率是6.1%‧世界銀行的估計，今年經濟成長率減速致6.5%，是19年來的低水準。故中國的經濟並不樂觀。   窮兵黷武、勞農赤貧 2008年初，世界銀行對中國的經濟調查報告指出：2007年初階段，中國一年薪水在人民幣800元以下的勞動者有2億5000萬人，是社會動亂的潛在主因。 但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無視人民生計，不斷擴充武備，花費驚人。根據2008年3月第11屆全人代第一次會議的報告，2008年度的國防費用是人民幣4,099億元，比前年增加17.7%。中國的國防費連續20年是兩位數，中國要反駁「中國威脅論」，缺乏說服力。 話說回來，中國花費巨資，窮兵黷武，號稱社會主義農勞階級的國家，勞農竟然赤貧。自江澤民時代以來，對青年加強愛國主義的洗腦教育，要由大國變為超強國，振興「中華民族」，其實已走在帝國主義的道路，步上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侵略國家的覆轍。 台灣的執政黨目前與中國配合，以愚民政策扛著「炎黃子孫」，扣著「大中華主義」的大帽子，要兩千三百萬人跟進，從「近代」走向「封建」，從「民主」走向「專制」，與國共兩黨共同承擔屠殺台、中雙邊人民的罪惡，台灣人應該覺醒，不應總是「易欺而難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