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喬◎總統府國策顧問 六月中旬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時，有人向總統建議：以後國宴時不妨來一次「客家菜國宴」。總統欣然允諾。七月十六日尼加拉瓜總統伉儷來訪，於是就在新竹「某飯店」實現了總統的諾言。 總統與總統府實踐了「政見」，地方政府主官也曾就菜單跟店方有所商榷｜｜就像許多政府的執行單位，把上級政府的構想主旨給全扭曲了。不知道為什麼？ 坦白說，那一場八菜盛宴，嚴格說來沒有一道是道地的客家菜。一盤「寶島鮮水果」是唯一名副其實的吧。 「客家三寶」名稱是飯店自創的，其中兩小塊冷凍雞肉、香腸兩片、炸肉丸一粒：哪一種有客味？「竹笙貢丸湯」，貢丸是新竹道地，罷了；為什麼要配客家地區十分陌生的竹笙呢？哪裡來的？「客式翡翠餃」更是獨創名與實；台灣客家根本無「餃」，遑論「翡翠」。「豆醬龍蝦」、「封牛小排」，這是「台灣式西餐食品」，很好吃，但絕無客味。「風城花圃」，風城米粉，沾了一點邊，可是不能「原諒」的是；用小蒸籠蒸米粉！幹嗎？「炒米粉」是清苦年代客家人的美食，客婦也以善炒米粉自傲。現在富裕了，炒式不變，可以加上許多肉類佐料呀！何以非蒸不可？「烏豆海鱺」跟「豆醬龍蝦」相似，一道跟客家無關的佳餚。 問題之一，傳統的客家菜，是否不能登大雅之堂？如果是，筆者建議，只擇一、二或二、三道客菜「參加」就好，不必也不宜以「客家菜」號召，以免「互壞名聲」。 「客家菜」在台灣是可以占一席之地的。據筆者多年默查，「福食」似乎往精美小食方面發展，以「全餐全桌」的構思，似乎停留在某一階段。「福食」成為成熟而系統完備而又擁有獨特風格的，大概只有「府城美食」一類。就精美言，「客食」遜色多矣！可惜「府城食」未能擴散全境，卻也是它的福氣，不會像客菜流竄各地而原味盡失。 既然以「客菜」號召，怎麼可以沒有「白斬雞」、「蘿蔔絲炒蛋」、「炒肉」、「封肉」等傳統名菜呢？大廚也許會笑說：原始粗俗，然則請問：不能夠「精緻化」嗎？國宴的最後一道菜是「粄粽、蘿蔔絲酥餅」，評曰：粄粽的餡完全走樣，酥餅而餃子形，坦白說，客家人沒這種吃法｜｜蘿蔔絲揉著油膩味的酥餅，實在太難吃，難下嚥！ 以上單談食物，其實飲食作為文化議題，其內容豐富，意義深奧，是十二分迷人的。客家菜講究原味，不予扭曲「自然天成」；主張「主佐就位」｜｜即佐料不越位，是為「菜主」服務，襯托其美好而已。客菜要求新鮮衛生，做法簡單不費時。凡此，都反映了「原裝客家」的文化價值取向。現在都市的大宴席上的菜餚：一、盤特大，菜特少（中華民國在台灣），二、主佐越位（執政黨執不了政，在野黨撒野而不肯在野），三、佐料混淆，不論豬牛羊魚，一律加辣，使用同一種重味配料佐料（政黨、利益團體掩蓋了主人–人民）。實際上，飲食文化中，可反映或象徵當地的生存實況呢！

錢鴻鈞 二：鍾肇政在戒嚴時期的台灣文學史觀與外省人的中國文學論述 選擇獨立與自主的台灣文學 1969年，在台灣的中國政權漸漸在國際上失去代表正統中國的地位，故找余光中編一套巨人版《中國現代文學大系》，即表示希望在世界文壇上，在台灣的中國作家仍是代表中國的。在1989年余光中復又接續巨人版的文學大系，編輯1970年後在台灣的文學作品名稱亦為《中國現代文學大系》，此刻則以抹殺台灣文學的獨特性與獨立性成為余光中的在大系中總序的重點之一。由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的著名文章「狼來了」，可知余光中扮演的角色，此人代表的是統治者的打手。但是其卻也代表著外省人的意識型態，在中國文學史觀、中華民族論述上與鄉土文學論戰的另二方—–中國民族鄉土派與西化現代派—–的外省人一樣，都是中國人霸權論述的立場。台灣鄉土派永遠是渺小而卑微的。不過以上兩套大系，台灣人若不被編入，今日想想，那可是大笑話了。台灣作家在中國文壇的存在，可成為他們統治台灣的正當性啊！在台灣的代表中國的作家是否該要感謝台灣作家呢？ 於1993年余光中發表〈藍墨水的下游〉說： 「這四十年裡，大陸陷入低潮或瀕於停頓，也為時不短。藍墨水的上游雖在汨羅江，但其下游卻有多股出海。然則所謂中原與邊緣，主流與支流，其意義也似乎應加重估了。」 文意裡充滿余光中遭遇到來自「真正的中國」的歧視，欲提高自己在台灣的中國文學的地位，真令筆者有今夕何夕之感慨。結語裡他又說： 「島，原來只是客觀的地理侷限，如果再加上主觀的心理閉塞，便是雙重的自囚了。但是反過來，大陸原是寬闊的空間，但是如果因自大而自閉，也會變成一個小島，用偏見、淺見之海將自己隔絕在世外。」 這段話真可謂太陽底下無新鮮事，很難期待在台灣的中國人能吐出象牙來，高高在上臭不可聞，台灣人的想法在他眼中，註定是狹隘閉塞的。也明顯表達其作為戒嚴體制下統治者的打手，在解嚴後面臨中國與台灣無處立身的困境，是否「希臘的天空」是其絕佳的去處。 回到正題，我們觀察1978年，在時間上，這是以上兩套大系編輯時間的中間點。鍾肇政受邀擔任外省人主導的《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之《小說第二集》的編輯，鍾肇政在導言說： 筆者一直堅信，台灣的文學，從歷史、地理背景及人文環境而言，有其不可移的特色，因而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是可以自成一個體系的。易言之，台灣文學有其獨特的地位，且又當然而然被包容在整個中國文學之中，構成相當有力的一個支脈。基於這種見地，我們也可以說，五十餘年來的台灣鄉土文學與夫中國文學，確有其不可分割的整體性。故此，編纂一套完整的，包含五十餘年來的每個階段的代表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的書，也就是筆者多年來懸為理想的工作。 這是件大工程，以目前而言，筆者祇能說應俟諸來日。 這一年恰是鄉土文學論戰之後，可以知道這個大系，是官方收編論戰的各派系的動作。鍾肇政說台灣的文學是「可以自成一個體系的」，「台灣文學有其獨特的地位」。我認為這部份是其真正要表達的。文中可看出，他有濃烈的鄉愁，他想編一套自己的《台灣作家全集》。而另外又強調說「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這部份，應是自我保護的說法。 我說「支脈」等言，這是鍾肇政採取的「保護」的說法。此時，台灣的政治越發敏感，自稱代表中國正統的國民黨政權似有被「黨外」推翻之勢，而第二年果然爆發美麗島事件，台灣人受到二二八以來的最大彈壓。鍾肇政此刻手握《台灣文藝》與《民眾日報》兩大刊物，極力培養台灣作家，堪為台灣文學界的龍頭。上述在導言中的說法，苦心昭然，極力的要凸顯台灣文學的地位，且又注意安全上的問題。 觀察一：目前學術上對這樣的言論，都肯定這僅僅是一種「台灣主體台灣本位」的論述，學術界依鍾肇政的語意上判斷其目的有1.提升台灣作家的地位，確立台灣文學的地位，使外省人與官方能肯定省籍作家。2.一種與外省人的競爭意識，希望能被肯定為中國文學、中文文學最重要的一支。3.進而進入世界文壇，提升台灣文學也就是中國文學的地位。那麼台灣文學當然是中國文學最光耀的一支。 觀察二：一個令人感到悲哀的「假設」，即鍾肇政強調了台灣文學自成一體系與獨特的地位，而其也認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份，一般而言就不必再強調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不過他還是喊出這一部份。如此的宣告，真是顯示出台灣作家的苦楚，因為尚須中國人對台灣人忠誠度的考驗，必須不斷向中國的統治者表現一種「發自內心」的「忠誠」的狀態。這種尚須忠誠度考驗的「台灣人悲哀」，很難相信會發生在鍾肇政身上，或任何人身上，除非你「不碰」或「不懂得碰」台灣人命運的問題，你必須對此「考驗」問題作一個了斷，臣服或者是反抗或是妥協。 觀察三：假設他知道台灣文學的界定問題，是「可以自由的認同與建構」，他何以不選擇台灣文學不是中國文學的一支這樣的路線呢？而且解嚴後，他正式提出台灣文學的獨立宣言，鍾肇政若非早有認定台灣文學是獨立自主，不就是說，他有一個態度上的轉變，那麼他為何轉變呢？是「受政治情勢的影響？受新生一代的理論？受統獨的影響？」這些答案，都難以令人信服。也就是說，以上的反面論證，是難以理解本文敘述的「省籍意識」與鍾肇政標舉「台灣」的作法。 觀察四：我們可以深一層問，有什麼跡象，他在內心深處裡，知道台灣文學的界定是「選擇的問題」，一如「中國人」在他內心裡是「可選擇的認同問題」，而非「自然的本質的問題」。當他在講，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之時，這就是證據。因為所謂的「一支」這就是一個界定的問題，當年日據時代張我軍喊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這條他認為台灣文學應走的路線，也正表示張我軍知道，台灣文學還有其他路線可走。事實上日據時代的台灣作家就有其他路線的主張，自主獨立的，甚至後來也有「皇民」的。所以，我說不管鍾肇政是否選擇台灣文學獨立路線，至少他極懂得「保護」自己，懂得「選擇」。 觀察五：他心中是否會疑問，雖然台灣新文學的起源有受中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也有用中文發表。在精神傳統上與祖國文學反封建反帝國的民族意識相通。但是日據後期台灣文學皆以日語發表。而在他個人的文學歷程而言，受中國五四白話文學與世界文學、日本文學各有多少影響？他如何衡量自己的文學屬於中國文學與否，又甘心於將被外省人打壓的台灣文學定位為中國文學的一支呢？就像詹宏志在1981年「不小心」脫口引用東年所說「這一切，在將來，都只能算是邊疆文學」（《書評書目》93期），被同代台灣作家、評論家猛批猛打，可憐詹宏志變成台灣人的出氣筒。那麼，鍾肇政的出氣筒與尊嚴，可憐都只能藏在內心裡，還好他心臟很堅韌強壯、智慧深遠，才得以長久不發而長命百歲。他一直是有台灣文學的尊嚴，時間上並非1980年或1970年後吧！自1957年在《文友通訊》開展台灣文學運動，他開喊的就是台灣文學要在世界文壇佔有一席之地，還有喊出「我們是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志氣不輸任何人。 觀察六：在鍾肇政心中台灣文學倒底是否「選擇」獨立於中國之外與自主的路線，戒嚴時期或許只可能在葉石濤與鍾肇政往來的信件，才可能隱約透露出來吧！也因為第二代作家在1965年代，可能想都沒想過「台灣文學根源的問題與定位的問題」。葉石濤說：「高XX及X弦都是極狡猾的傢伙，就是因為這批人專橫跋扈，中國文學才無從發展。」雖然說是 1979年寫給鍾肇政的信，但是將中國文學的發展遲緩歸為外省編輯，而台灣文學在其信中自始就都獨立出現，且以台灣文學是否產生古典作品來定位，希望見到台灣作家爭取到諾貝爾獎與進入世界文壇。由上面來作比較，葉石濤的心中，中國文學就是指在台灣的外省人的文學罷了。葉石濤與鍾肇政怎麼會甘於認定「台灣文學」是外省人所建立的落後的「中國文學」的一支流呢？ 觀察七：或許有人質疑，這些信件與發言都是1970年以後的事情，那麼鍾、葉便都是跟著台獨政治人物的尾巴跑，才體認到了台灣文學應走獨立與自主的路線嗎？下一章，鄙文將引用鍾肇政於1965年同樣的以中國文學的一支，作為掩飾的情況。1965年，我認為正是鍾肇政確立了台灣文學的一年，並與中國文學正式決裂的一年。 今日站在台灣為獨立國家的眼光，過去鍾肇政似乎在一個「前獨立國家、前獨立民族文化」的時代裡，那時候他的言論，今天若不深一層的想，是會令人感到模糊與迷惑。我們找不到鍾肇政過去有留下任何「證據」，表達同於「今日獨立國家時期下」的台灣文學獨立界定的論述，就是因為1.「前獨立國家時期」是充滿白色恐怖的壓迫。2.他無法向第二代作家說明白，更因為第二代作家覺醒時刻未到，他簡直是無能力對抗國民黨汲汲在台灣為建立合法統治，對台灣的下一代進行的中國意識教育。3.他是一個文學家，並非政治人物，會強硬灌輸台灣文學獨立自主的意識型態給第二代作家，他僅能希望每一個有志於文學的台灣作家都應該要有一部《台灣人》小說。4.「前獨立國家時期」完全沒有團體的溝通、辯論，沒有共識，以致於詞彙上不可避免有社會習慣性的同於中國論述者的表達。這並非是「台灣中國雙重意識」的表現，在台獨運動者也往往有相同的習慣性的表達。就像是說「這該是咱們中國人才能發明出來的最匪夷所思、最恐怖的刑具，可以傲視全球吧！」（《鍾肇政全集17》，p113）要注意到這句話是解嚴以後1992年在《台灣筆會月報》發表的，雖然自承是中國人，但是此刻無人會錯認他真正的想法。 以上，未免完全以「政治獨立」的眼光看其過去行止？這有政治運動者比文學家更來得「先進」之感，不過事實上卻非如此。有一個很弔詭的觀念，在日據時代的統治者日本人向台灣人陳述過「一個沒有獨立文學的民族，是沒有資格建立獨立的國家。」文學家鍾肇政在解嚴後，很討厭人家認為只有自己「覺醒」，自己才懂得「獨立」似的炫耀姿態，什麼要「勇敢的喊出獨立、加入獨立」，不無對獨立運動者的淺薄與台灣人內部的統獨爭議，表現有如混仗與兒戲吵鬧無異，內心中深深遺憾與可笑。文學家才是最高貴的，擁有一流的心靈。 鍾肇政於今日的省籍意識狀況 「外省人」認為「台灣文學」的名詞本質上就含有一種排他性與狹隘性，外省人這一點反倒是顯得「狹隘的與排他的」的認知真的很糟糕。尤其光復後對台灣存有日本遺毒的指控，漸漸也有「台灣」就是台獨的疑慮。一種殖民統治者的心態，要求在地人向中央盡心盡意表達忠誠。統治者說「同胞」喊得很好聽，實際是沒有平等與一視同仁。 外省人對中國的鄉愁是需要好幾代才能消解。政治上，因為文化認同的因素，除非是面對正統中國的對岸的威脅，極難與台灣人合作。演變到此，變成統獨政治混合著利益分配的問題，兩方久久無法化解歧見。 台灣人與在台的中國人的合作的例子，只發生在1960年雷震等自由派外省人政治家，因應台灣政權不能永久霸佔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並有由美國鼓吹而產生的「兩國論」情勢，本省人與外省人政治上曾經共同推動民主與自由（參閱附錄三，魏廷朝致鍾肇政信，可隱約見時代一端）。註定受到蔣介石嚴厲的壓制，「合作」案胎死腹中。後又因蔣介石「漢賊不兩立」的「妙想」，台灣政權自己退出聯合國，成為世界的孤兒。今天，蔣介石很荒謬的被共產黨政權「定位成」擁有台灣領土主權的「守護者、愛國者」。而後，台灣人要加入聯合國，演變成複雜的族群衝突，遺憾之至。 1990年後李登輝在政治上提出「新台灣人」，鍾肇政則認為「新台灣人」是台灣意識的倒退，可見政治人物畢竟與文學家是不一樣的，顯得較「心胸寬大」。或者是，鍾肇政另有感受？我們看到，政治上李登輝重新提出了1960年代就存在的「兩國論」，卻得不到外省人的贊同，真是怪事。是否族群利益現實利益的分配、統獨、文化認同糾葛成一團，需要進一步「解構」呢？才能回到1960年的共識基礎。鍾肇政這種批判「新台灣人」的想法，與「台灣文學」並不需要本土、鄉土的「加持」角色，顯出鍾肇政在拿捏「台灣、台灣人」的「過去與未來」，有其相當獨特與直觀的思惟。必須強調一點，並不是有「新台灣人」思維的，對於族群觀念的心胸就比較寬大的。 文學界於1999年發生外省人「搶奪」（鍾肇政語）「台灣文學」的解釋權，是否早為「狹隘的死抱省籍意識」的鍾肇政所預見呢？是的，有人既然不認同台灣文學，那麼怎麼會有被台灣文學排斥的說法呢？真的有所謂的「本土論述的暴力性與排他性」的事實嗎？這些都是外來殖民統治意識無法靠「新台灣人」融合的餘緒吧！「台灣文學的悲情」或者謂「台灣文學的歷史」「台灣文學的主體性」的精神傳統不就是台灣的人道主義精神嗎？相對的中國文學，或是外省人在台灣建立的文學形貌，是什麼？狹隘、荒謬、流離者不用談，雖有中國民族主義之流的主張，不過後來與世界霸權中國共產政權匯合，恐怖之至。 所以我想鍾肇政的意思是「認同斯土之民者就是台灣人，怎麼又需要新台灣人呢？」「台灣文學一直是血淚的文學、掙扎的文學」其實內涵仍是寬廣無比，當我們強調台灣文學的悲情，也正是謹記愛、容忍與和平的重要之時，但絕對記取歷史嚴酷的教訓。以上的討論是否早已超越討厭政治、自稱不懂政治的鍾肇政心靈世界呢？不過，小而美的、民主的國家確實是他的夢想。 至今，對於省籍問題，在1990年《台灣作家全集》總序中，鍾肇政講： 「戰後台灣文學，長久以來存在省籍界限，此為不由否認之事實。大約自七○年代起，由於戰後出生的一代逐漸長大，通婚、同學、同事的情形漸漸普遍，省籍歧見遂有漸趨淡薄的現像出現。在文學方面情形亦復如此。此無他，戰後一代已較少大陸情結，縱有上一代人及黨化教育之影響，長江黃河之思，畢竟是空幻的。尤其文學之構成，貴在獨立自主之思考。認同自己所生於斯長於斯的本土之寫作者，由偶一出現而至越來越多，實乃自然趨勢，無由遏止。迄八○年代，這種現像愈趨明顯。九○年代的台灣文學，省籍界限及地域成見之被一掃而光，應是可以預見之事。是則本土文學之益愈壯大，自是意料中事。筆者不願以此而即對未來抱過份樂觀的看法，然而在有心人努力之下，台灣文學應該有光明前途才是。」 大約可以知道，「台灣文學」在外省人的認同情況一如鍾肇政預期的，不敢太樂觀，還需要再觀察。三年前的閒聊中，鍾肇政向筆者提到龍潭地區見到許多老榮民一日復一日閒閒的坐著無聊。我以為鍾老要講這些老榮民的寂寞孤苦之處，我問鍾老會去寫他們的苦難嗎？鍾老說，他決不會去寫，是的，相對於下一代作家想盡辦法書寫，融合外省人為「新台灣人」，他是多麼的不同。「決不會去寫」語意似乎含有台灣人有更多的苦難，以及他筆下都是歌頌台灣人精神，還有千百年前的「台灣人原型」的建構，這些他都寫不完的意思。但是我知道他是鼓勵年輕一輩的多多挖掘幾十萬來台老榮民的本身身世，或與當地女性土著結合的真實故事。奇異的是外省後輩的作家，不大去觸及這方面的題材。鍾肇政之英年早逝的作家兒子鍾延豪，未能留下太多作品，卻寫了帶有重量性的以老榮民為主人翁的短篇，給予真實的人道記錄，「書寫立場」上充滿了「本省人與外省人融合後」的台灣人的正義感。來訪的外省新銳作家張大春問鍾肇政： 「您作品中的許多男主角都在現實和理想的衝突中得到『大地之母』般的女性照顧和啟發，這樣的愛往往在文學作品裡形成某種意味深長的象徵，喚起讀者對親情、友情、鄉里之情的廣泛聯想和感動。但是，用『土地』作譬喻的愛究竟有沒有地域或族群的限制呢？ 鍾肇政回答： 很長的一段時間，我早晚牽著狗散步，每次都經過一座茶園，常常有一些老兵在那裡散步，如果我們深入去挖掘他們的生活，一定有很多動人的東西。我一直認為老兵的故事沒有人寫是「台灣文學」的缺陷，我個人對他們有一種很強烈的同情感，為什麼這些人被忽略了呢？ 鍾肇政意思大概是暗示張大春而已，我卻強烈的感受到，鍾肇政似有很強的譴責外省青年作家未負起作家該有人道主義的社會意識關照。而鍾延豪絕對是延續了父親的台灣文學的精神。比照起張大春的訪問，以為「台灣的愛」就是有地域狹隘問題，未能去作自我實踐、尋求解答，而在狹隘意識裡以想像中的牢籠無法脫困，兩者形成一個極端諷刺的對照。 小結 本文表達的重點即在於「省籍意識與鍾肇政對台灣文學界定的關聯」。一般認為在1965年鍾肇政的意識狀態，僅僅是一種台灣文學的主體論述，但仍舊是位於中國文學之下。我覺得歷史不是這樣的，應該用「鍾肇政本來就認為台灣文學獨立於中國文學之外」的角度來看。會有這樣的選擇，正是因為「省籍意識」，例如，像外省人余光中以中國文學為主體來壓迫台灣文學的論述，是不會讓鍾肇政同意，鍾肇政認為台灣文學自有一個體系與獨特的地位。連1970年代後鍾肇政連政治上都主張獨立（我想這個時間點，讀者應該會同意吧），何況文學的定位呢？目前的學術研究論述總以為鍾肇政沒有政治獨立的觀念，所以就不會認為文學獨立。其實，文學要獨立的信念，要比政治獨立的選擇更困難，因為有同樣是中文、文化傳承的客觀存在這一層的思考上的困難。搞台獨運動是會死人的，這的確是蠻了不起的。但是搞台灣文學，雖可加以掩飾，但文學文化工程的艱辛，我們越來越明白，實不比政治運動容易輕鬆。在這充斥政治語言的時空，實在不得不在拙文中常常一併將文學與政治提出討論。 拙文認為，鍾肇政並沒有「脫中國文化」的概念，因為他的民族意識、漢民族意識不強，何況鍾肇政的認識裡，並不需要有政治獨立的概念，台灣文學才可獨立，鍾肇政認為文學本來就有獨立性，換言之，他就是主張在本質上台灣文學獨立於中國文學之外。 （待續……）

伊藤潔、林建良 八月二十三日朝日新聞、產經新聞等日本各大報報導，陳水扁總統在與日華教育協會日方人士見面時，對日本最近的新教科書提出批判，強調日本不該歪曲事實竄改歷史，也教訓日本該顧及鄰近諸國感情。此論調完全與中國的對日觀點毫無兩樣，基本上是站在中國的立場來看日本。 不知道阿扁是否看過日本扶桑社新編的教科書，他所謂的歪曲與竄改的史實部分到底是指那一段記載？如果阿扁只是隨著中國的步調批判日本的教科書的話，那麼他的見識令人懷疑。目前日本中學使用之歷史教科書共有八家出版社發行，其中舊有的七種對台灣的描述僅提及國民黨敗逃至台灣而已。而阿扁所批判的扶桑社新教科書是唯一站在台灣人觀點提起蔣介石的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中殺害了三萬台灣人。 在台灣的中國人以仇恨心理批判日本的新教科書還多少可以理解，台灣的總統也跟著中國人批判最親台灣的教科書，其輕率與膚淺實讓人不得不搖頭。筆者難以理解，阿扁是代表台灣還是代表中國向親台灣的日本人及日本教科書抗議的。 此次訪台的日華教育協會成員在日本屬保守陣營的言論大老級人物，訪問團團長、拓殖大學總長的小田村四郎先生更是被日本尊為保守派的精神領袖。小田村總長的祖父是當年來台灣的教育者，為殉難於芝山岩的「六先生」之一。 也因此小田村總長對台灣有著相當深厚的感情，在日本常為台灣發出正義之聲。在中國及國內統一派之前如此軟弱的阿扁，在親台的日本友人之前擺如此高的姿態，真不知阿扁是否分得清楚敵我。 在日台灣同胞國籍被日本政府記載為「中國」，我們多次向總統府陳情卻不見阿扁向日本政府抗議或向來台灣訪問的日本政治人物表示關切。 有這種只照顧中國人心情無視台灣人尊嚴被踐踏的台灣總統，也難怪被中國看得扁扁。 此外，阿扁順著經發會的意見要解除戒急用忍政策，有不少日本的政治學者向筆者表示疑惑，何以關乎國家安全如此重大的政策修正會由一個違章建築的臨時性會議來決定？何以阿扁選擇在此時向企業及統派勢力妥協，向中國傾斜接近？阿扁到底是捍衛台灣安全的「台灣之子」還是引狼入室的敗家子？在日本學者的眼中看來，阿扁所謂的「解除戒急用忍可以展現台灣信心」的說法，無異於擁盜匪入室來展示自信一樣的幼稚。 日本在最近發表其「防衛計畫大綱」，提及日本將把其防衛重點往南移動，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乃是中國的擴武政策及日漸露出的領土擴張野心。日本為了在台海有事時能因應美軍共同協防台灣海峽，因而將其防衛重點南移。在日美軍的存在對中國妄想侵略台灣的野心有極大的嚇阻作用，有事時，日本的後勤補給也關係著美軍戰役的勝敗。 因此日本的態度對美國是否出兵與使用何種規模的戰力，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力。為了台灣的安全，我們不只有必要與美國保持緊密的聯繫，也有必要爭取日本的支持共同維持台灣海峽的安全與和平。 這個簡單明瞭的利害關係何以阿扁看不出來，反而往台灣最大的敵人中國接近，解除自己的經濟武裝與狼共舞。 阿扁這種敵我不分的草率而幼稚的政策決定過程也許才是台灣最大的危機

戴寶村◎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一九七一年十月，聯合國大會以二七五八號決議文，驅逐（expell）蔣介石的代表，同時接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會員國，所謂的「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至今適滿三十年。 經過民主化的修憲、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的歷程，台灣日益朝向成為一個名實相符的主權獨立國家，在此具有反省的年代，應深刻思考台灣的外交處境，政府與民間如何以具體的行動合作，讓台灣能在國際社會獲得應有的角色與地位。 聯合國是世界最重要的國際組織，目前有一八九會員國，除極少數如瑞士為保持中立國傳統而不加入，被「蒙藏委員會」管轄的蒙古共和國早在一九六一年就已加入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後努力廿年也進入聯合國，世上想加入聯合國卻未能加入的國家可能只有台灣。 聯合國與一個國家之國際關係的重要性由七○年代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演變即可看出，一九七○年與中華民國有邦交的國家為六十六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國為四十九國，一九七一年豬羊變色為五十四比六十六，一九七八年降至最低的廿一比一一六，政府要台灣人在「莊敬路」和「自強隧道」唱「中華民國頌」，實則台灣無法參與各種國際組織，連基本的國情資料都無從登錄，台灣形同世界的孤兒、棄兒。相較於「ＲＯＣ寸步難行」，台灣人長期勤奮努力拓展工商經貿，各種產品行銷世界，才使得「ＭＩＴ縱橫四海」，台灣國土在世界各國中排名第一三一、人口第四十三、國民所得第廿五、入出口貿易總量第十四、第七大對外投資國、外匯存底第三；台灣人出國人次與國家人口比例居世界之冠。台灣擁有如此國家實力，然而與中華民國有邦交的國家卻只有廿八國，竟是恰和台灣的國民所得的排行接近。 台灣人憑經濟實力得以遊走世界各國，似已對台灣的國際外交處境麻木不覺，有人以全球化的趨勢來超越台灣的國家建構，也有人將台灣外交關係全歸諸中國的外交封鎖孤立，甚或想仰中國鼻息來獲取垂憐，此無異緣木求魚，自立自強、自助人助才是立國與外交的基本道理。 一九九一年中華民國政府開始進行「重返」聯合國的工作，轉眼十年過去毫無進展，今年新政府在聯合國開會前夕也進行參加聯合國的行動，並逐漸調整不堅持「重返」，或是推翻二七五八號決議文的「排中納我」的政策，也試著用「中華民國在台灣」、「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名義；這種作法雖稍有進步，但仍難有突破性的進展，聯合國的會員國是以國家為單位，台灣就土地、人民、政府、主權等國家要件都已具備，不過若稱作「中華民國在台灣」則形同「活馬綁死樹」，世界上也沒有國家稱作「美國在夏威夷」、「日本在北海道」，因此台灣必須正名為一名實相符的主權獨立國家，讓台灣發聲：「台灣就是台灣」，台灣有條件、也有強烈意願爭取國際間的平等對待。 「台灣全國站起來運動聯盟」於九月八日上午十點在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客中心舉行以「TAIWAN」名稱加入聯合國的登山健行活動，台灣國家山岳協會支持此一活動而參與聯合主辦，希望鼓舞大家發揮登山者腳踏實地的精神為台灣向前行，就像電視廣告中的演員、足球員一樣，堅毅地「Keep Walking」追求成功，大家一起來健行，支持台灣邁向聯合國。

李筱峰◎世新大學教授 8月9日上午，讓我們一起來爬陽明山，幹嘛？這是由「台灣全國站起來」運動邀集台灣北社、中社、南社、台灣教授協會、水噹噹…許許多多社運團體共襄盛舉的一次登山健行活動。 這次活動的主要訴求，是要呼籲台灣全國人民共同支持以「台灣」名稱加入聯合國。 為什麼選在九月八日舉行呢？因為今年的九月八日，正是與台灣地位關係密切的舊金山和約簽約五十週年。 五十年前的舊金山和約與台灣地位何干？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四十八個二次大戰中的盟國代表，在舊金山與日本代表簽署對日和約，其中第二條規定：「日本應放棄對台灣及澎湖群島的權利、權限及請求權。」值得注意的是，這四十八國當中沒有包括中華民國，也沒有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此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逃離了原來中華民國建國以來的絕大部分國境，而正流亡在地位未定的台澎。台澎並非與日本作戰的地區或國家，而是終戰前日本的領土，因此台澎不可能產生一個統治政府出來參與交戰雙方的和約問題。 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剛成立不到兩年，國際支持度尚低，尤其正在「抗美援朝」，與美國嚴重對立，因此美國主導的舊金山和約，自然就沒有北京的代表參加。 「舊金山和約」對台灣的最大意義，在於此和約中沒有說明日本放棄台澎之後，將之交給誰承接。 當然這是根據前一年（一九五○年六月廿七日）韓戰爆發後美國總統杜魯門的聲明所作的巧妙安排，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得不到國際法上的權利義務來接管台灣。這個巧妙的安排，固然起因於韓戰的爆發改變美國的亞洲政策，但其背景卻是在終戰之初對於台灣的接管即已埋下伏筆。按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命令中國戰區內的日軍向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將軍投降，蔣介石命何應欽，何應欽再命陳儀，到台灣受降。 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台北公會堂（中山堂）受降典禮上面掛著聯合國大旗，以及中、美、英、蘇等國的國旗及首領的相片，正說明著這是聯合國盟軍接受日本投降，雖是由中華民國的陳儀將軍代表受降（且當時的國際默契仍相信最後會將台灣歸屬中華民國），但其本質仍只是暫時的軍事接管，真正的領土承轉，仍有待具有國際法效力的國際條約來決定。 詎料，中華民國還來不及簽定對日和約，就因共產革命而敗亡，一九四九年底其流亡政府逃退到有待國際條約來解決地位問題的台灣。美國此時對於腐敗的國民黨政權已失去信心，並已發表對華白皮書，不擬再支持蔣政權。偏偏退守台灣的蔣政權在半年後，因為韓戰爆發，使得美國重新考慮台灣的戰略地位，杜魯門總統發表聲明，除命令第七艦隊協防台海，防止雙方衝突之外，更提出「台灣將來的地位，必須等到太平洋的安全恢復，及對日本的和平條約成立後，或者聯合國予以考慮，才能確定。 有了這個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後，遂有翌年舊金山和約的巧妙安排。日本在舊金山和約中正式放棄台澎之後，才在次年（一九五二年）四月派代表來台北與流亡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簽訂「日華和平條約」（即中日和約）。 為了明確條約的適用範圍，雙方言明「本條約各款關於中華民國之一方，應適用於現在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於是，流亡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以「中華民國」的名號，繼續在台灣發揮其控制力。 在五○、六○年代的國際冷戰局面下，蔣介石政權躲在美國的保護傘內，高枕無憂，對內厲行白色恐怖統治，對外則以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自居，掛著「中華民國」名號的台灣，也獲國際社會的支持，在聯合國享受代表中國的席位。其實，自韓戰以來，美國即有「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想法，試圖說服在台灣的蔣介石接受，但是迷信「漢賊不兩立」的蔣介石執拗不悟，在冷戰未解的情況下，美國只好繼續支持反共的蔣政權在聯合國的席次。 然而，隨著一九七○年下半年，國際情勢的轉變，使美國對中國政策開始有了調整。尼克森政府準備與中國北京方面改善關係，因此，國際上接納北京政權的考慮，也開始多起來。蔣政權在聯合國的地位，也逐漸動搖。終於在一九七一年十月，被迫退出聯合國。 長期以來﹐我們常習慣說「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其實，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因為被逐出聯合國的，並不是中華民國，而是蔣介石政權的代表。我們來看看當年聯合國這份逐出蔣政權代表的「二七五八號決議案」的決議文內容，便可明白：「…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它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的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聯合國的二七五八號決議案，已經確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唯一代表中國且繼承「中華民國」的合法政府。 但這個決議，是決定中國代表權問題，不是決定台灣的主權問題。 對國際社會而言，不論名稱叫「中華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 或是在前面加個「人民的」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都是中國(China)。兩個名詞幾乎是同義詞。 所以直到目前，聯合國憲章還保留「中華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的名號，例如聯合國憲章第廿三條有關安全理事會的成員中，仍用「The Republic of China」﹔憲章第一百一十條也一樣保留「The Republic of China」的國名，沒有改變。 職是之故，台灣如果真正有意要進入聯合國，就不可能再使用「中華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進入，因為「中華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在聯合國裡面已經有了，且已經被北京政權所繼承與代表。 這個道理就好像我們要開一個食品公司，不可能用「義美」或「郭元益」去申請營業登記一樣，因為名稱與別人重複，不可能申請得出來。 國民黨政府自一九九三年起，每年委請友邦向聯合國提案，要求成立「特別委員會」，審議「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國際體系中的特殊情況，甚至還要求重新審議二七五八號決議案。看來這是白費力氣的，有國際常識的人都知道，我們要「重返」聯合國是不可能（因為必須把北京代表逐出），台灣只有以新的國家，用名副其實的「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才有可能被考慮。 我們知道，阿扁新政府在有限的民意及舊勢力的無端干擾下，恐怕也不敢立刻以「台灣」名義向聯合國秘書處直接領表申請加入聯合國。因此，我們發起這項全民覺醒運動，讓我們洗刷過去舊勢力對台灣的污名化，光明正大的認同台灣的正名，做為新政府的後盾。 掛名叫中華民國的台灣，既然已經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則民主國家本身應該有能力以民主的程序，改變其本身的制度及名號，這是天經地義之事。為了我們台灣的永續發展，我們要名正言順以台灣名稱加入聯合國。 　

謹以此文悼念參加世台會在巴西罹難的海外同鄉 盧千惠◎任教於台灣文化學院 日本和歌中被頌讚的名勝古地叫做＜歌枕之地＞。日本人老來嚮往站在歌枕勝地一邊欣賞風景一邊讀抒情詩歌，追求內在的富裕和感動。不只是日本人，很多歐洲的詩人、作家都做如此的巡禮。我，十四歲時看了＜翠堤春曉＞的電影後，一直想要到維也納的森林公園中、藍色的多瑙河畔輕唱約翰．史特勞司的華爾滋。過了五十年，這暑假，乘夫婿受邀參加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的機會，做了長久以來憧憬的、屬於我的＜枕＞之旅。站在深綠色的維也納森林公園，看到樹枝上跳渡的兩隻小鳥，＜維也納華爾滋＞起頭的短促音符自然地出現在我的舌齒之間；走在淺藍色的多瑙河畔，雖然沒有洗衣女，但是滔滔流水般的旋律蕩漾在我的腦海。那感動和喜悅是無可形容的。次日，懇求朋友帶我到中央墓地，讓我向帶給人間美妙樂曲的約翰．史特勞斯獻上一束鮮花，圓了長久以來的＜少女的願望＞。 歸途乘電車，寂靜中突然聽到老婦人的叱責聲。順著眾人的視線看到一個女孩紅著臉，趕緊將放在旁邊空位的東西收拾到她的膝蓋上。相信是老婦人在教訓女孩不應該一個人佔據兩個位置。過了幾站，一位老人上車，已經沒有座位。他走近年輕人從背後輕拍肩膀。年輕人回頭看，面帶著笑容馬上站起來讓位。我發覺奧國的老人受到尊敬並有權威。這情景，比起站在「尊老座」前而向裝睡的年輕人嘆息的日本老人令我清爽。 訪問電影＜真善美＞的舞台──莎士堡的途中，朋友先轉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納粹軍隊奴役猶太人建造的毛討玄集中營紀念館。想像著數千骨瘦如柴的猶太人，從山下被迫背大塊石頭爬上斷崖樓梯，建造自身的刑場──監獄、瓦斯室、解剖室… 禁不住有要嘔吐的感覺。在這些建築物中，也有納粹軍官專用的游泳池和娛樂場。人可以殘忍到邊看數千在飢餓、恐懼中的人而在旁跳舞做樂。這紀念館警惕世人，只要被放入如納粹的組織，大多數的人會變得麻木不仁，失去良知。感到欣慰的是有不少德國的大學生乘暑假，來這裡做修繕窗戶整頓庭院的義工。我想到長期摧殘無數台灣精英歲月的綠島監獄，應該留著做人權教育的教室。可惜當局為隱蔽愚行早已把它破壞無遺。 今年的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第三十屆年會，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在意大利北部的米蘭市召開。聯合會理事長盧榮杰主持開幕典禮，接著，由從台灣受邀請的彭明敏、姚嘉文、張富美、許世楷、林世嘉做幾場基於學識、經驗、格調，而且與大會主題「台灣向前看」有關的演說。赴會的同鄉抱著「君自故鄉來 應知故鄉事」的心情，以成熟的民主風度傾聽發表。晚上， 駐意大利代表林基正歡宴從各地來參加的台灣人。他不像台灣的政客、官僚，匆匆露面匆匆離開，從頭到尾坐在第一排聽講並關照在場的僑胞盡地主之誼。第二天台灣之夜晚會，看到金髮碧眼的眾多意大利小女孩，在舞蹈老師方麗芬教導之下唱並跳台灣民謠＜丟丟銅＞，大家都樂壞了。第三天，從美國趕來的駐美副代表李應元和世界台灣同鄉會會長郭重國各自分析「對美外交」與「如何替台灣打拚」。 閉幕典禮前的兩個鐘頭座談會，要發言的人不斷，讓主持這場的外交部研考會副主委楊黃美幸忙得不可開交。離開故鄉久者四十多年，短者幾年，一百多位與會同鄉關心故鄉之情洋溢，都想著要幫忙讓台灣加入國際組織，要知道能替台灣做甚麼，要台灣的政府理清國家的認同問題。 開會後三日的文化之旅由籌備會執行長莊振澤帶領，遊水都威尼斯、文藝復興之都佛羅倫斯，比薩斜塔。不僅吃、住、行，參加者還享受了眼福與耳福。只是渡船到威尼斯去看由台北市文化局主辦、市長馬英九揭幕的「藝術雙年展──台灣館」時，有不少人對它的展覽品感到失望。因為除了被鐵鏈鍊住的龍發堂精神病患，看不到「台灣」在這「人類的舞台」上。巨大的相片明顯地、赤裸地照映病人的臉與表情。有人為「台灣館」辯護「藝術是主觀的，超越國境、時間…」。但是這說法在此有「國王的新衣」的虛偽。更何況在高度重視人權的歐洲，假借藝術侵犯病人的人權是否會損及台灣之名呢？多人抱了疑問。 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閉幕前發表了下列聲明： 1.肯定台灣人民以和平的方式進行政權交接。 2.呼籲台灣政府致力於軍隊國家化之外，應加速確立文官體制的中立化。 3.深盼政府革除舊官僚氣息，以改革之心建立新政，而非以參政之欲因循苟且。 4.鄭重呼籲國會停止政爭，以民生政經議題為上，以人民利益為先。 5.儘速從事教育改革，屏除中國意識，加強台灣本土的認知，建立下一代對台灣的國家認同。 6.熱切支持台灣政府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WHO，ICAO等國際組織，在適當時間地點配合世界各地舉行說明會，或遊行示威，爭取陳總統十一月到丹麥參加自由和平獎的頒獎典禮。 從這聲明可以看出，旅歐同鄉沒為自己要求甚麼，只有他們對故鄉的深情。 最後，我想以醫師鄭智仁的歌”獵鳶”，送給為追尋自由被迫離開故鄉，但是還在海外關心台灣，不時地回頭望的同鄉。「傳說中　佇山的彼邊　有住著一巢獵鳶　人在講彼邊四季如春　山翠溪清…。人的慾望　使彼所在變做山不山流水濁　傷心的所在　獵鳶　伊漸漸愈飛愈高　不時地回頭望　獵鳶　伊漸漸愈飛愈遠　不知何時返轉來　獵鳶　你何時返轉來？擱再乎阮來疼惜？」

李友禮 媽媽說她生友義仔時難產，友義仔來這個世界時，全身黑黝黝、沒有氣息。但老天有眼，知道苦難的台灣，需要他這種笑口常開、腳踏實地、默默耕耘、不怨天尤人、力求上進，造福親友、…的人，而給他賜生。但沒想到，六十三年後，老天瞎了眼，在他爐火純青、能把一生的心血奉獻給他熱愛的故鄉時，奪走了他的生命。 友義仔大我一歲(實算十八個月)，和他一起長大，好簡單好容易。穿他留下的娃娃裝、學他的牙牙語、用他的尿布、…我小時和友義仔像雙胞胎，蠻逗人喜歡的。大了一點，我開始查覺：友義仔只大我一歲，但比我聰明懂事，我只要跟著他，就不會挨打挨罵和弄巧成拙。有基本求生慾望和小聰明（Wit,not Smart）的我，就跟著他：唸二重國校（已搬到三重埔)、第一名畢業、考上建中、留美，搞同鄉會、幹台獨、上黑名單、疼某大丈夫、孝順父母、手足情深、…包括最近幾年來的參加世合會。 記憶裡，我們沒吵過架。媽媽老是說：友義仔好乖、你好壞；他老是讓你。雖然如此，媽還說：三、四歲時，有一次兩兄弟吵起架來，你不知從何處抓了一把小鐵鎚，把友義仔的頭敲了一個小洞。我不相信，直到友義仔給我看他頭上的小瘡疤。他脫髮神速說是我敲出來的。我說：那一敲，他才混沌大開、聰明「絕頂」（沒毛的意思）。總之，那一次「教訓」後，他再世不跟我吵架了。 國民黨來台後，我家家道中落。家母為了幫助家計，毅然加入工作行列。在父母早出晚歸的情況下，友義仔放學回家都會自動自發地幫忙晚餐的準備工作。他十五、六歲就會煮飯（那時還沒有電鍋）和炒簡單的大鍋菜。那時寄人井下，友義仔會利用飯後沒人用井的時間，拖大妹和我去洗衣服。過年做甜糕時，我們輪流下米和搖轉石磨。友義仔做很多家事，還能保持良好成績，怪不得他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友義仔高一時，台海發生戰役，「太平艦」被炸沉。國民黨藉機搞出一個『建艦復國』的學生運動。高中生集合在台北中山堂開會(職業學生作秀)，有計劃地把這個會搞到「血書總統、自願從軍」的狂熱。那是友義仔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盲目衝動替國民黨流的一滴血。要非他才高一，國民黨早就抓他去「不自願」從軍了。自從那次盲從後，友義仔在碰到國民黨時，一定敬鬼神而遠之，以免受騙。以他「自願從軍、思想純正」的紀錄，國民黨的職業學生和教官導師三番五次地都無法邀他入黨。 1957以他的聯考成績，可以考進成大的電機系。但因家貧，我們兄弟都心裡有數，台北以外的大學免填。他就去工專唸電機。翌年，聯考不分組，我第一次，他重孝。他希望考進台大工學院。他並不休學而兩管齊下。如果他休學一年好好K書，一定給他考上的。 事實証明，為了唸台大而遲一年是沒必要的。他後來出國留學，拿到博士學位，不再因沒考上台大而心有戚戚焉。那年我考上台大經濟系，他鼓勵我去唸，多選會計，出來容易找工作。因為我們都差一點去唸五年制的北商(如果沒考上建中時)。就在一起準備聯考，因天熱每晚在門外門燈下K書到一、二點時，看巷尾兩個失學下海、坐三輪車回來的夜歸人，我們慶幸二個家貧失學的妹妹不必如此淪落。但我們都知道她們的犧牲是我們的學位無法彌補的。這年我們兄弟也因一起K書而更加接近。 唸工的，一般都是不解風情的。但友義仔是個例外。當我上大學「大學」跳舞時，友義仔也有興趣。我們互相交換舞步和心得。只要是能夠帶人（一般帶女伴沒問題，但帶「游擊手」不受歡喜）的舞會，我都帶友義仔去。後來我們還一起去追小學老師。結果雙雙捕空。我現在還在用的「恰-恰-恰」和「扭扭舞」的基本步，就是友義仔傳授的。來美後，發現會三步七仔的很吃香，友義仔應該有他的好時光(Good Time)吧。 友義仔Kansas State唸書時，一群熱愛台灣的留學生、聯合Wisconsin大學、和Philadelphia的台灣學生，成立了『台獨聯盟』。友義仔應該是『聯盟』的原始盟員。他那時為了一封信給我，很詳盡地告訴我：家父在國民黨入台後，落魄的情形。我一直以為友義仔是個乖乖牌的孩子，他不會搞革命的。1970年家父母來美探親，受到國民黨百般的折磨和侮辱。我以為是我在芝加哥搞出來的麻煩。父母一來後，才知道是友義仔惹的禍。我一直不敢去想像：如果是我一個人的話，爸媽會如何處置我？爸媽那次是「受國民黨之託」，出來「教訓」我們兄弟的。等我單槍匹馬到Oklahoma去帶父母時，友義仔已說服他們了。就父母來說，友義仔永遠是正的、對的、言行一致的。就『台獨』。來說，友義仔也永遠是正的、對的、堅毅一致的。 90年代初，友義仔致力於「黑名單」的打破。他曾應台灣媒體的邀請，公開出面作證。這本文獻被大妹的女兒凱玲在固書館翻到，借出來給大家看，還頻頻說：大舅好厲害、好偉大噢！ 破除「黑名單」後，友義仔因工作上的關係，得以回饋台灣的空防設施和年老多病的父母。他專親至孝又有神通，能在父母最需要的晚年回去照料。在巴西世台會時，我們談了一下。友義仔打算九月回台長住到明年退休。 退休後，他會把他那套台灣空防所需的專門技術奉獻出來。沒想到，在那遙遠的巴西、在那彎曲的陡坡，你失去了神通、你失去了知覺；我們失去了你、台灣也失去了你。

李友禮 ■一、前言 今天（八月十六日）我強忍著痛失手足的悲傷，以萬分慘痛的心情，用千斤沉重的筆墨，再一次地向大家報告這次參加「世台會」的經過。首先，請各自閉目，替這次不幸喪生的李友義（北加州）、何敏慈（Chicago）、黃秀娥（Houston）、蔡兆嘉（Detroit）和陳隆星(Sao Paulo），做半分鐘的默禱追思。如果貴地有追悼會，請撥冗參加。他們都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我們的親人。同時，時時刻刻替尚在加護病房的兄姐吳基福（Houston）、廖江滄(Ann Arbor）、林素珠(Ann Arbor）和黃貞秀（Philadelphia）祈安。希望你們唸到此文時，他們已脫離險境。 車禍發生後，放棄旅遊留在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協助處理的，除了報載的郭重國、邱義昌、林義德和我們夫婦之外，尚有黃昭堂(台獨聯盟)、程韻如(北美洲婦女會)、林春子（New Jersey，林素珠的媽媽），高由松醫師夫婦（Philadelphia）、謝慶輝（Houston）、鄭明智夫婦(Am Arbor）、莊懿芬（Dayton,Ohio）、陳都夫婦、陳宏文夫婦、林宗仁夫婦(北加州）、許永華(南加州）、劉文義（Detroil）、…由於英語講不通，會葡萄牙語的台僑、美國領事館和台灣經文處的官員都進駐Santa Teresa醫院，幫我們解決了口頭上的傷痛。其中三個第二代年輕人值得褒揚：大嫂范良惠的甥仔Paolo Fan、巴西同鄉會長吳乾隆的兒子吳俊賢和莊深湖的兒子莊偉森。 ■二、更大的打擊 廿年前，世台會在巴西舉行時，國民黨專政。向巴西政府誣告世台會是『共產黨』組織，希望藉此阻止大會的舉行。 今年，民進黨當政，廿八年來世台會第一次收到台灣總統府的賀詞。連國民黨的前主席兼總統李登輝也提詞祝賀。但真的『共產黨』露出掙猝的面目，說我們是他們的，也是『共產黨』了。這次中國施壓力於巴西政府，所有台灣政府的官員，如文建會的陳郁秀、勞工會的陳菊、資政姚嘉文．謝長廷市長、…均無法獲得巴西的簽証。同時，利用大使館的特權，公私兼施地要求巴西警察局和希爾頓大飯店阻止世台會的舉行。台灣詩人李敏勇與會做專題演講，中國要求巴西警察查看護照簽証。這一切的無理取鬧，經律師處理而不影響大會秩序。 由此看來，今後世台會到與台灣沒邦交的，特別是親共的國家去開會時，同樣的問題也會發生。唯有聲勢浩大、陣容壯觀，可望用團結的力量來化解中國的騷擾。 ■三、新世紀、新國家 這是大會的主題。由黃昭堂主講。他說：台灣具備一個現代國家的條件。只是台灣的地理位置不好，有個壞厝邊；同時，台灣的百姓有族群的認同和國家的命名二大問題。台灣有10%的人不認同台灣；30%的憨台灣人認同中國。不可期待陳水扁太高太快。台灣人要自己的國家，就得自己來。 文建會的主委陳郁秀因無簽証沒來而由八十三歲台灣來的楊基銓和巴西的周叔夜代打。楊老先生講新政府的母語問題。周叔夜報告卅年前國民黨和今年中國對世台會打壓的情形。 詩人李敏勇是新政府政務官研習會『文化心理建設』的講師。他說：台灣的文化不是選舉文化：是由殖民文化演變成政治文化而後形成國家文化。獨立的台灣國家應該擁有世界國民的觀念，推崇市民精神，和促進文化涵養。他利用最後的三十分鐘播放『啊~福爾摩莎為殉難者的鎮魂曲』光碟聲帶。 楊碧川是七十年代的政治犯。他是研究『叛亂史』的，曾匿名潛入中國，對共產黨有深入的研究。著作三十，一半與共產黨有關。他說：台灣早期的移民來自閩南，是「蟲」（閩）的傳人（男的），入贅母系社會的平埔族女性（叫「牽手」）。為此，咱祖媽(她們拍胸自稱『阮祖媽』）是真「強跤」（能幹）麻(也)是「真番」。他說台灣人怕死、愛錢、和愛面子；但要學習歷史，改變價值觀，化知識為智慧，與外國人（他的字典裡沒有「外省人」）勢不兩立，與中國大小不通，先獨立建國再通。 高俊明和羅榮光兩位牧師的演講排在晚餐後。在解決民生問題後，聽道貌岸然的高牧師講『台灣前途的展望』。他中肯踏實的言詞，倍增我們的信心，也堅定了我們的希望。 羅榮光牧師講的是『族群問題與心靈建設』。他說:『ROC』代表Republic of Confusion。年前來美，到郵局寄包裹；局員找不到Republic of China，誤以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羅榮光回以：『No！No！My country no Peoples』（沒有『人民』的國家）。他又說：族群問題可以用『河洛人自誇、客家自悲、原住民自棄、「外省人」自外』來比喻；但只要共同認同台灣，就沒有族群問題了。 黃文雄（與刺蔣英雄同名）是中國經濟史專家。他講的是『台灣國的條件和理想』。台灣國未來的生存條件與中國息息相關。2008年世運以前，中國不會動武。之後，視台灣國家安全的措施、台灣人民的決心、美國的政策、和中國軍事力量的成長而定。中國有四最：人口最多、資源最少，慾望最高，和道德最低，同時本身的問題很多，武力攻台又得犧牲廿年辛辛苦苦累積的經濟成長，… 哈尤．尤道是原住民的牧師。他說：原住民文化是台灣正港的資產。原始音樂起自『巴西不不』（音），慢慢多元化。1996年在雪梨舉行的世運就是用台灣原住民音樂開幕的。1997由哈尤．尤道組合十一族的音樂而成的『山海歡唱』榮獲世界原住民音樂冠軍獎。 王明哲是個多愁善感的作曲家和吉他歌手。他認為音樂可以淨化人心，也是心靈的溝通工具。他用『永遠的故鄉』、『恆春的思想起』、…來述說故鄉的文化。他也在「台灣之夜」獻唱。由於麥克風音響效果欠佳，他要唱一首因太太離開他而寫的『情斷夢醒』。在那不稱心如意的情況下，我的太太也沉悶得喘不了氣，必須離開現場出去吸點新鮮空氣。好在我們坐在入口處，在Susan暈過去之前，我們已出場了。五分鐘後，王明哲眼眶紅紅地也急步而出。我問他：怎麼了？他回我：沒事。反正這次停唱不是Susan引起的。 ■四、歡樂晚會 1O%Commission吧。數數看中西部參加的人數，別小看我們「野雞拉客」的功夫。總之，我們也拉了四位台大經濟系的同學參加。七月廿七日（週五）晚餐時，我們十頭到齊。飯後有卡拉OK，我們十口八部(十人上台，八「不」合音)要唱『望春風』。我在訂單上填寫來自「台灣」的「台大經濟系」。萬萬沒想到我們會是第一個上台獻唱的。我是出名的厚面皮，要上就上，要唱就唱。但在六、七百個人和一千多個眼睛下，我們十個人也有點怯場。正當我們硬著頭皮起立時，我們發覺起立的人不只我們這一桌。原來「台大經濟系」這五個字很賣座，招徠了十來個「師兄師弟」幫打「擂台」。在座的「師姐師妹」們，你們「見死不救」，Shame on you。這首『望春風』我們「台大經濟系」一唱成名。明年在日本，我們再接再厲，改唱『福爾摩莎頌』。Okay?Okay!Okay！腳拉OK too！！ 歡迎晚會除了卡拉OK外，倘有珠寶秀。模特兒比珠寶漂亮；但見女士們忙著看珍珠寶玉，男士們則忙著跟眼睛吃冰淇淋。皆大歡喜，What a show。 卡拉OK進行中，一位從洛杉磯來的郭樹民上台顯示他用以簽證入巴的『台灣共和國』護照。引得掌聲如雷、滿堂喝采。 因巴西缺雨缺電，「台灣之夜」的會場晚上十點熄燈。在老手節目主持人陳隆的控制下，晚會準時開始，也準時結束。陳隆是世台會不可多得的主持人。舉凡喜怒哀樂、長短快慢、乒乒乓乓、和拖拖拉拉的場合，他都應付得來。和往年一樣，今年的世台會不爆出冷場、不爭先恐後、不打盹打坐、不浪費時空、不杯盤狼藉、不喧賓奪主，…在在都是陳隆的汗馬功勞。 「台灣之夜」是在日本會館舉行。前半段是台灣的巴西土產：有獨唱、獨奏、合唱、和相聲；內容有民謠和聖歌，聽得耳目一新、心靈舒暢。 下半段是泊來品。先是翁致理女音樂博士的鋼琴獨奏：江文也、蕭泰然、陳泗治，鄭智仁、和她改編的曲子，在她的十指神功下，如駒奔馳、如鳥新鳴、…確實不同凡響。王明哲的表演已述於上。 壓軸戲是原住民多采多姿的表演，由哈尤．尤道領導的玉山神學院那魯灣合唱團演出。節目括有阿美、排灣、布農、卑南、鄒族、…諸族的樂器和歌曲。當他們用原住民的心聲唱出『Formosa抱著咱的夢』和台下的觀眾合聲同唱時，我和許多感情脆弱的人，著充滿希望的熱淚，唱出胸脯深處的心聲Formosa！永遠抱著美麗的夢。 原住民最後的表演是原始啊娜的舞蹈，是觀眾參與的大家樂。約有十來個便衣的「原住民」上台。單單雙手隔人交接，就這些「新」原住民搞得滿頭霧水，別提那扭手踏腳、搖頭擺尾的精緻小舞步了。聽說一個白頭棕的老阿公仔跳得不錯。差點把我氣死。我已經由阿伯仔，因「跳」得太好，三級跳變成白頭棕的老阿公仔了。 ■五、遊聖保羅 七月廿六日晚間聯航（United Airline）由芝加哥（Chicago）直飛聖保羅（Sao Paulo）的班機超售機位，好多位台美乘客向隅。後來發現別的班機亦然。為此，遲一、二天到的，比比皆是。雖然如此，聯航班機也載了約六十位台美人赴會。翌晨一到聖保羅，和別的班機乘客依出關的秩序，坐滿遊覽車就先遊車河去。車上有同鄉會的導遊，但英語不靈通的巴西導遊大言鼎鼎用葡萄牙語叫停會台葡語的同鄉。在不靈通的英語解說下，我們也搞不清楚在走馬看什麼花？巴西政府不會發展觀光事業，網路（Internet）上欠缺資訊外，連遊覽名勝都沒有指南或說明，加上治安不好，街頭巷尾都是小竊盜，那些美麗獨特的南美風光少有旅客問津。好可惜！ […]

1938 生於台北市，三重埔長大 1967 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電機碩士 1972 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電機博士 1972-79 美國奇異電器公司工程師 1979-81 紐澤西州一軍事工業公司任工程師 1982-91 加州一軍事工業公司任工程師台灣人 社團經歷: 1986 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台灣同學會會長 1975 任華府台灣同鄉會會長 1976 任全美台灣同鄉會東區理事 1982 加入協志會，任會長及理事 1985-86 任北加州台灣同鄉會會長 1987-2001 任北加州台灣人權會會長 2001.8.1 因車禍亡於巴西里約熱內盧附近 李友義年輕的時候很乖，當兵的時候還教中隊長小孩念書，和人打麻將，表現很好，常可回台北休假。退役後，管區警察來找他，說他紀錄很好，希望他當線民，他當時沒有理他，也一直沒有加入國民黨。 建設廳工作兩年後，一九六五年李友義到堪薩斯州立大學念電機碩士。那年來堪薩斯的台灣學生很多，他和一些朋友組了台灣同學會，還請了威斯康辛大學的美國教授來演講。他也因此被告到休士頓領事館，要他自白，他開始覺得奇怪，為什麼美國人來演講也不可以，兩年後，他父母來美國看他，也是經過當局一陣刁難才成行。 李友義從小就當服務股長，喜歡幫助別人，他到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念博士，就當同學會會長，組同鄉會，後來到華府工作，也參與同鄉會很多工作。 二十多年沒回台，他六年前第一次申請回台，才發現自己已很黑，也沒獲准。後來到加州，加入「協志會」，當了理事，會長，許多人告訴他，他已不能回台。 最近一次是去年十一月，他想回去，機票也買好，但機場航空公司，要求每張機票都要確實對照護照照片，海工會那邊也打電話叫他不要闖關，說每次遊行都是他帶頭，而他沒有簽證，是根本回不去的，所以找到現在還是沒有回到台灣。

鄭欽仁◎台灣安保協會監事 六月一日在巴黎遇到一位中國通的法國歷史學家，她的「普通話」極是流利，在會餐時突然問我：「台灣有沒有產酒？」我頓時感到錯愕，忽而又覺得她很冒失，因為幾千年前的台灣原住民各族已經知道釀酒，何況是今日！「有啊，有紹興酒，很有名。」我簡單的回答。但她立刻回了一句話：「紹興酒是中國大陸的！」乍聽起來，似乎語帶諷刺。 自一九四五年國民黨政府受聯軍委託佔領台灣以來，凡是台灣之「事」與「物」都逞其所能改成中國的，不許冠以台灣之名；儼然台灣是一片沙漠，不生事物。但也有例外，台幣不用中國名號，因為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時期，其貨幣制度一片混亂，以致敗於國共內戰，棄中國大陸而走；但台灣銀行發行之貨幣，早在日治時代已經是國際上有聲譽而穩定的貨幣，所以不敢隨意竄改名稱以免引發通貨膨脹，再度丟掉政權。 但進入七十年代，不再是等同中國（即是名號與名分雙失，至今仍未「正名」），但這時台灣人民在經濟上的成就，冠以台灣之名的產品可以流通世界，Made in Taiwan遠勝過Made in China；台灣之能夠通達，就如孔子所說的：「必也正名乎！」 今日台灣出產的紹興酒已因品質受肯定而有名氣，特被觀光客所喜愛，但台灣產之名酒而冠以「紹興」之地名，由外國人看來，意在剽竊，難怪那一位法國學者語帶玄音。尤其將來加入WTO後，用「紹興」之名，更有剽竊名義之疑慮，盼政府有關機關能立即正名，以便台灣之名酒不被魚目混珠，名馳國際市場。 正名一事，西元前六世紀魯國的孔子特別重視，所以他說「必也正名乎」。所謂「正名」，是辨正名稱與名分，如今在台灣堅決主張中國或自稱是中國人的，到外國機構簽證或入國時被問起是否中國（人）便趕緊否定，與中國（人）劃清界線，唯恐被誤認來自中國大陸，遭到鄙視。但這種雙重標準，充分顯現中國人的阿Q。 孔子主張「名不正則言不順」，根據這個道理，希望變更名號，捨中國而取台灣，使名與實相副；但橫加反對者，與清末慈禧太后反對「變法改制」可以說如出一轍，所以當代中國人之阿Q，的的確確比不上西元前六世紀的魯國人之正直。 再者，又有一椿妙事！六月二日自巴黎歸國，碰到一位企業界人士，他確定我們來自台灣，便怒吼的說：他有兩位同伴在歐洲搭不上飛機一起歸國，原因是那兩位拿的Republic of China的護照，被認為沒有Taiwan的簽證，不得歸國。這幾位商人的遭遇，正是孔子所說的「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的道理。－按所言「不順」者，是中華民國與台灣是否「同證」而言語齟齬；「事不成」者，是搭不上飛機，有國歸不得。 總之，不管是紹興酒的「物」或護照的「事」，正名都是迫切需要的！我等不擬有中國之名，也不願被疑為「剽竊」中國之名，但願還我台灣之名，恰如其分，以台灣為榮！

曾齡儀◎在日台灣同鄉會理事 為了向日本政府表達台灣人追求國家認同的堅定意志，在日台灣同鄉會林建良會長及台灣研究論壇於八月八日發起遊行活動，抗議法務省出入國管理局侵害基本人權，將在日台灣人的外國人登錄證上「國籍」一欄登記為「中國」，完全無視台灣並非中國一部分的政治事實，成為中國企圖併吞台灣的幫凶。 遊行路線由銀座經東京車站至大手町的出入國管理局，此區為日本的政治中心，官廳公署等重要行政機構有半數以上集中於此，是遊行示威的黃金路線。當天約有二百人參加，包含在日台灣人教會及關心台灣的日本朋友。 在與日本友人交往的過程中發覺，日本是一個相當「惜情」的民族，懂得珍惜生命中曾經邂逅的每一段記憶，尤其是年紀較大的世代，他們當中有的是日治時期出生於台灣，有的是曾在台灣居住過一陣子，時間或許不長，但皆對台灣心懷感謝而保有一份回饋之情，甚或將其化為具體的行動。 此次遊行中即有多位懷念台灣的日本歐吉桑熱心參與，表達他們最直接的支持。每當與這些前輩們談及台灣過去的歷史和當前的困境，總讓我感慨萬千。相較於一些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受台灣栽培卻絲毫不懂得感恩，至死不願意認同台灣的新住民，這些日本前輩實在有情多了！ 歷史的因緣際會讓老一輩的日本人有機會接觸台灣，自然地對這塊曾經駐留的土地多了一份關心。然而，許多中壯世代及年輕的日本人卻也展現了對台灣的濃厚興趣，這點令我感到好奇。 戰敗後的日本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失落感，特別是國家觀念的失落。 二次大戰侵略國的歷史罪名讓他們感到歉疚與羞恥，強烈的自我否定和自我反省所衍生的劣等意識，使多數的日本人視國家議題為禁忌，彷彿只要談到「國家」二字即會被貼上「軍國主義」的標籤，避之唯恐不及。 例如，針對小泉總理大臣靖國神社的參拜問題，各黨派爭先恐後地表態反對，便是「國家恐懼症」的典型症狀。此外，跨國調查報告也顯示，日本人的愛國心指 數是全世界最後一位，反映了戰後日本整體的自卑情結。然而，潛意識裡他們仍然充滿對國家的渴望，期盼日本能成為世界一流的強國，回復大日本國的威望，這份說不出口的願望、想做又不敢實行的壓抑，卻在鄰近的台灣被發揮得淋漓盡致。 台灣人毫不掩飾追求獨立建國的決心，堂而皇之地訴求國家意識，這份瀟灑是令日本人羨慕的。無獨有偶，台灣的國家觀因中國的侵逼而加速凝聚成形，並且在中國的強勢威嚇下展現了高度的抗壓性。相對於此，日本政府對中國的唯諾態度和弱腰遷就的處理模式令日本國民感到不快，轉而同情台灣。 除了正義感和道德勇氣的驅使之外，關心台灣的國家定位對日本人而言，未嘗不是一種自我實現的移情作用，同時也是表達了不滿日本政府過於屈膝的中國政策。 近年來的日本社會瀰漫一股虛無的氣氛，泡沫經濟瓦解後的蕭條帶來了人心的浮動與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家庭功能和教育體系也遭受時代變遷的衝擊，大環境的急遽變化連帶地改變了傳統的價值觀和既定的人生目標，這樣的改變在年輕世代的身上尤為顯著。 許多成年人擔心現在的年輕人變得冷漠、太自我中心，對國家社會的「公眾」領域毫不關心，這一點從每次的選舉投票率隨著年齡世代的下降而呈直線下滑的現象可略窺一二。不過，令人驚喜的是，在這次遊行的隊伍中，竟然有不少日本年輕人主動參加，他們有的是在網路上得知國籍正名運動的消息而自動前來，有的是曾經去過台灣旅行而愛上台灣的風土人情。 每個人或許出於不同的理由來支持遊行活動，但共通點是欣賞台灣人追求國家尊嚴的勇氣和毅力，並認為台灣人是日本的朋友。 國籍正名運動只是一個開始，距離目標的達成仍有一段路途。 但是，有這麼多真心喜愛台灣，關心台灣的日本朋友給予鼓勵和協助，縱然辛苦，在日台灣人並不寂寞。 　

侯榮邦◎台獨聯盟中央委員 日台灣同鄉會會長林建良醫師正在發起在日台灣人「外國人登錄證」國籍欄記載「中國」更改為「台灣」的正名運動。 日本法務省（法務部）出入國管理局謂「戰後包括台灣的中國出身者、其國籍一貫均使用『中國』，日中回復邦交前後，對此也沒任何變更」。又中國也主張「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所以國籍欄核准更改為「台灣」的可能性不大。對此，同鄉會林會長指出與日本同樣承認中國的主張之美國、英國、法國、韓國等發給台灣人的在留資格證明書均以其本國的語言記載為「台灣」，日本也應該有採取同樣措施的餘地。 同鄉會長林建良自六月十一日起開始呼籲上百的在日台灣關係團體共同參與「國籍正名」運動的連署活動，迄今已有一○三個團體參與連署。 另一方面林會長於二○○一年七月五日，向總統府、立法院、外交部、僑委會、駐日文化經濟代表處，發出附上一○三個參連署的團體的陳情書，懇請政府對日本政府提出正名「國籍」的訴求。 陳情書中，林會長指出在日本居留一年以上的外國人均持有一張日本政府發給的「外國人登錄證」，必須隨身攜帶。惟在國籍欄上卻記載「中國」。 當前在日本的外國人的犯罪問題非常嚴重，其中中國人的犯罪率高達半數以上。據瞭解部分中國人成群結黨，構成幫派，搶劫、走私、販毒等無惡不作，對日本的社會治安造成嚴重威脅。東京最大的繁華地區新宿歌舞伎街一帶的PBU或SNAK許多掛著「帶寵物的客人與中國人請勿入店」的牌子，使不少中國人不敢自稱為中國人。 然而多數守法的在日台灣人的「外國人登錄證」上的國籍欄卻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在日中國人完全一樣被記載為「中國」，凡此讓在日台灣同鄉遭到許多誤解，也引起莫大的困擾。 有鑑於此，包括在日同鄉會的一○三個在日台灣關係團體呼籲政府透過管道向日本政府要求訂正此有損在日台灣人尊嚴並造成誤解與困擾的國籍記載。促使將台灣人的國籍欄正名為「台灣」，以正視聽並還我台灣人的尊嚴。 同時林建良會長也決定於七月九日起在日本發動全面性的抗議活動，向日本國民、媒體、政治家訴求，爭取各界的支持。 另一方面也要懇求台灣鄉親共同關心此事，打電話、寫信或傳真給日本在台機構「交流協會」抗議，並摧促台灣政府以各種管道向日本政府要求為在日台灣人正名國籍記載為「台灣」。 雖然層次不同，現在政府正在檢討我們現在使用的護照加註Taiwan以利與中國區隔，評估過程傾向正面發展，或許明年將付諸實施。 又近年來包括美日的國際社會逐漸肯定台灣民主政治的成果與經濟力量對國際社會的頁獻。尤其是鄰國日本對台灣的態度有明顯的改善，因此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林建良醫師積極推動的「國籍」正名運動，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會有雲消日現的一天。 　

陳明裕◎台獨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 在日台灣人的「身份証」(外國人登錄証)之國籍欄被日本法務省入國管理局(入管)填寫為『中國』，造成許多台灣人的屈辱與不滿，也造成許多生活上的困擾與痛苦。 在日本居留超過一年以上的外國人必須到居住地的公所戶籍課申領外國人登錄証，並隨身攜帶。此外如駕駛執照、醫師執照等都有類似之問題。多年來雖有許多在日台灣人斷續地向主管單位的法務省入國管理局抗議，要求改正為『台灣』，但成效不彰，不是不被受理或敷衍搪塞甚而受到無禮的羞辱。 痛感於此，在日台灣同鄉會林建良會長憤然發起「國籍正名運動」，先從向在台北的交流協會抗議起，接而在日本也連續舉辦了一連串的抗議活動。8月5日在東京池袋的Metropolitan Hotel舉辦「日台緊急國民集會」，會中首先由林建良會長報告『國籍問題的發端及經緯』，伊藤潔教授講述『日本政府的怠慢』，名律師柳川昭二先生以研究入管法專家的觀點講解『台灣人及外國人登錄法』最後由台灣研究論壇代表柚原正敬先生發表『國籍記載是日本人的問題』的研究報告。 活動的另一波高潮是8月8日與支持台灣的日本人團體「台灣研究論壇」在東京街頭舉行一場示威行進，並到入管及法務省遞交抗議書。上午9時45分，在銀座的水谷橋公園集合，聚集了二百多位日、台人士，台灣教會、留學生團體也積極動員，媒體關係有朝日新聞、自由時報、台視、Tokyoyoyo等。 近年來中國政府對日本外交的粗暴，內政的干涉，令人反感，日人「嫌中」的指數居高不下，加上中國人在日本的兇惡犯罪頻傳，造成中國人被岐視或敬而遠之，而在日台灣人何其不幸，何其無辜，被一視同仁的視為「中國人」，這無疑是對台灣人民尊嚴與人權的踐踏，也是對國格的污蔑。 領隊的永山「台灣研究論壇」總幹事向全員說明已報准的行進路程及秩序規則，並介紹帶路的警察及負責的公安人員之後，10時許浩浩蕩蕩地出發，帶頭的林會長、永山輪流持擴音器帶大家喊口號，『台灣人是台灣人，中國人是中國人』，『法務省及入管要反省要向台灣人謝罪』，『台灣人的國籍是台灣，不是中國』，等等。響亮的口號加上醒目的同鄉會旗、世大會綠旗一片，再配上大家精心製作的標語牌，引起沿途眾多路人注目。尤其從有樂町至東京車站的熱鬧路線，效果最好。 沿途日本警視廳在最前端用車前導之外，持前導旗的二位台醫人均有日警傍肩而行，加上沿途的路障將行車隔離，隊伍行至十字路口也及時將信號燈變綠，所以一路暢行無阻，完全照預期時間直抵第一目的地-東京入國管理局。 在入管門前，先喊口號之後，永山、林及柚原代表陸續發表抗議演說，接著全員再續呼口號，再三強調台灣人的立場，要求入管正視台灣人國籍正名問題，還我尊嚴。入管派出數位官員與隊伍正面相對而立，面無表情的靜聽抗議直至結束為止。 入管答應推派二名代表進去談判並遞交抗議書。在林會長與柚原代表二名在廳舍內之時，在外面示威隊伍繼續呼喊口號，並輪番上陣發表抗議演說。入管負責人表示他們只是奉命執行決策，不過會將大家的意見轉呈法務省處理。 午後2時「收兵」從有樂町經皇居、日比谷往法務省抗議，這一段路沒有事前申請，所以依法沿途沒有呼口號，自動結隊行進。到了法務省大門前，也是派官員出來「垂聽」。大家駕輕就熟，重演一次在入管的抗議行動。正名示威行動持續到午後七時才結束。 當晚朝日新聞的夕刊(晚報)即以顯著的篇幅報導，翌日該報英文版更配附彩色照片報導，雖然正名運動還沒有成功，但已邁出了一大步，台灣人的團結力量也接受了考驗，這個運動將繼續下去，不成功不停止，望海內外同胞們繼續給予聲援與鼓勵。 別記 在日台灣同鄉會發起的台灣人國籍正名運動，得到許多有良識的台灣人及社團熱烈響應。自7月9日起在日本發動全面抗議活動，獲得一百多個團體連署支持，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各大學的留學生會，無懼於受入管對其居留資格的審核權，勇敢地站出來，難能可貴。 在國內除了由王康厚先生領軍，直接到台北的交流協會陳情抗議之外，也同時呼籲鄉親打電話，寫信，或用Fax向交流協會抗議，表達台灣人的不滿，伸張正氣。 在日本方面，也發動在日鄉親向日本國民，媒體，政治家訴求，爭取各界的支持。要求日本政府將在日台灣人國籍記載改正為台灣。在日同鄉會向世界各國鄉親問卷調查之結果，主要國家癸給當地台灣人的身份証件的國籍記載方式，美加德法是Taiwan，英國是Taiwan-ROC，比利時是Republic of Taiwan，韓國則用韓文表音注Taiwan，唯有日本以日中共同聲明以前就以一個中國為原則的方式處理之理由沿用至今。

林建良◎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 在日台灣出身者的外國人登錄證等的國籍欄記載為「中國」受到傷害而要求日本與其他國一樣變更為「台灣」的動向日趨活躍。為什麼選擇現在要求正名為「台灣」，本報特別採訪運動的中心人物「在日台灣同鄉會」的林建良會長。 問：具體上要求的是什麼？ 答：懇求日政府將外國人登錄證國籍欄記載「中國」變更為台灣，又駕駛執照等公文書也希望能夠採取同樣的措施。對台灣政府則要求護照記載的「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加注「台灣」（Taiwan）。實質上為台灣駐日大使館的「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看起來似乎只代表台北，應該改變為「台灣」才對。 問：為什麼現在展開運動？ 答：許多在日台灣人對外國人登錄證等的「中國」兩個文字感到不順眼與屈辱。一方面在台灣有獨立色彩的民進黨陳水扁政權誕生一年有餘，李登輝前總統也訪問過日本，對台灣的關心日益增高，要日本人認識台灣人的想法與立場可以說是個好時期。 問：記載「中國」實際上有什麼壞處？ 答：一部分中國人偷渡入境，現實上在日外國人犯罪被檢舉者半數以上是中國人。警察取締違反交通規則之際，看到駕駛執照國籍欄記載「中國」時的緊張的表情與當被說明是屬於台灣人後的表情有顯然的落差。被以疑惑的眼神拒絕使用信用卡時自尊心所受的傷害等等，也許日本人無法瞭解。 問：對你展開的運動在日台灣人團體的反應如何？ 答：在日台灣人留學生，華僑，日台交流團體等有一百零三個團體贊同該運動的主旨參與對日台當局的陳情，可說超越之前預料以上的反響，惟日本方面反應冷淡。過去一貫使用「中國」，沒有變更的理由，總比無國籍的好吧等，根本不理解我們以台灣為祖國而覺得驕傲的心境。 問：日本在日中共同聲明中表明「理解並尊重中國所持的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立場」，關於這一點你的想法如何？ 答：對中國的主張表示「理解」與「尊重」和「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同，國籍記載的問題應從便利性、實務性的觀點去思考。使用大家熟悉的台灣名稱以免被誤解為中國人，關於這一點希望日本也能夠多多協力。 問：主要國家的外國人證明書等大多是記載「台灣」嗎？ 答：美國、法國、德國、加拿大、韓國等與中國有邦交的許多國家均各以本國的語言記載「台灣」。像日本以台灣記載為「中國」，經調查各國的台灣同鄉會的結果，從來沒有的。這證明日本對中國的姿勢太低調，太客氣了。 問：今後如何展開運動？ 答：首先預定在八月五日下午二點半起，於東京．池袋梅都羅波利坦大飯店舉行「思考國籍記載問題」研討會，然後基於研討會的結論，進行連署運動以及街頭示威遊行等，努力爭取更多的人理解我們的心境與立場。 譯者／侯榮邦（原載於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的《東京新聞》）

一、一年來政局演變的軌跡 去年9月16日本盟世界中委會於日本熱川舉行，本人曾就新政府成立後台灣政治情勢作一簡要報告，轉眼又經一年，這一年來新政府又面臨許多試煉，全體台灣人依然在充滿期待而又挫折和不確定的政治社會經濟環境中度過。上次報告提到有關政府行政立法部門互動之憲政危機、總統府和行政院政策屢遭杯葛、獨派發展遭受挫折、舊體制和舊官僚對改革不斷加以阻礙等等，這一年來仍舊存在，只是呈現不同的場景而已。 自上次世界中委會之後，去年10月3日行政院長唐飛突然獲准辭職，他因堅持核四發電廠不停建，與經濟部「核四評估建議書」主張停建及新政府建立非核永續家園的政策不合而下台。雖然閣員變動少，全民政府的標籤不變，但張俊雄內閣的登場，意味著由安撫軍方、外省族群及緩和中國敵對的過渡閣揆，轉而為帶有民進黨色彩的閣揆，而且須面對更大的壓力。新政府施政能力本來已因去年7月22日發生八掌溪事故，受到輿論批評，張內閣就任不久，復因於10月27日宣佈停建核四，而在陳總統與國民黨主席在總統府會談、於連戰踏出府門之後立即宣佈，被認為破壞了好不容易營造朝野首腦會商的和解氣氛，從而衍生其後國、親、新三黨主導醞釀罷免總統風波的藉口，並導致在野聯盟結合興風作浪的局面。惟事實上，即使沒有八掌溪事故和停建核四，在野聯盟對新政府的杯葛依然不會放過。 如果說民進黨政府缺乏執政的經驗，何嘗不也可以說在野聯盟沒有當在野黨的經驗和風度。他們承受不了失去長期威壓於台灣人頭上的優勢，不斷要逼使新政府解體，或者至少成立為國民黨主導的聯合內閣，企圖敗部復活。這對於在台灣歷史上難得首次出現政黨更替、形成由台灣人真正主掌政治、以為正可進行較大幅度改革舊體制的民進黨和覺醒的台灣大眾來說，是不可能輕易讓步的。 其後由於世界經濟日趨惡化，台灣也受波及，過去長期累積的金融呆帳問題和因產業升級和調整失敗而日陷艱困的廠商，為了開拓商機而投奔中國市場，致使台灣日漸暴露產業空洞化和「債留台灣，錢進大陸」的危機。這種財經上的困頓，被在野聯盟巧妙地利用為政治鬥爭的理由，讓新政府徬徨失措，百籌莫展，民意支持度因而下落。行政院終於不得不屈服，於2月14日收回成命，宣布核四復工，以拔除罷免總統的引信。 然而經濟景氣並不因核四續建和罷免風波的平息而有絲毫起色。迨進入六月以後，失業率和金融逾放比不斷上升，經濟成長預估值持續下降，陳總統乃於6月26日基於經濟發展及刺激景氣的考量，咨請立法院召開臨時會，通過金融改革六法，並於七月下旬起召開經濟發展諮詢會議，邀請各黨派、學者專家及企業人士分組（分產業、投資、財金、兩岸、就業五組）研討，匯集了322項共識。這次會議，不但重新尋回朝野協商的模式，也為因應經濟景氣不振、產業蕭條、兩岸困局以及迎接將於今年底前加入WTO作準備。此外，自8月10日起，財政部金檢人員開始對全國36家淨值呈負數的基層金融機構同步監管和清查，情況尚稱順利。大眾期待新政府能除去這種過去國民黨不敢開刀的大毒瘤。 今年六月起，朝野政爭的聲音已較平靜，主要原因不外：(1)立法院休會，在野聯盟沒有一個不斷嗆聲的舞台。(2)大眾已漸知分辨經濟不景氣與杯葛新政府的關係，核四停建不一定與經濟成長搭勾，而經濟不景氣的世界性趨勢也漸為大眾所瞭解。(3)年底立委和縣(市)長選舉漸漸迫近，各個政黨及其候選人各有自己的盤算，在野聯盟在選舉利益衝突下，各懷鬼胎，已形同瓦解。(4)新政府以新策略，迎接在野黨的挑戰，挽回民心。其間對未來政局最具啟導作用的便是李登輝前總統出面協助新政府安定政局。今年6月16日，「台灣北社」成立大會，李陳兩位前後任總統首次同台演講，李前總統說，「今天最重要的莫過於「穩定政局、振興經濟、鞏固民主、壯大台灣」。所謂「李政團」，已於8月12日成立「台灣團結聯盟」，推出候選人參加年底立委選舉。如果年底立委選舉，台聯和民進黨皆有不錯的當選席數，必將促使國民黨瓦解，而國民黨內台灣意識較強的人則可能投向台聯黨或民進黨。選後或許為了組成「聯合政府」，也有政黨重組的可能。 李登輝前總統曾謂將來最好形成像日本於1955年由自由與民主兩黨合併形成為「五五體制」主軸的自民黨，如此則可安定台灣未來政局達三十年之久。面對年底選舉，由於民進黨採取保守提名，而國民黨在強力查賄之下很難長進，故應可推定選後將形成各黨皆不過半的局面。台聯黨的成立和成功進入國會，至少可避免民進黨於未來被國、親兩黨結合多數勒索強求主導組閣的壓力。12月1日投票日，台灣選民將對台灣未來政局是否趨向安定，有無可能讓陳水扁政府從事更大幅度的改革，作一次關鍵性的抉擇。 二、統獨拉鋸和政策搖擺下的台灣前途 「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決定」，這句話是民進黨建黨時引用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規約」所揭示的原則。1991年10月民進黨更進一步通過「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其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之」的黨綱。它儘管仍尊重公投決定，但清楚表明民進黨即將主導的目標方向。然而1999年5月，民進黨為了準備提名人選參加2000年總統大選，全大會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固然仍主張「台灣應揚棄一個中國的主張，以避免國際社會的認知混淆，授予中國併吞的藉口」，但在說明中提到「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這句話，被認為是承認中華民國體制的陳述詞，民進黨高層頗多認為與「台灣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沒有什麼不同。其實「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和國民黨一向主張的「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並不一樣。後者會重新呈現中國內戰狀態，把它稱為「獨立現狀」並不符事實；前者才是台灣要建立成為一個獨立的新國家。如果要改變「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的這種國家現狀，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則這種政策，無異表示現在民進黨抱著中華民國體制維持現狀不變的政策，是其甘受的願景。本來1999年的決議文與1986年和1991年民進黨黨綱的精神並不相符，但因1999年民進黨內部一些人以為依據這樣的決議文才方便參選中華民國總統，故而才有此動作。嗣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在中國和台灣內部統派壓力下，其許多有關台灣地位的宣示，都環繞著這個觀念搖晃著。最近民進黨新進的黨中央幹部，更進一步認為用「決議文」比不過黨綱的位階，乃企圖於今年九月底的黨大會修改黨章，以便將全國黨代表大會主要決議案，升級視同黨綱。顯然地，他們以為1991年的「台獨黨綱」條文是阻礙民進黨轉型的石頭，而擬將1999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升格為等同黨綱位階，以便擠掉1991年的黨綱。這究竟是民進黨修正主義者的頹廢抑或轉型，有待歷史公評，在此不必贅論。 去年下半年起，中國對陳水扁總統的壓力似已減弱，但是陳總統對統獨和兩岸問題卻仍持續出現含糊和善意的表態。一方面，新政府對於92年「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迄仍不表認同，一方面於去年六月組成總統府之下的跨黨派小組，在那些統派和模糊派代表糾纏下，於同年11月26日針對「一個中國」議題達成「三個認知，四個建議」的共識，其成員一致同意「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進兩岸關係，處理兩岸爭議及回應對岸一個中國的主張」。後來這個共識已被陳總統引用。 在政策上，較應重視的是陳總統的宣示、陸委會的公文書，以及執政黨民進黨中常會和黨主席的主張。 陳總統在今年元旦祝詞中宣稱，「秉持民主對等的原則，在既有的基礎之上，以善意合作的條件，共同來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一個中國』原本不是問題」。此外，更提起受相當議論的「統合論」，他說，「我們要呼籲對岸的政府和領導人，….超越目前的爭執和僵局，從兩岸經貿和文化統合開始著手，逐步建立兩岸間的信任，進而共同尋求兩岸永久和平、政治統合新架構，為二十一世紀兩岸人民最大的福祉，攜手開拓無限可能的空間。」 陳總統對兩岸問題的宣示，透露出若干訊息，亦即身為民進黨籍的總統，似已悄然放下上述民進黨對於台灣主權定位的基調，而且也不再引用李登輝「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論調，儼然有另闢蹊徑之勢。陳總統說「兩岸原是一家人」、「既然希望生活在同一屋簷下」，顯然是借用東西德在統一前所揭示的「一個屋頂原則」（One Roof Principle），試圖用這種模糊方式回應北京當局的「一個中國原則」（One China Principle）。他雖然沒有表明兩岸要走向統一，但由於他使用「希望」的意欲語氣，已經很難不令人產生這種聯想。 特別是「從兩岸經貿和文化統合開始著手，逐步建立兩岸間的信任，進而共同尋求兩岸永久和平、政治統合新架構」，其對兩岸關係的方向感似乎已相當明確，難怪不少統派人士和在野黨已不再強烈批判陳總統的統獨立場。支持「統合論」者認為，「政治統合論是企圖減低中共的敵意，而不會提高台海方面權力差距的前提下，逐步落實『經貿統合－＞文化統合－＞政治統合』的三部曲統合理念」。 然而所謂「統合」究何所指？陳總統本人並未進一步說明。Integration依英文字典的解釋是「聯結成一整體」之意﹝國內一般譯為「整合」，日文譯為統合﹞；在政治學上，常用於不同政治文化和政治集團的整合，以及「領土整合」和「民族國家的整合」。如果陳總統的「統合」是指國際關係理論上的integration的話，一般是指國與國之間結合的過程(process)，亦即逐漸將國家主權讓渡出去，往合的方向邁進，其中牽涉體制（regime）的設計與共識的培養。不用「整合」而用國內意味「統一」的「統合」，易滋生統一的敏感涵意。 關於統合的實例，歐盟的發展模式最常被人提起，但瞭解歐盟整合過程的人都深知這種獨立國家自願讓渡部份主權的作法根本無法適用於兩岸關係，因為中國是全球主權觀最強硬的國家，與中國談讓渡主權和與虎謀皮又有何異？所以陳總統提到的「統合」若是一般認知的定義，不僅已偏離民進黨的國家定位觀，更隱含接受中國統一的風險。 不過，民進黨對於「統合論」的反應卻表現得相當低調，除了本盟、台灣長老教會和少數學者外，多數人都選擇沉默。然而就如同淡江大學阮銘教授的警告一樣，「陳水扁現在對於一個中國的策略是模糊化，但是如果連國家主權的東西都不堅持，對方會要求陳水扁再度退讓；身為國家元首，有些問題應該要明確表達，表達之後該支持的民眾就會支持，其實民進黨在這個議題上沒有理由退讓，就算不前進，至少也要守住前總統李登輝『兩國論』的基調」。因此，「統合論」顯然已經退回國民黨政府「兩國論」之前的主張，甚至也較民進黨1999年決議文後退，這樣不僅無助於鞏固台灣主權，更可能授予中國將兩岸問題內政化的藉口。 今年五月起陳總統二度出訪，元首訪問邦交國家可穩固過去國民黨政府時代已建立的外交關係，並宣揚中華民國國家的形象，但應慎防任何不當的主權宣示都會抵銷其在國際法上的意義。今年五月陳總統首次出訪，提出「新五不」，於八月中經發會兩岸組分組最後一次會議前則重申，將依照中華民國憲法處理「一中」問題。新政府從就任起一連串的宣示內容，很容易引起友邦人士的疑惑，例如今年9月10日剛訪問過台、中兩邊的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拜登在華府指出，「台灣不是獨立國家，惟統一必須透過和平方式。」近半年來，據民意調查，民眾贊成「一國兩制」的比率似有增加趨勢，新政府對此不能沒有責任。雖然新政府主管大陸關係的政務官解釋說，新政府和民進黨對兩岸關係採取柔性憲法方式，以因應兩岸關係非常複雜，隨時都有變化。其實據分析，中國對台的態度一直沒有讓步，但我們這邊卻反而一再變化，這種柔性和彈性聲明統獨觀點和兩岸關係的立場，則是對台灣主權地位主張的搖擺，會讓人霧煞煞。別的公共政策可以不斷權變修改，但對於國家主權這樣搖擺不定的宣示，必將造成國際社會認定台灣人無意獨立建國，甚至認為連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否存續都不會堅持，準備有一天終將被合併，尤其連最具台灣人代言人資格的民進黨領導者都如此，怎有必要支持台灣人爭取獨立自主的國格？ 有人認為陳總統及其政府居於全國政治和行政的立場，容或不得不顧慮統獨平衡桿兩端的不同意見而宣示政策，但是民進黨中央，尤其是其黨主席，則不應該衝到總統之前，先表態追求憲法的一中，而且自行積極計畫到中國大陸訪問。事實上，在跨黨派小組達成共識之前，民進黨主席謝長廷不僅自己表達前往廈門訪問的強烈意願，更於2000年11月17日參加跨黨派小組召集人李遠哲邀宴的餐會時表示，「中華民國憲法本身即是『一個中國』的架構，在此架構下，『一個中國』可以有很多解釋；民進黨當初既然參與修憲，就應該接受這部憲法，做為執政黨也不敢不遵守或否定憲法。他又說，民進黨從台灣前途決議文以後，就已接受中華民國憲法，民進黨過去不接受憲法，是因為憲法本身有統一的架構，代表大陸；但後來民進黨參與修憲，表示接受這部憲法了。他的說法，顯已逾越前述決議文的底線。其實，目前憲法還有統一的架構存在，謝長廷的表態，黨內幾乎一片訝異，連謝長廷所屬的福利國連線也發表措詞嚴厲的聲明，呼籲黨主席不得違背民進黨立場；新潮流和新世紀辦公室領導人也表示，「台灣如果現在接受一個中國原則，新政府、台灣都可能面臨崩盤危機。」不過據分析，最近民進黨黨政高層似有依照中華民國憲法一中定調的傾向。或許有人認為民進黨上述的變化，是為了緩和對中國的關係，尤其是為了要確保執政的必然選擇，是力求轉型的表現；但是，民進黨如為整個台灣前途應肩負的責任著想，這樣對主權主張的變化是否適當？至少是否考慮到如有一天不是執政黨時，要再拿出什麼建黨精神號召台灣人民？ 三、阻礙台灣獨立建國的幾個觀念 （一）全球化會導致國民國家消失嗎？ 近十多年來，由於資訊科技和交通的發達，資訊、經貿和金融流通已明顯超越國境，成為全球化現象。尤其是全球化經濟和金融，大大拆除了由不同國家管轄權創設的障礙，所以有人認為全球化經濟和金融發展到最後，國民國家便會消失。但是有人卻認為，經貿財金既然都是在國家領土內發生的，無論企業交易、法院的裁判、秩序的維持、弱勢者保護和勞動問題的處理，甚至徵稅、治安、國防，無一不需要一個權威的政府組織處理，主權國家的機能即使必須隨著社會需求修正，但要它消失，根本不可能。 再者，全球化發展，每個國民國家的進展不同，諸如霸權國家的金融業和多國籍企業，只重視如何提高國際資金移動的收益，不關心後進國家社會安全瓣的角色，甚至破壞它的安全瓣；全地球有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發展中的和弱勢的國家，其人民更感國家的必要性。又資金移動（金融）雖然常常無國境，但因生產活動須投入土地、勞動、資本經營，而且需要國家政府維持秩序，調整盈缺，尤其是製造業，須有較長期穩定的環境，所以依然不能缺少國家的存在。可見國民國家不只是「想像的共同體」，而且是具有實質的實體。 據此，如果一個商人或企業家以為他的產品和資金可以那麼自由地超越國境流通，就不必要有一個國家為後盾，那是一時短視的實利主義作祟，等到有一天遇到他國財金交易給他帶來難題，他便會想到有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且看日前911遭到恐怖份子襲擊重創的美國，雖然是主導全球化牛耳的國家，卻被一群來自落後社會的恐怖份子，利用全球化的通訊和運輸工具以及組織網，達到攻擊的目的，而美國全國掀起維護美國的全民運動和連絡各國予以反擊，不也是國民國家顯著的象徵。 又全球化形成的全球主義心態和做法，已引起世界各國ＮＧＯ的反彈，我們也應吸取其教訓。 要而言之，透過全球化的工具，台、中交流無論如何流暢，台灣人仍應維持其獨立自主性，須要先建立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為後盾，否則會再被外國政權所宰制，淪為國際社會的孤兒。現在台灣即將面臨加入全球化先聲的WTO問題，因有台、中兩邊全面交流引起的衝擊等，更須把握住正確的觀念，才不致連主權獨立的國格都淪歿於交流的漩渦之中。 （二）現在明示或暗示將與中國統合的危險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台灣的敵對國家，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自始即是內戰關係，除非台灣人民和政府透過一定程序完成台灣獨立建國的政治過程，否則即使1991年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和終止戡亂之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二者在國際法上依然存在著糾纏不清的關係。所以在此情形下，如果台灣政府宣稱有意於將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合，無論是那一種形態的統合，凡是欲統一於一個中國之下，就等於台灣自承現在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或至少有意於將來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統一。 或許有人認為統合一詞是仿照歐盟統合過程的模式，其實歐盟的整合，係由各個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為出發點，這些國家，都經過建國的過程和獨立國家長期的運作，而且其人民和政府都經過公民革命的洗禮，沒有以武力併吞他國的企圖。較諸現正力求排除中國對台領土野心而謀求獨立建國的台灣來說，處境實不相同，故輕率談論欲與中國整合實不適當，政府提倡統合的論調越多，人民希望這個共同體形成獨立國家的意志必然會渙散，而且也會喪失國際社會支持和看待台灣為一主權獨立的國家。 區域統合的實例，戰後國際政治最典型的是1952年歐洲煤炭和鋼鐵共同體之誕生，1967年它與歐洲經濟共同體、核能共同體融合發展為歐洲共同體（EC），以後於1993年更進而形成歐盟﹝EU﹞。現在歐盟不但有歐洲議會、歐元﹝２００２年正式實施統一歐元﹞、歐洲理事會、閣僚理事會、歐盟法院、歐盟法等，參加國雖然也讓出一些主權項目，但是仍然是各自獨立的主權國家。構成歐盟的各國領袖，都是以其國家為基礎，對他們來說，成立歐盟是促使其本國國益最大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歐盟與各構成國家的關係，依１９９２年歐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規定，是基於「補充性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y)處理各構成國家本身不能處理的事項，諸如共同經濟、通貨、共同外交和安全保障及司法和內務協力等，而不是要形成中央集權的超國家。現在歐盟十五國已面臨「要讓出國家主權到什麼程度」的困擾，德、法兩國對此有強烈不同見解。而近年來歐洲各國越過國界盛行的地方分權主義，也對各國主權觀念衝擊不少。今年五月，法國首相喬斯班反對德國施洛德首相提倡的「歐洲聯邦」構想，他主張應維持加盟國家的主權，而就防止犯罪、經濟、教育等方面建立「國民國家聯盟」之整合，易言之，在法國不解體前提下建設歐洲。他並且建議，為了達成上述目的，可經由加盟國副首相級的人員構成「常設閣僚評議會」，協調加盟國間的關係。再者，除了歐洲國家的特殊性之外，像東南亞的ASEAN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區域協力關係等，離整合則更為遙遠。職是，台灣要與他國作某些政策上的整合不是不可以，但是必須以先建立成為獨立主權國家為前提。以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視台灣為其一省、視中華民國政府為其地方政府的情況下，千萬不宜提倡與中國統合的主張。 （三）新中間路線不宜用於主權的主張 新政府的「新中間路線」被認為是引自現在英國首相布萊爾所倡的「第三條路」。布萊爾於1994年成為工黨黨魁之後，為了改革工黨，乃提案修改工黨黨綱第四條有關企業國有化的規定及其他政策，並於1995年黨大會通過。由於工黨政策變得更具彈性，所以吸引更多選民的支持，而於1997年選舉獲得執政。「第三條路」在社民主義的歷史上並非新名詞，但一般認為他是受「第三條路」作者紀登斯的影響最大。 歐洲新社民主義的興起有其背景，１９９２年歐盟條約訂定一些加入歐盟整合的條件，例如，物價上昇率、利率、匯率以及財政赤字限於不得超過GDP３％以下等，不巧九十年代中葉歐洲經濟景氣停滯，各國乃不得不緊縮財政，削減社會安全經費，因而引起人民反感，導致執政黨敗北，中道左派政黨乃應運起而執政。現在不僅英、德、法皆為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天下，十五國歐盟首腦會議，竟然有十三國為中道左派政權。這可能是我們新政府效法標榜新中間路線的原因。 1998年10月德國社民黨黨首施洛德以「新中道路線」獲得執政，1999年6月8日，與布萊爾在倫敦聯名發表以「歐洲新社民主義前進之路」為名的第三條路路線聲明，表現他們擬在20世紀最大實驗的社會主義崩潰之後如何再建新社會民主主義的共同問題意識。新社會民主主義接納市場及競爭原理，重視社會正義和公平原則、機會平等、弱者救濟，不崇尚自由放任型的新自由主義，而是企圖將具伸縮性的市場機能與新界定的積極國家的任務結合起來，投入人力資源和社會資本，以服務人民。「第三條路」和新中道左派路線的興起，正好在社會主義和保守主義都不得民心的時代之後，出現折衷的政策位置，工黨的新政策，正好填補了社會主義崩潰和保守主義陷入僵局後的空隙。易言之，這條政策路線在英國是想在傳統社民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找出新社民主義的政策主張。其後各國自認為中道左派政權的首腦組成國際會議，最先會議也以「第三條路」為名稱，惟至2000年，這個路線因布萊爾和德國施洛德首相在政策上很難處理左右兩邊的矛盾，遭遇困境，因而已漸褪色，國際會議名稱亦改稱為「邁向21世紀進步的統治」。 如果在一般公共政策上，取兩用中，以兩個極端政策的中間位置成為執政的基調，或在選舉時標榜中間立場以迎合中間選民，則新中間路線有其可用性。像工黨的黨綱第四條的舊條文，雖然被認為是工黨最重要的本質，但畢竟仍是一種關係國有或民營範圍大小的政策，不涉及國家主權獨立的問題。若是在台灣，民進黨針對國家主權問題，也如法泡製，以新中間路線為藉口，採取不統不獨、維持現狀來爭取選票，或用於迴避中國及其在台同路人的討伐，則終究會澆滅台灣人獨立建國的期待，也會助長對方併吞台灣的正當性，故不可不慎。 四、展望與期待 新政府成立之後，由於民進黨僅佔國會三分之一席位，乃使台灣首次的政黨更替未能充分發揮應有的功能。此一困境，實有賴於年底的國會改選，假使民進黨與台聯黨席位的增進以及國民黨的瓦解，形成足以控制國會多數的執政聯盟，政局則可望改觀；否則，過去一年多來政治混亂的局面，仍有可能重演。至於將來內閣的組成，似有可能出現執政聯盟的聯合政府，但不可能採取由民進黨以外政黨主導的聯合內閣的模式。 在外交和台、中關係方面，自今年元月新布希政府登台之後，美國國防外交政策已見調整，似會加強對台防衛的承諾。今年四月增加對台軍售重要項目，便可知其趨向。由於中國霸權主義野心日顯，已引起美、日及東南亞國家的警戒，從而興起中國威脅論的政策觀念，此亦有助於抑制中國的囂張。此外，中國因準備奧運，也促使其不得不暫時信守和平承諾，惟其文攻武嚇的伎倆，似已轉化為對台內部的滲透工作，故統派媒體無所不用其極和統派人士的裡應外合，尤應注意。今年八月經發會兩岸組所獲共識，頗多門戶洞開之共識，過去政府採取「戒急用忍」政策，都無能力阻止產業和資金大量流向中國，現在既然相對的更加開放中國的人員和資金進來，誰敢相信新政府有能力設計一套保護國家人民安全和福祉的安全瓣？年底加入WTO、實施全面三通之後，更應防患木馬屠城式之突襲。要之，無論如何，台灣全國支持台灣獨立建國的各種團體和人員，今後更須因應政經新情勢的變動，調整觀念和做法，繼續為台灣的安定和發展而努力。 (作者為民進黨不分區立法委員，政治學博士)

侯榮邦◎台獨聯盟中央委員 二○○八年的奧運有大阪、巴黎、多倫多、伊斯坦堡、北京五個城市展開激烈的爭奪戰。於七月十三日投票的結果，北京取得舉辦權。投票前一般的預料是第一輪沒有任何城市能夠超過半數，第二輪投票除了出現策略聯盟外確定北京可以出線，所以這次北京的勝選幾乎在投票前即為既定的事實不足為怪。 這次北京的勝利可以說是近百年來國際奧會史上首次在中國境內舉辦，難怪七月十四日的「中時晚報」第二版以頗大標題刊載「世界欠中國人一次」，可窺中國人揚眉吐氣歡欣狂喜的一面。 奧運未必保障和平 綜觀這次國際奧會在莫斯科做歷史性的決定前，國際各大媒體幾乎評估北京可以取得奧運舉辦權，惟對亞洲乃至世界和平的影響卻呈現兩極化，即持正負兩面的看法。持正面的看法者比較傾向主觀性的期待與願望，持負面的看法者比較傾向客觀性的歷史事實。 據國內某媒體綜合外電報導指出，支持北京者除了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市場因素外，也著眼於奧運可以改善中國的政治現狀，邁向民主自由之路，為世界帶來和平。 現代奧運一八九六年重新出發，近百年來，取得奧運舉辦權的國家，不乏窮兵黷武之流。一九一六年奧運決定在柏林舉行，當年德國入侵比利時與法國，比賽被迫取消。在一九四○年奧運決定在東京舉行，這段期間日本發動戰爭侵略亞洲其他國家。 兩次世界大戰，原定奧運比賽場地都在發動侵略的國家舉行。一九三六年柏林奧運，成為希特勒宣揚納粹主義的舞台，隨後坦克輾碎和平假象。一九八○年奧運在莫斯科舉行，開幕前不久蘇聯入侵阿富汗。 魏京生公然反對中國舉辦奧運 可見寄望舉辦奧運會帶來和平穩定，歷史卻提供血淋淋的諷刺案例。 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美國總統布希保持中立的立場，惟國會議員對讓北京舉辦奧運究竟是在獎勵中國惡名昭彰的侵害人權紀錄，或會促使北京政權朝向民主改革，仍然意見分岐。 美國最有權威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社論正面反對讓北京舉辦奧運，其理由是中國獨裁專制，勿視人權，違反奧運的宗旨與精神。 流亡美國的中國知名民運人士魏京生氏則在華爾街日報發表專文，以一九三六年柏林奧運，納粹德國竟引發一場屠殺數百萬猶太人的戰爭為例，單刀直入地反對北京舉辦二○○八年的奧運。他說如果讓中國舉辦奧運，將不僅傷害中國人的利益，更將威脅鄰國的安全，甚至不利世界和平，嚴重違反奧運愛好和平的精神。 政府持樂觀其成的態度 觀諸台灣國內的反應，無論輿論或官方大多認為北京取得奧運舉辦權對兩國關係（兩岸關係）將營造正面的影響。因此可以說是比較傾向主觀性的期待與願望。僅就官方反應來說，外交部發言人張小月氏七月十二日表示政府對北京申辦奧運一事樂觀其成，但也希望中共（中國）當局能夠注重人權紀錄改善，以符合奧運的宗旨與精神。 陸委會原則上也持樂觀其成的態度，惟主委蔡英文表示任何一件事都有正負兩面的因素，就正面的影響來說可以提高人民對國家的認同，激發大陸（中國）內部國家意識高漲及對國家的信心，並創造出共同的國家目標及刺激經濟發展。不過一旦北京申奧成功，大陸（中國）民眾在民族主義的鼓動下，對民主的要求將會相對降低，在經濟與民主發展兩者的落差越來越大的情況下，後果令人憂心。蔡英文氏也不忘要大家警覺說，北京申奧成功並不代表中共（中國）未來七年都不會對台動武，其看法可說相當中肯。 樂觀其成應以放棄武力犯台為條件 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為理事長的社團法人台灣安保協會於六月十九日在台灣日報與自立晚報頭版刊載「反對中國舉辦奧運緊急聲明」的廣告，其內容的第一段明示：按國際奧運之宗旨與精神，在於促進世界和平，並不在於跨示國力之強大，尤不在於表現政治目的。然而中國爭取舉辦二○○八年奧運之餘，竟然乘機統戰，與台灣統派勾結，企圖矮化台灣成為中國之一部份，以打擊台灣國格，遂其併吞台灣之政治陰謀。 新政府成立一年有餘，對中國釋出頗多善意卻未見對方有任何善意的回應。這次奧運舉辦權的爭奪戰，未投票之前北京勝選的大勢已定，故政府以樂觀其成，投其一票表示善意，實無關大局，。但是筆者認為要對付中國霸權主義，政府應秉持堅強的態度，即要求中國遵守奧運的宗旨與精神，放棄武力犯台為條件，然後才明示樂觀其成，投其一票也許較為妥當。

李濠仲◎台新新聞週刊記者 儘管李登輝從未清楚說過任何支持台獨的話，但從他上任後，在提升本土意識上的作為，卻讓台獨人士將他歸為「自己人」；尤其當他拋出兩國論後，台獨人士情緒為之大振，更能對他的「不喊台獨」有更大的包容和體諒。 「我一向是相當崇拜他的，但是我不滿意他不說台獨。」年逾七十的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談到李登輝時，曾說了這麼一句話。 上個月，李登輝訪美回國，大批支持者前往中正機場迎接他的畫面，讓人印象深刻，但後續引發爭議最多的，則是滿場標榜台灣獨立的獨派旗幟旗海飄揚，一時間，李登輝頭上被套上了顯著的台獨光環。 台獨聲浪後退促使李登輝再起 在許多台獨人士的眼中，儘管李登輝從未清楚說過任何支持台灣獨立的話，但自從他上任後。在提升本土意識上的作為，卻讓台獨人士將他歸為「自己人」；尤其當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後，更讓台獨人士情緒為之大振，更能對李登輝的「不喊台獨」，有更大的包容和體諒。 與李登輝同樣跟日本有深厚淵源的黃昭堂，儘管曾表示李登輝所定的路線，是「中華民國獨立」，不等同於他所堅持的「台灣獨立」，但言談中，仍充滿他對李登輝的崇拜之情。 尤其在黃昭堂眼中的李登輝，長久以來，他就認為李登輝在推動台灣的國家定位上，是居功厥偉的。而這一次，李登輝會再跳上台前，黃昭堂認為，正是因為李登輝對目前國家定位的走向，和他們台獨人士一樣感到不安，覺得目前強調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聲浪，似有日益後退的趨勢，一方面是因為陳水扁力量不夠，二方面則是因為連戰偏離的李登輝「兩國論」的路線，所以才會促成他再度崛起。 但對於由李登輝位於制高點所加持的「台灣團結聯盟」，黃昭堂倒是看得很淡；究竟台獨聯盟會不會在年底選舉，動員支持「台聯」提名的候選人，黃昭堂也是不置可否。 「台獨聯盟的動力不在政黨，我們不賣其他東西，我們祇支持台獨。」就是這種相當純粹的意識形態，使得即便黃昭堂對李登輝個人有特殊情感，也即便「台聯」依附的是李登輝的光芒，但祇要這些人沒有「獨」的傾向，就得不到台獨聯盟的支持，黃昭堂對李登輝不喊台獨的包容和體諒，也不會就此轉嫁到台聯的人身上。 ＊原刊於二○○一年751期《新新聞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