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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   2008年11月下旬美國國會超黨派的「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發表年度報告。此報告關係台灣的政治、經濟、外交與軍事等的安全保障，受到重視。 但是該報告原達四百頁，取其方便，適有古森義久先生撰有一篇摘要刊載今年（2009）年3月的日本月刊will。本會理事蔡焜燦先生與古森先生是舊識，透過蔡先生取得作者的同意，譯成漢文，提供關心國是的人參考。古森先生在卷首，首先介紹「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這也是國人應該知道的機構。 古森義久（Komori, Yoshihisa）先生，現任產經新聞駐華盛頓編輯特別委員。1941年生。慶應大學經濟學部畢業，留學美國華盛頓大學。歷經每日新聞記者、華盛頓特派員等，1987年任職產經新聞。擔任過駐倫敦、華盛頓支局長，初代駐中國總局長。著作甚多。尤其對中國有深刻的認識。今得以翻譯，謹謝兩位先生。 ─ 譯者 ─ 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 美國在歐巴瑪政權之下如何對付中國？ 在美國對中政策與結果之下的美中關係之起伏與對日本來說有重大意義，自不待言。 要暸解美國對中國最新的認識與態度，最有價值的是去（2008）年11月下旬正式發表的報告。此即美國國會的超黨派政策諮詢機構「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的2008年度報告。 美國的中國研究不論是官方或是民間，其範圍與深度都超過日本，而且銳利活潑。在許多致力研究中國的組織之中，此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是範圍最廣、最深入的機構。 2001年創辦的該委員會其活動的主要目的是「調查美中兩國的經濟關係對美國的國家安全保障之影響」。因此不只是探討中國方面的經濟，政治、外交、軍事、金融甚至能源政策等廣大領域都是注意的焦點，其各種動向對美國安全保障有什麼意義，一一加以探討，並將其結果提供議會與政府的政策參考。 該委員會的構成是由聯邦議會的民主、共和兩黨的有力議員推薦對中國的專家十二人擔任委員。這些委員親自到中國調查之外，還由政府的國防總部、財政部、中央情報局（CIA）、國務院等諸有關連的機構獲得情報。進而鎖定個別的具體課題召開公聽會，針對課題招喚專家為證人，聽取報告，並要求提出資料。 2008年度報告的基礎調查活動，委員會不只到中國本土，還訪問香港、台灣、韓國與日本，與這些地域的官民之有關中國問題者面談。 公聽會將近有一年的時間召開九次，其中一次是在由中國輸入海產物現場的Louisiana州召開的。其餘八次是華盛頓聯邦議會為舞台。出席這些公證會的證人合計有九十二人。 原來這個委員會的設計是對中國以及美中關係專門的委員，按照各人的分野招喚專家、聽取報告。 這個調查委員會最大特徵之一是搭配民主、共和兩黨的思考與見解，具有超黨派的性質。十二個委員有六人是由民主黨，其他六人由共和黨的議員任命的。 現在的委員長是中國軍事問題專家Larry M. Wortzel，由共和黨前眾議院議長Ｊ. Dennis Hastert推薦的；副委員長Cardyn Bartholomew是中國人權問題與通商問題的專家，由民主黨的現任眾議院議長Nancy Pelosi任命的。 只從這兩位委員看來，推薦方面的議員是保守與自由派，有顯明的對照；但委員會全體來說，包羅很廣。 因為這樣，政權由布希轉變為歐巴瑪，即使議會的民主黨方面的議席增加，該委員會本身具有強有力的角色並沒有改變。   年度報告書的主軸 接著年度報告的內容介紹如下。 這報告是2008年該委員會的調查、研究、分析，總括的建議。該委員會除了這正式發表的報告書之外，另有對政府諸機關與參眾兩院議員提出的秘密報告書。 年度報告全部內容之中主要調查結果有以下諸點。 ─、中國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受中國當局的操作，不當的壓低。 ─、中國為追求政治與經濟利益所使用的手段，竟然運用主權國家資產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 , SWF , 簡稱國家基金）。 ─、中國為高度技術製品的交易與開發，違反向來的規範在進行。 ─、中國海產食品的對美輸出，威脅美國國民的健康。 ─、中國的活躍開始引起世界能源供應的遽變。中國二氧化碳的排出量也急遽增高。 ─、中國涉及大量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嚴重問題。 ─、中國用各種新手段強化外交的影響力。 ─、中國對韓國、日本、台灣關係的起伏，對美國具有很大的意義。 ─、中國侵入美國的電腦系統以及對太空的動向，已經構成威脅。 ─、中國對其國內新聞媒體以及網路的制限，引起國際上的擔憂。 […]

嚴孝亮 譯   藉由識別關鍵趨勢、推動這些趨勢的要素、它們的可能走向，以及彼此之間的互動方式，我們編集完成《2025全球趨勢：轉變的世界》。其中使用多項案例，來解說在此研究中所檢視諸多推動要素（例如：全球化、人口統計、新勢力的崛起、國際機制的衰退、氣候變化，以及能源的地緣政治）可能彼此互動，進而對未來決策者形成挑戰與機會的多種情況。就整體而言，此研究更貼近於說明塑造事件的要素，而非預測將會實際發生的事件。 藉由檢視可能會對未來事件與發展形成重大影響的一些變數，此研究企圖協助讀者辨認指示事件走向的路標，並識別以政策介入的做法，改變或鎖定發展軌道的機會。我們所希望傳達的訊息之一是：「如果您對事件的走向樂觀其成，就應該採取及時行動來維持它們的正向軌道。如果您不滿意事件的走向，則需要發展並實作政策以變更其軌道。」例如：本報告對於擺脫石油之轉變的檢視，即說明了不同的軌道將會對特定的國家造成不同的結果。更為重要的訊息則在於領導才能的重要性。趨勢並非永遠不變，即時與明智的介入能夠減少負面發展的可能性與嚴重度，並能增加正面發展的可能性。 《2025全球趨勢》是「國家情報議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所領導之工作（致力於識別可能塑造未來十年或更久之後，全球事件的關鍵推動要素與發展）的第四期成果。其成果和產生過程均受益於前期所獲得的經驗。每個版本的《全球趨勢》都匯集了更大量與更多樣的專家社群。我們的第一期工作，專注於2010年，主要依靠「美國情報社群」（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內部的專才，並涉及了美國政府和美國學術社群的其他單位。在《2015全球趨勢》，我們則與更大量和更多樣的非美國政府專家團體共事，他們大多數都是美國公民。 在第三期的《2020全球趨勢》，藉由在五大洲召集六場研討會，我們大幅擴張了非美國專家的參與。我們也增加了在美國所舉辦會議的次數，並以更多形式進行這些會議。這些集會使我們更加了解特定趨勢及其推動要素，以及全球不同地區專家對這些要素的見解。 過去的每一期工作都產生了更有趣與更具影響力的報告。全世界針對《2020全球趨勢》的回應可謂非比尋常。該報告已經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在政府辦公室中多有就此爭論，在大學的課程中也都予以討論，而且是許多國際事務社群會議的起始議題。無數專家與民眾都已審慎閱讀過這份報告，並且提出了具有建設性的批評。 為了針對先前報告所引起的興趣乘勝追擊，以及囊括更為廣泛的專才，我們再次修改了產生《2025全球趨勢》的過程。除了依然增加更多美國本土及國外非美國政府專家的參與，以發展出目前研究的基礎架構，我們還透過網際網路，與全美和其他多個國家的參與者共用多份草稿。這一期的《全球驅勢》是目前為止最注重協同合作的，這種做法使其獲得更好的成果。而且，對於數以百計致力於這項工作，奉獻出大量時間、智慧與精力的人們，我們都懷有無盡的感激之情。 如我們先前就塑造未來全球趨勢的觀察，編集《2025全球驅勢》的程序及其附帶利益，和最終的成果一樣重要。隨著編集報告而產生的觀念和獲得的深刻見解，已經使無數分析師的工作內涵更為豐富，並已納入到由「國家情報議會」和其他「情報社群」機構發佈的無數分析作品中。根據傳聞，這些觀念和見解，對於非美國政府員工參與者的想法與工作也都有所影響。我們對於這種相關的有益效果引以為榮，並期待當更多人有機會閱讀此版本的《全球趨勢》並給予反應時，將會擁有更為豐盛的收穫。 許多人員都對《2025全球趨勢》的編集有所貢獻，不過最重要的則非馬修‧布羅斯（Mathew Burrows）莫屬。他的智慧天賦與管理能力對於此報告的產生至關緊要，此報告的所有相關人員都應該向他表示謝意。馬修本人在下一頁的感謝名單中列出了具有特殊貢獻的其他人員。其他還有許多人都有重要貢獻。沒有所有參與人員的支援，我們就無法產生此版本的《全球趨勢》。我們衷心感謝因為這次協同合作而促成的夥伴關係和友誼。   C. 湯瑪士‧芬格 國家情報議會主席  執行摘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架構的國際體系，由於新勢力的崛起、全球化的經濟、相對財富與經濟力量從西方至東方的歷史性轉移，以及非國家參與者的擴大影響，到了2025年將會不復以往。彼時，國際體系會是全球多極的，而且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力量[1]的差距會持續縮短。與民族國家之間勢力變化同時發生的，會是各種非國家參與者（包括商業、族群、宗教組織，以及犯罪網路）勢力的增長。不僅參與者發生改變，就連促成持續國際繁榮的重要跨國問題，也都會具有不同的範圍和廣度。已開發世界中的高齡化人口，能源、食物及水資源的增加限制，以及對於氣候變化的憂慮，都會讓這史上空前的繁榮年代有所失色。 歷史上，新興的多極體系往往不如單極或兩極的體系穩定。儘管近期的金融劇變可能會使許多進行中的趨勢加速進展，我們不認為目前正走向國際體系的完全崩潰（在1914~1918年早期全球化停頓時所發生的狀況）。然而，未來轉變為新體系的20年確實充斥著危機。當然，策略上的對抗最可能在貿易、投資及科技創新和收購的方面出現，不過我們也無法排除如十九世紀般的軍備競賽、領土擴張，以及軍事敵對狀況。 正如我們用來說明多種可能未來的一系列插圖，整篇故事並沒有明確的結局。雖然美國應該依然會是最有力的單一參與者，美國的相對力量（即使是在軍事領域）卻會衰退，而且美國的影響力也會更受限制。與此同時，無論是國家或非國家的參與者，能夠或願意承擔重任的程度都尚未明朗。從舊秩序到未成形新秩序的不完整轉換，將會讓國際體系備受壓力，決策者與公眾都將需要因應多邊合作的增長需求。   推動經濟成長的新興角色 就規模、速度及流向而言，目前進行中的全球財富與經濟力量轉移，大致上是從西向東的，這在現代可說是史無前例。這種轉移出自來兩個源頭。首先，油價與物資價格的高漲為波斯灣國家和俄國帶來意外之財。其次，較低成本與政府政策的結合，已經讓製造業與一些服務業的重心移至亞洲。 巴西、俄國、印度及中國（依開頭字母合稱BRIC）的成長預估顯示，到了2040~2050年之間，他們的集體GDP將會等同於原始G7的全球GDP佔有率。在未來的20年內，中國對全世界的影響會超過其他任何國家。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到了2025年，中國將會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會是主要的軍事勢力。它也可能會是自然資源的最大進口者和最大的污染者。印度應該會繼續享有相對快速的經濟成長，而且會尋求讓新德里成為多極世界中的標竿之一。中國和印度必須決定參與全球事務的意願和能力可達到何種程度，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俄國擁有在2025更加富裕、強大、自信的潛力。其條件是要對人力資源投資，讓經濟擴張和多樣化，並與全球市場整合。另一方面，如果無法採取這些措施，而且石油與煤氣價格都維持在每桶50~70美元的範圍，俄國也可能發生顯著的衰退。根據預測，其他國家都無法躍升至中國、印度或俄國的等級，而且也無法抗衡它們的個別全球影響力。不過，我們也預期看到如印尼、伊朗及土耳其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增長。 就大局而言，中國、印度和俄國都不會在自我發展方面遵循西方的自由模式，而是會使用不同的「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模式。「國家資本主義」這一鬆散名詞的用意，是要描述讓國家扮演最重要角色的經濟管理系統。其他新興勢力，如南韓、台灣和新加坡，也都使用國家資本主義來發展它們的經濟。然而，俄國，尤其是中國，由於它們的幅員和「民主化」的手段，跟進這條道路所造成的影響特別深遠。即使進步緩慢，而且全球化讓許多最近民主化的國家都蒙受社會與經濟壓力，進而可能減弱自由的機制。對於它們加深民主化的長期前景，我們持續秉持樂觀的態度。 其他許多國家則會在經濟上更為落後。南撒哈拉地區（Sub-Saharan Africa，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依然會是最脆弱的區域，無論是經濟混亂、人口壓力、內戰及政治紛擾都可能頻繁發生。儘管針對物資的全球需求增加，南撒哈拉地區會是主要的供應地，當地的居民卻不太可能獲得顯著的經濟利益。持續物資價格高漲所帶來的意外之財，可能會進一步讓許多區域中腐化或設施不良的政府深陷泥沼，進而減少民主和市場機制改革的可能性。雖然在2025年，許多拉丁美洲國家都將擁有中階收入，其他國家，尤其是長期擁抱民粹政策的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則會一路落後。像海地之類的國家甚至會變得更加貧窮和難以治理。總之，拉丁美洲將會繼續在經濟競爭力方面落後於亞洲和其他快速成長區域。 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將在實際上佔有未來20年的所有人口成長，西方則會出現低於3%的成長。日本和歐洲會在國民平均財富的方面，更加拉開與中國和印度這些新興勢力的差距。不過由於工作年齡人口規模的縮減，他們也必須努力維持健全的成長率。美國會是已開發世界中人口高齡化的少有例外，因為它將出現較高的出生率和更多移民。試圖從較弱勢國家移居到較強勢國家的移民應該會更為增加。 在目前的「不穩定弧線」中，具有年輕年齡結構的國家數目，預計將會減少多達40%。維持的年輕化國家中，四個之中會有三個位於南撒哈拉地區。剩餘的國家則幾乎都會位於中東的核心地帶、散佈在南亞與中亞之間，以及在大平洋島嶼上。   新的跨國議題 資源問題將在國際議題中分外突出。前所未有的全球經濟成長，雖然在其他許多方面都具有正面意義，卻會對一些高度策略性的資源持續施壓，這些包括能源、食物及水資源。而且需求將會輕易超越未來十年的一切供給。例如：非「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液態碳氫化合物的生產，也就是原油、液態煤氣，以至於瀝青砂之類的非傳統產品，都無法配合需求等量成長。許多傳統能源生產者的石油和煤氣生產都已經下降。在其他地方，如中國、印度和墨西哥，這類生產則已近乎停擺。能夠大量擴充生產的國家將會減少，石油和煤氣生產會集中在不穩定的地區。由於這點和其他因素，全世界都會處於從石油變成天然煤氣、煤和其他替代品的基礎能源轉變時期。 世界銀行估計由於世界人口的成長、富裕度的提高，以及更大量中產階級對西式飲食的偏好，在2030年對食物的要求會提高50%。穩定水資源供給的缺乏（尤其是農業用水）則會達到嚴重的比例。而且由於快速的全世界都市化和未來20年增加的約12億人口，這項問題還會更加惡化。在今日，專家們將合計約6億人口的21個國家，視為農地或淡水不足。由於持續的人口成長，到了2025年，則會有合計約14億人口的36個國家落入此一範疇。 根據預測，「氣候變化」會使資源的匱乏更為惡化。不過，氣候變化的影響會因區域而有所不同。一些區域會開始因為有害效果而受害，尤其明顯的會是水資源的缺乏和農業生產的損失。由於集中在開發中國家（尤其是在南撒哈拉地區）的不均衡衰退，時間一久，農業生產的區域性差異會越來越明顯。多數經濟學家都預測這些農業損失會在本世紀末造成嚴重衝擊。對於許多的開發中國家，減少的農業輸出具有毀滅性。因為農業佔有它們經濟的一大部分，而且它們的許多人民都僅處於存活的邊緣。 「新的科技」可以再度提供解決方案，例如化石燃料（fossil fuels）的可行替代品，或是克服食物和水資源限制的方法。不過，目前所有的科技都無法就需要的規模取代傳統的能源結構，而且在2025年，新的能源科技可能還無法商業化和廣泛散佈。科技創新的進度會是關鍵所在。即使有偏好生化燃料、清潔煤碳或是氫動力的政策和資助環境，轉變到新的燃料依然會緩慢費時。在歷史上，主要的科技都有「延遲採用」的情況。在能源方面，最近一項研究發現，一項新生產科技平均需要25年才會被廣泛採用。 儘管目前認為機會不高，我們依然無法排除在2025年完成「能源轉變」，進而節省能源基礎結構全面翻修耗費的可能性。在此期間，相對快速和價廉轉變的最大可能，來自於更好的可更新發電來源（太陽能與風力），以及電池科技的改進。運用這些科技，個別計畫的基礎結構成本障礙將會降低，進而讓許多小型的經濟參與者都能夠發展自己的能源轉變計畫，以直接照顧自身的利益。例如：為家庭和辦公室供電的固定燃料電池，為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充電，以及將能源回售至供電網格。此外，還有能源轉換的配置，例如從家用車庫的電力產生汽車燃料電池使用的氫氣，如此即可不需要開發複雜的氫動力運輸系統基礎結構。   恐怖主義、衝突及擴散的前景 即使資源問題在國際議題中更為重要，恐怖主義、擴散及衝突依然會是令人關切的事項。恐怖主義不可能會在2025年消失，不過如果中東的經濟成長持續，而且青年失業率有所緩和，便有可能削弱其訴求。年輕人的經濟機會和更大的政治多元性，都有可能勸阻一些人加入恐怖份子的行列。不過其他一些人，由於多種因素的驅使，例如復仇或成為「烈士」的渴望，則會繼續訴諸暴力以追求他們的目標。 當缺乏就業機會和政治表達的合法途徑時，不滿、增長的激進主義，以及召募青年進入「恐怖組織」的條件便會成熟。2025年的恐怖組織應該會有長期成立組織的後代組合，它們會繼承組織性的結構、命令和控制流程，以及必要於進行精密攻擊的訓練程序。此外也會有因為憤怒與遭受剝奪而激進化的新興團體。由於科技與科學知識的散播，這些在2025年活躍的恐怖組織，將對世上最危險的技術觸手可及。我們始終關切的問題之一在於，恐怖組織或其他惡意團體有可能會取得生化武器，或是在可能較性低的情況下，取得核武裝置，進而造成大規模的傷亡。 雖然伊朗的取得核武並非不可避免，其他國家對於伊朗裝備核武的憂慮，卻會使區域內的國家與外部勢力發展新的安全協議、取得額外的武器，並考慮進行它們自己的核武計畫。在「冷戰」時期的大多數時間，強權之間都存在著穩定的嚇阻關係，這種關係是否會在伊朗裝備核武時於中東自然出現，並沒有明確的答案。即使是在核子保護傘下發生的一系列小規模衝突，如果沒有在牽涉的國家之間劃分清晰的警戒線，依然可能造成意外的暴力升級和擴大的衝突。 我們相信當多數國家都專注於全球化和全球勢力結盟轉變的務實挑戰時，類似於冷戰的「意識型態衝突」將不會有落地生根的空間。意識型態的力量會在伊斯蘭世界（尤其是阿拉伯核心）具有最強表現。在與過多年輕人口和虛弱經濟基礎進行鬥爭的國家，例如巴基斯坦、阿富汗、奈及利亞和葉門，伊斯蘭教激進的基本教義趨勢應該會取得更多的支持。 一些近期未曾發生的衝突類型，像是爭奪資源的衝突，都有可能重現。能源不足的觀感會驅使許多國家採取行動確保未來的能源供應。在最惡劣的情況下，如果政府領導人認定，確保取得能源對於維持國內的穩定及其政權的生存至關緊要，便可能造成國際間的衝突。然而，即使是戰爭以外的行動都會造成重要的地緣政治後果。對於海事安全問題的關切，便會提供發展及現代化海軍的理由。中國與印度針對海洋海軍能力的發展正是如此。區域海軍能力的發展可能會造成緊張局勢、敵對，以及相互抵消的行動。不過，卻也會提供進行多國合作以保護重要航線的機會。隨著水資源在亞洲和中東日漸缺乏，在各國境內與國際間合作管理水資源的工作也將更為困難。 在未來20年內動用核武的可能性依然偏低，不過由於數種趨勢彙集的結果，卻會比今日更加危險。核子科技與專業的散佈，已經引起針對新興核武國家與恐怖組織取得核子材料的關切。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的持續小規模衝突一直在加重恐懼的氛圍，這類事件可能會升級成為這兩個核武勢力之間的更大規模衝突。在具備核武的某些弱小國家，未來發生混亂政權更替或是崩潰的可能性，也讓人不斷質疑這類國家是否有能力控制和保護它們的核子武器。 如果在未來的15~20年發生動用核武，國際體系將會遭受嚴重衝擊，因為隨之會立即出現人道、經濟及政治軍事的動盪。在未來動用核武可能會造成顯著的地緣政治變化，一些國家會設法與現有的核武勢力建立或加強安全結盟。其他國家則會推動全球核武的解除。   更加複雜的國際體系 由於新興國際事務參與者的出現、惡化的機制缺陷、區域聯盟的可能擴張，以及非國家參與者和網路的增強力量，過去數十年所發生的權威與勢力擴散，出現了更加快速進行的趨勢。這種國際事務參與者的多樣性，有可能填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老化機制所遺留的空隙，也有可能使國際體制更加分裂，並讓國際合作就此停滯。因為國際社群將會面臨極為廣泛的跨國挑戰，這些參與者的多樣性也增加了未來二十年內發生分裂的可能性。 崛起的BRIC勢力不太可能會挑戰國際體系（這是德國與日本分別在19與20世紀的做法）。不過由於增強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影響力，它們都會有自訂政治和經濟政策的高度自由，而不需要完全採用西方的規範。它們也都想要保持本身的政策自由以便巧妙迴避，讓其他國家承擔處理恐怖主義、氣候變化、擴散及能源安全的重任。 […]

整理 值逢「台灣關係法」制訂三十週年，本協會特別邀請前美國副總統（錢尼）辦公室亞洲安全顧問葉望輝（Stephen J. Yates）來台，於3月16日下午在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演講會，講述台灣關係法對台灣安全之重要性，以及未來台灣應努力之方向。葉望輝曾任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資深政策分析師及前美國副總統之安全顧問，專精亞洲事務，長期關心台灣安全，見解精闢，演講內容精彩，故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 編者 ─   葉望輝演講內容 台灣關係法制訂三十年以來，涉及美、中、台之間長久以來的外交關係、安全關係以及經濟關係。從1979年來看，誰能預料美國、台灣、中國在這三十年來會有這麼大的變化。當時美國認為中國的經濟成長會帶來政治上的開放，但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使人有特別大的失望，一直到現在，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完全沒有改變，他們組織的目的依然存在。他們的目的不是要幫助台灣的人民，也不是要幫助美國的人民，而是要佔領你的土地、佔領你的靈魂，不讓你有思想，不讓你有愛。 過去這段期間，中國的經濟成長是令人驚訝的。但是過去的快速成長，到了今年也許要改變了，從去年第四季到現在為止的經濟成長率是零。 我們必須謙卑承認，我們對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真實情況（reality）並不十分了解，中國的不穩定是一個reality。在這段期間，台灣也從威權統治走向民主，而且在1980年代，沒有人可以預想到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經貿關係會有如此大的突破，現在兩岸的經貿關係是非常豐富，或許是太豐富了。台灣與中國之間在經貿關係上的互賴程度，是當初制訂台灣關係法時料想不到的。但是在雙方經貿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著台灣認同（identity）的問題，也就是雙方經貿發展與台灣認同這兩個趨勢同時成長，這是很奇怪的發展。 在制訂台灣關係法的時候，台灣是美國非常重要的貿易夥伴，中國幾乎不是美國的貿易夥伴，今天卻很不一樣。從冷戰時期到如今全球性經濟衰退的改變，中國所謂的和平演變，實際上只有經濟發展，完全沒有政治開放。在這段期間，台灣雖然走自己的路，但和中國之間有很密切的關係，除了經濟之外，台灣與中國也有其他的關係，這些是我們在1979年的時候完全沒有考慮到。 台灣今天比1979年時的台灣認同更強，這是好的發展，但是台灣今天也很脆弱，雖然有民主化，但民主是一個過程，並不是目的地，不是終點。民主的過程需要維護（maintain），有如花園需要時時除草，台灣的民主化仍需進步。 當時制訂台灣關係法的動機，乃是在冷戰時期中，美國必須和中國建立一種戰略關係，這當中並沒有談到人權、經濟關係、恐怖分子。這個東西很清楚，當時的外交專家（如季辛吉）創造出「一個中國政策」的架構，這是很強的政策架構，但是這個政策架構在冷戰結束後仍然存在，雖然當時的情境與現在的實際狀況（reality）完全沒有關係了，但是這個政策仍然繼續下去。 當初美國國會在制定台灣關係法時的提案有三大使命：一、嚇阻中國對台灣的侵略；二、推動經濟自由，參加全球的經濟發展；三、台灣人民的人權是美國的重要利益。在2000年之前的1980和1990年代，台灣關係法都發揮很好的作用，但是在2000年之後的十年卻有非常重大的轉變。 在嚇阻中國對台灣的侵略能力這方面，海峽的軍事情勢已經失衡，美國嚇阻中國侵略的能力愈來愈弱，而且美國也愈來愈不願意考慮要如何嚇阻中國，中國人也很了解這一點。美國在2001年提出歷史性最大的對台軍售案（三大軍售案），美國願意賣那麼多武器給台灣，沒想到台灣竟然不要，雖然這不是所有台灣人的意思，但是當初我們沒有考慮到，台灣的民主化會帶來安全關係的障礙，反對黨也許能夠阻止台美安全關係，這是1979年制訂台灣關係法時沒有人考慮的狀況，這是今天（困境）很重要的因素。 在推動經濟自由化和經濟發展這方面，從2000年到現在，台灣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又變了。在1990年代，台灣有很多公司開始把工廠遷到中國大陸，並減少在台灣雇用工人，這對台灣的經濟影響頗大。最近十年，大部份的台商企業認為在中國大陸有利可圖，所以不斷的繼續投資中國，但是我懷疑在2009年之後，這會是一個不斷的現象嗎？中國如果開始有經濟衰退，如果中國的領導人利用愛國主義來保護自己，在中國的台商會很安全嗎？台商企業能夠繼續有很好的利潤嗎？在經濟衰退的時候，如果你有錢，政府會向你伸手要錢，我認為台商在今年或明年可能會面臨這種挑戰。所以在經濟關係這方面，應當認真思考因應的戰略，台灣關係法當初也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至於有關台灣人民的人權這方面，大部份的美國人認為，台灣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進步和成功，台灣的民主發展及法治已經大功告成了，美國人不需要再操心了。但是我認為，台灣的法律制度並不符合台灣人民所想像的民主國家，仍然需要改革，這是1979年所沒有考慮到的挑戰。一個民主以後的台灣，還需要改善她的憲法，還需要改善司法調查程序對人權的侵害，大家必須正視目前台灣人權逐漸衰退（erosion）的問題。 對於上述台灣關係法三個重要的目標，台灣關係法在起初二十年的經驗，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最近十年卻面臨很大的挑戰，未來我們要共同考慮如何來面對這些挑戰。   Q&A內容 張旭成提問：你說台海的軍事情勢已經失衡，美國政府是否注意到這種失衡現象，而中國的力量不只對台灣的影響力增加，而中國的軍事力量愈來愈強大，甚至威脅到美國。台灣關係法規定，不只要提供足夠保護台灣的力量，也規定美國要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來維護整個東亞的和平。中國的軍力愈來愈強大，甚至威脅到美國，也影響到美國來防衛台灣的勢力，美國政府在未來是否可能提出新的作法？而台灣關係法乃是由美國國會通過的法律，如果美國的行政部門不正視這種情勢，美國國會是否可能提醒行政部門改變作法？ 葉望輝回答：美國的元首很了解台海的軍事已經失去平衡了，他們的反應可能有兩種：第一種反應是，既然台海的軍事情勢已經失去平衡，考慮到在目前無法嚇阻中國的情況下，為了避免失敗而喪失盟友的信賴，他們的反應可能會選擇逃避，不要讓任何的衝突演變成軍事衝突，所以會要求台灣保持安靜，不要讓中國有藉口和台灣發生衝突，或是中國和美國發生與台灣有關的衝突。第二種反應是，有些人認為目前的條件不好，想尋求一個新的戰略，看清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新能力，這些新能力包括嚇阻台灣或是嚇阻美國幫助台灣的能力，以及涉及其他層面的能力。比如說，解放軍的潛艇不只接近台灣，也突然出現在日本海域，這與嚇阻台灣有何關係？解放軍的現代化，不只是對台灣的政治構成挑戰，也影響到美國海上的很多利益。另外還有中國把導彈出售給其他國家的武器擴散問題，最後這些武器還會傷害到美國軍人的生命，但是我們的外交專家卻不把責任歸咎中國，這個概念有問題。我們的領導人逐漸發覺到，我們對中國的全球角色不夠了解，而且這「負責任的國家」（responsible statehood）的概念，北京對「負責任」的定義和我們的不一樣。 海峽不平衡是一個大問題，如何嚇阻解放軍，並非只有出售武器給台灣的問題，美國自己也應該擁有足夠嚇阻中國的能力。台灣關係法提到台灣是亞太地區非常重要的利益，但是目前我們的領導人或許認為台灣沒有那麼重要了。如果中國有足夠的能力佔領台灣，而且能夠派遣他們新的軍事裝備，讓日本、韓國、印尼、印度了解到中國可以接觸到你，這就不只是台灣的問題，這是亞太安全更大的問題。我個人認為歐巴馬總統還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他目前百分之百的時間在考慮如何離開伊拉克，如何與伊朗的領導人談好關係，如何把握美國國內經濟的軌跡，沒有花五分鐘的時間考慮如何分析目前所面臨中國的挑戰。所以回到這個問題點，國會應當發揮他們的能力，提醒行政部門在各方面有國家安全的挑戰，現在中國不僅是經濟上的挑戰而已，也是安全上的挑戰。歐巴馬總統希望能夠省錢，如果美國利用軍隊來省錢的話，解放軍就會更高興了。目前美國國內有很多困難的選擇，希望國會能夠像1979年一樣，提醒行政部門來保護這些非常重要的利益。   張旭成提問：台灣關係法著重在中國對台灣的武力威脅，但是現在中國不再強調武力威脅，而是用和平的方式。因為北京看到台灣領導人似乎願意向中國大陸傾斜，幾乎是要投降。甚至美國新上任的歐巴馬政府官員也認為，目前台海關係的緊張局勢降低了，這樣很好。如果有一天，台灣和中國簽訂和平協定，幾乎要把台灣賣掉，犧牲台灣的自由民主，則美國會有什麼想法？ 葉望輝回答：這是我們在1979年制訂台灣關係法時沒有考慮到的情況。當時兩岸都是一黨制，如果雙方有什麼協定，那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談判的結果。那時候台灣並不是民主國家，很多美國人也不願意說台灣是一個國家。 在民主制度之下，如果台灣與中國有任何協定，這是政府跟政府之間的談判嗎？如果是政府跟政府簽的協定，立法院的角色是什麼？更不用講台灣人民的角色是什麼。大部分的美國人認為，台灣的民主化在90年代已經完成了，如果沒有台灣人民的多數支持，任何總統或政黨不可能去和中國大陸達成任何協定，這是很合理的想法。現在台灣有些人很擔心，一個經由民主選上的總統或是他的政黨，能夠和共產黨簽訂協定，而這個協定的內涵沒有受到立法院或人民的分析甚至支持。在民主制度之下，應該有什麼過程讓人民了解，然後支持這樣的一個協定，這是政府的責任，人民或代表則應當鼓勵或要求政治領導人採取新的措施，來對應這個協定的過程和內容。在美國的話，總統可以去談判，但是談判的結果必須送參議院審查、開公聽會，如果遭到法定人數的反對，這個協定就不能通過。台灣的立法院是否需要這種程序？雖然國民黨在立法院是多數黨，但是如果立法院有聽證會針對協定內容進行分析，台灣人民會更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他們比較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或許能夠影響政府的做法，我認為台灣的民主制度在這方面需要改善。至於美國會有什麼反應，美國第一個反應絕對不會說台灣的立法院應當要有聽證會，第一個反應會表示遺憾，對美國而言，這個問題很頭痛，我不要這個麻煩，這不是很sophisticate（世故）的說法，但卻是很實在的反應。我們不要考慮到這種情況，而中國大陸也很了解我們的感覺，所以他們有機會推動自己的利益。 武器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近幾年我們很多重要的參議員認為，台灣不願意保護自己，我們為什麼要保護台灣？台灣關係法談到美國要嚇阻中國，要嚇阻他什麼？台灣不要保護自己，不需要對中國使用武器，當中國侵略台灣時，如果台灣不使用武器，我們怎麼嚇阻中國呢？用經濟的工具嗎？台灣跟中國的經濟關係比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更密切，我們要利用什麼工具？台灣也不願意利用這些工具，我們為什麼要利用這些工具呢？你要美國說「中國是一個安全上的敵人」，台灣卻不願意說「中國是一個安全上的敵人」。我們有一個說法：You cannot be more catholic than the Pope.（你不能比教皇更像天主教徒）。IfAmericais catholic in support ofTaiwan, but the Pope inTaiwandon’t support himself, we cannot be more catholic than the […]

台灣安保協會研究員 日本內閣會議於7月17日通過「2009年防衛白皮書」，其中針對台海雙方的軍力比較，提出三個特徵：一、陸軍方面，中國擁有壓倒性的多數兵力，但對台灣本島的登陸作戰「仍然有其極限」，然而中國持續打造大型登陸艦艇，作戰能力已有所提升；二、海空軍方面，中國具有壓倒性的數量優勢，雖然台灣具有性能方面的優勢，不過中國海空軍的現代化，在近幾年有顯著的成長。三、飛彈攻擊能力方面，中國擁有射程涵蓋台灣的大量短程飛彈，台灣對此缺乏有效的對抗手段。白皮書也指出，由於中國積極推動軍事現代化，雙方軍事平衡已經朝向對中國有利的方向變化，今後美國對台軍售的動向，將備受外界注目。 既然台海的軍事平衡已經朝向對中國有利的方向變化，如果一旦中國攻打台灣，台灣的安全守得住嗎？這個問題大家都很關心，很多人也有先入為主的觀念，普遍對台灣的防衛能力缺乏信心。然而理智告訴我們，透過專業性的客觀分析，才能夠提供符合實情的真相，所以本文要介紹一篇純粹專業的軍事分析，提供給大家參考。 在此之前，讓我們先來看一個離譜的例子，今年漢光演習在6月初的電腦兵棋推演中，想定（scenario）有22萬解放軍在台灣北、中、南三地大舉登陸。這種想定完全背離現實！其實，中國兩棲作戰艦艇的總運載量，只能夠運送1萬人到1萬5千人以及一些重裝甲部隊，根據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的評估，這個運載能量在2010年之前不會增加。 如果從戰史上來看規模最大的諾曼第登陸作戰，在登陸作戰的第一天，聯軍就出動了各型軍機一萬一千餘架次、各式軍艦四千六百餘艘，在擁有壓倒性制空和制海權的情況下，從清晨到晚上也才登陸了14萬餘人。反觀解放軍可以實施空投及兩棲登陸作戰的機艦，規模遠遠不如當時的聯軍，又如何能在短時間內將22萬大軍送上台灣？料敵從寬固然無可厚非，然而這種過度膨脹敵軍實力的想定，不但無法正確驗證防衛作戰計畫是否妥善，反而有長敵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之嫌，講白一點，就是打擊國防信心。 談到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台灣的安全守得住嗎？根據美國國防部在今年3月25日發表的《2009年中國軍力報告書》指出，雖然台海兩岸軍事失衡更傾向中國有利，但如果北京對台動武，勢必付出高昂代價；中國兩棲作戰與空降運輸能量都不足，對台灣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的能力仍然很有限。回溯《2007年中國軍力報告書》，其中第33頁分析「嚇阻（中國對台動武）的因素」指出，中國尚未具備足夠的軍事能力，沒有把握達成對台灣的政治目標，尤其是在面對美國介入的情況下，中國更沒信心。這整段內容，在《2008年中國軍力報告書》第43頁，也一字不變地重覆一遍。 2007年4月底，前太平洋美軍司令布萊爾上將（Admiral Dennis Blair）在接受美國《國防新聞周刊》專訪時直言，中國現在沒有能力攻占台灣，如果台灣繼續強化國防，台海和平可以繼續維持。布萊爾將軍於1999年至2002年期間擔任美國太平洋軍區司令，目前擔任美國國家情報總監，他在軍事上的專業度與權威性，深受各界信賴。 此外，本文要鄭重推薦的是，卜睿哲（Richard C. Bush）和歐漢龍（Michael E. O’Hanlon）在2007年合著出版一本新書《獨特的戰爭：中國挑戰美國的真相》（A WAR LIKE NO OTHER: The Truth About China’s Challenge To America）。卜睿哲曾於1997至2002年擔任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現任華府著名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歐漢龍是重量級的國防專家，也是布魯金斯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這本書的內容在於分析美國與中國「終將一戰」的可能性，並提出如何避免那種夢饜的一些建議。對於專研台美中三邊關係及關心台灣安全的人來講，這是一本值得細嚼慢嚥的好書。 尤其是，這本書的附錄「為何中國無法拿下台灣」（Why China Could Not Seize Taiwan），是一篇純軍事的專業分析，應當是歐漢龍的手筆。其可貴之處，在於內容精湛且淺顯易懂。該文明確指出，「無論目前或是未來數年間，中國無法獲得兩棲登陸作戰成功所需要的空中優勢。」、「如果中國企圖全面入侵台灣，不但會遭受失敗，也會造成現代戰爭史上最驚人的損失，在軍事上是不需要美軍來台灣幫忙打這種戰爭。」 在介紹這篇附錄的精要內容之前，先來了解台灣海峽在台灣防禦作戰的戰場態勢。台灣海峽南北兩端長約400公里，寬度最北端（從平潭島到富貴角）約172公里，最南端（從東山島到鵝鑾鼻）約370公里。台灣海峽平均寬度約200公里，最窄處為123公里（新竹至平潭），比英吉利海峽的33.8公里寬很多，狹窄的英吉利海峽是英國最大的安全保障，從1066年之後就沒有任何外國部隊可以入侵不列顛群島。由此可知，台灣海峽是台灣國防安全的極大屏障。至於台灣海峽在登陸作戰中的天時和地利條件如下： 一、台灣海峽水深大部分都在100公尺以下，尤其台灣西部沿海離岸15公里以外，有些深度在40公尺以下，潛艦（平均長度約65~75公尺）很難活動，中國雖然擁有為數眾多的潛艦，但卻難以在此得利。而且西部沿岸坡度平緩，方便在淺水中佈署各種水底防禦工事，可擴大灘頭前線的防禦縱深。 二、台灣海峽的風浪險惡，約有四至五個月的颱風季節，及連續三至四個月的東北季風，適宜渡海作戰的天氣每年大約只有三個月（春末到夏初）。此外，海峽的水流方向為南北走向，對從西向東的渡海航行，也會構成相當困擾，至少對橫渡海峽的士兵會造成普遍暈船及體力耗損。 因此，台灣海峽的戰場態勢，基本上有利於台灣的防禦作戰。至於一旦中國攻打台灣，台灣的安全守得住嗎？以下是附錄文章「為何中國無法拿下台灣」（Why China Could Not Seize Taiwan）的分析。   兩棲登陸作戰的成功要素 首先，針對美國國防部於2004年提出的《中國軍力報告書》，在談到中國可能會入侵台灣的問題時，認為「在2010年之前，中國人民解放軍要執行一場如此複雜的戰爭，很可能會遭遇極大的困難，但是如果北京願意承受因為發動侵略所造成政治、經濟、外交及軍事等方面的損失，並排除第三者的介入，中國將會戰勝。」附錄文章對這種結論提出高度質疑。該文指出： 其實中國並不具備成功入侵台灣的基本要素，而且在未來幾年也不可能成功。一般來講，入侵者若想獲得成功，首先必須具備空中優勢，最好是徹底掌握制空權（中國可能享有空中優勢，但是要癱瘓或摧毀大部份的台灣空軍，極為困難）；其次，攻擊者必須結合機動調度、奇襲和有生戰力，在登陸地點的局部地區，兵力和火力的數量都要勝過守方；第三，進攻者對初期占領的據點進行增援，必須比守方對同一地點所能運送的增援部隊和裝備更快速。如果進攻者具備絕大部分或全部的上述條件，就很有機會確立並達成初期的占領。如同下列的戰史表（表一）所示，進攻者沒有具備所有的三項優勢也能夠成功，但在這裡所考慮的案例中，至少必須具備兩項的優勢才能夠成功。中國根本無法達成任何的這些條件，唯一可能的例外是空中優勢這一項─但不是現在，也不是在未來的幾年之內可以辦到，除非台灣在軍事上犯了應當可以避免的重大錯誤。 該文也對歷來戰史上兩棲登陸作戰成功與失敗的案例，歸納出兩棲登陸作戰的成功要素，如表一所示。 表一：兩棲登陸作戰的成功要素 （攻擊發起日之後3~10天，在台灣特定地點） 案例／進攻者 制空權 初期階段 在攻擊地點兵力和火力的優勢 增援階段 在攻擊地點增援的優勢 […]

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 一、前言 馬英九的「外交休兵」，從結論上說，是放棄中華民國或是台灣做為主權獨立國家，不必兵臨城下，使台灣漸漸淪為中國的一部分；在中國、實際上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下，二千三百萬人從此喪失自由與民主，而淪亡在中國共產專制帝國的統治。 原因是國家主權的表現在「外交行為」；所謂外交休兵是放棄做為一個主權國家。   二、國家的條件 國際法上典型的國家（主權國），根據1933年簽訂的「Convention on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陳隆志教授策劃的《當代國際法文獻選集》譯作「美洲國家關於國家權利與義務公約」）第一條列舉國家要做為國際法人應具備的資格，即：一、永久的居名（a permanent population）二、明確的領域（a defined territory）三、政府（government）四、與其他國家締結關係的能力（capacity to enter into relations with other states） 對台灣來說，以上所列舉的第一到第三點比較沒有問題，但有關第四點的外交關係的能力，簡單的說它的屬性是主權。所說的主權，不受其他國家的權力干涉，對內是最高，對外是獨立。對外主權表現在外交能力，如派遣使節權、條約締結權與戰爭權。[1] 如以國際法的觀點，從1971年蔣政權被「逐出」聯合國以來的中華民國，外交上的逐漸萎縮、以及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的「流寓政權」（流亡政權）的心態，中華民國還像一個國家嗎？「外交休兵」的馬英九是中華民國的「終結者」，見下文而自明。   三、「主權獨立國家」是通常國家的概念 通常所說的國家是指「單一國家」，另有「複合國家」（即「國家結合」，指邦聯或聯邦），與台灣沒有關係，在此不必討論。正常的國家，是「主權獨立國家」，但是，有許多人聽到主權或獨立，如同遇到毒蛇猛獸，而有一些媒體還助紂為虐，大肆撻伐。郝柏村在行政院長任內（1990～1993年）不主張「主權國家」，當時的泛藍陣營與某些媒體也害怕聽到「獨立」兩個字。 話說回來「單一國家」的分類，尚有兩種；一是有十分的主權與否為基準，分為主權國與半主權國。半主權國在對內能行使最高權力，對外是主權受到制限的國家，普通指的是被保護國與從屬國。 二是對外，在國際法上能力（外交能力）受到制限與否為基準，分為「獨立國」與「非獨立國」。外交能力有者為獨立國，無者為非獨立國。非獨立國中，有被保護國與從屬國。[2] 國人受到缺乏常識的政客與媒體的操弄，竟然不敢追求國家的主權與獨立。一般所說的「國家」就是指「主權獨立國家」。如此說來，台灣有否公民社會，令人懷疑。   四、2000年以前執政黨的國家主權問題 在談馬英九的外交休兵政策下的國家主權之前，先看1990年代中國國民黨的國家主權問題。九○年代的十年，可以說是中國國民黨的「進步派」主張「兩個中國」時期，但被保守派、頹廢派的阻擾，而使問題混沌。 1991年5月1日廢除「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中共不再是一個中國之下的內戰體制。錢復（在外交部長任內，1990～1996年）自此之後不談「一個中國」。 1992年是許惠祐與中國交涉，（即是後來馬英九堅持的「九二共識」問題，）為93年辜汪會談鋪路。在92年，國民黨政府也喊出「一個中國的陷阱」，以免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93年9月21日《自立晚報》刊出錢復專訪，「我們不能再談『一個中國』」一文。但同月23日錢復以「被押解」姿態前往國民黨中央政策會溝通，魏鏞堅持錢復必須聲明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變，必須重申一個中國立場。結果發佈的新聞稿：「政府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從未改變」，中國目前處於分裂、分治狀態，台海兩岸都主張「一個中國」。此新聞稿由魏鏞宣談，可見國民黨的保守勢力壓過外交部。台、中問題，又落到中國內戰體制；分裂國家、國共鬥爭（內戰）的情形。 再看陸委會的情形。93年辜汪會談後，中國發表對台「白皮書」。針對這個問題，陸委會發表「對中共『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的看法──只有『中國問題』，沒有『台灣問題』」一文，指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地區另行「建國」，因此產生「中國問題」。總之，這是「分裂國家」的「兩個中國」主張。 錢復除了以上的主張之外，還使用「兩德模式」而不用「兩個中國」來敘述，用意在維護主權的對等地位。1999年7月9日李登輝總統提出「兩國論」，受到中國國民黨黨內的撻伐；最近，李又重申1991年修憲以來已是「特殊國與國關係」。錢復與李登輝可以說是「進步派」，在維護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但從國民黨內部、中國動向與世界局勢合而觀之，是失敗的；失敗主因還是中國國民黨「投降派」、「頹廢派（偏安派）」的杯葛而喪失時機。郝柏村在行政院長任內（1990～1993年），在立法院答詢時仍不主張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主權獨立國家」。[3] 五、馬英九的主張 以上提到的是李登輝時代（1988～2000年總統任內）對國家主權的處理，李登輝在卸任前不到一年的1999年7月提出「兩國論」，用意在維護主權；這一點可以與馬英九執政不到一年使主權喪失做比較。 接續李登輝之後的陳水扁，受到國民黨、中國甚至美國的壓迫，被要求「維持現狀」。但在2002年8月提出「一邊一國」，意在脫中國化，但受到形勢以及其就職時所提出的「四不一沒有」綁死。但在2007年7月向聯合國提出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雖然失敗，本不是一蹴可及的。接著是馬英九的執政。 馬英九對「國家主權」的看法究竟如何，實際上並不是從他當總統後，「外交休兵」纔拋棄「國家主權」的。但因馬為競逐總統而政策傾向民進黨的主張，使綾線模糊，以此「障眼法」欺騙大眾。因此可以分兩個階段加以探討。   （一）馬擔任總統之前的作為 馬英九在台北市長任內（1998～2006年）的2001年，亞洲盃女子足球賽時取締中華民國國旗；代之以十二面的中國五星紅旗，但警方不過問，未加以取締。國旗是國家的象徵，是法制的一部分，取締國旗，未受彈劾，也未受中國國民黨黨紀處分。 馬毋視中國的權力鬥爭、軍方抬頭、農民困苦以及對維吾爾、西藏等民族的壓迫和屠殺，盲目的要「盡一切努力」達成其「統一」的目標。[4] 馬假設台灣已經沒有「活路」，所以向中國尋求生存空間[5]。馬的「新思維」竟然是「九二共識」，昧於對「九二有否共識」之外，實際上也是放棄中華民國，不再談「一中各表」，蓋一中各表實是「兩中」。[6] （二）馬的外交休兵與國家主權 馬英九的「兩岸外交休兵」和「活路外交」是2008年8月4日、由行政院長劉兆玄陪同赴外交部演講，要一百多名的科長級以上外交人員聽他的訓示，這表示以總統的身分掌控外交，而背後的國安會的蘇起等人為幕僚[7]。 所謂「兩岸外交休兵」是在「兩岸架構下談外交」，自處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附屬下而喪失國家主權，怎能如馬英九所說的，以「尊嚴、自主、務實、靈活」作為處理對外關係與爭取國際空間的指導原則？ 馬英九舉蕭胡會、連胡會、吳胡會與兩岸兩會復談為例，說是雙方願意在「九二共識」即是放棄「一中各表」、也就是放棄中華民國前提下的協商；而昔日蘇起、馬英九之流還為此爭到臉紅脖子粗，無疑是魚目混珠的騙術。 但美國對此有充分的瞭解和掌握。美國聯邦議會超黨派的「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在去年（2008年）11月發表的年度報告很清楚的說： 台灣政府的高官們為加盟國際機構，以不追求主權國家的地位作為前提，說是這是追求實利的方法。[8] […]

陳隆志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公元2011年11月17日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日子。一封來自台北的緊急E-mail，傳來黃昭堂主席過身的噩耗，一切來得很意外，令人無限感慨、非常惋惜懷念。 回想個人與昭堂兄初次見面，是在1954年進入台灣大學法律系就讀時，他是經濟系的學長，大我兩屆。因為同樣是來自台南縣，又都是台南一中的校友，在台南北門區同鄉會的聚會上認識他，雖然是初見面，在言談舉止中可以感受到他做事求大格局，不拘泥小節的特質。 昭堂兄急公好義的個性使他年青的時候就投入台灣獨立運動。1960年他與王育德先生創立「台灣青年社」（台灣獨立連盟日本本部的前身），他在日本長期奮鬥，我在美國打拚，雖然我們兩人分別在不同的所在、不同的領域努力，但是追求台灣獨立與建國的目標是一致的。 1991年7月昭堂兄不辭辛勞由日本來到美國，應邀在盛大的美東台灣人夏令營（在康乃爾大學舉行，約有2,500人參加）演講。個人則以「台灣國際法律地位的進化與退化——《舊金山對日和約》四十年後」為題演講，強調自解除戒嚴、李登輝先生就任為總統開啟台灣民主化、本土化的政治轉型，過去因《舊金山對日和約》國際法律地位一度未定的台灣，從此進化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須要台灣人大家共同努力打拚將台灣建設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尤其要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 演講結束散會後，我們兩人進一步交換彼此對台灣國際法律地位的研究心得，才有較深入互動的機會。昭堂兄說：「隆志，我詳細讀了你二十年前（1971年）出版的大作《台灣的獨立與建國》，有一個非常深的印象是你的文章用台灣話或北京語讀，都非常通順。」我真感覺到昭堂兄是一位台獨理論難得的知音。他進一步講：「隆志，假使照你所講，台灣已進化為一個獨立國家，按呢，我就可以退休了。」我的回答是：「您還不可以也不能退休，還要為台灣的獨立建國繼續打拚。因為，台灣雖然開始進化為一個國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國家正常化的工作就是建國的工作—— 正名、制憲、加入聯合國等等。獨立、建國是持續努力發展的過程，兩者密切關聯不可分。」 昭堂兄為人豪爽幽默，是台獨運動少數理論與實際兼顧的實踐家。他一生堅持從事台灣獨立運動的學術研究，他以漢文、日文或英文發表的文章，大多圍繞著台灣或台灣的國際地位的議題；他以台灣獨立建國運動作為他的「專業」感到驕傲，充分展現他對台灣強烈的使命感。 1992年因為黑名單的解禁，他終於回到故鄉台灣。1995年8月起昭堂兄正式接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主席，開始扮演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火車頭的角色，走遍全台各地從事推動獨立建國的草根工作。2004年他擔任228百萬人牽手護台灣運動總指揮，成功串聯台灣人的力量與振奮台灣人的士氣，促使台灣本土政權勝選，繼續執政。2011年2月為了避免民主進步黨初選的衝擊，昭堂兄代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率先表態支持蔡英文角逐2012總統大選，為凝聚本土陣營的力量盡心，凸顯他的智慧、眼光與氣度。 作為一個矢志將台灣建設成為一個正常化國家的運動者，昭堂主席憂心國內沒有確立台灣國家主權的共同認識、沒有台灣國家國際地位的共同理論，影響獨立建國的推展。他私下曾對我說，有關台灣國際法律地位的見解，眾說紛紜，百家爭鳴，影響台灣人的團結；他希望我能整合不同意見，成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論述。我對他表示，在言論自由、民主多元開放的國家社會，這一個全體一致的理想，恐怕非常難於達成。不過，基於「台灣人共同來確立台灣主權」的信念，他採取主動，邀請大家坐下來，共同思考、討論，以尋求大家都能接受的「台灣國家主權地位」的共同理論。他所做的努力，肯定每一位台灣獨立運動的學者、專家的智慧，就像是水桶的木片必須集合作伙才能成為水桶；他主動扮演「桶箍」（桶圈）團結眾人的角色，居中串緊每一個木片並且串連更多的木片將水桶作大，擴充台灣獨立建國的能量。他的用心、精密的思維與寬大的胸懷，令人欽仰。 昭堂兄於逝世以前已經領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雖然他離開世間令人萬分不捨，但是他愛台灣、為台灣奉獻的精神與情操，將永久是台灣歷史動人的典範。相信在天國安息的昭堂主席正在關心：在世間的同志、台灣父老鄉親、兄弟姊妹在什麼時候才能夠達成台灣國家正常化的目標，建立一個有尊嚴、有公義的民主、自由、重人權、立足世界名實合一的正常化國家。  

蔡英文 黃昭堂老先生，人稱『台獨歐吉桑』。也有很多人稱呼他『老仙』，這同時有日文「先生(老師)」及台語「老仙覺」的雙關意涵。這些稱呼，反映出他親切而有內涵的人格特質。 在同志與好友眼中，黃昭堂老先生是位人格者，腳踏實地，對人寬厚、從不口出惡言。他一直是台灣獨立與主權運動的先趨及實踐者，對於台灣獨立的理念堅持，始終不打折扣。但他會因應外在客觀環境的變遷，適時將台獨運動提升，邁入嶄新的里程階段。 在2008年我擔任民進黨主席時，儘管我黨齡甚淺，與街頭運動極少淵源，但他仍舊毫不吝惜地給我鼓勵和支持。在前幾年民進黨最困難的階段，我們所舉辦的重要活動，包括民間國是會議、公投聯署與所有遊行，黃昭堂先生都率先支持，或擔任發起人。在我決定參選2012年總統的初期，黃昭堂先生也是率先積極支持我的民主前輩之一。這些點滴回憶，我至今仍非常地感念，難以忘懷。 黃昭堂老先生常說：「台獨運動是我的天職」。他的一生幾乎都奉獻給爭取台灣主權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甚至包括他所有的學術研究，也全部都和台獨運動脫離不了關係。 他在1976年所寫的第二本台灣研究專書，是與彭明敏教授合著的《台灣の法的地位》，在這本書他所闡述的是：『台灣並不屬於中國的領土，台灣基本上是台灣人的領土……同時為了決定台灣的將來，須尊重台灣人的意願。』這本書獨特之處，便是首創採國際法觀點切入詮釋台灣史，而這在方法論上是前人所沒有嘗試過的。該書的出版，對於台灣獨立運動人士在理論論述上和國民黨政權的抗爭，提供了相當程度的合法性基礎。 黃昭堂老先生對於「台灣人」的觀點，不僅涵蓋二戰前就生活在台灣的河洛、客家與原住民等族群，也包括1949年後移居到台灣的中國各省籍人士，這種超越時代卓見的包容性族群觀點，非常令人佩服。但很可惜長期以來，國民黨政權卻一再污衊台獨運動、製造恐懼動員選舉來鞏固統治，長期形成台灣各族群間的猜忌。 如今看來，他所主張的「台灣不屬於中國，台灣的將來須尊重台灣人的意願決定」等論點，已經是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共識，甚至連他一生所對抗的國民黨政府，也必須服膺此一理念，不敢違逆。這更使人深信，只要立論正確、論述清晰，『知識即是力量』。黃昭堂老先生的真知酌見及過人見識，不僅造就了他的歷史地位，也引領了民主運動的方向。 在2008年以前，黃昭堂老先生曾陸續接受前國史館張炎憲館長的訪談，主要是針對他在台獨運動努力的過程，從出生、求學、流亡海外、回台灣從事運動，是研究型的口述歷史。他表示，自己以前的日記被警方『沒收』了，因此僅能靠記憶來回答細節，恐怕會有所落差，但他又說「這也有好處，因為這樣不會記得別人的不好，所以我可以做大事！」我們從這小地方，就可以看見老先生的豁達大度與崇高人格。 可惜的是，因為政黨輪替的關係，2008年後馬政府因親中的政策，國史館徹底把這段口述史計劃給腰斬了，這對台灣歷史記憶的累積，是項難以抹滅的傷害。但黃昭堂先生過去種種的貢獻、以及留給我們的深刻、美好回憶，絕對是我們後輩獨一無二的典範，以及台灣社會的重要資產。 昭堂老先，我們不會忘記您，也會努力地把您的理念傳承下去。願您能在天國安息，並在另一個世界為我們祈福。總有一天，我們會成功，會贏回國家的尊嚴，建構一個更公平正義、團結包容的社會！

李登輝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近午，電視螢光幕上的新聞快報，突然傳來昭堂先生遽逝的消息，一時之間，讓我不知如何去相信，眼前所出現這一刻的事實? 頓時，內心滿是刺痛的情緒，不由得舉頭問天:「上帝啊! 祢才剛給我病痛的考驗，怎會立即又給我痛失摯友的打擊?」 學者出身的昭堂先生早期留學日本，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並在日本教授國際政治史和政治學。雖說他是一位學者，但他念茲在茲的，卻是他自許為一生志業的「台灣獨立運動」；昭堂先生經常以幽默又帶有自信的口吻說：「台獨是我的專業」！可見在昭堂先生的心裡，推動台灣建立成為一個正常獨立的國家，一直是畢生奮鬥的目標。就連他在日本所從事的學術研究，也多與台獨運動及台灣國際定位問題有關。 他一再主張，台灣的歷史應該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來寫台灣史，如此，才能真正為台灣記錄下屬於真實的台灣歷史。這個觀點，與登輝的想法十分契合。換言之，就是昭堂先生與我，都是主張台灣史的研究，應該建立在「台灣人史觀」上面，也就應站在台灣人立場來解釋過去台灣歷史上發生的種種事實。 就以昭堂先生曾出版過三本書（「台灣民主國研究」、「台灣の法的地位」及「台灣總督府」）的故事來看，他的確是一個倡導以台灣觀點來研究台灣及台灣史的力行者。首先，「台灣民主國的研究」一書，對昭堂先生來說，有兩項特別意義，一方面除了是他的博士學位論文之外，其獲得學位的過程也相當富有戲劇性。當時，提交論文的截止日期前，他因柳文卿事件而被抓進東京警視廳，因此，這本論文是從警視廳交出去的，這是他一直引以為傲的一件事情。另一方面，當時他的論文提出後，立刻受到日本學界的肯定、重視，馬上就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這是東大出版會首次出版由外國人撰寫的博士論文。還有一點也是他深以為傲的，當時東大給他的博士學位證書上，國籍一欄寫著中華民國，他立即退回證書，並要求國籍更改為台灣，否則絕對不接受學位證書。後來東大為此召開全校教授會議討論此事，結果接受了他的請求。以後，東大對於台灣來的留學生，學位證書的國籍欄上，皆尊重他們個人的意願。 第二本的台灣研究專書是「台灣の法的地位」，在這本書上，所研究的主題是台灣並不屬於中國的領土，台灣基本上是台灣人的領土，至少台灣的歸屬至今未定，所以要決定台灣的將來，須尊重台灣人的意願。此外，這本書的獨創之處，是他用國際法來解釋台灣史，在方法論上是前人所沒有嘗試過的。 至於第三本台灣研究的專書則是「台灣總督府」。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描寫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的歷史，書出版後，出版社立刻把這本書列入「日本史叢書」，這在日本是一件很難得的事。 「很少有人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來寫台灣史，大部份的人都是站在漢族主義立場來寫台灣，還有不少的人站在日本人、中國人立場來寫台灣史。如果，研究台灣史的後繼之人，都能站在『台灣人史觀』的研究立場上，那要建立起台灣的主體意識價值，就容易許多了！」昭堂先生這席話，彷彿是給大家留下一個標竿，期待所有台灣人持續努力。 外界對昭堂先生的評價，是一位腳踏實地的人格者，他對人寬厚，不口出惡言，從不居功，對台獨運動則不打折扣的堅持。即便是1992年擺脫「黑名單」的限制返台後，也一直扮演著台獨運動的核心決策者和中堅領導者。他全心全力投入台獨運動，風骨獨特，令人印象深刻；投入本土運動，既出錢又出力，並曾將擔任國策顧問的薪水，全數捐給台獨聯盟推展台獨運動，提攜本土社團幹部等晚輩更不遺餘力。「…過去整整五十年，有一半時間，我幾乎都是在做台獨運動，我覺得我的人生非常歡喜，非常成功，那是因為有機會讓我可以做人，我真歡喜！感謝！感謝！」這是出自他接受電台訪問時，最直接、最率真的口吻，令人動容！ 「那美好的仗，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聖經上是這樣的描述著，這也代表著昭堂先生一生為推動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獨立的國家，所曾作出的努力。期盼所有的台灣人，也能效法昭堂先生，用滿心歡喜的精神，接續他推動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獨立國家的使命，讓他所遺留下的典範，永遠樹立於這塊美麗之島！ 2012年元月

陳哲雄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一般內科主治醫師   照顧病人是我們醫師的楅氣。拾多年以來，能夠照顧昭堂主席的健康，不只是福氣，更是我醫療人生中最大的榮幸。 昭堂主席第一次來和信醫院掛我的門診是2001年9月。從病史的收集，全身理學檢查到安排檢驗，整理病歷，我花一個半小時以上的時間詳細處理相關過程。蒙主席信任，我從那時起成了他全人照顧的內科主治醫師。拾年多期間，有多位和信醫院，台大醫院的名醫教授診治過主席，由我負責統籌全盤的醫療照顧。 慢性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慢性肺氣腫的治療，需要長期服藥控制。主席對於服用藥品，遵從性很高。他的一些慢性疾病控制大多能符合治療指標。但是，他的體重問題這些年來一直讓我束手無策。身高175公分的他，從2001年9月的89.5公斤，曾一度増加到105公斤。有一年，台獨聯盟尾牙，他心情好，喝醉了。晚宴結束離席時，腳步一個不穩。體重不及主席一半的我，自不量力試着扶他，還差點被壓扁了。幸好，黃陽興兄在旁，幫助扶他上車，爲我解了圍。 體重的減輕最重要的是靠飲食的節制和運動的加強。這兩方面，主席都力有未逮。蓮治夫人過世後，主席的飲食更無法正常，朋友的邀宴，外食增多，是一個原因；主席以車代步，很少步行，也是原因。他常開玩笑說，他終身致力台獨「運動」，已經不需要其他運動。我和一些朋友鼓勵他游泳。他心有所動，但最終還是沒有去成游泳池。 照顧主席的前三年，我們之間是醫生和病人的關係。蓮治夫人過世後，我們亦醫亦友。內人麗卿和我及主席的好友康厚兄嫂，敏勇麗明夫婦及經常從美回台的瑞明、麗清夫婦，關心主席的生活起居。朋友中有人曾想介紹一位女性朋友，更貼心照顧他。但主席對已故的蓮治夫人深情有加，也不願他日成為他人的負擔，一直沒能促成其事。這段期間，他的一位姪女幫忙照顧生活起居，相當盡職，但多少有些不便。 個性樂觀開朗的主席，不喜歡麻煩別人，待人十分親切。每次門診時，都笑容可掬。「Hi」「Hi」的話語聲，讓人開懷。護理人員都覺得很窩心，也很樂意照顧他。有長期大腸息肉病史的他，每一兩年需要安排一次大腸鏡檢查。如發現有息肉，就作息肉切片檢查。他很擔心得到大腸癌，每次聽到息肉切片檢查良性報告時，會很開心。他曾是長年煙槍，因而導致慢性肺氣腫。爲了不讓辦公室同仁受到煙霧污染，毅然戒煙有成，加上藥物的治療，肺功能檢查已接近正常，不會上氣接不著下氣，演講時聲音依然宏亮。他血糖和血壓的長期控制也非常良好。 我原本期待能夠與主席有更長的亦醫亦友情誼。未料到他在接受全身麻醉內視鏡鼻竇手術以矯正眼睛肌肉失調，於手術結束後，發生意外，搶救無効。想到開刀前兩天，在國家音樂廳會面時他一如往常的笑容，讓人不敢相信他已在上帝的召返，離開人世，到他信仰的主的天國。主席的意外離開人間，讓我體會到人生的無常和醫學的有窮。每次看到主席長期盟友侯榮邦兄的落寞神情，我都會因爲作為一個醫師的無能為力感到內疚。也許，他已經在另外一個國度與蓮治夫人重逢，攜手再譜另一個世界的人生。安息吧！昭堂主席，你的人生已打過美好的仗役。你的親友和追隨者都會永遠懷念你。

黃陽興   1992年主席自日返台後，近二十年間時相往還，經常與主席及夫人蓮治姐同遊或聚會，親炙其言行風範，對他的學養信仰，生活態度，人格特質，瞭解越深，敬仰日增。 主席一生堅持奉獻台灣獨立運動，至死不懈。在國民黨的黑名單解禁，由日返台後，在台灣的民主運動過程中，就台灣意識覺醒的強化上，他扮演了強勁有力的關鍵性角色。除了擁有原本深綠年長階層的認同，他以豁然大度的胸襟，更吸引了年輕族群的好感，影響他們作更深一層有關民族定位的思考。 我們難忘陳雲林來台，在馬政府一片卑躬屈膝，倒屐相迎的氛圍中，他在台北晶華飯店，從中午守候到半夜2點15分，以他的獅子一吼，向陳雲林呼喊出：「台灣中國，一邊一國！」那種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正氣凜然，結合主席悲壯豪邁的形象，已深植台灣人的心中，將全體台灣人熱愛自由民主的心聲具體呈現。這一幕，也成為台灣人的「共同歷史記憶」。 主席為了強化與台灣最重要的兩個盟國──日本與美國的關係，在過去數十年間，不遺餘力的策劃推動國家安全保衛實務。與兩國的政界、軍界及媒體，建立並維持長年深刻的友誼。他深信「德不孤，必有鄰」，凡是具有同樣民主自由信念的友人，就會凝聚彼此的共識，為區域及世界和平而做出貢獻。在他的長年努力下，日美眾多有識之士，都成為他的朋友，也成為愛台一族，這種無私精神的感召力，極為動人。 主席氣度恢弘，為人豪邁，不拘小節，又聲如洪鐘，顏如金剛。他直率爽朗，從不虛偽奉承。心中坦蕩，從未見他為個人私利作一計算。他極為尊重每個人的主體性和自主性，因此可以經由對方的角度思考，並且凝聚各方意見。他會為別人設想，不愛麻煩別人絲毫。主席愛才惜才，喜歡與年輕人交往，不會覺得與晚輩會晤、交談，是絳尊紓貴，所以年輕人都很愛親近他，包括我們家的兩個女兒。主席對她倆而言，就是個極具個性，率真明朗，富有智慧又有個人魅力的「阿公」。明明是個不平凡的人物，卻展現了瀟灑堅定，溫暖又明快的生活風範，給年輕人上了一門珍貴的人格養成課程。 主席一生淡泊名利，不講究生活享受，隨和好款待。台北市寧夏夜市的小吃，他開心享用；半山中茶棧小飲，他也欣然開懷。極念舊又愛台灣。在陽明山上，他最愛國際飯店，因為那兒是他和蓮治姐度蜜月的所在；造訪澎湖時，提及那是他青年時期服役的地方，充滿舊日回憶；去汐平公路踏青，他就覺得那山景比日本箱根溫泉區的景緻毫不遜色。他就是愛台灣、戀台灣，甚至數次提及，日後要和太太一齊海葬太平洋！ 蓮治姐是內人秋蓮台大外文系的學姊。在主席身列黑名單期間，深受專制集權政府的撻伐壓迫，蓮治姐溫婉堅強，撫育三個幼子。主席回憶過往，曾經說過自己是「無情的男性」。蓮治姐因氣喘身體欠安，常有氧氣不足情況。主席在她晚年時，出外經常帶著她，甚至與日本友人住友商社前社長岩永先生聚餐時，蓮治姐靜靜睡著了，主席也不在意。主席之不離不棄，沉默深情，讓我夫婦感念甚深。 主席猝逝後，我陪同他的三位公子，去北投故居整理遺物，發現他的座上及床頭櫃中，放的都是蓮治姐的多幅寫真，證實主席是一位「真性情的男子漢」，表裡如一，至死不渝。而他對台灣的大愛，更加如是！

1月22日下午，這一天是農曆除夕，侯榮邦兄來電，我問他人在何處，竟然是在獨盟辦公室。他的寶眷在東京，沒有回家過年，諒是在為黃昭堂先生的紀念集之編撰事宜而操心。 榮邦兄給我一個機會，撰文悼念昭堂先，要我在25日交稿。他所以遲遲纔通知我，是因半年來我為內人惠美女士之病篤而奔波，她於去年12月28日逝世，今年1月15日告別式，到目前不論是思緒或生活仍舊一片混亂。 友人知道我失去我們台灣人「大眾的朋友」、又失去愛妻，倍感傷痛。在先室病危之際，我除了兩次到辦公室的靈堂向昭堂先行禮之外，無法參加告別式，因她的惡性癌滲透太快，醫生來不及搶救，我也措手不及。我所以提到兩人，皆是我的痛，而我的太太惠美也很敬重昭堂先，曾為他繪一張油畫像，他很滿意，常常稱讚他。   我總是稱他為「昭堂先」 黃昭堂先生，我總是稱他為「昭堂先」，在古漢語中，先或生都是指先生。『史記』中有「賈生列傳」，司馬遷尊敬賈誼，稱之為「賈生」，台人傳承古語，醫師稱作醫生，到近年纔漸不用。 又關於「先」之稱呼，常用在私塾的老師；我年少時，與新竹・樹林頭的榭水柳老師學三字經，人人稱他為「水柳先」、此等用語，其實在乾隆、嘉慶年間的學者趙翼已經為文討論過，實不宜在此引經據點。其實黃昭堂先生只大我四歲，我尊之，稱他為昭堂先。 有charisma的資質，但有學者細膩的一面 我什麼時候首次與昭堂先見面已經很不清楚，我在1968年到1973年赴東京大學進修，想是那個年代。他在1992年11月歸國後，充分發揮所具有的charisma的資質，善與大眾對話。他的學問成就，在台灣的情形來說是被群眾運動家的成就所掩蓋。也因為獨立運動者的角色，他很少臧否人物，但也曾經吐露真情。 他的性格有豁達的一面，但在思考上有綿密細緻的地方。記得1974年我再赴東京大學接受博士學位口試、以及以後每次赴日，總是受邀吃飯，在眾人之中唯獨他一人一一與我核對、檢驗台灣發生的事情，他也會提出某人給他的說法不同。當時我涉入考察事務很深，有一些事情是親自參與，當然知道當時民進黨派系帶給海外的偏見。他緻細的觀察台灣的政治發展情勢，並且會提出他的看法。 話說回來，有感於他的學術成就應介紹給國內，經他的同意，在他未能歸國時就由我主持的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通過，翻譯東京大學出版的《台灣民主國之研究》，終於在1993年12月由稻鄉出版社出版。此書不但影響台灣史的研究領域，也深深影響獨立建國運動。   感謝恩師之情溢於言表 提到學問問題，昭堂先總是會提到他的恩師王育德先生。他經常提到台灣青年社的成立，王育德先生要他們努力查字典，用字嚴謹，以及在《台灣青年》寫作上嚴謹的要求。他認為學問的訓練皆來自王先生，到年老時仍是感激不忘。我親身的體驗是：有一年由張炎憲教授主辦的會，假台北市館前路的大樓，由我介紹昭堂先，然後由昭堂先主講，所講的是王育德先生的治學方法。他寫的稿很長，雖然給主講者的時間很長，但講不到講稿的十分之一就結束了。   對台灣國家安全的貢獻 (1)參觀日本海軍演習 昭堂先在日本的幾所大學講授有關「國際關係論」的課程。有一年我赴日時，與他討論國際局勢，他要將在東京大學講授的課讓給我。當然，這不是我能力所及。 他有許多學生成了將校，與日本海軍有淵源。我曾經開玩笑的問他，喜歡當什麼官，他說「提督」！不是國家元首，也不是國會議員。我想所以要任提督，可以保障台海安全。 昭堂先先後成立「台日安保論壇」(1998年11月)、「台灣安保協會」(2000年6月)，是極大的貢獻。如上文所說的，他與日本海軍關係良好，所以仍有許多年安排參觀日本海軍演習；我在2003年8月，也曾赴名古屋，登艦參觀，艦名叫「夕霧號」。 昭堂先不但與日本海軍有過往，他與美國的James E. Auer教授有同窗的交情，Auer教授本來擔任過艦長，為了追求他的太太改走學術的路。Auer教授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海軍的重建，被譽為日本戰後海軍之父。昭堂先曾經安排他在國賓大飯店演講，可惜知者少，聽眾不多。 (2)日本武官駐台 1972年日本政府因遵循「國聯主義」、即聯合國在1971年表決、驅逐蔣介石的代表（請參考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不再以蔣介石政權代表中國的政府，因此日本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從此以後，國家與國家身分的關係中斷，不再派武官駐台。有鑑於軍事交流與國家安全需要，據昭堂先告訴我，是因他的努力日本目前派武官駐台。   愉快的巴黎同行 與昭堂先共事最愉快的是巴黎之行。台灣與法國法蘭西學院所屬的道德政治科學院合作辦理「中法文化獎」。我與昭堂先以國策顧問的身分被派往法國，在2001年6月1日的「評議會議」，我們推薦「巴黎外方傳教士在台灣」的貢獻，有別於過去推薦補釘式的漢學者的業績。會議很圓滿，法國方面讚譽有加，說是能全體投贊同票，是以往所沒有的情形。當然，背後有一位功勞者是何康美女士，他將我與昭堂先的推薦文譯成法文。 昭堂先的夫人黃謝蓮治女士和我的內人隨行，他們兩位是私費，坐商務艙；我與昭堂先是公費，坐頭等艙。昭堂先很體貼，夫人身體不好，提議男女座位對調。還有，我們嫌旅館的早餐費貴，早上到外買吃的，夫人身體欠佳而晚起，昭堂先便為之備一份帶回。其體貼如此！巴黎之行，更暸解昭堂先之為人，在此無法一一陳述。總之，是愉快的巴黎之行。 追悼  故人，祇是列其行跡之一、二，這一位「台灣那想那利斯徒」將隨著台灣歷史記載，永遠存在於人們的心中！   2012年1月25日 農曆元月初三

黃昆輝 台灣團結聯盟主席   去年11月16日午間，蔡立委同榮兄為籌組台灣公平選舉國際觀察委員會，邀集了黃昭堂主席等相關人士餐敘交換意見。席間，黃主席一如平常，神采奕奕，不覺有任何異樣。詎料，翌日中午，獲悉他因主動脈剝離而與世長辭。噩耗傳來，猶如晴天霹靂，令人震驚不已！ 黃昭堂主席，為台灣獨立運動奔走發聲五十多年，早聞其名，心儀已久，可是我們兩人見面、相識、交往的機緣，卻來得很遲。2002年，李前總統登輝先生創立群策會，稍後開辦李登輝學校，期藉以提高台灣國家認同，建構台灣主體性，並培養台灣政治人才。我當時擔任群策會秘書長兼李校教育長，幸得機會邀請黃主席來校講課。其講題集中在台獨理論、台獨運動、國際關係，乃至美日安保等方面。由於他學識豐富、分析深入、見解獨到，對於學生的提問，常能畫龍點睛，饒富啟發，而且幽默風趣，他的課可說叫好又叫座，深受學生歡迎。尤其，日本李登輝學校常組團來台研習，都指名要聽黃主席講演，其受學生之敬愛，不言而喻。每次課後，我都向他表示謝意，並藉機交談請教，受益良多。 黃主席為台灣獨立運動獻心獻力，堅決追求台灣獨立建國。他認為台灣尚非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沒有自己的憲法，也沒有自己的國名，在國際上又走不出去，簡言之，在法理上尚非真正主權獨立。惟李前總統認為台灣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祇是還不正常而已，要正名、制憲成為正常的國家。對於此種見解，黃主席則持保留的態度。有次，我在主持群策會主辦的研討會，他當場提出質疑，問我能否作個說明。當時我回答說，這兩種說法雖然不同，但是透過正名、制憲的途徑，以建立新國家的目標，並無二致。當然，這個問題討論起來就非三言兩語可以完結。黃主席最終表示能夠理解，同時也認為我們尚能自圓其說。他正直、理性、包容，不鄉愿、不含糊，讓我印象深刻。 黃主席對台聯推動ECFA要公投，支持甚力。2009年，馬政府宣稱，擬與中國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英文簡稱ECFA）。當時民進黨與台聯合辦「民間國是會議」，經一致決議，可否與中國簽署此一協議，屬國家重大政策，應交付公民投票決定。未久，民進黨即先推動公投連署提案，竟遭公審會無理否決。隨後，台聯接續推動三波連署提案，亦均遭公審會蠻橫駁回。馬政府剝奪憲法賦予人民的直接民權，這種專制獨裁的鴨霸作為，令人不齒。在推動連署公投提案的過程中，我曾兩度拜訪請教黃主席。他認為此一協議如果簽署，對台灣將產生極大影響，應力爭到底，他並且自願擔任義工擺攤推動連署，在台聯舉辦的多次記者會或相關活動，黃主席均躬親參與聲援。他對台聯士氣的鼓舞，對護台行動的劍及履及，本黨同志深受感動。 這次總統及立委的大選，台聯早已決定，以大局為重，全面與民進黨合作，合作才有贏的機會。所以，總統支持蔡英文，區域立委也不提名，支持所有民進黨候選人，台聯祇期望爭取政黨票能跨越門檻，在立法院有席次組成黨團，與民進黨併肩作戰。由於立院議事運作，以黨團協商為主，真正付諸表決的比例較小，本土有民進黨與台聯兩個黨團合力參與協商，始能制衡親中的三個黨團。況且，如果蔡英文贏得大選，民進黨執政，宜唱白臉，而台聯則扮黑臉，相互配合，協助穩定政局，順利治國。對於此一全盤構想與作為，黃昭堂主席不但認同、肯定，而且相當支持。 陳茂雄教授曾在其大作〈從黃昭堂那三張選票談台獨〉一文中稱：「台聯黨全力支持蔡英文，以阻斷統派推動統一之路，又不提名區域立委，以免讓統派勢力漁翁得利，該黨只提名不分區立委，期待能組成立院黨團，一則推動台獨運動，一則對國際社會發聲，以彌補將要執政的民進黨對台獨運動只能做不能說的缺陷」。文末他特別引證說：「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往生前，就基於上述理由對筆者在內的聯盟成員表示，他個人積極支持蔡英文參與總統、區域立委支持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政黨票）則支持台聯」。黃主席為台灣未來，為本土勝選，支持台聯爭取政黨票的思慮明晰，立場至為明確。 去年8月間，我到台獨聯盟拜訪黃主席，就當前大選態勢交換意見，並向黃主席提起，台聯自四月底開始利用週末分赴各地舉辦「棄馬保台」宣講會，預定到大選前舉辦一百場。經一次再次與民眾直接交談，深感因馬政府治國無能，民心思變。黃主席對台聯舉辦此種基層活動，相當讚許。他很關心台聯不分區立委的提名，甚至建議黨主席也應該列名，最好列在第三位，同時表示願捐貳拾萬元，作為我參選登記的費用。我將此款納入政治獻金，統籌運用。他的至情至性、關懷之心、溢於言表，我深受感動，之後我完全採納了他的建議，選舉結果，台聯得三席立委，在立院可以組成黨團，完全符合了黃主席的期待。 綜上所述，祇是追憶了與黃主席交往的三數事，從十年的交往當中，我發覺黃主席具有非凡的領導才華與人格特質。他正直坦誠，信守承諾，給人高度的信賴感；對人鼓勵以方，成事不居功，讓人同享榮譽；擅於溝通協調，化解歧見，建立共識；隨時展現信心，具強的說服力；擅於廣結善緣，又能堅守原則；懷有遠大理想，又能踏實向前；具有堅強意志力，沈毅不屈；尤其對這塊土地以及在這塊土地上的同胞深具愛心、疼心。李前總統曾經推崇他是台灣總統的理想人選，應係多年觀察所得的實話。 黃昭堂主席雖然離開了人間，但是我們對他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淡忘，反而會愈發對他的懷念。他那種為斯土斯民奮鬥不懈的意志，大肚能容、處世圓融的風範，正直無私、成功不必在我的品格，以及煦日和風的笑容，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