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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谷 元  這十年的變化 我在十年前的2001年3月擔任第一次小泉內閣的防衛廳長官（即現在的防衛大臣，相當於國防部長）。美國九一一事件的發生也是在這一年。 十年前的台灣也在2001年12月1日舉行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在此前一年總統大選中獲勝的陳水扁先生所代表的民主進步黨，於此次選舉中大幅增加得票數，而國民黨也分裂出台灣團結聯盟和親民黨，台灣進入多黨化的時代，這是台灣政治經濟均大為改變的一年。在其後的選舉結果也顯示，台灣住民支持台灣本土化路線，明白拒絕主張與中國靠攏的候選人，但經濟上卻日益向中國傾斜。 在這十年中，日本對中國的經濟、貿易交流比重日漸增加，中國占日本對全世界貿易的20.2%，其中對中國輸出佔日本出口的18.9%，而自中國輸入佔日本進口的21.5%，中國已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對手國。 另一方面，美國在這十年進行對阿富汗、伊拉克的反恐作戰，迄今為止已消耗95兆日圓的戰爭費用，今年應該會接近100兆日圓的大關。在花費於阿富汗、伊拉克的軍事費用之外，以雷曼兄弟企業的倒閉為開端的金融海嘯，使得美國經濟遭受嚴重的創傷，今後短期內美國也無法保證能脫離「瀕臨貧窮」的狀態。目前我們重要的認知是美國在世界上軍事、經濟的壓倒性優勢已不復存在，美國雖然仍是超級大國，但已不再擁有能夠無視他國的壓倒性力量。 中國以其經濟力為基礎，在這十年推動軍事力的大幅增強。 現在發生在日本周邊的勢力均衡是「中國這個大陸性高氣壓」逐漸增強，擠壓著日益變弱的「美國這個海洋性高氣壓」，緩慢向太平洋方向前進。 處於「上昇的中國」和「下沉的美國」的夾縫中間的日本和台灣，今後在中國勢力圈東進的同時，如何保障國家安全呢？已故的小淵總理曾比喻自己是「高層大廈間的拉麵店」或是「開在美蘇兩大國山谷間的百合花」，而現在日本和台灣彷彿也是美中霸權爭奪下的「拉麵店」。日本和台灣現在要比以前更嚴峻地處在兩個超大國的夾縫中間，日本國民與台灣人今後必須有相當的覺悟。  新美日同盟的角色 冷戰時期，美蘇爭霸的戰場是在大西洋‧歐洲和太平洋‧亞洲等兩個地方，但主戰場是大西洋‧歐洲，而太平洋‧亞洲則為次戰場。 今後美中爭霸的主戰場只有太平洋‧亞洲。然而，由於東北亞並不存在相當於NATO的軍事機構，美國所能期待的只有台灣和日本。 日本和台灣位於美中爭霸的中心位置，相當於「逐鹿天下的關鍵天王山」的戰略要地，有如位於戰國時代的最前線。美國今後必然會強化美日同盟，將日本做為不沉的航空母艦來活用，維持日本確保封鎖中國的「最大據點」。 另一方面，中國亦與俄羅斯締結合作關係，將勢力突出太平洋。中國必將意圖讓日美同盟弱化，思考將日本置於其本國影響之下的戰略，於2009年6月制定「島嶼保護法」，明確表示擴張領海的野心。在軍事方面，中國基於「近海積極防衛戰略」，繼第一島鏈（九州、沖繩、台灣、菲律賓至婆羅洲）之後，至2020年要確保到第二島鏈（伊豆半島、小笠原群島、關島、塞班島至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行動能力，並以此為目標急速建設海空軍。 中國要確保離島‧島嶼有兩種方式，第一是以充裕的時間取得的方式；第二則是以大規模作戰為前導短期間急速侵攻而奪取的方式。由此可知，中國做為活用離島‧島嶼基地的替代系統，就是與美國同樣抱持著以航空母艦為核心來運送機動部隊的構想。 工業化後的中國，史上首次迎向大部分貿易依賴海上航線（Sea Lane）的時代，開始嘗試仿照美國和英國建造藍海海軍（遠洋艦隊），以及在印度洋地區確保「珍珠鏈」的海軍基地。有史以來，人類尚無以陸軍為主體的大陸國家轉變為海軍國家的例子，或許中國的嘗試會無功而返。中國建造新航空母艦等在逐步實現，但包括補給能力等與美國尚有極大的差距，今後為抗拒美國海軍的進出，可能會朝強化潛艦能力的方向發展。總之，我們必須貫徹以能力為基礎的方針，為維持地區的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確保抑制力，只有每天不斷地努力。日本為與美國海軍協同合作，阻止中國海軍的行動，必須加強巡邏能力和提高潛艦能力。  育成健全的民族主義 中國這十年的對外政策可以看出冒險主義的傾向。這次在釣魚台海域發生的問題，中國政府所採取的強硬態度，對日本國民造成極大的衝擊。這對現在日中國力均衡的變化感到危機的日本人而言，恐怕在情感上有火上加油之虞。 民族主義有三種型態。第一種是「鬥爭的民族主義」。此次釣魚台列島的問題，煽起近鄰國對立的鬥爭，對政治家而言是最具效果的政治行動。在家庭平常與妻兒關係疏離的頑固老頭，只要與鄰家吵架，就很容易解消家庭內部的冷漠問題。鄰居老先生攻訐道：「牆垣超越境界線」、「你家女兒彈鋼琴很吵、反正又不可能成為音樂家」時，只要回嘴說「關你家什麼事！」，雙方就一定會吵架。此時，以原本前來勸架的太太為首的家人，就會和頑固老頭站在同一邊。只是不能忘記這種「鬥爭的民族主義」，恐怕會自食惡果，則不能不忘記。 第二種是「競爭的民族主義」。例如以往在全世界學力測驗得到第二名的日本，因為教育的弊害而變成第十幾名。世界盃足球賽趕飛機前往球場聲援，揮舞國旗大喊「日本加油」；和中國在GNP方面競賽，無論如何都要努力拼經濟。這種「競爭的民族主義」基本上並不會成為問題。 第三種是「光榮的民族主義」，此點與「鬥爭的民族主義」共同成為日本目前的問題。應為國家認同而感到國民的光榮消失。例如美國雖然有各種問題，但仍自信為「物質最豐富的國家」；法國人對法語抱持著光榮感，自認為是世界上最纖細的文化語言；斯里蘭卡標榜自己是最接近自然的國家；韓國則是夜景美麗的國家。然而，日本現在什麼也沒有，只有惶惶然的一億多國民，這是日本的現狀。正在此時，釣魚台問題的發生更是「屋漏偏逢連夜雨」。 為謀求事態的沉靜化，日本政府被貼上「屈服於壓力的日本」、「舉白旗的日本外交」、「完全敗北的政府」等標籤，越來越焦急的國民將導致危險的風潮。兩國的民族主義不應走向偏狹，而應是健全、穩健和建設性的。一旦成為迎合大眾的民粹政治，在外交乃至國際政治貽誤國策的事例屢見不鮮。 近年來圍繞尖閣群島（釣魚台列島）海域，平常有數百艘漁船到此操業。其中大多數均遵守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漁業協定，依據在領海以外的專屬經濟區水域認可彼此行動的規則，如有不慎侵犯領海時，通常亦會立即離開。但這次衝撞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的中國籍漁船的船長，兩次反覆碰撞的惡質行為，已構成妨礙公務執行的罪行，日本政府依法低調地進行處理程序。 國際社會雖然還不是完全依法支配，但仍已經儼然存在確立的條約和習慣法。海洋通航的權利和公開使用的自由，沿海國不能恣意妄為地加以侵犯。關於專屬經濟區和大陸礁層，以中間線為基礎的境界劃定法理也日益落實。我們必須讓中國瞭解，要遵守已經確定的法律體系，以及和平解決爭端，這是自20世紀後半以來已經成為國際法的強行規範。 中國為真正享受海洋權益的立場，不該以大陸國家的感覺，加強海軍力量，以此為背景，如同領土權的主張一樣，來主張海洋的權利和利益，而是要理解從公海自由的原則來取得更大利益。我們希望中國基於做為大國的自覺，在這個方向上發展自己，但其中最危險的是此種事態的再發與衝突的升高，日本與中國的軍事衝突或國境摩擦，將造成相互利益的損失。 東海的尖閣群島（釣魚台群島）的領域，雙方都主張擁有，但對台灣及中國，在其周邊的現狀，日本在防衛上持續採取迴避和忽視的趨勢，卻使問題發生。當此一地區爆發偶發事件和領域紛爭時，美日同盟如何運作、如何發揮機能，在政治上從未將此問題做為主體來討論。無論是在國會或是在政府內部，對於與台灣、中國相互溝通意見都被視為禁忌。但是現實如上次漁船事件那樣，儼然有雙方主張的存在，狀況不時在變化。最糟糕的是民粹主義的言論，刺激大眾民族主義，而朝向奇怪的方向發展。 東亞是在世界中沒有形成集體安全保障體制與機構的地區。我希望東亞會設立NATO這種集體的安全保障機構，因此使雙方的戰略利益與目標和認識一致，不要發生戰爭、凌亂，要建立對具體的、或已發生的事件處置的體系（system）。對此，日本有責任和義務與周邊國家率直的交換意見，建立這樣的體系。  美日同盟的深化和台灣 美國對日本是有許多共同價值觀和利益的唯一盟友，但今後此種信賴關係有必要具體強化。 我們自民黨認真的在摸索不修改憲法，而應制定使行使集體自衛權成為可能的「安全保障基本法（暫定名稱）」，並開始正式推動這項工作。這是以澳紐美條約（ANZUS）作為模式，也考慮修改相關國內法和美日安保條約。為了確保以國會為中心的文人統制（civilian control，又作「平民統制」），當然也需要防止濫用的規定。 同時，對於美國「無暇顧及的地方（如援助阿富汗和美軍撤出後的伊拉克支援）」，日本應努力構築具主體性和積極性的角色分擔的補充戰略。所謂「真正的信賴關係」並不是經常隨侍左右，手牽著手，並肩而行，這些有時是必要的，甚至還必須不惜一切來努力，但「通常是各自在不同的領域活動，有必要時相互補充不足的部分」，這樣的關係也是必要的。 近年來，日本做為打擊恐怖主義的一部分，派出補給艦隊遠赴印度洋，為支持伊拉克的人道主義和重建復興，亦派遣陸上自衛隊的部隊前往伊拉克。這些活動由於都需要特別立法，因此極難能有迅速和適當的對應行動。自民黨為使自衛隊的海外派遣能有更適切地進行，計劃不久將向國會提交永久性的法案。 日本對於台灣問題，與美國相同，都支持維持現狀。這是任何一方都不追求片面改變現狀的政策，不只是反對台灣的獨立鬥爭，也反對中國的武力兼併，是一種確保區域和平與台灣人民和平的一種選擇，並認為台灣的地位應由兩岸的和平對話來決定。 但是，我們必須注意中國以極快速度進行的軍事崛起。在1990年代，台灣一直維持與中國的軍事平衡，但目前卻逐漸成為中國壓倒性有利的局面。日前美國根據台灣關係法提供台灣愛國者飛彈一事，在保持兩岸之間的平衡上非常重要，日本應表示歡迎。日美同盟關係已經不單只是一個雙邊同盟，而已成為一種區域和平與穩定的公共財，日本雖是為保衛自己的國家而加強自衛隊能力，結果也有助於台灣的和平與穩定，我們應朝此方向努力。  普天間基地的搬遷問題 為抑制中國的擴張主義，沖繩的駐日美軍無論如何都是必要的。關於沖繩縣普天間基地的美國直昇機基地的遷移問題，民主黨的鳩山由紀夫前總理表示：「普天間基地須遷至國外，至少是縣外」，此點導致問題的混亂。在今年1月舉行的名護市市長選舉中，反對基地遷移派當選市長，沖繩縣內不論朝野各政黨，均形成反對基地遷移縣內的輿論。 當著眼於美國海軍陸戰隊直升機部隊所扮演的功能時，將基地遷出沖繩地區以外，在安全保障上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如果將其遷移至縣外或國外，則對台灣周邊地區的抑制力將大幅降低，甚至可能導致給中國錯誤的訊息。 其後，繼任為總理大臣的菅直人表示：「尊重普天間基地搬遷至名護市的美日協議」的立場，但具體的事態進展事實上完全看不到方向。在這種情況下，今年11月將舉行沖繩縣知事（縣長）選舉，而且美國總統歐巴馬也預定屆時要訪問日本。 我認為政府要解決這個問題，菅直人總理應多次前往沖繩，率直地為前首相鳩山因不慎的言論混亂沖繩縣民而公開道歉，如此才能找到解決問題打破僵局的線頭。同時，修改自衛隊相關法律與裝備，使得目前美國海軍陸戰隊所扮演的角色中，由自衛隊開始取代可能的部分，並不將名護市的基地建設為永久性設施，應認真考慮未來將其搬遷到日本本土的可能性。 美日安保條約不只是顧及日本的和平與安全，維護遠東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也是其宗旨之一。日本必須更加強烈自覺到這個重大的責任。  日台關係的強化 幾年前，在自民黨還在執政期間，日本取消台灣人的赴日簽證。現在，日本與台灣之間的往來是自由的，我們同為先進經濟國，應更進一步加強彼此間的經濟聯繫。 最近中國和台灣之間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我希望此點能緩和兩岸的緊張局勢，並能促進台灣的經濟發展。 同時，日本和台灣或是美國與台灣之間亦須考慮相同的協定。在簽署完成自由貿易協定的過程中，台灣對日本中小企業的投資保護、可持續的漁業資源管理，雙方有很多的事情可以相互合作。  結語 中國何時會成為一個民主國家？ 我是許多希望民主化的中國和早一步實施民主主義的台灣，有朝一日能和平地決定台灣地位的人士之一。 朝鮮半島的統一是朝鮮民族的悲願，但台灣和中國的統一則未必如此。我認為，台灣問題的本質是台灣人認同的問題。對中國而言，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統一是中國政府的國家目標。然而，民族的命運應由民族自身決定，而且此點必須徹底地和平進行。日本畢竟與許多其他國家一樣，希望兩岸問題能夠和平解決，而其不可或缺的前提是中國的民主化。 民主主義通常並非總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對問題的決定通常要花很多時間，經過討論後做成的政策決定，也絕對不必然是完美明確的。同時，要維持民主體制需要龐大的成本，容易落入民粹主義，並常有逐漸自肥的風險。雖然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的傾向已被確認，但一黨獨裁崩潰而民主化後的巴爾幹諸國卻一再爆發衝突，可見「民主和平論」未必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然而，儘管如此，民主制度雖然不是最好，但卻是最能避免做出最壞選擇的可能性，我們已經達到的民主制度擁有很大價值。 […]

卜大年（Dan Blumenthal） 前言 感謝主辦單位邀請我來談論這個最重要的主題。 首先讓我來簡單說明，美日雙邊的共同防禦條約，將持續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安全戰略的基石，以及這個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基礎。在21世紀，隨著中國崛起的不確定性，日本可能會成為美國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盟邦。 美日安保條約讓美國可以在這個地區維持前進部署數十年，不但是區域和平的基石，也導致過去數十年亞洲奇蹟式的繁榮。該條約是安全保護傘的基礎，亞洲的經濟因而獲得成長，也促使政治的自由化。 而且對於這個地區的國家而言，無論是朋友或是敵手，美日安保條約都將繼續作為一個有益的、直接的安全作用，並直接影響到亞洲的經濟發展，進而提升安全。在未來數十年，美日安保條約將維持與上世紀同樣的重要性，保持亞洲的和平與穩定。  安全情勢 最近幾年，這個地區形成了幾個安全上的威脅。 最近新聞喧騰一時的北韓當然是一個威脅。北韓在三月擊沉天安艦的事件，對於金正日政權所呈現的危險性，可以當作是一個強有力的提醒，尤其是現在北韓已經試爆了核子武器。北韓的內部不穩定，擁有大量殺傷性武器，砲兵也大量集結在邊界，並把砲口指向首爾。作為嚇阻北韓的力量，美日同盟或許比過去更重要。 在亞洲的弱國也構成另一種挑戰。例如：雖然菲律賓和印尼在進行反恐和反暴動的行動，最近幾年也獲得相當成果，但是一再重現的恐怖活動和海盜行為，卻是永遠存在的威脅。在菲律賓南方和泰國南邊有不斷的暴動事件，而解決的前景看似無望。 近年來在亞洲屢見不鮮的自然災害，造成加速國家崩潰的威脅，並且替極端主義組織的募兵創造更好的條件，今年夏天在巴基斯坦的洪水悲劇，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在另一方面，自然災害的破壞也可以產生一些好事情。2004年的大海嘯引起國際的快速反應，不但有助於區域的穩定，也提供人們的安全。在這種情況下，印尼當局就有可能和亞齊的分離主義領導人攜手，一起對該地區提供救助，其結果就是該地區獲得從前難以實現的和平。 當然，最令人擔心的就是中國的繼續崛起。解放軍成績斐然且持續不斷的現代化，破壞了該地區的權力平衡。 在未來幾年甚是數十年，中國將越來越能夠藉由脅迫和武力來解決爭端。這是對所有人的預告，雖然統一台灣仍是解放軍現代化的主要動力，但是中國也希望對日本、韓國、以及所有的東南亞國家能夠享有支配關係。 中國新形成的能力可以抑制美國企圖進入該地區的武力投射，而且增強自己對周邊國家的武力投射能力，這對美國的利益和美國的盟邦都構成威脅。 自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藉由軍隊的前進部署以及在此地區不容置疑的武力投射能力，美國維持了亞洲的和平。但是，現在中國可說是已經取得對其周邊國家的傳統優勢，如果沒有加以匡正，這種情況將會成為一個鐵的事實。 中國不斷增加短程飛彈的庫存和現代化的戰機聯隊，不僅可以大量破壞台灣，也能夠用來對駐日美軍進行毀滅性的攻擊。連同其快速成長的潛艦部隊，在未來十年之內，中國的飛彈武力將能夠對進入該地區的美國航空母艦造成嚴重傷害。 簡言之，中國正在成為一個旗鼓相當的競爭者，這是冷戰結束後美國尚未遇過同樣的對手。 在亞洲地區，對和平與穩定的威脅很多，而且威脅也越來越大。  美日安保條約與亞洲安全 美日安保條約是反制上述所有威脅的關鍵力量。該條約最主要在於提供美國在此地區重要的前進基地，橫須賀是航空母艦唯一在非美國本土的母港，也駐紮7艘驅逐艦、2艘巡洋艦和2艘巡防艦。如果沒有橫須賀，要維持航空母艦戰鬥群隨時「進駐」在這個地區，將會變得非常困難。 這種駐軍使美國能夠保有前緣的國防陣地，來保護自己的海岸，也可以在這個地區不斷執行軍事存在的任務（presence missions）。 軍事存在的任務包含各種任務，軍艦巡邏用來嚇阻低端和高端的動武，例如海盜行為和砲艦外交。藉由地面、水下和空中資產等途徑，前進的存在也可以獲得更一致的情報、監視和偵察，而最重要的是，可以使美國監視中國和北韓的舉動，並通知美國盟邦有關的活動。 此外，軍事存在也可以使美國提供有效、快速的災難救助，如果該地區沒有船艦的存在，在2004年的大海嘯當中，我們看到的情況會是什麼樣的反應呢？而且，如果美國沒有和日本以及區域內其他國家的盟約，救助工作會成為什麼樣子呢？正是這些長期存在的條約及國防關係所提供的便利，使得美國能夠和亞太地區的夥伴有效協調救災的工作。 以這種方式，美日同盟對區域內的國家提供再保證，使美國的盟邦和夥伴對於美國致力維持區域內的和平與穩定深具信心。 美國在此地區的存在，特別能夠使台灣放心，因為台灣長期處於中國大陸不斷的軍事威脅之下。解放軍現在有1,000枚以上的短程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對準台灣，連同日益增多的空軍，解放軍將能夠確立在台灣上空的空中優勢。 或許台灣比其他任何國家更感激美國航空母艦在日本的母港進駐。就在不久之前，美國派遣航空母艦到台灣近海，迫使中國停止在這些水域的飛彈試射。 美日同盟也使區域內的國家（尤其是韓國、中國和東南亞國家）感到放心，因為日本將不會回到二十世紀初期的軍國主義。即使二次大戰迄今已經超過60年了，但是日本帝國昔日的行為，如今依然影響著現代日本與其鄰國的關係。美日同盟具有穩定區域的作用，因為日本的鄰國把美日同盟視為抑制任何未來潛在的擴張主義者的野心。 美日同盟也有重要的經濟作用，美日安保條約使日本能夠把資源投入經濟發展，而不去花費在昂貴的軍事發展上，結果導致日本的繁榮，因而也帶動亞洲其他地區的繁榮。在2009年，日本對中國、台灣和南韓三者的貿易額，分別是2,320億美元、500億美元和690億美元──當日本繁榮的時候，亞洲也隨之繁榮。 二次大戰之後，雖然美國政治家在日本以外的亞洲地區並沒有預見或是刻意鼓吹一定的發展政策，但是亞洲的成長乃是源自美國在許多方面的成功政策。美國龐大的安全保護傘，以及美軍在該地區醒目的存在，已經成為亞洲「地緣政治結構」的一部分。 美國的領導人也敦促他們的亞洲朋友們擁抱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並出口到開放的美國市場。美國的政策加上中國放棄毛澤東主義而進入國際經濟體系，並排除掉蘇聯在亞洲的威脅，為明智的亞洲精英們奠立良好條件，使他們做出先見之明的選擇，因而導致快速的現代化。 到了冷戰結束的時候，該地區由自主、繁榮的美國盟邦所主導。同樣重要的是，所有的盟邦都放棄核武能力，從而降低了激烈安全競賽的機會。而且，中國也決定改革其統制經濟，加入國際貿易體系，並放棄其輸出革命的外交政策。 此外，經濟上的成功也使日本、韓國和台灣做出明智且針對防禦的投資。由於了解美國對此地區的安全承諾，這些國家並不需要建立龐大的海軍或是遠征部隊。反而是，他們可以集中精力在他們自衛所需的能力上，使他們能夠與美軍共同作業，並為同盟的任務作出貢獻──例如飛彈和防空系統，或是神盾級驅逐艦。因此，美日同盟也促進了合作能量的建立。 簡單來說，美日同盟是維持亞洲地區有益的權力平衡的關鍵。前進的軍事存在有助於武力投射，也是有效嚇阻的必要手段。如果美國的海空軍和陸戰隊沒有駐在日本的基地，中國將會發現，區域霸主的地位可以更容易實現。 如果沒有和美國結盟，日本可能會扈從崛起的中國；南韓和東南亞國家或許也會仿效，如此一來，將會威脅到美國的利益。在這種結果之下，台灣將會特別感到孤立，甚至會更依賴於美國不太能夠提供的支援。 如果沒有美日同盟可供追隨，東京當然也可以追求自己健全的軍事現代化計劃，以便和解放軍競爭。如此將很可能導致整個區域的軍備競賽，造成高度的不穩定。 隨著美國條約體系的各就各位，主要的軍事對抗是在兩者之間，一方面是中國，另一方面則是美國及其夥伴，這種情況大概就是兩極對抗。 拋開美日安保條約，讓兩邊的對抗成為多極的局面，為了處理這種權力平衡，就如同羅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最近的報告所主張的，可能必須採取類似20世紀「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的「亞洲協調」（Concert of Asia）──而我們也都知道，那將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美日同盟與台灣安全 正如我先前所說的，美日同盟對台灣的安全與繁榮尤其重要。 像東亞地區其他大多數國家一樣，台灣在美日同盟所支撐的安全保護傘之下獲得繁榮。在1952年到1980年期間，台灣經濟成長每年平均9.21%，在1981年到1999年期間，經濟成長率仍然維持相當高的水準，從未掉到7.15%以下。 在這段時間裡，台灣當然也經歷了民主化。台灣的精英們可以好整以暇地進行轉變，這是因為他們有信心，在不確定的時代中，美國會提供他們安全保護傘。 隨著安全保護傘扮演推動者的角色，同時也由於台灣人民異常辛勤的工作，這個島嶼現在正回歸到繁榮的經濟和充滿活力的民主。 當然，美日同盟也同樣更直接影響到台灣的安全。如果華盛頓決定介入任何的台海危機，最先的反應將是來自在日本的美國海空軍基地。 為了要反應中國飛彈的猛烈攻擊，美國──和日本（如果東京願意的話）──可以部署神盾級驅逐艦到台灣的附近水域，以美國的飛彈防禦能力來承擔防務。 任何試圖建立中國對台灣的空中優勢，可能會遭到從嘉手納和岩國空軍基地起飛的F-15和F/A-18戰機，以及從喬治華盛頓號航空母艦起飛的F/A-18的反擊，而喬治華盛頓號航空母艦將從橫須賀海軍基地駛進該地區，來自日本的P-3型反潛機則有助於反潛作戰的任務。 拜大自然力量之賜，台灣也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之一。2005年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這個島嶼受到地震、暴風和山崩的威脅。根據該報告的資料，97%的台灣土地面積，提供96.6%的人口居住和96.5%的GDP，受到各式各樣的災害威脅。 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美國海軍是特別適合執行災難救助的任務。萬一台灣在天然災害之後的任何時候需要援助時，最近的援助將是來自駐紮在日本的美國軍艦。 […]

林霨（Arthur Waldron）  「五年後的一個假設場景，一枚有穿透彈頭的東風21D型飛彈擊沉了美國華盛頓號航空母艦，那將導致一個『北京崛起以取代美國的國際秩序新紀元』」[1]  新亞洲局勢 所謂「新亞洲局勢」，指的是中國積極追求霸權地位，甚至包含動用武力的手段。誠如我們所知，中國早就跟許多亞洲鄰國兵戎相向過：1974年出兵攻佔西沙群島、1979年攻打越南、1988年又和越南爆發「南沙群島海戰」、1994年侵佔菲律賓宣稱擁有主權的美濟礁、1995、1996年對台灣發射飛彈，以及其他的一些事件，其中干擾美軍作業的最重大案例有：2001年EP-3偵察機的迫降、2005年拒絕小鷹號航空母艦停靠香港，以及2009年利用所謂的「漁船」騷擾美軍海測船「無懈號」。 儘管如此，直到2010上半年發生諸多事件之前（詳見下文分解），大多數分析家往往將這些軍事衝突當成個別的單一事件。既然他們無法見微知著，自然就會沿用慣性的思考模式，繼續認為亞洲局勢和2010年之前不會有太大差異，繼續認為在中國堅定而強烈的主張之下，這個區域唯一有可能爆發衝突的地點就是台灣海峽，而台海爭議又是複雜歷史因素下的產物，與其他亞洲國家無關，所以也就沒有必要調整既有看法，沒有必要質疑中國一向掛在嘴邊的「和平崛起」。然而自從2010年3月南韓的天安艦沈沒開始，一路發展到中國在2010年7月的東協區域論壇中，堅稱面積達140萬平方英里的南海都是中國領海，其中許多島嶼、礁岩、暗礁也都是中國領土後，整個局勢的演變達到最高潮。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 1947～）遂對此做出回應，宣稱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的主權爭議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她在河內舉行的東協區域論壇中的區域安全會議上表示：「美國支持各方在不受威脅的情況下，採取合作的外交途徑解決各種領土爭議」，「我們反對任何一方採用武力或威嚇的方式」[2]，顯然這是公開反對中國在三月間首次由副外長崔天凱（1952～）向兩位美國資深官員所提出的說法；當時他指稱，在中國的眼中，南海的地位就如同西藏和台灣一樣[3]。 根據在場的美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官員的說法，當時的場面有些失控；就在希拉蕊國務卿做出如上表示後，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1950～）隨即離席一小時做為回應，回到會場之後，他東拉西扯了30分鐘，其中指控這一切都是美國對抗中國的陰謀，楊潔篪不但不把越南這個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尊嚴當一回事，甚至還公然威脅新加坡。與會人士事後表示，當楊潔篪說道：「中國是個大國，而其他國家都是一些小國，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時，還不忘直接瞪著新加坡外交部長楊榮文（George Yeo, 1954～）[4]；在亞洲國家的共同認知中，這種表情及演說方式，簡直是極盡侮辱之能事。 這些事件很快就傳遍了亞洲地區，儘管中國事後用盡辦法想要回復原貌，但是這場會議終究已經戲劇化地改變了亞洲的氣氛和各國的盤算。 或許我們可以用輪迴加以形容。從1950年代直到中國跟蘇聯緊密的聯盟關係終止之前，包括台灣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都感受到中國的威脅，主要因素不外乎：中國在韓戰中所扮演的角色、1954～1955年間和1958年兩次砲轟台灣駐軍的島嶼造成軍事緊張、以及資助共產勢力在越南和其他地方暴動。以上種種，使得美國與其他亞洲國家締約組成綿密網絡，包括：東南亞公約組織（1954～1977）、美日（1951、1960）、美韓（1953）、美菲（1951）、美國與中華民國（台灣，1955～1979）雙邊條約，並且也調整了美泰之間的安全架構。 下一個階段大約介於1971～1983年之間，也就是糊里糊塗輸掉越戰導致國力式微的美國，選擇與中國聯手對抗蘇聯威脅的時期。此時美國與台灣的聯防架構（以及所有其他的官方互動）不復存在，美國也開始認真考慮是否要把在亞洲的利益重心，從東京轉移到北京。一直到雷根政府在1983年逼退國務卿海格（Alexander Haig, 1924～2010），並由高階官員發表一篇重視日本關係的演說之後，這樣的親中政策才釋出調降的訊號；不同於尼克森（Nixon, 1913～1994）和季辛吉（Henry Kissinger, 1923～）認為中國具有全球影響力，重要性足以和美、蘇平起平坐的想法，雷根（Reagan, 1911～2004）在政策上只把中國定位為區域強權。自那時候開始一直到2010年，這兩種同時存在的看法顯得很不搭調，中國則在這段期間內發展到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大幅擴充軍備，沿著國界從北韓、東南亞一路到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四處宣稱主權，甚至提出更過份的主張。 回顧中國在2010年針對南海提出毫不保留的強悍主張，不禁讓人感到這是一個重回1950年代的轉折點；所不同的是，已經找不到任何因素可以讓中國把諸多邊界區域不可侵犯的主權堅持，歸咎於區域性的國際緊張，尤其是不能歸因於美、中在台灣問題上仍有爭議的緊張，這個問題與其他國家無關，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也注定要漸漸讓歷史來解決。 現在中國又開始有意無意地挑戰東亞及東南亞的國家，有時還會波及印度，就連俄羅斯這個在本質上和中國保有特殊關係的國家也不例外。在作為新興霸權的中國即將誕生之際，中國周邊國家該如何面對這種迫在眉睫的挑戰？就連政治系的學生也都會做出兩種判斷：要不就是臣服於新興霸權，要不就組成反霸權聯盟。我們將在下文分析，前者其實是中國的主觀期待，但現實的發展卻朝向後者。 新局勢造成的問題 這種情勢讓我們必須面對兩個重要的問題：首先是日本的反應，特別是日本將如何處理宣稱擁有主權且又能實際掌控的領土，譬如尖閣列島（或稱為釣魚台）。中國長期以來不斷蓄意入侵日本的領海及領空，日本早就對此嚴加注意並了然於心，可是東京除了依靠美國提供防衛之外，卻也束手無策，這是不夠擔當也不切實際，我們將在下文分析。日本對和平的堅持是否不受亞洲新局勢的影響？或者以神經質出名的日本政府官員及外交菁英，會設法讓日本取得更充足的自衛力量？（雖然我們還是可以假設日本繼續維持和美國之間的同盟關係） 第二個問題則是台灣的反應。無論台、中兩國之間有多麼深厚的經濟連結，直到馬英九（1950～）在2008年被選為總統之前，台灣卻一直都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潛在的敵國。在美國的堅持及國民黨的大力支持下，台灣繼續採用自我定義的「中華民國」在運作──這是延續國共內戰（1945～1949）敗逃者的國號。馬政府則對中國採取更溫暖和信任的態度，尤其是由中國國民黨的堅實擁護者連戰（1936～）帶頭衝，其實這種態度是民進黨籍的總統陳水扁（1950～）在2000年勝選時所提出的建議。儘管在台灣內部引發不少爭議，馬政府對中國的「陽光政策」大體上還是減緩了台灣海峽的緊張，並且還承諾可以透過「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取得重大的經濟利益。 不過根據最新的發展，如果中國敢對越南這樣的一個主權國家增大施壓，則我們可以合理懷疑，對於視為自己一省的台灣，中國敢施加的壓力必定更大。 台灣會附和中國的霸權需求嗎？（有趣的是，流亡的中華民國外交部事實上就是這麼做，中華民國所宣稱的疆域，甚至大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提出的任何一次主張。）中華民國一向自認為是對抗共產主義的中國救星，附和北京的結果其實並無助於中華民國的主權主張；對於只想立足台灣的政權而言，身為中國政府的敵手總是會被北京敵視，所以附和北京也不會帶來更多好處。順著這個邏輯，如果認為台灣的國家利益是加入泛東亞地區以民主國家為主體的抗衡霸權聯盟（這當然也是中華民國政府在2000年以前所認定的國家利益），就不應該認同北京對南海宣稱擁有主權的行為。 可以預見的是，台灣是否加入這個新興聯盟的決定將會非常重要，但是還不至於影響到整個聯盟的成敗。也就是說，即使沒有台灣的支持，美國、日本、越南和其他國家還是能夠密切配合，有效達成目標。台灣如何決定，影響最大的恐怕還是台灣自己。如果選擇和中國站在一起，則台灣被併吞的結果將指日可待；如果選擇中立立場且能在軍事上自保的話，則現有的自治狀態將可望繼續維持下去；如果選擇正式或非正式地加入這個聯盟，則不論是「中華民國」或直接稱為「台灣」，國際社會都將更加重視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身份。這篇文章將詳細檢視以上各種選項的後續發展，特別是關於日本方面的情形，似乎日本再也不能推遲做出重大的決定了。 尼克森打算放棄日本嗎？ 回顧歷史才能前瞻未來，在說明亞洲新局勢如何形成之前，不妨先了解我們是如何走到現在蠻棘手的處境。美國在1970年代就打算徹底調整亞洲安全的戰略地圖，但卻從未清楚說明到底該如何調整，而且不論這個地圖被設定成什麼樣子，也從未被徹底實現過。大體上來說，這份地圖的第一步是美、中聯手共同對抗蘇聯，代價是讓台灣被中國併吞，不過季辛吉念茲在茲「犧牲」台灣的企圖，在現實上並未達成。然而這一切乎只是為了重新調整並創造新的亞洲秩序而已，但是我個人推測，尼克森和季辛吉原本期望中國可以變成美國非常親密的合作對象，同時也要廢止迄今依舊存在的美、日同盟。雖然這些推測都無法被證實，卻不失為值得討論的問題，因為儘管台灣有效避免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被犧牲的命運後，亞洲地區被引進兩個不同的方向：其一是以和平為前提的親中策略，其二是支持異常沈默的日本，也就是以敵對的危險為前提。 然而在這方面，讓我們試著來想，當尼克森和季辛吉處於1970年代初期的外交環境時，他們的腦袋到底會重視哪些問題？畢竟尼克森在1972年2月12日首次出訪中國時，曾經當面向中國總理周恩來（1898～1976）表示，「問題並不在於我們要怎麼做，而在於我們該提出什麼樣的說詞；……一旦決定我們的政策方針之後，我個人一向保有少說多做的習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尼克森所謂的「多做」，究竟是什麼意思？根據檔案文件顯示，尼克森和季辛吉當時已經徹底承諾要終結台灣作為獨立國家的存在，美國將透過一連串的操作，逼使台北當局別無選擇地成為中國的一部份。 這些一連串的操作──廢棄國家承認以及其他動作──尼克森和季辛吉很有信心讓台灣在十年內、也就是在1982年之前跟中國完成統一。然後呢？新的美、中關係是用來補強美國在亞洲以日本為軸心、以南韓為主要盟友、還有一些其他國家在內的聯盟體系？或者是，他們認為在解決台灣議題之後，整個東亞外交版圖的重心會朝北京位移，而美國和北京的關係也是如此？相關事證並不夠明確，不過指向後者的可能性比較大。 尼克森向周恩來詳細解釋美國輿論對他的批評。左派份子希望這趟中國行失敗，並非為了台灣，而是為了蘇聯；右派份子基於根深蒂固的意識型態，不接受任何在台灣議題上的讓步。另外還有一群支持印度的狂熱份子，並不樂見美中關係的和緩。 季辛吉此時插話道：「閣下忘了還有親日派，譬如說是賴世和（Edwin O. Reischauer, 1910～1990），知名的哈佛大學教授及駐日大使（1961～1966）。」尼克森對此的回應是：「那些像賴世和一樣的親日派確實是股龐大勢力，但是他們是為了日本而不是為了台灣。雖然賴世和本身也是季辛吉的學生（周恩來笑了），不過他們也希望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正常化失敗。[5]」 這次意見交換的過程相當有趣，尤其點出在哈佛大學裡邊，就有某些真知灼見的存在。年長13歲的賴世和當然不會是季辛吉的學生，但是為什麼季辛吉並未提出更正呢？賴世和其實是國立東京大學第一位非日本籍博士葉理綏（Serge Elisséeff, 1889～1975）的學生，在哈佛大學的教席資歷，也遠比季辛吉資深。 季辛吉在回憶錄中幾乎從未提到日本的戰略重要性，也沒什麼提到美、日之間的同盟關係。這可能是一種刻意的忽略，如同他在台灣議題上幾乎對周恩來有求必應，這一點也很巧妙地遺漏在那本旨在提供完整記錄的大部頭作品之外。季辛吉幾乎只著重美、日之間的經濟關係，並特別強調紡織品貿易和歸還沖繩的問題。他也刻意用好幾頁篇幅褒揚日本讓人印象深刻的美景，以及日本人獨特的性格（pp. 321-325），隨後提到「毫無疑問，美國亞太政策的重點就是跟這個非凡的國家建立友好、伙伴和相互扶持的關係（請注意，他並未使用『同盟』這個字眼）。兩國人民在務實、就事論事、遵守法律這些方面幾乎沒有差別，但是相較於美國人的直來直往，日本人比較含蓄，偏好使用典故來間接表達心中真正的想法，不時流露詩情畫意的美感」[6]；不過，他先前卻寫到「和日本這個國家的長期同盟關係——無時無刻都充滿著荒謬與挫折………。[7]」 1969年，反對歸還沖繩的季辛吉（與季辛吉唱反調的賴世和則熱心地為之說項）曾向日本保證，如果真的把沖繩歸還日本的話，美、日之間的同盟關係可保十年不變。季辛吉之後在會見日本大使下田武三（Takeso Shimoda, 1908～1995）時表示：「我會全力以赴………向您保證，總統會在往後的談判中採取正面的態度。」國家安全委員會後來同意，如果美國使用該地軍事基地的需求可以滿足「用來防衛韓國、台灣及越南的話，」尼克森才會歸還沖繩………[8]。相較於季辛吉在台灣議題上極其在意中國的立場，他在沖繩議題上的表現卻疏於尊重日本的感受。 至於尼克森，一份近期內即將解密的文件中，記載他和日本首相佐藤榮作（Eisaku Sato, 1901～1975）在1972年1月7日和8日兩天的對談內容，當中揭露美國總統在主要談論沖繩歸還的議題時，卻在裁減軍力上裝糊塗，也好幾次詢問日本首相有關沖繩脫離美國控管後有何打算。令人驚訝的是，在這兩天與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盟國領導人的高峰會談當中，美國總統居然完全避談自己想要改善對中國關係的計畫，再次顯示日本在這個計畫當中並沒有任何重要的角色。 根據國家安全檔案編輯人員的註記指出：「日本消失在尼克森各種不同的談話當中，很可能傳達出他的想法，認為東亞在失去美國的保護傘後，日本除了倒向中國或蘇聯之外，只有發展獨立的核武能力之途。1972年尼克森和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的會談記錄在最近解密，也證實了他的這個想法。」到底日本會更靠向蘇聯？或是更靠向中國？還是走自己的路[9]？除非尼克森所謂的「多做」當中，包含要讓北京取代東京成為美國在亞洲的主要對話窗口，否則上述種種怎麼會成為問題呢？ 在尼克森總統向周恩來保證美國反對日本對台灣未來有任何角色的記錄中，我們也可以找到進一步的佐證，顯示美國要把重心從日本轉移到北京的想法。在談到沖繩時，台灣對日本的重要性又再度被強調： 「我們將竭盡所能勸阻日本，不要在美國退出沖繩後與台灣過從甚密。【同時也勸阻日本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的想法。現在我只能說，日本將來的做法還不明朗，但是只要美國對日本還保有影響力──而且我們和總理的政府[周恩來]在這方面有共同的利益──我們不想看到日本搶走台灣，也會設法阻止日本這樣做。[10]】（這份文件被解密時，這段話上面就保留著括號和斜體字）沒人知道，也沒有人試圖去了解，在美國拋棄台灣之後，日本可以得到什麼好處，所以我們現在只能看到美國當時提出的觀點，和名義上最親密盟友的看法並不一致。 而且，我們該如何進一步解讀「只要美國對日本還保有影響力」這句話？尼克森講這句話時，日本還是美國在亞洲最親密的伙伴，美國當然對日本保有影響力──只要這樣的狀態繼續維持下去就行了。暗示美國不再對日本保有影響力的說法，就如同在暗示美、日同盟關係即將終止一樣。更何況明明知道台灣對日本的安全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尼克森還是容許北京在這個議題上取得主導權──如此將會對日本造成嚴重威脅──而不是把東京的想法放在第一順位。這一小段文字的意含比當初被實現的敏感性更大，無論用什麼方式來解讀這一段，都顯示日本利益已經在美國眼中被降級了。 結論很清楚，尼克森和季辛吉在1970年代透過一些保證，起碼打算規劃出一個日本、印度、台灣都無法比美、中關係更優先的亞洲新秩序。 失敗的美、中關係正常化 有許多因素導致這種熱望未能達到高峰，最主要的原因是：根本沒人知道中國想跟華府維持什麼樣的關係。中國只在意美軍撤離台灣，並和美軍聯合對抗蘇聯。在美國方面，整個計畫失去了動力，而且反對聲浪也開始成形，尤其是尼克森在1974年辭職下台了。此外，美國方面也出現許多問題：1972年的上海公報再一次偷襲台灣的主權，美國在公報中認知中國的立場是台灣屬於中國。但是這對美國毫無約束力，美國迄今仍然抱持台灣主權未定的說法。 […]

林霨（Arthur Waldron）  何謂「新形勢」？ 剛剛過去的這個夏天，亞太地區的戰略形勢出現了顯著的變化，很可能標誌着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過去幾十年來，中國一直被其鄰國視為基本上是和平、沒有擴張企圖的國家，其他國家也樂見中國的和平崛起。但是近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看法，並且很有可能促成一個新型的、相對意義上更危險的安全防衛態勢；這一新的戰略環境對中國不利，因為中國的行動將會受到限制。 在這一新的形勢下，中國的行為被其鄰國看作是具有威脅性的，這些鄰國隨之採取行動應對。從中印邊界阿魯納恰爾邦（藏南地區）的爭議，到今年三月韓國天安艦被擊沉等諸多事件當中，周邊國家對中國的看法都已經逐漸在發生變化，中國在2010年7月東協區域論壇上再次宣稱南海140萬平方哩（350萬平方公里）的海域全部屬於中國，更把矛盾向前推進一步。 除此之外，中國一直在持續擴充軍力。曾幾何時，中國的軍力擴充還被認為只是針對台灣海峽的局勢。但是如今，中國軍力擴充所涵蓋的廣度和深度，從太空武器系統到明顯針對美國的反介入能力的研發，都表明中國的軍力發展，不僅僅侷限於其所在的空間和區域，目標顯然是要拓展在全球範圍的勢力。 對於東協十國絕大多數成員國所表示的抗議，中國感到十分驚訝。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在今後一段時期內，中國在有關南海主權的問題上，將會採取緩和、擱置的方式，暫且不大作文章，而是強調合作、尤其是雙邊合作。不過，由於中國已經公開、幾乎是不可逆轉地宣稱了對南海的主權，中國和區域內其他國家發生碰撞、和東南亞國家之間未來的關係越來越緊張，幾乎是可以肯定的。 在「天安艦」事件上，中國的反應讓韓國民眾大為震驚。他們本來以為中國會批評北韓，並且協助韓國方面向北韓要求索賠，但是中國對韓國以及在聯合國的表示，都讓韓國感到大失所望。而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反應，也僅僅是侷限於口頭上的，以及謹慎安排的聯合軍事演習。 雖然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天安艦」事件是朝鮮半島內部的事件，但是，這一事件把東北亞地區現有的戰略格局、各國的安全防衛態勢、及其弱點都凸顯出來。以日本為例：在防務方面，日本一直是倚靠美國早先做出的承諾；但是今非昔比，當初做出承諾的時候，美國處在遠比現在要強大的位置上。以我個人之見，遠距離威攝這一概念已經不適合當今的形勢了。這就意味着，日本一旦遇到有核武器做後盾的戰爭威脅，美方是否會履行先前所做的承諾，仍然是個問號。另一方面，美國的傳統軍事力量目前不夠強大，過於分散，是否能為日本提供有效防衛，還很難說。 在以上這些問題之外，如果再加上中國引發的中印關係的緊張，以及俄羅斯亞洲政策走向的不明朗，中國是否在「和平」崛起，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在這種形勢之下，其他受到威脅的國家可能做出的反應，一般有兩種：一是做出妥協，二是擴充本國的軍力，並且逐漸「合縱」以抗衡。 在以上兩種選擇之間，第二種選擇的可能性最大，也就是結成抗衡中國的聯盟。俄羅斯和印度一定不會向中國低頭，日本和韓國很可能也不會。越南和東南亞大多數國家也已經明確表態。  此一「新形勢」對亞洲地緣政治格局意味著什麼？ 首先，意味着亞太地區戰略格局的重新劃分，而這將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亞太地區在經濟上呈現日益融合的趨勢，如同歐洲在一次世界大戰前那幾十年。值得注意的是，冷戰期間，亞洲和歐洲在經濟上都並非如此。然而即使貿易往來越來越頻繁，但是軍事競賽也在進行，同時各國也在探索組成對抗中國霸權的聯盟。一次世界大戰驗證了經濟關係並不能阻止武力衝突，亞洲地區當前的形勢類似於20世紀初期的歐洲，國與國之間的經貿利益和安全防衛利益之間是矛盾的，在軍事和外交上逐漸形成某種抗衡中國的架構，似乎勢在必行。  中國為什麼選擇在這個時候多方出擊？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有人說是因為中國領導人覺得已經到了該展示實力的時候了，也有人說政府是在利用外部緊張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以削弱國內反對派的聲音。在我個人看來，以上這兩種解釋都沒有充份的說服力；想必還有其他的因素，只是我們目前還不清楚這些因素是什麼。 必須強調的一點，就是上述變化非常不利於中國的國家利益。中國和14個國家在陸地上接壤，而且幾乎和這14個鄰國的每一個國家，都有或多或少的難題；對於南海的主權主張，也凸顯了中國與另外八個國家之間潛在的海上邊界爭端。此外，東北亞地區的情勢也很複雜。在任何一個固定的時間內，要應付某一個敵對勢力都會充滿着挑戰，更不要說同時要應付好幾個敵手。從戰略家的角度來看，中國所處的地理位置，迫使她要面對可能發生的多邊戰事的夢魘，而這是任何國家都不願面對的。  大體而言，今後十年左右局勢將會如何變化？ 就目前來講，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將盡一切努力，避免周邊聯盟的形成；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將利用經濟和政治上的籌碼，分化想要結成聯盟的各方。 另外，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將想盡一切辦法，不惜運用經濟上的籌碼，避免讓美國和日本站到敵對一方，並且儘可能地讓美國回到1970年代的那種思維，也就是回到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政策，不給予日本和印度同等級的關注。 不過，除非中國改變其政策目標，上述努力最多只是在表面上進行補救，而在周邊國際關係中所出現的裂痕，在深層意義上將很難愈合。 這就意味着，一些或大或小的事件，遲早會重新點燃中國周邊國家加強自我防衛以及建構同盟的願望。  中國在安全領域是否還面臨其他挑戰？ 我認為，伊斯蘭的暴動是一個潛在的重大挑戰。中國其他省份有大約一千萬穆斯林或者是回族人口，另外在新疆還有大約一千萬維吾爾人。中國西部接壤的中亞地區，如今不再處於前蘇聯之下，伊斯蘭教的影響力在那一地區預計將越來越強大，中國國內以及周邊的伊斯蘭激進人士，將比較容易在那些國家找到棲身之處。對中亞地區能源領域的大力投資，實際上增加了中國受到來自這一地區威脅的係數。在我看來，國際上目前最為關注的是中國國土東邊海域的動向，但是對於中國本身來講，問題最為緊迫的，實際上是西部邊疆。我們已經看到了暴力衝突的火苗，而這些火苗有可能爆發成熊熊大火。  是否進入了「新冷戰」時期？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冷戰是世界歷史上一個獨特的階段，是不會重演的。從根本上來說，冷戰是一個對峙的時期，兩大陣營各自注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資源，鉗制、威懾對方，在這方面，雙方都做得很成功。到最後，其中一個陣營倒台了，冷戰也隨之結束，這和國際關係的變化並沒有直接關聯，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於國內的高壓政策所造成的。 美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外交家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認為，冷戰的根源是蘇聯國內的「恐怖體制」；這一體制不倚靠法制和參與，而是倚靠對民眾的恐嚇，並且需要一個來自外部敵人的威脅。這一論點目前被廣泛接受。對於前蘇聯來說，希特勒當年是一個真正的外部敵人，史達林一度成功地團結了國內的力量，對希特勒進行抵抗。後來，從1945到1947年，前蘇聯的政治局勢不是很明朗，很多俄羅斯人都渴望政治上的自由。但是，1946年12月，史達林安排安德烈‧日丹諾夫（Andrei Zhdanov）負責文化事務，再次實施內部的高壓政策，隨後公開與美國為敵。冷戰就是這樣開始的。 和前蘇聯相比，中國政府執政所依靠的，同樣是恫嚇和高壓手段，而不是有代表性的民選機制。在這種情況下，強調軍事力量、談及外國的敵人、以及遭受危困，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情。當中國的體制民主化以後，以上我所提到的、中國在外交領域的大多數問題，都將隨之而消失。  「自我防衛」的涵義是什麼？ 即便是那些和美國有着防衛協定的國家，也逐漸意識到，必須要擁有真正意義上的自我防衛能力。美方不願意將F-22「猛禽」戰鬥機賣給日本，等於是在向日本發出訊號，迫使日本方面得出結論，只能走自我研發軍事科技的道路。同樣地，美方釋放給台灣的訊號也是如此；相比日本，美方向台灣發出的訊號更強硬、更明白。亞洲地區的其他國家，比如印度，大多是從很多不同的來源獲取軍事領域的科技，其中也當然包括本土研發。不過，印度和任何一個技術來源國在政治上的關係，都不是十分地牢靠，還不及美國和日本、台灣之間的關係牢靠。 我認為，未來會有更多的國家希望在軍事領域有所發展，包括核武器的研發。日本方面如果下定決心要研發核武器，可能不出幾個星期就可以做到；韓國和台灣各自也都從事過這方面的研發，也都發展到相當的程度，只是由於美方的阻攔，才終止了研發。在我看來，越南似乎正在考慮核威攝能力。印度1998年的核子試爆，充分顯示其自我研發核武器及熱核領域的能力。印度當時的國防部長喬治‧費南德斯（George Fernandes）對筆者表示，雖然有巴基斯坦的因素，但是印度總理指示說，在和外國記者講話時，一定要強調印度的核子試爆，是由於對中國軍力增長的擔憂。 如今，核武器不再是唯一的威攝手段。具有熱壓或者是燃氣性能的武器具有同樣的威懾力，並且相對於核武器，還有某些優勢。不過這些武器系統都比較沉重，因此需要相當的導彈研發能力才能發射出去。精確度非常高的、大面積的轟炸是另外一個威攝手段，而且這種手段的研發，也不大會導致核武競賽。 除此之外，在我看來，亞洲各國還將大力發展傳統軍事能力，尤其是海軍和空軍。  這一切對中國來講，意味著什麼？ 首先，中國會感到很苦惱。中國一直希望快速發展的經濟和軍事能力，將可提升其國際地位，在區域間和全球範圍內，都希望更具影響力。但是中國政府到目前為止所採取的一系列政策和行動，似乎都有悖於這一目標的實現。從戰略上來講，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關係將是多層次、多方面的，幾乎所有周邊國家都以某種不信任的目光看待中國，衝突也都潛在地存在。不過，中國將儘可能地避免衝突的發生，因為中國不希望看到諸多衝突同時併發的局面。從上述邏輯出發，即便是單單針對台灣採取的行動，恐怕也會促成危機局面的產生：國內局勢失控，尤其是在西部的非漢族地區。軍事上，中國將感到挑戰重重，而不是威攝無敵。 除此之外，經濟下滑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如此一來，整個局勢就顯得更加悲觀。中國內部經濟架構的某些弱點將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率不說，中國同時還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而進口中國產品的國家，恰恰是那些和中國在軍事關係上趨於緊張的國家。 不過，要看清的一點是，目前的這種局面是中國的現行政策造成的；目前這種局面也不是不可以改變的，但是需要中國進行較大幅度的政策調整。就目前來講，中國沒有必要如此大幅度地擴軍，沒有任何一方在試圖入侵中國，或是在進行其他方面的武力威脅。中國也沒有必要把南海問題提到檯面上來，以及在雅魯藏布江上建築堤壩。政策是一種選擇。中國完全可以選擇集中精力發展經濟，避免領土爭端，開放政治體制，加入國際主流社會。果真採取上述政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將會受到威脅，但是將會更有利於中國的國家利益。 需要澄清的一點是：美國絲毫不希望看到和中國之間的關係緊張，或是彼此形成敵對狀態。自從1970年代以來，美國的政策和行為都表明，美方認為，一個繁榮富強、充分參與國際社會的中國，是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因此，美方多年來一直希望和中國發展友好的雙邊關係。假如美國的意圖是要限制中國發展的話，華盛頓當初絕不會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和台灣斷交，也絕不會把美國市場的大門打開，讓中國產品大批湧入，協助中國經濟發展。 亞洲地區其他國家，也都以類似的眼光看待中國。這些國家都積極想要和中國合作、發展貿易，不過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在暗中都對中國懷有一定的恐懼心理。如今，這種恐懼感被提到日程上來了。  目前的局勢對台灣有何影響？ 台灣位於中國大陸沿海的東部，同時橫跨從南到北的太平洋海上運輸航線，這一地理位置決定了台灣不管主觀上是否願意，都不可能置身在世外桃源裡。 馬英九總統主政以來，主張在經濟上與中國發展更緊密的關係，在政治與軍事上舒緩過去的緊張局勢。亞太區域間的動態對馬英九總統班底的各項政策，尤其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很難想像，一個堅持對位於海岸線千哩之外的美濟礁行使主權的中國（這一帶目前被菲律賓列為專屬經濟區），會在台灣的歸屬問題上持寬鬆的態度。由此可以想見，台灣在面對中國大陸的時候，經濟和外交政策兩者之間，矛盾恐怕會越來越明顯。 我認為，一方面，中國針對台灣的戰備將不斷加強，而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絲毫不願在台灣政治體制合法化方面給予任何讓步，這勢必導致在台灣主張與中國改善關係的一派日益不滿。中國政府一系列政策所產生的效果，勢必使得國民黨內部溫和派的立場，與台灣民眾的立場隔閡越來越大。假如國民黨在政治和軍事上與中國採取舒緩策略的一個目的，就是要讓民進黨永不得勢的話，那麼中國在政治和軍事上所採取的策略，將不利於國民黨實現這一目標。 但是，與此同時，台灣所處的位置，決定要公開與中國為敵，也將不利於台灣的發展。 從台灣方面來講，應當與中國儘量保持友好的關係，但前提必須是台灣的根本利益不被妥協。這就意味台灣必須在軍事和外交上採取主動。  新形勢下台灣有哪些機會可以利用？ 是的！到目前為止，在台灣的外交問題上，中國一直想要左右局勢──例如，堅持承認「一個中國」政策──似乎頗有成果。（目前台灣和新加坡協商自由貿易區的案例，對於中國在這方面的影響力，可以提供某種程度的指標性。）在亞太地區正在演變的新形勢下，很多國家可能不再像從前那樣注重北京的反應，而更有可能依據本國的利益和台灣發展關係。 在這一新的態勢下，台灣可以同俄羅斯、印度等國改善關係，同時也可以讓台美關係較少受制於北京。 台灣具體可以採取哪些步驟？ 在政治上，我認為「中華民國」這一合法名稱及概念，應當與台灣島以及相關領土逐漸吻合為一體。如果台灣領導人對台灣的主權與國籍都不很重視，台灣外交部公開支持中國政府所堅持的領土與主權，這對於台灣的民眾、對於台灣的政府來說，都沒有任何積極的作用。 其次，台灣必須要繼續本土國防專案的研發，注入更多的資源，而且應當明白，台灣自身在軍事研發領域已經取得的成果，在將來某一天，對於台灣的獨立生存，很可能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更加廣義的角度來說，台灣內部需要達成政治上的共識。統獨兩派中夸夸而談的教條主義者應當適可而止。不過，台灣內部的政治紛爭很可能是民主體制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 […]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前駐美代表 林霨教授這份報告完整，將美國對台政策變化的歷史性變化做了很詳盡的說明，並且仔細分析不同政府時期不同政策的思考，以及這些思考與變化所帶來的影響。作者是一名傑出的歷史學家，所有的考據非常詳實，列出了作者論點的歷史資料，非常發人深省，尤其是有關於當代台灣情況的描述與分析，非常精闢入裏，極絕對是一篇值得一讀再讀的好論文。本人對於作者的論文並無任何異議，甚至認為多評論只會破壞本論文的整體性和作者觀點的完整性。 林教授的論文雖然有一部份談到台灣本身現在的問題，但大體上是從美國的角度出發，但個人很希望借用同樣的機會，從台灣的角度進一步檢視台灣所面對的情況，更進一步瞭解我們所處的一個大變動的環境，讓我們可以在這個議題上更深入的思考應該如何面對東亞的變局。 台灣自從蔣介石時代，雖然對於是否反攻大陸和美國有所爭議，但基本上以共同防禦條約維持兩國間的軍事同盟。即使在1979年台美斷交而告風雨飄搖之際，蔣經國亦宣稱要「堅守民主陣容」。也可以說，台灣整體戰略思考的一個最權威的價值，就是與美國的聯盟關係。而台美、美日、美韓、美菲，甚至更遠的美澳紐，就構成民主陣營在東亞地區的整體戰略布局。台灣在這種戰略環境之下，並不太需要擔心本身的安全問題，尤其是中國在崛起之前，並不構成對台灣太大的安全挑戰。 在民進黨政府執政時期，我們最基本的觀點，就是台美之間有台灣關係法規（TRA）的安全關係，美國與日本之間也有安保協定，而安保協定有關於周邊有事包括台灣，美日二加二的共同聲明也提到台灣海峽是共同關切，因此即使我們不加以說破，台灣還是處於這個聯盟體系之中。但是這種聯盟體系的價值，對照於今天的馬政府的思維與政策，可能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如果在這裡問每一個參與會議者，馬英九是否還「堅守民主陣容」，是否在美中之間毫不猶豫的選擇美國，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人不會如此思考，而會認為馬英九作了一個大家都不願看到的選擇。 更進一步來看馬英九政府的對中政策作為，我認為已經超出了關心台灣的國家與很多台灣人民的想像。現在的台灣政府，除了在經濟上已經與中國簽訂了十四項協議，甚至已經簽訂了一個將台灣經濟包進中國的ECFA，而且接下來還會有更多的協議。馬政府在政治上亦同意了「體現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默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主張，而對於中國口頭上明顯有對台灣主權主張的說法或做法，如胡六點的內容與在國際上對台的持續打壓，都不表示異議，等同於默認中國的主張與作為。 在2009年11月，美國誤認可以尋求中國在國際議題上與美國充分合作，因此在中國的壓力之下簽訂了共同聲明。而這共同聲明之中有關於台灣的一段，美國「尊重中國的領土與主權完整」，但是這段話事前曾傳給馬政府，馬政府亦無異議。這做法顯然讓中國認為台灣已經被「中立化」，不再是一個問題。中國在2010年4月派出大批艦隊通過第一島鏈，和中國自認搞定台灣有絕對的關聯。 確實，馬英九之下的台灣看來已經被「中立化」，賴主委說應停止對台動武的思維和武力，就被迫要道歉，並且不敢再談。除了這些，中國對台的外交封鎖等，台灣的外交部已經封口，對於中國的人權狀況，陸委會也已經封口。在北韓天安艦的問題上，台灣甚至與中國協調發言口徑，在釣魚台的議題上，台灣官員還說立場與中國一致，或對中國主張不持異議，最近甚至說要派海巡船艦驅離其他國家船隻（顯然是美日船隻）。以整體東亞戰略環境來看，台灣顯然已經遭到中國「中立化」了。 兩岸關係的發展，接下來大家的關心，就是兩岸會不會就政治議題進行接觸、對話或協商。馬政府向國際社會說政治議題不在桌面上，也不會在任內談到統一。但中國官員都已經點出，WHO的參與就是政治議題。而且在達到統一之前，有終止敵對狀態、軍事信心機制、撤飛彈、統一前政治架構安排、和平協議等問題，中國每一步驟，都是要在軍事上解除台灣的武裝，在政治上將台灣納入主權範圍。馬英九已經說了好幾次撤飛彈再談和平協議，溫家寶也回應最終會達成，接下來，等到雙方談妥浮上檯面時，可能都已經為時已晚。以兩岸協商的不透明、不受監督狀況來看，這是我們應該保持警覺的事情。 對於我們所處的安全環境，美國或相關的國家都認為台灣遭受到的威脅越來越嚴重，美國的兩岸軍力報告也明白點出。因此台灣軍費維持一定水準是必要的，連馬英九在當選之後也向美方如此承諾。但明年度的軍事預算已經編好等待立法院審查，可是已經大幅下降，與馬英九承諾的3%GDP水準呈現高度落差。若再看接下來要實施全面募兵制的花費，台灣已經沒有購買高性能武器的經費了。台灣國防部雖然說中國威脅持續成長，但卻又說兩岸關係改善，不需要那麼多武器，我們應該相信什麼？我們的盟友應該相信什麼？ 個人建議美國與日本的好朋友們，也應該向你們的政府向馬政府說明現在政策不妥，不符美日的戰略利益，也應該早日回到傳統的戰略價值上來。  林霨教授再回應： 到目前為止，台灣在馬英九主政之下，還維持一些以前有的言論自由，但是根據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評分，自由度卻降低了一分。昨天我和好朋友阮銘教授談到台灣的情況，其實台灣實際上是已經獨立了，無論美國、日本、中國，都管不了台灣，所以台灣應當維持獨立的現狀，不要做一些不成熟的舉動，來改變獨立的現狀。 我以前在哈佛讀書的時候，和馬英九一起上過課，雖然不是很熟，有時候也會彼此交談，我不認為馬英九要把台灣送給中國大陸。但是通往地獄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的磚頭所鋪成的。在外交上，馬政府似乎沒有深思熟慮過要把台灣帶往何處。 現在的亞洲情勢，有些人認為中國像熊貓一樣很可愛，但實際上不然，其實中國是問題的來源，也製造很多問題，造成鄰近國家包括美國的困擾，這是大家所必須認清的事實。我希望所有的台灣人應當運用你們的權利，透過公開和透明的方式，舉行全國性的辯論，來釐清台灣到底要與中國維持什麼樣的關係，除非兩黨（國民黨和民進黨）達成共識，否則不該做任何的決定。 最後，感謝各位給我這個榮幸，能夠在今天來和大家談論這些問題。謝謝！

羅福全與談內容 今天這個會的主題，實在很切中時機。在東亞的安全保障方面，日美同盟非常重要。前日本首相小泉曾經表示，日本外交的主軸就是建立在日美同盟。不管你如何解釋，日美同盟是東亞安定與經濟繁榮的公共財，這個公共財並不是要敵對哪一個國家，而是要穩定這個區域，這與冷戰時期把對立的一方看成敵人是不一樣的。但是如果有任何國家會危害到這個區域的安定的話，這個日美同盟的戰略力量就會啟動。大家談到2005年「二加二」提到的美日共同戰略目標，其實就是一種的勸阻戰略，希望包括中國的每一個國家，在區域內扮演建設性的角色，這種勸阻戰略的背後，需要強大的軍事力量作後盾，才能夠達到勸阻的效果。在過去幾個月裡，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發生一些爭議或衝突，都是在日美同盟勸阻戰略的範疇之內，所以今年中國對於東亞安全機制的挑戰，算是使日美同盟受到嚴厲的考驗。這個會中有人提到日美同盟是要維持現狀，而什麼叫做status quo（現狀）？台灣的現狀是什麼？雖然中國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日美同盟的兩個同盟國日本和美國，都不同意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我舉一個很確切的證據來證明這一點，2007年7月，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在聯合國的會上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久之後美國和日本先後向潘基文提出糾正，表示他們和中國建交時並沒有贊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就這一件事情，事後中國也不敢對此提出反駁意見，因為他們沒有理論基礎來否認這個事實。所以我說日美同盟要維持的現狀，就是「台灣不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去年日本駐台的齋藤大使在一個大學的研討會上表示台灣地位未定論，雖然被馬政府抵制終而離職，但是日本政府並未對齋藤大使的發言內容提出糾正。台灣不屬於中國就是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底線，也是日美同盟要維持的現狀。現在馬英九政府的親中政策，如果逐漸靠向北京的話，就是背離日美同盟所要維持的現狀，當然會引起美國與日本的關心。 其次，中國的經濟崛起帶動自己的軍事崛起，造成區域的緊張和威脅感。過去雖然中國與印度、越南都發生邊界的軍事衝突，但都是個案的衝突事件，但是今年以來所發生的事件，卻是中國軍事崛起後的整體性擴張所致。日本外相前原誠司在前天表示，為什麼中國在17年當中增加軍費20倍？而且軍事發展都沒有透明化。其實中國軍事發展的最大特徵，就是中國要成為一個亞洲的海權國家。但是由於周邊國家也有相接的海域，所以今年就到處發生衝突。既然如此，美國就派遣喬治華盛頓號航空母艦來黃海、東海，而且在11月，喬治華盛頓號航空母艦將和日本舉行聯合演習，甚至在南海也要舉行軍事演習。在亞洲的歷史上，今年可能是一個轉捩點，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中國海權的擴張，而周邊國家在感受到威脅之餘，就開始互相結盟，但在這種區域聯防的防線上，卻有一個最脆弱的缺口，就是目前台灣的傾中政策造成國際上的疑慮。 另外一點我要再次強調的是，台灣如果要和中國交往，就必須要有強大的實力做後盾。在槍口之下談和平，結果只有投降，只有在自己有實力的情況下，才有彼此和平來往的基礎，這一點必須謹記在心。 吳釗燮與談內容 自從歐巴馬在2008年底上台以來，我們在東亞地區看到一股越來越緊張的情勢，個人認為這種情勢是兩大國際權力板塊在相互擠壓的現象。這兩大板塊之一是中國。已經逐漸崛起的中國，在經濟上、政治上、外交上以及軍事上不斷壯大，而且很高調的來擴張自己的經濟、安全等利益；另一方面則是傳統霸權的美國也看到這種情況，也希望在東亞地區繼續維持自己的戰略利益。因此才造成兩大勢力板塊的相互擠壓的現象。 中國的軍事發展採取對外採購和自行研發的雙重策略，現在不但是空軍、海軍或者是飛彈，甚至是網路作戰、反太空作戰，都建立起相當大的軍事力量。尤其是他們思考到美國可能會介入台海戰爭的情況下，他們也在發展「反介入」和「區域阻絕」的策略，目標在於對付美國的航空母艦戰鬥群，或者是要對付可能來協助台灣的其他國家。美國國防部官員曾經公開承認，中國目前的軍力發展，已經使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佈局複雜化，這個話是來自美國軍方非常高層的人士。 在歐巴瑪總統上臺之後，原本希望採取和中國比較和解與友善的政策，來換取中國在國際議題上與美國的合作，但是中國的做法卻相反，急著對外擴張，並且不斷的在測試美國的容忍底限。有幾個事件是很好的例子：在2009年3月，在南海發生「無懈號」（USS Impeccable）海測船事件；2009年5月，美國的「勝利號」探測船在黃海跟中國的船艦嚴重對峙；2010年4月，中國一支編制龐大的艦隊通過日本的水域；同一時間南韓的天安艦遭受北韓魚雷擊沉，美國和南韓原本打算在黃海舉行軍演，但在中國的強大壓力之下，這項軍演必須移到東海舉行；在南海方面，中國宣佈南海整個區域的主權等同於台灣和西藏一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並且與東南亞的部分國家（尤其是越南），產生嚴重的爭議；最近的釣魚台事件發生之後，中國也毫不猶豫地發布報復的措施，使得日本必須放人了事，但是中國卻還沒完沒了。 如果我們把東亞地區的地圖攤得更大一點，中國也在擴張其在整個東南亞地區和南亞地區的勢力，中國協助緬甸、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建立大型的深水港口，這三個港口和海南島的三亞基地相連結，可以和中國派遣軍艦到西印度洋地區相連結，可以看出中國在不斷的擴張。有些美國的戰略學者認為，這個珍珠鍊（string of pearls）戰略是中國對外擴張的兩個海洋的戰略，這是值得大家警惕之處。 中國的快速擴張讓處於此地區的台灣感受到相當明確的威脅，一個相對衰弱之中的超級強權在這個東亞地區的戰略佈局，正受到中國的挑戰和擠壓，並且被迫必須做出戰略調整，美國的反應其實是相當明顯的，並非默不吭聲或毫無作為，我認為美國因為看到這種情況，而開始有所作為。比如說，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重新部署，是以關島為中心，包括航空母艦、潛艦、F-22隱形戰機，都逐漸調整至西太平洋地區進行重新部署，而且航空母艦戰鬥群也定期沿著中國外圍的水域來巡航，目的就是要告訴東亞各個國家，美國仍然是個超級強權，不會從西太平洋地區撤退，更不可能對這個地區的情勢坐視不管。 對於中國高調的舉動或糾紛，我們也可以看到美國和南韓就在東海舉行非常龐大的軍事演習；在南海地區，美國也和越南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美國國務卿希拉蕊也在東協區域論壇中宣布，南海的自由航行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對於釣魚台的爭議，美國也宣布該水域為日美安保的範圍。顯然，美國針對這些事情是有所準備的。而且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美國目前在西太平洋強化部署的趨勢只會加強，在東北亞、東南亞、甚至南亞地區，美國和傳統的盟邦，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或是新的盟邦，包括越南、印尼、印度等等，都會強化彼此的軍事關係，來形成一個防範未然的網絡。 雖然現在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可能是鬥而不破，但是這個板塊互相擠壓的情勢，在我看來，在未來好幾年都不會有停止的趨勢。 反觀我們台灣，馬政府的作為並不符合我們在這東亞整體變局中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國和日本這兩個好朋友的利益。但是我們必須去問一些深層的問題，就是我們要和中國保持什麼樣的關係，才是最符合我們台灣的國家利益。如果我們不願意和中國走得太近的話，我們有什麼樣的籌碼來抗拒這種拉力；如果我們是選擇強化和美國的關係的話，到底美國願意和我們台灣走得多近？是不是有能力來協助我們台灣，去抗拒來自中國甚至是來自我們內部的壓力？ 我同意我們多數人的看法，認為我們應選擇跟美國和日本站在一起，但是我必須很坦白的向大家說，現在的世界絕對不是一個黑白兩分的世界，因此我們不該認為，如果我們選擇跟美國站在一起，美國就一定會什麼事情都按照我們的意思來支持台灣，我想這個世界大概不會這麼簡單。所以我們就必須去尋求美國和中國在目前這種板塊擠壓的狀況下，有什麼樣的議題和利基是我們台灣可以介入的，是可以來強化我們台灣與美國之間的關係，甚至是和日本之間的關係。 我在這裡提出幾個與馬政府完不同思考的原則讓大家參考： 第一、  在捍衛台灣主權的前提下，採取較為穩健的策略，避免兩岸緊張情勢的升高。 第二、  對於任何可能引起美國或日本疑慮，或讓美國或日本認為衝擊到西太平洋戰略佈局的政治性議題，我們都必須抗拒中國的壓力。 第三、  我們也要思索美國受到中國制約之下，我們可以切入的地方，如台美之間的安全合作與反恐合作。  我想，台灣的人民對於我們的國際處境是非常的敏感，誰對我們台灣好，誰威脅我們，這個是非常清楚的。不管是扁政府，或者是馬政府，政府無論是在言詞上或態度上或政策上，如果偏離了我們台灣人民已經形塑的共同利益和共識，我想都會反應在對政府或是對總統的支持上面。目前馬政府的戰略選擇，看起來已經偏離了我們台灣人民的共同認知和利益，如果這政策方向不改變的話，我想我們台灣人就必須在下次的選舉裡面，用選票的方式來改變政府，用改變政府來改變政策。多謝大家！  林正義與談內容 有一種講法，就是說因為台灣與中國關係的改善，讓美國有比較多的時間和精力，好好的去處理朝鮮半島的問題，去處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問題，這是一種講法。但是，我們同時也可以看得到，因為台灣與中國關係的改善，讓北京的決策者有更多的時間，有更多的行動，在東海、在南海，不論是與日本或其他東南亞的國家，都有比較激烈的對峙。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崛起的中國，這個崛起的中國改變了很多的面貌，再加上兩岸關係的緩和，這幾乎是我們的上一代，甚至包括外國的朋友，從來沒有碰到過的一個安全環境的改變。在這種環境的改變之下，即使像美國這麼大的國家，即使像歐巴馬總統對中國的政策也面臨到挑戰。美中在2009年的一整年，兩國的關係非常密切，甚至在11月的聯合聲明中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但是從2010年開始，1月對台灣的軍售，2月在白宮接見達賴喇嘛，我們看到美國和中國關係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之下，台灣應當非常謹慎來思考涉及我們自己的安全問題。台灣不像中國或美國有比較多的籌碼，但是在過去，台灣在缺少籌碼的情況之下，我們讓時間壓力的因素，讓我們空間隔離的籌碼更加流失。我舉一個例子，在過去這幾個月，從江蘇、湖北、四川、福建、浙江、廣西、廣東等地，不是省長就是省委書記，都到台灣來，上個月有中國的文化部長蔡武及公安部副部長陳智敏來到台灣，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資訊並不透明的情況下，混淆台灣內部的視野，也讓台灣難以謹慎因應中國的訪客。 另外，我們經常聽到「一個中國，但是有兩個台灣」的講法。這兩個台灣，兩個主要的政黨，北平東路到八德路的距離，遠比北京和台北的距離更遙遠，國民黨和民進黨的距離，遠比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距離更遙遠。 台灣的內部涉及國家安全有關的事項，執政黨應當要有更大的寬容度和謙虛，向反對黨說明一切，不要讓台灣的內部，尤其不要讓反對黨有這麼大的質疑和批評，要更加彌平台灣內部的破口，尤其是涉及到國家安全有關的事項，不應當讓這個破口更大，必須要去搭建彼此溝通的橋樑。 林霨教授提到，他相信馬總統是有善意的，不過他也特別提到，通常通往地獄的道路，是徒有善意卻沒有非常好的戰略、謹慎的政策加以配合所造成的。馬英九總統在2010年8月19日和2008年8月4日都有特別提到，他支持美國和日本的安保同盟，認為美日同盟是東亞安全的基石。今年8月19日的談話也特別提到，在釣魚台的主權議題上，台灣不會和中國合作，台灣與日本的漁權問題是最重要的優先，而且必須單獨由台灣和日本來進行討論。今年4月，台灣與日本之間有一個諒解的備忘錄，在海事安全、海上秩序、打擊跨國犯罪等方面要進行合作。 這些都是善意的政策聲明，但是如果沒有具體、謹慎的後續行動、沒有戰略和戰術的配合，這些善意和聲明都將落空。所以，台灣必須更進一步謹慎付諸行動，讓周邊國家降低對台灣的疑慮。因為今天的中國不像過去的蘇聯一樣，過去的蘇聯和美國之間沒有這麼多的雙邊貿易，蘇聯與美國彼此也沒有這麼多的投資。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每星期就有將近50億美元，一年有高達2,4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所以，如果美國都要非常謹慎來處理中國的問題，台灣當然更有必要謹慎地來處理與中國有關的發展，包括中國的領導人、中國的外交和國防政策。例如，當中國表示考慮撤除飛彈的彈性作法時，台灣就要更加謹慎去思考背後所隱藏的意含，及其對台灣的後續衝擊。 在過去兩年間，台灣的一些做法讓人缺乏信心。包括：國防預算遠低於GDP（3,800億美元）的百分之三（114億美元），只有九十多億美元。另外，由於莫拉克颱風所造成國軍任務的調整，災難防救變成國軍的主要任務，而對於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以及台灣本身應有的因應與戰力，因注意力分散而無法快速提升。對於這些情況，政府應當謹慎看待。 最後，有關台灣與日本的關係，在2010年6月，日本的航空識別區要從與那國島往西移動，其實在與那國島右邊的西表島、石垣島、下地島和宮古島，這些島嶼對台灣的安全都很重要，對日本也很重要。台灣從1949年到現在，真正安全威脅來自於中國。經濟上，中國大陸對台灣是有些機會，但真正的安全協助還是來自美國，以及日本在美國之後的後勤支援。所以當馬總統說要「和中、親美、友日」的時候，那只是一個聲明，必須要有真正的行動及走鋼索般的技巧來加以兌現。  卜大年與談內容 雖然美國和日本的雙邊關係是最重要的一組，但是仍然需要靠兩國領導人的因素。以前日本的小泉首相和美國小布希總統之後，就很難看到這麼強而有力的領導人，所以後來美、日之間的關係也受到挑戰，因此美日兩國往後應當注意到領導人的因素。 剛剛林霨教授提到，季辛吉和尼克森在1970年代有美國和中國共管（亞洲），但是這種構想在1980年代雷根總統時期就消散了。事實上在最近，包括小布希總統和歐巴馬總統都有提到G2（美國和中國），很顯然這就是美中共管的概念，但是這並不是一個好主意，有其限制性，因為這個地區並不是由一個單一國家就可以來掌控的。 雖然美國希望台灣能夠自衛，台海的關係也已緩和，不過我們也看到越南和日本都受到來自中國的挑戰。雖然台海的緊張已經和緩，但是其他地區卻相對凸顯局勢的緊張，這是過去在東亞地區所未見的局勢。如何才是對台灣最好的情況，這是很難講的。2005年2月美日「二加二」會議把台灣安全列入美日的共同戰略目標，顯然對台灣有很大的安全保障，不過當時也有2004年防禦性公投的議題，而導致陳水扁總統與小布希總統的關係不好的過程。 對美國來講，希望台灣在改善整個關係的過程當中能夠真正的贏，不過雖然台灣可能贏，但是也有很多的風險，所以可能要像美國一樣，需要同時兼顧軟實力和硬實力，不要不必要地去挑釁中國。台灣總統應當和美國保持良好的關係，直到北京願意更加讓步，同時也要提升台灣在整個國際的地位，以及台灣人民在國際上發聲的反應。  林霨與談內容 最後，我要提出下列五點意見。 第一點，美日安保條約是空泛的、是空虛的，這最主要的原因是核子武器的問題。在美日安保條約訂定的時候，當初美國是考慮到可以使用核子武器，而美國不會受到攻擊，這就是嚇阻的力量，但是如果現在美國在東亞地區使用核子武器，可能自己本身也會受到攻擊。因此，日本和台灣自己都應當擁有非常堅強的實力。 第二點，是關於台灣。協商是很重要的，但是必須在有實力的情況下來進行協商，而所謂實力，就是台灣自己的軍事能力。如果台灣要和中國協商，就必須加強自己的軍事武力。台灣的軍事武力應該算是不錯，但是還有一些漏洞，這些漏洞必須填補，如果台灣能夠填補這些軍事上的漏洞，讓台灣的軍力非常強大，就可以讓中國不敢使用武力來對付台灣。 第三點，現代戰爭不是接觸性戰爭，並非看到一個敵人就打一個敵人的戰爭，而是網路時代的戰爭，透過網路來癱瘓敵人，台灣在這方面應當有相當的實力，因為台灣是一個電腦大國，但是台灣在這方面的能力和實力卻都用在商業上，沒有進到網路戰爭所必需做的準備，不但台灣沒有做好準備，甚至是美國也不大願意提供，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的駭客攻擊太頻繁，而且如果接受這些網路戰爭的技術後，很可能會落入中國的手中。台灣是有實力的，台灣的民間力量是很強大的，台灣應做好準備來運用民間力量，讓民間的力量進入國防安定的力量裡面。 第四點，必須讓敵人害怕，敵人才不會來進行攻擊。要讓敵人害怕，就是讓敵人知道我們手上有什麼武器可以用來攻擊你，必須要有這種能力，敵人才不敢發動攻擊，這才叫做「嚇阻」，而台灣就是缺乏這方面的力量。嚇阻必須要有很強大的力量，因此台灣也必須思考要採取什麼樣的嚇阻武力，才能避免中國對台灣有任何動武的念頭。 第五點，在國家安全方面，台灣當然需要軟體和硬體兼備。但是讓台灣能夠壯大並成為嚇阻中國的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民主」和「國內的共識」。目前台灣的國民黨和民進黨之間，沒有接觸、沒有協商，也沒有任何的工作委員會來討論大家所關切的這些事情，如果有的話，大概就是只有敵意，這種內部對立的狀況是讓中國有機可趁的因素。因此，國民黨和民進黨之間針對這些大家所關切的事情，必須要坐下來談，並談出大家的共識。如果台灣內部沒有共識的話，大概很難做出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最後，我認為台灣最終一定會贏，目前我仍然抱持這種信念。我以前常常來台灣，也非常感謝台灣人民的友善和友誼，讓我感受良好，在此我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讓我能夠來參加這個研討會，我表達由衷的感謝，謝謝！  中谷元與談內容 非常感謝這次能夠來參加這次非常有意義的會議，因為聽了大家的意見，了解到大家的想法和現實問題之所在。 首先，我們都瞭解到，中國正在致力海權的擴張，所以大家應該一起來想辦法對應。 關於最近的釣魚台事件，日本應當努力使台灣不致於和中國糾葛在一起，因此日本和台灣應該坐下來談。在舊金山和約生效之前，台灣漁民可以自由捕魚，但是在舊金山和約之後就不能捕魚，從漁民的立場來看，這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日本在領土問題上有意見，但對水產物，這是可以自由捕撈的活物，也是雙方可以協商的事情，就是把領土問題束諸高閣，使雙方能夠自由捕魚。所以對於漁業問題，雙方政府應當進行協商。明天我返回日本之後，將會見前原外相來提出這個問題，因為這是超黨派的議題，應當尋求一個明智的解決。 其次，由於中國的崛起，區域內對中國的抑制力量和嚇阻力量變得非常重要。日美同盟對台灣海峽的穩定一向非常重視。關於在沖繩的美軍基地問題，應當強化美日的同盟關係，來加強這個地區的抑制力量。 第三點，我先前提到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認同（identity）的問題，這非常重要，希望在這個區域內，不是一種戰鬥性的民族主義，而是一種互相競爭的民族主義，希望未來能夠提升台日之間的協調關係。此外，日本應當以非常獨立的國家利益對中國表態，yes就是yes，no就是no，不必客氣、坦率地表達對中國的意見。 第四點，關於台灣的地位問題，美國在戰後的處理上有一些缺失，導致如今台灣地位問題的複雜化，希望台、美、日能夠就台灣地位問題，大家共同來進一步調整看法。 目前中國的大陸型高氣壓正在向外擴張，我們對這種新局勢必須有所準備。在這個問題上，我在這個研討會中學習到很多，非常感謝有這個機會來和大家商討這個問題，謝謝！ […]

── 中國沿用的詞彙是世界普遍性的，但內容迥異  鄭欽仁／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一、引言 近年來中國武力增強、經濟持續成長，馬英九的統治集團誤以為中國統治「天下」（世界）的時機成熟，急於向北京輸誠，在政治上的總目標倡「終極統一」；在國際社會上主張「外交休兵」而放棄以中華民國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屹立於國際社會的嚐試；在經濟上試圖以「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套牢在「中國經濟圈」內，而不再努力爭取與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以及拓展台灣在地緣政治上早已持有的海洋國家特質的多邊經貿關係，以確保台灣的經濟安全保障。 馬政權營造的中國和平、安定以及可以與之協和的景氣假相，誤導人民對中國真相的瞭解，誤將以台灣自己已經與世界接軌的近現代普遍合理的觀念來銓釋中國，而造成文化摩擦的苦悶。 但中國在近現代與世界接觸，仍然沿用世界上普遍使用的詞彙，如民主政治、國內生產總值、失業率等等名詞，但是其隱含的內容或概念與眾不同，而在自由世界的台灣，受「中國至善主義」的洗腦教育，常誤以為彼此的價值觀是一樣的。 譬如失業率問題，中國只計算都市，但佔有國土絕大部分的農村失業率並不計算在內。做假的經濟統計數字，也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二、中國的GDP與其他 中國最近公佈2010年第一季的中國國內生產毛額（GDP）增長11.9%，創下2007年以來新高，其信憑性受到置疑。 中國的統計資料，尤其是各地方的統計資料，一旦加以比較，便知其信憑性與精確度有問題。中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地方政府的資料，在2008年的成長率竟達11.5%；但中央政府發表的成長率是9%；兩者差距竟達2.5%。同樣在2009年，各地方政府在第一、第二季的GDP數字合計，成長率超過12%；但中央發表的是7.1%的成長，還不能「保八」（即8%）。兩者差距竟然高達5%。各地方的GDP（國內生產毛額）合計是15兆3769億元，比中央政府發表的數字多出1.4兆元。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多摩大學教授沈才彬，也是前三井物產戰略研究所中國經濟中心的負責人，他在去年（2009年）11月出版的新書『中國經濟的真實－上海萬博後的七個不安』一書，指出中國的統計數字一向是灌水的。他說要讀中國的GDP統計，必須將三個問題放在腦裡： 第一個是統計手法：中國的方法與日、美、歐等先進國家的方法不同。中國主要是以「生產法」為中心的統計手法；有別於與日、美、歐先進國家以「支出法」為主的方法。生產法是不管生產後能不能銷售出去而貯存倉庫裡，只管製造量計算在GDP的成長率上。 第二是統計比較對象的不同。先進國家的GDP成長率是與上一季比；譬如說2009年的第二季（4到6月）與同年的第一季（1至3月）比。但中國所採用的GDP成長率是與前年同季比；譬如說2009年的第二季與2008年的第二季比的成長率。 總之，與前年同季比要間隔一年；但與前季比是間隔三個月。當然，以後者比較正確。 以上是關於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的統計方法，以及其信憑性與精確度問題；總之，對這個「特殊國家」，不能以世界上普遍性原理去瞭解。  三、外貿、內需與振興經濟策 中國的經濟發展，一方面靠貿易拓展海外市場，一方面打算內部消費帶動經濟。近年，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已經超過60%，轉出與輸入的減少，沒有恢復的跡象。 中國的經濟成長模式，依照青木直人的一篇文章報導，與亞洲四小龍興起的模式不同，而是拉丁美洲型的成長模式，財富集中在極少數的人。因此，中國要靠內需來刺激經濟，國民之間的購買能力差距太大。所以就不能像日本型的消費。 日本是由於高度成長而誕生中間階層來主導消費（日本現在的情形是個人消費佔GDP的60%，即內需主導型）；相對的，中國的情形如青木直人所說的是「階層消費」。 2008年9月以來全球發生經濟危機，中國恢復較快，因此傲慢，雖然中國的GDP今年超過日本而耀居世界第二位，但以人均的GDP計算也只不過世界的第一百位左右，這個數字相當於非洲新興國家的情形。中國的財富集中在全國2%的富裕層，大多數的庶民之購買能力不高。台灣的居民有一部分人天天指望中國，勢必帶來台灣的衰運。  四、傲慢、外強中乾與幻想 中國因經濟成長而態度傲慢，已在上文略微提過，哈佛大學教授奈伊（Joseph Nye）在一次座談會上談到美國總統歐巴瑪受中國侮辱的情形。 去年（2009年）12月歐巴瑪參加「COP15」的會議（即12月19日召開的「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峰會，簡稱COP15），本擬與溫家寶（總理）會談，但中國方面卻另派官員為代表，對歐巴瑪指指點點，構成侮辱行為。 奈伊接著指出：因2008年金融危機，中國恢復得快，對國力太過自言。衡量國家經濟力成熟的基準是國民所得，但中國只不過是美國的十分之一。因國際上「力」的關係加強而來自信，未免是認識錯誤。奈伊一向給筆者的印象是親中派，但仍壓不下他的不滿。 另外，如許多專家所指出的，中國的醫療、退休制度還很落後，庶民只好靠自己的節儉和儲蓄來保護自己，但中國仍與各國一樣，人口老化的現象出現。 許多人被馬政權洗腦，台灣的前途在中國，就業的前途在中國，把台、中雙方簽訂ECFA視為萬寧丹。台灣人民應該冷靜的想一想，從政治安全保障、軍事安全保障、甚至應如上文所提的從經濟與社會保障考慮本身的前途。 五、「人民幣」、偽鈔與「中華經濟圈」 最後談到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中國不當操作幣值，以促進生產與外銷。借奈伊的話來說，美中的經濟愈是活絡，中國愈是對美國失業「輸出」。 中國現在是金產國，根據宮崎正弘的評論，中國的政治動向是回歸到金本位制的投機行為，不然就是乘美元貶值、要金價暴騰，野心滿滿的中國系多國籍企業配合連動。 中國企圖以「人民幣」做為國際通行貨幣，與一些國家已簽訂在交易上以「人民幣」為換算機制。這是中國營造「中華經濟圈」的重要步驟。中國的躍進，將成為國際政治上的「政治力」，甚至「軍事力」；台灣對此不能不謹慎。 另外，中國的「人民幣」多偽鈔，佔其貨幣通行量的20%，中國遲未有偽鈔對策。偽鈔橫行，但因中國尚無高額紙幣，所以不太引人注意。目前在台北的民權東路之免稅商店及其附近店鋪，已公開以人民幣交易。 根據《大紀元時報》6月22日的報導，中國最近破獲張良成等集團在湖南省衡陽市印製假鈔，自2009年9月到2010年4月27日印製兩億一千萬元。在此之前有兩次印製的一億四千萬元假鈔已運往廣東銷售一空。由此可見中國偽鈔氾濫之嚴重。  六、結語 中國以幾千枚飛彈對準台灣，台灣經常所發表的數目往往比國際評論所說的少（，遠程飛彈常不計在內）；中國的潛艦常出沒近海，也在事後偶而透露。台灣暗中被「計算」，執政當局不但視若無睹，還製造和平假相；馬政權還以此做為其執政業績。因此，台灣人自己不能不努力認識真相，藉此而進一步研究因應之道。這是筆者執筆的目的。 台灣有一部分人受到台灣社會的福蔭而賺錢（包括軍公教的退休金、退撫金在內）卻到中國消費，利益輸送中國。但要醫療等社會福利則消費台灣的公共財，而在政治上、意識上，其言必稱中國，要引狼入侵的「統一」；理應捫心自問，其道德心何在？其中的「知識人」更應自省何以稱作精英elite、intellectual的道理。  參考著作： 1.沈才彬著『中國經濟の真實－上海萬博後の七つの不安』，Art Days出版，2009年11月20日初版。 2.宮崎正弘論「人民元」等文章，以及青木直人論中國經濟的文章，皆收入『2010年中國經濟攻略のカギ』，PHP研究所『Voice』編集部編，PHP研究所發行，（PHP文庫）2010年1月22日第1版第1刷。 3.關於Joseph Nye的議論。2010年5月號的『文藝春秋』刊載「日米同盟『チヤイナカ－ド』で壽命をのばせ」一文，係由田中均（日本國際交流中心高級研究員）、ジョン‧ダワ－（麻省工科大學教授）、春原剛（日本經濟新聞編集委員）與ジョセフ．ナイ（Joseph Nye，哈佛大學教授）對談的文章，四個人都是有份量的人物，由日美同盟之舊安保條約、新安保條約論起，對區域安全與中國問題的議論，是台灣國家安全保障不能不留意的問題。

中華經濟研究院輔佐研究員 本文是美國傳統基金會研究員史劍道（Derek Scissors）博士於2010年一月正式發表的評論。史博士刻意選在全球金融海嘯逐漸恢復平靜的時刻，回頭剖析一般人對於中國的10種看法是否只是人云亦云、欠缺理性思辯的說詞，藉此建議美國政府重新調整對中政策的基本假定。同理，當台灣的馬政府一再宣稱ECFA非簽不可時，其背後的理論依據是否同樣欠缺理性驗證，以致無法提出台灣真正需要的發展政策？本期台灣安保通訊特借重史博士一文，提供台灣讀者重新認清中國經貿真相的新視角。  迷思一：中國現在是推動世界經濟成長的引擎 事實是：中國只是挪用其他國家的國內生產毛額 一般用來說明中國經濟崛起的方式，是先將世界各國國內生產毛額（GDP）加總，之後再比較每個國家對於全世界GDP總額的貢獻度；只不過，用這個方法解釋這個指標並不正確。 譬如說，當一個國家能成功營造有利的「貿易條件」，並從貿易對手國獲取大量財富時，這個國家的GDP自然會迅速成長，而其貿易對手國的GDP也會因此受到影響，如此一來，我們會誤以為這個國家對世界經濟成長的貢獻度比較高，可是說穿了，這個現象也只不過是李代桃僵而已。 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在於GDP包含國際貿易這個因素——貿易盈餘是GDP的加項，貿易赤字則是GDP的減項。現在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貿易盈餘，就表示大多數國家都對中國呈現貿易赤字。從這個觀點加以分析的話，中國對於全球GDP的成長可說是毫無貢獻；中國透過國際貿易累積出自己龐大的GDP，但也同時大量取代其他國家可以享有的GDP。 最重要的是，績效其實並不等於福祉。儘管中國經濟成長的表現傑出，但是卻不代表中國對全球GDP有所貢獻；相反地，某些中國GDP的成長甚至只反映出其他國家的損失而已。 中國對於世界經濟的確有所貢獻，不過競爭才是維繫長期經濟成長的要素。過去十多年來的「中國製造」到底是不是促進競爭的主要元素，這一點還有不少爭論。透過政策扶植，中國向全世界大量輸出價格低廉的消費性產品，使得各國政府可以在維持溫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放手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刺激經濟成長。 但是金融海嘯改變了這一切。在金融海嘯之前，來自中國的供給可以滿足全球旺盛的需求，不過在金融海嘯之後，中國無止盡的供給反倒更抑制了全球脆弱的需求成長。與其說中國帶領全球脫離金融海嘯，倒不如說中國藉由這個機會抬高自己的身價。 這個現象並非無法改變。為了國內民眾的福祉，中國大可設法振興自己國內的經濟，帶動中國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產品需求；也唯有等到那個時候，中國才能名符其實的被稱做推動世界經濟成長的引擎。 迷思二：中國有可能在十年後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 事實是：依照合理的推論，中國可能永遠都超越不了美國 造成這個預測的一個因素是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成長，另一個因素則是美國最近三年差勁的經濟表現。第二個因素顯然重要多了：只要美國無法擺脫2007到2009年經濟表現的水準，目前的領先地位總有一天會不保，所以美國必須針對以下三個領域調整政策：首先、大幅刪減預算赤字，其次、維持穩定的利率並促進出口成長，最後、刪除不合時宜的政府法令，特別是租稅相關規範。 如果美國能夠確實採取以上三項措施，中國根本不可能超越美國，更別提是在最近十到十五年之內達成。另一方面，認為未來三十年一定能延續過去三十年的發展趨勢也是一個非常嚴重錯誤的說法。中國本身從1949到1978年間的發展，就跟1979到2009年間大不相同；因此我們可以篤定地說，2010到2040年間的中國也一定會跟現在大不相同。 最重要，也最肯定會發生的變化就是中國持續老化的人口結構。中國過去三十年的人口結構對經濟發展大有助益是最著名的特色，此一特點在未來三十年卻會對經濟發展大大不利。人口結構從有利轉為不利的時間點大約會發生在2015年，形成無法逆轉的高齡化社會。 1985年，中國境內「十五以上、三十未滿」的勞動力佔總工作人口數47%，等到2030年，這個年齡層佔全中國總工作人口數的比率會下降到26%；更可怕的是，2035年中國六十五歲以上的總人口數將高達二億八千萬人。屆時，越來越少的勞動人口卻要支應越來越多的退休人口。 史上前一個挑戰美國經濟地位的日本正面臨同樣的問題，結果日本經濟在過去十五年幾乎沒有成長。最快等到十五年以後，中國的人口結構就會跟今天的日本越來越像。 在日本經濟崛起之前，蘇聯也曾經被認為將挑戰美國經濟霸主的地位，但是著重發展重工業的作法最終無以為繼，也導致蘇聯解體。除此之外，重工業也帶給蘇聯重度污染跟較短的平均壽命，而壽命長短則跟財富多寡有強烈的正相關。 跟蘇聯相仿，中國也高度重視重工業，也同樣具有嚴重的污染問題。雖然中國政府禁止發表任何有關污染與壽命之間有何關連性的研究成果，但是起碼畸形兒的數目在最近十幾年持續上揚，就連看似比較富裕的省份也都不能免。   迷思三：中國將會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事實是：中國很可能早在好幾年前就已經超越日本了 最遲不會拖過2010年，可能所有傳播媒體都會告訴你中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 請注意，任何有關中國經濟的評論，包括各位現在正在閱讀的這一段，都只具有某種程度的參考價值而已。中國官方公佈的失業率已經普遍被認定與中國實際的失業狀況毫無關連，許多銷售數字的背後都隱含數不清的待售商品，更有數不清的所謂外人直接投資（FDI）根本與外國人無關。所有關於GDP、FDI或是其他的各種指標，一言以蔽之，中國中央政府不相信各省份的彙報資料，各省政府也同樣不相信轄下縣級單位的彙報成果。 儘管許多跟中國經濟有關的陳述都缺乏有力的證據支撐，但是卻無礙於中國早在數年前就已經超越日本的推論。 中國政府在2004年進行一項全國性的普查，結果發現該國的經濟表現應該比以往所認定的多出17%。就跟1993年的調查如出一轍，服務部門的表現往往被低估，而且2004年的調查結果顯示這個落差比起1993年又再度擴大。中國政府2009年底宣布將2008年GDP統計數字上修4.5%時，也是援用相同的理由，並且宣告之後也將一併上修2009上半年的GDP。 總而言之，我們很難相信中國GDP的統計數字是正確的，官方公佈的資料可能一直都被低估——全國通行的法令導致一部份交易浮上檯面，卻也讓另一部份交易轉進黑市，使得服務部門的規模特別難以衡量。如果能有一份可靠調查報告的話，我們就會發現中國的經濟規模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每一年都比官方公佈的還要大；換句話說，中國的GDP可能早在2007年以前就已經超越日本了。 無論如何，如果我們採用購買力平價的概念、排除各國物價水準不同所導致的落差再加以衡量的話，中國更是早在上個世紀的九○年代就超越日本了，套用媒體常見的標題，中國老早就已經進入「趕美」的狀態了。 迷思四：中國是提供美國融資的主要債權人 事實是：如果說，中國擁有任何財務上的影響力，那也絕不是現在 不論是現在或是可預見的將來，美國聯邦政府都將繼續維持天文數字般的預算赤字，並因此傷害美國下一個十年的經濟表現。中國購買部分美國債券彌補了這個財務缺口，官方持有的美國國庫券就高達八千億美元，這還不包括其他各種總額相近的有價證券。 儘管如此，普遍認為美國需要中國提供融資以維持龐大開支的說法依舊不正確，甚至其中一部份原因就在於這個缺口如同斷崖般無法彌補，使中國購買的債券金額顯得無關緊要。 具體的數字說明如下。2009年中國官方正式收購美國國庫券的金額大約落在一千億美元以下，該年度聯邦政府總預算赤字則飆升至一兆四千億美元；換句話說，中國官方持有2009年國庫券的比率不及美國政府舉債金額7%，相較於中國在2008年正式購買接近半數的美國國庫券，去年美國商業貸款利率竟比2008年底的水準更低。如此看來，就算中國購買美國國庫券的行為曾被認為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現在看起來卻已經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再換個角度說明。中國之所以大量購買美國政府債券，其實也是因為北京當局別無選擇。中國可以透過貿易盈餘或是其他方式從世界各地取得大量財富，但是被低估的人民幣也會同樣促使北京當局避免兌換外匯、避免人民幣發行過量。根據法令規定，幾乎所有支付中國廠商的外匯都必須結存在中央政府手上。 這就使得中國政府坐擁數量極為龐大的美元卻無處可去，而規模夠大、夠穩健的美國經濟反倒成為唯一能夠吸收這些美元的管道。易言之，中國並不足以稱做美國的債主，國庫券只是他們能夠處理滿手外匯的唯一投資管道。 追根究底，中國滿手外匯的原因還可以回溯到美、中貿易摩擦上。中國幾乎採行亦步亦趨的匯率政策讓人民幣緊盯美元，顯示將自身經濟發展跟美國經濟緊密結合在一起也是中國最有利的選擇；換成美國的立場來看，就表示美國並未在財務上有任何受制於中國的跡象。  迷思五：美、中兩國緊密相依，世界兩強體制（Chimerica）已然成形 事實是：中國對美國的依賴，遠遠高過美國對中國的需求 中國對美國的依賴無庸置疑，只是跟一般人所知道的方式不太一樣。中國銷往美國商品數量的確很多，美國2008年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佔中國GDP總額7.4%。 不過，這個比重已經開始下降，在2009年也將持續下滑。自從1998年起，中國國內投資就不斷取代外銷金額在GDP組成中的比重，就算全球需求在2006年達到高峰時也未曾改變此一現象。 中國對美國最根本的依賴是由美國創建與領導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國國內投資金額之高，使得各種行業的產出都遠超出中國國內之所需；這個供過於求的現象早自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就已經開始成形。 如果不能找到一個外銷出口的話，長期的生產過剩將導致毀滅性的通貨緊縮，進而摧毀中國實質的經濟成長。由於美國倡議的全球開放經貿體系，才能讓中國這種投資導向的策略發揮功效，要是美國真的採取保護主義的話，中國的作法總會有行不通的一天。 相同的道理也可以套用在貨幣體系上。要不是美元做為全球經濟結算的貨幣，並提供一個宛如天堂般安穩的債券市場，中國的匯率政策跟累積外匯的作法也都會行不通。中國確實從美國消費者身上賺了不少錢，但是中國更不能沒有這套由美國所領導的全球經貿體系。 再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中國確實能以最低廉的價格提供許多消費性產品，但是其他同樣擁有低生產成本的供應者——比方說是越南——就有可能並且也會很樂意地取而代之。如果不依靠中國的話，美國的消費物價可能會比較高，但是幅度有限。 認為美國需要依靠中國提供預算赤字融資的想法在很多方面都說不通。首先就邏輯上而言，既然美國的預算赤字已經失控，中國的融資只會讓美國政府的錯誤政策延續下去；其次就現實層面而言，無論中國購買多少的美國債券，美國的利率水準怎麼看都還是文風不動。 以上推論過程可以得出這個結論：中國確確實實需要依靠美國才能推動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然而美國選擇跟中國合作的理由卻只是出於習慣而已。  迷思六：中國操控匯率是影響全球經貿的主要議題 事實是：光是批評操控匯率只是見樹不見林的看法 匯率很重要，匯率代表兩種不同貨幣之間的相對價格，而且就跟其他價格一樣，匯率變動也會影響供需兩端的變化；這裡所謂的供需，指的就是進、出口數量。 不過，匯率變動的影響也不見得永遠會立竿見影，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匯率變動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在2005年七月到2008年六月這段期間，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了20%，可是中國對美國的年度貿易盈餘卻依舊成長了將近50%，顯示美、中兩國都有很多其他因素足以徹底抵銷人民幣升值的影響。 就美國而言，包括聯邦儲備局（Fed）在內的聯邦政府莫不大力鼓吹購買中國商品。相對於被低估的人民幣，創歷史新低的利率水準跟幾近無解的預算赤字才是傷害美國經濟的根本問題。 至於中國所採取的措施不僅會影響美國，也同時影響所有其他的貿易對手——中國政府無所不至地干預市場經濟，其影響遠非單純人為操控匯率所能比擬。為了保護國營企業，中國政府透過法規阻絕潛在競爭者、免費提供土地、透過銀行貸款提供無償資本，甚至還補貼能源價格以使國營企業可以跟民間企業一起競逐出口市場。如果沒有這些政府干預的補貼政策，這些國營企業根本不具出口競爭力。 說得更白一點，因為中國國營企業可以輕易把成本轉嫁給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所以他們會不尋常地比其他國家更具有競爭優勢。這些保護措施隨著前一陣子美國針對中國的鋼鐵及其他製品課徵反傾銷、反補貼稅後，通通現出了原形。 […]

侯榮邦 譯 寫於台灣建國烈士‧鄭南榕紀念會 1989年4月7日鄭南榕‧台灣建國烈士在自由出版社被警隊包圍下，自己澆了汽油浴火壯烈自決。不覺中很快地已過了21年，如今想起來彷彿最近發生的事。 觀諸台灣獨立運動遭遇挫折的現狀。在這時深深感到若鄭南榕還存在的話…。他是言論自由的鬥士，同時也是站在大眾運動先鋒奮鬥的組織活動家。鄭南榕以兼備爭取言論與群眾運動的鬥爭，一一打破禁忌，實現了被認為不可能的壯舉。 1986年5月19日，鄭南榕在台北龍山寺號召約500人的民主化運動的活動家決定舉辦要求蔣政權解除戒嚴令的群眾運動。 他們被將近2000人的警察部長團團包圍，但為支援鄭南榕等人四周圍來更多的大眾。這是為反對戒嚴令的首次群眾運動，但也是黨禁狀況下為成立民主進步黨的前哨戰。鄭南榕等號稱該運動為綠色行動。誠如大家所知，後來的民進黨是象徵綠色的黨。2禮拜後鄭南榕被補入獄，坐牢8個月。他在繫獄期間，民進黨成立，鄭南榕在獄中日記寫著「台灣的政治問題若未解決，早出獄、晚出獄並無多大的差別，台灣只不過是一個龐大的監獄」。 1987年1月24日，鄭南榕被釋放，很快的於2月4日開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運動」。後來2月28日成為國家的和平紀念日，二二八事件中國國民黨屠殺3萬的台灣人，反而是鄭南榕卻想將其做為台灣人與在台的中國人和解的原點。他認為欲建設台灣成為和平民主的國家，須要大戰後與蔣介石占領軍一起從中國來台灣的人認為自己已成為台灣人、而與本來的台灣人攜手合作始得完成。鄭南榕的父親早在日本統治時代就從中國來到台灣，所以鄭南榕的身分證明書是「外省籍」即中國人。但是鄭南榕主張「自己是100%台灣人」，並於4月18日在數千人群眾的面前明言「我是台灣獨立的主張者」。當時只要主張台灣獨立在法定上即觸犯叛亂罪，所以鄭南榕是在台灣最早公然主張台灣獨立的人物。鄭南榕發起「以和平的手段創造台灣為新國家」的運動，之後自11月16日起費時40日步行台灣一周訴求台灣獨立。 鄭南榕於1988年12月9日，在其發行的『自由時代』刊載當時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許\世楷博士起草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翌年1月10日台灣高等檢察處以叛亂罪嫌命鄭南榕出庭。他拒絕出庭，並從1月27日起以自由時代社為籠城。鄭南榕在籠城中曾經留下遺書，在他死後出版的『自由時代』之台灣建國烈士鄭南榕紀念專刊上以「獨立是台灣唯一的活路」為題發表，其中有以下的記載。 國民黨不能逮捕到我，只能夠抓到我的屍體。 台灣人與從中國來的人們之間有難於解決的遺恨。 但是，無論如何此遺恨非化解不可。 若不建立台灣國，台灣無法達成真正的民主化。 台灣須以一個獨立國家獲得世界各國的承認。 必須依據公民投票決定台灣的獨立。 這是我們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者還被禁止前往台灣的時代的事情，1988年7月20日鄭南榕先生首次來到日本，並訪問我，因此他的壯烈自決對我來說是件難於言表的衝擊。我認真思考他為何不選擇獄中鬥爭，而決心自決。詳細的情節請看載以「鄭南榕啊！您化為神。他啟示了解救人類之道」為題發表於『台灣青年』的台灣建國烈士‧鄭南榕紀念特集，若僅要舉出一點的話，我認為也許鄭南榕是為了化解台灣人與從中國來的人之間的畛域。當時，中國系的人的反應，只要聽到台灣獨立就是無條件表示拒絕，相信絕對非與中國統一不可。我認為在鄭南榕的思考中以為這是無法以言論與群眾運動來解決的。中國系的人口約占台灣人口的13%，現在希望「統一」的人已降到4%以下。 鄭南榕自決時，逢蔣經國死後由副總統李登輝繼承總統，惟實權被中國來的國民黨實力者所掌握，故被稱為「傀儡總統」。但是，由於鄭南榕的自決，要求民主化的群眾運動從而極為盛行，甚至未曾參與政治運動的大學生為要求民主化而展開絕食抗議活動。以此種群眾運動的力量為背景，使李登輝總統能夠急速推動台灣的民主化。 實現台灣獨立建國的方法 1986年9月28日，不畏國民黨的打壓所舉行的民進黨成立大會中通過民進黨行動綱領草案，首先揭載國際人權公約第一條【人民自決的權利】的第一項「所有的人民都有自決的權利。基於此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上的地位，自由追其經濟上、社會上以及文化上的發展」。11月10日第一次召開的民進黨黨員代表大會通過的民主進步黨基本綱領，也採納此國際人權公約第一條第一項。 但是中華民國的國名尚且未有變更，現在的民進黨卻稱「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而主張「維持現狀」。民進黨已經忘記初衷。鄭南榕在「遺書」中記載「建立台灣國，使台灣以一個獨立國家獲得世界各國的承認」。不被國際社會承認的國家，豈能稱為主權獨立國家。國際社會只承認一個中國(CHINA)。過去有不少國家的領袖說「Republic of CHINA的國名若變更為台灣國，即能夠承認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 民進黨雖然取得政權執政8年，卻對中華民國不能變更為台灣國的原因做頗多辯解。例如，由於立法院被國民黨多數所控制所以無法做到。又若變更國名為台灣，中國威脅要以武力攻擊台灣。美國也反對台灣改變現狀所以有困難。藉口太多，影響所及，大多數台灣人也只好支持「維持現狀」。但是台灣人沒有理由認為台灣孤立於國際社會的現狀是無所謂的。如果能提出不受中國武力攻擊而世界各國承認台灣的方法，台灣大多數的人是會贊成的。若是鄭南榕的話，他將會尋求大家認為不可能的事成為可能之道，藉著群眾運動付諸實現。若是鄭南榕，他將不會因現狀而退縮，或許會說是機會來了。因為去年12月國際人權公約成為國內法，由國民黨占絕對多數的立法院通過，經馬英九總統署名，使其成為台灣的國內法，應該是實現人民自決的良機。若是鄭南榕，他會想出什麼方法呢？ 我也自己認真地思考過。我的想法是訴諸世界各國與國民是個好方法。幾乎所有的台灣國民希望將國名變更為台灣國，以獲得世界各國的承認，但因中國的威脅而不得不維持現狀的事實向世界宣示，為證明此事實致力收集台灣國民壓倒性多數的連署，以獲得世界各國支持台灣變更國名。因為台灣自稱CHINA，才使中國能說統一台灣為國內問題，所以有行使武力的權利。故台灣因而成為可能引發大戰的世界上最危險的地帶。台灣若成為台灣國，而中國對台灣武力攻擊，顯然屬於侵略行為，則中國很困難以武力攻擊台灣。這是與世界的利益一致，會反對的只有中國。尤其世界大多數的國家，過去都是殖民地，應該會同情台灣的立場。台灣要匯集壓倒性多數的連署決非不可能的事。去年，中國曾發生3個公務員欲強姦年青的女性，此女性用刀刺殺1人，傷害1人的事件。公務員們卻欲將全部的責任歸責於此女性，惟被網友暴露事實而引起連署運動，僅僅兩禮拜就聚集2億人連署。所以在左右所有台灣人命運的問題下，不應該不能收集台灣人民大多數人的連署。中國也不可能因為要阻止台灣的群眾運動而行使武力。 此連署運動若能成功，台灣的政治結構將發生根本上的變化。參加連署中華民國變更為台灣國的人不可能投票給「終極統一」為目標的中國國民黨。在連署運動當中，也可能出現為建立台灣國而參與政治的多數有志青年。民進黨若不變更「維持現狀」政策，他們或許\將創立新政黨。又民進黨若重回創黨的初衷，則民進黨員也應會與他們共同為建立台灣國而邁進。 若鄭南榕還在的話，雖未知將採取什麼方法，惟憑藉群眾運動，勢必將現在的危機轉變為台灣建國的良機無疑。 但是我能夠做的事僅止於提案而已。此提案命題為「使台灣成為世界各國能夠承認的真正主權獨立國家」，此漢譯文也一起刊載於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本部的網站。

許世楷◎前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一九八八年初夏在東京，鄭南榕來訪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與盟員會談，又到我家長談，他邊談邊抽菸，談到早上四點多，菸蒂堆滿一大盆菸灰缸；話題是如 何推進台灣獨立運動。他主張通過爭取「一○○％的言論自由」，來實現台灣獨立，我也贊成他的意見。但是鑑於當時的白色恐怖，例如林義雄家人遇害、江南被殺 等，一定避免不了流血。 同年夏天在洛杉磯，我們再度交換意見，其中一個焦點是台灣人團結與族群的問題。我主張需要面對四個族群間差別分裂之事實，由此認識、面對，謀求共識與真正 的團結。而團結應該以對祖國的認同為標準：認同台灣、要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打倒白色恐怖、反對共產黨獨裁、中國侵略的所有台灣住民，不分族群都是台灣 人。向來自稱為「外省籍的台灣人」的鄭烈士，表示很贊同我的看法。這也是他後來刊載我的憲法草案原因之一。 第三次是幾個禮拜後在紐約見面，那是集合國內外台灣人有志建國者的第一次「台灣建國委員會」。鄭烈士當時拿到了我在一九七五年就寫好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 到了年底，就接到鄭烈士的電話說《自由時代》這個禮拜要登載我的憲法草案。我答那是十幾年前的作品，我正在趕著修改，還是等一些時間刊載新的好。因為他堅 持，巡迴全國的「新國家運動」下禮拜結束，要配合以登載憲法草案做為結尾。我遂答應即刻傳真修改好的一半，當晚不睡修改後一半，隔天一早傳真給他。 「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刊登出來了，檢方以叛亂罪嫌疑約談，他公開挑戰說「要抓活的我是不可能的」！隔年（一九八九）四月七日，警察破門侵入出版社，鄭烈 士壯烈自焚，全國震撼！翌日《自立晚報》報導自焚案件，又賭注刊登憲法草案全文。當局恐引起更大社會公憤，不敢取締。至此，「一○○％的言論自由」終於衝 破了禁談台灣獨立的圍牆。 感謝鄭南榕烈士以身殉國！誓不能讓台灣自由民主倒退！

認為中華民國合法領有台澎主權的理據，除了逐漸說不出口的「開羅會議公報」或台北和約，另一項說法是，戒嚴時期台灣人民乖乖納稅服兵役，不再反抗，不啻默認了現狀。這時候，好在有五○年代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以及六○年代接續的美日台獨運動組織，尤其一九七○年組成的世界台灣獨立聯盟（ＷＵＦＩ），更長期標誌著台灣人的反抗。如今ＷＵＦＩ已經成立四十年了，我們對於它在艱難的時代所起的標竿作用，為台灣人累積的「相罵本」，應該要有滿滿的感恩。 雖然獨盟的主力始於海外台灣留學生，所謂「秀才造反」，但由於島內高壓統治，逼使海外獨盟走向「以打倒蔣家政權，建立台灣共和國為目標的革命組織」，要採用「有計畫地群眾起義的模式來達到革命的初步目標」。這種意識形態自然會鼓勵一九七○年鄭自財、黃文雄的刺蔣事件，然而獨盟領導階層基於「美國社會的價值」、「組織存續的考慮」等因素做了矛盾的處置，當然造成內部衝突、分裂的危機。其後一九七六年王幸男的郵包炸彈案，以及一九八三年中央日報和聯合報大樓等爆炸案的發生，也有類似的矛盾。獨盟內部的危機，還包括標榜社會主義革命理念的洪哲勝，在一九八一、一九八四年兩次競選聯盟主席失敗，進而離開另組革命黨；郭倍宏、李應元等雖然沒有跟著洪哲勝離開，但不斷對「中央」有嚴苛批判，一九八七年「學生組」終於出來擔負責任，由郭、李分別當WUFI-USA的主席、副主席。以上的政治經驗不論榮辱成敗，都有值得後代台灣人記取教訓的地方。 從台灣政治發展的過程看，解除戒嚴、結束動員戡亂以後可以說海外獨盟已完成階段性任務，九○年代返台的獨盟只能為民進黨添加薪材，包括陳唐山、羅福全、許\世楷、蔡同榮、李應元等等都成為民進黨（政府）的要角；二千年以後獨盟繼續對民進黨「批判地支持」，相對於若干本土社團的暴進暴退，獨盟由於人才濟濟且經驗豐富，比較能把握中道，它發揮的是另一種意義的標竿作用。 （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本文原載自由時報，2010年3月10日。

台獨聯盟創盟40年來，大家比較耳熟能詳的多是刺蔣案或謝東閔的郵包炸彈案，不過當年從事台獨運動，不論國內或海外，都涉及唯一死刑的叛亂罪，也因此獨盟內有不少祕密盟員，也有慷慨赴義的戰士，當然更有默默支持捐獻的無名英雄，今天就讓我們告訴您幾個令人感動的故事。 海外台獨運動，是1960年代的日本台灣青年社成立之後，才開始走向組織化，當時國民黨政府透過日本警方，監控這些參與台獨的留學生，而其中最慘的就是這位負責組織工作的侯榮邦，因為他每個月都得向警方報到。 侯榮邦知道，隨時可能被遣返送到國民黨政府手中，當獨盟幹部柳文卿遭到強制遣返的事件發生之後，侯榮邦身上開始準備了兩樣東西，小刀和毒藥。 這條縫著毒藥的褲子，侯榮邦從未洗過，每個月向警方報到過後，他都告訴自己，又可以多活一個月，但能像他這樣隨時準備就義赴死的人畢竟不多，有人矇著臉參加獨盟會議，就連美國獨盟上街頭的遊行，也出現過這樣的畫面。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為了獨立建國，這些人挺身對抗國民黨政府，引起了更多台灣人以金錢資助，其中有一位化名為井上魯鈍的人定期捐助資金，從5千、1萬到5萬，金額越來越大，一直到有一天台獨聯盟收到了一筆100萬的捐款。 原來這位來自台灣台南的醫師黃聰美嫁到日本後，就一直默默的幫助獨盟，在她過世後，夫婿伊藤邦幸依舊以井上魯鈍的名義捐款，為的就是有天能看到黃聰美的心願實現。 台灣獨立終究得回到台灣本土才有可能實現，就在解嚴後，海外獨盟人士發起返鄉運動，試圖打破黑名單的限制，有人硬闖、有人偷渡，當年人稱獨盟第一文膽的王康陸放棄了原本在美國的大好前途，就是要回到自己的家園。 明知道這是一條通往監牢的不歸路，王康陸和其他盟員潛回台灣後，還是舉行獨盟台灣本部的第一次大會，那一天國民黨政府早就掌握消息，大批警力衝進會場，毫不留情的抓人。 飛蛾撲火式的台獨運動中，王康陸是典型的烈士，雖然他如今已撒手人寰，但他的精神與當年井上魯鈍的黃聰美一樣長存，而侯榮邦一心求死的意志，迄今還是台獨運動的典範，正所謂建國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民視新聞陳嘉爵、沈培智台北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