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秀珊
我們會在那裡聽到音樂呢？在國家音樂廳、小巨蛋、麥當勞、龍山寺、還是坐捷運時手中握著的iPod？
我們聽到的又是什麼樣的音樂呢？是Beethoven的〈命運交響曲〉、音樂劇〈小王子〉、FM100.7的小甜甜布蘭妮、酬神的北管音樂、還是楊宗緯的〈背叛〉？
而你又覺得你自己是誰？是古典音樂愛好者、刷卡買藝文音樂票享受優惠的卡友、身穿垮褲的Hip-Hop一族、虔誠的信徒、還是星光迷呢？
你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發現你這樣的身份呢？這些身份有可能跟國家認同扯上關係嗎？
乍看之下，不管是古典音樂也好、傳統音樂也好、或者是流行音樂也好，這些不同類型的音樂似乎都跟「國家」這兩個字沒有一點關係。我喜歡聽Shostakovich的〈第一號交響曲〉、或是Bob Dylan的〈Blowin’in the wind〉，好像只跟我個人的音樂偏好有關。但是事實上，Shostakovich的〈第一號交響曲〉是為了1922年成功的「十月革命」所創作的，也因此而被當時之蘇聯當局視為不可多得的音樂天才。Bob Dylan的〈Blowin?in the wind〉則在1960年代被視為反戰運動與民權運動的「國歌」，是那個時代之基進青年用來抗議政府政策的運動歌曲。
所以說，音樂與政治沒有關連嗎？某些樂評人或音樂創作人所宣稱之「為藝術而藝術」的「純粹」音樂，真的存在這個世界上嗎？更進一步說，音樂與國家認同沒有關連嗎？〈中華民國頌〉所詠讚的長江黃河，不正是一次又一次地加深我們對那不曾見過之滾滾流水的想像嗎？
是的。音樂與政治或國家認同之間，的確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連。嚴肅音樂界最著名的例子，應當是19世紀由Borodin、Rimsky-Korsakov等人組成的「俄國五人組」。他們在音樂中大量融入俄羅斯民謠素材和民間傳說故事以呈現俄羅斯風情的民族主義作風，促使其他各國音樂界「國民樂派」的興起。在台灣日治時期的皇民化運動中，鄧雨賢的〈雨夜花〉被改寫成〈名譽的軍伕〉，原本描述可憐受苦女子的歌曲，竟成了鼓舞台灣人上前線當日本兵的愛國歌曲。到了戰後，國民黨更進一步利用其無所不在的黨國體制，發動藝文界人士大量創作所謂的「愛國歌曲」，一時之間，諸如〈梅花〉、〈我愛中華〉、〈龍的傳人〉等歌曲，就成了官方用來型塑台灣人之中國認同的最佳工具。
為了釐清音樂與國家認同的關係，《共和國》雜誌特別在炎炎夏夜規劃了一場與音樂創作人的座談會，嘗試從第一線創作者的角度來探討音樂與政治的關係、音樂與國家認同的關係、以及用音樂來行銷國家認同的可能性。與會的流行音樂作曲家詹宏達先生、抗議歌手朱約信先生、以及現代音樂作曲家曹馨文小姐，均是這個領域的一時之選。我們邀請《共和國》的讀者來看看他們對於這些議題的觀點。
此外，為了豐富這個主題的多向性，我們也特別訪問了榮獲今年「總統文化獎」的林昶佐(Freddy)先生，請他談談他如何帶領閃靈成為台獨樂團的第一把交椅。建國歌手王明哲先生的專訪，則是所有參與反對運動的朋友不可錯過的文稿。至於Mysteric Eyes所寫的〈音樂人的自我認同〉，則是從林生祥拒領金曲獎「最佳客語專輯」及「最佳客語歌手」的這個事件談起，進而論述文化認同對音樂創作者的重要性。
雖然，我們這個專輯試圖就「音樂與國家認同的關係」進行探索，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這個嘗試只是一個初步的成果，存在許多明顯的缺失。首先，我們欠缺比較完整的論述性文章，從比較理論的觀點來談論這個問題。事實上，不論是音樂社會學、音樂政治學、音樂史、乃至比較音樂學等不同學科和觀點，都有可能可以提供不儘相同的分析架構來探究這個問題。再者，我們這次的專輯偏重在通俗音樂類型上，因此明顯忽略其他的音樂類型，比如說嚴肅音樂和傳統音樂。
我們期待這個專輯作為一個拋磚引玉的開始，能鼓勵更多的音樂人、樂評人乃至學院內的研究者投入這個重要議題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