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權的基礎與實踐 註1
謝若蘭 (東華大學民族文化學系)
“You got to look at things with the eye in your heart, not with the eye in your head. ”
Lame Deer註2
近年來國內的和平與人權教育漸漸開始推動，而和平權一詞更成為國人耳熟能詳的口號。但究竟和平權的意涵及所建立的基礎為何?其具體實踐的理論及方法論何在等等，應是從事人權教育暨工作者必須要釐清的。再者，藉由互動性對話來達成建構性的合作機制，使國內的和平權之價值有效推廣及舉體實踐，來真正落實人權架構下的和平觀。
本文將就和平權的基礎談起，並以集體權為中心價值來探討當今和平權所面臨的相關議題，最後以原住民與女性的觀點提出和平實踐來做結論。
國際人權公約與和平
“In order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o achieve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by the acceptance of obligations not to resort to war, by the prescription of open, just and honorable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s, by the firm establishment of the understandings of international law as the actual rule of conduct among Governments, and by the maintenance of justice and a scrupulous respect for all treaty obligations in the dealings of organized peoples with one another, agree to this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League of Nations Covenant, 1919 (Amendments 1924)
“The Purpos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e: 1. To maintain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to that end: to take effective collective measure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removal of threats to the peace, and for the suppression of acts of aggression or other breaches of the peace, and to bring about by peaceful means, and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adjustment or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or situations which might lead to a breach of the peace; …”
United Nations Charter, 194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所形成國際聯盟協定即開宗明義闡明應以維護正義來訂定國際法則，藉以促進國際間的合作並達到國際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對尤太人的迫害，摧殘人權之餘亦危害到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由所組成聯合國其憲章亦以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為主旨，提及欲免後世再遭慘不堪言之戰禍，應創造適當環境以確保基本人權以及人格尊嚴與價值。為達此目的各國之間應彼此以善鄰之道，並為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而確立律法並運用國際組織機制，來共同促成全世界人民經濟及社會之進展。很明顯的，聯合國憲章闡明其成立的基本目的與宗旨主要是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促進國際經濟與社會合作、促進對人權的尊重與實踐。在這當中不難看出聯合國憲章所強調人權與世界和平是密切不可分的，而保護人權與維持國際和平安全的目標亦是相輔相成的。
聯合國成立後所制定的《國際人權法典》( 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 ) 即由《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66)三項國際公約所組成，用以落實憲章的人權條款，並以利推展、履行保護人權的任務。
聯合國憲章包含多項有關和平權的規定，例如和平解決爭端（憲章第二條第三項）、禁止使用武力（憲章第二條第四項）等。在維護國際安全與和平方面，聯合國也賦予安全理事會有權利經由討論表決後去懲罰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國家，透過集體安全體系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聯合國憲章同時承認國家主權平等且不相互干涉的基本原則，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方面，憲章所展現出來的和平至高的原則，因此聯合國憲章雖然同樣主張並推展其他普世價值，例如自決權、經濟與社會發展、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等，但是這些均不能以戰爭或武力的方式而不正當取得。
Karel Vasak的「三代人權」分類簡介
法國法學專家法扎喀 (Karel Vasak) 以法國革命的三大精神訴求自由 (Liberté / Liberty)、平等 (Égalité / Equality)、與博愛 (Fraternité / Fraternity) 註3 為國際人權所涵括的範疇分類，於1979年提出「三代人權」觀念，之後此一分類被廣為採用 註4 。
第一代人權主要是與自由相關，是涉及公民和政治的權利，又被認為是消極權利，基本上公民與政治權是保護個人權利行使，一般是被了解為自由權，例如言論自由權。
第二代是涉及經濟、社會與文化的權利，又被理解為積極權利，是為確保各個公民在社會上得到公平參與機會工作機會，例如教育權、工作權組織工會權等。
Karel Vasak的「三代人權」觀念
第一代人權 (UDHR Articles 2-21) 第二代人權(UDHR Articles 22-27) 第三代人權
消極權利 積極權利 集體權利
基本公民權政治參與權 經濟開發權社會參與權文化保存權 民族自決權和平安全權環境永續權世界遺產權
第三代人權是集體權利，包括自決權、和平權、環境權和共同遺產權等。第三代人權基本上是被涵括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不同的是從個人性的基本權利轉成集體人權訴求。雖然當時國際法雖然尚未有明確訂定集體權的國際公約，但是注重集體權得探討卻是一個新的推動趨勢。從1976年起到1993年間，由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以及各國政府間藉由各種會議所提出的《國際人民權利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Peoples , 又稱The Algiers Declaration，1976)、《非洲人民權利憲章》 (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1981)、《去除所有形式歧視婦女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1981)、《勞工組織第169號原住民與部落人民條約》(ILO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Convention No. 169, 1989)、《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Draft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1993)等，一般是被認為比較重要的與集體人權相關的文件。其中在 《21世紀人權增訂公約》(Expanded Bill of Rights for the 21st Century, 1992) 註5 中也清楚的展現集體人權的重要性，條文中明顯提到的集體權包含有:
— 有權不受性別歧視 註6
— 有權不受種族或族群的歧視 註7
— 有權於乾淨的空氣、乾淨的水、安全處置廢物以及環境的保護註8
— 有權不受暴力，包括國與國的戰爭與家庭暴力的威脅、特別是來自於男人對抗女人，富裕對抗貧窮，大人對抗孩童，多數對抗少數，異性戀對待男女同性戀，以及在種族與族群之間註9
另外探討集體權利時很值得一提的則是於1992年在巴西所舉行的永續發展地球高峰會 ( Earth Summit in Rio de Janeiro, 1992)。 此會議共有108國政府代表簽定21世紀議程 (Agenda 21) 行動綱領，除了提供給各國政府、跨國際政府間組織、多國產經企業、以及民間非政府組織團體一個地球永續發展的檢視及對話空間外，更重要的是會議本身亦具有提昇地球公民每一份子的永續發展意識，讓每一個人有機會再去思考全球化的衝擊與資源的分配不均，更重要的是，環境生存空間的維護以及人文經濟政策的永續經營策略都是成為集體權中所應涵括的相關議題。
2002年於南非的約翰尼斯堡所舉行的永續發展地球高峰會，儘管大部分人認為此會議僅限於環保界盛會，其實它應是廣義的以現代及未來的社會和人類和平與永續生存發展為出發點。台灣除了有經由政府方面派官員以非政府民間團體身份參加外，另有一個由數十個各地非政府組織 (NGO) 所組成的團體 (Taiwan Action NGOs – TANGO) 參與了這場盛會。此次高峰會討論的議題上集中在減少貧窮、社會永續發展、全球性氣候變化、原住民傳統知識及智慧財產權、生態多樣性、森林及自然環境保護、水資源、能源、農業產量、健康、全球化等等註10 。
透過這些我們不難看出集體權是一個群體或群體之組合要求有別於個人人權外，另認知到屬於群體的權利 (Rights of Group)之存在，而且這權利也唯有透過群體認同的力量才能實踐註11 。集體權利的訴求正是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地球南邊未開發世界國家 (Global South) 對於資本主義掛帥的全球化產物 — 文化霸權暨資源掠奪衝擊後所提出的資源重新分配的要求註12 ，也同時因著開發與科技的有形或無形迫害，讓人意識到生存與資源的相互依賴性，也展示出人類社會對於開發生存權利與永續發展的責任關係。在此我們亦看出了和平的價值與概念不僅僅是人與人、組織、或國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人與環境的和諧相處所延續出來的永續觀。
集體權與其架構下的和平觀
“I argue that where social group differences exist and some groups are privileged while others are oppressed, social justice requires explicitly acknowledging and attending to those group differences in order to undermine oppression.” (Young, 1990:3)註13
“That since wars begin in the minds of men, it is in the minds of men that the defenses of peace must be constructed; That ignorance of each other’s ways and lives has been a common cause,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mankind, of that suspicion and mistrust between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through which their differences have all too often broke into war; …”註14
Constitution of UNESCO
學術界所熱門探討的差異政治 (Politics of Differences)指出差異文化所帶來的優勢霸權通常會產生歧視及壓迫註15 ，而聯合國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組織的章程亦提及了人類應為因忽略不同文化而產生戰事爭端，但人類也應負起捍衛和平工作與決心。和平權通常是指對於個體與國家均享有和平的權利以及維護和平的義務。為了和平，從個人到國家均需要做出各種努力，各個國家應遵守非暴力原則，以和平手段解問題。追求和平應是聯合國因兩次的世界大戰所造成的人類與地球之浩劫所得到的教訓，當然也是多數人所欲追求的理想，而把享有和平視為一項權利當然是一天經地義之事。
受到二００一年九一一恐怖攻擊後由美國所主導的反恐怖活動，讓和平權面臨到極大的威脅與挑戰。即使全世界多數人對於暴力方式的攻擊及不贊同，但對於布希政府所主導的以反恐之名對伊拉克出兵侵略的「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也感到極度唾棄戰爭。世界各地所發生的反戰四起，再再引起全球對於一場由戰事所帶來的浩劫之關注，而當政客正為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發動爭辯之時，學術界及人權運動者也進行了新的一波論戰與社會運動，在美國也普遍認為這是繼六十、七十年代的各項社會及政治運動後的首見的高度自發參與性社會運動註16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學者們為了反應人類社會的發展與國際競爭所帶來的各項衝突，全世界有超過兩百個與和平與國際安全的相關科系或單位陸續設立，所涵括的範圍多為針對國與國、組織與組織、或人與人間的各種衝突與解決。而值得一提的是於1987年所成立的和平研究學會 (The Peace Studies Association, PSA)註17 ，除研究與「和平、衝突、正義、與全球安全」的相關議題並發展和平權相關論述外，亦重視國際經驗的連結。
當然，和平研究當然也在九一一恐怖攻擊後受到更多的重視。除了於，釵h學術領域亦加入釵h相關議題介紹並加開此類課程，例如美國的北德州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的國際研究系 (International Studies) 自2003年秋季班開始，正式將和平研究納入為主修組別之一，強調此跨領域學科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主要是探討暴力與衝突，並藉由正義理論的架構來尋求可能的解決之道註18 。
和平權的實踐顯然的除了國家的政策設定以外，是需要由人民形成一股由下而上的集體運動風潮。舉例來說，先前提及的2002年南非永續發展地球高峰會中，公民社會及非政府組織的參與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及貢獻，包括有聯合國的一些婦女、原住民族、青少年、農夫、科技界、及經貿等團體組織，估計超過八千名的參與者為環境的集體權而發聲。而他們亦自發性的舉行周邊會議並經由人民共識管道產生建議，再經由串聯來對各國政府官方代表進行遊說工作，讓不同的聲音有機會被聽見且接納。另外，來自全球各地的原住民族齊聚一堂，討論永續發展相關議題，更在在高峰會前來自各國的原住民族也在南非開了一個由原住民族主導的會議，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亦派員參加此一盛會。原住民族的永續發展高峰會不僅以原住民族的立場討論相關議題，並發表聲明 The Kimberley Declaration 註19 ，更透過參與在原住民族連線的各國原住民動員，去遊說在高峰會的正式政治聲明中加入『加強認知原住民族在遠續發展上所不可或缺的角色』一段話。從這些人民參與的運動中，不難去體會與學習到展現人民力量的結合之意圖與其意義不凡之價值。
和平權的實踐 – 代結語
“The Great Law [of Peace] brings together three inter-related concepts, that if properly implemented would assure peace among the member nations of the Confederacy. Together these principles make up the underlying beliefs that will unite humans.註20 ”
Iroquois Confederacy’ the Great Law of Peace
“A partnership ethic of earthcare is an ethic of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a human and a nonhuman community. The relationship is situational and contextual within the local community, but the community is also embedded in and connected to the wider earth, especially national and global economies. ”
Merchant註21
“The first principle of nonviolent action is that of noncooperation with everything humiliating.”
Gandhi註22
在釵h狀況下個人權與集體權會產生衝突對抗的兩難，但在以群體為至上的傳統中，集體權是優先考慮的。然而在多數傳統原住民族的社會中，集體權是否會侵犯個人權，或個人權是否凌駕集體權之爭議，根本是不存在的。
依羅庫伊斯協盟 (Iroquois Confederacy) 所提倡的原住民和平三法則是傳統的輪迴 (Eternal Circle) 概念，其三基定不移法則依序為正義 (Righteousness)、健康 (Health)、力量 (Power)。第一法則中所提的正義是講究以人、親族、頭目、社區、及全國族的穩定關係來達到杜絕暴力及真正平等關係。每個人必須被訓練成對於正義的敏銳感，願意待人待事公平，且願意享受在和平法則下的平等待遇。第二法則健康是指身、心、靈的合一才能創造強壯性格的個人，這法則也意味著完全平和的個人在此最佳狀態下，將會有助於社區及國族的安康富足之共同目標。第三法則是藉由遵守前二法則前提下所帶來的力量力，而此力量也會轉化成每個人可具有的更上一層的正義感及健康狀態俱佳的個人，社區、國族、與依羅庫伊斯協盟的和平也因此持續長久，而這種以正義為架構所設計的價值中心即是人與群體及萬物間的和平觀。
排灣族作家利格拉樂‧阿女鳥曾感慨的提過：
土地所代表的意義，正是原住民文化的的全部。在歷史變遷的過程中，外來的強勢民族，憑藉著武力和謊言，自我們的祖先的手中，鯨吞蠶食原住民土地，不但得不到尊重，連「族群共融」的夢想，都變泡沫一場，飄蕩在歷史的空中 。註23
是的，原住民的土地情結正是一種最深層的愁，而原住民被外來族群所掠奪的土地，就像是切斷的嬰兒與母體之間的臍帶那樣的殘忍。知名印度女性人權及環境學者詩娃 (Vandana Shiva) 就認為如果人類存有掠奪大地資源的心態，就等於是實際加暴於母親大地，她也提倡的人類與多樣性生態和平相處即是非暴力的展現，而唯有能與大地資源和平共處的人才能和平在社會上與人共處註24 。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肯亞環境部副部長馬太伊 (Wangari Maathai)，主要是因為馬泰伊為整體環境的永續發展而推動非洲種樹的「綠化運動」，她同時是第一位非洲女性和平獎得主。瓜地馬拉的人權運動者的曼祖（Rigoberta Menchu）也因致力於維護原住民族以及勞工的權益，發揚原住民傳統價值體系，並致力促進瓜地馬拉國內的族群平等，成為1992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註25 。
美國著名的非裔作家茉莉森 (Toni Morrison)今年出了一本以記憶美國黑人融入一般學校的相片書集《回記 — 學校融合之旅》註26 (Remember: The Journey to School Integration)，用視覺的方式配以簡短句子來為青少年敘述這一段曾發生的歷史。做為一個非裔女性而言，以歷史記憶作為凝聚集體意識的方式，是一種對壓迫者在歷史所造成的錯誤之非暴力的強烈抗議，也是一種對後代的和平教育之具體實踐。 美國蘇族 (Sioux Nation)原住民克勞朵 (Mary Crow Dog) 在自傳 Lakota Woman註27 中寫明她的原住民女性身分所受到的多重壓迫，如何以堅毅性格在貧困的保留區生存，並以傳統智慧復振傳統祭儀中對大地的尊敬與族人間的互動。
從一個女性的角度來看，殖民者的刻意或不經心的去忽略「歷史」以及「差異」是造成衝突的最主要原因，而且，這樣的一個準則也作為其他衝突產生的檢視。舉例來說，當今釵h人仍認為原住民的天生「番性」嗜好爭戰，卻從不知原住民的維持和平輪迴的傳統智慧，也不知去不反省殖民者對原住民的壓迫與土地掠奪所造成的不公義。這種忽略「歷史」以及「差異」的現象是全世界都存在，有的是迫害程度的輕重之別而已。
就女人與大地母親的聯繫而言，更確定的是，以女人經驗而出發的知識體系重點更著重於相信實踐所能帶來的改變。所以，當一個原住民女性討論集體權的和平觀與實踐時，無疑的將更能藉由所經歷的性別、階級、及種族之多重被壓迫 (Oppressed)，來看待人對社會及萬物的迫害，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多重被壓迫經驗下無法僅僅談論人與人或國與國之間的和平概念，因為原住民女性的和平觀與土地資源以及女性的特殊經驗是無法分離的註28 。在原住民的傳統社會中和平權的實踐層面上自古以來即有了近代才被一般人所重視的永續觀念。
從人文或環境倫理情境談起，我們應該可以理解人對於人與土地的關懷應該是一種平衡互動的協力關係，而非剝削與對立的相互角力。如果堅定信仰著與天地萬物關係是一種的永續觀，或可提供我們對人、對家庭、對社會、以及對國家的非暴力相處之道，將和平的理念轉成具體實踐。換句換說，集體人權架構下的和平觀是一種永續生活哲學與實踐，是一種抱持有命運共同體的終極關懷信念，而這種信念的實踐從不以任何暴力或壓迫的形式所建構而成。
註1 本文為第四屆和平學研討會 <<和平願景與超越衝突的未來實踐學術研討會>> (2004/10/30)所撰寫之草稿，歡迎提供建設性批評與建議。本稿非經作者野i請勿自行引用及轉載。
註2 Mary Crow Dog and Richard Erdoes. 1990. Lakota Woman. New York: Wheatland. p.199.
註3 自由平等與博愛的三項精神亦為歐洲聯盟的基本人權憲章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之基礎。
註4 Felice, William. 1996. Taking Suffering Seriously: The Importance of Collective Human Right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 31-32.
註5 此公約是於1992年在國際女性組織 (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 NOW) 與其他非政府組織所辦的21世紀大會 (21st Century Convention in 1992) 中通過，但並非是聯合國體系中國際公約。
註6 原文為The right to freedom from sex discrimination.
註7 原文為The right to freedom from racial and ethnic discrimination.
註8 原文為The right to clean air, clean water, safe waste dispos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註9 原文為The right to be free from violence, including the threat of war between nations and the threat of violence at home, especially by men against women, by the rich against the poor, by adults against children, by majority against minorities, by straights against lesbians any gays, and among races and ethnic groups.
註10 http://tean.formosa.org/pub/wssd_2002/wssd_article/wssdreport_jolan.htm (2004/10/23)
註11 請見註腳3 William一書的導言.
註12 對於探討如何「從下而上」的民眾力量來反撲全球化所帶來的資源分配不均，可參考Brecher, Jeremy and Tim Costello. 1994. Global Village or Global Pillag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Bottom Up. Boston: South End Press.
註13 Young, Iris Marion.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註14作者對於男性中心語言頗不贊同，但不在正文當中加註修正為要突顯男性優勢霸權的傳統。這是女性正義學者的實踐方式之一，即是用歷史事件來解構壓迫者的霸權文化，以此提醒不公義的存在與無所不在，也藉此轉化成一種抗爭不公義的動力。
註15在司法正義研究 (Justice Studies) 領域中，差異政治與認同政治 (Politics of Identities) 同為重要核心研究。有關正義與差異政治的論述可參考本文註腳12索引用Young的書。
註16請參考附錄一的003反戰紀事一文。
註17和平研究學會網址為http://www.earlham.edu/~psa/ (10/23/2004)
註18美國的北德州大學和平研究網址為http://www.peace.unt.edu/ (10/23/2004)
註19宣言全文請看附錄二
註20依羅庫伊斯協盟 (The Six Nations Iroquois Confederacy)又被稱為Haudenosaunee，是由Seneca、 Cayuga、Onondaga、Oneida 、Mokawk與Tuscarora六個北美洲原住民族的傳統領袖所組成。 http://sixnations.buffnet.net （2004/10/23）
註21Merchant, Carolyn. 1995: 217. Earthcare: Women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Routledge. Merchant 在本書中借用Riane Eisler 於 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 (San Francisco: Routledge, 1993) 所提出的夥伴關係 (Partnership) 概念。
註22 McAllister, Pam, ed. 1982: 118. Reweaving the Web of Life.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註23 利格拉樂．阿女烏，1997，《紅嘴巴的Vu Vu –阿女烏初期踏察追尋的思考的日記》，台北: 晨星。P.82.
註24 Shiva, Vandana.1997. Biopiracy: The Plunder of Nature and Knowledge.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註25 諾貝爾和平獎女性得主肯亞的馬太伊及瓜地馬拉的曼祖以外，尚有奧地利的蘇德那 (Bertha Felicita von Suttner,1905)、美國的亞當斯（Jane Addams, 1931）、美國的貝爾奇（Emily Greene Balch, 1946）、北愛爾蘭的威廉斯（Betty Williams 1976）和可莉根（Mairead Corrigan 1976）、印度的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 1979）、緬甸的翁珊蘇姬（Rigoberta Menchu Tum, 1991）、瑞典的米達爾（Alva Reimer Myrdal, 1982）。她們詳細事蹟請參考http://www.almaz.com/nobel/peace/1976b.html (2004/10/24）。
註26 Morrison, Toni. 2004. Remember – The Journey to School Integr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原欲從書中選出兩幅照片於附錄中，以供參考，但因任何翻印轉載必需直接與書版商聯繫 (聯繫中)，本文不附照片。
註27 Mary Crow Dog and Richard Erdoes. 1990. New York: Wheatland.
註28 Merchan 在其著作自然之死: 女性、生態、與科技革命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 提及了以男人中心為主體架構的科學發展是為了扼殺自然，而這些壓迫導女人與原住民族成為被奴役的對象。要抗爭強勢男人的壓迫，倡導與自然合好是人類社會追求和平的捷徑。
附錄一: 2003反戰紀事
2/15/2003 於美國亞利桑那州首都鳳凰城所舉行的反戰和平集會活動中的諷刺布希街頭劇 (牛仔裝扮的布希一手拿國際人權法典，一手持飛彈)。攝影Chia Jiok-Lan 。
公元2003年 二月十五日， 我參加了鳳凰城反戰和平活動。
那一天早上躺在床上聽著公共電台 ( National Public Radio – NPR) 的釵h有關全世界同步舉行的反戰示威和平遊行聚會的新聞報導 。心理想著在保守的鳳凰城到底會有多少人不願沉默，而願意站出來表達反戰心聲？賴床時間一過，跳下床到浴室沖澡，煮好一壺咖啡帶著出門，開車去接另外兩個美國朋友一起到鳳凰城市中心的地標Patriots Square 參加反戰和平示威活動。
其實一路上我心理反覆思考著到底應不應該再趕過去參加本地同鄉的台美人傳統週籌備會議，但是自閉陘H權及和平工作者的我若不全程參與到底，一定會有釵h自我責難。我硬著頭皮說不參加此次台美人傳統週籌備會議，因為我個人不想在反戰和平活動中缺席。
朋友看到我著牛仔工作褲，身套鮮紅背心，頭戴著鮮豔的台灣原住民頭巾，俏皮的問我這是否我最後的妥協方式，藉此來表達台灣在反戰中不缺席。我笑笑不答。其實我也不知我能回答什麼。朋友們知道台灣人或台美人基於布希友善對台政策之因而傾向在美國發動對伊拉克戰爭一事上表態贊同或持沉默態度。他們也知道原本我計劃持台灣旗，再加上一些和平反戰標語參加活動，但因為一些我所尊敬的台美人長輩持反對建議而作罷。或閉搘X我的無奈吧？朋友們說我讓他們看到了台灣原住民的參與。我說紅色讓我感到年輕時參與社會運動的一股熱情，至於非常漂亮的原住民頭巾是幾週前來自台灣的朋友送的。
我和朋友帶著小鼓及標語加入人群中聽演講，覺得生命受到一群激進愛好和平者的感動而又活了過來。放眼看去有過去60年代及 70年代即參與反戰的銀髮族、有嬰兒潮年代出生而今已是中年的人、有年輕的高中及大學生、有被爸爸媽媽帶來的小孩子或仍坐在推車中的嬰兒。當然在這個號稱民族大鎔爐的美國土地上，各族裔都出席了。
場外也有一群身穿美國旗子，手舉支持布希牌子的人。在那樣的場合中，他們做他們的事，我們繼續作我們的演講，不見任何衝突。但見釵h發反戰傳單的人總會特別繞過去拿傳單給他們，而持反戰標語繞場的人會特別站在他們面前久一點。
上台演講的有學者、有參與過越戰或波斯灣戰爭的退伍軍人、有牧師及神父、有同志、有回教徒、有人權工作者。學者就學者良知談人權及侵略，並以過去的戰爭例子來說沒有一件衝突能夠因著戰爭結束而解決。老兵們談參與戰爭殺戮後的心理後遺症，認為那種經常在夢中被斷肢殘臂的血淋淋鏡頭嚇醒的狀況是一般沒上戰場的人無法想像的恐懼。牧師及神父皆不約而同引用聖經，談十戒中的不可殺人的戒律。他們一次又一次的強調不可殺人後面是句點 (。) ，並非逗號 (，)之後，再視情形而定要不要殺人。同志們帶著彩虹旗，認為他們不願沉默以應，就像他們選擇要出櫃一樣，為的是有權為自己所堅持對的事發聲。回教徒用最近的一些例子來告訴大家美國對來自回教國家的人所做的無理監視及迫害。而人權工作者就人權觀點及美國對聯合國條款的藐視來談反戰。
我的反戰理由呢?基本上我認為戰爭絕對不是唯一且最後的解決問題方式，而戰爭只會把人拉離和平更遠。『以暴制暴』也不是我的信仰所教導給我的處事方式，更何況美國出兵攻打伊拉克根本沒有一點正當理由。我想這戰爭一發動，免不了又是一場人假借上帝的旨意而帶來的全世界浩劫。而身為台灣人更有理由要反戰，因為台灣也應藉此向國際控訴我們的家園正被虎視眈眈的中國以炮火準準的對著。
我在台下盡力鼓掌喝采，也不時對我的一個擔任策劃活動的研究助理揮手眨眼打氣。而在人潮中也無意碰到的熟人，互相打招呼示意。我們沒有事先招朋引伴來參加活動，但見到學校的同事心理也蠻高興的，畢竟一群以司法正義為研究主軸的我們，嘗試著要面對這個所謂『正義的難題』並不是那麼樣的容易可以達到定論的。
婦女們以沉默但配合具體行動來表達最嚴正的抗議在歷史上以有跡可循。講台廣場前一排全部從頭到尾穿著黑色，頭以黑絲巾蒙貌滌濚k，手持 Women in Black Against the War 也非常醒目。 這讓我想起阿根廷內戰當中婦女為要求政府釋放她們的『被失蹤親人』 (mothers of the disappeared)， 她們每天成群在明顯的廣場默默的繞圈走著， 變成有名的廣場媽媽 (Madres de la Plaza de Mayo in Argentina)。
I saw them in silence shout, there is no other way in which to protest, if they said something more, just a little more, another woman would be tortured with certainty. They dance with the dead, they who no longer are here, invisible ones, they don’t cease to dance…
—Sting
將近一個小時的演講後，主辦單位提醒大家帶著愛心人士所提供的水，跟著音樂一起出發。大家的心情都很好，用最理性及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在辦一場反戰嘉年華會。我們邊走邊喊口號，一邊唱反戰的歌，一邊又忙著與不約而同來參加此一抗議遊行的朋友打招呼。我們慶幸這幾天不熱，否則在太陽魔城 ( Town of Sun Devil) 走了三英哩路絕對會脫水。
路旁的維持秩序警察坐在腳踏車上，輕鬆待命。走過去時我們以手筆劃著和平與勝利的V字型號示，他們聳一聳肩，笑了一笑。我想起以前在台灣所參與的街頭運動所看到的鎮暴警察都面無表情，在一群年輕稚嫩的台灣警察臉龐上看不到一點人性。我想在那個時候年紀輕輕的我是屬於被描寫成暴徒的一員，那些負責鎮暴的警員心生恐懼及厭惡吧？這邊的警察呢？
All we are saying is give peace a chance.
我們反覆的唱著John Lennon & Paul McCartney的老歌。
是的。我參加反戰，是為了每一個人都應發聲，給世界人類和平一個機會。
2-18-2003 by Chia Jiok-Lan @ Phoenix AZ
附錄二 : The Kimberley Declaration
THE KIMBERLEY DECLARATION
International Indigenous Peoples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hoi-San Territory
Kimberley, South Africa, 20-23 August 2002 We, the Indigenous Peoples, walk to the future in the footprints of our ancestors (Kari-Oca Declaration, Brazil, 30 May 1992)
We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World assembled here reaffirm the Kari-Oca Declaration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Earth Charter. We again reaffirm our previous declarations on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ince 1992 the ecosystems of the earth have been compounding in change. We are in crisis. We are in an accelerating spiral of climate change that will not abide unsustainable greed.
Today we reaffirm our relationship to Mother Earth and our responsibility to coming generations to uphold peace, equity and justice. We continue to pursue the commitments made at Earth Summit as reflected in this political declaration and the accompanying plan of action. The commitments which were made to Indigenous Peoples in Agenda 21, including our full and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have not been implemented due to the lack of political will.
As peoples, we reaffirm our rights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to own, control and manage our ancestral lands and territories, waters and other resources. Our lands and territories are at the core of our existence – we are the land and the land is us; we have a distinct spiritual and material relationship with our lands and territories and they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to our survival and to the preservation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our knowledge systems and cultures,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management.
We have the right to determine and establish priorities and strategies for our self-development and for the use of our lands, territories and other resources. We demand that 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 must be the principle of approving or rejecting any project or activity affecting our lands, territories and other resources.
We are the original peoples tied to the land by our umbilical cords and the dust of our ancestors. Our special places are sacred and demand the highest respect. Disturbing the remains of our families and elders is desecration of the greatest magnitude and constitutes a grave violation of our human rights. We call for the full and immediate repatriation of all Khoi-San human remains currently held in museum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well as all the human remains of all other Indigenous Peoples. We maintain the rights to our sacred and ceremonial sites and ancestral remains, including access to burial,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 sites.
The nation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cceptance and recogni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is central to the achievement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ur traditional knowledge systems must be respected, promoted and protected; our collecti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must be guaranteed and ensured. Our traditional knowledge is not in the public domain; it is collectiv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ed under our customary law. Unauthorized use and misappropriation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is thef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onstitutes one of the main obstacles for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mpose their global agenda on the negotiations and agreemen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the World Bank,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other bodies which reduce the rights enshrined in national constitutions and i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agreements. Unsustainable extraction, harvesting,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lead to climate change, widespread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evicting us from our lands and creating immense levels of poverty and disease.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that the activities of multinational mining corporations on Indigenous lands have led to the loss and desecration of our lands, as exemplified here on Khoi-San territory. These activities have caused immense health problems, interfered with access to, and occupation of our sacred sites, destroyed and depleted Mother Earth, and undermined our cultures.
Indigenous Peoples, our lands and territories are not obje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We hav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towards our lands and territories. We are responsible to defend our lands, territorie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against tourism exploitation by governments, development agencies, private enterprises, NGOs, and individuals.
Recognizing the vital role that pastoralism and hunting-gathering play in the livelihoods of many Indigenous Peoples, we urge governments to recognize, accept, support and invest in pastoralism and hunting-gathering as viabl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systems.
We reaffirm the rights of our peoples, nations and communities, our women, men, elders and youth to physical, mental, social, and spiritual well-being.
We are determined to ensure the equal participation of all Indigenous Peoples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all aspects of planning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with the inclusion of women, men, elders and youth. Equal access to resources is required to achieve this participation.
We urge the United Nations to promote respect for the recognition, observance and enforcement of treaties, agreements and other constructive arrangements concluded betwee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States, or their successors, according to their original spirit and intent, and to have States honor and respect such treaties, agreements and other constructive arrangements.
Language is the voice of our ancestor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ime. The preservation, securing and development of our languages is a matter of extreme urgency. Language is part of the soul of our nations, our being and the pathway to the future.
In cas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partnerships in order to achieve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ese partnerships must be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our rights to the land and to self-determination; honesty, transparency and good faith; 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 respect and recognition of our cultures, languages and spiritual beliefs.
We welcom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Permanent Forum on Indigenous Issues and urge the UN to secure all the necessary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and financial support so that it can function effectively according to its mandate as contained in ECOSOC Resolution E/2000/22. We support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Working Group o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ba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its mandate to se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We call for a World Conference o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 culmin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Decade for 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s (1995-2004) and as a concrete follow-up to the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continue to meet in the spirit of unity inspired by the Khoi-San people and their hospitality. We reaffirm our mutual solidarity as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world in our struggle fo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 Including the Draft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the Char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of the Tropical Forests; the Mataatua Declaration; the Santa Cruz Declaratio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Leticia Declar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Other Forest Dependent Peoples on the Sustainable Use and Management of All Types of Forests; the Charter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Arctic and the Far East Siberia; the Bali Indigenous Peoples Political Declaration; and, the Declaration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Eastern Africa in the Regional WSSD Preparatory Mee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