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進　新竹清華大學統計所副教授 自馬市長掀起拼音大戰以來，贊成漢語拼音的意見，幾乎都以中國漢語拼音才有國際化為理由，以譯音方案是為了外國人的需要做理由，吾人以為邏輯上、論證上、心態上失之粗糙，難以服人。 如果只有中國化才是國際化，那麼為什麼馬市長去年宣佈使用注音第二式？去年的注音二式就可以國際化？今年的通用拼音就不能國際化？昨是今非，為什麼？政爭而已！ 如果只有中國化才是國際化，那麼我們應該改用簡體字。馬市長講簡體字取代繁體字是「多慮」，因為「正體字在華人世界是強勢的」(中晚2000/10/11/4版)，吾人不禁戲言：為什麼？難道因為多一個「正」字？正字標記所以強勢？台灣媒體居然也可以將此種推論寫成大字！為什麼捨文字問題單就拼音來爭論？政爭而已！ 如果只有中國化才有國際化，那麼熱心這種國際化的人，應該更加強力主張廢除ㄅㄆㄇ，因為ㄅㄆㄇ引起的無法國際化，嚴重得許多。台灣人出了國門，因只會ㄅㄆㄇ，沒有羅馬字無法查資料、看地名，而且，打電腦時26鍵的羅馬字輸入法也強過40鍵的ㄅㄆㄇ輸入法(台灣資訊應用能力大受威脅)。北市龍局長講什麼新鎖國，難道她看不出ㄅㄆㄇ的大鎖國？吾人認為，她應該用更大的勇氣、更大的力量，主張廢除ㄅㄆㄇ。耶穌說，「為甚麼看見你兄弟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 」，為什麼捨大就小？政爭而已！ 北市林局長講，萬華譯名ManKa和漢語拼音不同，所以通用拼音無法國際化。實在令人啼笑皆非，蓋ManKa是古早地名譯音，本來就和華語拼音譯名不同！這和拼音方案無關，不要一概而論！(當然，我們可以考慮使用古早地名譯音的政策。) 前部長楊朝祥，沒給理由直接結論說，譯名用中國漢語拼音，母語教育用通用拼音，又說什麼「因為外國人學英語也未學音標，都是直接教育法」，因此表示母語教育不需要學拼音，暗示只需要直接教育法(《台灣日報》2000/10/13五版)。吾人不禁感慨，為什麼不主張英語華語教育只要直接教育法？為什麼主張跛腳的母語教育？如此明顯的矛盾大小眼，無人質疑？吾人只好相信，這是居心叵測繼續限制母語。 某匿名前行政院教改會主要成員義正嚴詞說拼音方案應該用加權評分法，結果最後居然突然結論說，譯音用中國漢語拼音，母語教育才用通用拼音(《中國時報》2000/10/12/5版)！評分標準還沒有討論，就先有結論，真不知道這是什麼方法和結論！就算中國拼音等於國際化，得到國際化項目的滿分，其他項目得幾分呢？通用拼音就完全無分？提個自己不用的方法，而且事先有結論，那裡還需要討論？換個推論過程：因為中國是一百分，所以譯名用中國拼音，如何？恐怕重點是他們要中國拼音，而不是什麼決策方法過程有缺失，不是通用拼音有什麼重大缺點。 以路牌譯音的需要來講，馬市長這邊強調需要花費幾十億，用中國拼音一樣也要幾十億？而外國人又如何的看不懂通用拼音？到底有多少外國人到台灣之前學過漢語拼音？這些人當中又有多少人堅持沒有中國拼音不可？他們當然也看不懂古早地名的拼音，我們值得為這種外國人花幾十億？那些學過漢語拼音的外國人，目的應該是學漢字，為什麼不談繁體字差太遠，反而致力攻擊差別不多的通用拼音？ 拼音爭論，至少應該先平心看新政府提出的理由是不是充分，不是一味用其他理由強力炒作，可惜媒體報導很少給教育部適當份量說明。台灣新政府致力多語政策，發展多語族文化，為吾人所重視珍惜與支持。吾人認為，教育部范次長的說帖是很有力的：通用拼音有台灣特色，兼顧台、客語需要。 曾部長、范次長也講，拼音爭論是被過度誇大。是的，被過度誇大、政治化了。譬如，馬市長威脅說，如果新政府執意要採用通用拼音，那麼台北市要採取「雙軌教育」；但是新政府並沒說要教通用拼音(雖然吾人贊成)，新政府只是要教母語拼音(這是源自舊政府時代的決策；但母語拼音未定)，馬市長為什麼如此反應過度？ 而且，馬市長的拼音教育，非常明顯完全沒有考慮母語需要，不知中國拼音和母語教育可能引起的衝突，不知通用拼音本來就是為減低拼音衝突的問題而研定，居然提出如此的政策。馬市長需要較好的幕僚，應該了解通用拼音才發言。 要知道，通用拼音為多層目標，顧慮國際化、資訊化等因素，又兼顧本土化母語需要，是經過長期研議及教育實驗的，結果算是差強人意，雖然不是一百分。通用拼音是多元化台灣的需要，有台灣特色，這樣有政治考量？中國拼音等於國際化，這樣就沒有政治考量？真是打人喊救人。

1996年聯福紡織爆發關廠勞資爭議，在12月20日用臥軌自殺的方式，來榜表達關廠失業勞工已走投無路，企圖引起社會關注。卻也遭致司法迫害。數十名聯福勞工及帶頭抗爭的曾茂興卻遭警方依公共危險罪名移送法辦。官司訴訟三年多，自主公聯榮譽會長曾茂興遭到判十個月的重刑。今年9月23日，到案執行。 工運政治犯自主工聯創會會長曾茂興簡介: 曾任桃園客運公會常務理事 1988年帶領桃園客運工會因年終獎金進行罷工 曾任全國自主勞工聯盟創會會長、第二、三屆會長、現任榮譽會長 1992年因聲援遠化罷工遭到判刑兩個月入獄執行 現任聯福關廠失業勞工自救會顧問 曾經協助處理耀元、東日等多件關廠勞資爭議 參選第四屆桃園第區立法委員選舉

林建良◎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 日華議員懇談聯盟的副會張村上正邦參議員在與陳水扁總統會餐時面告陳總統、謂李登輝前總統在今年之內恐無法到日本訪問。隔天陳總統即在記者會上批評日本太過於在意中國的反應，也批評日本不該隨中國起舞。陳總統的批評馬上被登於日本各大報紙，產經新聞甚至還登在第一版。標題多數寫為「陳總統嚴峻的批判日本的對應」而事實上陳總統的對日批判也確實在日本引了不小的震撼。 筆者認為現政權的確有必要給日本政府一個強烈而鮮明的訊息來表達我們的不滿。有一半台灣血統的日本政論家蓮舫女士曾形容，日本以「理」與「法」與中國交往，而以「情」來安撫台灣。日本政府的作法是給中國面子、給台灣裏子。而經常台灣總是面子裏子都沒得到。 最近日本的元老政治家中曾根康弘在其著作權及各報章雜誌上發表其與中國、台灣交往之五原則。其中強調台灣必須與中國和平統一，同時也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反對台灣獨立，並且要求台灣必須依照中國的同意僅速三通，和展開談判。筆者曾當面向其側近抗議此五原則完全不顧台灣人的意向與感情，充滿了事大主義與妥協主義的色彩，是標準日本式妻善怕惡的作風。他們極力辯解，謂他們的真意仍是為了台灣好云云。 在過去的舊政府時代，我們多的是日語人材。而在日本政治人物交往時也充分運用了日語本身所具備的曖昧性、一切不明說、以心傳心，套句日本式的說法就叫「腹藝」，一切盡在不言中。這點對日式政治文化的深度了解卻經常反而造成對我們的不利。他們會以「情」來要求台灣體諒，，要求台灣讓步。而台灣持續讀對日本體諒卻成為一個固定的模式。最終成了一個中國向日本施壓、日本向台灣施壓的連鎖反應。而由於政治慣性與惰性，這個方式始終存在。 如今，現政權中日語人材缺乏，能了解日本政治人物「腹藝」的人材更是少之又少。這個事實有好也有壞。壞在難以建立真正的友誼，而好的一面卻正在於有打破過去政治慣性的口實。由於我們不了解其「腹藝」，所以一切「照步來」，同時也可以明確地表達出我們不滿與期待。這對台灣的對日外交不是個壞事。只是在打破此過去仲裁慣性之後，相互對對方深層文化了解與建立真正的友誼才是真正穩固台日外交的長久之計。

江永進、蘇育德、劉俊秀、陳鄰安、洪慧念、范文芳、張國財◎交通大學、清華大學、新竹師院教授 四位語言學出身的中研院院士，投書主張，〈請以(中國)漢語拼音為中文譯音的唯一標準〉(《聯合報》2000/10/18/15版，)，該文分三節，第一節先宣傳中國拼音ｅ國際現狀，第二節舉例宣傳台灣若不採用中國拼音的後果，最後一節則是替台灣政府規劃主動被統一所需要ｅ步驟。我們深不以為然，試論如下。 首先，中國的中國漢語拼音是國際標準，並不足為奇，但是請注意，那是中國地名人名的標準，不是用在台灣的標準。這些人所謂的國際標準，適用在中國，其實和台灣無關；超過全文篇幅的三分之一只是在作中國拼音「國際化」的介紹宣傳，與台灣拼音爭論無關。 不過，這些院士倒也提出一些實質討論：如何在外國找中文資料，以及台灣人應如何用拼音去外國找資料。之所以難得，是因為其他支持中國拼音的論點，多錯誤假設譯音只是外國人的需要；台北市馬市長應該知道，台灣人也需要拼音。 在外國找中文資料，需要看到底是誰在找、找什麼；此外，中文圖書資料應該是以中文書寫，查尋的目標應該是資料本身，而查尋只是工具，更何況拼音只是找資料的工具之一。 從資訊觀點，拼音轉換(人、電腦)並不是什麼問題，方法多得很；通用拼音與漢語拼音的轉換很容易，難道語言學家不知道？圈內人都知道，還有(免費的)自然輸入法，連連轉換也不用，不管通用拼音中國拼音，可以一起輸入(《自由時報》2000/10/11/41版；http://www.togetn.com.tw)。未來電腦語音輸入普及，甚至可以不用學什麼拼音就可以用聲音輸入，圖書館的查資料有何困難？ 科技人最怕「不懂技術的人將技術說成好像萬能」，這些院士則將沒有什麼問題的技術誇大為無法克服，難道院士級的語言學家如此無知？而且，就算四位院士所說的情況是真的，那麼真正嚴重無法國際化的其實是ㄅㄆㄇ，為什麼避開ㄅㄆㄇ的不能國際化？ 更重要的是，找資料的目的是為了使用資料，是不是外國的中文資料都用中國漢語拼音？其實，絕大多數資料是以漢字方式而不是以拼音的型態存在，那麼按照院士們的論點，如果資料多是簡體字，是不是台灣應該全用中國的簡體字？或者資料多是繁體字，他們是不是應該向中國主張台灣繁體字是唯一標準？ 如果有人連有簡單對應的拼音方案互換都如此誇大攻擊，困難大幾百倍的漢字繁簡互換呢？莫非攻擊通用拼音其實是廢繁體字大陰謀的前哨？他們未免將問題過度簡化、將漢語拼音的功能過份誇大了，而且雙重標準，避重就輕。 拼音爭論，至少應該先平心看新政府提出的理由是不是充分，不是一味用其他理由炒作，可惜媒體報導很少給教育部適當份量的說明。台灣新政府致力多語政策，發展多語族文化，為吾人所重視珍惜與支持。吾人認為，教育部范次長的說帖是很有力的：通用拼音有台灣特色，兼顧台、客語需要。 長年久住國外的四位崇高院士語言學者，明顯不知台灣拼音爭論的焦點，不知台灣的需要，或者故意忽略，以國外圖書館做名，鐵口直斷只有漢語拼音才可以找到資料，繼將此點等同國際化，又試圖將複雜的拼音爭論，簡化成「語言專業」一項。難道，母語學習的考慮就不是語言專業？ 歸根究底，這些人只是要逼迫台灣只能聽從「中國化等於國際化」的語言學家之言。其實，他們的意向很清楚，就是冠冕堂皇的「國語是統一的標準語」，在這個假設下，只拿中國漢語拼音方案做唯一的標準，不需要任何討論。如果容許我們開個玩笑，台灣乾脆不要國統會、陸委會了，只要國外圖書館決定中國統一台灣就好了。 詳細思考四個院士的文章，其實暗藏了一個陷阱：如果我們採用中國漢語拼音，無形中默認「國語是統一的標準語」這個價值觀。原來不是單純討論拼音問題！母語受盡迫害的母語人，相信多元化的台灣人，情何以堪！這種被著語言專業外衣，真是令人感覺，處處陷阱，處處惡毒。 要知道，通用拼音為多層目標，顧慮國際化、資訊化等因素，又兼顧本土化母語需要，是經過長期研議及教育實驗的，結果算是差強人意，雖然不是一百分；但是現在，有人隨便用偏頗國際化名義反對，必須要先說服我們，通用拼音的國際化程度到底是多低？ 為什麼較公平的語族需要考慮不應該，反而要聽從所謂「語言專業」在漢語拼音的基礎上調整字母的「小媳婦母語政策」？若按照他們定義的國際化，通用拼音還不足以妨害國際化，元兇應該是ㄅㄆㄇ，元兇可能是繁體字！通用拼音是多元化台灣的需要，有台灣特色，這樣有政治考量？中國拼音等於國際化，這樣就沒有政治考量？真是打人喊救人。 總而言之，這是文化、土地認同的問題，這是反壓迫的問題，這是台灣要不要改正過去錯誤壓制的語言政策的問題，這是台灣是不是要多元化的問題。我們無法同意四位國外院士找資料薄弱的理由。 吾人不禁感歎，趨炎附勢是容易的。現在需要光的是奄奄一息的弱勢母語。

前台獨聯盟副主席李應元 接受自立晚報專訪 王珍瑜◎自立晚報記者 ■ 未來與FAPA互相配合共同打拚 問：您將在這兩天前往美國出任駐美副代表，對於這個新任務，您對自己與駐美代表處有什麼期許？而在新政府上台後，FAPA又將如何發揮其功能？ 答：在這段時間我已經有心理準備，也可以說是已經「覺悟」了，以一個新人、一個外行人要跨足到一個新的領域裡，當然是一項新的挑戰，因為美國是一個大國，而台灣是一個小國，到了那裡難免會面對一些新的挑戰；這次到美國，我想我會全力配合協助程代表完成任務，因為程代表在美國有其名望，也極有經驗，他以部長之尊領導我們，其實是受到陳水扁總統的特別委託，在美國為台灣爭取最高的外交權益。不可諱言的，過去幾十年FAPA（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和外交部駐美代表處因為意識型態不同，一直處在競爭與敵對的狀態，因此彼此幾乎鮮少往來，在許多的活動與主張上，雙方常常出現意見南轅北轍，甚至讓力量互相抵銷，後來到了前部長胡志強的時候，駐美代表處就開始與FAPA有些接觸，現在新政府上台，這也是長年在國外為台灣民主奮鬥的FAPA的朋友們所樂見的，大家態度上也出現了很大的不同，未來雙方有很多地方可以相互合作，整合彼此的力量。共同為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閒而打拚，我想我這次去，也可以在這方面作一些幫忙。 問：據了解，由於中共方面不斷的向美國施壓，因此我駐外人員在華盛頓DC的活動，一直受到若干限制，情況到底是如何？ 答：我們的代表處是在華盛頓DC內，代表處的人員可以在當地進行各項活動，不過我們的外交部長、國防部長，正副總統、正副行政院長等和國家主權宣示性比較強的政府人員，到目前並不方便在當地出人，這是過去美國國務院方面的一項不成文的指示（instruction），不過據我的瞭解，到目前台美的實質關係，也就是整體的外交狀況很好，溝通的管道非常的暢通，雙方也都可以互相體諒，我認為新政府和美國的關係應該是很好的。 問：新政府上台至今半年，但是陳水扁總統的大陸與外交政策一直備受在野黨責難，部分人士甚至明白的說陳總統「只聽英文、不聽中文」（意即只聽美國的話），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答：台灣是一個小國，這是一個事實，和美國要配合的地方還很多，所以我不知道他們說聽誰的話是什麼意思？陳水扁總統過去就聽過包括工商界大老、農民、工人、還有親民黨、新黨與將要見面的國民黨的話，阿扁總統確實是在傾聽社會中各種人的聲音，這樣的批評出自在野黨的口中，因為他們有他們的立場，我可以理解，任何國家領導人一定要廣聽各種建言，其中當然包括各種語言，在野黨說陳總統聽英文，事實上這段時間他還聽了德文、日文，所以這並不值得大驚小怪。 問：過去美國內部，一直有所調的BLUE TEAM，據說都是一些比較友我的學者與我略專家，您的瞭解又是如何？未來您是否會與之接觸？ 答：過去在美國的學術與輿論界中 確實有所謂的BLUE TEAM與RED TEAM之分，BLUE TEAM指的是比較傾向反共，對於共產國家態度比較強硬，而RED TEAM的人就比較親共，在行為與言論上比較傾向共產國家，對他們也比較友好。這是美國輿論與學術界有這樣的區分，最近特別是在對中國政策上，會有這樣的分野，但是這樣的劃分方式也會有謬誤，因為有些學者會因為各種情勢與時間的不同，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因此這樣的劃分並不是太精確，或許大家還不知道，過去台灣也有BLUE TEAM，那就是國民黨，未來我們在美國的工作，應該是讓各種層次的人都能知道台灣，瞭解台灣的處境，進而支持台灣，因此我們將不會特別去分誰是BLUE TEAM，誰是RED TEAM，都會一樣的去爭取去努力。 問：過去兩岸問的互動，大體上都與美國脫不了干係，因此外界形容美中台三達的關係是一個橫垮太平洋的三角關係，雖然美國有「台灣關係法」提供台灣必要的保障，但是中共方面也從美方取得了戰略伙伴地位與永久最惠國待遇（PNTR），就您的瞭解，未來美中台三邊關係走向將是如何？台灣又將會處於什麼樣的地位？ 答：講到美中台三邊的關係，那真的是一個大題目，如果真的要說的話，一言以蔽之，我認為應該是「交往中有圍堵，圍堵中有交往」，因此有一個新字叫做congagment就是engage和contantment商個字合起來組成的，我所謂圍堵，指的並不是對台灣，因為台灣大小根本沒有能力去侵略別人，而是對中國，從冷戰後美國感受到來自共產國家威脅，因此在韓戰後，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並建立北從阿留申群島南到菲律賓、越南的防線以圍堵中共，一九七0年初期，尼克森和中共交往，而改變了世界的態勢，目的就是在「聯中制俄」，一九九0年蘇聯瓦解，從各種角度看，「聯中」的必要性已經沒有那麼重要。至於美中雙方所謂的「戰略伙伴關係」、是因為在最近這兩年美中間發生了許多事，像是南斯拉夫使館誤炸事件等。讓雙方關係一度緊張，美國的智庫人士就明白的表示「有中國這樣的戰略伙伴，我們還需要戰略敵人嗎」單方面積極要去推動的，並不是中共在「大國外交」的思維下，因此所謂的戰略伙伴關係，是柯林頓政府的要求，因此在這次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共和黨就表示要修正雙方的關係為「戰略競爭」關係，就是這樣的道理，我認為國與國要和平相處，在沒有戰爭之前，任何潛在性的預防仍然是必要的，所以所謂的戰略伙伴關係，實際上只是一個口號，美中間並沒有因此而加深合作的可能。 目前在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威脅到區域安全的只有中國，孟子有云「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孫子也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道，不得不察」，我們是一個小國，沒有侵略能力，只求安定、自衛，儘管我們處境艱難，但正是因為如此，讓台灣的民眾格外努力，父母都會盡力栽培小孩受教育，送他們到國外唸書，學習最新的知譏，幾十年來奠定了我們高科技產業的基礎，雖然我們在名份，也就是官方的外交上仍有困境，但是與各國的實質關係仍十分堅強，台灣是一九七o年美國「聯中制俄」政策下的犧牲者，當時的美國政府屈服放大的三角關係，而犧牲了台海間的小三角關係，因此才會有退出聯合國、美中簽署公報等事件接踵而至。 ■ 新時代、新世紀對台灣有利 以三角關係來說，我們一定會受制於國際問的大戰略，但是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主權重新確定、網路無遠弗屆、經濟力決定一切的時代，土地大小不再是國家國力的象徵，雖然台灣小，曾經困苦過，但是我認為「最艱難的處境已經過去」，理論上這樣的新時代、新世界對我們有利。大家細想一下，以經濟力量來說，有誰可以挑戰美國、日本？但是美日等國為了要維護自己安全與利益，一定要設定一個「假想敵」，以現實的狀況來說就是中國，因此才會有美日安保條約的重新修訂，而台灣也在其中扮演一個角色，因此大家不要妄自菲薄，在世界大戰略的改變後，台灣的地位將會慢慢被突顯出來，因此美目始終不願對條約中「周邊事態」的定義，向中共明確表態「排除台灣」。 在這個科技經貿掛帥的新時代，台灣的電腦與網路產品遍及世界，以目前台灣的電腦產品就有十四項是世界第一，而其中還有部分的產量超過全世界的百分之五十，如果控制了這百分之五十的出口，世界經濟就會因此受影響：台灣雖小，但是我們的農業仍生產過剩，高科技如此、工商年台灣大地震，遠在歐洲的飛利浦公司股價就會下跌，這是未來我們可以走出的方向與關鍵。 問：既然美國在兩岸間具有如此舉足輕重的地位，未來在兩岸談判，甚至是兩岸終局上，美方將會扮演何種角色？ 答：阿扁總統曾再三強調，目前的大陸政策仍以五二0就職演說為基礎，大家只注意到四不一沒有，與「共同解決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卻忽略了他也說必須要在「民主、對等與既有基礎之上」的前提，這樣的論述，深獲國內外認同。美國對兩岸關係確實有建議，但這並不一定是美國的意見，阿扁總統要考慮到的，不只是朝野各黨的意見，對於美國在兩岸間扮演的角色，當然我們很希望他們能出來當調人，不過美國官方已經再三表明不會當調人，因為當調人很累，責任很重又吃力不討好，因此美方的態度是鼓勵兩岸談判，只要是雙方可以接受的，美國也都可以接受．原則就是要「和平穩定」。雖然美方的態度是這樣，但是我認為美國畢竟是世界超強，而且他在台海也有其利益，因此對於兩岸問題，美國不可能不介入，如果描述精確一點，應該是說美國一定會在西太平洋的政治棋局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不論名稱是「調停者」、「仲裁者」都不影響這樣的地位。 ■ 李前總統早晚會出訪日本 問：李前總統雖然已經卸任半年，但是他在民間仍然具有一定的聲望與份量，過去多位民進黨立委甚至要求外交部與他合作，共同發展台灣的生存空間，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答：事實上他已經在做了啊，像他卸任後前往英國、捷克，雖然是私人訪問，但是他仍有很高的代表性，儘管中共不斷的打壓，但是李前總統已經是台灣的代言人，李前總統是台灣民主的完成者，特別是在東亞地區道樣威權政治的環境內，他的表現非常突出，也因此他被尊稱為「民主先生」，對於道樣的尊崇，我認為他是當之無愧，也值得肯定，未來他的角色，我認為他應該會繼續為台灣的人民與這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上發聲。像這次他在捷克，被介紹以「來自台灣的李登輝前總統」，和哈維爾、達賴喇嘛等國際領袖平起乎坐，這就是我們平日求之不得的機會，李前總統去日本的事，我想他早晚都會去，根據我從日本方面的朋友傳回來的消息，日本政府發給簽證是遲早的事，一方面因為日本人對他非常的景仰，再者李前總統「民主先生」的稱號，在世界上名氣很大，在他卸任前提出的兩國論，儘管美國人不喜歡，但是他認為這樣做對台灣有利，因此要盡快讓國際瞭解，在前一陣子我與幾位海外的朋友去拜訪他，他自己表示執政十多年來，完成了許多艱的工作，唯獨對黑金與司法改革沒有完成，一直到現在他還會耿耿於懷，但總體來說，我認為是「瑕不掩瑜」，他的付出必然會在台灣歷史留下無可比擬的紀錄。 問：過去在李前總統執政的時候，台綜院長劉泰英曾經聘請美國的卡西迪公關公司在美國國會穿梭，為台灣相關的議案遊說，未來新政府是否仍將聘請卡西迪繼續推動這方面的工作？ 答：就我所知，原本台灣綜合經濟研究院劉泰英院長他們在美國委託的卡西迪公關公司的案子，現在已經被誠泰銀行林董事長等陳水扁總統的幾位友人接續下來，但是目前實際運作的狀況以及他們和新政府間的關係，我還不清楚，我想等到美國後，我會主動去瞭解。 問：許多政治觀察家認為，陳水扁總統在贏得大選後，台灣獨立的呼聲與行動反而沉寂下去，對於這樣的現象，您如何解讀？再者，過去台獨聯盟在海內外前仆後繼的推動台灣獨立，在陳水扁總統就任後，台灣獨立建國的的理想是否還存在？ 答：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和香港完全不同，在台灣這個社會裡，陳水扁總統說了就算，我們立法院所通過的法律，只要完成法定程序、經過總統公佈就可以施行，並不像香港一樣，在立法局通過後還要送到北京，經過老共的同意或批准，因此我認為陳水扁總統的當選，和台灣獨立建國的目標並沒有不同，甚至可以說是完全一致。過去台獨聯盟所揭櫫的台灣獨立建國運動，一共分三個層次，一個是國際間主權承認，包括爭取國際認同、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第二個是憲政改革的層次，包括了國會全面改選、公民投票等；第三個則是公共政策的層面，像是國民意識的養成、公共建設的促進，把台灣建設成一個高生活品質的國家。在上述著三個層面上，第一個目標，目前還有待新政府去努力，在這個層面，陳總統就已經明確的表示，要繼續加強推動加入聯合國，因衛這是屬於國際主權的一部份；第二個目標則是和第一個目標一樣，目的是在建構一個民主的骨架，目前國會已經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我們甚至和平的完成了政權與政黨輪替，所以憲政改革這個部份可以說已經完成；至於血肉部份，則在第三個層次，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如果徒有民主的形式，卻沒有安和樂利生活的實質內容也是枉然，目前世界上許多自稱民主的國家，整體的狀況卻乏善可陳。 在這樣的理念下我認為「名號」的部份，我們可以不需要那麼積極去改變它，這部份可以靠國民意識的培養與普及，進而促使國家意識形成，從台灣的歷史上，這樣的情況也不是第一次，最早是幾百年前的漳泉械鬥，接著是閩客械鬥，但是打來打去，到了日本人來的時候，大家又都變成台灣人，一起對抗日本；一九九六年中共打飛彈的時候，當時的民調也發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民眾比率大幅提昇；現在新政府正在執行的掃除黑金、推動社區主義、照顧弱勢、環靜保護與推動加入聯合國等等，也都是建國三層次的一環，而且這些都是「現在進行式」。 我認為每個社會運動在每個不同的時代，都會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現、去表達，但是執政的陳水扁總統不能不去考慮到其他人的想法，因此目前並不需要去苛責新政府在形式上的建國腳步已經放慢，另外像是過去我們主張的「公民投票」與「住民自決」，陳總統也要盱衡到兩岸間的互動，不過我認為雖然獨立建國之路還有一段距離，但是時間是站在我們這一邊。 運動是個進行式，在完成之前，社會會不斷出現新的挑戰，人類的社會在這幾年來進步的突飛猛進，網際網魯、基因複製，都是後來才出現的，人的潛力既然無窮，因此對於現況我們當然不會感到滿意，雖然我知道很多內閣閣員大家一天上班十幾個小時，但是挑戰仍然是無限的，我們會以最大的努力去面對。 ■ 國際政治與科技戰略改變有利我方開拓邦交 問：過去國民黨執政的外交部，曾經以金援外交來開拓我們的外交空間，當時他們所強調的是「邦交國的數目涉及到國際承認的問題」，未來這樣的思維與作法是否會改變？而到底我們邦交國的理想數目與最低限度應該要維持多少？此外您這次到美國，是否有可能邀請屆時已卸任的美國總統柯臨頓來台？ 答：邦交國的數目，當然是越多越好，我們不會定上限；至於下限，我認為那是一個心裡的感覺，我們只能說和任何願意與我們平等交往的國家交往，並盡最大的力量去和他們交往，到目前為止，我們和很多國家都沒有正式的邦交關係，但是卻有很緊密的實質關係，未來在國際政治與科技的大戰略改變下，情況對我們越來越利，也會慢慢的改善。 像這次陳總統去非洲，據駐地使館透露就有許多國家希望和我們建交，如果我們的經濟持續上升、政治民主也有所提升，要做到「近悅遠來」，讓大家樂意和台灣作朋友，並不是很困難的事，因此大家不要被邦交國的數目字所影響，只要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我們不排斥與所有國家加強交往、提高交流位階。 我們並不排斥邀請美國現任或是卸任領導人到台灣來作我們的上賓，我們樂意積極邀請他們，特別是柯臨頓總統長久以來對外交事務極有興趣，雖然我們不喜歡他在上海說的新三不，但是對一個不瞭解我們的人，我們更要和他交往，讓他知道台灣人民追求民主的決心與成就絕對值得世界領袖到台灣來做實地、第一手的瞭解。

范盛保◎澳洲昆士蘭大學博士候選人 舊政府或新政府的一中各表或是各表一中，一有邏輯嚴重錯誤，二則不利台灣。先就其定義而言，一中各表或是各表一中是說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國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國國民黨則認為中國指的是中華民國。 這個口頭上的共識是一九九二年的產物，它的邏輯錯誤在於第一，中華民國已於一九九一年宣佈終止動員堪亂，並透過修憲將領土侷限於台灣，換言之 自一九九一年起，中華民國之佔領台灣之法律效力因其放棄代表中國大陸而獲得國際法上之取得時效概念(雖不完整，但取得時效概念是唯一解釋中華民國擁有台灣之國際法概念)。 既然一九九一年已放棄代表中國，怎麼一九九二年又跟他國講說中國指的是中華民國呢？第二，這個是舊執政黨的政策，不是全民共識，台灣的朝野政黨本有不同意識形態，若有朝一日民進黨政府搞個「倡言與中國合併者以叛國罪論」，試問 國民黨若不幸的再執政時，會照做嗎？第三，你要去說服誰中國指的是中華民國啊？吐瓦魯還是諾魯共和國等小國？你中華民國講得贏誰啊？ 現在的台灣和中國已經是一邊一國了 將來的台灣和中國的關係不是讀者常聽到的統獨關係(既然一邊一國，何來獨？百年來不曾一國，何來統)而是台灣堅持主權或放棄主權二種選項。若堅持主權，則有維持現狀 (status quo，亦即維持獨立)、國協(commonwealth)、邦聯(confederation)或聯合(union)選項 若放棄主權，則有聯邦（federation）、一國二制(one country , two system)等選項，有的學者提出一國二府或多體制國家等選項列入台灣、中國之末來之選項。 台灣的立場是不可能放棄主權，阿扁總統曾說邦聯或聯邦都可以討論，就好比是說堅持主權或放棄主權都可以討論，這是台灣人所不能接受的。除非中國真用武力把台灣打成砲灰，否則台灣和中國未來之關係將是維持現狀或組成國協、邦聯、聯合。 阿扁總統的「未來的一個中國」已經限定了未來台灣、中國的關係是一個整體。它有可能是邦聯，或是國協，不管是什麼，總是少了另一個選項—維持獨立的台灣。民主前輩們喊了幾十年的台灣人意識 將迅速的被中國意識所淹沒。 副總統提到中華邦聯，或是中華國協可以做為未來的國名 將此寫成英文將是Chinese Confederation or Chinese Commonwealth，試問，我做台灣人做得好好的，幹嘛沒事變成了Chinese？ 為了台灣的生存及尊嚴，筆者認為台灣人民要迅速的培養自己的祖國意識，應該多講祖國台灣。如果開口講台灣就是祖國 閉口也講祖國就是台灣，一可深化二國論，讓台灣人民深刻了解自己的台灣原來就是個祖國。二可逼那些「台灣的中國人大代表」表態，看看這些立法委員的祖國在那。既然這些立委那麼喜歡問別人是不是中國人，台灣人民也可以大聲的問他們，你的祖國在那?是大陸還是台灣?如果他們說他們的祖國在台灣，那麼，他們也是二國論的信仰者;如果他們說他們的祖國在大陸，那麼，調查局可以準備辦人了。

黃文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 ■ 台灣民族論 自西歐產業革命與市民革命以來，已歷經二百年，在近代西歐民族主義價值體系的擴散下，近代民族國家也日漸成為現代世界最大的人群集團或社會單位。 可能由於西風東漸的影響，在十九世紀末的東亞大陸邊緣，自北至南也連續出現過日本北海道的蝦夷共和國(一八六八年)，台灣民主國(一八九六年)、菲律賓共和國(一八九八年)。可是都是曇花一現，連即夭逝。 特別是有關台灣民主國的問題，雖然有黃昭堂教授《台灣民主國的研究》這部不朽巨作。可是「台灣民主國」的誕生，到底是不是台灣人民族運動的嚆矢?即使日治時代台灣民族運動的先覺時常高評台灣民主國的革命大義。可是台灣人的民族運動在十九世紀末開始萌芽，未免太早，也可能因此而命該夭折。 台灣人對「民族主義」一詞的理解，包括大部分的知識分子，大都概念模糊不清，對台灣民族的見解也意見不一。 在語文的表現上，日本文化界一般將近代西洋文明的歷史產物「Nationalism」一詞，直譯為「」，或「民族主義」、「國民主義」，有時稱為「民本主義」、「市民主義」。 可是一旦「民族主義」的思想跑進了台灣人的語言與文字的世界，就發生了強烈的爭執。 世界上最喜愛用「台灣民族主義」的，首推台獨聯盟的中委林啟旭。故王育德教授在牠的《台灣民族論》中，也不忌諱使用「台灣民族主義」。黃昭堂教授近來為了更進一步推廣「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已改稱直譯為「那想那利斯文」，力主久見不怪，久用成俗。聯合國大學教官的羅福全卻認為「台灣國民主義」比「台灣民族主義」適宜，且名正言順。 筆者曾請教過謝長廷:「為何反對台灣民族主義的主張?」回答的是:「在未達成共識以前，又何必用台灣民族主義來增加爭執。」 「台灣民族主義」在台灣人的社會意識中，確實尚未達成共識，也未從大中華民族，或大漢族主義中完全獨立，也許也有一部分人認為「知著好，不免講」。 可是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既然「漢、滿、蒙、回、藏」這群文化不同的族群能定名為「中華民族」，為何「台灣民族」無法正名？理由值得考究。 有一點必須強調的是，「民族」的概念本身並不是「人種學」的、「人類學」的或「語言學」的概念，而是「心理學」的概念，是國家主權下國籍不可分的「國民概念」。 台灣人是什麼?什麼是台灣人？台灣人如何形成？如何定義？筆者試想從台灣民族主義、台灣民族意識、台灣民族這三個概念層次去探究「台灣人」的存在。 ■ 台灣民族主義 台灣人的近代民族主義運動，到底是從何時開始? 筆者認為自台灣民主國至一九一五年西來庵事件之間的武裝抗日運動，不宜稱為近代民族主義運動。因為，如反日運動領導者的余清芳尚且還以「大明慈悲國」作為號召，缺乏近代民族主義的思想。 台灣近代民族主義運動，應該是自台灣文化協會時代開始，而在社會主義運動中東出現明確目標。 近代台灣民族主義運動應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反日民族運動，第二階段為反華民族運動。反華運動比反日運動更富民族主義運動色彩與具體內容，而反清運動大都帶有強烈的農民反抗運動色彩。 最具近代民族主義特色的建國運動，可以從法語系族群同荷語系族共建比利時；德、法、義語系各族群共同建立瑞士看出。共同祖先、共同語言、不同宗教、不同文字的印度同巴基斯坦的分離獨立，共同宗教的巴基斯坦與孟加拉的分離獨立。共同言語文化、不同的利害關係的中美聯邦以及拉丁美洲各國的分離獨立，也是近代民族主義的象徵。 而大日爾曼主義，人拉斯夫主義雖然也是二十世紀世界的一大潮流，有時甚至成為巨浪，可是並沒有成為主流，事實上反而成為逆流。若用中國人在文革時代最流行的用語，可以稱之為「反潮流」。 筆者認為在近代民族主義運動中，最不具近代民族主義的特質，而由空想和虛構所編演的是「中華民族」主義。中華民族不但沒有共同的言語、宗教、文化、甚至利害關係互相對立。可以說僅是替中華帝國的幽靈招魂而已，完全缺乏近代民族意識的存在條件。 不但漢、滿、蒙、回、藏各族缺乏共同的宗教、言語條件，連大漢族本身也缺乏共同的語言與利害關係。所以人為急造的「中華民族」，早已注定瓦解的命運。 南斯拉夫語系各族，在長期的日爾曼人與土耳其人的強大壓力下，為了對抗強大的外力，到了二次大戰以後，各族雖然合力結成南斯拉夫聯邦，可是到頭來還是由於各族的利害關係，而走向內戰與瓦解之途。 比南斯拉夫語族更複雜分歧的漢語族，在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下，地方的利害關係更加對立、混亂，日漸喪失向心力。 隨著台灣民族意識的成長，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高揚，雖然帶給了「中華民族」的威脅與危機，可是對東亞大陸的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卻具有巨大的催生與引導的力量。 因為台灣民族意識的成長，不但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歷史產物，也是台灣獨自發展的歷史產物。台灣歷史社會獨自發展的成就，不但能喚醒被中華帝國幽靈所詛咒的中華民族早日覺醒，也能帶動漢語系各族群建立初具規模的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 ■ 台灣民族意識 台灣人意識的形成，可能是在台灣民主國以後。以前的台灣是否已存在著「台灣人」意識，很難確認。有關「台灣人」意識的形成過程，以往筆者同王育德教授與黃昭堂教授，經常爭論。 筆者在本書中已試論過，在日治時代以前的台灣社會結構的特色是「番、漢、官、匪」四大集團互爭與共生的雜居社會，經濟結構也尚未形成單一市場。因此，近代市民意識尚未成熟，在市民社會尚未形成以前，台灣人的意識不可能成立，也可以說尚未產生。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不但是當時中華帝國邊境的台灣，連代表中國近代文化人的國學大師章炳麟，文學界的代表人物魯迅還在企畫紀念明朝亡國幾百年的集會。孫文集團也以驅逐韃虜建立中華為號召。 因此，二十世紀以前，台灣雖已成立「民主國」的國家實體，「台灣人」的意識可能尚未成熟，「民族意識」也可能尚未產生。 台灣人意識的形成，應該是日帝主台以後，在台灣人共同抗日的意識中產生;而產生台灣人意識的歷史背景是台日的文化摩擦與異質性的發現。 台灣人意識的初期雛型，最具代表性的是來自「唐山人」同台灣本土意識的區分，更由「唐山」轉化為「阿山」而強化，而由區分「芋仔」與「蕃薯」意識的普遍化而落地生根。 在世界各族群中的祖先傳說與族群的象徵，以動物來表徵是常見而普遍的現象。比如錫蘭的外來民族僧伽羅是獅子，而土著是蛇。 中國人喜歡以「龍」的後裔來表徵。可是台灣人卻喜歡以狗、豬、牛來代表族群的意識和性格。狗是日本人，豬是中國人，牛是台灣人，從來沒有聽過有泉牛、彰牛、客牛或蕃仔牛。因此牛的意識形成是形成台灣人共同意識的原點，而由牛狗、牛豬的對立意識中，日漸形成強烈的台灣人意識。 台灣人意識的形成可以說是台灣獨自發展的歷史產物，也可以說是在外來與本土意識的文化摩擦與異質性的發現中產生的。 人的集團歸屬意識是極為多元的，比如德國人、奧地利人、大多數的瑞士人都是「同文同種」的日爾曼人，也可以更擴大為荷蘭人、英國人或北歐各國人。日爾曼人是人種的生理的概念，而奧地利人是屬於物理的、法律的、國民的概念。民族意識可以說是生理的、心理的、主觀的、自覺存在的意識。 在目前台灣人自認自己是中國人，或認為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即使是空想的或沒有法律上「權利與義務」關係的，亦無不可。 可是當本身的利益受到侵害，或利害關係發生衝突時，不管是否一時的權宜之計，有時也會自覺的產生民族的意識，或強調「我是台灣人」。比如蔣經國說「我是台灣人」也是其中一例。 最近到日本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犯罪率激增。九一年度的統計，中國人的犯罪率占日本外國人犯罪率約三十七%，而成為日本的社會問題。因此，台灣來的留學生，有時以「我是中國人」找房子或打工時會受到拒絕，而不得不改稱「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以求自保。不管是否一時權宜之計:台灣人意識的形成，有時也是在一己的利害關係中產生。 台灣人的意識，並不是客觀的存在，而是主觀的意識，是由獨自歷史的長期發展所形成的。 ■ 台灣民族 民族是由同一語言，同一領土，同一經濟生活，共同的長久歷史經驗所組成的。民族單位同時也是歷史的單位，若沒有特殊的歷史，或成為記憶中歷史事件，民族意識是無法存在的。 按民族主義學者米爾(Ramsay Mile)的主張，結合民族的強力紐帶(affinity)是共同的地域、人種、語言、宗教，長期共同服從同一政府，經濟利害一致，擁有共同傳統等七要素。 近代民族的形成，可以說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歷史產物。不同歷史的發展產生了不同的民族，台灣民族也可以是台灣近代史的歷史產物，是正在形成中的新興民族，而不是已經成熟或已經老化的民族。 匈牙利人與保加利亞人有共同的祖先，羅馬尼亞人與義大利人也共有共同的祖先，挪威人與丹麥人也是共有共同的祖先，可是卻不形成同一的民族國家。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威爾斯人、愛爾蘭人雖不是同一祖先，卻組成英國的國民。 國家是客觀的、物理的存在，可是民族是主觀的、心理的存在；國家是理論的，而民族是生理的。有時可以由數個種族或族群形成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有時也可以由單一的種族，形成數個民族，數個國家。這是近代史的既成事實，也是近代史的一個歷史產物。因為在封建社會中，還沒有產生近代民族意識，所以說民族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歷史產物。有如痛感「國破山河在」的詩人杜甫雖有愛國心，卻沒有民族意識。 近代民族意識是到達了高度文化發展階段的集團，到了近代市民社會才日漸形成的精神現象，而民族也是近代世界才產生的社會共同體。漢族歷經漢人、唐人、宋人、明人、到了民國，才由國家的人為虛構中產生了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同台灣民族的形成，雖然都是二十世紀初的歷史產物，可是在不同的各自歷史發展中，台灣民族的發展實比中華民族更具客觀條件與民族色彩，因為台灣近百年來的近代市民社會、市民意識、民族意識比中華民族的意識更加成熟。 […]

黃爾璇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副主席 一、行政立法部門互動之憲政危機 今年三月台灣總統大選，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以39.03﹪得票率當選，而民進黨在「國會」–立法院，卻只有三分之一弱的席次。處於這種雙重弱勢的政治環境，讓陳水扁總統不得不以「全民政府」為號召，且迫於軍、情、治系統不易掌控的壓力，乃邀請國民黨籍的唐飛擔任行政院長，出面組閣。在唐飛受命組閣之初，反應頗佳，被稱為一步妙棋，但也擔心有一天會變成險棋。惟新政府執政百餘天以來，因受限於政府體制混亂不清和政黨對抗的糾葛不斷，以致施政停滯，政務推動延緩。形成這些亂象的根源，要而言之，似有下列諸端： (一)九七年修憲的後遺症：九七年國民黨所主導的修憲，只是基於黨利黨略的考量，修憲後的憲政體制，不但沒有學到法國第五共和雙首長制的優點，反而產生許多後遺症。九七年修憲的結果，立法院失去行政院長任命的同意權，使總統在提名行政院長時，不必考量國會政黨的生態，而且在組閣時可以不考慮國會多數黨的意見，此為總統或行政院長與立法院之間容易發生緊張的根源所在。相對的，憲改的另一缺失是，憲法沒有給總統主動解散國會的權力，只有在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長的不信任案時，總統才可以被動解散立法院，讓立法院重新改選，讓新政府的政策有面對民意檢驗的機會。因此，民進黨的總統，無法主動解散在立法院搗亂的國民黨，使國政運作陷於僵局。 (二)「聯合內閣」與「全民政府」之糾葛：在「內閣制」國家，內閣總理及閣員的組成，通常依照政黨政治的實力原則，由國會多數黨或政黨聯合多數派組成，內閣閣員由議員兼任。有別於此，我國總統由人民直選產生，行政院正副院長及各部會首長非由立法委員兼任，屬於傾向總統制之雙首長制，總統有任命行政院長之權，立法院對行政院長的人選無法行使同意權。我國憲法中關於總統與立法院的分權設計與法國雙首長制比較，仍有不小的差距，法國總統對國會有主動解散權，國會議員被延攬入閣後得遞補，總統有主持部長會議之權，內閣提出之法律案有優先審查權，國會拖延法案審查，經一定時間經過後，法案自動生效。職是，依我國現制，也未必然應採取聯合內閣。 再者，因為舊政府的金權政治體制留下很多問題亟待解決，民進黨籍總統當選後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整飭國民黨遺留下來的政商掛勾體制。職是，民進黨籍的人當選總統後，如由佔國會多數的國民黨組閣，則無法大刀闊斧掃除黑金政治，重新偵審重大謀殺及貪瀆疑案，革除舊政府所留下的積弊，這樣不但無法達成政黨輪替的目的，也不符人民之期望。申言之，此次選舉係以「政黨輪替及全民政府」為號召，若新政府與國民黨組成「聯合內閣」，不但無法進行改革舊體制，而且也會被外界批評為「政治分贓」；另者，若是與親民黨為首的在野聯盟組成「聯合政府」，勢必要釋放政治資源給親民黨，因宋氏也是舊體制培養出來的人，且具有外來政權復辟的陰影，基於政黨理念南轅北轍和宋楚瑜是未來總統選舉的主要對手的顧慮下，新政府結合親民黨也同樣有所顧忌。因此，新政府對於國民黨要求組織聯合政府的呼聲無法接受，實有其政治改革的壓力與未來選舉實力消長不宜的考量，於是導致「總統多數黨」與「國會多數黨」對峙的糾葛。 (三)政黨競爭的惡質化：立法院是國民黨的最後舞台，國民黨利用野大朝小的國會優勢，進行不合理的議事杯葛，不斷抹煞立法的程序正義，若干法案未經一讀會審查，以逕付二讀的方式，送入院會強行表決，重要法案的政黨協商幾乎停擺，政黨競爭淪於惡質化，新政府遭遇的困境，有如後述。 (四)新政府人員應變能力有待加強：新政府的閣員，頗多形象清新及學有專精之士，但類多第一次擔任行政官員，不甚熟悉行政院和立法院的運作，不只部會間的協調溝通有所不足，對於如何整合立法院黨派複雜的意見及建立協商機制的重要性之認知也有所欠缺。在議會殿堂，新政府往往只能舊案重提，一時無法顯出新政府的新方向與新作法，以致法案的推動關卡重重。這一切施政僵局是否能打破，端視明年底立委選舉結果，是否改變國會多數黨而定。屆時，民進黨若不能獲得過半數席位，恐須以類似聯合政府加強協商的方式來解決施政的瓶頸。 二、台、中關係的激盪 一九九九年七月李登輝總統提出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後，中國為表示不滿與抗議，暫停汪道涵訪台的計劃，兩會交流幾乎停擺，台、中間多時沒互動。2000年總統大選期間，中國為了阻止陳水扁當選，不斷以文功武嚇威脅，形成台、中關係的緊張，引起台灣人民的恐慌和憤慨，激起台灣內部對「兩岸關係」的討論。選舉結束後初期，不管是在立法院的議場，平面或電子媒體的版面，政治叩應節目，「兩岸關係」顯已成為街談巷議的重要政治性話題。在混亂的統獨爭論中，令人最矚目的，要算是陳水扁總統及民進黨對「兩岸關係」在立場上的調整。陳水扁總統就職演說，不但提出「五不」的主張，其後又一度表示接受「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原則，對於「未來一中」表示「兩岸」整合朝「聯邦」的模式也可以談，惟亦表示「統一不是兩岸唯一的選擇」。為了表示善意，民進黨的立委也曾有「修改台獨黨綱」提議，其新任主席謝長廷，更是表示高雄市和廈門市為同一國家的兩個地方政府（一國二市），2000年9月，更宣示「民進黨不排除統一」。此外，總統府根據總統選前承諾，決定於總統府之下，成立「兩岸跨黨派小組」，成為總統諮詢兩岸關係的機構。在國會殿堂，基於議題的新聞性，立法院的次級團體也掀起一股「中國熱」，紛紛組團赴大陸訪問，為大陸傳話；新黨及親民黨的立委，更是以「宗教直航」、「小三通」、「調整戒急用忍」，等等政策專案質詢的機會，頻頻向新政府叩關，要求儘速通商、通航，企圖測試新政府對大陸政策的底線。然而，中共對於陳水扁總統及民進黨所釋放的善意，原本並未予以善意回應，嗣至七月初，始在美國壓力下，不得不做回應，但錢其琛仍然表示須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原則下，「兩岸」可以展開對話。目前在美國總統大選前，似會暫時冷靜一段時間。 三、行政院政策屢遭挫折 在選舉之前，就有政治觀察家預言，連戰如當選總統，台灣黑金政治依舊熾烈；宋楚瑜當選會使外來政權復辟，統派氣氛更家猖獗；陳水扁當選較可改革政治行政的缺陷。但民進黨在國會只有近三分之一席位的情況下，改革難免會遭遇阻力。果然，在唐飛內閣運作以後，儘管唐飛為國民黨籍，行政院的政策與法案，都常常受到反對黨無情的抵制。茲舉下列政策為例： (一)行政院版勞工每週工作四十四小時規定，雖經勞資雙方協議同意，但仍被國民黨改為每二週工作八十四小時，以加碼討好勞工。 (二)在國民黨大幅度加碼，行政院不堪財力負荷下，行政院不得不撤回於七月發放老人津貼的議案，改於明年制定實施國民年金條例。近日，行政院發佈，基於財務的考量，不可能於明年實施老年年金。 (三)國民黨不顧其過去的政策，迫使行政院提前實施公務員週休二日制。 (四)陳總統選舉時的三三三福利專案政見，因遭在野黨的杯葛使預算大幅縮水。 (五)政策反覆受到質疑者：諸如應否加稅、「兩岸政策」何去何從、軍公教是否恢復課稅、核四是否興建、國營事業民營化是否繼續等等。在媒體透露新政府傾向廢除核四興建之後，國民黨明顯表示強烈反對。 (六)唐內閣將2001年度預算送到立法院審議，其總預算必須承擔過去舊政府所累積的龐大債務餘額，又要籌措921震災的重建預算，有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但國民黨等在野勢力，仍聲言加以杯葛，總預算在院會付委時，曾二度遭國、新兩黨退回，政務的推展阻力很大。國民黨不知反省過去浪費公帑，黨庫通國庫的惡劣行徑，反而不斷掣肘新政府，實緣自輸不起的心理，故意讓新政府難堪。 (七)新政府成立後，最先發生解體的是與舊政府結合的官商勾結體制，過去靠國民黨扶植而與其狼狽為奸的財閥，其銀行呆帳被追查，而行庫為了自保也不得不緊縮銀根，這些措施雖然導致許多不良企業集團暴露其短，其負責人也難以挪用資金操作股市。但舊財金秩序崩壞、新秩序尚未建立之際，難免發生一段過渡期的不穩定狀態。加之，國民黨的事業機構，假外資之名，大量進出股市，干擾金融秩序，更增添股市不穩定的因子，使長期陷於低靡不振的股市，雪上加霜。新政府為了重建財經秩序，必須忍受選民暫時的誤解。 四、獨派發展的挫退或是新機運？ 在大選前，關於誰會出賣台灣？大家有一種感覺，若選擇宋楚瑜，台灣在何時會被出賣都不曉得？若選擇連戰，連戰會被殘留在國民黨內部的「新非主流」所掣肘而不自知，台灣可能在中國的威脅利誘中逐漸屈服，於是只好選擇阿扁。因為，儘管阿扁在選舉前後，為了避免刺激中共，不斷對中共釋出善意，但是阿扁是其中最不可能出賣台灣的人。尤其，接近投票日，中共窮兇極惡威脅台灣，國民黨和非主流人士在總統投票前夕高聲疾呼：「選陳水扁，就是選擇戰爭！」，引起台灣人民反感。 民進黨2000年總統大選勝利，照理，應該較有利於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擴展。但是，很多人觀諸阿扁當選後初期發展的情形，卻不很放心。蓋選舉後，陳水扁總統即展開大和解之旅，向統派及新黨人士，甚至過去侵犯人權的特務頭子釋出過多善意，並對中國表示一些獨派人士不喜歡聽的談話。獨派人士為了緩和阿扁的執政壓力，只好體貼和觀望；部份獨派大老，甚至宣布建國黨的階段性任務已達成而退出建國黨。原本，李登輝在選舉之前提出的「兩國論」已為台、中未來發展的基礎定調。但是，陳水扁就任後，則不再提「兩國論」，並於總統就職演講表明「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布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等五不政策，更在不敵台、中緊張的壓力下，匆促地表達願意接受「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善意，卻又說「統一不是兩岸唯一的選項」。陳水扁政治表態的變動，或許有其暫時性的策略意義，但無論如何，難免溶解了十多年來，李登輝苦心經營的台灣主權獨立環境及民間好不容易凝聚的台獨意識，不但使台灣社會無法從國家認同混亂的危機走出來，而且使人民又重新陷入「新政府到底要將台灣帶向統一或是獨立？」的迷惑。更令人感到隱憂的是，台灣內部的統派勢力，更是順水推舟推動有利統派的立法，一股腦推動「大陸熱」，且穿梭在海峽兩岸，充當台、中政策的使節，他們在立法院的殿堂，以提倡「一個中國」做為質詢主題，企圖控制新政府台、中關係的政策。目前，台灣內部，除了人心對於新政府未來的「兩岸政策」到底何去何從，感到茫然，立法院各政黨對於兩岸關係的走向也是分歧而沒有共識，這對未來台灣凝聚台灣獨立的共識是極為不利的。就現實面看來，在這一波台獨人士納入體制內運作及台獨人士認同中華民國體制的過程中，如果能好好把握執政機會，利用體制為舞台，鞏固台灣獨立建國的基礎，則未嘗不是利多於弊，但若一味遷就台灣內部的統派選民，過份維繫中華民國舊體制，則可能很快就會耗盡僅存的獨派能量，相對地使中華民國舊體制得以茍延殘喘下去。這對台獨運動來說，可能是一種得不到擴大反而倒退甚或是一種自我繳械的危機。 五、民進黨是不是執政黨的困境 (一)民進黨獲得總統勝選，所面對的政治生態是一個台灣憲政史上的頭一遭—總統與國會由不同政黨掌握。依憲法規定陳水扁對行政院院長的人事佈局不受立法院國民黨多數席次的干預，但是，未來施政還是需要國民黨多數席次的支援。面對這種政治的不利現實，為了政局的穩定和避免其他黨派的杯葛，陳水扁不得不以全民政府的名義，建構類似聯合政府之實的政府運作機制，在佈置內閣人事時，跳開政黨政治的原則，無法徹底以民進黨的精英取代國民黨的人員。為了增加內閣的正當性，陳水扁的執政團隊拒絕聯合政府的呼聲，納入無黨籍的專家學者，此種作法，一面排拒國民黨及親民黨的政治精英要求進入中央的可能性，同時，也可免民進黨精英大量入閣。 (二)多位民進黨人士擔憂，唐內閣的政策和國民黨執政的政策相去不遠，唐飛在政策上若是沒有改弦易轍，明年大選時，過去施政的種種問題，例如八掌溪事件，社會都會認為民進黨要負最大的責任。民進黨黨員深知，未來不論國家發生怎樣的事情，人民難免不會認為民進黨要負起全部的責任，與新政府榮辱與共。換句話說，如果扁唐體制的施政始終沒有起色，民進黨明年的立委及縣市長選舉，就要為施政不力負責，並承受選戰失敗的苦果。屆時，謝吳所領導的民進黨中央與立法院的從政黨員，要面對施政失敗所導致的戰敗責任。 (三)新政府運作兩個月後，民進黨高層屢屢表達對於唐內閣之不滿，民進黨秘書長吳乃仁表示，唐飛只想維持舊官僚體系的穩定，不但無法統合財經部會發言口徑，也無法以新思維打開行政、立法互動僵局，更拿不出魄力果斷懲處八掌溪事件失職官員，他對唐飛已經沒有信心也沒有期待。他並表示，民眾在三一八後，期待新政府展現改革的新風貌，可是唐內閣成立以來並沒有展現，雖然為期尚短，唐飛可以不必求成果，可是應該要展現意願及提出構想。他強調，人民的改革期待能等多久、願意等多久，誰也不曉得，但是如果再拖下去，一定會很慘。吳乃仁坦言，他的憂慮是基於明年的立委選舉民進黨必須獲勝才說的。 六、從掃除黑金與處理弊案下手 陳總統推動政治行政大改革，如果須從制定或修改法律、通過預算著手，必然會遭遇在立法院仍擁有過半數席位的國民黨杯葛阻撓，所以改革之道，以從掃除黑金及處理軍購貪瀆和尹清楓命案著手較能順利而有成果。法務部為此成立「查緝黑金行動中心」，開始雷厲風行偵查，目前，已曝光的有東森集團董事長、立委王令麟涉嫌台開信託購地弊案，立委廖福本涉嫌奇美公司假股票販賣案，立委林瑞圖因台北市銀行超貸被起訴，游淮銀涉嫌尚峰股票被起訴，立委郭廷才涉嫌掏空屏東東港信用合作社案被傳訊到案，以及立委多人關連的固網股條販售案等等。陳總統並已責成高檢署等單位成立海軍軍購弊案特別調查小組及尹清風命案特別調查小組，再度偵辦海軍軍購舞弊案及尹清楓命案、拉法葉艦、獵雷艦及海測船等採購集體貪瀆弊端。目前案情已逐漸進展，若干涉及貪瀆人士已被檢方拘押，並有向上升高之勢，陳總統宣稱，即使會動搖國本也要辦到底的決心。 然而在此，我們應該警覺的是：（1）檢察官偵查起訴後，尚須經過法院三級三審制，在現行國安、調查和司法檢警中高層人員都在舊體制舊思維人員控制下，是否中途被阻撓而停擺，尚待觀察；（2）情治司法檢察系統利用新政府掃除黑金的決心，故意一併羅織民進黨人士以暗助國民黨，醜化民進黨形象。最後，可能將各案拖到下次總統選舉時，不但使新政府掃黑的政策落空，並會承受執行不力的指責。 七、舊官僚成為改革的阻力 新政府成立，雖總統、行政院長及其下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和政務官換人，但是任期制的政務官如考試、監察、司法三院正副院長、大法官、考試委員、監察委員以及部份部會級任期制政務人員等，皆不必隨新舊政府交接進退，尤其是龐大的常任文官從部會常務次長以至下面簡、薦、委級人員，都因受職位的保障，他們只要沒有違法情事，即使能力不夠，凡事拖泥帶水、故意杯葛，新政府帶來的首長，也拿他們沒辦法。舊官僚成為行政改革的新阻力，古今中外皆然，尤以由專權、獨裁、極權體制轉型初期的政府體制為甚，台灣現正出現這種官僚制的症徵。例如八掌溪事件，救難系統失靈，國民眼睜睜地看四名工人活生生地被洪水沖走，喪失生命；921震災經過一年後，災區依然到處聽到災藜哀號。這些事件才讓全體國民感到官僚害人的嚴重性。新政府不能不扛起舊政府留下的舊包袱。 在台灣，無論行政、司法、軍隊等，凡是形成科層的組織都出現行政官僚、司法官僚、軍事官僚、黨官官僚等的結構體。官僚作風產生諸多惡習，例如任用私人、徇私保守、官官相護、推諉塞責、邀功自肥、形式主義、本位主義、官尊民卑、得過且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病態現象。這些官僚惡習，在不正常體制下，更是混合僵化的意識形態，成為抵制新政府改革的暗流，若沒有即時加以糾正，很容易滋長與蔓延。對這種病態如果不加以開刀，政務官也帶不動他們。所以新政府必須針對行政運作機制及軍公教服務制度加以改革，否則難以期待他們忠實執行新政府的政策，尤以在政府機器內部，那些不喜歡民進黨執政的官僚，可能會暗中與新政府對抗、杯葛，掀起各種風潮。例如最近檢改會以檢舉總統府縱容政治偵防為名，讓國民黨、親民黨對新政府大加撻伐，顯然暴露檢察系統官僚有人操作反抗新政府的現象。誰知他們會不會同時將偵防民進黨人士所獲資料送給國民黨、親民黨？ 又新政府首長就任後，舉凡預算案及很多法案研擬內容都操諸舊官僚手中，新政府來不及配合新方針賦與新內涵，故不但民進黨公職人員對其是否支持，相當為難，連輿論也批評新政府的政策充滿了舊政府的陰影。 (按：2000年10月3日，行政院長唐飛獲准辭職，導致內閣總辭，民國90年度中央總預算由行政院自動撤回。唐飛下台，導因於民進黨堅持廢核四，經濟部長林信義提出的經濟部「核四廠評估建議書」亦主張廢核四廠，但唐飛感受幕後國民黨利益集團的壓力，堅不讓步，在立法院答覆總質詢時，升高反對言詞，強烈表示核四是否續建最後由他決定，並有意提早公布行政院的決定。唐飛的這種傾向，引起總統府不滿，發表新聞稿，指唐飛的動作與表現已經違背兩週來扁唐會談的共識，終於10月3日陳唐例行會晤時，陳總統乃准其辭職。新內閣改由民進黨籍張俊雄副院長受命組閣，「全民政府」重組，加重民進黨主導內閣的性質。未來張內閣對改革方針的掌握，黨政間、府院間、部會間或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的聯繫和協調，料將較唐內閣會大加改善。惟諸多阻礙依舊擺在眼前，張內閣承受的壓力，將更甚於唐內閣。更巨視地說，陳水扁體制現正陷入中國對台戰略內外圍困之中，總統大選時中共的文攻武嚇，現已轉為由在台灣內部親中份子代打的局面，他們處心積慮，圖謀阻止台灣人政權及新體制的建立和延續，新政府與全體台灣人對此應知所警惕，在此體制轉移期，凝聚共識，發揮戰鬥精神加以克服。)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於9月15至17目在日本伊豆半島熱川Sea Side Hotel 舉行 2000年世界中央委員曾。主席黃昭堂、副主席黃爾旋、秘書長李勝雄、美國本部主席許世模、日本本部委員長黃文雄、加拿大本部主席代理張理邦、歐洲本部主席盧榮杰及各本部中央委員、盟員等50餘人參加。駐日代表亦是本聯盟盟員羅福全特別到會致歡迎詞。會中對新政府之政策及台灣情勢作深入研討、認為新政府在內政．外交方面有心改革、但遇到舊勢力之阻礙以及統派助紂為虐、尚待展現魄力設法突破、始能有所作為。台灣人民應同心協力支持新政府之改革政策。本聯盟於會後發表公開聲明如下: 一、本聯盟建立新而獨立之台灣共和因之目標在台灣未脫離中國威脅及解決國號正名、加入聯合國之前、尚未完成。全體盟員仍須繼續努力、矢志奮鬥到底。 二、本聯盟認為培養台灣人的國民意識是目前重要的工作、因此本盟將致力於發展台灣人的共同記憶、使台灣文化發揚光大。 三、本聯盟決與台灣民眾結合在一起、共同對抗外來之侵略。尤其對中國之文攻武嚇、更不能屈服-1.「台灣人民對於國內偏向受中國統治、甚至損害台灣利益之流、予以嚴正譴責及全力制止。2.以台獨公投為黨綱之民主進步黨及新政府之官員更應率先帶領台灣人民棄絕一個中國謬論、使台灣完全獨立自主、以保障台灣之永久安全、自由及和平。 四、本聯盟對於台灣前途、期待新政府在內政方面應儘速掃除國民黨舊政府遺留之貪污腐敗及黑道金權等惡政劣習、尤其在選舉期間之賄選加以全面禁絕、俾免黑金政治之惡性循環。但在掃除黑金之際、應堅守司法獨立、保障人權、革除舊司法檢調惡劣之官僚作風、務期是非分明、公正無私。 五、本聯盟主張在外交方面、應以堅固台灣之國家定位及利益為使命、興中國在事實及名義上分隔清楚、以台灣為獨立國家與世界各國建立友好、平等之國際關係。在無正式邦交國家之代表處、應一律以台灣為名義、及致力進展為正式邦交關係並以台灣國家名義加入國際組織。 六、本聯盟對於近日將形成之「SAY YES TO TAIWAN」運動、極力支持並參與、以強化台灣的國際形象、及造成國內愛台灣之風潮、確保台灣地位之堅固。 七、本聯盟在明年立法委員選舉、以全力支持台灣獨立為政見之優秀侯選人為主、以利改造國會生態、使新政府脫離外來政權及外來政黨之箝制、化解中國併吞台灣之危機。

政治和文化有時候是並行的，但有時候也可以是分開的，因此今天我們使用通用拼音並不代表臺灣就獨立了，臺灣是否獨立是與國家的宣言有關，而文化上仍然可以有札根的工作，無論臺灣跟中國將來關係如何發展，雖然各自保有一套拼音系統，就算將來統一了，兩岸仍將保留各自的特色與文化。總而言之，語言不僅為溝通的工具，其背後所代表的文化與杜會意涵也相當重要。目前全球在英語成為全球化語言的同時，也相當重視多元中的語言現象。

若非主流媒體的偏見、政務官缺乏擔當、一些語言學家的自私、少數外籍女婿的傲慢、加上政客的推波助瀾，選民也不會想去探討這個具有關鍵性的語言政策。雖然經過媒體多日來的報導、討論，一般人恐怕仍然不知道甚麼是「通用拼音」？為何要通過此方案？各方的立場為何？政策對象是誰？對我們又有何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