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2001年12月19日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於2001年12月9日舉辦「台灣正名：台灣人民的基本權利」研討會，會中、會後經與會學者專家熱烈詳盡討論之後，達成數項結論。我們堅信，要將台灣建設為國際社會名實合一的正常化國家，必須由「正名」開始，以「台灣」的名份參與國際組織及其他國際社會的活動，以「台灣」的自我命名定位，凝固台灣的國家認同。 壹、我們的主張 （一）政府對外稱呼台灣，使用的名稱雜亂，在國際上造成很多的困擾與不便，我們必須勇敢面對事實，擺脫過時的教條觀念，肯定台灣正名的必要性、正當性、與急迫性。 （二）「正名」不是「改名」，正名運動是找回本來就專屬台灣人民獨有的名稱。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無法有效向國際社會表達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不屬於中國的事實。 （三）本於「誠實至上」的原則，為落實「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排除「一個中國原則」的威脅與困擾，我們政府與人民必須為我們的海洋國家台灣正名。 貳、我們的要求與期待 （一）短程：即刻成立國家層級的功能性組織–「正名委員會」，就我國對內、對外的稱呼進行全盤檢討，開始在主要媒體及教育機構進行正名理念的推廣，使國人瞭解台灣正名的緣由、意義與迫切性。同時，只要是政府單位或是國營企業如「中油」、「中鋼」、「中船」、「中央銀行（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都要立即去掉名稱上涉及中華、中國或China的字眼，展現政府貫徹正名運動的決心。另外，除在護照上註明台灣（Taiwan）以外，我國所有駐外單位、國家代表團隊、參與各類國際學術會議或是在國際期刊的學術論文，名稱上有中華、中國或China者全部以台灣（Taiwan）取代之。回國入境排隊時所看到的「Chinese Passport」的標記必須立即改為「Taiwan Passport」，以避免使國人發生似乎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回國入境的困惑，也可使持外國護照來訪的人士知道他們是來到Taiwan，而不是China。 （二）中程：透過教育勸說及國內所有團體更名程序的簡化，增強各類民間團體或公司行號變更涉及「中華」或「中國」名稱的意願。同時，在台灣對外貿易或是民間非政府組織與世界各團體的綿密互動過程中，積極尋求各國友好人士對台灣正名運動的支持，打響台灣的國際知名度。 （三）長程：擴大全民參與正名運動的公共討論空間，凝聚國人對於台灣名稱的認同及國家意識，配合將來「公民投票法」通過的時程，以期在2004年的總統選舉時舉行公投，並隨後進行正式的修憲或制憲，選擇一個名符其實的國號，去除台灣國格的精神分裂症，使台灣成為國際社會名實合一的正常化國家。 參、說明 長期以來，居住在台灣的人民，聽過政府對外參與國際活動所使用的很多名稱，包括「中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中華台北」、「台北」、「台澎金馬獨立關稅領域」等等。如今，台灣早已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這塊土地上政治的民主化以及經濟的自由化，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稱讚，一個現代化國家形成的要件，台灣都具備了。假使這個國家的名稱不是叫台灣，又有哪一個名稱是名符其實最能代表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人民？ 事實上，令我們感到困惑的是台灣的體育代表隊在國內或國外，參加任何比賽所用的名稱是「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務實外交強調「中華民國在台灣」，我們最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名稱是「台澎金馬獨立關稅領域（TPKM）」而不是台灣，駐在很多國家的經濟文化代表處用「台北」而不是「台灣」的稱呼。另外，眾所皆知的國營事業，包括「中華航空公司（China Airlines）」、「中國石油公司（Chinese Petroleum Corporation）」、「中國鋼鐵公司（China Steel Corporation）」、「中國造船公司（China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甚至主導國內金融事務的龍頭「中央銀行（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仍然使用「中國」的稱呼，真容易使人誤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下的公司、銀行。台灣每年出國旅行的人數眾多，攜帶「中華民國」的護照，時常被外國官員誤認為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受到很多的困擾、折磨、與不便，使台灣人民受到沒有必要的侮辱與傷害。為什麼要等這麼多年，政府才決定要在護照上加註「Taiwan」的標記？ 台灣明明是養育我們的母親，但是，政府過去借「彈性外交」之名，用種種奇奇怪怪的名自稱，而刻意避免最自然也最為國際所知道的稱呼–台灣。為什麼？是外來政權的壓迫？先天的自卑感？或是後天的恐懼症？ 台灣就是台灣，絕對不是中國；中國就是中國，也絕對不是台灣。自聯合國大會於一九七一年通過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驅逐蔣介石政權的代表之後，「中華民國」在國際上就失去了合法與正當的地位。台灣所使用的名稱只要含有China或Chinese的字眼，國際一般的認知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誤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Republic of China（ROC）這個招牌在國際上已經行不通，常常被譏諷為「Republic of Confusion（錯亂民國）」。台灣被扭曲為「中國的一部分」之錯誤認知，不可再延續。政府與人民必須透過正名運動，重申台灣主權獨立的國際人格，釐清台灣不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我們不能為了參與國際組織，在名稱上一再妥協，「委曲求全」，喪失台灣的尊嚴與國格。 要將台灣建設為世界第一流名符其實的國家，首先必須從「正名」開始。每一個國家與個人一樣，都有自己的名字，這是基本權利；所有國家的名稱要如何決定，通常取決於國民自我認知以及國際人士的瞭解。「台灣正名」運動的意義，在於凝聚所有台灣居民認同這塊土地的共識。多年來，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台灣社會由戒嚴威權統治，走向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總統直選及政黨輪替等歷程，獲得國際廣泛的讚賞。台灣主權獨立是一個不可抹滅的事實，但在法理上，還沒有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造成台灣真像是一個國家，又不像是一個國家的窘境，不但使台灣住民的國家認同錯亂，也使國際社會誤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如何解決這個國家定位的問題，主要就是看我們是否具備足夠的勇氣、智慧、與決心，有效區隔「台灣」與「中國」的不同。「台灣」與「中國」是二個不同的國家，各自擁有獨立的主權，各有其政府，統治管轄不同的人民與領土，中國的主權與治權不及於台灣，台灣的主權與治權僅及於台澎金馬，而不及於中國大陸及外蒙古。不論是對內或對外，不論是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制度，台灣與中國截然不同。重新建構以台灣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學 等脈絡為主體的台灣國族，強化台灣自我的尊嚴與信心，是今後我們參與國際社會的基礎與動力。

四：追尋「台灣文學」的過程 鄉愁的啟航與苦苦的追尋 從1957年文友通訊創刊開始，到其後1961、1962年鍾肇政主導的兩次「文友聚會」，與1964年《台灣文藝》創刊，1965年〈台灣文學獎〉的頒佈。這一段期間一般論文認為是台灣文學本土論式微的年代，由歷史來看鍾肇政當時的心靈世界，「台灣文學」在其心底，正是有如初生嬰孩巨哭呼喊的時代。而第二代作家在1970年代在鄉土文學之名引領風騷後，1977年發生鄉土文學論戰，省籍意識凝聚於第二代作家內心，本省外省作家各個回歸於屬於自己的鄉土，「台灣文學」四個字要到1979年美麗島事件以後，才正式逐漸與第一代作家在省籍意識的基礎上統合起來。其後，第二代還有某種宣戰的對抗統治者的狀態，不僅對執政者攻擊，還壓倒第一代的台灣文學鄉愁者，像葉石濤就被罵慘了。甚而在解嚴十多年後，對外省人的同性戀、色情頹廢等等文風，一副毫不避諱而擴大省籍衝突的作一番尖銳的批判。 1984年鍾肇政與《蘭亭書店》合作，有一個綜合日據時代以來的整個《台灣文學全集》計畫，來代表「台灣文學」終於獲得第二代作家以降的認同與正名。鍾肇政說終於能正式打出這個堂堂正正的鮮明旗幟。誠然是充滿血淚與倍受壓抑的心情寫照。（此計畫後來仍未成功。） 雖然經過了光復後台灣文學的斷層，1955年鍾肇政因其個人不斷退稿的遭遇，凝聚了台灣文學四個字。這些遭遇，與台灣文學斷層的原因，來源一致。以現在的講法，都是因為外來的統治者，恐怖統治，扼殺本地語言與異民族的日語表達工具的發展，並且壟斷文壇、岐視本省人所致。 台灣文學意識的啟航 鍾肇政在日據末戰爭快結束了時期，漸漸知道自己與日本人是不一樣的，有某種模糊的漢民族客家人意識，但是並不認為自己是支那人，而確定自己是日本國民。也不知道戰爭會結束。其對於未來沒有希望與憧憬的。當日本兵之前，盡量以逃避兵役為目標，能走的職業，大概是教師一職。在當日本兵時，因為戰友沈英凱之故，於世界文學上剛剛啟蒙，放棄古典和歌的研究。往後成為台灣文學的領導者後，其自言當時充滿著驕傲與無知，又無前人引導，因此對日本文學也看不起，也以為書局中標榜台灣文學的雜誌是屬於日本文學，毫無興趣。 光復後，他知道自己原來也是支那人，熱烈學習祖國語言，希望盡快的在精神上語言上回到祖國，建立強大的祖國。 但漸漸知道祖國真如日本人講的科技落後，此刻，他希望台灣的技術結合祖國資源，使台灣成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然後，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支那人，比日本人宣傳的還要壞。台灣同胞與祖國來的外省同胞的衝突越來越大，眼見貪污腐敗，形成了省籍意識。於是「狗去豬來」「四腳的」「張科羅」種種講法都普遍存在當時台灣人心中。 雖然如此，一方面必須在統治者淫威下生存，一方面又要洗刷自己被外加皇民的污辱，日語被壓抑，日據經驗成為原罪。以此心理基礎，來看二二八後，其也閱讀新生報上「橋」副刊的台灣文學論戰，究其實，這不是一種文學派別的論戰，這是來自台灣為主體的反抗外來壓制「本地」意識的論戰。「台灣文學」會成為戰場，實際就是省籍意識的問題。 原本，台灣人普遍的肯定自己日據時代的文學經驗，自動的希望台灣文學要回歸祖國，成為祖國優秀的一支。因為省籍意識發生變化了。而且外省人也不信任你提出「台灣文學」四個字的動機。認為已經光復了，有必要提出這四個字嗎？ 或許，鍾肇政以一名文學青年苦苦學習祖國語言還看不清此局面。不過，種下了「台灣文學」四個字的種子，是確定的。1948年11月，他為模糊的作家之路，選擇考入台灣大學中文系。苦苦的學習以白話文寫信，但是要寫正式的文章，還必須先打日文草稿。對於「台灣文學」四個字似乎還沒有鄉愁的意味。對於中國文學的認知也同樣的是很觀念性的。不過他也知道五四白話文運動與利用中日對照版本猛啃三十年代作家作品。另外，他並未放棄以日文吸取世界文學的養份。 在中央政府遷台前，台灣人一直關心的是，中國的內戰不要延燒到台灣。對於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也一直關注者。隨著二次大戰結束，獨立的新國家不斷出現，台灣似乎只能嚮望愛爾蘭的作法。但卻是因為二二八，都只能將這些嚮望埋藏於心。真正的反抗者大都逃到國外，島內是不敢多言的，喊喊自治聊勝於無。也有另一條路，是期望產生新的紅色政權，再解放台灣。中央政府遷台後，台灣人面對的是懷有「中國人」的民族傷痕的大陸同胞，卻只會欺壓「台灣同胞」的大陸人，在50年代中國政權合法化穩定化的殺戮與「中國皇民的奴化」教育當中，台灣的未來，一直是當代台灣人思考的、鄉愁的一部份。 鍾肇政在1951年開始寫作，就很自然的知道自己是屬於台灣文學，這心情一如1935年代，許多台灣人雖然以日文為發表工具，但總發表於凸顯「台灣」兩字的雜誌。 一開始寫作，他就希望能寫出「台灣人的心聲」「台灣人的悲哀」，寫出名為《台灣人》的作品，這是以前述省籍意識造成的狀況。1951年的鍾肇政對於台灣文學的認知，與1955年的差異在1955年已是退稿專家自居。此時沒有伙伴，對於自由中國文壇大勢有所瞭解，終於凝聚了建設台灣文學的志向。並且筆者尚未知道是什麼原因，這一年暑假快結束時，他卻激起了要寫「台灣人」的熱情，當然我們知道他真正實踐時，還要再累積十年不間斷的自修自學、含辛茹苦、鄉愁啃心。 當然他也夢想，希望如日據時代台灣人有自己的刊物。這是1949年後，台灣在政治上被壟斷了，文壇也被祖國來的人所壟斷，一個對文學有興趣的人的自然反應。台灣文學的鄉愁就是這裡開始的。也才會有1957年在《文友通訊》不斷猛喊鼓吹「台灣文學」的情況產生。此刻鍾肇政似乎是有點初生之犢不畏虎。才那樣拼命的喊，比較起1965年代，這時幾乎是毫無顧忌。 值得大書特書的幾次「文友聚會」 《文友通訊》這裡集合一批寄生於自由中國文壇的台灣作家。因為沒有自己的地盤、雜誌。事實上他們明明是自由中國文壇圈外的渺小台灣作家。若是要擠進中國文壇，完全是一種競爭的心裡。後來要拿他們的獎，也是一樣動機。事實上他們是看不起中國文壇，也是滿懷恨意的。 一般認為《文友通訊》旨在聯絡友誼，不過當然他們更希望有自己的雜誌與結成一個社團。1957年第一次的「文友聚會」，廖清秀說應該是值得台灣文學史大書特書的。廖清秀講的並不誇張，因為他們在從事危險的連結台灣文學界的工作。這次文友聚會，實在可以台灣本土的反抗團體視之。要羅織罪名，是很容易的。而且《文友通訊》結束後，還辦過兩次「文友聚會」。這可說是鍾肇政設法延續下去的台灣文學正式組織社團前的第一步工作。或許有點像日後民主政治運動的一個沒有黨名的黨。 而後的文友聚會，一次是1961年在鍾肇政家中，一次是1962年在陳火泉家中。由於有更多年輕人加入，更形壯大了。故產生了1962年聚會後，陳有仁喊出「『台灣文藝』是到自立的時候了」「該是台灣文壇獨立的時候了」（請參考附錄五，陳有仁致鍾肇政信函）。陳有仁個人或許不會對他講的話有深刻的認識，就像是他小時候，聽到父親說「中國人褲袋這樣大個」。表示記憶了祖國的人貪污，但是卻沒有繼續思考下去。他不會懂得父親將台灣人在語意上與中國人列為兩個範疇。但是主導文友集會的鍾肇政卻是很敏感的。完全不與陳有仁的「敲邊鼓」的言談予以呼應。避免「獨立」的意涵受到注意。 由此可證，鍾肇政集合純粹是本省籍人士的文學活動。其發展是很可預測的，內心需求也可以予以肯定。而這個聚會，在1963年就停辦，主因是在陳火泉家中那次遭受情治人員「包圍」所致。讓鍾肇政哪敢再辦呢？直到1964年，吳濁流辦《台灣文藝》前有兩個集會，算是新一代的與日據時代的台灣作家大集合。往後更因為〈台灣文學獎〉（後更名〈吳濁流文學獎〉），靠評審、頒獎典禮，這些台灣作家的集合才細水流長。除在雜誌上以外，在日常交誼上，有了水乳交融的情誼的發展。或者也因為《台灣文藝》的創刊，才讓鍾肇政更看清台灣文學該作個集體展示嗎？而有次年的《台灣作家叢書》的計畫。 台灣文學鄉愁的決戰年代 1964年鍾肇政參與了《台灣文藝》的命名，原來的建議是「台灣文學」，雖然鍾肇政後來講無所謂，一樣都標舉了「台灣」兩字，但仍可想見其對「台灣文學」四個字的嚮往。接著，應吳濁流之邀，又設〈台灣文學獎〉。這兩個堂堂正正的名稱，一時間，在暗淡的台灣文學的歲月中，吸引頗多對「台灣」兩字的純潔的愛好者。 比如談到《台灣文藝》是神聖的名號。也有發表頗具危險意涵容易讓有關當局誤會的講法，認為台灣的地理歷史像北歐的波蘭「被兩大國挾在當中不時受其困擾，文壇方面亦表現的很明瞭。」 連外省人也在其上發表了無新意的看法，卻代表掙脫不了的需要有中國普遍性的看法與地域性的疑慮。幸未釀成，如同「橋」副刊引起的台灣文學的再一次論戰。畢竟這是台灣人主導的雜誌吧，其他外省人甚至統治者，或許也是不屑顧於此刊物的。 論及此，不免感念鍾老稱為「台灣文學巨人」的吳濁流，徹底支持與堅持鍾肇政所提的雜誌與文學獎的命名。而鍾老念及此，是否也倍增對吳老的懷念與知遇呢？ 為何我認為1965年《台灣作家叢書》的出版是其與中國文學決裂與中國文壇決戰的年代呢？這只是基於他編此書，遭逢了台獨的指控，而使其遭遇最危險的年代。但也是因此他被迫提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的年代。前此，我也說這套書是對外省人示威。這或是一種阿Q的心態嗎？不過，這套書儼然存在。我也相信鍾肇政在人生上不得不被迫作他第一次對台灣文學的界定表態「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時，相信他在內心裡，會呼喊著「才不是這樣認為呢。馬鹿野郎！」 另外，我也認為在這一年，他也凝聚了「台灣人的命運」與「台灣文學的命運」，故開始執筆1951年以來所想望的，他的生命主題《台灣人》，也等於說與中國人正式的決裂了。 遭受打壓與瀕臨險境 對於台灣文學，台灣兩字的鄉愁，有一個軼事是1968年10月，鍾肇政在台灣電視台改編《台灣人三部曲第一部沈淪》，想在電視上打出「台灣人」三個字，不過還是走不通，被改成「黃帝子孫」，鍾肇政事後甚覺一股鳥氣。所以說鄉愁之慨，就是此種道理。可想而知，鍾肇政不想關心政治，或再不懂政治，也不會不知道「黃帝子孫」取代「台灣人」的意義吧？ 這事情也反映出鍾肇政個人的人格特質，以客家話來講就是「死硬頸」。在1965年經歷過《台叢》與《台灣人》事件後，人家越是打壓他，他越是堅持，想辦法對抗。鍾肇政說當年假如他被傳訊，他將會抗辯說山東人、上海人都可以，怎麼台灣人不可以？現在講的好像理直氣壯，可是我知道他當時是很怕的。 結果在1970年1月彭明敏逃出台灣後，4月又經蔣經國在美遇刺，更牽動了情治單位的神經，雖然鍾肇政在前此幾年間接連得到國民黨幾個「文學大獎」。他再度被打成台獨份子了，並發生許多退稿封鎖的情況。這就是鄉愁的代價，不可謂不高。此刻，他的好友葉石濤也是得到嚴密的監視。當時莫名其妙，稿子一連被退，毫無發表空間。他們分析原因，總是無解於統治者的把戲。 本文實在無意，鑑定其為台獨份子，實際上，他不是。不過，我相信他是贊同的。1956年與鍾肇政一起當日本兵的戰友摯友沈英凱帶來了消息：「台灣共和國大統領廖博士向新就任的美國總統艾森豪致賀。」鍾肇政回答說「台灣有這樣的人啊！那我們還是有希望的。」可見其並不排斥台灣人的獨立運動，且是拭目以待的與抱著光明希望的。這是與最好的朋友才談得到的消息，且要拉到遠離屋外的池塘邊，才敢悄悄的講出來，可見其省籍意識的界定實在是超出省籍的。 五：結語 不論是鍾肇政講過什麼，他卻沒有否認他追求台灣文學立足世界文壇的雄心，他是一直一直往「台灣文學」這條路上直直的走。我相信，追求自主與獨立的台灣文學，這才是一路以來鍾肇政、葉石濤的真實的選擇。就算是漢人的概念，認同中華民族，擁有中國國籍，還是不妨礙其建立台灣文學的獨立自主的目標與台灣文學繼續的壯大。一方面與中國的作家，也就是與在台灣的外省作家競賽，然後遠遠的拋開落伍的中國文學，擠身於世界文壇。 台灣文學在日據時代已經建立起來。後人可自由的將此傳統指向任何範疇。鍾肇政選擇了獨立自主。並繼續確立台灣文學的獨立自主之路。在創作上，以作品來紮實他的選擇。他說「有鮮明的旗幟（指台灣文藝），火力卻是內斂，深深地讓它隱藏在作品的實踐裡；如果有火光，也是作品本身放射出來的」這就是台灣文學獨立自主的最佳寫照。 鍾肇政說「台灣文學是什麼，就是台灣的文學，台灣人的文學」就台灣文學四個字，不必穿什麼本土、鄉土的保護般的衣服。什麼是台灣人，鍾肇政給東方白的信說「凡是讀此篇（指隱有二二八題材的）不哭的，不是蕃薯仔。」鍾肇政說「凡是有志於文學的，都應該要有一部《台灣人》」。感嘆，台灣作家實在是承載著許多的血淚與掙扎。鍾肇政的台灣文學的鄉愁，實在有苦苦的啟蒙後代台灣意識與精神的。 如今，台灣作家都不分前人後人，一同保護這四個字的神聖與獨立了。而且，尚有此看法「台灣文學比政治還早獨立，遠在日據時代就是獨立的」這樣的充滿自信的文學史詮釋。也有「中國文學不應當外國文學來看待，他應該是屬於台灣文學的一環，當作台灣文學的一部份來考量。」 經由政治的開放，獨立自主這一點上已經達成了，鍾肇政的台灣文學鄉愁似乎解放了不少。不過，在進入世界文壇經由嚴格的考驗之前，台灣文學還需要台灣人普遍提高文化水準與文學教育，前面似乎還有很長的路。獲得世界文壇的承認後，就如同美國文學之於英國文學般，無須通過中國人的承認了。現在，鍾肇政的使命感、歷史證言的鄉愁感似乎淡薄了，或者說他也覺得該回到更廣闊的文學世界與真正的心靈的故鄉吧！作品，永遠有個下一部。僅祝鍾老挑戰成功。 （本文連載完畢）

布興．大立◎玉山神學院院長 正當台、日的民眾駁斥日本外相田中真紀子聲稱：「台灣與中國同為一民族，因此將會與香港的結局一樣。」約二、三千位的台灣原住民族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九、三十日，分別在全國的東、南、西、北、中等考區，參加國家所舉辦的「第一屆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筆試及口試』考試」。田中真紀子的「結局一樣」論調，與族語能力認證考試，雖然巧合性地湊合在一起，但是國家承認原住民族的族語，而空前地將之納入社會民族教育考試機制，不但很成功地駁斥田中真紀子的謬論，也很高興地看到國家終於開始正視與面對原住民族存在的事實了。 過去，由於移民性民族在歷史上的錯綜複雜，加上舊政府原住民政策的失當，以「推行國語化運動」為名，進行消滅原住民族的語言，傷害了原住民族的自尊心，使原住民在台灣民族中成為自棄又自卑的民族，是社會的邊緣人。今天，拜政黨輪替的民主政治生態之賜，原住民族的尊嚴、身分、地位亦正提升中。掌管全國原住民族土地經濟、教育文化、社會福利等等事務的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不但在政策執行上要以原住民族的自主性、利益為優先，而且在心態上也要有政黨輪替的改變，也就是說，原民會當局不要成為像過去那種專為某個政黨服務的機器，要成原住民同胞的公僕才對，不是嗎？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推動的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考試，從推動到籌備，乃至於今天實施認證考試，在短短的一年裡，要把十個族群二十多種不同的語系分類、劃分，其工程之浩大，不可言喻。然而，由於首次實施認證考試，難免有些欠妥之處，諸如在認證人員的遴選及其本身的語言能力上，遭人質疑；在試卷上的字誤與詞句顛倒百出；以及地方鄉鎮公所的配合與推廣不力，使大多數的原住民不知情，影響了主事者預期的效果。但在喚醒重視原住民族母語情份上，我們對原民會在運用公權力，以搶救族語之政策執行的效率，給予高度的肯定。 語言是一個民族生命的命脈，也是創造文化的基礎。雖然語言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媒介，但是基本上它是作為該民族身分的最後一道堡壘。如果一個民族失去了他的語言，他就喪失了作為該民族身分的象徵符號，同樣的，人一旦沒有了民族身分的象徵符號，他就很容易被其他的民族所同化。今天之所以還有十族的原住民族，是因為他們還擁有自己的語言。我們可以說，原住民族的母語是其身分的命脈，保障母語是捍衛自己族群的生命。原住民族的母語，也是創造原住民族文化的基礎。語言是文化的結晶，沒有語言的文化，是沒有生命的文化。 因此，母語是促使文化擁有其生命，以再造文化的內涵，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學者保羅．田立克主張：「語言是創造文化的基礎」。 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考試，基本上是新政府團隊承認原住民族原來是台灣這塊土地真正的主人，貫徹陳水扁總統與原住民族建立夥伴關係之政策的第一步，也是讓原住民邁向自治又自主的願景，跨出了一大步。尤其是，當國家如此一改過去不敢承認台灣原住民族的政策，積極而有效地推動承認原住民的族語，乃厚植台灣建立一個新而獨立國家最雄厚的資源。

一、誰是新政府的第三號敵人？ 新政府從去年五月二十日上台以來，一路跌跌撞撞，難以全力施展，深究其原因，除因新政府欠缺中央執政經驗之外，有一大群虎視眈眈、「逢扁必反」的敵人環伺，處處抵制掣肘，實乃主因。 誰是新政府的第一號敵人？毫無疑問，是立法院國、親、新三黨組成的「在野聯盟」；誰又是新政府的第二號敵人？「統派傳播媒體」是也！這兩大敵人如何「修理」新政府，是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到及聽到的，所以，可謂為新政府首要的「顯性」敵人；然而，新政府也有一個大號的「隱性」敵人，這個敵人雖屬「隱性」，但它對於新政府之實質危害性，實際上未必小於「在野聯盟」加上「統派傳播媒體」。只是，它的破壞動作，在外觀上較不易被察覺，故筆者稱其為「隱性敵人」；然其破壞力不容小覷，故筆者稱之為「新政府的第三號敵人」。至於誰是新政府的第三號敵人？請先看兩個例子。 二、「八掌溪事件」與「阿瑪斯號漏油事件」 新政府成立以來所遭受之眾多危機，除核四停建案最為慘烈之外，「八掌溪事件」，著實重創了陳總統的民意支持度，此一個事件，並導致了總統府秘書長游錫 下臺以示負責。其實，相信有一點政治常識的人都明白，「八掌溪事件」是行政機關執行面上的問題，完全非關高層之決策，雖然，這是一個事關人命的緊急事件，但是，倘若任何第一線執行的工作皆須請示最上級長官方能進行，那麼緊急事故之處理時效將無從掌握，龐大的國家機器絕無法順暢運作，這是任何有管理概念的人都明白的道理。尚且，「八掌溪事件」中，相關單位公務員的相互推諉及不知權變，究竟應責怪甫上任幾個月之新政府新首長的領導，還是應歸咎於國民黨政府五十多年來執政所累積的迂腐習氣？亦有待推敲之處，唯不論如何，此事件應已給新政府一個警示，即：國民黨遺留下來的文官系統，實有大加整頓之必要！ 其次是「阿瑪斯號漏油事件」。此事讓「在野聯盟」與「統派傳媒」於核四案暫告落幕之際，尋得能沿續攻擊新政府之議題。該事件之責任歸屬，原應由「阿瑪斯號」及所屬船公司全部負責，但非常離譜的是，災害發生了二十多天，等到媒體開始批露時，環保署長才獲得通知；更誇張的是：直到署長南下指揮，相關環保單位才知應如何善後，最後致使環保署長揮淚下臺。此事件中，環保單位延誤救災的原因，究係基層單位反映遲鈍？通報系統效能不彰或不肖官員刻意隱瞞拖延？實為外人所無法得知。但是此事件與「八掌溪事件」有一個相類似之處，即問題同樣發生在文官系統上！由此二事件，我們可以非常確定兩件事：一、文官系統之執行成效良窳，與新政府的政績表現，息息相關！二、文官系統之中，仍存在著一股強大反動的勢力，這一股亂流，即筆者所稱的「新政府的第三號敵人」－舊官僚！ 三、甚麼是「舊官僚」？ 所謂「舊官僚」，指的就是公務機關之中仍認同舊政府之文官。 國民黨執政五十年以來，與共產黨相同，徹底地實施「以黨領政」、「國家國民黨化」，並將「黨」的觸角伸入所有有監控必要的團體，所以在過去，舉凡個人及團體，無論屬政治界、工商界、教育界或是文化界，要想在台灣出人頭地，就必須和國民黨掛勾，與國民黨同流合污。其中，「黨化」最為嚴重的，自然非文官系統莫屬。因為國家機器的任何細微動作，均需依賴文官系統始能運作，倘無法掌控文官系統，就不算真正掌控國家。因此五十年以來，國民黨以軟硬兼施的手法，徹底控制了整個文官系統。譬如：於各行政機關之中設立國民黨黨部以就近吸收及監控黨員；要求公務員基本資料須填報黨籍以為日後升遷之參考；行政機關中遍設所謂「人二室」以考核公務員之思想忠誠表現等等；另一方面為討好公務員，國民黨總是先推動公務員的福利政策，而後才會想到勞工及農民。 我們都知道，中華民國的文官體系將事務官分為委任（一職等至五職等）、薦任（六職等至九職等）及簡任（十職等至十四職等）三類，國民黨深度介入文官系統之結果，致使中央單位的簡任文官（可以說即高階文官）中，保守估計，在十一職等以上，幾乎沒有不是國民黨籍者。是以，政黨輪替之後，新政府所接收者，不是一個可以力行行政中立的文官系統，反而，是國民黨所遺留下來的一群「伏兵」！ 四、舊官僚難為新政府所用 以筆者觀察所獲之結論：這批國民黨所遺留下來的「伏兵」舊官僚，根本難為新政府所用。換言之，新政府若想要有一番新作為，其實只能另請高明；想仰賴這些舊官僚進行改革，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這些舊官僚人人身上都背負著沉重的包袱：重甸甸的「心理包袱」、「政策包袱」及「人事包袱」。 1.舊官僚的「心理包袱」 所謂「心理包袱」，是指舊官僚的「意識型態」及「忠誠度」有問題。 舊官僚因長年接受國民黨的「大中國」思想教育洗腦，致其意識型態呈現「反本土化」之傾向，故只要是本土人士當家做主，他們都無法認同。加上，舊官僚介入政治太深：在國民黨長年的指揮控制下，原應保持行政中立的文官系統必須大力動用行政資源，配合參與國民黨的輔選工作，而輔選一旦成功，自然就成為輔選文官之晉升階。久而久之，舊官僚已融入國民黨龐大輔選機器之中，與國民黨形成所謂「共犯結構」的關係，此次政黨輪替，對於舊官僚而言，無異晴天霹靂，其心理調適上之困難，實可想見！ 據筆者之觀察，自從去年三一八陳水扁當選總統以後，公務機關中即陷入一種十分詭譎的氣氛中。由於舊官僚再公務機關中勢力龐大，佔少數的新政府支持者，不敢喜形於色；佔大多數的舊官僚突然禁聲，不敢再像選前，毫無忌諱批評民進黨，只有零星怨嘆聲；用一句成語形容：「如喪考妣」，最為貼切。直到接近五二○時，舊官僚們，總算開始接受敗選的事實。其中若干屬機會主義者，算準新政府於文官體系之中鮮有班底，遂立刻作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假意向新政權效忠，試圖尋找仕途之第二春；屬死硬派者，則開始沉潛，和「在野聯盟」暗通款曲，準備必要時來個「裡應外合」，處心積慮想讓新政府提前垮台。 「機會主義者」求的是升官利己，「死硬派」則唯恐台灣不亂，新政府不趕快下臺。所以，舊官僚既然背負著這種「心理包袱」，新政府還能用他們嗎？ 2.舊官僚的「政策包袱」 舊官僚之中的高階文官，都是在國民黨「以黨領政」之時代下，一步一步升上來的，因此，國民黨過去實施之政策，無論好壞，這些人若非曾參與草擬政策，就是曾參與實際執行。換言之，國民黨過去種種的爛政策（如：財政部開放民營銀行讓財團向社會大眾合法吸金，再隨便放款給黨籍民意代表花用，最後則拿國庫的錢填補爛銀行亂放款所產生的呆帳；推行跛腳的「電業自由化」，讓台電繼續壟斷發、輸、配電，維持低效率發電，再來向人民抱怨缺電，核一核二核三廠蓋完了再要求要蓋核四廠；公營事業先自由化，再民營化，造成公營事業尚未民營化就先失去競爭力；經濟部輔導工業升級只管給錢補助廠商卻從來不追蹤廠商到底把錢「投資」到哪裡去了，導致錢補助了一大堆，產業卻沒有升級），坦白講，與這些高階文官絕脫不了關係，國民黨政府之所以傾覆，換言之，這些現任的高階文官也有相當程度的「貢獻」！ 誠如訴訟法規中對於曾參與同一案件審判的法官設有「迴避」制度，以免其堅持己見，損害人民之權益一般，既然過去國民黨的許多拙劣政策，這些舊官僚都參與其中，基於「人類天生不易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的天性，舊官僚即使沒有意識型態的問題，要期待他們能對於其以前所費心草擬或辛苦執行的「政策」加以檢討甚或非難，是違背人性、難以期待的事。經濟部長林信義為了核四案，遭遇到經濟部內、能源委員會及台電內部極大的抗拒，即為最好之例證。 相信新政府的各部會首長於下達命令時，尤其在該命令係對於過去政策有所質疑或意圖改革之場合，一定有遭遇幕僚單位強力抗拒的經驗！ 3.舊官僚的「人事包袱」 公家機關工作穩定且待遇不差，故俗稱在公務機關上班猶如捧著「鐵飯碗」，就是因為如此，早期國民黨剛來台灣時，一方面公務員之任用制度不完備（『走後門』的機會甚多），另一方面公務機關幾乎為外省人把持，而外省人常基於照顧同鄉為由，一旦機關內有職務出缺，就趕快介紹親朋好友進來，不多久，本省籍公務員也沾染上這種習氣，加上上級長官之指示交辦以及各級民意代表的請託關說，造成幾十年來，公務機關之中遍佈著靠關係進來的聘用人員、雇員、工友以及「臨時工」。因為這些人員具有特殊的人事背景，且非依其能力或專長進用，故導致機關內到處冗員充斥、人事考核難以落實的現象。 近年來，隨著公務機關任務的不斷擴充，公務機關的「支援單位」、「衛星單位」也越來越多（譬如：承辦專案計畫的大專院校、研究機構、顧問公司；承辦大型開發案的工程公司、顧問公司；經常業務往來的法律事務所或會計事務所等），這些「支援單位」與「衛星單位」為與公務機關（業主）維持長期良好的業務關係，也成為舊官僚安插人事的對象，其安插人事之方法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直接安插到該機構或公司非負責該公務機關專案之部門；第二種則是安插到該專案部門，更方便照顧（有時甚或到公務機關內上班）。更誇張的現象是，國民黨政府用政府之經費捐助了幾個財團法人，如：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等，表面上成立這些法人是為了服務產業界，實際上這些法人在另一方面亦「壟斷性」地承接政府機關的許多委辦案件，如此一來，這些法人財源充裕、員工即能衣食無虞，遂成為非常適合讓舊官僚安插人事的處所。舊官僚一旦在這些法人中安插了親朋好友，為了保障其繼續衣食無虞，就必須讓這些法人能夠永續經營，而使其能夠永續經營的最好辦法，自然是「保障」這些法人繼續承接政府機關的委辦案件。如此惡性循環下來，所犧牲的，不僅僅讓公務機關及上述法人團體之人事管理考核難以落實；各機關單位內冗員充斥、行政效率不彰、委外辦理之各種計畫的採購過程也弊端叢生，尤其是委辦計畫之品質低落，形同白白浪費了每年數十、數百億的預算！舊官僚既背負著如此沉重的「人事包袱」，自然難以期待其能落實人事考核、裁撤冗員、公正辦理各種委外辦理計畫之採購、認真監督委辦計畫之執行而提昇公務機關整體之行政效率。 至此，舊官僚難為新政府所用之事實，應甚明確！ 五、如何整頓舊官僚？ 1.處理舊官僚應該只有一種做法，就是盡量撤換掉 新政府上任以來，各部會已陸續對於所屬高階文官進行調動。從調動的結果來看，可知新政府高層已意識到舊官僚之存在，對於新政府而言，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同時，高層也應該明白，若未能有效整頓或壓制舊官僚，新政府將不可能發動任何改革性作為。 新政府究竟應如何來整頓這些舊官僚？依筆者淺見，處理舊官僚應該只有一種做法，就是盡量撤換掉！因為依據筆者上述之觀察，舊官僚不能避免地背負著沉重的「心理包袱」、「政策包袱」以及「人事包袱」，要期待此等人改投明主，猶如緣木求魚，尤其是國民黨甫失政權，然於國會中「在野聯盟」尚掌握多數優勢，故諸多舊官僚仍殷殷期盼三年之後國民黨或親民黨能夠奪回政權，所以在這幾年期間，必虛予委蛇，能不配合的，就不配合，能夠拖延的，就盡量拖延；對於有害新政府的事，則與「在野聯盟」暗通款曲，必要時，再來個「內神通外鬼」，對於新政府而言，豈不痛哉！ 2.拔擢「適當人選」 要盡量將舊官僚撤換掉的前提，就是須有適當的人選能接替之。所謂「適當人選」，依筆者淺見，應具備兩項條件：即「專業能力」及「忠誠度」。何謂「專業能力」及「忠誠度」？我想毋庸筆者贅言，讀者應能體會。讀者或會質疑，在現今之文官體系中何來這麼多「適當人選」？筆者當然明白，事實上可能這種「適當人選」為數不多，然而，為數不多，原屬必然，且儘管為數不多，新政府仍然必須努力去發掘。因為發掘新人才是想要儘速擺脫舊政權陰影所必須的基本功課。新政權能否站得起來，挺得下去，長遠而言，新人才的發掘成功與否應為重要的關鍵因素。至於，如何去發掘「適當人選」？恐怕，須依賴若干體制外的管道，總之，此應為新政府各位首長須各顯神通之處！ 3.發掘可用者，務必安排至適當之職位，必要時甚至予以破格擢升 發掘「適當人選」之過程，自須予以相當程度之「測試」，始能確認。發掘人才既如此不易，安排適當的職位，使其能充分發揮，整個發掘「適當人選」的工作才算完成。但是，往往在「安排適當職位」時會遭遇到一個問題：即此「適當人選」之職等尚不足以擔任該「適當之職位」，筆者以為，此時有予以破格任用之必要，因為（一）就合法性而言：按照公務員人事法規的規定，薦任人員（六職等至九職等）升任較高職等之薦任缺，可以「權理」之方式行之；簡任人員（十職等至十四職等）升任較高職等之簡任缺，也可以依「權理」之方式行之。然而，欲調升薦任人員佔簡任缺時，除將該簡任缺改為機要缺後予以「機要任用」外（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一條及其施行細則第九條，通常用於任用非公務員佔非主管缺如主任秘書、參議），亦可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以「代理」之方式（可代理主管職務）先權宜為之，亦不違法。是以，「破格擢昇」所指之情形，主要是指「權理」、「機要任用」以及「代理」等三種情形。據了解，此三種情形在人事實務上，皆有前例，新政府遇有必要，自然可以依法、援例辦理！（二）基於行政效能之考量：現行文官制度常為人所詬病之處，就是升遷制度僵化，如：八職等者至少必須作滿二年才能升九職等、九職等者至少需作滿五年才能升簡任十職等；同時，升遷順序之排定，也是先考慮年資（年資可以反映到個人之積分上），再考慮到能力，與民間企業靈活管理人事以追求公司最大營運效能之做法，大相逕庭！因此，真正有才能的公務員，無法如同在民間企業一般，迅速獲得拔擢。基於行政效能之考量，短期間內，新政府應大膽破格擢昇有才能者；長期而言，應徹底檢討修正現行之文官升遷制度。（三）基於政治安定之考量：摒棄舊官僚，拔擢新人才，原為政黨輪替後之必要措施。五十多年來，台灣在國民黨統治下，像是病了幾十年的人，新政府於短短的四年內，想要讓這個病人的病情有所起色，一定要使用「特效藥」，也就是用能迅速發生效果的方法，如果老是囿於行政機關慣常的思考模式，如何能展現特效？所以採取若干的「破格擢昇」，甚至援用派用人員派用條例之規定，引進不具公務員考試資格之優秀人才，於短時間內幫助新政府度過難關，都是可以考慮的方式。新政府不必害怕被人批評破壞現行體制，只要所採手段是合法的，僅僅違背了過去國民黨政府沿襲下來的行政慣例，嚴格而言，不算破壞體制。幾年前李登輝初掌政權之際，為了收編軍權，起用蔣仲苓運籌軍方人事，也被外界批評為嚴重破壞體制，不過，從後來的結果看來，李登輝不這麼作也不行。相同的道理，新政府初掌政權，當然也免不了需要在人事方面大肆改革一番，並沒有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4.「適當人選」不足時，寧可起用「態度中立的專業人員」 倘若「適當人選」眾多，足敷使用，當然最為理想，然而客觀的事實並非如此。由於「適當人選」絕對不足，不得已，還是需要使用若干「非適當人選」來維持國家機器的運作。此時由於忠誠度之考量，寧可優先起用「態度中立的專業人員」（當然，是否態度中立一點，尚須加以測試，更不待言），同樣地，必要時亦應予以破格擢昇。破格擢昇這些人尚有一個優點，即吸收這些人成為忠誠的「適當人選」。 5.「適當人選」及「態度中立的專業人員」均不足時，方以技術性之調動來減低舊官僚對於新政府之傷害 倘若「適當人選」及「態度中立的專業人員」均有不足時，則免不了必須使用「舊官僚」。依筆者之建議，應盡量避免將舊官僚留在其原職位上。因為將舊官僚留在其熟悉的職位上，相對地對於新政府所可能產生的風險也較大，調換職位，可適度地減低其對新政府之傷害可能性。 六、結語 各位還記得單小琳嗎？就是阿扁總統在擔任台北市長任內從教育局長被拔擢為副市長，但阿扁競選連任時卻「恩將仇報」替馬英九站台的那個人嗎？她，就是最典型的「舊官僚」！忘恩負義的舊官僚！殷鑑不遠，切勿輕忽： 一、舊官僚為新政府之隱性大敵。 二、舊官僚難為新政府所用、因其背負沉重之「心理包袱」、「政策包袱」及「人事包袱」。 三、新政府之當務之急為發掘可用之「適當人選」以取代舊官僚。 四、「適當人選」不足時，優先起用心態中立之專業文官。 五、「適當人選」及中立之專業文官均有不足時，應以技術性之調動減低舊官僚對新政府之傷害可能性。 最後，僅提供一個如何使舊官僚「現形」的簡單方法：直接問他對於別人指稱公務機關內充斥「舊官僚」的看法如何？倘若「平和地」回答：公務員哪有區分什麼「新官僚」或「舊官僚」的，都是在替國家做事！這樣，這個人尚待進一步觀察；但是，假如他的反應激動而劇烈，或對於提出「舊官僚」這種說法者大肆批評，這個人一定是舊官僚準沒錯！因為他已經「對號入座」了！

王塗發◎台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內政部在十二月十六日舉辦中央與縣市長當選人座談會，各縣市新科縣市長一片叫窮聲，齊向中央要錢，咸盼調整統籌分配稅款，以解決地方財政困難。針對此項要求，行政院宣稱統籌分配稅款新制將在年底前提出。而主計長林全則表示，將針對統籌分配稅款採兩階段進行，並使二十一縣市與直轄市立足點平等。這是正確的方向與作法，我們希望扁政府能儘快兌現這張支票。 根據一九九九年六月公布的中央 統籌分配稅款辦法，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整體分配比率，北高兩直轄市占百分之四十三，縣市政府百分之三十九，鄉鎮百分之十二，其餘百分之六為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而直轄市與縣市鄉鎮則各有其不同的分配公式。直轄市係依營業稅額、人口、土地面積及財政能力來分配；縣市係依財政需要與財政收入之差額（占百分之八十五）及營業稅額（占百分之十五）來分配；鄉鎮則依其人事費（占百分之八十五）與基本建設需求（占百分之十五）來分配。目前這種「一國兩制」的分配方式至少有三項極不合理的問題，第一、北高兩直轄市的人口約 占全台的百分之十九弱，土地面積僅占百分之一點二，竟分配到百分之四十三，而其他縣市鄉鎮才分配到百分之五十一。第二、兩直轄市的營業稅額雖然占了百分之四十四左右，但這是因為各公司總部設於直轄市所致，真正生產的工廠大多設在地方縣市，以致「汙染在地方、稅收歸中央與直轄市」。第三、鄉（鎮、市）作為直接統籌分配的對象，實有害縣市地方自治財政權力的行使。 就拿台北縣與台北市來比較，台北 縣土地是台北市的八倍，人口比台北市還多了將近一百萬人，但台北縣的年度預算六百七十億元，僅為台北市一千五百八十八億元的百分之四十二。台北縣有公務員（不含教職員）約一萬二千人，是台北市約二萬八千人的百分之四十二點九；平均每個公務員服務的居民數，台北縣為二百九十五人，是台北市九十五人的三點一倍。台北縣幅員廣闊，面積是台北市的八倍，但消防隊員卻不到台北市的一半，每逢水、火災，就疲於奔命。兩個縣市的居民按同一稅制繳納所得稅，但所受到的身家安全保障卻有天壤之別。然而，納莉颱風的考驗，台北 市受創的損害程度竟遠比台北縣還嚴重。這樣的市政竟然還能受到媒體高度的肯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台北縣工廠林立，是工業大縣，但公司總部大多設在台北市，故汙染在台北縣，而營業稅收則大多歸台北市與中央。難怪每逢地方環保抗爭，民眾就指責工廠之設立是「生雞蛋的無，放雞屎的有」。 從以上的財政收支劃分與中央統籌 分配稅款的問題來看，未來調整統籌分配稅款的分配方式，應先解決上述三大問題。首先，直轄市與其他縣市不應有所差別，應按相同的分配準則來分配。其次，營業稅額之貢獻比率，應按各縣市所轄各企業的工廠產值比率來計算，俾使汙染與稅收歸在同一縣市內。各工廠之產值比率或許不易精確計算，但可間接推估，例如，假設每個員工的報酬係按其對公司的貢獻產值來分配，則每個工廠對公司的產值之貢獻比率即可按每個工廠的員工薪資報酬所占的比率來計算。最後，統籌分配的對象應剔除鄉（鎮、市），以免破壞縣市地方自治之財政 權力。

林健次◎淡江大學國企系副教授 國民黨的朋友常說，我們不能抹殺黨營事業對於台灣經濟的貢獻。不錯，國民黨黨營事業對於台灣經濟的貢獻，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值得好好討論。 首先，我們來看看國民黨拿什麼去做黨營事業的本錢。 假如國民黨拿的是自己的資本，而又不用特權去賺錢，那麼我們可以說，黨營事業對經濟是有貢獻的。可是國民黨真的拿自己的錢去做生意嗎？首先，我們要問，國民黨用誰的錢去做第一筆生意？假如沒有黨營事業，那麼國民黨的正當收入，只有黨費及個人捐贈而已。 以現值計，國民黨的平均黨費收入應不會超過一億；而捐贈呢？除非是回報國民黨已經輸送過的利益，被國民黨要求回贈，否則純粹的大筆的黨務捐贈幾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國民黨一年約要現值六十億的黨務費用，有選舉時可能還要加倍，所以每年平均八十億到一百億之間應是一個合理的估計。 國民黨的正當收入與支出之間差距如此之大，我們要問，國民黨當初到底是拿誰的錢來做生意的？國民黨的母雞很會生雞蛋，那麼母雞是怎麼來的？假如母雞本來就是台灣人民的，台灣人民自己養，可能生更多的雞蛋呢。偷人母雞的竊賊，還奢談什麼貢獻呢？ 第二、國民黨黨營事業的起家與蓬勃發展，靠的是經濟特權。國民黨的經濟特權可以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是獨占權，講明白點就是徵稅權。 國家允許的獨占權，觀念上與徵稅權無異，但是實質上對經濟的損害比政府直接抽稅更糟糕。大家都知道菸酒公賣局是國營的，它的功能是透過菸酒獨占，充實國庫，所以是屬於財政部。最近因為要加入ＷＴＯ，所以要把公賣局的獨占權還原為徵稅權，這是獨占權等同於徵稅權最好的說明。差別的是，由政府獨占時，有時還會顧及民主疾苦，不會一味以稅收為目的，調高售價。私人或政黨擁有獨占權時，則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把價格調高到它的最大利潤為止。國民黨就是利用獨占特權，開了很多這種具有徵稅權的「公賣局」。 國民黨的「公賣局」向台灣人民抽得最露骨的稅，遠的有「外匯買賣稅」。 民國五十年代，台灣省物資局替國民黨出面，一邊用不到新台幣二十五元的價格獨家向國庫購買美金外匯，一邊以一美元兌六十到八十元新台幣的價格賣出，每一美元賺了三十五到五十五元的價差。這與抽稅沒有兩樣。在那資本缺乏、自由市場利率偏高的時代，本金三年就可以滾一倍。假如那些價差錢滾錢滾到現在，一定是一個天文數字。比較近的則有「證券融資稅」。二十年前開始，國民黨政府開始授予黨營的復華證券公司融資融券的獨占權。 復華證券公司運用公營銀行的資金，做無本無風險的獨占生意，賺取利差。假如進出的利率差是三％，一百億就可以賺三億，一千億可以賺三十億。像復華這種公司對台灣經濟的貢獻又在那裡呢？ 國民黨利用黨營事業向人民抽稅的方法，還包括與公營企業共同投資具有獨占性的企業。傳統上，由公營企業來經營獨占事業較為名正言順。所以，國民黨與公營企業合資，搭獨占的便車，跟著公營企業一起抽人民的「稅」，像與輔導會合開瓦斯公司、與中油合開石化公司就是。 另外，黨營企業也會與公營企業在同一產業內，各自成立公司，瓜分市場。形式上似有競爭，事實上是價格不變、服務相同，公營、黨營一起聯合壟斷，各自收「稅」。票券市場開放前的中興票券就是很明顯的例子。以上所說的比「黨庫通國庫」更厲害。因為這等於是把國民黨的贓手，直接深入人民的褲袋裡？可以說是「黨庫通民褲」。這些稅，還沒進到國庫以前就被國民黨劫走了。 第三、國民黨靠的第二種經濟特權是「五鬼搬運權」。這是到國庫裡去搬錢，最明顯的方法是把補助黨營事業的預算放在部會預算裡。不過這種方法太粗魯，已不流行。最普遍的方法是讓國民黨的黨營企業承包政府的業務。國民黨的黨營企業橫跨二、三十種行業，幾乎沒有什麼不能做的。政府的營建工程可以由黨營事業來承包，政府的電力工程可以由黨營事業來承攬，政府的印刷可以由黨營事業來承印，公家的疫苗可以由黨營藥廠來供給。 黨營事業做政府的生意，除了搬運公產以外，最大的負面貢獻是破壞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法則，造成扭曲與浪費。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好處之一，是在這個制度之下，社會一致的以購買低成本的東西，去製造高價值的東西，來作為經濟行為的準則。黨營事業介入各行業的結果是，政府單位一方面必須向黨營企業購買高價的產品或服務，另一方面必須向黨營企業供應低價的原料。黨營事業這種對價格制度的破壞及其連鎖反應，對台灣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是難以估計的。 第四、黨營事業對於台灣經濟的另一「貢獻」，是形成台灣經濟特權共犯結構。國民黨五鬼搬運的特權，對於民營企業是一個很壞的示範。資本家相繼圍繞在國民黨周圍，希望分到一杯羹。國民黨為了培養民間政治盟友、為了防杜競爭的壓力、為了增加日後被清算的困難，也為了掩飾它徵稅與五鬼搬運國產的惡行，釋出部分利益與資本家共享。於是國民黨與資本家合開公司、大家入股分紅，與特權資本家「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讓特權資本家在可以「抽稅」與五鬼搬運的行業裡分一杯羹。 這使得黨營事業對台灣經濟的破壞與扭曲更形擴大。至於涉嫌利用內線交易、大炒股票、坑小額投資人，就更不用說了。我們很遺憾的說，靠傳統行業、內銷及服務業起家的大部分檯面上的資本家，多是這個共犯結構的成員。 國民黨的黨營企業假如真的對台灣有什麼貢獻，那就是使得台灣的中小企業主，在黨營、公營、及國民黨的資本家經濟盟友特權的壓縮下，存活空間微小，不得不帶著手提包，走遍天涯海角，兜售台灣勞工製造的產品，創造出另一片天地！ 國民黨用半買、半強佔的方式侵占的國有不動產，容易察覺也容易估計。但是國民黨利用黨營事業特權掠奪的利益，及其對台灣經濟造成的傷害，則不易察覺，更難以估計。 以一年八十億到一百億的黨務支出估算，國民黨五十年來至少花掉了四千億至五千億。國民黨的黨費與合法私人捐贈，只能補其九牛中的一毛而已。假如國民黨還有坊間所說的五、六千億黨產，那麼加上已經花掉的四、五千億，就有一兆元進了國民黨庫。 對於偷盜所得，不管是否已經花掉，依公平正義原則理應一律追回。如今台灣人民只要討回國民黨用剩下的、找得到的黨產而已，國民黨應該偷笑才對，怎麼還好意思談什麼貢獻呢？

侯榮邦◎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中央委員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這次選舉口水戰中的語錄不勝枚舉，極盡造謠、扭曲、中傷、欺騙之能事，今撿幾句宋楚瑜選舉語錄以饗諸位讀者。 （一）「李登輝執政十二年犯兩大錯誤政策，一為戒急用忍、一為凍省」。據可信資料顯示：目前在中國投資的台灣廠商約有四萬家，滯留在中國的台灣人約有五十萬人，財政部今年三月公布台灣匯入中國的資金累計一千二百億美元。台灣在中國投資金額佔我國對外投資金額的四十%左右，台商在中國投資金額佔中國外來投資的第四位，僅次於香港、美國及日本。如同大家所知，近年來資金外流中國激增，對國內投資產生排擠作用，引起工廠大量關閉，失業率因而不斷上升，對台灣經濟產生負面的影響。若沒有李登輝氏的戒急用忍政策，不要說產業「根」不留台灣，恐怕連「土」也留不住。據報導李登輝氏認為戒急用忍政策有其階段性效應，且在兩年前即有意重新調整該政策。最近陳水扁政府召開經發會時，做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結論，何時實施，將產生何種效果，有待關注。 宋楚瑜唯恐台灣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卯足全力反對凍省，緊抱「中華民國」的神主牌，企圖矮化台灣成為中國的地方政府。但是，開口卻是親民、愛民，閉口卻是疼惜台灣、熱愛台灣，其愚弄選民，騙取選票極為明顯自不待言。 （二）「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據筆者的瞭解，這句話是出自蔣經國氏。一般而論，的確，攸關國家重大政策，若犯了錯誤是件嚴重的事，如果沒有興票案，宋楚瑜講這句話應無問題，不過國民黨對興票案雖然不聲請再議，但高檢署因發現新證據已發回台北地檢署重新偵查。遠在國外的國民黨興票案委託律師莊柏林（國策顧問）聞訊後表示：興票案不起訴的判例是開司法倒車的惡例，就好像公司會計拿了公司的錢去做私人投資牟利，還不算犯罪，那麼以後侵佔、瀆職、貪污等罪名就都不成立。而所謂新證據包括宋楚瑜聲稱沒「侵佔」國民黨的錢，既然沒有「侵佔」的事實，為什麼要有「還錢」的動作，宋楚瑜把二億四千六百萬元放在法院，還給國民黨，這完全違背常理。所以宋楚瑜講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難免令人聯想對其興票案的貪污罪嫌疑正當化之嫌，甚至也有企圖脫罪之嫌。 （三）「『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吾黨就是親民黨」。十月十日中華民國的國慶日當天，親民黨在選舉造勢集會中，宋楚瑜唱「國歌」作秀，當他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後，立刻喊出「吾黨」就是親民黨。眾所周知，中華民國的國歌昔日就一直被指摘為中國國民黨的「黨歌」，國民黨無奈之餘，乃牽強曲解而指出「吾黨」為「吾民」或「吾國」之意。近年來國民黨已分裂兩次，即新黨與親民黨從國民黨出走而成為「三K黨」。十二月一日選舉後，勢必出現第三次的分裂，以及政黨重組現象，屆時國民黨與親民黨諒必會展開孰為正統、法統的爭奪戰。宋楚瑜的確棋高一著，先聲奪勢，將中國國民黨的「黨歌」擅自據為親民黨的「黨歌」。 （四）「沒有蔣公就無台灣民主」。十月三十一日為蔣介石一百十五歲的冥誕，宋楚瑜前往大溪慈湖和頭寮陵寢謁陵時，說出上述這句話。歷史告訴我們一九四五年大戰終結，蔣介石外來政權軍事佔領台灣，一九四七年爆發二二八事件，數萬台灣菁英被屠殺，一九四九年中國淪陷，蔣介石政權流亡到台灣，實施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歷經蔣介石、經國白色恐怖統治，犧牲了無數的台灣菁英。 蔣經國晚年深知反攻無望，開始起用一些台灣人著手本土化政策，但是基本上，本土化政策仍然是中國人統治台灣人的模式，當時萬年國代和立委一直未曾全面改選即是最有力的證明。今日台灣的自由、民主完全是李登輝前總統執政十二年的心血結晶與貢獻，那來「沒有蔣公就無台灣民主」的說詞呢？

陳國雄◎台灣安保協會研究員 台灣國家安全的重大危機，就是國防信心的危機。長期以來，台灣民眾誤以為台灣的軍力「不堪一擊」，如果主張台灣獨立，一定會引起中國武力犯台，一旦中國武力犯台，台灣就會敗亡。因此，如果認同台灣是唯一的祖國，則無異是自殺的行為，這種國防信心幾近崩盤的情況，乃是造成「不敢認同」的主要因素，導致國家認同分歧的重大危機。不僅如此，由於國防信心的匱乏，也進一步削弱國民的抗敵意志，嚴重影響國家安全。 但事實上，台灣的國防力量堅強，中國武力犯台難以得逞。根據絕大多數國際權威國防專家的評估，在公元2010年之前，台灣具有台海制空權的優勢。許多國人都不了解，台灣的IDF對付中國的蘇凱-27綽綽有餘，幻象-2000也足以剋制中國新購的蘇凱-30，這些都是鐵的事實。 台灣是四周環海的海島國家，如果中國人民解放軍企圖攻打台灣，首先必須爭取優勢的制空權，否則無法支援海軍爭取制海優勢，以便順利運送登陸部隊。何況戰場難度極高的兩棲登陸作戰，攻擊者必須擁有六倍以上的優勢兵力，始有軍事上的「勝算點」，中國兩棲登陸作戰的運載能量不超過一萬人，對台實施登陸作戰根本毫無勝算。 整體而言，目前台灣掌有台海制空、制海優勢，但由於中國積極進行軍事現代化，預估公元2005年至2010年之間，中國人民解放軍可能會取得優勢。然而將公元2005年至2010年之間視為海峽雙方軍事平衡逆轉的說法，乃是基於兩個前提，一是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進度可以順利達成，一則是台灣新一代兵力的建軍工程停滯不前。關於中國軍事現代化是否能夠順利達成，中國必須面對自身財政壓力與科技瓶頸的挑戰，而台灣的建軍計劃卻肯定不會原地踏步，如果簡單的認定中國的軍力在公元2005年之後就能逐漸取得優勢，未免太過天真。 事實上，雖然中國正在從事軍事現代化，但是台灣的建軍工程也在持續提升當中，雙方都維持著動態性平衡的步調。舉例來說，今年4月，美國批准售台8艘潛水艦、4艘紀德艦、12架P-3C反潛機。另外，美國也在近年內售予台灣許多先進的通訊設備及聯戰系統。這些軍備陸續完成戰備之後，台灣在軍事上的優勢，至少可以維持到2015年到2020年之間。因此，只要我們有抵抗中國軍事侵略的決心與意志，台灣的國防安全穩如泰山！ 儘管中國在海峽對面部署了300枚左右的短程彈道飛彈，對台灣造成威脅，然而吾人也必須了解，這種短程的M族飛彈，與美國的戰斧巡弋飛彈完全不能相比。美國攻擊伊拉克、阿富汗的戰斧巡弋飛彈，其命中率超過百分之八十，但是中國M族飛彈的命中率，卻只有350分之一而已。這種「不準確」的彈道飛彈，破壞力並不大，每枚M族飛彈的破壞力，等於砲轟5發砲彈。若以八二三砲戰為例，當時中國對小金門砲轟了25萬發以上的砲彈，等於是打了5萬枚的M族飛彈。儘管如此，中國在八二三砲戰並無法獲勝，可見這種「不準確」武器的戰場效益有限，只堪作為心理作戰的工具而已。 大體上來說，在未來的15～20年，中國若想武力犯台，在軍事上必須承擔極大的失敗風險，值是之故，中國豈敢冒然發動台海戰爭，而台灣人民又何必畏懼中國的口頭恫嚇呢？ 除了軍事因素之外，中國所面臨的內部因素與國際因素，都令中國難以對台灣動武。在內部因素方面，由於中國本身的經濟落後，在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已經造成東南沿海與西部內地之間嚴重的失衡現象。目前中國的城市失業人口超過2,000萬人，農村剩餘勞動力湧向城市的盲流有1億人以上，國營企業陸續下崗人員的失業問題也危及社會穩定。在此當口，如果發動台海戰爭，外資必將遽然停滯並迅速撤離，沿海經濟勢必遭受重大打擊。此外，中國對外貿易四大航線有三條需要通過台灣海峽，國內南北大宗物資的調度也仰賴船運經由台灣海峽，一旦台海戰火波及，航道無法自由通行，中國本身的經濟必然嚴重倒退，失業人口急速竄升，造成社會動盪，可能危及政權的穩固。 在國際因素方面，由於台灣位居東北亞與東南亞的中間鎖鑰，戰略地位非常重要。台灣海峽也是國際自由通行的水道，每天約有500艘的各國船隻通過，以及包括國際與國內航線約1,000個民航班次飛越，並非中國可以恣意封鎖的場所，如果中國製造台海戰爭，必定引起海權國家如美國與日本的強力干預。另外，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中國四周環繞著宿敵國家，二次大戰之後，先後與韓國、印度、俄羅斯、越南發生軍事衝突，與日本存有世敵仇恨，中國對台動武，即使僥倖獲勝，也必定損失大部分精銳部隊，元氣大傷之餘，很可能會引來宿敵國家的侵凌，配合邊疆地區的分離主義，乘機削弱中國實力，屆時中國將會面臨肢離崩解的危機。凡此種種，都是中國不敢冒然發動對台戰爭的箝制性因素。 台灣的軍備實力足以捍衛國家安全，中國武力犯台無法得逞，根本無需畏懼中國的軍事恫嚇。台灣人民應儘速建立堅強的國防信心，並徹底展現捍衛台灣的抗敵意志，才能夠促使中國認真思考動武的代價是難以承擔的損失，因而不敢發動台海戰爭。誠如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所言：「軟弱反而會鼓舞敵人發動原本不可能發動的戰爭」，祈求和平的人豈可不知此中道理。

阮銘◎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 國民黨連戰一派剿李狂賭的一張「王牌」，叫做「九二共識」，在十月底由連戰親自打了出來。連戰罵李登輝、李遠哲是「民進黨同路人」，罵陳水扁「不用功」，就因為他們不認這張寶貝王牌。翻開一看，不對了，原來連戰打出的是一張假牌。 「九二共識」從何而來，非來自一九九二年兩岸協商、乃二○○○年連戰敗選之後，請安徒生童話裡的裁縫縫製的一襲「國王新衣」。所以與其稱「九二共識」，不如叫「○○新衣」更準確。「五二○」前後，連戰脫光身子，穿上這襲「○○新衣」，從歐洲跑到美國，到處演講，為「中國」國民黨「正名」。他「大聲說出中國兩字」，解釋道：這「中國」國民黨「代表」的是「全中國人民」！原來他不是「代表」中華民國兩千三百萬國民，要去「代表全中國」十三億了！這就是連戰的「有容乃大」。而這「○○新衣」，正是他配合共產中國《聯合反獨鬥爭綱領》，用來欺騙台灣民眾、鬥爭陳水扁政府的隱形武器。 連戰穿起「○○新衣」招搖撞騙，是他個人嗜好。簇擁連戰的一群誇耀「新衣」漂亮，也是奴才本性。本無需理會。今天連戰狂到硬要李登輝、李遠哲、陳水扁都脫光身子去穿他那件「○○新衣」，表演給共產黨看，那可是有損主權、國格的「大是大非」，非「說清楚、講明白」不可了。 連戰騙人 薄瑞光一眼看穿 第一，歷史上根本不存在「九二共識」。有位「用功」的美國人，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薄瑞光（Raymond F. Burghardt），不像連戰「用功」縫製假新衣騙人，而去「用功」研究兩岸協商歷史真相，發現事實上九二年根本不存在所謂「一中」共識。他在美僑商會告別演講中說:「沒有九二共識，只有雙方同意在事務性商談中擱置主權及一個中國歧見的協議。」 任何一個「用功」研究過九二年兩岸協商及來往函件的人，都不能不得認同這位美國人一樣的判斷，因為這是事實判斷，不是「意識形態」判斷，而事實只有一個。連戰的「意識形態」能縫製出「○○新衣」騙人。卻縫不出另一個歷史事實來遮掩自己的裸體。然而他硬要光著身子逞兇，在第二天《中央日報》社論中，狠巴巴批判薄瑞光並攻擊「扁政府基於偏狹的意識形態，誤導美方認為九二年沒有共識，嚴重性等同於廢核四，兩者都是對國家信用的嚴重破壞」。 還真有位相信連戰「○○新衣」的老實記者，老遠從華盛頓寫來一篇《最後的天鵝之歌》，諷刺薄瑞光受誤導，幫扁政府在「共識」、「協議」上玩文字遊戲。誰知薄瑞光「用功」到家，在華盛頓找到這位記者「說清楚，講明白」：九二無共識是歷史事實，「九二共識」才是騙人的文字遊戲。連戰玩文字遊戲也不高明。一曰「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這是小學生也通不過的玩意，有共識就該「一致認同」，無共識才需「各自表迷」。二日「一中原則有共識，一中涵義無共識」，世界上哪兒有無「涵義」的「原則」？借用登輝先生一句話，這樣的政治學博士真笑死人。 一邊一國 改變不了的事實 第二，連戰縫製「○○新衣」之目的，在以「一中」謊言抹煞兩岸國與國關係事貿，與他的國民黨「全中國」化相配套，作為聯共反台、叛李打扁，「消溶」台灣主體、台灣主權，充當共產中國霸權統一台灣的「馬前卒」。 所謂「兩國論」，就是指出民主台灣（即中華民國）與共產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邊一國，存在於台灣海峽兩邊。道是一個簡單的事貿，與「意識形態」無關。無論你信仰自由，信仰共產，擁護柯林頓，追隨江澤民；都改變不了這個簡單的事實。 所謂「一中」，不管你「憲法一中」、「九二共識一中」，都是安徒生童話裡那件子虛烏有的「國王新衣」。民主台灣現行憲法，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國民大會通過、一九四七年元旦國民政府公布、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開始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附加《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共產中國現行憲法，乃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歷經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修改通過、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再度修改通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三度修改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是分屬於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互不統轄、制度各異的獨立主權國家在各自統轄的國民中施行的兩部毫不相干的憲法，哪裡有什麼「一中憲法」、「憲法一中」？ 誰認同「憲法一中」或「九二共識一中」，誰就必須在中華民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否定一部、在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獨立主權國家中否定一國。「中國」國民黨連戰一派稱中共認同「九二共識」並不否定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憲法之存在，純屬欺人之談。難道中共肯自我否定中華入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存在嗎？ 當然絕無可能。所謂「一中」，只是共產中國絞刑架上準備絞殺民主台灣（即中華民國）的那根絞索。你伸長脖子套了進去，唯一前途是一命嗚呼，世界上再不存在擁有兩千三百萬自由國民、三萬六千五百平方公里自由國土、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的東方典範。第三，所謂「一個中國」原則，毛澤東講得很坦率，就是「一個吃掉一個」。那時候，蔣介石的「一個中國」要反攻大陸，吃掉「毛匪」。毛澤東的「一個中國」要解放台灣，吃掉「蔣幫」。不過毛澤東知道自己沒有力量吃下台灣，所以才「等一百年讓後代去解決」。 鄧小平性子急，等不及一百年。他同美國卡特政府一建交，就把「台灣歸回租國」提上議事日程，定為八十年代三大任務之一。他寄希望於同蔣經國談判「和平統一」。 連戰否定蔣經國路線 蔣經國呢？他認識到美國同台灣斷交、撤軍、廢約，同中國建交、聯中抗俄，「反攻大陸」已絕無可能。蔣經國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回應鄧小平「第三次國共合作」，談判統一；另一條是拒絕鄧小平，走自己的路。假如選擇了前一條，中華民國早已不存在了。蔣經國的偉大，正在於當他身處國家生死存亡的歷史時刻，果敢地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方針，拒絕了鄧小平的「一中」統戰，把立足點從中國主體轉移到台灣主體，走上「革新保台」的本土化、民主化之路。 連戰以「代表全中國」對抗本土化、民主化，不承認國民黨曾是外來政權，是對蔣經國革新保台的背叛。外來政權在台灣是歷史事實，無關價值判斷。外來政權可以做好事，如彭定康在香港。本土政權也可以做壞事，如神學士在阿富汗，研究歷史必須尊重史實。一九四九年共軍打敗國軍，國民黨帶著中央政府和國軍剩餘部隊渡海「播遷」台灣，叫台灣為「反攻大陸」的軍事基地，實行戒嚴統治，難道不是「外來」？正因為台灣存在「外來政權」的「威權統治」，蔣經國才需要以「本土化」終結「外來政權」，以「民主化」終結「威權統治」。也只有在終結外來政權威權統治的基礎上，才能建立不分省籍、族群。人人平等，主權在全體國民的現代自由民主國家。 李登輝主政十二年，就是在蔣經國奠定的，「本土化」、「民主化」基礎之上，完成了終結外來政權，建立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的「寧靜革命」。連戰否定「終結外來政權」，否定蔣經國、李登輝的本土化、民主化路線，以「代表全中國」的聯共反台路線取而代之，是數典忘祖、認賊作父，妄圖把民主台灣套進共產中國的「一中」絞索。 第四，連戰以「代表全中國人民」的「中國」國民黨去迎合「一中」原則，恐怕還有一個麻煩。當一九四九年蔣介石總裁帶著國民黨「播遷來台」之時，在北京還留下一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首任主席李濟深，當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現任主席為何魯麗女士。連主席若渡海回去「代表全中國人民」同這位何主席相撞，一個共產中國的全國政協裡就有兩個「中國團民黨」和兩位「黨主席」。何主席會不會學這邊宋主席，也同連主席發生誰是中國國民黨「正統」之爭？假如共產中國媒體獲得特准開放，「全中國入民」一定樂於欣賞這兩個「中國國民黨」的口水戰。 第五，連戰一派詭稱不接受所謂「九二共識」，不套進「一中」絞索，就無法打開兩岸「僵局」。這是故意抹煞歷史，從李登輝時代的兩岸政策急遽倒退。一九九八年十月辜振甫共產中國之旅，是對「一中」絞索的重大突破，回國後接受立法院質詢，不分朝野都給予高度肯定。 九八突破，其一是明確國家定位，只出民主台灣（即在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作為獨立主權國家存在於世界的事實，不容共產中國抹煞。辜振甫說：「我方引據歷史事實與法律觀點，明確突出兩岸不相隸屬的政治現實，彰顯中華民國的存在，這將成為今後兩岸討論國家定位的分水嶺」。為什麼辜振甫說是「分水嶺」？因為過去兩岸對話，國家主權分歧是模糊處理的，採取「主權擱置」或「各自表述」，對台灣國際處境不利。一九九八年是第一次在兩岸對話中明確定位中華民國是與共產中國不相隸屬的自由民主國家。道是對「一中」絞索的歷史性突破，也就是事實上的「兩國論」。 其二是以台灣舉世公認的民主成就，反制共產中國的霸權統一。辜振甫說：「大陸必須民主化，我們才會和他們談統一問題。意即中共在放棄一黨專政、國家現代化之後，才有談統一問題的空間。本人曾表示，如目前情形下勉強談統一，也將對鄰邦造成威脅」。 這兩項九八突破，民主台灣作為獨立主權國家的國家定位，和民主台灣不能同共產制度的中國談統一，是全國絕大多數國民不分黨派、不分族群、不分省籍的國民共識。連戰以「○○新衣」否定已成為兩岸關係歷史分水嶺的九八突破，否定不分朝野各黨各派均予肯定的國民共識，是大開歷史倒車，必遭選民唾棄。試問掙脫國民黨外來政權枷鎖的自由國家的自由國民。誰願意把自己再套進共產黨外來政權的絞索？ 連戰哪裡懂中國人民？ 第六，連戰咒罵李登輝維護本土化、民主化路線是「去中國化」，好像他自己多麼「中國化」。連戰哪裡懂得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同台灣人民一樣有理想，愛自由、求生存、謀發展，卻掙扎在共產專制枷鎖之中。共產黨獨裁者以飛彈瞄準台灣人民、以子彈對準中國人民，兩岸人民命運休戚與共。真正愛中國的台灣人不會去幫共產黨兩岸統吃，而應當用自己獲得自由與發展的經驗去幫助中國人獲得自由與發展。李登輝的「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就是要把民主台灣建設成為發揚中國優秀文化的現代東方文明中心，以促進中國向自由民主演變。連戰把本土化、民主化同發揚中國優秀文化對立起來，稱之為「去中國化」，借用他自己的話，叫「荒謬，無知」。李登輝的「經營大台灣」，同「建立新中原」是相輔相成的。只有確立了台灣主體，才有可能自由自主地開放兩岸和全球的經濟文化交流合作，讓台灣成為像古代希臘一樣的現代文明燈塔。

黃麗鄉◎在日台灣同鄉會 事務局長 為了推動台灣加入WHO（世界衛生組織），海外僑界醫藥衛生專業人士組團回國參訪，於12月3日至7日在台北活動。 團長由游祥修醫師（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前總會長）擔任，團員28名，來自美、加、德、法、義、日。其中日本8名，名單如下：黃俊銘、黃安石、張延三、毛友次、王輝生、陳正雄、石明寬及黃麗鄉。這些熱心的醫師們不計犧牲有的甚至暫時停止醫院的診療返台。 全部行程及活動內容如下： 12月3日至行政院僑委會，向張富美委員長說明並專題報告，國際組織的參與及如何在聯合國內外推動以台灣名義加入WHO的策略，12月4日上午繼續於僑委會專題報告台灣加入WHO的現況、未來發展及民間參與。下午至衛生署拜會李明亮署長。12月5日上午拜會行政院新聞局、外交部，並舉行座談會。下午與台灣國內多個界民間團體及政府代表共同舉行WHO加入工作經驗交換，並計劃成立世界醫療聯盟，促進國內外合作推動以台灣名義加入WHO，得到全體與會代表的簽名贊同。12月6日上午晉見陳水扁總統，意見交換。下午晉見行政院長張俊雄，並發表新聞聲明，發起以台灣名義加入WHO簽名運動。12月7日上午晉見呂秀蓮副總統與國家衛生研究院與院長座談。下午歡送餐會，台灣醫界聯盟理事長吳樹民醫師致詞，希望全球各地配合台灣國內推動加入WHO運動。 上述行程中，由僑委會主辦的兩場專題報告為最重要。其中，有一項檢討過去台灣參加WHO行動的失敗原因是，中國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極力阻撓是主因，但外交部「行禮如儀」的操作方式也有不可免的責任。外交部在操作WHO入會案時，如操作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方式，安排兩位友邦與會代表提案，默契上中國持反對意見，也安排同等的代表回應。然後基於事前與會主席的溝通，在兩輪的發言後，主席會裁示台灣入會案不列入議程。然後就像套招演戲，結束討論，我們就被宣佈入會努力失敗。 鑒於上述理由，今年改變方式，以求突破。其做法如下： 一、首度以台灣為名提出申請。 二、歷來最精彩的友邦聲援稿，不卑不亢地幫台灣表達主權國家立場及委曲求全的叩關努力。 三、總統在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拜會表達關切後，積極以成立跨部會小組推動此案。 四、海外台灣人，特別是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及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對美國的積極遊說工作有顯著成效，除了美國衛生部長發言支持台灣，國會通過法案，布希更親自致函FAPA所動員的31位參眾議員，表達支持台灣成為觀察員之意。 我認為此次行動的成敗，將關係到未來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行動。所以應該擴展為全民運動。譬如在日台灣同鄉會在日本推展的「正名運動」–外國人登錄証的國籍記載要求以「台灣」之名填寫。此項運動如穫成功，就可在日本取得外交上的突破。如此，一步一步將「台灣」之名提上國際政治舞台，最後才能一口氣攻進聯合國。所以，各行各業的台灣人，都要積極在自己所屬的團體裡面，爭取使用「台灣」之名份，而廢棄「中國」或「中華民國」之名義。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選前一個月的觀察 從目前為止的選舉造勢光景來看，今年的立委選舉似乎比往年來得更冷清，大型廣告看板尚未多見，夾報傳單希希落落，宣傳車競相偷跑的情況不再，好像台灣已經進入民主國家的常態，彷彿老僧入定的選民不易動員，未嘗不是好事。 不過，候選人參選的情況卻又格外熱絡，特別是在舊有政黨體系鬆動、新政黨企圖殺出一條血路之際，有起碼媒體知名度的人只要能穩住基本票源，再加上適度地擴張票源，人人都覺得自己有希望上榜，登記人數因此異常爆滿。以台聯黨為例，光是在台北市南區就足足提名了三個人。然而，除非少數媒體寵兒，沒有人敢保握能當選。 從過去兩屆立委選舉的經驗來看，選民既然有新興的媒介提供資訊，也就是已經深入各個家庭的有線電視，候選人逐漸失去舉辦個人問政會的意願，再加上募款困難，能省則省。不過，政黨的聯合造勢晚會卻方興未艾，宛如總統大選年般的嘉年華會，持久不退。不懂內情的外人，還以為我們又在選總統了。 在總統直選之後，全國性選區的最大挑戰，就是茫然不知選票何在，因此，立委、以及縣市長儼然是最現成的樁腳，未來有志參選總統的人當然要跑遍全國，眼中看到的只是一串串肉粽般的選票。特別是縣市長的票用來估算總統票，要比面對社會分歧切割的立委票還要來得正確，蠶食不如鯨吞，陳水扁、宋楚瑜既要廣結善緣，自是不敢侷限自己所屬的黨。 如果說陳、宋兩人是母雞帶小雞，前總統李登輝則是老驥扶櫪，不只要拉拔台聯黨，連民進黨在南部的候選人也多期待霑濡。迄今，不滿連戰背棄其路線的李登輝，聲嘶力竭主打的訴求就是國民黨的「聯共賣台」，看來是打算以國家定位來平衡「本土化」所可能隱含的排他性族群聯想。然而，台聯黨的候選人搖如何搶灘，勢必要先整合內部的獨台（與國民黨決裂）vs.台獨（由民進黨出走）的路線之爭。由李登輝、彭明敏、以及金美齡即將同台的消息來判斷，後者似乎漸佔黨內意見的優勢。 雖然當前的政黨體系呈現三分天下之勢，但是在短期內，仍然看不出國民黨有能力派出足以與陳、宋對陣的人選。因此，假若泛藍軍未能整合成功，也就是國、親兩黨協調正、副總統候選人尚難著手之前，未來的總統選戰，還是要看宋楚瑜對於國民黨侵蝕的本事，不管是交好、還是收編也好。我們可以看到，親民黨的首要目標是將總統得票率順利轉換為國會席次，不願分心去正面挑戰民進黨，只是偶而作應付式的調侃。 對於國、民兩黨來說，當務之急是如何固守既有的地盤，想辦法避免傳統支持者的脫鉤傾向擴大，防止親民、台聯黨挖牆角，特別是去李登輝後的國民黨。民進黨有國家資源挹注，在除了在政治市場賣服務外，首度可以自信地應允縣市級的建設。以聯合競選來維持表面上的和諧，是說服傳統支持者自動配票的不二法門，只不過，死忠換帖的成數也無人有保握。 尷尬的民進黨聞主權獨立變色，連黨主席謝長廷都喊出新黨當年的口號「捍衛中華民國」；國民黨全力以稻草人的方式撻伐民進黨的台獨，實際上是要國家定未來堵住親民黨的進攻。民進黨雖然殷切期待在國會席次過半，倒也務實地體認到心有餘、力不足，提名人數未過半，相對地，陳水扁終究要靠李登輝的一臂之力，倚其戰略制高點結合滯留在國民黨內的本土，以達到穩定的立法聯盟。 一般而言，經濟不景氣不利執政黨，然而，到底要誰負責，選民不一定有定見。就國家未來的願景來看，政黨間並無實質上的差別，不只是政治人物不知為何而戰，選民更是不知投票的依據為何。在政黨認同普遍消退的時刻，如果查察賄選能雷厲風行，地方財主、或是財團的錢撒不出去，剩下的就是鄉下的宗親票、以及都會區的族群票。 在總統直選後，立委的重要性相對降地，縣市長則水漲船高。不管立委選舉如何，都無法一勞永逸解決憲政僵局。此回選舉，重要性在共主尋找諸侯罷了。 李登輝與台灣團結聯盟 如果說陳水扁、宋楚瑜、甚至於馬英九風塵僕僕，是為了總統選舉護樁，李登輝的忘情演出就令人匪夷所思。光就台灣民主化的貢獻來看，李登輝早就在台灣政治史有相當的地位，當一個卸任的國家元首，他大可仿效閒雲野鶴周遊列國，頂多在國內政爭之際出來調和。然而，在今年的選舉，他卻選擇不計毀譽力挺新生的台灣團結聯盟，完全不考慮歷史定位的可能斲傷，這當然是一般政客做不到的。 我們看李登輝全力撻伐國民黨賣台，痛斥連戰悖離他的路線，可見他希望能作到滴水不漏，不願任何認同他的本土票投給泛藍陣營。然而，他的總統大選票源眾多，是否能順利移轉給台聯黨？ 對於留在國民黨的親李人士來說，黨產的奧援未必有效，主要是憑藉自己的實力，特別是在中、南部，只要能有效遏止民進黨以國家機器進行收編的戰術，大體上還可以保有原來的動員體系。將來在王金平的領導下，至少還能透過國會法案來取得行政資源的挹注。不過，選區在北部都會區的國民黨本土人士就顯得尷尬萬分，尤其是在選民的族群結構不對稱之際，忠貞的國民黨黨員絕對有理由懷疑，這些人在選後是否會與民進黨眉來眼去、甚至於正式與台聯黨合併。 陳鴻基、陳雪芬之所以會喊出國、民兩黨合作，代表的就是這些遺孤的臨危討救兵，試圖喚起黨內拒宋派的危機意識。然而，如果國、民兩黨未能有更正面的交集，絕對是比不上民、親兩黨讓國民黨一蹶不振的企圖心。在三家分晉的態勢下（親、台、民vs.國），雙陳的救命丹還是能否終於獲得李登輝的加持；然而，光是靠李登輝之友會的票，目前為止，畢竟只夠護送台聯黨的候選人安全上壘。 最令人訝異的是李登輝的魅力，竟然能讓台聯黨候選人普遍獲到台獨理念票的肯定，特別是在南部，由於民進黨宣佈「捍衛中華民國」，正式表態棄守獨立建國的路線，加上建國黨勢力單薄，這些真實的信徒的轉向毫不猶豫。在台北市，出身民進黨的邱國昌已經打出台獨旗幟，反映出旺盛的接收獨派票源企圖心；北區的陳建銘迄今小心翼翼，似乎擔心鮮明的立場會嚇走支持者，難道，這些支持李登輝的票會又回流國民黨、甚或走向民進黨？ 台聯黨在台北市的訴求，代表的是黨內獨台、與台獨兩條路線的張力。如果以單一光譜來看，它們不只是位於國民黨的右翼（傾獨、反統），而且是將民進黨左右夾攻（或說捍衛民進黨的左右翼），看來似乎突兀。然而，如果分別從本土化、以及國家定位兩個軸線來看，台聯黨大可運用含混的本土路線來抵制泛藍軍，同時又使用清晰的兩國論來拉攏不滿民進黨的台獨票，以說服避免他們不要放棄投票。 除了出走國民黨的地方型政治人物外，台聯黨候選人包含不同梯次由民進黨退出者，特別是與彭明敏新國家連線算是結盟關係，而因地制宜的結合則不能與之相提並論。隨著李登輝日前參加左派獨立台灣會史明的生日會，明顯可以看出他對於獨派的鍾情欲語還羞，不願太早現出底牌。 不過，本土與獨立在本質上雖然高度相關，在概念上卻不必然等同。李登輝若要確保獨派的青睞，台聯黨必須在國家定位有更明確的宣示。要知道，國民黨頻頻指控台聯黨為台獨黨，採取的是圍趙救魏的策略，也就是要防止親民黨的侵蝕，當然不是要抵擋李登輝的本土票流失。 不管如何，這一切都還是要由李登輝定奪。 戰略三角中泛藍陣營 距離選舉日不到半個月，除了欣賞天王賣命演出的局部選民外，一般的選情仍然相當低迷。首度執政的民進黨以逸待勞，最重要的是並無後顧之憂，因為即使李登輝的分身台聯黨能囊括所有獨派選票，也不用擔心這些泛綠立委將來胳臂會彎向敵人。 然而，泛藍陣營似乎已經按耐不住，首先是國民黨的本土派陳鴻基、陳雪芬揭竿要求「國民合作」，接著是新黨元老郁慕明主張國親新三黨選後合組政黨，而親民黨副主席張昭雄一方面左打「三合一」為幻想，另一方面又右攻對手為「兩個爛蘋果」。 我們要如何來解釋住一連串的茶壺內風暴？當前的政黨體系可以說是典型的戰略三角，也就是彼此相互敵視，同時又不願意對方攜手言和；然而，如果有任一方勢力太大，其餘的二方會作短暫的結合，想辦法防止前者獨大。在政黨體系穩定的國家，由於政黨的支持基礎明確，很少會出現這種即興式的既聯合又鬥爭。 民進黨的戰略相當清楚，只要穩坐掌握國家機器的總統府，最重要的目標是全力防止國、親兩黨的復合，卻又不能打兩面戰線，因此，不時要分別向敵手釋出善意。面對國民黨在立法院的掣肘，即使禮讓王金平為立法院院長，也多少可以達到離間國民黨的效果，而雙陳主動向綠營求和，正好印證對手「藍中帶綠」的指控。當然，民進黨也不願意親民黨坐大，最便捷的手段是讓新黨苟延殘喘，郝龍斌入閣就代表資源的挹注。 國民黨在開除李登輝之後，並不願悍然清除尊李人士，因為只要以想像中的黨產、以及配票來羈糜，表面上還可以呈現族群和諧的表象，排拒親民黨搶攻族群軸線的中間位置。同時，果真能保住國會第一大黨的地位，縱然組閣的春秋大夢無法實現，至少也能以在野龍頭的身份來帶領游擊式騷擾。我們又看到國民黨以稻草人的方式猛烈攻擊民進黨，真正的用意是擁連派在悍衛「正藍旗」的地盤，反對迎宋派開門揖盜。連戰與林豐正要逼泛藍選民不是「投藍」、就是「慘綠」，彷彿是贊成兩黨壁壘的發展，說穿了，還是懼怕「鑲藍旗」的蠶食鯨吞。 泥鰍般的宋楚瑜就是不願在單一的立場軸線被定位，特別是拉攏出走國民黨的地方派系，讓觀察家很難將親民黨定位為外省黨。親民黨好整以暇，只要能搶灘成功，未來即可掩護宋楚瑜搶攻總統寶座，因此，一方面嘲笑民進黨執政無能，另一方面要打擊國民黨腐化，同時又用民進黨主席謝長廷的「策反」說詞來積極進行分化，印證國民黨無力阻遏李登輝草船借箭。其實，民、親兩黨短期的選舉目標相仿，就是要瓜分李伯大夢中的國民黨，在未來的總統大選中一決生死。 新黨原本就是一個抗議性政黨，一旦李登輝離開國民黨，在支持者競相回流母體之際，它就沒有繼續存在的意義；為了要合理化其回籠的動向，只好要求第二波出走的同路人回頭。郁慕明認為親民黨也是遊走藍綠，與國民黨對「陳宋會」的耿耿於懷相呼應，與其說是擁連，不如說是懼宋；不過，他所謂的「瓦解泛藍四階段論」，到也有幾分道理，至若要讓新黨泡沫化，不過是自抬身價罷了。 聯合陣線僅止於縣市長選舉，在一票多數席次的立委選舉下，同室操戈屢見不鮮，更何況是習於權謀鬥爭的藍色系列？不管如何，有能力推出總統候選人的政黨才有喊牌的資格；人家在吃麵，他人豈有喊燒的餘地？ 民進黨成最大黨 政局可望趨穩 經過此回選舉，民進黨一躍為國會最大黨，今後國民黨將沒有任何理由要求組閤，陳水扁政府將可以放手力拼政績，全力為連任來衝刺。可以預見的，民進黨將擴大內閣的組成，與台聯黨結合成行政聯盟，再透過群策會的非正式機制，進一步與國民黨內的本土派結合為立法聯盟，政務的推動會更為順遂。 縣市長為總統大選的最大樁腳，民進黨席次稍有挫敗，主要是泛藍陣營整合成功。彰化、南投以南大致是泛綠陣營的勢力，大體反映出總統大選的選票分布。不過，若由台北、台中、以及高雄縣市的立委席次來看，民進黨在都會區仍有相當的支持。未來，民進黨會繼續加化與縣市長之間的關係，甚至於不再經過黨籍立委的居中聯繫，直接作財政上的挹注。 選民的政黨認同雖然未必穩固，然而，似乎又儼然有兩大集團的期待，特別是在棄保、以及配票的焦慮上可以看出來。不過，載總統選制為相對多數、立委選制為複數選區之下，有效政黨數目尚難收斂。只要連戰、宋楚瑜之間若無法協調未來總統搭檔，國民黨與親民黨就不可能整合。若由宋楚瑜搭配馬英九，即使連戰首肯，在省籍上的安排不太平衡，宋未必會接受。 民、親兩黨最大的共識就是讓國民黨繼續分解、弱化；隨著總統改選的日子越接近，親民黨越不可能與民進黨正式結盟，因為閣員帶來的行政資源，未必能大大超過執政成敗的背書。國民黨本土派若只是對民進黨就議題作機動性的奧援，其他的人大概不會率爾進行清黨，以免被譏為外省黨。由此看來，未來的三黨仍將維持戰略三角的關係，彼此相互敵視，但任何兩邊都不時會有短暫的結合，以防止第三邊坐大。 穩定的政黨體系有利於民主體制的鞏固，然而，究竟我國的政黨體系要建立在何種基礎，目前尚未明朗。族群（省籍）分歧雖然是治絲而棼，卻未必能有效區隔政黨，因為彼此的人口結構並非對稱；此外，國、親兩黨也盡量避免予人族群黨的印象。議者提出所謂的本土vs.非本土的二元對立，卻多少與族群分歧相互強化；長期來看，國家定位、或是國家認同應該是逐漸趨同，不宜當作政黨成立的主軸。 如果總統選制調整為絕對多數，應該有助於政黨體系朝兩大集團化的發展。同時，立委選制改弦更張為單一選區制，也有鼓勵政治勢力合作、或是合併的機會結構。然而，如果採取目前甚囂塵上的單一選區兩票制，由於保有政黨比例代表制的成分，有利小黨的存活，仍然有多黨共存的空間。立委任期若延長為四年一任，並調整為與總統、縣市長（含北、高）同時舉行，也有助相互強化。 當前的政治紛擾，除了三黨不過半帶來的國會立法困難外，最重要的還是大家對於增修條文中的行政、立法關係，有南轅北轍的詮釋。不過，民、親兩黨似乎有初步的共識，也就是傾向於朝總統制調整，以免民選的總統權責不清。我們以為，或許可以考慮廢除夾在總統府與立法院之間的行政院；另外，總統應該賦予立法否決權，以便主導政務。在未來的一年內，總統或可召開跨黨派的憲政會議，同時讓有志推派競選總統的政黨直接向百姓說明，在總統直選下，總統與國會應該如何定位。 在總統改選之前，涉外事務將不會是陳水扁政府的重心，我們預期，還是會交給李登輝的人馬來負責。小布希總統的東亞策士多為日本通，相較於克林頓政府，對於台灣的立場比較願意關照；在台、美、日的準三角同盟之下，台灣的國家安全進一步可以獲得保障，相信對於中國的態度會更有自信。 由內部來看，民進黨的統合、親民黨的歐盟模式、以及國民黨的邦聯，其實是有相當的聚合。此回選舉，國民黨表面上以統獨議題攻擊民進黨，其實是要圍堵親民黨的侵蝕；而新黨的泡沫化，多少是對於主張與中國統一者的警訊。大體而言，檯面上的政黨多規避與中國，經貿上的開放也稍嫌說理不足，在下回選舉之前，應該對選民有更清晰的圖像作交代。

李筱峰◎世新大學教授 海峽兩岸，應該經濟互惠、文化交流，但政治各自獨立，建立親如兄弟的兩國邦交，同時都參加聯合國，對彼此，對世界，有百益而無一害。與其合併而相怨，不如獨立而相親。 歲末臘寒，新年將到，各式各樣的日曆、月曆、年曆紛紛出籠。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今年別出心裁，也印行了一本年曆小冊。這本年曆的特色是，在每一頁的上端，都請一位台灣獨立運動的參與者分別寫一句「我為什麼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理由。答案不得超過五十個字。我也應邀寫了一小段話，我的答案是：「一、追求獨立，就是在追求民主自由；二、我不愛和江澤民等霸權主義者同一國。」這是我應邀寫過最短的稿子，但卻也是寫得最意猶未盡的一次。因此，我決定利用Taiwan News這個專欄，就這個問題繼續發揮下去。這個專欄給我六百字到八百字的篇幅，所以，以下我還可以有將近五百字的發揮空間。我為什麼主張台灣獨立？答： 「台灣實際上早已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要放棄獨立，事情就大條了。」 「正因為這五十多年來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發展，才有傲視國際的經濟成果，才有眾多台商去中國投資，這個統獨實驗的結論，還不夠清楚嗎？」 「台灣與中國，有著不同的歷史軌跡。」 「每一群人都有權利自己管理自己。」 「民主台灣與專制中國，門不當，戶不對，難論婚配。」 「二二八的歷史殷鑑，讓我不敢在台灣之外，另有『祖國』的幻夢。」 「不喜歡和一個迷信武力可以解決問題的國家同一國。」 「不想因為練個功，就被抓去關。」 「不想看千篇一律的報紙；不想看一言堂的電視節目。」 「不喜歡只擁有公開大罵台灣總統的言論自由。」 「中國有一句順口溜這樣說『十億人口九億假，誰要不假誰就傻；十億人口九億吹，誰要不吹誰吃虧』，怕怕！」 「許多中國難民紛紛escape from China，寧可集體躲藏在貨櫃冰庫中凍死，寧可為了逃避移民局官員的追查而跳海死在紐約港外，也不回中國去。有辦法的留學生，也滯外不歸。他們中國人都想跑了，為何要強迫台灣人當中國人？」 「國家不須要太大，資訊發達、教育普及、交通便利的中型國家，如台灣者，最好發展。」 字數已超過了，但為了避免陳文茜又把台獨主張扭曲成「挑撥對中國的仇恨」，容我稍稍超出篇幅，再補充一個理由-「海峽兩岸，應該經濟互惠、文化交流，但政治各自獨立，建立親如兄弟的兩國邦交，同時都參加聯合國，對彼此，對世界，有百益而無一害。與其合併而相怨，不如獨立而相親。」 ＊本文原載於Taiwan News財政經總合周刊，試刊第八期

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 但大家仍對前途感到憂心 莊秋雄◎海外台灣人筆會會員 最近發生了兩件新聞：（1）向陽公益基金會12月15公布了「2001年青少年生活痛苦指數」報告，發現青少年竟對台灣前途局勢感到憂心。（2）台灣電玩選手曾政承12月9日在韓國一戰成名，熱烈的揮舞國旗、大聲喊叫「Taiwan number One」的畫面，卻也引來中共的挑釁與抗議。 國家的前途局勢應該是大人憂心的國事，現在竟然落到青少年內心。使曾政承電玩一戰成名後奮勇找機會發洩這層鬱結。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台灣長期以來用「中華民國」為國名所帶來的模糊的國家定位及認同危機，刺傷了純真的下一代所造成的。當國際人士看到台灣的政客「大人」們爭吵叫囂說「中華民國」是國際上主權獨立的國家時，表面上給予禮貌上的尊重，但內心總不免疑惑、假如台灣果真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為何使用「中華民國」為國名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混淆而鬧雙包呢？為何台灣要延續「中華民國」的五權憲法以便利中國叫囂說台灣是中國叛亂的一省呢？台灣再如何叫嚷「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國際社會也只好把台灣看成是成天吵著要求解放都又不願意做主人的奴隸，愛莫能助。 五十多年來如此使用慣「中華民國」的「大人」們已經麻痺了，因此台北市長「大人」在中國球隊來時叫市民收起國旗，國科會官員「大人」在中國人面前自降國格，這一切也就見怪不怪了。但這些「大人」的行徑還是使純真的青少年不懈、迷惑、甚至因而對台灣前途局勢感到憂心。 因此筆者在此誠懇呼籲當前台灣不管是政府、媒體或民間組織的掌權「大人」們，不要再麻痺了、不可再繼續偷懶了，應該趕快推展改國名的運動吧！不為這一代，也為下一代。

林建良◎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 奧運會場升起「日之丸」旗，演奏「君之代」歌時，海內外的日本人一樣地感動，他們知道那是他們國家的象徵，他們的國家叫做「日本國」。 當以「中華台北」為名出賽的台灣選手得到獎牌時，會場上升起多數台灣人連看都不曾看過的所謂「中華五輪旗」，演奏起沒聽過的「中華奧運歌」時，不知道台灣人會有多大的感動？激發起多少「愛國心」？ 世界杯棒球賽台灣隊進入準決賽，球場上的台灣人歡喜若狂，青天白日旗海飛揚。有位日本友人以羨慕的口吻向筆者說：「台灣人真有愛國心，現在的日本人就沒有如此愛國」。聽此，筆者有些茫然的感覺「 果真如此？」。 「愛國」兩字的成立，首先至少「國」的對象必須明確。我有時候會弄不清楚台灣人愛的國是那一個？是不被世界所承認的〔中華民國〕還是尚不存在的「台灣國」？日本人在國內對其「國歌」與「國旗」爭論不休，然而當日本選手得了獎牌，奧運會場升起「日之丸」旗，演奏「君之代」歌時，海內外的日本人一樣地感動，他們知道那是他們國家的象徵，他們的國家叫做「日本國」。愛他們的國家一點都不勉強，因為對象明確。而當以「中華台北」為名出賽的台灣選手得到獎牌時，會場上升起多數台灣人連看都不曾看過的所謂「中華五輪旗」，演奏起沒聽過的「中華奧運歌」時，不知道台灣人會有多大的感動？激發起多少「愛國心」？相信遠不如日本，因為這不是一個明確的共同象徵，我們愛不下去。而如果換上外來政權象徵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及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歌時會不會更好？恐怕也不盡然，因為正如同「中華五輪旗」一般，這其中缺乏了最重要的精髓「台灣」。 長期居留在日本的台灣人多數歸化日本國籍，成為法律上的日本人。由於日本是單一國籍制度的國家，歸化日本籍時必須先拋棄原有的國籍。而「拋棄原有國籍」這件事對多數的在日台灣人也不成為什麼問題，多半的台灣人在沒有多少心理的抗拒之下，輕鬆地完成這些手續。有許多同鄉常會問筆者：「還沒歸化？」「什麼時候歸化？」彷佛歸化日本籍，放棄原有國籍是一條在日本生活的必經之路。這點與在日韓國人或朝鮮人就有極大的不同，他們的二世、三世盡管在日本出生長大，要他們放棄「韓國」或「朝鮮」的國籍卻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雖然日本政府有意促成他們歸化，而將近六十萬的在日韓國人或朝鮮人郤寧可維持他們的國籍。姑不論這是好是壞，他們的愛國心比台灣人強卻是個事實。 有人說朝鮮民族的民族意識原本就比較強，不可相提並論。這點筆者同意，因為台灣民族的民族意識事實上根本還不存在。台灣人一直缺乏一個凝聚台灣民族意識的集結力。那個集結力經常是一個有主體性的「國家」，及象徵國家的國旗與國歌。如同奧運會場上看到自國國旗，聽到自國國歌時之感動，愛國心的高昂正需要明確的國家主體；不幸的是，台灣沒有。不僅沒有，在最需要愛國心的軍隊，所施行的竟然還是「反台灣獨立教育」。反對自己主權獨立的國家政策，從何要求人民的愛國心？ 筆者所認識的多數在日台灣人都相當熱愛台灣，關心台灣，但問及他們是不是愛國時，相信在法律上是日本籍的他們會窮以回答。一個持日本護照的好友曾調侃筆者，「反正汝拿的也只是中華民國護照，而不是台灣護照。和我拿日本護照只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別」。我相信這句話的真實性。這句話正好點出了「愛台灣」和「愛國」到目前為止，還無法畫上等號。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大聲承認，我愛國，這個國家就叫台灣。 　

莊豐嘉、鄒麗泳◎台灣日報記者 立委選舉前夕，前總統李登輝女兒李安妮時而激動陳述父親長期被詆毀、時而溫柔訴說前第一家庭十二年來的辛酸及壓力，演講架式不輸政治明星；選戰過後，李安妮接受本報專訪時則坦言，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祖國「台灣」的誕生，李安妮也認為，「台灣獨立，其實可以很溫柔」。 選前最後一夜，李安妮趕到高雄台聯造勢晚會，說到父親本土化換來無情護罵，牽連九族、連母親也不放過，母親曾文惠女士默默承受一切等云云；她說的義憤、感性，聽著、聽著，站在後方的母親竟不禁悲從中來淚灑現場，這一幕，讓很多人動容。隔天連民進黨秘書長吳乃仁都說對選情有影響，但已來不及補救了。 李安妮事後說，她當時根本不知道，演講完轉過頭才知道自己竟把母親惹哭了，事後，她還打電話跟母親道歉。她想，從去年三一八事件之後，各種對李登輝一家的侮辱、謾罵，母親大概都累積在心底，只是想不到一下子全爆發出來，生性傳統內斂的母親才會如此真情流露。 不會從政 選後回規生活 回想輔選情景，李安妮發現，當時她看到台聯羅志明等候選人時，無形中有一股力量，很自然地讓她與他們擁抱在一起，同舟共濟、宛如一家人的感覺，到現在想起來，還是覺得不可思議。選舉過後回歸正常生活軌道，李安妮笑說，「才不敢呢！」。 李安妮口才便給、思慮縝密，許多人在她身上看到李登輝遺傳給她的政治細胞，但被問及未來是否可能參選？李安妮則斬釘截鐵說，「不會」，她認為參選只是從政過程的一個環節而已，她自己個性並不喜歡政治操作面的東西，寧可悠游於學術界。 擁有英國新堡大學杜會政策博士學位而且專研婦女福利政策的李安妮，對台灣日益升高的族群對峙，也有著別緻的觀察。李安妮說，研究女性主義幫助她打開一扇窗，過去社會常以男人觀點看天下，若從女性角度思考會有不同結果。也由於從多面向的思考擴及社會政治和國家認同，她對以往執政者灌輸的「台獨等於暴力」、「台獨是滔天大罪」等概念，重新進行檢驗才發現，原來全不是這一回事。 反對台獨等於反對自己 她說：既然可以擺脫男性觀點而從女性思考問題，同樣地，許多人批評台獨，她也可以反過來問，統一有什麼好處？中華民國在哪裡、在不在？若統一，台灣會不會被淹沒？大從文化鴻溝、政治制度、小至日常生活習慣，統一對台灣究竟會產生什麼影響？李安妮說，這些問題都非同小可，但誰曾客觀的告訴台灣人答案是什麼？她說，台灣獨立是現狀，許多人卻天天在反台獨，這等於在反對自己，但對於真正改變現狀的統一，儘管被許多政黨奉為圭臬，卻從不去檢討統一可能產生的問題，這才令人費解。 對於台灣族群問題，李安妮也有她的詮釋。她認為並不是省籍問題，深層緣由其實應該是「認同問題」。她說，許多同樣是移民國家。以新加坡為例，種族複雜，卻不會有國家認同的問題，只有台灣，多數外省朋友住了幾十年卻還在嚮往那個遙遠虛幻的國度，不認同台灣這塊土地？相對之下真的很奇怪。 不分省籍 願伸和解之手 李安妮也說，她其實很不願用外省人這樣的稱呼，只是外省人有外省人的悲哀，台灣人也有台灣人的悲哀，彼此應人該理解悲哀的源頭，才能不再彼此仇視，而是互相擁抱。她強調，只要外省朋友打開心靈之窗，接納這塊土地，她很樂意伸出友誼和解之手，她想過，如果能到軍中演講，她一定很樂意，她希望協助外省同胞認同台灣、找回自己生長的根，李安妮不相信「擁抱自己生長的土地會有這麼困難」。 李安妮說，未出國留學前「她的想法與大部分人一樣，一直說「我是中國人、中華民國國民」，在統獨立場上與一般人看法一致「維持現狀」，但她到英國後，外國朋友覺得很奇怪，為何明明是台灣人、卻一直說自己是中國人？這樣的看法對她衝擊很大。當時，她反覆思考到底哪裡出了問題？為何不敢正視自己的國家？接踵而來對傳統思維的衝撞，李安妮終於打開心靈之窗。 一九九八年李安妮參加由政府組成的婦女事務部長會議。會議中一幕場景，讓她對中國從自卑而產生的自大有著深刻的印象。她說，當時檢討著世界各地代表團，前往在馬尼拉召開的APEC婦女共通的問題，但無論誰提出有如何待解決的困難現象，中國代表以為人家是在說他們的國家，總是一概否認，即使有，也說那只是一小部分，而且是在鄉下邊緣地區才有。不料，美國代表卻大大方方地坦承，在美國這類問題很普遍，在都市地區尤其嚴重。李安妮說，美國這種泱泱大國的氣度，當場讓她十分折服、也反而凸顯中國刻意偽飾的企圖。 欲加之罪 為父親努力抱屈 重新檢視思想體系，李安妮得出「台灣獨立也可以很溫柔」的結論，她說，台獨被等同於暴力，是過去白色恐怖時代污名化、妖魔化的結果。她說，經過這次選舉，台灣主體意識逐漸出來了，未來她期待致力深耕台灣意識工作，到社團、軍中演講都可以，另外，也可以從愛鄉文化、改善教科書、電視內容以在地為主的節目，管道非常多。 李安妮說，李登輝就任總統不久，雖然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卻願意為那些在白色恐怖中扮演幫兇角色者道歉，就是希望化解族群問題，巨這些人很多目前都還在台面上，他們卻反把挑起族群衝突的罪名加在李登輝身上，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李安妮表示，她父親上任第一步就是要從制度面解決省籍不公平問題，這個過程一方面得罪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卻又不被長期受欺壓的本省同胞理解，處理過程極可能砍到自己的腦袋，但為化解省籍不公，父親還是代外省人受過。李安妮形容當時李登輝簡直是在走鋼索，隨時可能跌入萬丈深淵、粉身碎骨。 至於，李前總統幫台聯不惜與國民黨決絕，李安妮說，她父親原本三一八總統大選後，責任已了、可以過自己的生活，家人也終於找回父親，但一年多年政治亂局、在野黨杯葛，新政府施政難有進展，父親、家人及所有好朋友都很害怕，四年後總統大選不知道會不會回到從前（外來政權）？本土政權會不會就此消失？更不曉得有生之年能否看到祖國誕生？因此，父親才出來幫助及催生本土化新生政黨–台聯。 放棄本土化 國民黨自取滅亡 對於國民黨、新黨等泛藍軍幾乎用抄家的整肅方式對待李登輝，身為女兒的心情如何？李安妮不願臧否連戰或宋楚瑜，但她說，「國民黨放棄本土化路線是自取滅亡」、父親好不容易把國民黨從中國拉回台灣，讓國民黨取得在地正當性，政權得以保全延長，連戰卻將其放棄了。 李安妮說，父親一生從事公職，工作忙碌，很少把子女叫來諄諄教誨一番，但父親一言一行無形中卻影響她們。她說，她們家人從來不曾想過要幫父親「加分」，只想不要減分就好了，所以從來不曾過問任何事，原因是，父親就像駛船的掌舵者。她們對他完全信任，也因此，儘管外界風風雨雨，她們都安心地在自己的領城中求發展。做為一位對父親完全信託的女兒，李安妮深信，李登輝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會在歷史中，獲得驗證和肯定的。 ＊轉載於《台灣日報》，2001年12月10日

楊基銓◎台灣安保協會監事會主席 每一個國家都有，它追求的目標，因而有它獨白約立場。從自己的立場來看事情、看自己、看世界；或從自己的立場來認識事情、判斷事情、處理事惰，我想這就是國家的主體性。 真正的主權獨立國家才有主體性，一方面也只有主體性的建立才能實現完成獨立建國。 台灣是民主化的主權獨立國家，這是無可否認的，但我認為台灣的主權獨立不完整，尚須努力，台灣的主體性亟待建立。 舉例來說，我們常聽人家說，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如以台灣為主體來看時，台灣文化不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相反的，台灣文化包括中華文化、日本文化、原住民文化、歐美文化，以及海洋文化在內，台灣文化是這些文化集大而成的。又所謂的本國歷史，學校的教科書將中國歷史叫做本國歷史，其實台灣四百年的發展史，才是台灣的本國歷史；同樣的，屹立在西太平洋，而居重要戰略位置的台灣以及其所屬周圍島嶼的地理，才是台灣的本國地理。 從台灣的立場來看，這些明白不過的事，實際上卻沒有那麼明瞭，都是混淆不清。 台灣四百年來受外來政權的統治，台灣的生存均步步依靠別人，要看別人的眼色，讓人擺佈，並無自己追求的目標，並未建立自己存在的價值觀。自荷蘭時代一直到兩蔣執政的國民政府時代，台灣並無主體性可言，人民不知道自己的國家在哪裡，不懂自己的祖國叫什麼，也不能說出自己是什麼人。台灣人不認識台灣也不認同台灣。不但如此，台灣自己的母語–台灣話（河洛話、客家話、原住民話）均被忽略，被輕視，在公共場所或學校內不能使用母語，年輕人不會說母語。在台灣，台灣人的母語失去其做母語的尊嚴。又台灣的傳統文化或藝術如布袋戲、歌仔戲等地受歧視，幾乎消失。 另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即台灣四百年來，至最近十年前，台灣人未曾做過自己國家主人，致使未能產生能領導全民的有力的領導人，台灣人缺乏認同國家，缺乏愛惜並保衛自己國家的共識。凡此種種，都是台灣主體性建立的主要課題。 台灣進入另一發展階段，在此時，我深切盼望更多的國人來重視，來關心，一起合作促進獨立建國所必需的台灣主體性的建立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