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的最後一戰─烏牛欄戰役

王至劭◎高中教師

發生時間: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
感謝黃金島先生等前輩為台灣的努力與犧牲

值此二二八大屠殺六十週年紀念之際,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當時埔里愛蘭橋附近發生的烏牛欄戰役,這是台灣反抗軍的最後一戰,也是唯一一場稍具規模並勉強稱得上勝戰的戰鬥。

「二七部隊」在謝雪紅的領導之下,毅然從台中撤退到埔里,誘敵深入,使得中國軍不敢在台中市大開殺戒,有效的保護了台中市民。相較於基隆、台北、嘉義、高雄的大屠殺,台中市是唯一躲過大規模屠殺的城市。此役也為台灣討回一點點公道,?回一點點面子,以下就此戰役作一簡述:

三月六日「二七部隊」成立 (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查緝私煙打死人之事發生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傍晚,故名之) ,成員乃是由有志青年和台中市高中職及師範學校學生所組成,原本只是為了維護治安,保護鄉親生命財產的安全。謝雪紅任總指揮,鍾逸人任隊長,古瑞雲任副隊長,記者出身的蔡鐵城任宣傳部長,黃金島先生也率一分隊,該分隊後來成為烏牛欄戰役的主力。

三月八日下午,蔣介石派來的二十一師在基隆登陸後,即展開瘋狂的掃射、屠殺,局勢逆轉,本已大多恢復平靜的市面再度成為殺戮戰場,而且更加嚴重。二十一師往南沿路殘殺,區區數百名的二七部隊若和二十一師在平地正面衝突,死傷將會很慘重,也會波及市民,在此考量下,二七部隊於十二日下午往埔里撤退,三部軍用卡車陸續運送一百名左右的台灣軍和軍用物資(大多接收自警察局)到埔里,台灣軍十三日晨於埔里武德殿成立隊總部。

三月十三日中國軍二十一師開入台中市,進攻埔里迫在眉睫。二七部隊進入埔里後,謝雪紅率眾到處演講,說服埔里鄉親支持,也有一些原住民相繼加入二七部隊行列。

黃金島先生親自帶領二十多名戰鬥人員,駐守在烏牛欄溪南岸距烏牛欄橋(即現在的愛蘭橋)西南六百公尺的山坡上,而北側陡崖下即是草屯進入埔里盆地的必經通道,居高臨下,實為天然要地;溪北也部署了十多名戰士。

十六日清晨天剛亮,溪北台灣軍斥侯發現二十一師,開出第一槍,槍聲劃破冷冽長空,烏牛欄戰役揭開了序幕。溪北山巒上台灣軍此起彼落的槍聲造成了國民黨軍隊的誤判,以為二七部隊的防守線部署在溪北,先頭部隊於是無所顧忌的聚集到溪南,集中在黃金島等人駐守的山巒底下的窪地,準備對溪北展開攻擊,他們不知正上方埋伏了二十幾名台灣軍,還大意的發出嘈雜聲音,黃金島依聲音判斷扔下四顆手榴彈,重創中國軍先頭部隊。中國軍試圖往東包抄,遭台灣軍火網擊退,因中國軍已有不少傷亡,且不了解台灣軍實力,不敢貿然猛攻,故逐漸往南沿著山壁向東迂走,試圖包圍黃金島部隊。鏖戰一整日,中國軍陣亡十一人,受傷九人;台灣軍戰死四人,彈盡援絕。十七日凌晨,趁著天黑,在黃金島的安排下化整為零,走向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涯。

中南部的武裝鬥爭中,以二七部隊的抵抗最持久,二十一師在此戰役投入二千四百八十人,而抗暴軍不到四十名。兵力相差太懸殊終告失敗,但二十一師也付出相當的代價,成為二二八事件中最激烈的一戰。

此戰役的第一線指揮官黃金島先生,十六歲前往日本半工半讀,後來加入日本海軍,實際參與二次世界大戰,頗具實戰經驗,故能部署軍力重創二十一師的先頭部隊,以寡擊眾,轟轟烈烈挺身一戰。在部隊主要領導人一一離去後,孤立無援的站在最前線,無畏無懼,完成對二十一師最後的一擊。

逃亡六年後黃先生遭中國國民黨逮捕,判處無期徒刑,在黑牢中度過二十四年的歲月。出獄後至今,仍很關心台灣的民主運動。現在和夫人住在台中縣大里市,雖已八十一高齡,但耳聰目明、身體硬朗。每當我去拜訪他們伉儷,黃夫人總會泡一杯香純可口的咖啡請我喝,備感溫馨、誠摯。黃先生著有「二二八戰士黃金島的一生」一書,詳述了他曲折而艱辛的一生,也由此可見微知著地了解台灣那一個時代的歷史。

現在台灣西部要進入埔里市區之前,愛蘭橋頭右前方的圓形紀念碑,就是為了紀念此戰役。撫今追昔,除了認識父祖輩事蹟、歷史之外,也充份了解到「族群和諧」、「民主公義」仍是我們要繼續共同努力的目標。此役中台灣軍的戰略轉移以及現場的戰術部署,也在在值得台灣各級軍事院校列為教材,畢竟,敵視我們的人時時刻刻虎視眈眈想要併吞我們台灣,我們豈能不深自警惕。



相關文章

二二八大革命的真相

原載《台獨》月刊第59-60期 記載歷史事件的目的在求真,站在人民的立場,呈現歷史的原本面貌,並從中記起教訓,以免不幸的歷史悲劇重演。 我們可以原諒敵人,但是,不可以淡忘歷史。 一、山雨欲來風滿樓–二二八前夕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 因為接受五十年異民族統治而懷念起大中國的六百萬天真的台灣人民,打鑼擊鼓、放砲舞獅、歡天喜地要迎接「祖國王師」, 終於「王師」來了,是一群又一群身穿棉襖、 腳踏草鞋、肩挑釜鍋的土匪軍隊、搶民食、佔民屋、辱民女,樣樣都來的土匪軍隊! 而渴待與「祖國」人合作, 依循他們所標榜的三民主義所主張的地方自治來建立自已的家園的知識份子, 雖然也聽到一些「歡迎台灣人歸復祖國懷抱」之類的甜言密語, 卻迎來了囂張跋扈的「行政長官」陳儀和他手下貪污贖職的官吏們。 話說, 陳儀長官帶著上海幫、淅江派的嘍囉擁到台灣之後,首先是把日本人從台灣人剝奪過去的日產,大至工廠、森林,小至房屋、傢俱, 莫不揚言歸公,據為私有; 其次是沿用日本人剝削台灣人的諸種辦法,同時把台灣公庫所貯藏的米、糖、樟腦等重要物資, 一批一批運回上海出售朋分自肥,使台灣物價猛漲, 人民生活一落千丈,倒閉、失業、貧困、傳染病一一來襲; 接著便帶著濃厚的優越感,以征服者的態度施行其軍閥的,特務的、貪污的、低效率的統治; 最不能忍耐的是:當台灣人要求履行三民主義給台灣人以地方自治時, 陳儀的答覆是:「台灣人過去受殖民地的奴化教育,沒有民主政治的訓練,不能與大陸同日而語。 」接著便嘲罵台灣人奴性根深,不識政治, 必須用強硬手段來支使才可以,當時民間流行看一首絕望的歌謠,內容是 — 台灣光復歡天喜地, 貪官污吏花天酒地, 警察橫蠻無天無地, 人民痛苦烏天暗地。 儘管是這樣地痛苦, 如杲台灣人民還可當家做主,用自已的雙手來重建毀壞殆盡之經濟結構和重振敗壞癱瘓之社會秩序的話, 人民還不會怒氣衝天。 人民這樣子由期待而失望而思反抗。就在這個時候「阿山仔」和「豬仔」開始被用來稱呼代表著統治者的大陸人。 就在這個時侯,人民隨時都想發作,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二、 查菸肆虐燃怒火 原來陳儀和他的手下只知搜刮、不會經營! 以致不能不高價出售其專賣的劣質香煙。 於是大陸藉的商人利用他們和把守港口的軍人和稅務員的特殊關係把貨美價廉的外國香煙走私進來, 終於致命地打擊了專賣局專賣的生意。 但是,陳儀的手下怎敢和走私的元兇對抗!就只好找找那些靠販賣洋菸度日子的小販下手, 一則可以虛應故事,二者扣押了香菸和售款可以飽入私囊作為外快。 這些事情對他們來說,做起來是輕鬆而且偷快的,但是對菸販來說,卻等於絕了他們的生路。 為此,全台各地經常有菸販和小市民摩拳擦掌,怒視著專賣局局員把菸款沒收過去的場面。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專賣局的大陸人局員傅學通等六人帶著手槍和四個警員乘吉甫車前往淡水查緝入港的私菸不獲, 歸途經過大稻埕延平北路時,耀武揚威到處搜索盤問菸販。 當晚七點許在天馬茶房附近捉到一個來不及躲開的女販林江邁,沒收了她的香菸和鈔票。 林江邁是一個貧苦的寡婦, 全家人就賴她一人賣香菸過日子,貨款被沒收了如何生活?情急之下,跪地叩頭哀求發還貨款。 圍集旁觀的路人也異口同聲替她央求,但是,沒有人性的傅等一群人, 怎肯放已經入了口的羔羊一條生路,他們不但無動於衷,還急急忙忙地強把香菸一箱箱地拋上吉甫車。 林江邁急奔向前,準備奪回她一家人生計之所在的香菸。 一個警員用槍托猛擊她的頭部,使她當場頭破血流昏倒於地。 這些久已心存不滿的群眾, 眼看著一個無助的台灣女性遭受大陸人警員暴虐的打擊, […]
佳文欣賞

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解釋

李筱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二二八事件的本質,因政治環境的變遷和政治立場的互異,而有不同解釋。 戒嚴時代(包括事件發生時)中國國民黨的官方說法有二: 其一說,因為台灣人受日本奴化教育影響,所以反抗祖國政府。要反駁這種謬論很簡單,只要問:終戰時台灣人熱烈迎接「祖國」,是否也受日本奴化教育影響? 其二說,因為台灣人受共產黨的蠱惑。這種說法無異替共黨吹噓,僅憑數十名共產黨員,就能叫動全台起來反抗國民政府?戰後潛藏在台的中共黨員金堯如,事後回憶說,當時在台的共黨勢單人少,毫無作用。 中共也樂得國民黨這樣替他們宣傳,因此隔岸瞎扯,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同胞響應延安毛主席號召的革命行動。台灣有一位親北京的「學者」也呼應說:「二二八事件是全國範圍之內的中國人民反抗國民黨政府腐敗統治的一部份。」這種政治語言不值識者一哂。可歎的是,此人目前正被馬英九重用,名列教育部九八課綱歷史科修訂小組委員,台灣的歷史教育交在這種人手中,這是七百多萬挺馬選票的發酵! 以上幾種有關二二八事件的瞎說,因為新史料出土而已不攻自破。近年來馬英九終於承認二二八的起因在於「官逼民反」。願意承認「官逼」已是一大突破,但僅止於「官逼民反」的解釋,無異把責任全推給當時主政的陳儀,如此解釋並不周延,也欠公允。 另外,「族群衝突論」是最常聽到的解釋。在事件前後,族群衝突確實嚴重。但若全以族群衝突來解釋二二八,則只見其表象。 長期生活於同一社會內的兩個族群的對立,才是族群問題;但若是來自不同社會的兩個族群(新移入者與原居民)之間的對立,則非純粹族群問題,而是兩個不同社會的文化差異有以致之。戰後台灣即面臨如此狀況,在族群衝突的表象背後,還有更深層的本質,即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的文化落差。 為何牽親引戚的政治,讓台人痛心疾首?為何「吃銅吃鐵」、「五子登科」的官場,開了台人五十年未開之眼界?為何陳儀宣稱「公務員不揩油」會引起台人詫異?為何外省軍人上車不買票、不排隊,台人憤憤不平?為何抗議的台灣民眾到專賣局焚毀器物時,不會搶奪錢財?反倒是號稱「清鄉」的官兵卻會劫奪民財?…這些為何,可用半山人士連震東提醒國民政府的這段話來解答:「台人經過日本多年的訓練,過的是新生活,台灣人有洗澡的習慣,很清潔,勤儉…」。 日治時代台人透過現代教育,接受近代化文明,改變了舊農業社會的體質。台灣社會逐漸從俗民社會(folk society)邁向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也難怪戰後來自中國的記者作家們,對於台灣文化水準都一致好評。(參拙著《唐山看台灣》) 然而高文化的台灣人卻被中國官員辱罵「奴化」。《民報》社論(1947.2.19)索性為文反諷:「自祖國來臨的大先生們,時常說我們奴化,當初我們很憤慨,不知指什麼為奴化,現在我們已經了解,奉公守法,即是奴化,置禮義廉恥於度外,才能夠在這個『祖國化』的社會生存。」寥寥數語,道盡雙方文化落差。八天後二二八事件爆發。這場衝突,豈止官逼民反?豈止族群衝突?族群沒有原罪,文化差異才該面對!撫今追昔,馬政府將引狼入室,能無戒乎? (http://www.jimlee.org.tw,原載自由時報2010/02/28)
第 53 期

台灣人應當如何凝視六十年前的悲劇?

評馬英九所謂「官逼民反說」的二二八事件「新」詮釋 許維德 二二八事件:六十年前的悲劇 一場發生在六十年前美麗島上的屠殺悲劇,一場長久以來被厲行威權體制的統治者列為言論禁區、思想禁地的血腥事件,一場引發多少台灣人在異域流亡、並因此開始思考獨立建國之可能性的歷史創傷……,二二八事件,這個被李喬稱之為「台灣史上,死傷最慘最多、影響最深廣的歷史事件」,已經在跌跌撞撞中過了六十個寒暑了。在那個獨裁者高高在上的威權統治年代,二二八事件可以說是多數政治異議份子在思想上萌發反對意識的第一個起點。盡管統治者用盡一切可能的方式,要將這個屠殺事件從人民的記憶中抹去,但是,這些分屬於不同世代的異議份子,當這他們在想到自己親身經歷過的血腥殺戮的時候,當他們在想到自己上一輩的悲慘遭遇的時候,或者當他們從口傳歷史以及被禁止閱讀的書籍中認識到二二八事件之真相的時候,他們的情感沸騰了,他們的熱血澎湃了,他們將這場事件定位為所有台灣人的歷史創傷,矢志要為在該悲劇中冤死的先人平復其委屈。 他們於是在1980年代中期展開了「二二八平反運動」,要求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正視這個屠殺事件,要求相關學者進行各種各樣的二二八研究,同時也要求台灣人民必須共同來紀念這個被美國學者Maurice Meisner稱之為「喚起所有已成年台灣人個人悲慘經驗之象徵」的歷史事件。 1987年,陳永興、鄭南榕等人串連數十個海內外台灣人團體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同年七月,台灣解嚴。1989年,全台灣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在嘉義市建立。1995年,前總統李登輝首度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同年,立法院通過「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補償條例」。1996年,當時擔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宣佈訂定二月二十八日當天為「二二八事件紀念日」,行政院也在同年通過訂定該日為國定假日。2000年,陳水扁在總統大選中勝選,執政超過五十年的國民黨淪為台灣的在野黨……。 馬英九的二二八事件「新」論述 隨著台灣政治的逐漸邁向民主化和本土化,這個六十年前所發生的悲劇,也終於慢慢走出過去的陰霾,甚至還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個熱門的公共議題。一方面,民間開始迸發出種種不同的反省和聲音,受難者自己或其後代所撰寫的各種文章、回憶錄都在持續增加中。另一方面,台灣學界也開始比較嚴肅地面對二二八事件這個研究題目,不論是相關的口述歷史、檔案報告、乃至學術論文或書籍,也都一直在穩定地累積中。在這種情況下,各個屬於不同黨派、不同政治立場的政治人物,也很自然地會對二二八事件提出比較有利於己方的歷史詮釋。被認為是2008年總統大選熱門人選的馬英九,當然也不會例外。 2005年八月,馬英九從連戰手中接任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同年十月,馬在《中國時報》上面發表了〈紀念台灣光復一甲子〉這篇文章,認為「無論『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性質都不是台獨運動,也不是『反抗外來政權』和『族群衝突』。……所謂『反抗外來政權』的說法更是對那一個時代抗爭者非常不公平的」。 在某種程度上,馬英九這種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詮釋方式,似乎和2007年一月被馬找來擔任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主委的楊渡(《中國時報》前執行副總主筆)有相當程度的異曲同工之妙。2004年,楊渡在所謂「中華基金會」的資助下,曾經製作拍攝一部名稱為「還原二二八」的紀錄片,這部紀錄片和一些相關的文字敘述,也在2005年由某家出版社出版。2006年二月,以這部紀錄片的史觀為準,楊渡在國民黨中常會上作了一次專題演講,演講的題目則繼續沿用「還原二二八」這個名稱。同年十二月,楊渡再度發表他和二二八事件相關的第二部紀錄片。這部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所委託製作的紀錄片,片名是「尋找二二八的沉默母親:林江邁」。主要內容則是透過林江邁小女兒林明珠的口述,指稱1947年二月二十七日當晚,她的母親主要是因為與買煙士兵語言溝通不良而引發彼此間的誤會,進而發生衝突。也就是說,二二八事件的本質並不是外省人欺負台灣人的省籍問題。 2007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國民黨籌辦的「二二八六十週年」系列活動中,馬英九與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共進晚餐,並重申他對二二八是「官逼民反」而非族群衝突的見解。隔天,國民黨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園紀念碑前舉辦「二二八六十週年追思祈安儀典」,馬英九在致詞的時候又再度表示,二二八事件起因自政府取締私菸不當,是「官逼民反」,絕非族群衝突,當時也有許多台灣人與外省人互相保護的例子。只是當時政府官員大部分是外省人,人民多數是本省人,所以才產生誤解,也因此後來受到些政治操弄,「我相信善良的台灣人民都了解,這不是族群衝突,紀念二二八,一定要了解歷史上的定義!」在最近剛發表的一篇會議論文當中,政大台灣史研究所的陳翠蓮教授認為,馬英九的這個二二八新論述有兩個重點:第一,二二八事件不是族群衝突,不是反抗外來政權,不是獨立運動;第二,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 以下將以這個馬英九版本的所謂「官逼民反說」當作分析主軸,看看這樣的二二八詮釋,到底隱藏了什麼樣的問題和困境。 批判之一:歷史大論述的盲點 事實上,在現實世界裡面發生的所有事件都是複雜的,很難(甚至是不可能)被歸因於某個單一的、特定的因素。或者用比較後現代的語彙來說,在這個一切都被描述為「破碎、邊緣、游離、飄泊……」的年代,我們有可能用某一種特定的論述方式來貼近所謂的「真實」嗎?種種的論述方式,無論其所著墨的重點是什麼,其終究只是眾多可能論述方式當中的一個,未曾(或者在理論上也不可能)掌握過「真實」的全貌。 在這種意義下,馬英九的這個所謂二二八事件「官逼民反說」,在本質上正是一種所謂的「歷史大論述」,企圖用簡化的方式來涵蓋所有的歷史現實。事實上,已經有太多的歷史學家指出,這種所謂的「歷史大論述」,雖然提供了一個比較容易理解歷史敘事的分析架構,但是,這種歷史書寫方式所製造出來的問題,卻往往比用這種方式所企圖解決的問題還要多得多。 面對馬英九的這個二二八論述方式,我必須指出,「官逼民反」可能是解釋二二八事件之發生原因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原因絕對不可能「只是」官逼民反,二二八事件也絕對不可能「只有」官逼民反這個面向。馬英九所謂他將該事件「定位」為官逼民反的說法,對本質上就必然是紛雜多因的歷史事件,顯然不夠尊重。 批判之二:官逼民反 vs. 族群衝突 陳翠蓮對馬英九之二二八新論述的分析其實相當精準。馬英九這個可以被稱之為「官逼民反說」的二二八事件新詮釋,其實重點可能不在於二二八事件的本質「是」什麼,反而在於二二八事件的本質「不是」什麼。也就是說,如果從陰謀論一點的觀點來看,馬英九的這個說法,重要的並不是「官逼民反」這個論述本身,反而,馬打算「藉由這個論述來取代或打擊其他的論述方式」,這才是他之所以會提出這個論述的最重要動機。 那麼,在馬英九的心靈深處,這個應該被取代的論述方式又是什麼呢?陳翠蓮已經清楚地指出,馬英九這個二二八新論述的第一個重點,就是「二二八事件不是族群衝突,不是反抗外來政權,不是獨立運動」。顯然地,馬英九這個對二二八事件的詮釋方式,其主要鎖定的競爭對手,正是傳統獨派人士所抱持的二二八事件「族群衝突說」。 如果我們借用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吳乃德先生在2006年二月所發表之評論 — 〈我們共同的二二八〉 — 中的話來說,台灣社會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可以約略分成兩大類型:台灣認同者的「外來政權壓迫說」以及中國認同者的「腐敗政府抗議說」。一方面,對台灣認同的抱持者而言,他們經由二二八事件所轉化出來的歷史記憶是:「外來政權的災難、菁英同胞的抗暴和悲慘的犧牲」。然而,另一方面,對中國認同的擁抱者而言,他們卻認為該事件的本質並不是民族壓迫,甚至不是省籍矛盾、族群衝突,也不是台灣人和中國人的對抗,而是「人民對腐敗政府的抗議」。 也就是說,要討論馬英九所謂「官逼民反說」的二二八詮釋方式,我們無可避免地必須將這個論述方式和傳統的「族群衝突說」作一番比較,看看這兩種說法,到底那一種說法能夠貼近更多的「真實」。(當然,誠如我在上一節的論點中所表示的,任何所謂的「歷史大論述」都是一種迷思,我們不可能藉由「一」種論述來掌握所謂的「真實」,但是,我相信在這些不同的論述方式當中,它們貼近真實的程度,確實是有所不同。否則,歷史或社會科學研究不僅成為無意義,也可能成為一種不可能的任務。) 首先,二二八事件「當然」涉及族群衝突,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被理解為一場是「族群衝突」的事件。在最近一篇題目就叫做〈二二八事件與族群問題〉的研討會論文中,台灣史學者李筱峰就抽絲剝繭地從原始史料著手,明確地指出,在國府接收台灣的1945年和二二八事件爆發的1947年之間,由於伴隨國府來台之外省官員及士兵的種種惡行惡狀、以及台灣人在各方面都遭受到嚴重的歧視等,台灣社會就已經存在著嚴重的族群問題,這其實也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遠因和背景。即使是在二二八事件當中,台灣人怒毆外省人出氣、外省軍隊報復性地屠殺台灣人等事件,也是層出不窮,證明該事件中不同族群之間確實存在著緊張的關係。 李筱峰進一步指出,「二二八事件之前存在著明顯的省籍矛盾與族群問題。二二八事件發生之中,更有著明顯的族群衝突與對立。……在族群衝突的表象背後,應該還有更深層的本質,那就是,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的文化差異。」也就是說,在某種意義上,台灣和中國這兩個社會(或者可以說是兩個族群)在文化上所顯示出來的差異,其實正是二二八事件之所以會發生的結構性原因,所以我們才可能解釋,為什麼二二八事件爆發以後,許多憤怒的民眾會見到外省人就毆打。 再者,所謂「官逼民反」的說法,在某種程度上和「族群衝突」的說法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麼矛盾的地方。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統理台灣的所謂「官」,從蔣介石、陳儀以降,都是外省人(宋斐如(1903-1947)幾乎是戰後初期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高層官員中唯一的一個台灣籍人士,但是他也在二二八事件中失蹤遇害)。而當時幾乎所有反抗腐敗統治者的所謂「民」,都是台灣人。也就是說,「官逼民反」的說法,不但不應該是「族群衝突」的替代性說法,在某種意義上,甚至也還是二二八事件可以被理解為「族群衝突」的一個註腳。 最後,馬英九在論證其所謂「官逼民反」之二二八事件詮釋的時候,常常會舉一些事件發生時台灣人和外省人互相照顧的例證,用以說明該事件在本質上並非「族群衝突」。我不但不否認這些例證的存在,而且我還認為,從現有的史料來看,這種例證確實為數不少。但是,我基本上會將這些案例定位為族群衝突過程中所發生的、本質上屬於「人道救援」性質的事件。也就是說,這些案例的發生,並不盡然可以用來否證當時「族群衝突」的存在。 批判之三:官逼民未反?抹煞二二八事件的某些歷史面向 最後,馬英九這個「官逼民反」的說法,其實也未能精準地說明二二八事件中所有(甚至是多數)事件參與者的參與情況和動機。在一篇題目為〈二二八.平反 VS和解〉的政治評論中,林濁水就指出,二二八受難者基本上可以分成幾個不同的類型:一、莫名其妙被捉去槍斃的;二、推動和平改革但知道不逃會死,卻從容就義的;三、認為如此暴政,造反有理,戰死街頭的。 依照林濁水這個簡單的分類,如果說第三種二二八參與者是屬於「官逼民反」類型的話,第二種則可以說是「官逼民未反」(至少未使用暴力方式反抗)類型,第一種則幾乎和「官逼民反」完全沒什麼關係,可以說是暴政時代荒謬政權的無辜犧牲者。 事實上,有太多太多當時的台灣人精英,他們的被捕被殺,可以說是和所謂的「反抗」沒什麼直接的關聯。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專賣局專門委員林旭屏、醫師鄭聰在遭殺害後都被棄屍在台北南港橋的橋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則在宜蘭頭城的慶元宮前被槍殺,屏東縣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在屏東市郵局前的三角公園被槍斃示眾,新生報印刷廠廠長林界、醫師范滄榕在高雄壽山遭彭孟緝槍殺,畫家陳澄波、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則是在嘉義火車站前被槍決示眾……。這些人在事件中都沒從事什麼使用武力的反抗方式,但是,他們都被當時的「官」給殺害了。 「官」逼,這是我們可以確定的事情。「民」反,卻似乎還有斟酌的餘地。 結語:走向台灣人本位的二二八史觀 如果說馬英九的所謂「官逼民反說」不能真切地反映二二八事件之本質的話,那麼,身為台灣兩千兩百萬子民的一份子,我們又應當用什麼樣的角度來理解這場台灣戰後歷史上的最大悲劇呢? 我同意吳乃德在〈我們共同的二二八〉這篇文章中所說的,二二八不是某個特定陣營之政治人物的專利,泛綠陣營可以談二二八,泛藍陣營當然也可以談二二八。只是,在談這件歷史悲劇的時候,我們必須謹記,我們念茲在茲的,絕對不應該是某個特定陣營之政治人物的利益。相反地,我們冀求的,應該是所有台灣人觀點的二二八,以台灣人為思考本位的二二八,以及能滿足台灣人歷史感情的二二八。
佳文欣賞

二二八紀錄片/ 林江邁的真真假假

阮美姝◎台灣神學院終身名譽講師 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台北市文化局發表《尋找二二八的沈默母親─林江邁》紀錄片,其中有林江邁的小女兒林明珠與林江邁孫女林素卿(林江邁次子林匏螺之女)的訪談,連同紀錄片一起發行的小冊子,內容皆與過去我從事二二八事件調查時,林明珠、林匏螺跟我所講的完全不同,嚴重扭曲歷史事實。為此,我必須出來說話。 為了對歷史負責,我重新展開調查。後來根據我的重新調查,二二七那晚林明珠不只沒有跟媽媽出去賣菸,她根本就不在台北,證人說是在桃園龜山山上的舊路坑(林江邁娘家)!跟在林江邁身邊的是第三跟第四個兒子,土龍(綽號)和文山,林匏螺跟我說那天去賣菸的是文山。文化局的謊言被揭穿之後,就有很多人來關心這件事,特別是李憲文老先生、黃守禮教授和《一位台美人的奮鬥傳奇》的作者王桂榮先生,都表示事件發生當晚他們人在現場願意作證,沒有人看見林明珠這個小女孩,尤其王桂榮先生就在林江邁的隔壁賣菸。 二○○一年,我去訪問林明珠,她跟我說當時年紀小,她不在現場,六十年前當天她媽媽發生的事情她都不知道,叫我去找她哥哥林匏螺,但是強調千萬不能跟哥哥說電話、地址是她給我的。當時對林明珠的這句話沒想太多,以為是一件小事,等看到這本書才知道當時為何她這麼怕哥哥林匏螺(林匏螺本人排斥外省人,連結婚喜餅都不願意出去送)。 本來林家都不願意接受外界訪問,但是我以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身分很有誠意去拜訪,林明珠也很歡迎我,所以才介紹他哥哥讓我訪問。由於林匏螺先生與我年紀相近,後來變成了好朋友。有一天,我拜託林匏螺讓我拍攝紀錄片,完整的訪談內容都在我出版的《二二八家屬的二二八史》裡面,從第一片的第二十至卅五分左右。紀錄片裡面可以很清楚看得出來,林匏螺才七十歲左右,當時頭腦還很清楚,身體健康,絕對不是像他女兒林素卿所說的是她爸爸胡亂跟我講。在林匏螺先生過世之前十天,我還特別去探望他。 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林明珠人不在台北,林素卿還沒有出生,林江邁如何受傷、就醫,去哪家醫院,根本就講不清楚。事實上,林江邁是送到洪外科住院治療,因為二二八事件中受傷、死亡的大多是送到洪外科,最有名的是蔣渭川的女兒巧雲。 桃園龜山地方人士跟我抱怨,文化局打算從省道台一線旁邊開一條很長的路直通林江邁的墓園,想要給林江邁安魂讓人憑弔祭拜,地方人士強烈反對,因為這又是另外一種造神!到底誰在利用林江邁,誰在製造神話?但是幾千名的二二八受難者的母親、太太,文化局要怎麼交代?丈夫、兒子被殺之後的驚惶、痛苦和屈辱,發瘋、生病、賣身,一輩子被人監視,現在還活著的這些人,誰來同情? 林江邁女士於二二八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導火線而不是禍首,此次文化局補助出版《尋找二二八的沈默母親─林江邁》紀錄片,完全忽略事件爆發之前的民怨與衝突的真實原因,對於當時的政經社文條件毫無著墨。失去了歷史縱深的論述,無法作為歷史解釋之根據。要還原真實的林江邁女士,就不能避談二二八事件發生的真正原因,如果缺乏面對歷史的勇氣,反而只是讓林江邁女士面貌更形模糊,讓紀錄片所強調要「以小市民、女性觀點呈現的二二八歷史」,變成一種捏造扭曲的虛假故事。 二○○六年六月,我將一生追尋調查的二二八歷史資料,全部無償寄附給台灣神學院及真理大學保存使用之後,公開說以後不再跳入歷史真相的調查,要致力於推動二二八歷史研究及教育,藉花藝與音樂傳達歷史情感,用愛包容一切悲傷。但是,今天我為什麼從教育界又站出來?是為了二二八的真實,為了不讓錯誤的虛假歷史取代真實的歷史共同記憶。我知道林家不少事情與內容,我同情並欽佩林江邁,但鄭重要求林明珠、林素卿兩人一定要向所有二二八受難者家屬,也向台灣人歷史認錯、道歉,並向文化局勇敢說出扭曲事實的行徑。 (原載自由時報2007/02/09)
第 53 期

讓二二八成為和解的集體記憶

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我們期待有新的意義,為台灣帶來新希望。 我們都知道,二二八事件代表著台灣人反抗外來統治的最高潮,特別是面對國民黨政府,讓我們終於體會到,所謂的同文同種,並不代表彼此就可以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日後,由冷戰到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對台灣的長期武力威脅,更讓我們對於這個遠親近鄰的深痛惡覺。 在過去,中國國民黨政權把二二八事件視為中國共產黨顛覆工作的一部分,相對之下,中國共產黨則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對抗蔣家政權的努力。平心而論,這些都是站在中國的立場來看這個事件,而台灣人只不過是國共鬥爭的一個小插曲,完全沒有主體性可言。 近年來,民間嘗試進行歷史詮釋,把重點放在二二八事件的元兇,也就是將蔣介石當作整個事件的罪魁禍首。相對地,以馬英九為首的國民黨,則將論述建構在國家暴力,試圖為個人決策脫罪。我們以為,這兩種觀點都不足以道出台灣人的心聲,也無法彌平族群間的齟齬。 我們以為,不管是陳儀、還是蔣介石,儘管他們分別是當時在台灣、以及中國的最高領導者,不過,還有更多的幫兇、以及旁觀者,究竟他們當年扮演何種角色,國家應該想辦法釐清他們的責任,然後才有可能進行和解。同樣地,在二二八事件過後,也有太多人是政治經濟結構的受益者,對於這些人,我們也要認真考慮,他們到底是否真的如此無辜? 對於國家暴力的說法,乍看之下,似乎是把二二八事件的根源推給行使暴力的國家,就算了事。問題是,我們必須想清楚,究竟這是誰的國家?如果國家是外來政權硬加在台灣人的身上、甚至於是一個由某個族群所支配的國家,有如以色列之於巴勒斯坦人,那麼,即使這個國家因為民主化而消除直接暴力,卻還把不公平的支配關係套在台灣人的身上,有如枷鎖一般,如此一來,殺人不見血的結構性暴力還是徘徊不去,政權轉移,又有何種意義? 廣義來看,所謂的二二八事件,並非侷限於二萬多名台灣人菁英喪生中國國民黨政權手中,應該還要包含後續為了要遂行高壓統治,打造而成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性禁錮;如果我們一天不能粉碎這些不公不義的結構,特別是隱藏在國家機器背後的族群性福利分配,那麼,如果想要凝聚福禍與共的政治共同體,恐怕是緣木求魚。 總之,二二八事件絕對不是所謂的「本省人」所專屬的集體記憶,而是所有兩千三百萬人所共同享有的。唯有透過真相的揭露,彼此相互傾聽,才有可能進行真正的和解。如果大家堅持諱疾忌醫,真相不會水落石出,污名不會自然消逝,而和解也不會自動前來,那麼,社會對立將為無止境地淪為政治鬥爭的溫床。
佳文欣賞

是報復屠殺 不是官逼民反

陳儀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國民黨的軍隊進入市區無差別掃射、以鐵絲貫穿手腳集體槍決、火車站前槍決示眾不准收屍等等,完全是「報復性屠殺」 元月二十日阿扁總統在自由廣場刊登〈回首民主來時路〉長文,對二二八事件著墨甚多,他說二二八事件是其後長達半個世紀黨國體制威權統治的序曲,它不是如同近來部分黨政人士所描述的「官逼民反」或因文化及語言隔閡所引發的警民衝突,阿扁總統認為:二二八事件在本質上是對民主全面的否定,以及對人權徹底的戕害。 阿扁所謂部分黨政人士描述的官逼民反,應是指國民黨主席馬英九自去年以來對二二八事件的定位。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馬英九在一場研討會中說:二二八事件並不是族群衝突,而是官逼民反,這是當時大環境包括陳儀政府貪污腐敗所造成,國軍登台以後「處理上犯了很大的錯誤」。記得當時立刻有人投書給報紙對此說提出抗議,說他的親人、鄰居根本沒有「反」,也莫名其妙被拖去槍斃。換句話說,「官逼民反」並不能涵蓋\當時加害、被害的全貌。 相對於一九四七年蔣介石、陳儀、柯遠芬將二二八事件扯上「奸匪叛亂」,國防部長白崇禧、憲兵司令張鎮也認定為「叛國奪取政權」,作為鎮壓屠殺的藉口,解嚴以後由於檔案紛紛出土、口述史料愈來愈多,已經可以肯定二二八事件與共產黨或台獨的關係微小,民眾反抗的方式容或激烈,但訴求的高度主要是民主自治、嚴懲凶手,期待南京政府對陳儀撤職查辦、改革省政等。去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委託製作的紀錄片中,見證人周青、陳明忠也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馬英九可能受此影響,願意否定早期國民黨的官方說法,也可以說是一種善意。 不過,歷史事實和歷史教訓不應該混為一談。就事實而言,無法迴避二二八事件有族群衝突的一面,此點容另文申論。必須強調的是,國民黨的軍隊進入市區無差別掃射、以鐵絲貫穿手腳集體槍決、火車站前槍決示眾不准收屍等等,完全是「報復性屠殺」,監察委員丘念台在四月九日做成的報告亦稱「三月八日以後,軍警擴大屠殺」,可見所謂官逼民反的說法太避重就輕,有各打五十大板、兩面討好的嫌疑。 握有公權力的政府,對於要求改革的無組織的民眾進行報復性屠殺,事後不但沒有任何軍政首長受到究辦,而且紛紛記功升官,這就是二二八事件最核心的性質定位。如果大家可以接受這個結論,那麼中正紀念堂還可以那樣巍然矗立嗎?國民黨還可以阻擋國家人權紀念館的設立嗎?家纏萬貫的國民黨不必負起賠償責任嗎?希望阿扁總統和馬英九都能回答這個問題。 (原載自由時報2007/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