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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斐顯 媒體工作者 黃文雄行刺蔣經國，那歷史性的一槍，雖然未能結束蔣家政權，卻讓全世界知道台灣人對蔣家政權的唾棄。 1960年代末期，國民黨政權依然對台灣實施白色恐怖統治，而大權在握的蔣介石開始將政權逐步轉移給兒子蔣經國。蔣經國先後擔任黨、政、軍、特各種要務職位，於1965年1月出任國防部長，1969年6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長。為了建立蔣經國的國際聲望，蔣介石經常派蔣經國出國訪問。 1970年3月，蔣經國將出訪美國的計畫一經報紙披露，留學美國的台灣學生圈裡，開始有人表示「要給蔣經國一點警告」。 1970年4月18日，身為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奉蔣介石之命，應美國國務卿羅吉斯的邀請前往美國，做為期十天的訪問，以爭取美國政府對台灣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援助。早在蔣經國訪美之前，台獨聯盟主席蔡同榮就已先致函給美國總統尼克森，要求美國停止對「蔣家政權」的援助。美國各地的台獨聯盟成員，也在蔣經國所到之處舉行多場示威遊行。 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原本預定於上午11點45分，赴紐約第五街中央公園附近的廣場飯店，應遠東美國工商協進會之邀演講，他原想從隔街的飯店徒步到會場，卻因下雨而改乘汽車。然而，廣場飯店外面早已聚集了一大群台獨聯盟示威抗議的隊伍。 中午12點左右，蔣經國的座車駛到廣場飯店。蔣經國在警察的護衛下登上石階，正走向飯店門口之際，混在抗議人群中的康乃爾大學社會學博士班學生黃文雄，突然自示威的行列中衝出來，朝蔣經國背後開出那歷史性的一槍。 黃文雄開槍的那一剎那，被身旁的警察發現了。他朝著黃文雄的手肘劈了過去，讓手槍失去了準頭，隨後三名警方人員將黃文雄撲倒在地。而當時，黃文雄的內弟，台獨聯盟的秘書長鄭自財，則從人群中跑出來打算救援黃文雄，兩人同時都被美國警方逮捕。 台灣留美學生黃文雄與鄭自財兩人行刺蔣經國一事，是震驚中外的政治暗殺事件，「424的槍聲」驚醒了國民黨統治者，也喚醒了沈默許久的台灣人。 在籌劃「424刺蔣案」時，鄭自財一邊在紐約一家建築事務所工作，一邊擔任台獨聯盟的秘書長。 黃文雄，1937年出生，台灣新竹人。1967年赴美時先就讀於匹茲堡大學，後來加入台獨聯盟。事件發生時，他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黃文雄那革命性的一槍，成功地向全世界控訴蔣家的罪行。黃文雄被捕時，高喊著：「讓我像男子漢般一樣站起來！」充分展現出他不平凡的骨氣與尊嚴。全球各地的報紙都以很大的篇幅，報導這件「424刺蔣事件」。鄭自財和黃文雄成了台灣人的英雄。營救鄭、黃兩人的捐款四處湧來，海外的台灣人湊足了錢，分別以九萬元及十萬元的美金，才將兩人保釋出來。 這次的刺殺行動雖然失敗了，但是給國民黨的蔣家政權一個大大警惕。蔣經國返台後，為避免被暗殺的歷史重演，自此不再踏出國門。兩年後，1972年接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極力推動所謂的「吹台青」政策，開始起用台籍政治菁英，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施啟揚等獲重用，被稱為「台灣本土化」的開始。 「刺蔣案」的審理拖了一年多，1971年5月中旬，美國法院的陪審團判決兩人有罪。1971年7月6日，刺蔣案宣判，黃文雄、鄭自財兩人棄保逃亡。鄭自財先逃至瑞士，轉到瑞典；此後分別在瑞典、英國、美國的監獄服刑。最後鄭自財才在1991年6月22日，以「黑名單闖關」的方式成功地現身在陳婉真的「叛亂餐會」上。 然而，黃文雄卻是二十一載，杳無音訊。九○年代，在一次很偶然的機會下，陳菊在歐洲見到黃文雄。陳菊因而在台灣的報紙上，發表一篇〈是的，我真的見到了黃文雄〉。在陳菊的勸說下，黃文雄終於考慮返台。 黑名單中最後一個被解除返台限制的就是刺蔣案的主角黃文雄。1996年5月6日，黃文雄闖關入境。二年後，1998年11月10日，黃文雄被政府查獲，控以違反國家安全法第三條，未得許可入境罪名起訴。

李筱峰 世新大學教授 認識黃文雄與鄭自財之後，很難想像他們那樣溫文儒雅的人，竟是當年行刺蔣經國的「暴徒」。「暴徒」當然是蔣政權的媒體對黃、鄭等人的形容，就如同滿清政權罵孫文、陸皓東等革命份子為「大寇」一樣。 同樣動刀槍，行暴力，打家劫舍的盜賊，與抗暴革命的志士，兩者有著天淵之別。刺殺秦王的荊軻，在司馬遷的筆下，留下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歷史場景；刺殺滿清攝政王的少年汪精衛，也以獄中詩，明其心志──「慷慨歌燕市，從容坐楚囚；引刀逞一快，不負少年頭」。總之，刺客非匪徒，志士非盜賊，革命非作亂。翻閱歷史，後人萬不可魚目混珠，忠奸莫辨。 溫文儒雅如黃文雄、鄭自財者，何嘗喜歡動刀槍？好好留學拿個博士回來，或在美國找個令人歆羨的工作鍍金，做一個「有為的青年」，不是很好嗎？為何要當「暴徒」，斷送美好的前途？誰叫他們的肩膀，扛負著沈重的苦難台灣的歷史！ 黃文雄、鄭自財都是生於戰前，長於戰後的台灣子弟。他們生長的時代，正是台灣相當陰霾不開的一段歷史。終戰之初，台灣人民熱切企盼的「祖國」，卻在一年四個月後，為台灣帶來了一場「二二八」大屠殺，台灣精英幾乎犧牲殆盡。1949年後，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敗逃入台，掛著「中華民國」的旗號，在台灣厲行軍事戒嚴統治與所謂「動員戡亂」體制。台灣人在經歷二二八事件的摧殘之後，還來不及療傷止痛，五○年代以降的「白色恐怖」卻又接踵而至。光是從1949年的四六事件起，到1960年的雷震案止，短短十年間就有二、三千人遭處決，八千多人被判重刑。這些血淋淋的白色恐怖政治案件，蔣經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從歷史跡象觀察，我們可以確信，早在蔣介石逃退到台灣時，就開始有計畫地栽培兒子蔣經國的勢力，從情報、治安系統起，橫跨黨、政、軍各方面，為他佈置適當的基礎，以便他有朝一日能夠「子承父業」。試看蔣經國到台灣之後一路攀升的經歷：1949年到台灣任國民黨省黨部主委；1950年3月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同年8月兼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1952年10月當選國民黨中常委；10月31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出任主任（團長為蔣介石）；1954年3月總統府「機要資料組」改為「國防最高會議」，設有「國家安全局」，9月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1956年，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委；1958年7月任行政院政務委員；1964年任國防部副部長；1965年1月13日升任國防部長；1969年6月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經委員會主委…。看過前面的經歷，就不難理解此時的黨、政、軍、特的各脈絡各環節，逐漸在蔣經國的主導之下。而蔣介石正安排他繼續朝著行政院長的寶座邁進。 蔣介石為了建立蔣經國的國際聲望，自1963年起就經常派他出國訪問，先後有以下的訪問行程：1963年9月6日以行政院政務委員身分訪美；1965年9月19，以國防部長身分訪美；1966年4月24以國防部長身分訪韓；1967年11月26以國防部長身分訪日；1969年2月24以國防部長身分訪韓；5月12以總統特使身分訪泰國…。 蔣經國一次又一次的出國訪問，身價與權位日重，卻讓期待民主化的有志之士憂心忡忡。台灣在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下，民主運動備極艱辛。《自由中國》雜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省議會五虎將」等地方政治精英結合，他們企圖建立新政黨的運動，卻在1960年9月因雷震案的爆發而胎死腹中。爾後的六○年代幾乎進入一個無聲的世界，民主運動跌入谷底。而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依然層出不窮。台灣要民主化，似乎只有期待垂垂老矣的蔣介石的自然凋謝。可是蔣介石所一心栽培的兒子蔣經國，已然成為接棒人。民主人士發現，這位情報特務頭子一旦順利接棒，台灣要民主化顯然更遙遙無期了。歷史告訴我們，革命的行動通常是在改革絕望之後開始。 1970年4月18日，已經升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又受蔣介石之命訪美。4月24日革命青年黃文雄、鄭自財終於在紐約採取刺殺蔣經國的行動。 這次的刺殺行動雖然失敗了，蔣經國也果然在兩年後(1972.5.29)接掌行政院。不過，蔣經國在遇刺逃過一劫之後，心中盤踞著一個問題，他這樣問身邊的人：「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 蔣經國自從那一次遇刺之後，就沒有再出國。不過，正式主政的蔣經國，顯然較諸於五○、六○年代的政治有了不同的作風。最明顯的是，開始起用台籍政治精英，讓台籍人士嶄露頭角，而被稱為「本土化」的開始。以前，台籍人士能進入內閣的，只有蔡培火、連震東兩人。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立即大量任用台籍人士入閣。副院長首度由台籍人士擔任（徐慶鐘）。16名閣員當中，有6名台籍人士，除前述的徐慶鐘外，尚有林金生（內政部）、高玉樹（交通部）、連震東（政務委員）、李連春（政務委員）、李登輝（政務委員）等，還有台北市長張豐緒。省主席也由台籍的謝東閔出任。過去台灣省主席清一色都由外省人擔任，從蔣經國時代起，開始起用台省籍人士擔任，（先後有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等人，都是由蔣經國提拔）。當然這些台籍政客的出現，政治樣板的意義大於實質作用，目的在安撫台人對外來政權的不滿。說到這裡，謝東閔、林洋港等人，實在應該感謝黃文雄的「致蔭」。 此外，整肅異己的政治案件雖然沒有在蔣經國主政後絕跡，不過數目顯然減少許多，而且處刑也較寬緩，不像五○、六○年代動輒就槍斃處決。 蔣經國時代還有一項重要的變革，那就是開放「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台灣在50、60年代的選舉，因為受所謂「動員戡亂」體制的限制，最高層次只能選到省議員和縣市長，不能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蔣經國時代開始，透過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自1972年底起，有了「增額」的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雖然只佔國會總額的小部份，不能發揮政策凝聚的功能，卻也為往後台灣的民主運動多提供了一條跑道。 蔣經國總統的晚年曾經思考著一個問題：「我和父親來台灣主政已經40年多了，為什麼台灣民間還有很多人對我們父子不諒解？我應該怎麼做才能得到台灣人的肯定？」蔣經國以這個問題詢問一位前來訪見他的國策顧問。這位大老級的國策顧問回答他說：「應該勵行民主憲政」。蔣經國又透漏一句話說：「台灣的政治，遲早是台灣人的，他們何必這麼急？」蔣經國與這位國策顧問的對話，也許透露出蔣經國晚年開始朝著「開放」方向進行變革的心情。從歷史的觀察，不難了解刺蔣案的歷史意義。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政權論是非。當年犧牲個人大好前途而醉心於革命行動的黃文雄，看到台灣今日的民主轉型，或許會有幾分安慰。可是，當我想到，過去一些專門效忠獨裁政權、打壓民主運動的幫凶，今天卻那樣無愧於心地享受民主的成果，而窮苦的黃文雄至今仍孑然一身，繼續為人權運動奮鬥，我忍不住一陣犬儒式的悸動而熱淚盈眶。

郭麗芬 陰霾的午後，赫然可見停靠在岸邊的巨輪，蕭瑟凝重的空氣，隨即被一聲聲巨響劃破！機關槍的掃射聲不絕於耳，硝煙迷漫中火光飛濺；應聲倒地的人?發出淒厲的哀嚎，驚慌失措的倖存者狂奔竄逃；手持機槍的軍人彷彿殺紅了眼，露出猙獰扭曲的笑容搜尋著遍體麟傷、呻吟流血的獵物再補上幾槍！基隆港邊頓時成了修羅場…… 這幅題目為的油畫巨作，是由本土畫家施並鍚先生所繪，內容陳述二二八事件中，國府軍隊在3月8日由基隆登陸，難以數計的無辜百性被無差別開槍掃射；血流成河的基隆港成為基隆市民恐怖的共同記憶，和死難家屬傷心地的最寫實圖像見証。 向來在民主自由的先進國家，藝術工作者永遠站在創作的立場向政治等的壓迫抗爭！畢卡索曾說：「繪畫不是用來裝飾牆壁，而是用來自保和對抗敵人的武器！」歷來以畫筆見證浩劫的畫家不計其數，出名者如畢卡索的和，哥雅的和，還有達利令人顫慄不安的蔣兆和描繪日人侵華的等；都在寫實或抽象的畫作中留下了對戰爭的批判和悲慟！這些優秀的美術圖像，其感染力是沉厚強大且久遠廣披的。 反觀二二八事件，雖然發生迄今已將屆六十年，但除了部份人像的照片資料及文字和口述史料外，幾乎找不到任何事件發生過程的圖像；即使有少數如當年旅居台灣的大陸版畫家黃榮燦先生之作品，及本地人吳炳煌先生的，亦僅是呈現局部的暴行！對於歷史感薄弱且健忘的台灣族群而言，實有必要藉著創造或重塑清晰的歷史圖像，以作為歷史記憶的憑藉；並經由作品的力量，喚起民眾對社會、歷史、國家、文化的關心和認同，並為子孫留下歷史的見證。 「歷史的錯誤可以被原諒，但不可以被忘記」，發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即使已經走過被禁錮的歷史行程，但多年來以二二八紀念美展名義展示的美術作品，其參展性和態度立場實際上大於反映二二八事件本身；無法讓人深刻感受到台灣美術家面對此一歷史苦難的精神內涵，也削弱了透過藝術來撫平歷史愴痛傷口的力量！施並鍚先生這幅彷彿帶領我們回到事件現場，正視衝突和流血的歷史記憶和發現；在傷痛的吶喊中發出不被壓抑的聲音！一方面建構了台灣美術的精神圖像，也讓人更珍惜今日得來不易的自由和平。 今天，雖然白色恐怖已逐漸過去，台灣政治也已相當民主化；但在台灣經歷二二八事件及其它白色恐怖尚未徹底檢討與清算之際，卻已面臨中國赤色帝國之威脅！在中國霸權性格的主張下，認定台灣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其侵略的藉口已經具備，並以軍事威脅、外交圍堵、經濟與軍事破壞，欲達成其目的；而活躍於台灣的中國第五縱隊，更是透過親中媒體、教科書、政治文宣、政治綱領等裡應外合，以徹底瓦解台灣人的生存命脈，和得之不易的民主價值！ 二二八肇因於1945年所謂「台灣光復」後，台灣與中國在「統一」過程中，由於雙方文化水平差距太大，尤其是落後的中國企圖壓制水準較高的台灣而引起的反抗和不幸；而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是政治制度、法律規範、社會結構經濟發展、文化內涵，甚至價值觀和人權指數……都和台灣社會迥異，台灣若再次被中國統一，又將要付出何等慘痛的代價呢？ 施並鍚先生在這幅二二八登陸基隆港的畫作上，語重心長的題上另一個的標題，無疑是對一心想親中、聯中、投中的賣台人士當頭棒喝！也許人類永遠不會從歷史中得到教訓，也永遠反覆的在自嚐苦果；但凝視二二八，希望台灣全體住民能從歷史與現實中找到答案，讓台灣的前途仍有一線曙光。

林世煜 政論家兼作家 幾天來一直抗拒。不要，不要從這個念頭寫起… 那天經過信義路一段，分隔島上掛著常見的公共活動廣告旗，一式左右兩幅。中文版寫著，「台北國際電玩展」；英文版是「Taipei Game Show」。心想，哪天我們可以不再到處寫「國際」兩個字，給自己看。 路過之前剛看了電影試片「竊聽風暴」。英文片名是「The Lives of Others」，德文原名也是一樣。散場時想起盧貝松的「終極殺陣」，原文片名是「Taxi」。連續幾集下來，「殺陣」和「盧貝松」兩個詞都爆紅。於是影碟出租店的網站上又看到「盧貝松之雷霆殺陣」，「盧貝松之光芒萬丈」等等中文片名…心想，哪天我們的片商才不必把「Ghost」改成「第六感生死戀」… 請容我引王鼎鈞先生的回憶錄第三冊《關山奪路》裡，一小段南京印象： 「…我們臨時住在空置不用的庫房裡，那是日本人建造的庫房。一排一排，佔了相當大的面積。這麼大一座倉庫，想必存放了很多物資，我們來時，庫房乾乾淨淨，可以說寸草不留，屋頂下孤零零拉著一根電線，稀落落掛著幾個安置電燈的螺旋窩，沒有燈泡。那時距日本投降十個月，「接收」還是熱門新聞，接收人員常常侵吞?賣敵偽物資，這些人有後台，膽子大，可以把一座一座倉庫搬空，因此京滬報紙把「接收」寫成「劫搜」。面對空空的庫房，我對這個新詞有深刻的體會。 第一件事情是買燈泡。特務長從沒見過燈泡，好歹找到電料行，店員問他「幾度」，他怔住了。幸虧店員懂得怎樣做生意，問清楚用途和使用的場所，替他作了主張。我還記得，一個燈泡的價錢是法幣兩百，很貴。 各排領到燈泡，都不知道怎樣安裝，李戩排長料到我們有困難，前來察看，他在重慶讀憲兵學校，接觸過都市文明。他親手把燈泡裝上去，倉庫的屋頂高，他的身材又矮，我們出去到處找凳子，好不容易弄到一把椅子。 他吩附我們不要去碰那些燈泡，「觸了電，就像天打雷劈！」他的聲調很誇張。以後一連多天，電燈晝夜亮著，沒有人知道怎樣把它關上，連長和值星排長偶然來過，都沒有對電燈表示任何意見。」 三十年前初解世事，聽說了雨傘扁擔挑著鍋碗瓢盆，和強搶燈泡水龍頭到處亂插的故事。十多年前，威權瓦解，目睹了陳澄波、吳鴻麒和盧炳欽等人遇難後的遺照和血衣。我們談論悲情，談論忘記悲情或走出悲情。目睹或參與二二八事件的前前世代，已是暮年，那年出生的兄姊，也六十歲了。今年，大家都談轉型正義。我卻被兩幅廣告旗子和一部電影片名卡住。 「轉型正義」這個詞才流行幾年，捧在手上，就已覺得被耗損得輕些薄些了，何況二二八。十多年來遍歷政客和媒體的輕薄，那幾張經常曝光的屍體和血衣的照片，彷彿失去了呼喊雄辯震天撼地的力道。有幾分像當年反共抗俄的標語，佈滿大街小巷，成了趁著人來人往，靜悄悄的背景。 不要，我不要那樣，我不要變成口號、標語、政治人物的口惠─lip service。三十年前初識二二八，熱血的年輕心靈斬釘截鐵的將它定性為「野蠻與文明的撞擊」，三十年之後初老的千頭萬緒，談起「轉型正義」，談起自由化、本土化、民主化、與現代化的長路漫漫，不禁有些黯然。野蠻嗎，是的；文明嗎，似乎往沈淪的方向落去呢！ 半個多世紀威權統治期間的屠殺流亡和鎮壓與綑綁，讓我們倒退了多少，扭曲到怎樣的地步？上網翻看受難前輩的名錄，那些位學者、醫者、律師、教師、作家、畫家、學生、青年…他們曾經是文明的標竿，是我國邁向現代社會初期的典範；如果他們有知，如果他們今天魂魄飄飄，回到故里，探進客廳，站在我們背後，看我們端著飯碗，嘴開開瞪著電視新聞裡活生生的醜劇… 我隱約明白自己為什麼纏著廣告旗的字眼和翻譯的電影片名不放了。六十年了，無論是電視新聞裡聲嘶力竭的活劇，或坐在電視前面長噓短歎捶胸頓足，我們並不能令我們受難的前輩引以為傲。我們喊著轉型正義的口號，政客指天誓日的說紀念活動要持續一整年…但願這樣說說，就等於重新邁出當年因為受難而停滯的腳步〔何意？〕，但願這樣說說，我們就會變得更好，只是不免令人懷疑。轉型很困難，黨產收不回，正名推不動，憲法很難改，連原兇都不能提。想起卡爾帕柏「細部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的概念，那麼，我們總可以想辦法「轉性」吧。很存在主義式的，一點一點改掉那些彷彿很瑣碎的積習，說不定我們就會漸漸尊重自己。 譬如我那個走在馬路上常不由自主浮現的念頭。我們不是推動役齡青年改服社會役嗎，那麼可不可以安排青年來改善交通倫理呢。他們站在街頭，把那些不禮讓行人的，在十字路口上下客的，蛇行的，亂按喇叭的車攔下來；也請他們搭乘公車和電車，勸那些聲若洪鐘旁若無人講手機的「巴士大叔」安靜下來。 青年也可以在大街小巷走動，請那些在鐵捲門上大書「嚴禁停車，違者送警」的人家，好歹改用客氣些的字眼，畢竟已經是民主時代了嘛。對於官方單位張掛的佈告也一樣，我們可愛的社會役青年，可以懇救長官，把所有的「嚴禁」和「禁止」，都改為「請勿」。如果不太勞動他們的話，我也好想請他們到各自「管區」的公共廁所走走，把小便池前面那些「請靠近我一點」之類的告示牌拆掉。標語是沒人理會的廢話，徒然污染視覺啊。 我真覺得紀念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和推動轉型正義的社會工程，其實大有可為。我們可以全力推動國際化，譬如和善的對待國內人數最多的「外國人」，不，「國際人士」，也就是外籍配偶、外籍媽媽、家務助理、看護婦、和勞動工人。我們也可以拒絕塞紅包給一些行徑惡劣的外國領袖，平白讓他們中飽私囊，不但沒能援助受苦的人，反倒壞了自己的名聲。 我們可以多向偶遇的陌生人微笑，多說謝謝或對不起；我們可以不再在風景區或路邊的山坡丟垃圾，我們可以學習愛護公共資源，多關心公共事務。我們可以少看一點電視，並且不再把票投給黑金角頭。我們可以各自想出一百種有創意的方法，讓自己更美好更快樂，並且向一百個人宣揚文明的福音。我們可以少砍樹、少開路，少一點僚氣，少一點官樣文章，少炒一點短線，多讀一點書。我們可以多聽不一樣的聲音，不因為不能立即兌換成選票，就不理會更根本更長遠的社經文化工程。 六十年了，我們可能越來越奈何不了中國，越來越不能節制媒體和政客，財閥和角頭，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可以鼓舞身邊的人。越來越多更優秀的人，總能動員足夠的力量，重新撐起這個國家，完成轉型大業吧。 我想著要這樣來紀念六十年間，為我受難的前輩。

尤榮輝 台獨聯盟文宣部主任 「台灣青年」這個名詞在台灣獨立運動史上有其特殊意義。一九六０年二月，日本明治大學講師王育德與東京大學留學生黃昭堂、廖建龍等六人創辦《台灣青年》雙月刊。這本刊物不僅影響日本當地留學生，不少後來留學美國的台灣學生，更主動與其連繫（如張燦鍙）而成為台獨運動的先驅。一九六三年，《台灣青年》的幹部成立「台灣青年會」，後來又改組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這樣一路下來，才有後來「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誕生。因此，「台灣青年」與「台獨運動」實有密不可分的因緣。(見陳銘城著《海外台獨運動四十年》) 廣播與電視的興起顛覆了傳統紙本的宣傳方式，而一九九０年代電腦網路(internet)的異軍突起，更野心勃勃意圖取代電子媒體，成為主流媒體。電腦網路「無遠弗屆」與「低成本」的特性徹底解放了媒體權力結構，讓一般人或社會運動團體擁有發言權，資訊的製造與散播不再被資本家或國家機器所壟斷。影響所及，電腦網路提昇了開發中國家的人權、民主與自由，更讓獨裁政權寢食難安。 「台灣青年」網站 (http://TOCL.hopto.org) 就是在這樣的思維下產生，一方面想延續台灣獨立建國的精神，另一方面企圖利用低成本與高效率的現代科技發揚台灣主體意識。 「台灣青年」網站成立於二００六年二月廿八日。初期，一如99% 的網站，內容貧乏、門可羅雀，才知道架設一個網站容易，但要吸引人潮卻十分困難。但有誰願意花時間光顧一個「不知名」、「內容乏善可陳」、「美工簡陋」的網站？於是懇求已回台及仍在美國的「台灣學生社」成員幫忙宣傳；另外，再與其它「台灣派」的大站（如台灣海外網）交換連結；內容上，則日以繼夜的蒐集各種有意義或有趣的資料（包括文字、圖片、及影片），並鼓勵網友協助提供；美工上，則請專業人士指導。如此，一點一滴累積下來，經過了一年後，目前在「台灣青年」網站會員約有 700 人，一個月服務一萬七千人次，雖不算多，但在國內外「台灣派」網路族群中已打開了知名度。 成立「台灣青年」網站有三個目的：一、提昇台灣主體意識，追求台灣國家正常化；二、解構(國民)黨(中華民)國體制；三、關懷並促進各種社會運動，如人權、環保、民主自由、司法、教育、媒體等。在運作上，網站除了單方面不斷供應各種有價值的資訊外，更提供「論壇」作為網友間討論與交流的平台，希望經由彼此的理性討論，激發更進步的思維。 「台灣青年」網站不僅止於「虛擬空間」(Virtual Space)的思想傳遞、分享、交流。最近，以「台灣青年」網站的名義，與其它分佈世界各地、俱備各種專長的部落客(blogger)合作，完成一部二二八網路紀念影片，片長雖僅短短四分半鐘(有八種語言版本)，卻能經由網路將「二二八慘案」的歷史意義滲透到世界各地。與其他網站的串連，讓「台灣青年」從「虛擬」走向「實體」，集結各方力量，尤其是台灣青年的力量，以最草根的方式默默地改造台灣社會。 如果您能上網，請將「台灣青年」網站 (http://TOCL.hopto.org)加入「我的最愛」，時常造訪並分享您對台灣獨立建國的看法。

許維德 維基百科簡介 在某種意義上，創辦僅六年多的線上百科全書「維基百科」(Wikipedia，網址為http://www.wikipedia.org/)是一個網路世界的奇蹟，甚至有論者就直接稱這個線上百科全書「在全世界掀起一波知識革命」。我們先從一些簡單的數據資料著手，看看這個在搜尋引擎上(尤其是google)被搜尋率極高的網站，到底有什麼過人的地方？簡單來講，這個網站在條目數目的成長速度上確實相當驚人。截至2007年3月初為止，在維基百科上條目數目位居第一位的英文維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已經突破了165萬個條目，而總數已達250種之多的不同語言版本之維基百科，則加起來已經累積了650萬個條目，這其中包括了中文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上的11萬4千多個條目，以及閩南語維基百科(http://zh-min-nan.wikipedia.org/)上的2千3百多個條目。這個數目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地方呢？我們必須知道，經營已經超過兩百年的「大英百科全書」，目前其線上版累積的條目數量也還不到12萬條；而編輯時間達15年、號稱是華文世界最大型之綜合性百科全書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其條目數則是8萬筆；第一版於1989年推出的「日本大百科全書」，其條目數是13萬筆；而台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所推動的線上百科全書「台灣大百科全書」，其現有的條目數量則還在1萬條以下。也就是說，在相當短的時間內，至少就條目數量而言，維基百科就已經超越了多數的老牌百科全書，而幾乎成為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百科全書。 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促成了「維基百科」在條目數量上的驚人成長速度呢？顯然，維基百科在軟體上所採行的「wiki技術」，以及為配合該技術而採用的內容開放版權協定 — GNU自由文檔協定證書（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或簡寫為 GFDL），顯然是該網站能夠快速成長的最重要機制。所謂的「wiki技術」，指的是一種能提供「共同創作(collaborative)」環境的網站，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可以任意修改網站上的頁面資料。維基百科目前所使用的操作軟體 — MediaWiki，正是一種典型的「wiki技術」。至於內容開放的版權協定，則是要配合維基百科的這種「共同創作」特質。一方面，撰寫該百科全書的參與者必須放棄傳統上應該要屬於該原創者的版權(只有這樣後來的參與者才有可能在這個基礎上繼續修訂該條目的內容)；另一方面，也是在這個原則下，維基百科也才能夠秉持開放原則，讓全世界的網路使用者更自由地免費使用這些知識。 由於維基百科這種「人人都可以編寫」的特質，在某種程度上，該網站就成了相對上之弱勢族群在網路世界發聲的極佳管道。因此，該網站上除了可以找到主流社會(或主流百科全書)所認可的一些「正常」條目以外，我們也可以找到很多基本上比較屬於邊緣論述的條目，比如說和少數民族、同性戀、婦女、殘障者、底層階級等相關的條目，都可以輕易在該百科全書上找到。 我對維基百科的參與 2004年10月，當我還在美國的紐約州撰寫我以美國台獨運動為主題的博士論文時，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中，我因為查詢相關資料而進入了該百科全書的中文版，而且還突然發現到，身為網路使用者的我，竟然也可以自己在該百科全書上書寫新的條目。一時興起，我就立刻為該百科全書撰寫了「鄭南榕」這個條目。由於我長久以來在知識和實踐上的興趣都一直和台灣獨立運動相關，我也在寫完該條目以後，隨手查詢了一些該百科全書上和台獨運動相關的條目。在那個時候，中文維基百科多數的參與者都是中國人，台灣人相對來講並不多見。在這種情況下，和台獨運動相關的條目不但不多，而且通常都充滿了謬誤和偏見，多數都是以一種想當然耳的負面態度來撰寫。 因此，在那個發現該百科全書的晚上之後，我連續幾個夜晚幾乎徹夜未眠，先改寫「台灣獨立運動」這個條目，然後又陸續撰寫了一些和特定之台獨運動參與者相關的條目。由於某特定政治運動之發韌通常和某地區的歷史發展脫離不了關係，我也又立刻投入和「台灣歷史」相關之條目的書寫。等到這些相關條目累積到一定程度以後，我也又緊接著為該百科全書創建了「台灣獨立運動」、「台灣獨立運動參與者」、「二二八事件」等分類(category)，用以統整和這些分類相關的一些條目。 在參與該百科全書幾個月以後，由於相當認真地投入和台灣相關之條目的撰寫，我也在經過該網站之參與者的投票後，於2005年2月成為中文維基百科的管理員。 目前維基百科上和「台獨運動」相關的條目 在我撰寫了某些和台獨運動相關之基本條目、並創建相關分類以後，基於維基百科的「共同創作」特質，也有不少其他的朋友投入該領域之相關條目的寫作工作。因此，整體而言，目前在中文維基百科上和台獨運動相關的條目並不算少，如果我們要在搜尋引擎上尋找和台獨運動相關的資訊，也有相當大的機會可以點進該網站中。 在目前的中文維基百科中，放在「台灣獨立運動」這個分類之下、直接和台獨運動相關的條目有26個。這個數目雖然並不算多，不過，一些基本的條目，比如說「台灣獨立運動」、「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台灣再解放聯盟」、「獨立台灣會」、「台灣共和國護照」等，都可以找到(當然，多數的內容都還有進一步補充的空間)。此外，在「台灣獨立運動參與者」這個分類之下，則收錄了48個條目，其中主要由我所撰寫的，就包括了「鄭南榕」、「陳智雄」、「黃文雄」、「李鎮源」、「羅福全」、「廖文奎」、「廖文毅」、「史明」、「王育德」、「許世楷」、「黃昭堂」等人。除了「台灣獨立運動」和「台灣獨立運動參與者」這兩個分類以外，「二二八事件」(有16個條目)和「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有20個條目)，也都和廣義的台獨運動有關。 期待大家對「維基百科」的參與 事實上，由於維基百科的「共同創作」性質，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大家一起整理相關資料的絕佳平台。當然，由於歷史的書寫本來就涉及不同的史觀和詮釋，某人所書寫整理出來的條目，其他參與者未必能夠完全接受，也因此，對某些較具爭議性的條目而言，在維基百科上引發的編輯戰也就層出不窮。但是，只要秉持某些基本原則，比如說撰寫的任何史料均有清楚的資料來源、撰寫人物評價時能參酌正反兩方面不同的意見、撰寫時盡量避免主觀性太強的文筆和語氣等，由於維基社群的參與人數已經成長到一定數目，也由於該社群的參與者基本上抱持各種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都有，通常，這些爭議也都可能可以透過一定的程序來解決。 我期待更多的朋友對於維基百科 — 特別是該百科上和台獨運動相關之條目 — 的參與！！！

曾韻潔 歷史如何透過藝術轉譯？藝術語言如何傳述建築物本身的故事？ 「膚所在skinSITEs」演出是「後劇場」（Post Theater）跨文化創作計畫之一，第九系列「餘音Past Tune」，特地在台灣就地製作，並與台灣舞者柯德峰協力合作，演出長度約15分鐘，2/1-2/4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地下特展室，演出共三日。 「後劇場」使用簡單的多媒體數位的藝術形式，呈現紀念館建築物本身歷經不同時代的故事。紀念館本身充滿了時代遞嬗的痕跡，自1930年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作為「台北放送台」，為發展台灣的廣播事業所設，便開啟了此棟建築物的風花雪月，1945年由國民政府接手後，名稱改為「中國廣播公司」，至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此建築物被當作第一個向全台發聲的重要角色，所有黨政軍相關政令的發佈皆透過廣播機制，而後當中廣新建廳舍完成後，1972年建築物便交還臺北市政府管理，作為臺北市政府公園路燈管理處辦公廳舍使用。二二八事件在解嚴後逐漸被公開與重視，在1996年時，才由市府正式成立現今的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館址所在。 「膚所在—餘音」劇場表演巧妙地結合展覽之展場空間與劇場場域，後劇場利用本身原是展覽場規劃之一的「門」，作為整齣劇碼的觀看平幕，「門面」以延展性極佳的軟膠膜製作，製造多媒體影像與舞者表演、2D與3D的視覺融合。史料紀錄性的影像與肢體舞蹈的演出中，塑造了一個擬人化的建築物「精靈」的身份，也就是由舞者所飾，以「精靈」的肢體表演貫穿紀念館的內在精神，娓娓述來時代性的故事脈絡，暗喻建築物體內承受壓抑及扮演傳播的角色，在規則的背景律音中，「精靈」扭曲的身軀，被淹溺在不斷地從四面八方伸張而來的千萬之手、層層如水如血的液狀底下，忽轉漸急促的呼吸聲頻，舞者的身體在「門」後起伏舞動，身軀向門外撞擊像是欲爭脫逃離禁錮自己的場域，投射於門上的影像與舞者在門後的舞動，製造出身形與影像似真似假的疊合，舞者越劇烈掙脫浮出，自「門」後浮出的身形越顯而明顯，最後上半身軀完整浮現，高潮於是落下。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在時代的巨輪中曾經扮演過幾個不同的角色，「後劇場」劇場團體（由日本藝術家棚橋洋子Hiroko Tanashinai、德國藝術家馬克思‧舒馬克Max Schumacher二人組成）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史料室中，認識有關此棟建築物的歷史故事後，與台灣舞者柯德峰溝通協調他們的創作概念與脈絡，在棚橋洋子對藝術的看法提到：「藝術是在一個跨文化的世界中讓我們達到互相理解的途徑。」當二二八事件成為許多台灣人民對高壓統治下集權暴力的集體記憶，「後劇場」透過屬於非見證者的眼光，讓藝術作品成為一種觀看的角度，藝術擁有抽象的視覺語彙，讓擁有共同生命記憶的人們感通到共有的情感，甚至透過藝術的手段讓為未參與這些事件的人們及年輕世代，以藝術較為柔性的特質傳遞第三者的反芻。當歷史故事接受了藝術手段的詮釋後，便重新塑造了歷史新的形象，「後劇場」的工作模式是與當地藝術團隊合作，以感應式的電子多媒體製作在地地域性的裝置作品，他們已參與過世界各地的藝術節與場所的演出節目。「膚所在skinSITEs」系列是他們最近的創作計畫，以結合當地建築物本身與當代藝術跨領域的手法重構建築物的故事，建築物本身擁有屬於其自身的的功能與所在地意義，因此計畫中以和在地藝術家合作，創作中而達成某種程度的藝術想像與交換。 1996-1999年間，台北市立美術館也曾經每年委託不同策展人，為二二八事件策劃展覽，其展出漸由文件式的史實探索與呈現，進入實驗性地由藝術家以歷史事件為軸心，對事件進行反思與開拓，但不可避免的，在歷屆參展作品中仍多圍繞於事件本身的描擬與見證，然而四年的二二八紀念美展已然啟發有關台灣對自我身份認同的主體性思維。數年後的今日，E世代的藝術家在游移各國、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互動中，進行他們的藝術創作計畫，而「後劇場」更以文化交換的姿態切入這個歷史事件，集權暴力事件在歷史的脈絡中出走，重構出文化關懷與省思，當代藝術讓作品被思考的角度迎向更多層面，在「後劇場」試圖給予建築物再度發聲的機會中，也許正如馬克思‧舒馬克（Max Schumacher）所關注的思考：「如何在多媒體科技、全球化經濟、以及身分認同後現代概念下，讓劇場成為一個更有效的藝術形態？」

林秀鄉 整理 2006年獲行政院文化獎、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第10屆國家文藝獎的台灣國寶級音樂家郭芝苑，在他的作品中，最為人所知的，可說是後來被改譯為華語版，放入音樂教材中的《紅薔薇》。這首《紅薔薇》原是詹益川所創作的台語詩，郭芝苑為其譜曲，後來被正式編入音樂教材中而流行起來。此外，還有經歌手鳳飛飛演唱而流行起來的國語歌曲《初見的一日》及閩南語歌曲《心內事無人知》，捧紅劉福助的《歹命子》等。但是郭芝苑並不希望大家只記得這些歌曲，他所創作的作品種類多樣，包括歌劇、管絃樂、室內樂、鋼琴曲、電影音樂、日本歌謠、國台語歌曲等等，是台灣近一百年音樂史裡，第一代作曲家中，除江文也之外，作品數量、種類、品質上較為完整的現代作曲家。 郭芝苑出生在1921年日治時代的苗栗縣苑裡鎮，從小受到家裡留聲機傾瀉而出的音樂，及住家附近廟宇酬神時演出的地方戲劇音樂（歌仔戲、正音、亂彈、交加戲、北管、車鼓小戲…等）的薰陶，對音樂產生濃厚興趣。雖然出生在富裕的醫生家庭，卻不顧父親希望他學醫的期待，在舅舅的幫忙勸說下，才得以赴日學習音樂。1941年郭芝苑進入日本東京東洋音樂學校，由於左小指先天向內彎曲，不適合學習演奏，轉而學習作曲。後因父親過世返台，而一度中斷學業。1943年再度赴日，進入日本大學藝術學院音樂系作曲科就讀，深受日本現代民族學派伊福部昭、早阪文雄及台灣作曲家江文也的影響，而激發創作漢民族音樂的理念。 郭芝苑在成長求學時期，由於戰爭的因素，無法得到完整的學習，加上戰後台灣物資缺乏、資訊貧乏，可說是文化沙漠。他一生經歷了不同統治體制的台灣，深刻體認到台灣人的悲哀，因此，他自日本歸國後，致力於創作屬於台灣人的音樂，2005年12月由國立台灣交響樂團所首演的《台灣頌》中的歌詞，「自古以來台灣是多難的國度，自由民主解放，前途看光明……子孫在台灣建設新生活，獨立政權，台灣是世界的肯定，追求族群團結，台灣人向前行……」可稍窺視出郭芝苑對台灣的看法及他的台灣意識，也看出他透過音樂，對台灣的肯定。 這首《台灣頌》是1969年郭芝苑自國立東京藝術大學音樂學部作曲科結業時，希望利用所學的西樂傳統古典作曲技法寫一首大眾化，且具實用性的管弦樂曲作為回國的紀念禮物，因此採用了英國作曲家艾爾加(Edward Elgar)《威風凜凜進行曲》 (Pomp and Circumstance)的曲式，創作了管弦樂大進行曲《大台北》，而此曲也在2005年加以修改，成為《台灣頌》。 會採用《威風凜凜進行曲》的曲式，是因為郭芝苑很喜歡這首曲子，且這首曲子呈現出活潑、輕快且有鼓舞士氣的感覺。最早，郭芝苑接觸到這首樂曲，是他在日據時代就讀台南長榮中學時 (1935年)，當時的校內運動會，學校都會以這首曲子旋律配上運動會的歌詞，來當做運動會的會歌。當時，郭芝苑以為這是一首日本歌，雖然喜歡它優美的旋律卻不知原本的曲名及作者，直到戰後才由LP唱片（未加入合唱的版本）知道，這首曲子就是英國近代作曲家艾爾加的《威風凜凜進行曲》。這首樂曲是典型的進行曲形式（三部形式），前段是輕鬆、勇壯的進行曲，而中間部分的旋律優美而莊嚴。原來的版本，是沒有合唱部分的，後來在1902年愛德華七世(Edward)戴冠式時，亞歷山德拉女王(Alexandrs)命令加上女中音獨唱及大合唱。現在這首優美、莊嚴而時常加上合唱的旋律，已經變成英國的第二國歌。 郭芝苑曾經在電視上看到英國交響樂團演奏艾爾加所寫的《威風凜凜進行曲》，演奏到中段時，觀眾起立跟著旋律齊唱，使他深受感動。長年來，郭芝苑不斷的在創作屬於台灣人的音樂，他所追求的，想必也是期待能創作出一首能讓台灣人齊聲合唱、使台灣人感動，又能代表台灣的音樂。 雖然郭芝苑並不贊成音樂家為政治服務，但他認為國家要強盛，不可以沒有文化根底，而音樂是文化中的一環，身為音樂家的他，決心要用音樂創作紀錄當下的社會現狀，畢竟現在台灣的國家意識太薄弱，透過音樂的流傳與傳播，可使大家知道台灣的美好與偉大。

詹文碩 郭乃日著，高手專業出版社，2005。 有些書名令人猜不透書中內容，看完之後才覺得「書不可貌相」，可能僥倖地遇到了一本與自己有緣的好書，偶爾也深深地有上了大當的感覺。另一種書名則清楚地讓讀者知道可以期待的內容，所剩下的不確定因素只餘下能不能滿足這份被勾起的好奇心而已。《看不見的台海戰爭》屬於後者，對於關心台灣且喜愛讀軍事讀物的我來說，這樣的書名成功地引起了我的興趣，可惜內容並未完全滿足當初的期待，或許是我的要求太高了吧！。 全書共分為五個章節，分別是：「看不見的台海戰爭」、「破除台海的戰爭迷霧」、「進佔太空高地──台灣衛星影像情報發展秘辛」、「台灣太空計畫科學面紗下的軍事面貌」及「擎天載具V.S.探空火箭──台灣中程飛彈發展秘辛」。這些章節之間並沒有一定的先後順序，可以分開來看，當成是瞭解台灣近十年來一些一般大眾較不熟悉的軍事計畫，也可以一氣呵成地看完，將其視為對台海這場《看不見的戰爭》的系統性介紹。不過，也許是作者（記者）職業上的關係，所採取的角度較類似報章雜誌上對新聞事件的描述方法，有前因後果、來龍去脈，也有對事實的鋪陳與分析，因此在未來可能有成為史料的價值，但是戰爭理論部分則較缺乏。 《看不見的台海戰爭》描述的是台海兩岸之間的情報戰之局部情形，主要以訊號情報戰 (SIGINT, Signal Intelligence) 和影像情報戰 (IMINT, Image Intelligence) 為題，最後一章則回到軍事武器之研發。訊號情報戰在和平時期除了要保護我方訊號之外就是對敵方電波之監控與偵察，以竊取可資利用的情報或辨識敵方之軍事部屬，在戰時更增加了干擾及破壞對方訊號的任務。影像情報戰在現代則主要是利用商用與軍事衛星影像瞭解敵方之軍事部屬或者研究戰略地點之地形等。前一陣子，中國發射獵殺衛星之導彈便意在宣示其反制它國影像情報戰之能力。上述兩項情報戰做為整體情報戰之局部，目的皆在於揭開軍事理論家克勞維茨口中的戰爭迷霧，也就是要達到「知己知彼」的境界，進而減低戰場上的不確定因素，以控制風險並增加己方獲勝的機率。至於軍事武器之研發則屬於軍事競賽 (Arm race) 的範疇，企圖直接獲取科技上壓倒性的勝利，或間接的迫使敵方過度投資軍事國防而拖垮其經濟。 事實上，作者對於所提及的領域皆能深入淺出的介紹給讀者，然而將內容與書名做對比卻令讀者不免覺得不足。的確，像《看不見的台海戰爭》這般大的題目，非但是值得寫一篇論文的議題，而且是國家必須正視的戰略要題，畢竟「戰爭」並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關係國家存亡、人民性命攸關的課題。不過，作者會如此寫當然是為了迎合讀者的喜好，取一個「響亮」的標題吸引目光。這樣的內容符合一般軍事迷對國家軍事的好奇心卻也反映出台灣一般民眾對於台灣地緣政治戰略地位的不熟悉與漠視。翻開國外的報紙，可以看到對全世界各「潛在火藥庫」的深入報導與分析，我們將赫然發現台海被列為世界「八大熱點」(Hot Spot) 之一，而外國記者對於台海情勢的分析常勝過國內媒體的見解，這不太妙。而大環境之敵我意識不清、媒體之職業道德淪喪與妖言惑眾更轉移了大眾的注意力，身處「看不見的戰場」而毫無危機意識，尤其可怕。 的確《看不見的台海戰爭》存在，而且危險，但是本書內容卻著重於常識性質的傳播工作而沒有達到警惕讀者進而增加人民危機意識與全民心防的重要目的。這種隔靴搔癢的感覺來自於作者描述的其實不是戰爭而是軍事「較勁」，不是「戰爭行為」(Act of war) 而是「備戰行為」( Tactical / Strategic Readiness)，這些都是「准戰爭行為」，差別看似不大實際上卻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讀畢此書反而讓人放下心：「原來《看不見的台海戰爭》只是這樣啊！有趣！」。造成這樣的結果相信是作者始料未及的。然則，問題出在哪裡呢？問題出在作者選擇介紹的戰爭領域是在「軍事戰場」上的，而我們和作者自己都知道1967年「一一三空戰」以來台海軍事戰場是一片空白的，是台海兩方都動彈不得，也無意燥動的領域。果真如此，我們是否可以放心地否定《看不見的台海戰爭》的存在？ 很可惜並不然，因為「情報戰」並沒有停止，也並不僅止於軍事上的用途。例如觀察家便曾指出在冷戰結束後，許多前KGB及CIA之情報人員皆「轉換跑道」至民間或半民間組織服務。獲取的情報除了軍事方面的只能做為備戰用，其餘有關經濟、政治、外交及科技等領域的情報正每天被運用在真正的現代台海戰場上——經濟。因此，讓我們討論一下「情報戰」的概念。傳統的情報戰著重於保護我方情資並加以利用，同時竊取、變更或破壞敵方之情報，使我方得以做出正確的決定並誤導敵方之決策。作法上依序可分為情報需求定義、情報獲取、情報處理以及情報利用，此四步驟統稱為「情報流程圈」(Intelligence cycle)，而越有效率的情報作戰單位越能快速且隱密的完成此流程圈。 情報獲取的方式可分為兩大類：藉由人員實地獲取之情報，HUMINT (Human Intelligence)， 及藉由科技獲取之情報，non-HUMINT ，(non-Human Intelligence)。其中，由於本質上和社會大眾接受程度上的不同，HUMINT因其介於法律邊緣，風險極大且只能做不能說，常被有意無意的忽略以致於大家以為情報人員都像007！反倒是non-HUMINT因為風險相對少且高科技較「炫麗奪目」而常被渲染。某些情報單位更曾因為過度依賴、迷信科技而付出慘痛的代價（如CIA對911之束手無策）。而本書作者也是完全略過了整個HUMINT的部分，儘管「它」也許是「看不見的戰爭」中最慘烈的一塊：究竟中國派有多少特務在台灣？台商中是否混有台灣情報人員？間諜？反間諜？對於這些無名的第一線戰士，台海戰爭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也是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在進行的任務。 回到理論面，既然「情報戰」的最終目的是正面或負面地改變敵、我之決策，也就是獲取「影響力」，在近年來「情報戰」已經升級為「資訊戰」(Information warfare)、「輿論戰」(Opinion/Mind shaping) 甚至是「知性/知能戰」(Cognitive warfare)也就是將影響力之運用逐步推往人類最基本（上游）的「知的能力」與「判斷能力」。附帶一提，這樣的「轉型」使得過去的「情報戰」走出躲躲藏藏的宿命而在光天化日下合法地進行著滲透人心的工作。我們可以想像對於這些「知性專家」最極致的影響力便是電影「駭客任務」中描寫的駭人景象：人腦直接連結於一虛擬實境程式上，因而從生到死人都活在被控制、創造的幻影中。然而，這只是科幻情節嗎？試想專制國家的「洗腦」、黨國與領袖的造神運動，或者媒體這幾年來有失客觀的疲勞轟炸式報導，最後再想想某些國家是如何試著影響世界各國菁英之養成便能理解知性戰之真實性。 「大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真正「看不見的戰爭」並非利用匿蹤科技將飛機、武器藏起來的戰爭，而是天天攤在我們的眼前卻完全地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將敵我意識模糊化、戰場虛擬化、並將傷亡、損失無形化以致於敵人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如溫水中的青蛙般被麻痺、癱瘓的經濟戰爭及知性戰爭。二次大戰後，英國軍事理論家李德哈特告訴世人「癱瘓敵人」的間接策略是多麼地有效，然而孫子兵法中不是早說過「不戰而屈人之兵」及「攻心為上」的道理嗎？身處「看不見的戰場」而不自知就像矇著眼睛過十字路口一般危險。這是拜讀《看不見的台海戰爭》之餘的一些思考路徑之延伸，也是所有住在台灣的民眾應警惕的。

太空人 中國在今年一月十一日執行了一項太空試驗，發射一枚由開拓者二號(KT-2)發展而成的衛星殺手飛彈，到達800公里高度，以攻擊武器摧毀了其已除役的一枚氣象衛星風雲一號(FY-1C)。此舉，已招來包括美國、日本等多國的抗議。國際的抗議與擔憂，一則是擔心被摧毀衛星的碎片可能威脅各國已部署的衛星及建造中的太空站，而且中國此舉也將牽動太空中的競武，破壞太空和平用途的美景。這事件對台灣的太空投資，也是一項重大的威脅及造成切身的隱憂。試想我們目前正在服役的衛星，只要不幸撞上一片碎片，數十億元的投資，極可能即刻付之一炬。甚至，一旦台海發生戰端，中國首先必定會使用這種飛彈對付我們的衛星，直接衝擊我國的國防與國安。 中國到底用何種技術來達成這項太空試驗？除開拓者二號火箭的基本必要入軌能量外，以不同的技術層級來劃分，有兩種可能的終端導引方法。首先，由於風雲一號衛星是中國所有，他們可以很簡單地利用衛星上的通訊訊號，引導飛彈飛近衛星。此外，較成熟而困難的方法是由飛彈上自備的搜尋及鎖定儀器，如利用陣列天線(Phased Array)雷達，自動導引來接近及擊中衛星。這第二種成熟的技術，是先進國家所擔心的部分。然而，各國應該真正擔憂的，是去年美國國防部報導中國極可能已嘗試利用高能雷射來攻擊美國的軍事衛星。此說若屬實，必定會對飛過中國上空的衛星造成極大的威脅，尤其是軍事衛星。如此一來，匿蹤的設計可能會變成將來軍事衛星的重要需求之一。 我國應該如何因應這種來自中國的太空威脅？首先，為了國防、國安及國土規劃的需求，太空的投資還是必定要走的路，而為了有效維護國家的資產，以下兩個面向的整合是最好的因應解決之道。第一，要極力投資於發射載具的發展，第二，要發展低成本又速成的微衛星。很顯然的，發射載具科技能力的建立是達到自主部署衛星及能掌握衛星軌道資訊機密的必要關鍵。而微衛星的發展是當前世界太空科技界的新趨勢，強調輕巧又低價，使發展時程可大大縮短，且可達一定的觀測精密度。由經濟因素來考量，發展低價、可速成又小面積的微衛星，自然是避免其遭受敵人以昂貴的火箭來攻擊，或被高能雷射鎖定最好的方法。

鄭祺耀 企業家 二十一世紀伊始，全球人口約六十億，若年成長率以一個百分點計，每年即增加約六千萬的人口。四十年前的台灣人口為1270萬人，政府即採降低生育率，鼓勵每對新婚家庭兩個孩子恰恰好、一個不嫌少，以求經濟穩定成長、提高生活水準。在加強工業化後，確實起了相當大的變化，個人所得由美金約134元提升到現在的14094美元，經過漫長的經濟開發，顯然已脫離農業國，亦即原來GNP中80﹪以上依賴農業及其加工品，降到今日的3.5﹪以下。 雖然經濟發展有成，卻帶來勞動力不足的現像，儘管勞動密集的工業在過去十數年間大都已外移。其中以中國居多約七萬多家，投資金額也高達2800多億美元，但是居然尚有三十多萬的外勞在台灣，而外勞的需求並未因產業的外移而中止，此一現象正說明台灣產業在過去半世紀以上的努力培植，加上近年來研發的投入頗具潛力。如何將此繼續發揮此潛能，提升我國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造福國人，應是值得當局深思的課題。 在過去半世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有許多新的產業誕生，亦有許多產業被時代的洪流沖洗而外移或消失。筆者投入產業接近半世紀，自許為台灣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小兵，也閱歷不鮮，所投入的產業中，在產業結構改變的環境下，不得不放棄的加工製造業不在少數，而對新生產業的興建也不敢怠慢，後者有如低通濾波光學鏡片的投產，TFT-LCD Hard Box 的產製，IC & LCD製程自動化無人搬運系統工程之作業，有機溶劑廢氣回收及處理設備之製售等；前者則如金屬錶殼製造、電腦Laptop Case及CPU Case和Mechanical shaft production、Air conditioning compressor body shell等等。 台灣的中小企業面臨過前有懸崖、後有追兵的艱辛挑戰的歷練者為數不少，堅軔的台灣中小企業一如上述三四十年，無論在新生產業或被放棄的產業中，均深富加工製作經驗及深諳世界市場上的脈動，他們的產製經驗及國際行銷經驗，應有百萬家以上。也許這些經驗無法與工業先進的G8相提並論，但卻有許多屬中小企業的專精，而大企業無以相提並論，甚或無以插手，固然各國都有許多中小企業，我國人當以全球性國際觀的視野加以分析研究，擇我競爭力強者發揚光大，則假以時日，台灣必成為本世紀之『二十世紀之瑞士』應非言過其詞。 中共竹幕掀開之前，經濟部曾以台灣的中小企業之蓬勃發展及其能力為傲，並聲稱可藉其力量支援未開發及開發中的國家，以奠定及擴展和突破我國的國際關係；在此同時當局更在外國承諾，甚至投設工業區時，筆者即竊笑當局之無知及不查我國潛力之所在及所由生，不知應如何發展台灣經濟，步入國際社會的企劃及執行之道，始導致一事無成，反而一窩蜂投入中國大陸而陷入泥沼，形成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局面。 在地球村的時代裏，經濟發展的規劃乃至永續發展之道，並非開幾天會議所能獲解，更何況在太平洋大戰後台灣異幟迄今所成的文化背景下，真正有能力者不一定有機會與會，或不願趕集式地湊熱鬧，而是無奈地宛若228事件後，百姓均噤若寒蟬、自求多福，不正是中小企業生態的寫照嗎？ 另一方面顯然地，當局對個體經濟的研究及對中小企業的引導嚴重缺乏，中小企業培育中大企業的進階，這一方面的財經官僚的永續發展研究更是闕如，遑論政策之制定及貫徹，當局長期以來幾乎都走在企業發展之後，甚至阻礙經濟成長。當局缺乏技能(skill)，更缺乏國內具經濟發展潛力的雄兵及其發展方式的洞察力(insight)，往昔的執政不值褒貶，而今加強二兆雙星的過程中，忽略了能支撐二兆雙星加速成長的契機和基礎建構。而那基礎構築的雄兵，不正是過去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眾多中小企業嗎？當局應如何規劃及執行有關政策，才是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美好展望所繫？ 台灣政風之敗壞、政局之混亂，種因於政府數百年來、甚至數千年來沒有過的龐大稅收，試看全國各地的警局及派出能有今日美侖美奐的硬體建築物、道路的拓建及各種公共建設的投入，不是民脂民膏？其所由生並非服務業之財金生息所獲，而是製造生產事業所創者為基石。從地方級到中央級議員、再到各級政府官員，莫不覬覦預算並貪求分杯羹，不受金錢誘惑者有幾？不當得利逍遙法外者之多，並變成家喻戶曉的知名人物，不僅敗壞社會風氣及文化，更阻礙經濟發展。 反觀根留台灣，且經過蓽路藍縷三四十年努力打拼、耕耘的中小企業儘管數目不多，姑且估計百分之三，也有三萬多家以上。他們養活多少家庭、培養過多少人才，仍然繼續沉默地永續發展，當局不知去愛惜、借重他們誠屬可惜，也就是說這些憨直、忠心、忠誠、愛土、愛國、誠懇奉獻心力於產業默默經營，篤信職業及事業倫理道德，深具敬業精神者，也是默默奉獻者要去聽從缺乏遠見，慣於操縱短線致富或靠人際關係，藉機獲利者所議定的規範，豈不令人寒心。固然產官學與會之研討結果，乃至即將召開的永續成長會議，吾人不能全然否定，但在十倍速的經濟發展及變化快速的時代裏，已不容有任何蹉跎。共產國家鐵幕時代的台灣都能創出奇蹟，更何況當今民主自由的台灣。 產、銷、人、發、財的運作和營運，當局絕不若民間中小企業經驗之豐，相關的規劃與執行及實踐，當局應有遠見，一如發展半導體及電子科技產業之道，政府與民間的搭配合作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