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 賓：陳明仁先生
採訪編輯：許\維德、張信堂、林秀珊
文字整理：尤榮輝
王明哲先生是一個政治社會運動者，比較特別的是，他用音樂來推動他的理想。台灣解除戒嚴後，在見證了一連串的社會抗爭事件後，他開始反思、學習。之後，他作曲來呈現四百年台灣人被外來殖民壓迫的悲慘歷史，他填詞來記錄台灣社會勞苦大眾所承受的不公不義；他不只創作，還背著吉他全台獻唱，為土本反對勢力發聲，激發了底層人民的反抗意志。自民進黨建黨到執政，社會力的爆發、反對運動的蓬勃、民主自由的確立，王明哲的歌曲是重要的催化劑。
王明哲是一個浪漫、不拘小節的人，他的創作大都沒有發表，有發表的也都任由需要的人複製、傳唱，他都不以為意。他為台灣的自由民主及獨立運動付出了寶貴青春，如今依舊孓然一身。因此，本次專訪主要有三個目的：一來希望台灣社會重視並珍惜非傳統、本土音樂創作者的貢獻，二來希望能讓台灣社會更了解王明哲創作政治音樂的心路歷程，三來籌思整理出版王明哲的作品，為台灣保存絕無僅有的音樂瑰寶。
本訪問內容包括王明哲先生的出身、學習音樂的過程及創作理念、台灣意識的啟蒙、參與反對運動、以及將來對創作的整理與行銷等。讀者可由本文大致了解王明哲的個性與理想，及其生命的歷程。這些大部份是第一手的珍貴資料。(尤榮輝)
出身貧苦農家 缺乏音樂學習環境
維德：共和國第56期(2007年9月)的主題是「音樂與國家認同」，前陣子我們已訪問了Freddy（閃靈樂團 http://spiritoftaiwan.com/），今天很榮幸能訪問到您。關於您出身的資料不多，是否先請您談一下這一部份，再來談您的音樂。
明哲：過去並未仔細整理個人履歷，許\多書刊資料也都是作者自行蒐羅整理，年代與事件或有錯置情形。其實我的想法很單純，身為一個社會運動者，有很多的想法及思考，我用音樂把它們表現出來，過程中，並未太在意保留資料，只是後來許\多人有需要，才簡單地做一些整理。
維德：1955年您在屏東車城出生，父母親從事何種行業？
明哲：他們受日本教育，住在鄉下，從小我就對音樂很有興趣，只是沒有好的環境。小時候很羨慕一位同學，他爸爸是校長，經常看他彈奏樂器，但我就是沒機會學習。另一方面，父親在茶餘飯後常唱日本歌，雖然聽不懂，但聽久了也覺得有趣。
因為沒有好的音樂環境，小時候加入許\多球隊，事實上對音樂的真正接觸是很晚的。一直到服兵役才接觸吉他，當別人出操時就偷偷拿出來彈，完全不懂什麼樂理，也沒人教，所以學得很慢。退伍後，有一次機會到板橋的樂器行「吉他城」，遇到一位吉他彈得很好的人，他是日本回來的台僑、唸台北醫學院的張達安。我很羨慕他吉他可以彈得這麼好，所以向他學習古典吉他。這時約在1976年，我21歲的時候。
板橋學吉他 苦練三月成名師
因為有興趣，所以拚命學習，短短三個月進步神速，像是「魔笛變奏曲」、「傳說」這些古典樂最艱深的曲子均能上手。當時老師還稱讚我：「從沒看過有人進步這麼快的，可以幫他教學生了」。但是，他並沒有看到我整天抱著吉他、常常練到睡著的那種辛苦。
後來古典樂練到一個階段後，就已經不再能夠滿足我了。我一直認為音樂是活的東西，不能千篇一律每天彈一樣的東西，因此就有了創作的念頭，心裡想，別人可以，我應該也可以。
但是要如何創作呢？我先是自己買書來看，但是裡面的一些專用術語又看不懂，所以我就去請教專家，才知道道理其實很簡單，只是變成術語才會看不懂。這樣一點一滴慢慢拼湊，逐漸有了完整的樂理概念。
首次創作 紀念初戀
維德：老師教學時沒講理論嗎？
明哲：完全沒有，但因為有興趣，所以常主動挖掘。因為已經有了創作的念頭，所以就在1982年寫了第一首歌〈故鄉的愛人〉。
這首歌是在寫失戀的心情，對象是我一個心愛的女同學。我暗戀她很久了，但總是不敢表白，一直等到畢業以後，才去買一本「情書大典」來抄了一封情書。我家雖然離她家走路只要五分鐘，但是我還是到郵局去寄這封信。她收到信以後，可能是不敢回信，讓我感到非常失望，傷心地徹夜難眠。
後來又寫了第二封，內容是關心她的前途，沒想到兩天以後就收到了她寄來的限時信。雖然我在收到信的時候感到很驚喜，但是她卻在信中叫我不要再寫信給她，讓我心情又涼了一大半。
後來入伍當兵，也是不斷地寫信給她。如果有收到回信，就好像是中了大奬一樣的喜悅。當休假返鄉時就約她出來，記得第一次是約在學校的涼亭見面，因為沒有談過戀愛，又不會講話，兩個人在寒風中沒講半句話，只是身體不斷地發抖。現在想起真是好笑。因為這樣，原本可以娶來當老婆的也就不見了。
感情失意 自我放逐二年
秀珊：那時沒想到要為她唱一首歌嗎？
明哲：那時候還不會唱歌。這樣的約會前後有三次，雖然很期待，但臨場卻腦筋一片空白，不知道要說什麼，實在是太單純了。
後來，退伍後曾經直接到她家去找她。好不容易等她出來以後，她卻又向我表示，她的父母親反對我們的交往，所以我就失戀了。當時我已經在台北樹林的塑膠射出工廠上班了，因為失戀，所以相當的氣餒，才開始學抽煙、喝酒，生活十分消沉。
退伍後，應公司招考進入工廠上班。因為是三班制，經常要加班，當時也傻傻的，不知道有「加班費」這回事，等領薪水時發現比別人多很多，才知道加班可以領「加班費」。原來，領班叫我做我就繼續做，三班制我都傻傻地做了兩班，薪水當然比別人多。因為工作相當認真，老闆升我做生產管理的工作，不再負責操作機台。
由於失戀的關係，意志消沉並影響到工作，曾經連續二年沒有回到故鄉。一直到祖母過世，家裡的人也找不到我，還一度要登報尋人。後來才透過失戀的女友寫信給我，要我盡快和家裡連絡。但是因為我已經離開原來的公司了，所以半年後我才收到這封信，也才知道祖母過世的消息。
自從失戀後，我就自我放逐，公司一家換一家，四處流浪，整個人失魂落魄，只能打零工渡日。
後來才因為興趣，在偶然的機會下學了吉他，又擔任吉他老師，才逐漸找回自我。當時有一位學生在遠東紡織公司上班，公司正要成立吉他社，他就推薦我當指導老師，也因此認識了我太太，她當時是其中的一位學員。
因為我太太頭髮烏黑亮麗，又長得漂亮，讓我印象十分深刻，但上了兩次課後卻不見芳踪。後來有機會又遇到，我問她為何只上兩次課就不來了？她向我表示，她覺得我「太臭屁了」。原來，當時剛學吉他，又進步神速，不免態度上有些驕傲。講到這裡好像離題太遠了……。
維德：不會，我認為愛情的影響力對一個音樂創作者來說應該是很重要的。所以〈故鄉的愛人〉是你的第一首創作。這首歌有華語版的嗎？
明哲：有的，但沒有錄在唱片中，有很多歌都沒錄下來。
信堂：過去的許\多好的台語歌應該趕快把它們整理出來出版吧。
王明哲：創作就是這樣而已嗎？
明哲：是的，但是有些好的曲已經遺失了。有一次莊淇銘邀請我到綠色和平電台受訪，回程時我把整本歌譜丟失在計程車上，後來電台有廣播協尋，但也是找不到。過去寫過的詞也都沒有整理，而且在有台灣意識後，所有的華語歌創作均丟棄。還好，當時的創作還不算多。
話再說回來，當寫好第一首〈故鄉的愛人〉後，我不斷地問自己：「創作就是這樣（而已）嗎？」。其實，我一開始的創作就具有相當的水準。
信堂：您是如何完成創作的？是先寫詞，還是先作曲，是邊彈吉他邊創作嗎？
明哲：是同時完成的，就是邊彈邊哼，詞就自然跑出來。我一直覺得我的曲子「律動」很好，中間的銜接也很好。
維德：您剛說「創作就是這樣（而已）嗎？」是認為創作對你很簡單嗎？
明哲：對，當初完成第一首創作才驚覺，這真的是我寫的嗎？原來音樂創作只是這樣而已嗎？可以不用理論，完全靠音感？當初的想法的確是這樣。
信堂：其他創作者在完成第一個作品後大概也會有相同的感覺吧？莫札特創作時好像也是琴一彈，曲子就自然地順應而出了。
明哲：是的，那是大概在1978年前後。那時只抓單音，和弦是比較後來，因為會彈古典吉他。至於吉他民謠因有書可參考，就變得很簡單。
維德：創作讓你覺得很容易，是不是因為這樣驅使你後來想創作更多歌曲？
明哲：古典吉他我只花三個月就可當老師，民謠吉他相對上就簡單很多，這些都不是問題。我知道以後想要走創作的路，所以就試圖去找樂理、和聲學的書，但是卻又都看不懂，所以才去請教別人，也才懂了一點概念。這個過程並沒有系統性的學習可言，都是長時間一點一滴自己摸索、累積、拼湊而成的，加上懂樂理又可以請教的朋友很少，所以，可以說我的學習之路是很艱辛的。
請教名師、朋友 點滴建立和聲與樂理基礎
信堂：所以在您開始創作之後，也開始一邊看書一邊學習理論嗎？
明哲：看書吸收的很有限。主要都是碰到問題去請教懂的人。後來有一陣子想學樂理，經人介紹向美國Berklee College of Music回來的翟黑山老師學習。
秀珊：您與周昇汐有何關係呢？
答：我是向他學和聲。他都彈古典。他的技巧雖然不是最好，但是彈琴卻特別好聽。就因為他很會處理和聲，所以後來我經常向他請教。音樂就是因為和聲才好聽，旋律再差，如果和聲會處理，聽起也會不錯。西方音樂就是用和聲來「裝潢」才好聽，而東方音樂都是單音，沒有和聲的概念
維德：所以，您從此就走上了音樂創作之路？
明哲：是的，作曲是「二度空間」，而不是「一度空間」。音樂大師的作品，如巴哈、莫札特等，他們的曲子絕對是以雙部和聲來進行的，絕對是「二度空間」，沒有任何例外。我對音樂十分敏感，一聽到曲子馬上可以判斷作曲者是否有和聲的觀念。
體會返璞\歸真的創作哲理
人的聽覺對音樂總是不滿足的。小孩一開始覺得「哥哥爸爸」最好聽，然後慢慢學會欣賞諧和的音樂，聽久了以後，就還想再找聽覺上的刺激。
以爵士樂來說，一個人在能接受「一個音的打架」，又能接受「第二個音的打架」，爵士樂就是這種「打架音」，專業上叫「特殊音」或「特徵音」。
其實，從另一角度看，它是不同的調性，是多調性的。因為我有了樂理的基礎，因此才可能慢慢去體會和欣賞，能去聽、去分析。所以，一個人諧和的音樂聽久了以後一定不會滿足，最後必然會聽爵士樂。但是天天聽爵士樂的「打架音」，耳朵也會麻痺、不愛聽了，所以後來又會回來欣賞「清唱」，認為最好的音樂是不用伴奏的。
但久而久之，我們卻又會發覺嬰兒呱呱墜地的初啼聲才是最清純、最美的。此外，大自然的聲音，比如說水流聲、風吹聲也是很美的樂曲。音樂到了這個境界，就已經跳脫到另外一個世界了。常有音樂家到後來哭啼、冥想，一般人以為是發瘋了，其實是已經進入到一種宗教的意境。從刺激的爵士樂又轉一圈回來聽「哥哥爸爸」，音樂的敏銳度就大幅增加了。
創業推銷化妝品 鬼點子一堆
維德：後來您有創業，開設化工廠、賣化妝品，可不可談談這段過程呢？
明哲：結完婚後就想自己做生意，而剛好有朋友做化妝品，但賣得不好，所以找我去幫忙。對一個鄉下出身的人來說，沒有資金、沒有人脈，就只好動腦筋。
我想，會買化妝品的一定是女性，而女性中最需要化妝的一定在聲色場所工作的小姐。所以，我就提議到理容院去賣。一開始也怕挨打，而且一旦進去被認出是來推銷的，包裝就會被店員拆毀。後來就去買一個007的手提箱矇混進去，才解決了這個問題。
後來又想，人聞到香味的話，心情就會比較好，所以就用香水讓客人免費試用，看看能不能增加銷售。後來甚至幫客人免費試妝，但一開始也不懂怎麼化妝，不知道化妝還要「粉底」，以為拿粉直接塗上去即可，還騙客人說專程去日本學回來的技術，因此常被客人抓包取笑。後來幫過數百位小姐化過妝後，技術變得很好，捧場的人也變多了。那時生意好的時候，一天可以賺五萬多元。我總是會有一些鬼點子。
信堂：所以，做生意的期間沒有創作？
明哲：也是有，回家的時候作，但比較少，因為人總是要生活。
秀珊：聲色場所小姐會不會影響您的創作呢？
答：不會，我這個人並不會想入非非，雖然有些小姐總是會誘惑我，提議要用「服務」來抵化妝品，但是我清楚知道自己的目的只是要賺錢。
秀珊：您結婚不久第一個小孩就出生了，是女兒嗎？現在多大了？
答：大概廿多歲了。我總共有三個小孩，但生日我都不記得了，因為數字對我很頭痛，我從來不記數字。
信堂：不賣化妝品以後呢？
明哲：因為化妝品市場越來越多進口貨，我預期本土化妝品業會很難做，因此後來轉行向日本化工廠學習做洗髮精。然後就自己印名片，騎摩托車全台灣四處舖貨，生意不錯，也賺不少錢，連父母親都北上幫忙包裝。我那時還是滿腦子想賺錢。
聆聽尤清演講 反對意識萌芽
信堂：那麼，您又是如何和反對運動扯上關係的呢？
明哲：大約在1985年，那時候還沒有民進黨。記得台北縣那時候被稱為「黨外沙漠」，尤清則是第一次出來拼縣長。有一次騎車經過板橋的一所國小，看到人山人海，現場傳來〈黃昏的故鄉〉(後來才知道是邱垂真的演唱)，我就因為好奇而跑進去看，剛好看到尤清在演講。那時我並沒有台灣意識，尤清所批評的，包括二二八事件、色情氾濫等，跟我心裡想的一模一樣。這讓我感到驚訝，但是很奇怪，心裡卻拒絕接受，因為我們受的教育是政府不能批評的，而這個人怎麼一直在批評政府？
秀珊：所以您初次創作後三年內所作的歌都是和愛情有關的嗎？
明哲：那是在沒有台灣意識之前，有了台灣意識(1985年)之後，就不再寫愛情歌曲。記得有一次去台北樹林拜訪客戶，發現員工有一份黨外雜誌，我好奇的問他：「你有在看這個喔？我也有在看呢！」。他輕聲回我說：「這樣，我介紹老闆給你認識」。那時候買黨外雜誌都要到書局，因為門外都有特務監視，所以只有熟人才有門路買得到。當時，我看了不少黨外雜誌，也聽了很多黨外辦的演講會，因為警方都會派員警告、制止、取締黨外集會活動，常引起民眾鼓譟反制。
我在樹林的一群朋友常一起討論「豬」如何欺負、糟蹋台灣人。當時民進黨剛成立，沒人敢加入，我們就秘密運作要先在地方組織民主聯誼會，決定了組織章程，並選定一位朋友住處開成立大會。結果，當天人一到，就看到警察已經在會場等待。因為沒有罪證，警察也只能監視。當場有一位小姐，很親切的招呼大家，要大家簽名並留下地址、電話，聯誼會就這樣熱鬧地成立起來。隔天，大家作檢討，一問之下，才知道根本沒有人認識那位親切的小姐。可見，當時大家是一群烏合之眾。類似這樣的故事實在很多。
維德：在知道鄭南榕的受難後，您就作了〈犧牲換來的覺醒〉這首歌嗎？
答：不是，是知道了施明德的家庭，還有很多人被抓去槍斃、坐牢，由於他們的犧牲才喚起了台灣人的自由民主(那時候還不敢講「獨立」)意識，我有感而發才作了〈犧牲換來的覺醒〉。
〈犧牲換來的覺醒〉 詞．曲：王明哲
失去尊嚴 來被壓迫 人生有啥意義？
人無自尊 像無靈魂 社會已無公理
台灣人 台灣人 愛覺醒 打拼為自己
榮華富貴 無啥意義 犧牲換來覺醒
試聽網址： http://odeo.com/audio/6615463/view
鄭南榕自焚 引燃創作火苗
維德：〈台灣魂〉是為鄭南榕自焚而寫的嗎？
答：是的，我為Nylon的自焚寫了三首歌：〈台灣魂〉、〈Nylon〉、和〈獨立作主人〉。但那時候很敏感、不能唱。
剛才談的〈犧牲換來的覺醒〉是我的第一首政治歌曲。後來洪奇昌當了國代，我曾到他樹林服務處參加他的講座，他要我去找邱垂真及周清玉。隔天，我就去找邱垂真談，剛好他們要在馬偕醫院九樓辦首屆的「台灣人權之夜」，於是就邀請我參加演出。這是我第一次上舞台表演，那天我就唱〈犧牲換來的覺醒〉，唱完後才發現很多人在掉眼淚\。那時候主持人是蘇治芬，唱完後叫我不要走，後來跟我說，星期四在仁愛路圓環我們有一個演唱會，問我可不可參加？就這樣，我走入了反對運動。
本土音樂創作者串連 用歌聲激勵反對運動
明仁：那時候有個朋友帶明哲兄來找我。因為當時是三月學運、反軍人干政，我都當召集人，實在太忙，所以介紹了一些作家，如林央敏等，給明哲兄認識，請他去找他們。當時邱垂真成立一個「台灣歌謠研究會」，我們一起找了一些作曲家，如邱晨、朱約信、簡上仁、陳明章等。第一任會長是周柏雅，第二任是江蓋\世。
明哲：後來「台灣歌謠研究會」的活動常邀請我去演唱。其實，我真正的創作是鄭南榕自焚後才開始。那時並不認識鄭南榕，只知道他經常為爭民主打到頭破血流，後來因為爭取百分百的言論自由，在他辦的雜誌刊登了許\世楷的〈台灣國憲法草案〉，遭憲警包圍欲以逮捕而自焚身亡。Nylon是一個隨性瀟灑的人，演講時常只穿拖鞋，他無所避諱，在台上大談台獨理念(當時是禁忌)。鄭南榕自焚給大家的衝擊很大，我就寫了〈台灣魂〉、〈Nylon〉、和〈獨立作主人〉這三首歌來紀念這件事及抒發當時的情感。
〈台灣魂〉賺人熱淚\ 造成搶購
信堂：可否談談1989年《台灣魂》的製作過程？
明哲：有一次在演講會台上現場唱〈台灣魂〉，台下一個完全不認識的朋友，就突然丟給我一萬元，跟我說：「我投資一萬元，你去製作這首曲子！」，然後許\多朋友再集資幫忙把曲子做出來。
當時因為沒有製作的經驗，到電台錄音時，從演唱到製作完成全自己一手包，吃了不少苦頭，不過，這首曲受到熱烈歡迎。有一次託高雄的陳三興製作了三千份，兩天就賣光光，後來又追加了五千份。這個專輯也在海外受到台灣同鄉的歡迎，因此我與阿仁(陳明仁)也受邀到美國巡迴演唱。
明仁：美國巡迴過程中發生一個有趣的插曲。有一次遇到林心智(也是作曲家)，他興高采烈地跟我說：「阿仁！阿仁！我要跟你介紹一首好歌，它叫作〈台灣魂〉。」我聽完之後差點昏倒，就笑笑回他：「你沒有看背面的介紹？我是製作人呢！」。
〈台灣魂〉都是王明哲親自填詞，只是我認為其中的「死作台灣魂」若改為「生作台灣魂」，聽起來比較強烈、有文學性。
明哲：剛忘了提，自從Nylon去世後，我就經常唱這首歌：
受人糟蹋 命運遮呢歹 一代過了擱一代
台灣人 四百年來 遭受迫受攏呣知
子子孫孫無甚了解 先祖打拚的悲哀
西班牙 荷蘭滿清 日本到阿山來
受人糟蹋 命運遮呢歹 一代過了又一代
明仁：這首榮德有幫忙填詞嗎？
明哲：沒有，這首詞都是我填寫的。榮德幫我的是〈四百年的台灣人〉這首的第三段「四百年來 呣識佮己作主人」，這句是他寫的。還有最後的「海風無情、波浪不斷」也是他加進來的。因為我不是研究文學，在表達的力道上往往不足，所以很感謝阿仁在這方面的幫忙。
巡迴美國演唱 感動台灣同鄉
維德：這大概是何時的事？
明仁：1990年左右吧，我與明哲是89年認識，92年與明哲、豐惠到美國巡迴演唱。
明哲：92年到美國演出，台灣同鄉都很感動，有些人受黑名單之累有鄉歸不得，更是聽到淚\流滿面。很多人都主動捐輸，贊助旅費，一百、兩百美金的捐，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抒解他們內心的苦悶。
信堂：自從您聽了尤清的演講、一直到鄭南榕自焚以後，所有的創作都是用台語寫的嗎？
明哲：對，這段期間不再作華語歌。全部都是台語，而且都和政治有關。因為了解台灣歷史以後，整個觀念思想都改變了。當然，後來也受到史明很大的啟發。
史明是政治運動的啟蒙導師
維德：與史明是如何認識的？
明哲：當初也沒聽過史明(施朝暉)這個人，是有一個姓陳的朋友主動來拜訪我，跟我說，日本有一個老先生要請我幫忙寫歌。
當時我是想，我一生沒有出過國，也沒有搭過飛機，現在有人願意出旅費，免費招待食宿，請我到日本玩，何樂而不為呢？但是我也沒有馬上答應。又過了一個星期，他又跑來跟我說，日本的老先生希望我先搭機到日本看看，後來我就答應了。於是他就幫我買機票，教我如何去找史明等等。這是1990年的事(「獨台會」案在1991年發生)。
到了日本後就有人接應，帶我去見史明。第一天老先生也沒說什麼，幫我準備了日常盥洗用品，大概想讓我好好休息。第二天老先生就跟我聊天，問我「是那裡人？」、「為什麼要參加反對運動？」等等問題，最後他問我：「台灣為什麼要獨立？」我回說：「我不知道」，他就說：「這樣你沒有『理念』！台灣要獨立也要有理由啊！」
之後，他就開始向我講述台灣歷史、四百年來台灣人是如何受壓迫等等，他用最淺顯的說法讓我了解台灣為什麼要「出頭天」。他說，「出頭天」不是讀書人的用語，是一般勞動大眾的話，意思是台灣人從來都是當奴隸，不曾當過自己的主人，所以要「出頭天」，也就是要「獨立」，而「獨立」是二二八事件後由知識份子整理出來的用辭。
另外，史明前輩的教導也讓我了解不少事情，例如台灣人如何長期受外來政權統治、社會結構不公平的問題等。他也介紹了馬克思的思想，他說，當時許\多思想家都只「說」沒有「行動」，只有馬克思才身體力行、付諸行動，甚至三個兒子都因此餓死都不後悔。馬克思一生為實現理想奮不顧身，站在弱勢一方，替他們奔走奮鬥，這是後來許\多知識份子崇拜馬克思的原因。
最後他教我，作為一個社會運動者的「立場」及「自我定位」要很清楚。他說，國家認同一致的人，並不一定可以一起做事，「立場」可能並不一致；而「自我定位」是指要清楚自己能扮演的角色，以及資源要運用在何處，都要很清楚。當然，一開始也不太清楚史明前輩的論述，後來要我讀他親手寫的一本有關哲學的書，書裡講述有關馬克思的「唯物論」、「唯心論」、以及哲學上的辯證方法等。他說，政治思想要以此作為基礎，許\多台灣的政治人物就是沒有哲學基礎，後來才會變質走樣。史明的這本書相當厚，要我回台後慢讀，把它作為思想的基礎。
維德：您在日本接受史明的訓練多久？
明哲：總共受訓了一個星期，都是他在講課，其中有一天「放風」。因為之前認識了在日本留學的蔡益達(?)，很熱心要我有機會到日本就去找他，剛好身上有他的電話，那時我就趁「放風」的時間打電話給他，他很神秘的跟我說：「你明天放假出來，不要讓史明知道是來找我，我介紹一個朋友讓你認識」。
隔天，我就搭車赴約，結果一去遇到的就是黃友仁(黃昭堂)。當時彼此雖不認識，但他辦一桌很豐富的日本料理大餐\招待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道菜上面是一艘船，船上裝滿了生魚片。用餐\間大家彼此介紹、閒聊，雖然是初見面，言談中感受到黃有仁是很浪漫的人，他跟我說：「國民黨如果沒有倒，他就不會回台灣」。其實當時我對政治還是矇矓無知，並沒什麼理念，台灣歷史的始末完全不了解，更不認識什麼政治人物。
結束了訓練課程後，雖然是冬天氣溫很低，史明先生還是親自送我搭機，臨別時看到老先生流下兩行眼淚\，當時我情緒也壓抑不住，心想：「一個老生先一生為台灣付出，年紀這麼大了，天氣又是這麼冷…. 」這讓我一路上哭著回來。
老先生有交待，作為一個獨立運動者不要想出名，只要腳踏實地、默默耕耘，越平凡越好，要暗中吸收同志、拓展組織。我回來之後遵照著史明先生教導的方法去做。當時史明有自製一部影片，黑白的又不太清楚，我就與王文祥(?)帶著影片與資料一起到處拜訪朋友。
維德：您有一首歌叫〈台灣民族主義〉是從日本回來之後創作的嗎？
明哲：是的，另外一首〈四百年的台灣人〉也是受史明的影響創作的。後來經過了半年，史明先生又派人送來訊息，告訴我只受訓一次是不夠的，一定要再去一次，而且這次可以邀一個朋友同行。因此，我又再度赴日，所以我就帶第一次贊助我的楊文慶(?)一起去。當然，經過了第二次的受訓後，史明的理念就更加明白了解，回來之後判斷人、事的「立場」也就看得更加清楚。所以那時候對於各個政治人物的立場我心裡都有一個譜，不再隨意相挺。其實那時候我比較支持「新潮流」，因為站在社會運動的角度，他們比較關心弱勢、勞工。
在楊文慶後，我又推薦了鄭瑞明(?)，就是全台灣選里長贏得最漂亮的那個。這個人從小失去父母，國小沒畢業，只是一個工人；當時我們那區的里長姓賴，是「田僑仔」又大學畢業，條件很好，所以沒人敢出來跟他競爭，後來我就慫恿瑞明出來跟他選選看。
瑞明住在樹林鎮不滿二年，沒唸書、沒有錢，更沒有經驗，因此也不知道怎麼選，只好天天在家裡看世界杯足球賽。沒想，有一天一個鄰長跑來找他，問他為什麼還不動？原來國民黨候選人決定不買票，樁腳窩裡反。
所以，我們就幫瑞明拿主意，拿報紙寫文宣到處貼，然後印名片四處拜訪，瑞明就拿掃把到各地幫人掃地。為了向選民交待，直到選前最後一夜勉強辦了一場講演會，都是講「二二八」、國民黨如何迫害台灣人等事情，把最辛、最辣的全講出來。結果，隔天票開出來，竟然贏對手四十多票，這是民進黨在樹林唯一當選的里長。現在想起過去的這段還覺得有趣。
信堂：您是90年到日本，91年到美國巡迴演唱的嗎？
明哲：是92年。我與明仁、豐惠組成「台灣三人行」到美國巡迴，第一站到洛杉磯，接我們的就是Jeff(江仲驊)。在洛城我認識了鄭良光、陳雷等好朋友。陳雷拿一首詩給我，這首詩就是後來〈永遠的故鄉〉的詞，曲的部份我在洛杉磯時就譜好了。
創作蓄積台灣人衝破禁忌的能量 是台灣珍貴的資產
秀珊：許\多本土歌手或藝人，像陳明章等都有唱片公司幫他們，但剛提到，您大部份作品都無機會發表，本土政權執政也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您有沒有想過用什麼方法把您的作品整理出版？還是說，史明影響了您，讓你不想追求名利？
明哲：台灣已政黨輪替成功\，社會多元開放，與戒嚴時期的情況有很大的改變。台灣的社會運動也逐漸消失，沒有革命的條件，剩下的只有選舉。我的每一首歌的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如海外黑名單的問題等，每一首歌都蓄積著台灣人衝破禁忌的能量，都是很感人的。現在問題是要如何呈現，表現出它的歷史深度，以及台灣人長久甘願犧牲奉獻的人文質素。依我的個性，我會想辦一場晚會，將過去反對運動的歷史，好好的用歌來表現。
信堂：是不是可以說，目前的唱片市場沒有給您呈現作品的機會？
明哲：是的，生意人並沒有歷史觀。一個台灣意識強烈的人，他有史觀，是一個文化人，可以體察歷史的重要性，但生意人重視的是利潤。
期盼出版舊作 對歷史交待
信堂：您有很多作品沒有發表，有些已經遺失的，是否可以恢復，然後將您的作品整理出版？因為您的作品承載了台灣反對運動的重要歷史，另外，也對推展獨立運動很有幫助。獨立運動不能只是講口號，歌曲是一種利器，可以感動很多人，所以您的作品不出版實在很可惜。
但出版也不一定要靠生意人，生意人對您的作品也不一定有興趣，是不是可以考慮自己出版，然後運用網路自己來銷售？如果CD製作出來了，再來配合辦一場大型的發表會，從您最早的歌曲介紹起，等於把台灣的反對運動歷史唱了一遍。表演時以您的歌曲作為主體，可由您來唱，也可以依歌曲的特性，有些用大合唱的方式呈現，有些用某種合適的樂器來演奏。我個人欣賞您的歌曲時，覺得旋律、節奏都很好，可惜大部份都沒有作成CD。
明哲：比較正式製作的個人專輯只有《海洋的國家》，過去的作品很多沒有製作，有製作的也都不夠專業。如果要對歷史交待，把台灣有關社會運動的歌曲作完整的呈現，在做法上就要好好的企劃，讓任何看到這張CD的人都想買，而且買完後覺得有收藏的價值，然後再介紹朋友來買。這張CD應該與台灣的歷史、文化、反對運動都有關係，這才是它的價值所在。但這張CD不是在表現藝術，而是在表現「台灣精神」。
信堂：但我認為表現「台灣精神」也可以是一種藝術，就像在作《台灣魂》時是一種哲學，而唱「建國」歌曲時也是一種情感的抒發、也是一種藝術。
明哲：這我同意，有文化素養、有歷史觀的人寫出來東西當然較有深度，給人在視覺上、感受上完全不一樣。
信堂：當然這部份必須能找到一個能夠好好策劃的人。
明仁：我比較關心的是，剛剛提到的一些歌曲應該要配合專書來介紹。
信堂：是，如果能將每首歌背景詳加介紹，並集結成書，然後書與CD專輯能一起發行，這樣聽眾比較能一窺全貌。所以，第一步的工作應該是把所有的歌都整理出來，那些散佚的作品，盡可能由記憶中回想，重新寫譜、填詞。
明仁：趁年輕、趕快做，應還來得及。
商人不做 可自己獨立製片
秀珊：當我們在整理有關於明哲兄的資料時，發覺許\多人的講法，尤其是時間，都很不一樣。另外，您的有聲出版品，散落各處，例如《台灣之歌》第一屆及第二屆都有收錄您一首作品，而在《海洋的國家》專輯雖然是系列性地幫你收集，但又缺少創作的背景資料，這很可惜。如果唱片界不想做這一塊，其實我們也可以自己來做，類似「獨立製片」的概念。
明哲：在商業考量下，政治敏感性的作品自然會被篩選掉。《海洋的國家》這個專輯的賣點其實是這些幫我寫「序」的人，我去請託他們時，每個人沒有第二句話，馬上寫給我，如辜寛敏、林鐵雄教授等。
信堂：也因為覺得可惜，又怕發生遺憾，下期的共和國雜誌才想到要以「音樂與國家認同」為主題，想辦法做一些亡羊補牢的工作。
明哲：我的看法是，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作，因為音樂是有血有淚\的東西，容易感動人心，問題在於如何去呈現，而這並不是一般人可以處理得好的，剛提過，一定是專業、有文化、有史觀的人來處理，並不一定只靠商業行銷包裝就可以完備成事，因為其中的原汁原味不容易呈現。
歌曲創作 用感性的軟訴求行銷理性的硬道埋
信堂：行銷包裝也是必要的，因為我們有真材實料，如果再加上好的包裝，就容易成功\，這一部份也是要注意的。
秀珊：在您出《海洋的國家》後，《新台灣週刊》有一篇報導，其中提到說，這個專輯很可惜，為了行銷包裝而把其中的精神拿掉，雖綜合了各重要作品，但背後的故事卻付之闕如。
明哲：這我同意，這其中有些為了商業化，而作了一些改變與處理，譬如說其中一首〈你我攏是一家人〉，我的feeling不是這樣，但還是作了一些更動。
信堂：關於「行銷」，我認為並不只是在賣CD，也不只是要很多人來買CD，而是在賣「背後隠藏的東西」，只是我們用比較好的包裝，把原本硬梆梆的道理，用比較軟性、令人感動的方式來讓人接受。「行銷」就是要讓大家能有機會，並願意嚐試欣賞你的作品。我們編共和國雜誌也是同樣的道理。《共和國》 並不是要編給自己看的，而是要給外界來看，所以加強了內容與包裝。你的CD是在行銷「你自己的東西（理念）」，而不是為了配合市場、為了
賣錢來作行銷，這樣才能顯現它的價值。
明仁：講到市場，很多人一聽到是台語歌，連聽都不想聽。若是為了包裝而犧牲了重要的東西，讓願意聽的人又聽不出其中的精神，反而變得沒有特色。最後，原本為賺錢的商業化考量，因為沒有特色而賣不出去，最後反而變成反商業化。
非主流音樂的行銷：也可以「外銷轉進口」
信堂：事實上不用去拜託台灣的主流媒體，像閃靈的Freddy到世界各地巡迴演唱，得到當地媒體的報導，然後國內的媒體也就不得不跟進大幅報導起來。所以「行銷」不一定要靠國內的媒體，只要能獲得國外的認同，就能有免費而且很好的效果。而我們要有一個想法，你的歌並不一定要感動到50%的台灣人，只要能多感動一個人，再由那個人去感動另外的五個、十個人，這樣就很有價值。
明哲：台獨理論讓大部份人感到生硬，要能從生活中就地取材，例如我有一首歌是在闡述詹益樺的故事，雖然最終都是在訴求台灣獨立，但是用感性的歌聲來表達，更能深入人心，這就是我寫歌一貫的理念。